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这一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高伐林-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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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拉热窝这一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2014-12-23 11:51:30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与中国本来远隔万里，不幸，20世纪地球上的列国，彼此已有了复杂瓜葛，危机逼近中国。杨度写下《君宪救国论》，通过总统府内史报给了袁世凯。假如这篇文章当即公开发表，一定会引起极大争议，那么袁世凯或许会有所犹豫。但是由于是“内参”，袁阅后大加赞扬老高按：“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德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这是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茨1979年12月29日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演讲的题目。从这次演讲之后，“蝴蝶效应”成了大家常说的一个词。 “蝴蝶效应”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的反应，现在被归于“混沌学”的研究范围。 “蝴蝶效应”通常用于天气啦、股票市场啦等等在一定时段难以预测的比较复杂的系统，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也常用应用这一概念——十年前好莱坞有部电影《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就将心理上的问题，用这个概念来作诠释。 “蝴蝶效应”来源于美国60年代初的发现。在《混沌学传奇》与《分形论——奇异性探索》等书中，皆对洛伦茨为什么会在1979年做那样的报告，追根溯源：“1961年冬季的一天，洛伦茨（E.Lorenz）在皇家麦克笔型电脑上进行关于天气预报的计算。为了考察一个很长的序列，他走了一条捷径，没有令电脑从头运行，而是从中途开始。他把上次的输出直接打入作为计算的初值，但由于一时不慎，他无意间省略了小数点后六位的零头，然后他穿过大厅下楼，去喝咖啡。一小时后，他回来时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他发现天气变化同上一次的模式迅速偏离，在短时间内，相似性完全消失了。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输入的细微差异可能很快成为输出的巨大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在气象预报中，称为‘蝴蝶效应’。” 在历史学研究中，人们发现，“蝴蝶效应”更比比皆是。谁能想到，中国演变到今天，竟然源于100年前遥远的萨拉热窝的一声冷枪？前天读到马勇的文章《一战与中国：一个历史节点》，用简明扼要的文笔，勾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引起的欧洲和全球的连锁反应，以及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复杂影响。文章不算长，要言不繁，颇值得一读。马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萨拉热窝的一声冷枪，并不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历史演变的唯一原因，当然，更不是直接原因。（“蝴蝶效应”这个概念，说的就是复杂系统中多种因素交叉作用），但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去较少关注的角度，让我们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民国初年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和袁世凯本人举措的功过。一战与中国：一个历史节点马勇，网易财经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国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视察。在拥挤的大街上，斐迪南大公夫妇兴致勃勃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突然一阵骚乱，斐迪南大公夫妇被枪杀毙命。事后查明，凶手为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蝴蝶效应：中日不同反应萨拉热窝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然而这一枪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7月28日，奥匈帝国出兵塞尔维亚，为斐迪南大公夫妇复仇，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序幕。奥匈背后有德国，塞尔维亚背后是俄国。7月30日，俄国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并警告法国保持中立，不得选边。法国当即拒绝，德国立即向法国宣战，并迅速侵入中立国比利时。比利时是英国的安全屏障，德国入侵，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不得已卷入战争，对德，以及奥匈宣战。这场混战与东方并没有关联，但日本自从甲午以来相继打败中俄两个大国，自以为跻身于世界强国俱乐部，格外热衷于国际事务。日本与英国有同盟关系，英国参战后照会日本：假如战争波及远东，务请协助英国保护威海、香港。日本迅即表示一定会采取必要措施。