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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al的博客  
“朝廷不是让我隐蔽吗?”“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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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年毛泽东在陈再道的地盘饱受奇耻大辱 2016-07-01 18:54:11

Pascal:  公道博提到的几件事情中,其中一句是“ 毛泽东在武汉搞720事

件 ”。话的语态,略有偏差。不是毛要搞事,而是险些被搞。时隔49年,

第一次费时看罢下面长长的、饶有趣味和深意的叙述,才基本闹清前后的

原委。


因为,1967年7月25日星期二下午,我就在人大会堂北大门东侧靠近广场的

路边,爬上一棵挺高的大树树杈,站着看完了林彪副统帅出席、天安门广

场百万人聚集、欢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从百万雄师

掌控的武汉胜利归来的盛大集会。


武汉1967年7月20日事件惊天72小时


                  2015-06-23 23:12:12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本想坐镇武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最终罕见地乘坐飞机,落荒而逃。“北航红旗”早期负责人戴维堤在《逝者如斯》一书中,结合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书籍,还原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〇事件”。

(戴维堤,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在文革开始时为北京航空学院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学生,是该校最早反对文革初期由国防科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的人士之一,从而成为后来北京高校中有名的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导人。)

关于“七·二〇”事件,笔者见到多种版本。主要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师东兵写的巨着――文革章回秘史;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的有关记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还有一些互相传抄的文革“记实文学”作品和互联网上似是而非的东西等等。笔者认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和评论上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写书人有自己的权力评论任何事情,但不能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拿历史事实开玩笑。

话说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解决问题。

古人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省自文革以来,闹得一直很厉害。四川人可能爱吃辣子的原因,心直口快脾气急,好斗不怕死。怪不得部队招兵都愿要四川兵和山东兵。四川当时的“产业军”很厉害,大部分是复转军人,偏保守,支持军队。四川的造反派也不示弱,两派打得十分热闹。

云南也不安宁,在我老家山东当过老省长的赵健民在云南工作多年,一派保他,一派打他。昆明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大打出手。张力雄等人把李成芳的档案抛了出来,说李成芳是叛徒。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张力雄等省军区的五个头头抓了起来,闹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很着急,决定派谢富治、王力带人去处理问题,因为解放初谢在西南当过省委第一书记,当地部队曾经是谢的部下。

据王力回忆,派谢富治和王力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开始没有和林彪、周恩来商量。事情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来等人。毛泽东让代表团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赶紧释放省军区张力雄等人,再做张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为据薄一波证明,李成芳不是叛徒,历史上没有问题。谢富治向毛泽东建议增加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又增加了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等人。

可能考虑到官多兵少,有许多事务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够。毛泽东提议:老、中、青三结合,找几个红卫兵也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聂元梓不算红卫兵,蒯大富(清华)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已和姚文元去过阿尔巴尼亚(谭任副团长),从其他学校派人吧!

周恩来让王力、张根成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

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万一观点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团里打起来怎么办?不如从一个学校里挑。周总理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

张根成找到韩爱晶,经过研究,决定派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已去世。井长得人高马大,口齿伶俐,为人正直,政治可靠,当时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红旗接待过四川许多上访人员,认识刘、张(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点人物),对四川情况较为熟悉,是合适的人选。胡慧娟(女)是云南昆明人,熟悉云南的有关情况,也被选中。当时三人都是21岁。

另外,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

由于事情紧急,毛泽东让代表团准备一下材料,尽快动身。起程前,王力建议谢富治再去向周总理请示、汇报一下,周总理又向代表团具体交代了一些问题。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后,中央代表团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7月13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

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总理未说原因。

历史的事实是,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是突然变更的。武汉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因重庆的工作还未完,代表团实难脱身,总理让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呢?

