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发表违反社会道德习俗的文字,不是什么新闻,但哈佛大学发现了即将入学的学生的一些言论之后收回了录取通知,这传达出强烈的信号,表明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网络和社交媒体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老高按:上个星期,读到《世界日报》关于哈佛大学取消十名准新鲜人入学资格的消息,引起我的高度关注。 《世界日报》的报道说: 据哈佛大学学生校刊Crimson报导,一群收到哈佛录取通知单的学生,去年12月组成“庸俗好色青少年的哈佛爆红网讯”(Harvard memes for horny bourgeois teens)的脸书群组,他们互送跟贴、交换嘲笑性攻击、大屠杀、少数族群,和儿童死亡的照片及文字。 据Crimson取得的网页截图,有些人开玩笑说,虐待儿童具有性刺激;有些人刻意嘲笑某一个少数族群;有一个贴文上写“若墨西哥小孩在学校厕所上吊”,下面的图像写著「棒打游戏时间”(piñata time),其中还有不少有关色情的隐涉图文与卡通。 哈佛大学入学部发现这个脸书内容后,于今年4月中发出电邮,要求组群中曾传送不当照片的学生,披露每一张他们所传送的照片。约一周后,哈佛对至少十名学生发出“撤回录取”通知书,并表示校方撤销录取资格是最后决定。 这篇报道还援引一名新生披露:群组规定,任何要加入的人,都得先在旧群组上传侮辱他人的图片,才能成为成员。 我赞成哈佛校方杀一儆百的决定。但我认为,一下子就撤销录取资格,作为不容更改的最后决定,有“不教而诛”之嫌。在发现这些学生有昏头的苗头之后,是否及时警告和劝诫,并告知最后的恶果?如果校方这么做了,还有准新生无视警告,继续离经叛道、胡作非为,校方再给予撤销录取资格的严惩,才算“勿谓言之不预也”,咎由自取,“自作孽,不可逭”,怪不得人。 哈佛大学的这一决定,引起纷纷扬扬的议论。仅仅《世界日报》上就有多篇深度报道和相关评论,《学生贴文虽可议,哈佛撤销入学也惹议》《哈佛事件,言论自由底线怎么画?《哈佛震撼,华师提醒:善用社媒,传播正能量》……在网上网下更多场合,人们热烈讨论这一事件折射的多重含义。 今天读到《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两篇专栏作家的评论,很有启发,转载供网友分享。当家长的恐怕要更多地想一想和提醒子女。
哈佛扼杀社交媒体言论自由?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
前几天《哈佛大学校报》报道的一则新闻,引起大量美国媒体和中国网民的关注:10名2021届的新生,因为在脸书的小群里分享嘲讽性侵受害者、犹太人大屠杀、遇难儿童的表情包而被开除。中国的标题党,迅速以“新生因发表情包被哈佛开除”而大做文章。 哈佛大学表示,撤销学生入学许可是最终决定。两个礼拜前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才刚到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见图),这岂不是给社交媒体打脸?
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到哈佛毕业典礼演讲。
美国媒体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法学教授,他们一致认为:新生不受宪法修正案保护,没有言论自由!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宪法法学教授苏珊·布洛赫说:“宪法真的不适用于这里……宪法限制了政府压制言论的权力,而不是私立大学。” 只有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荣誉教授艾伦·德肖威茨不以为然。德肖威茨本身为犹太裔,曾经因成功辩护1994年轰动一时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而名噪一时。他虽然自己没有亲身看到这些犯忌的帖子,但是“听起来哈佛大学正在侵入学生的私生活”,认为这样撤回入学许可将会起了很坏的前例:“在学术环境里惩罚学生的政治观点或个人价值观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些行动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这可能会影响这些学生一辈子。” 一辈子!就为了几则社交媒体里的发帖! 可以想见,在中国全国高考的同一周,这样带着哈佛和“言论自由”议题光环的新闻,迅速让中国网民质疑哈佛是否扼杀了社交媒体的言论自由? 其实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拥戴的言论自由权利,本来就受到内容、场合和其他因素的限制,色情、煽动暴力、还有仇恨的言论,都经常不在保护范围之内。所谓“言论自由”(Free Speech)本来就不是“免费”(Free)的! 