英德两国在远东都有巨大利益，英国不仅占有香港，而且租借了威海卫；德国租借胶州湾，也就是后来的青岛，其经济影响力遍及山东及华北。英德战争肯定会在中国打响，中国会怎样应对？中国与交战各国都有关系，不坏，也不是铁杆，因而中国的选择是洁身自好，置之度外。8月3日，外交部发布一个通告，强调交战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交战。紧接着，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切盼尚未加入战团的美国、日本两国能出面劝告交战各国不要将战火引向远东。和平期待固然不错，但中国要想置身事外，绝对不是一句空洞声明。美国没有声明，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都没有燃烧到美洲。是实力让美国令人敬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支持中国，赞同租界、租借地中立。而日本则不然。日本拒绝中国限制战区的建议，迅即接受英国邀请，派遣军舰至青岛附近海面游弋，以期配合英军歼灭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选边就是选边，参战就是参战，外交与内政无论如何不能搅在一起。中国可以不参战，不选边；也可以参战，可以选边。但做这样的决断时，一定要以国家利益至上，政党、派系利益不应在外交事务中提及。让人大跌眼镜的是，8月9日，外交次长曹汝霖竟然面告日使小幡酉吉，假如日本政府能对流亡东京的“乱党”首领孙文等断然处置，予以驱逐，那么中国可以允许日军在青岛登陆。中国政府此类做法，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当日军后来侵入莱州时，外交总长陆宗舆依然利用日人急于寻求中国帮助的心情，要求日本放逐居留日本的革命党人，用国家主权换取对政治对手的迫害。这样包藏政治私心的对外交涉如何不被对手牵制？日本参战，除了履行英日同盟的责任，主要还是要扩大在中国的权益。日本政治家清晰看到西方的混乱不会很快结束，这正是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最好时机。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要求德国在9月15日前将青岛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日德交涉关涉中国权益，日本在提交最后通牒时，也曾向驻日公使提交副本，外相加藤高明面告中国公使：日本并没有占领中国土地的野心，中国既守中立，自无参战之理。如中国自生内乱不能自平时，日本将和英国一起帮助中国平息动荡，维持远东和平。日本的说辞，具有极大诱惑力，这也是中国后来致误的远因之一。德国在接获日本最后通牒后曾与中国联系。过去十几年，德国在青岛、山东有巨大投资，这些投资的效益还没有充分显现。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德国希望将其在山东的权益交还中国。至于具体条款，德国希望战后再交涉。青岛、山东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只是将青岛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将山东优先开发权让渡给德国。中国此时如果大胆接受德国请求，那么只是提前终止租借合同，即便与英日发生某种不愉快，但大致上还可以理解。然而中国政府鉴于英日软硬两手，特别是日本的诱惑，竟淡然拒绝了德国请求。中国的理由很简单：英日反对。不便言说的理由是：1、日本已承诺会将青岛交还中国；2、日本会接受中国请求，驱逐孙文那些“乱党”，甚至帮助中国平息内部动荡。政府内部曾想到日本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将山东权益还给中国，曾与美国交涉，希望美国出面向德国接管山东权益，之后由美国还给中国。美国没有急于选边，其立国原则为贸易自由。只要不损害贸易自由，美国对世界事务并不愿意多事，所以对于中国请求，美国不愿得罪日本，拒绝考虑，仅劝说日本应确保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信守诺言，尽早寻机将青岛还给中国。对于美国的要求，日本再作郑重承诺：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只要德国无条件交出青岛，日本一定寻机还给中国。假如日本这样做，中日关系一定会在过去二十年和平发展基础上提升一大步，中国一定会感谢日本的担当、大度：对英国，够朋友；对中国，够意思。重演十年前“局外中立”故事日本为了盟国不惜一战，这是履行承诺。但日本不是发兵欧洲，与英军并肩对阵德国。日本选择了一条便捷的路，帮助英国在远东发难，摧毁、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基于这样的考量，日本无法接受中德磋商，无法同意德国将青岛交给中国。道理很简单，青岛交给中国了，日本还怎样帮助盟友呢？日本执意要用这种办法帮助英国，中国不希望这个结果，无奈与中国关系不错的美国不愿得罪日本；与中国关系也不错的英国也劝中国不必这样做。英国公使朱尔典劝告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接受这样的安排，不要去挣那些不切实际的虚名了。日本既然答应归还，就不必一定要从德国手里直接拿回了。即便德国现在将青岛交给中国，鉴于情势，又有哪个大国会承认呢？中国没有铁杆盟友，更没有必须开战的敌人。中国曾想趁机与德国翻脸，与日本一起进攻德国在青岛的军事设施，无奈日本不同意。面对世界大事变，偌大的中国，竟然被排斥在事件之外，除了青岛是中国的，似乎没有中国什么事。 8月23日，最后通牒期限到了，德国并没有按照日本指令给予答复。日本随即按通牒宣布对德宣战，与英军一起进攻青岛。在过去十几年，德国在青岛修筑了不少炮台。这些炮台基本上都是面对大海，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日本人对山东的地形地貌太熟悉了，甲午战争时，他们在山东作战，并在威海征服了最后的北洋海军。日本没有像德国设想的那样从海上进攻，而是绕到芝罘，从龙口登陆，由陆路向青岛推进。对于日本的做法，中国应起来抗争，应乘机直接介入日本不愿让介入的战争，而且是对日战争，因为日本这一次是不宣而战，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日本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报备借道龙口。