希特勒定律为什么能够成功在中国推行?
希特勒定律: 希特勒的统治术之一的定律就是,
“只要在一个地方实行高压管理模式的时间够久,
久而久之那里的人就会习以为常而不会以为当中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 不过希特勒没有来得及证明他的理论就灭亡了。不过,希特勒的理论却在中国大获成功, 统治中国七十年的中共,长期实行高压管理模式,让其政权获得巩固和稳定。 特别是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后,把中共的高压管理模式提高到了一个更为高压水平, 而国际社会和中国的民众都逆来顺受的接受了习近平,有人是他是习特勒,的统治模式, 一直到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团队进入白宫以前,都没有人对习近平提出异议。 习近平以能迅速取得绝对的权利,全假反腐之名,得到农民工、城市贫民,失业者、 乡村农民与小中产知识分子人士的广泛支持。而且在这一段时间,人们家庭生活都有了 一定的改善,不再受穷挨饿了。毛泽东使他们的父亲变穷,但是习近平给了他们工作。他们想要的 就是安全保障,就是国家能够提供工作,而且他们能够有健康保险和养老金,缩小了贫富差距, 每个人都有了工作机会,习近平让他的这些梦想基本上实现了。民主自由尽管很美丽, 但自由却不能作为他们的消费品。民主也不能当饭吃。 习近平的支持者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多,学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身处的世界。 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永远用小人物的眼光去观察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也不过是安分守己的期待,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小人物的为人处世经验而生活的人群。什么能够安全、什么是危险、什么对自己个人利益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 如何摆正与国家领导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中共统治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中共的洗脑上, 并不认为中共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接受自己成为 “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而根本不进行深入的逻辑推理和思维,他们完全把生活上 的富裕归功于中共 而不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开放,为中国提供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物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
中国式的小人物的思维模式不是一条连续的平和的曲线, 而是不连续,间断的, 跳跃的不连续的折线,
正如威班奈特(Milton J. Bennett)教授描述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中国人的 想法中缺乏精确的分析力和抽象的分类能力,主要喜欢用具体的形象,唤醒情感以及 激发行动和热情。并且力求在真实的事件和物体上,和象征它们的标志或符号达到统一。 这样的分析,就可以解释当年何为“文化大革命”可以在中国兴起,而且更能够解释 今天中国官方、媒体和网域上,经常打着爱国爱党旗号四处征讨敌人的反应。 包括近期一度狂热的变态的抵制NBA的行动,都带有类似的思路。班奈特说, 思想跳跃正是中国思考模式中特有的“置换法”,和一般西方人着重概念、原则的逻辑 不太一样。 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在一个高压管理模式的政权统治下,不但没有任何的不满而且还沾沾自喜, 认为他们很安全,很稳定,很满足。 不仅仅中国人习惯于中共的强权统治的高压管理模式,
而且西方世界也屈服于中共的强权统治的高压管理模式。
近年了国际上兴起的西方公司向中共的道歉之风就足以证明 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引起的风波,, 挪威给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后, 中国官民大举抵制挪威, 立马有挪威国会议员出来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确实不该冒犯中国的法律 (刘晓波是被判刑入狱)。当时中国官民也数度强调挪威“伤了中国人民感情”。于是, 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和随之附予的思想和行动,就全被国际社会稀释简化了, 就连和平奖的内在意涵对很多人来说也无关痛痒。 无论是支持“中国反击有理”论,或是“中国惹不起”论,恐怕都正潜移默化成了 西方世界面对中国的应对基础。问题在尽管推论“正确”,却未必是“正常”, 而在中国巨大身影之下,做表面看起来“正确有利”的事,似乎又比做“正常” 的事来得妥当许多。 西方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屈服,是因为市场利益之诱饵,也因为经济利益的诱惑, 还有其武吓的恐惧,或者被它华丽的现代化风貌震慑,进而有效地影响了西方精英原本 具备的分析性思维。 最好的证明就是西方自由世界,特别是欧盟和日本,澳洲对于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采取 的种族灭绝政策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批评抗议而是保持沉默或者轻描淡写的说几句。 至于在香港问题上,欧盟,日本更加丧失了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特别是英国完全是抛弃香港而不顾,让大不列颠蒙羞。 当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团队入主白宫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改变, 川普敢于直面中共的高压管理模式说“NO!” 不过习近平面对川普的挑战,在中国,他的权利是否会产生危机,应该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他在国际上为所欲为的霸道行为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去不复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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