而中国人对于这个事件的关注度,恐怕部分来自对于美国“言论自由”力度的错觉。其实在社交媒体的范畴中,言论的合法性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考虑。我认为哈佛事件的核心,其实不是新生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这些新生所显示的“判断力”和“品格”的问题! 我曾经在“多年后,我还能考上耶鲁吗?”一文中写过,近年来美国大学鼓励学生在提交申请文件时用社交媒体表达自己,但是同时社交媒体的纪录,也成为学校考察学生的资料。 和社交媒体一起长大的学生经常忘记了:社交媒体就是一个向世界公开的个人档案库,随着机器分析的软件日益普及,这些档案正方便地成为政府、企业、学校考核人的品质或行为的工具! 社交媒体的即兴性质,让人容易失去戒心。但是,发言有代价! 学生的冒犯性私人在线内容,已经成为许多校方阻止校园犯罪的关注点。去年,哈佛取消了哈佛男子足球队的赛季,因为球员收集了大一新生女子足球队的脸书和互联网照片,并根据颜值对她们进行评级。 最近特朗普政府刚公布,针对美国签证申请人推出了新问卷,问题包括最近五年的社交媒体用户账号名!虽然主要的目的是打击恐怖分子,但是近年来美国移民局经常用社交媒体来检测外国人的“非法行为”。 而中国人微信不离身的习惯,早已是西方媒体报道的共识,也因此三月间,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海关看到大半年前她在微信的聊天纪录,向朋友透露“我不喜欢这个学校,只是临时挂一下身份”,在被盘问三个多小时后,立即就被遣返回中国。这表示语言的障碍已经不能阻止监管单位对于跨国境的社交媒体内容进行侦测。
国情决定社交媒体的普及率
从平均数字看来,社交媒体的使用在中国的渗透率还不及美国。根据Statista今年1月的数据,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均普及率占人口的57%,而美国是66%。 但是我从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个数据的差异可能反应了中国人口基数,还有抽样调查基数,未能概括中国国内的地域性差别。基本上我觉得至少在大城市,中国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和参与度,比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更高。 这可能跟我曾经在华尔街当律师,在我周围的金融界跟律师界人士,很少人会花时间玩社交媒体有关。任何与美国股市相关的领域,社交媒体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雷区,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了企业保密机制,或是美国证监会信息披露的种种规范。 比方说我以前从事了很多上亿的大公司合并项目,最忌讳的是内线交易和公开并购前的股价波动。不但在所有的文档里,参与方都用密码代号代换,有时候为了避人眼目,双方的高层会选择在第三方的场地碰面。有一次我参与的项目甚至声东击西,动员十几个高层、投行家和律师,拔营到墨西哥谈判。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有一名团队队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露了自己的行踪,有心人便可以顺藤摸瓜,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还有,绝大多数的美国金融丑闻案,都是拿电子邮件作为证据而揭发。如果具有私密性的电邮尚且有这样的杀伤力,更何况是社交媒体? 从某种程度来讲,中国直接进入的跳跃式的数字时代,还有国情文化上的不同,感觉上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于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新话语权”有更开放的尺度。 根据Kantar在2016年2月发布的数据;62%的美国成年人使用脸书,推特或两者,56%的中国成年人使用微博,微信或两者。女性与男性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在美国为67%比56%,而在中国为58%比54%。 美国的社交媒体使用普及率虽比中国略高,但中国用户使用的时间更长:美国人平均每天使用脸书43分钟,而中国人每天平均使用微信48分钟。另外根据“今日社交媒体”在2014年的统计,91%的中国网民有社交媒体账号,但是只有67%的美国网民有社交媒体账号。 这和我的了解略同:有很多美国企业人士经常上网,但不见得玩社交媒体。 说说我周围的律师、投行、搞投资的朋友,很少人会有时间或精力去玩个人社交媒体,他们所在的单位也对于这方面有非常大的限制。可以说,从职业的角度来讲,行业与个人角色决定了以个人方式使用社交媒体的倾向。 