据顾维钧回忆，大总统袁世凯获悉日军行动，还是山东都督的报告。日本显然违反了国际公法，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抗争理由。然而，袁世凯却不准备这样做。在总统府紧急召集的会议上，顾维钧被袁世凯点名首先发言，顾维钧认为，日军在龙口登陆的行动已公然违反了国际公法，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那么根据国际公法，交战国双方应该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顾维钧明白主张中国应动用武力，抵御日军侵略。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参事伍朝枢在发言中认为顾维钧的看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不是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祺瑞说，如果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袁世凯直截了当问段祺瑞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四十八小时。袁世凯又问：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段祺瑞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军队“不给力”，可能是袁世凯放弃武力抵抗的原因之一。袁世凯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支支吾吾不知所云，但可以肯定是外交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袁世凯环顾左右，期待各部总长说点提气的话，无奈各位沉默不语，静候总统指示。袁世凯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中国应该怎样做，然而我们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责任呢？他认为，国际法是人制订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国际法呢？袁世凯拿出一张事前准备的小纸条作为发言依据，他提醒各位同僚，十年前发生在东北的日俄战争，中国没有力量阻止日军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一条走廊，日军可以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区之外中国仍保持中立。(《顾维钧回忆录》，121页) 9月3日，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以山东龙口莱州及连接青岛附近各地为交战国行军区域。中国重演十年前故事，局外中立看着两个“友邦”在中国境内厮杀。十年前“局外中立”让中国付出了不小代价，人民惨遭蹂躏，付出巨大牺牲。中国的收获，就是借着日本的手驱逐了赖在那儿的俄国人。历史还会重演吗？袁世凯想到这一层，究竟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结局？ “二十一条”提出袁世凯划出一条供交战各国通过的走廊，表面上对各国平等，大家都可以使用。实际上，这个举措偏袒了日本，方便了日军进攻德国守军。这个政策一宣布，立即引起德国公使强烈抗议。口头抗议无法阻止日英联合进攻，德国的抵抗本来就是象征性的。仅仅两天，驻守青岛的德军就投降了，日本人浩浩荡荡开进，迅速接管了德国整个租借地，包括青岛，以及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日军的行动引起中方高度恐慌，也给中方出了一个难题。中方既然已默认日军对德军的进攻，并让出了一条通道，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遏制日军在山东的行动呢？中方自甲午战争以来原本就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心存疑虑，日本此时趁着欧战在中国大举用兵，不能不让中国人浮想联翩。 12月29日，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使日置益举行会谈，中方宣布取消中立战区，并让驻日公使陆宗舆正式通知日本外务省。日本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宣布，要求中方应与日方妥善协商后方能取消。英国公使也向中方施压，劝告中方应谨慎从事。 1915年1月7日，中国照会英日两国，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恢复原状，要求在中立区的日军必须尽快撤走。日本接到要求后并不接受，日本认为，中方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为未当，日军的行动不会受中方这个宣布的影响与约束。中方对日本的预感是准确的，日本确实不是简单地帮助英国赶走德国。英日盟约只是日军行动的一个理由，日本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列强忙于欧战而无法东顾，实现其亚洲目标。早在日军攻陷青岛后第三天(1914年11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议决对华交涉案，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十一条”。为了让处于第一线的外交官充分理解政府的意图，日本在军事行动进行时，命驻华公使日置益返国，面授机宜，并与政界元老反复推演交涉可能遇到的问题。在经过充分准备并报经天皇裁定后，日置益携带这份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华交涉纲要”即“二十一条”悄然回到北京，寻找一个合适时间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日置益以刚从东京返回为理由，请求外交部安排时间面见大总统袁世凯。经磋商，时间定在1915年1月18日。是日午后三时，袁世凯与日置益会面。寒暄后，日置益将精心准备的“二十一条”说帖面递袁世凯。日置益不忘追加一句：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此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实为两国之幸。(《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73页。) “二十一条”后来一直被理解为日本“灭亡中国”计划书，由于日本刻意强调以秘密方式进行，更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要求的担忧。“二十一条”分为五项，第一项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有扩大。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1898年以来中国让渡给德国的，现在日本通过战争控制了山东，事实上已接收了德国的权益。日本要求中国确认，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这个要求，类似于经济学上所说“确权”。 “二十一条”第二项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内蒙古东部享有居住、经营工商业、筑路、开矿等一切权利，将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延长至九十九年。这一项显然超过了日本此次在山东对德国的军事行动，不管日本用什么理由，都让中方觉得别扭，觉得日本有乘人之危的意思。第三项共两条，要求中方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的矿山不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这是一个具体的中日合资项目，同意与否，无关大局。第四项一条，要求中方不得将沿海各港湾、岛屿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在中方看来最严重的是第五项，共七条，日方要求中方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的警察、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日本享有南昌至武汉、杭州、潮州间铁路修筑权。日本在福建拥有开矿、筑路、建海港、船厂等特权。第五项，被中方视为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正如一些外交官所说，假如中国如所要求的那样聘用日本人，那么中国何在，与亡国何异？重建帝制的逻辑日本在对德行动之初曾承诺将青岛寻机移交中国。假如日本此时兑现承诺，即便日本不向中国提出什么条件，中国也一定会心存感激，尽量让日本分享中国的市场、资源。然而，日本在欧战爆发后太过膨胀了，迫切期望利用这个时机垄断亚洲。日本的行动，触犯了列强的利益，但中国最初又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及时将日本的要求向列强透漏。日置益当面叮嘱袁世凯谨守秘密，且就袁世凯接受这些要求的好处作出一个口头暗示。这个暗示，击中了袁世凯的软肋。日置益先谈了中国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政府“无法制止这些人在中国兴风作浪，除非中国政府确实能提出某种友好的证明”。日置益还说，大多数日本人对袁大总统的印象并不好，他们认为大总统是坚决反日的，中国更愿意与欧美国家亲近而与邻国日本为敌。“如果大总统现在接受这些条件，日本人民就会相信大总统对日本是友好的，而日本政府那时也将有可能向大总统提供援助。” 自从宋教仁被刺死亡以来，袁世凯确实受到革命党人的极大困扰，秩序失范，政治混乱，中央政府层面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政府与议会，国务院与总统府，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很难取得一致。中国没有在一战爆发后迅速介入，没有加入战团，不是中国不想，而是中国不能，政治的纷争让一切重大决策无限期后延。日置益的说辞引起了袁世凯的思考。在这次谈话中，袁世凯沉默不语地坐着。在袁世凯看来，“二十一条”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个打击使他惊呆了。据说，袁世凯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夜我不能对你作任何答复。”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03页。) 送走了日置益，袁世凯迅即召集外交部总、次长、总统府秘书长等会议，预定交涉步骤。在随后的日子里，中日两国外交官进行了二十多轮谈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一定压力，美国不希望日本趁着欧战无限度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至于国内民众，也在这次交涉中被政府动员起来了，各地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第一次介入外交冲突。面对中国政府的不妥协，面对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国际社会压力，日本一方面作些让步，放弃对中国最不利的“第五号要求”，另一方面不顾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于1915年5月7日悍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六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与口头威胁相配合，日本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在山东等地的日军开始增兵，日侨纷纷撤走。