对于需要面向大众的行业,如时尚、娱乐、零售及媒体圈,社交媒体可以是很利索的宣传工具,但是即使在这些行业里面,个人与企业所代表的形象有非常明确的划分。 我在雇用一名职员之前,必定会让团队先到社交媒体的网站搜索他们的账号,几乎过半都有令人糟心的状况。有一回我看到一位应征工作者,在微博账号里发了好几则长达40多字的“国骂”。什么情况?这不但显示发帖者有非常糟糕的判断能力,更让人思索: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居然会花那么多力气来写这么多脏话,她的负能量是不是太高了?这样的滥用语言暴力不适合当一个媒体编辑。 我显然不是少数:根据美国就业行业的领军网站Snelling.com,有86%的雇主在提供面试机会之前,会先搜查社交网络。 即使在雇用一个员工之后,除了再三叮咛他们,我也会不时观察他们的社交媒体运作。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小伙伴刚上班的第一天,便立马在脸书上晒出了她在办公桌前自拍的照片。我当然明白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能够在纽约摩天大楼里的一家“长脸”企业工作,是多么风光和值得分享的事儿! 问题是,她的电脑荧幕上正好是我们各大广告客户的营业额,和其他内部机密的信息! 还有一次,我们刚圈定了一位明星当杂志的封面人物,猝不及防,一位小伙伴就“啪噔”——把这位明星的照片往微博上发了,还写了几个字:“下期封面人物!” 问题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搞定,如果一旦有了变卦,便失信于读者;如果被竞争对手看到了,可能趁机搅局。所有工作上的资讯都是机密,而机密的世界不属于社交媒体。 “赶紧删了!”如果在办公室里常常听到这句话,就表示必须要有“员工社交媒体使用手册”,这也是近年来美国企业必备的内部管理工具。 社交媒体的使用,显然因国情而不同,可以从研究数据略见端倪。根据微软在2015年1月发布了对世界社交媒体使用分析的报告,呈现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对全球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意味着地理位置和社会状态的差异,也关系到不同人群受到社会媒体和技术的不同影响。 这个分析也指出,发展中国家有60%的受访者认为个人应用科技和社交媒体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是西方只有36%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社交媒体是发展中国家人们用来汲取新闻的渠道,改变了用户如何生活和了解周边社会。 今年6月6日发布的凯度集团最新《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用户对于社交媒体的影响指数达到79.8分,认为社交媒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人:70%认为让他们知道朋友在干嘛,69%认为社交媒体帮助他们知道新闻热点,61%认为拓展他们的知识层面。 同时,中国的用户也反应了社交媒体的害处:有48%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让他们看书的时间减少了,48%认为眼睛变坏了,42%认为造成睡眠不足!
美国大咖CEO不爱玩社交媒体
相形之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5月发布的调研,62%的美国成年人曾经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消息,其中18%的人经常由此获得新闻。这个数字虽然持续增加,但是似乎没有中国用户的高。 美国的社交媒体使用渗透率虽不低,但是在商业高层却并不普及。其实,在美国商业界和政界领袖,特朗普算是“异数”。尽管许多社交媒体传播者呼吁CEO们增加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但自2015年以来没有太大变化。 根据CEO.com在今年5月30日发布的“2016年CEO社交报告”,就美国人最常使用的6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推特、领英、谷歌+、Instagram、YouTube,研究了《财富500强》CEO使用社交媒体的状况,主要的发现有: 财富500强的CEO中有60%没有任何社交媒体的账号,比2015年61%略低。 2016年间《财富500强》名单中有75位CEO变革,其中只有29名新入驻的CEO积极使用社交媒体。 在这500名CEO中,26%有1个社交媒体账号,11%有2个社交媒体账号,2%有3个社交媒体账号,1%有4个社交媒体账号,只有一个CEO有5个账号。 领英仍然是首席执行官采用的首选,其次是推特。 微软的CEO萨提亚·纳德拉,Salesforce.com的马克·贝尼奥夫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玛丽·博拉在领英推出的新闻阅读应用程序《脉动》(Pulse)上发表文章。 苹果的CEO蒂姆·库克拥有最多的推特追踪者:在2016年底接近400万,目前(刚查了)为500万。巴菲特目前为止有128万推特粉丝,虽然只发过9个推帖,他的帖子转发率最高。 在2016年间只有36名《财富500强》的CEO使用推特(比2015年的50名降低),其中只有25个是活跃账号。 最大的社交网络脸书及其子公司Instagram拥有很少《财富500强》CEO用户。只有40名(约8%)的“财富500强”CEO有个人脸书页面,其中32个账号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已经不活跃。使用脸书的“财富500强”CEO平均每人仅有数百名追随者。 这说明脸书在美国总裁办公室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当然,这其中明显的例外是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他的脸书账号有7800万粉丝。 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的CEO如果设置社交媒体账号,基本上是把它们当做职业工具,这也说明为何他们倾向于使用领英和推特,因为这两个偏文字属性的平台比较适合推广商业领域的人脉和资源,也适合宣扬产品理念。相对地,偏向图片和视频分享的脸书和Instagram比较适合完全私人的互动。 而CEO没时间沉溺在完全私人的互动,我想投资他们公司股票的专业投资者和股民也不想看到他们成天往Facebook晒照片或刷段子。我认为无形中,这也有“上行下效”的指示功能。 在美国,社交媒体渠道的使用意愿、频率和渠道,显然与行业有关:高科技、零售、媒体和娱乐公司的高管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最热衷,而能源和航空旅行业的执行官最不活跃。 当然,有时场景让人忘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今年奥斯卡金像奖颁错奖的大乌龙,便是因为负责计票的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PwC)工作人员在颁奖典礼上只顾着玩推特,在最佳影片颁奖前一刻还在发影后艾玛·斯通的照片,因此才会出纰漏。据报道,PwC事前要求保管得奖名单的两位会计师,在颁奖典礼中不得使用社交媒体。这位出事的会计师已经从此与奥斯卡典礼这个客户账号绝缘! 就我在华尔街的体验,还有我周围金融界的朋友观察,对于高度受监管的行业,如金融、理财、保险,制药,医疗保健,社交媒体可能是一个法律的雷区。高盛投行仔细管制所有关于社交媒体的活动,对每一个官方的帖子、推文、签到和与商业相关的“戳笑”,都必须记录和存档。公司甚至必须对雇员的iPhone,办公室外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时间后发出的推文负责,即使像个人点击脸书帖子旁边的赞一样无辜的举动,也可能引来美国证监会的管制。 但是这些障碍并不限于“高度监管”的领域,服装零售商Francesca的前首席财务官吉恩·墨菲斯在董事会之后,从他的私人账户发了一则看似无害的推文:“董事会。好的业绩数字=快乐董事会。” 问题是:官方的收益尚未对所有投资者公布,因此墨菲斯的238个推特追随者,拿到了“内幕信息”,触犯了美国证监会的一个大忌。此后不久,他因“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公司信息不当”的罪名,被炒了! 另外,反讽的是,我们一边高唱个人隐私权的重要,却常常忘了社交媒体经常与个人隐私抵触。即使在媒体界,我也常常提醒工作的伙伴们:社交媒体就像一条专门露馅的尾巴,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老板知道你在上班时间玩手机,或在下班时间的糜烂生活,就多晒晒。 一般而言,有个很牛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不见得能在老板眼里加分,除非你专门负责企业的社交媒体。而在同样的情况下,有时老板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有闲情在上班的时间替自己涨人气,但是却没有办法完成交代你的任务? 所以我想美国“财富500强”的CEO之所以不太玩个人社交媒体,固然有部分代际、年纪因素,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或是请不起人帮他们打理,而是在整体利害之间的权衡,做了一些实际的选择罢了。 任何社交媒体的帖子和图片、表情包、吐槽、搞笑,都可能变成让外界判断人的证据。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学生,或是CEO,文明的社交媒体准则第一条,就是在发任何内容按发布键的前一刻,停下来问自己,套用社交媒体礼仪专家歌尔·韩德的书名:“你确定要发贴吗?”