给人的感觉，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对于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与两国关系均非泛泛的英美两国高度关注。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应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是这个态度，劝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毕竟第五号已经删除。“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否则，中日冲突一旦发生，欧美诸国现在无暇无力东顾，吃大亏的还是中国。(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28页。) 英美的劝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决策。5月8日，袁世凯召集各部部长，以为英美等国无力帮助，而中国自身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得接受“二十一条”第一至四号中的部分要求。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地抗议运动此伏彼起，为挽回民心，袁世凯下令将接受“二十一条”那一天作为“国耻纪念日”。中国被迫接受日本的要挟，确实够耻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在中国转身，甚至改变国体后再次受制于日本呢？朱尔典的观点，是中国不够强大，因此中国应该以此为戒，埋头苦干，壮大自己，卧薪尝胆，十年复仇。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就在中日交涉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年轻政治家杨度，1915年3月提出了一个全新思路。他在此时撰写的《君宪救国论》，深刻分析此次中日交涉历史背景，以为中国此次无力与日本对抗，主要的不是中国实力上不如人，而是中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陷入了民主主义、共和政治的误区。按照杨度的分析，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让人尊敬的强大国家。而立宪，就是国家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越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治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在杨度看来，立宪、法制，而不是共和，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要想实现立宪，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才是关键。一个不可争夺的大位，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权威主义者，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而不是名义的、名词的进步。杨度的名言是：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君宪救国论》，《杨度集》，573页。)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完成后，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通过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报给了袁世凯。假如这篇文章当即公开发表，一定会引起极大争议，那么袁世凯或许会有所犹豫。而由于是“内参”，袁世凯阅读后大加赞扬，以为杨度的方案“灼见时弊”（陶菊隐：《政海轶闻·君宪救国论》）。国家改制无疑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袁世凯欣赏杨度的说法，但并没有听风就是雨，轻率采纳杨度的建议。袁世凯一方面听任各方面自由研讨，另一方面郑重其事委托美日宪法专家古德诺、有贺长雄进行研究。就其理论而言，民国成立以来在政治上的困境，当然与国体变更密切相关，但是中国既然踏上了共和的路，是否必须废除共和，重建君宪？以后世的眼光看，当然不必；但在袁世凯等人看来，要想克服日本带来的危机，舍此别无办法。基于这样的想法，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步伐被各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但当进入实施阶段，梁启超、蔡锷等人登高一呼，洪宪王朝未及开国而垮台。紧接着，《新青年》登场，新文化开锣，至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政治再转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 萨拉热窝的枪声，让中国历史方向发生了巨变，深刻影响了后世，直至现在。近期与相关图文：发奋推倒“民族脊梁”鲁迅之书被压弯的中国脊梁——世界艾滋病日谈高耀洁政府自己有智库智囊，要学者干什么？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说明什么中国国内研究近代史有了哪些变化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了么？当初设计民主很糊涂，用专制重建更扯淡 “袁世凯死了，中国也跟着输了” “革命理想高于天”？！ “党主立宪”引发的争辩还在继续 21条：日本与孙中山联手逼袁世凯就范纽约进行城市改造的一个典范（组图）孟菲斯的金字塔和纽约的“空中花园” 以三流人物的识见揣摩一流人物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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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贼999

留言时间：2015-01-12 22:35:16

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参事伍朝枢在发言中认为顾维钧的看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
～～～
即便今天的中國政府依舊還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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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莉88

留言时间：2014-12-25 19:20:37

柏林危机敲定中国现代历史走向

北明：柏林封锁和空运壮举对中国发生了什么直接影响？

史东：当时中国正在打内战。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争夺中国领导权正在打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这场决定中国后来社会性质的内战中，美国的参预与否对于中国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美国参预中国的内战，它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国民党，那么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的可能性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就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以前一直没有想到，导致柏林空运的柏林危及和中国当时的战局有什么关系。一直到１９９４年，苏联的一位前克格勃将军，叫苏多柏拉托夫，是专门负责西方国家军事情报的，他在１９９４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做《特殊使命》。在这本书里面，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当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了一个重要战略计划：要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挑起一场大的危机，转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注意力。

北明：柏林危机是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为了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而私下密谋好的？

史东：根据苏多柏拉托夫将军的回忆录记载，是这样的。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故意挑起的一次行动，以便转移美国对中国的注意力。这样，共产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国民党打败——在没有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之下。

北明：柏林危机的四八年，在中国确是国共两党内战的时候，也是中国的历史性关口。但您上述的信息有多大的真实可靠性？

史东：这个说法出自一位苏联政权高层人士的回忆录。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说法，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档案材料加以证明。不过这个说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许多历史学家接受。

北明：那就是说，美国拯救了西柏林，但同时却使中国陷入了共产主义深渊中？

史东：如果苏多柏拉托夫的说法成立的话，历史就只能做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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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otmoon

留言时间：2014-12-25 07:31:48

中国政府大大的愚蠢，

日本政府大大的缺德，

日本是中国永久隐患。。。让地震，海啸，台风，核电站来消除这个隐患。

罗素先生说了：中国的落后是中国文化的美德造成的。

有美德的文化面对缺德的文化，一败涂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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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岸

留言时间：2014-12-23 14:11:25

这篇文章的硬伤在于不清楚一战的原因，和影响，甚至连如今世界上关于一战的常识性的东西都没有涉及，因此至多是给出了现象，但没有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战在西方普遍被认为是war by choice，指的是当时欧洲列强都憋着要打这场仗，而这种战争需求是因为对殖民地的需求和”分配“不均等的原因，因此很容易解释这篇东西里所谓的中日反应不同的原因，因为两者是试图争夺殖民地，与已经变相被殖民的区别，从各自的利益需求来讲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也很容易解释战后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追求西方先进思想的原因，因为一战的结果是殖民主义开始衰落，殖民地地区人民普遍开始要求自由和独立，并形成世界潮流，而当时的中国也许是这场战争之外，但并不是在世界之外。
所以，所谓蝴蝶效应是无法用在这个事情上的，因为基于混沌理论的所谓蝴蝶效应是指不可预测的因素（混沌）导致某种无法解释的结果，但这种概念是无法使用在社会问题和世界事务上的，因为人是victim of habits，habits的变化是因为环境的变化，也因此人的社会行为或世界事务是可以预测的，只要能理解环境的变化即可，这是人们重视历史研究的原因，你不仅仅是要知道发生过什么，更要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在什么状况下会发生。。。
这与蝴蝶效应的概念是风那牛不相及的，因为自然界是混沌的，那是因为目前人类对于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的认知是有限的。但世界不是混沌的，人是有理性的，不同的人类行为取决于不同的需求和成本计算，这些都是可以预测的。
最后评价一下作者的思维，一战是发展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以中国人当时的环境和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是难以理解的这个战争的，但一战的结果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点没有异议。那么就出现如何解释这个现象的问题，一个看似与你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怎么会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这篇东西的解释是落入了玄学的概念，套用了混沌理论的概念来延伸，类似在混沌理论产生影响后，其作者不论在任何学术会议上把当时任何人类还不懂的事情都归结于混沌，也就是他的理论为一切未知提供了解释。当然，他也因此而那失去了信用。
其实具体在这篇东西涉及的问题上一个第一眼就可以看出的错误就是，如果这篇东西的论点成立，那么人类也就不要去研究历史了。
也就是荒谬的东西是很容易鉴别的。
最后解释一下混沌，那厮从坐在河边往水里扔了几个月石头观察水纹的干涉导致了混沌理论的发展，但其实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要素的认知是有限的，或不可能完全认知的，自然也就无法解释其相关性。但从哲学的角度讲，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具有相关性的，只是人类永远能不可能完全认知而已。
因此混沌理论给出了一种对不可预测的“预测”，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可预测并不具备相关性。
这是文科生性质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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