你的网络言论有可能断送你的前程
Luvvie Ajayi,《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6月13日,翻译:晋其角
Luvvie Ajayi是《我正在评价你:进步指南》(I'm Judging You: The Do-Better Manual.)的作者。 由于在一个不公开的Facebook小组中发布有关校园枪击案、纳粹屠杀、兽交、儿童和少数族裔死亡及其他恶俗话题的恶意笑话,哈佛大学撤回了至少10名大一新生的入学邀请。 这些笑话是以米姆(meme)的形式发布的,照片或图像上叠加着图说,这种形式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年轻人在Facebook上发表令人不快的米姆不是什么新闻。这件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哈佛大学发现了即将入学的学生在这么做,并且收回了录取通知,这传达出强烈的信号,表明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其中一个笑话是假设把一个“墨西哥小孩”吊在学校厕所里当成皮纳塔纸偶。还有一个笑话是一个正勃起的精灵宝可梦(Pokémon)躺在床上,图说是:“当你想睡觉可邻居在打孩子时。”大多数米姆不适合在本报上发表或解释。 这种情况是一个严峻的提醒,那些从出生到成长都有高速互联网陪伴的孩子堪称数字时代的第一代原住民,我们却没有教会他们,虚拟行为也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后果,这是我们的集体失败。 自从Facebook被广泛使用以后,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班级在到达校园之前就开始用Facebook小组相互联系。每个毕业班通常也都有自己的小组。但是这些小组会开始形成派系,“特别雪花青少年耶鲁米姆”或“聪明人与荤段子米姆大师麻省理工米姆”这样的米姆小组现在尤其受欢迎。给那些准哈佛学生带来麻烦的是一个不开放的米姆小组,只有发布挑衅性米姆的学生才能加入。 你几乎肯定会为这些孩子们感到难过。他们没有意识到,“隐私”已经不再是隐私。它只是意味着你妈妈也许不能事后马上就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几年前,我开始给高中生和大学生们做讲座,告诉他们保持清白的数字声誉有多么重要。我想确保他们知道,虽然躲在电脑屏幕之后,但你输入、发布和分享的内容仍然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我属于过渡的一代,所以仍然记得社交媒体渗透一切之前的生活,但是现在我已经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2004年,我是伊利诺斯大学的大二学生,“TheFacebook”就是在那一年推出的,当时只提供给常春藤盟校和十大公立大学的学生。我在这个崭新的社交网络上注了册,并且从来没有回头去关注BlackPlanet或Myspace(顶多怀疑地看两眼)。 2006年大学毕业时,我进入市场营销行业,最后把社交媒体介绍给了我供职的机构。原来我们这些小孩都在瞎逛的平台也可以用于商业!这对我的下一步行动堪称完美。我得到一份非营利组织的营销协调员工作,负责教授其他非营利组织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的职务又有了扩展:我开始指导并传授社交媒体战略。 工作一年之后,我从老板那儿发现了他当初是怎么决定聘请我担任这个职务的。他把范围缩减到两个资质相当的候选人,但是我的网络声誉更清白,也就是说,当他用谷歌搜索我的名字时,没有出现什么奇怪的东西。 如今的年轻人——我们会称他们为Z世代吗?——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数字痕迹。他们诞生于技术时代,他们只知道高速互联网。当然,这意味着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整夜开着电脑,只为从Kazaa下载一首歌的痛苦与磨难,他们可能连Kazaa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在数字声誉方面处于最危险的状态:许多他们甚至不完全理解的行为都会留下永久数字记录,这些记录可以成就他们,也可以毁掉他们。 在面向年轻人的讲座中,我所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在网上发布的内容,无论他们认为多么私密,都是永久性的。 然后我告诉他们应当如何避免陷阱和重大错误,同时仍然能够坚持做自己。我是以文化批评为业的人,从不回避高声说出观点,所以我很有资格谈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在互联网上,你用不着过度净化自己的言论,或是表现得极其无聊。你仍然可以展现自己最为丰富多彩、最有趣的一面,同时也不致于让家人蒙羞。但是如果你不希望自己发布的东西最终在时报广场的超大屏幕上出现,那就不要把它发出来。 有了这个建议,那些挑衅的米姆,以及只需动动键盘的勇气就可以发布出来的东西,就不再有那么强大的吸引力了。 数字生活知识不能制止那些觉得把墨西哥小孩当皮纳塔很有趣的孩子们——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由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来承担。那些准哈佛大学学生的私密小组里分享的笑话,远远超出了挑衅的范畴,已经进入了仇恨言论的领域。但是,对于普通青少年来说,关于网络行为规则的速成课,也许能让年少轻狂的言行不被公之于众,让生活不会因为不成熟的行为遭到公开而脱离轨道。 如今,数字生活知识与财务知识同样重要:我们在网络上的形象对营利能力有显著影响。这不仅仅是对于年轻人的教训。成年人肯定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对高中生和大学生传授这些课程,肯定可以更好地阻止他们犯错。预防总比治疗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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