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关锋接的电话,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这时井岗山突然说:“快7月16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7月16号去的。”

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汉了。几天来,忙得晕头转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听说毛主席要来武汉,代表团的人尤其是井岗山等四个人万分高兴。

于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飞到了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海军政委)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并把代表团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上午刚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在“百花一号”。(注:代表团成员李再含回了云南。)

以上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以谢富治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所谓王力“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去武汉,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捧腹。

在流传很广的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二期和《中国老年》杂志上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中说,王力在重庆“连夜和关锋通电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于是同意了。”

陈文中还说,“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民(听到后)肺都气炸了。”(注:陈老将军这话有点夸张,应当说是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肺气炸了。)

但椐王力说,“这四点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也未传达,而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讲的。”

还有,陈再道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时,我对主席说,现在群众只听中央文革的。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据王力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还有,陈文说,(1967年)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

王力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有什么资格去同林彪炮制中央军委的命令呢?事实上,这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说他背后为林彪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证。当时这十条基本原封未改动,王力还建议前面加上几句肯定解放军支左成绩的内容。十条命令是中央军委发布的,上面有毛泽东的名字。这怎么成了王力的‘功劳’呢?”

还有,陈文在引用1967年8月8日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时,故意砍掉了周总理的名字,只提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的名字(注:这不奇怪,陈再道写文章时,这些人早已全部成了坏人。这么多坏人都批评陈再道,那么陈再道自然是……,这真是个好办法。)

王力说,这个纪要既然牵扯到周总理的讲话,按说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来的名字干什么?何况当时吴法宪、黄永胜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长。

从以上看来,陈再道和王力的话出入很大,南辕北辙。如果是小小老百姓酒后茶余闲扯蛋,倒也没什么,但写历史,还是要以事实为据为好。看来陈再道和王力二人总有一人在信口开河,不说实话。

书归正传。7月14日中午,谢富治带领中央代表团进驻东湖宾馆后,已先到达的周总理立即召见了他们。(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的书中说他陪总理是十四号深夜到达武汉的,绝对记错了。)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哪里人等情况,然后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当时,总理根本未说要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

毛泽东每年都要到长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库,也可以游泳,但毛泽东不过瘾,他认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游泳才过瘾。他说,长江水深,水宽,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汉长江里有武昌鱼,那是他最爱吃的。

当然,毛泽东以70多岁高龄游长江,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这里还有政治。当时,大国元首的身体状况属于绝对机密。毛泽东身体健康与否,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后才知,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不仅是为了向全国、全世界显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

但是今年,毛泽东来的却不是时候。火炉般的武汉有好戏等着他。

一出北京就不顺,火车上的空调坏了,车厢里热的要命。

临行前,毛泽东让杨成武、汪东兴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拉上了专列,他要在火车上同郑维山谈论华北的问题。

7月14日晚上九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总理未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去接主席,而仅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主席。当时林彪、周恩来指定刘丰是在武汉保卫毛泽东的主要负责人。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两件事对之后发生的“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是原来武汉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百万雄师的人,周总理到来后,下令把百万雄师的人换成了另一派(造反派)的人;二是去机场接毛泽东主席不让陈再道去,毛泽东在武汉的保卫工作也不让陈再道管,而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负责。如果笔者是百万雄师的头头或者是陈再道,心里绝对是不服气的,这是人之常情。当时王力曾经向总理建议这样做不好,但总理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这件历史事实,多年以来无人问津。

当时,作为长江三大火炉的武汉,似乎不太欢迎北京来的这些“大人物”。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东湖宾馆便停了电,据说是检修电路。房间里没有空调,简直热死人,第二天才有了电。

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边笑骂道:“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等人到达东湖宾馆时,见到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杨成武、汪东兴同谢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时,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我们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总理的随行人员和杨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号”。历史的事实是,当时(7月14日)周总理仅仅说让谢富治等人来武汉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根本没宣布让代表团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所以谢富治他们认为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没事,天气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便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报,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王力当时也认为总理和中央没有交待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任务,也就没太当回事,认出来就认出来。结果群众认为中央来人了,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谢富治、王力回来后报告了总理,问怎么向群众说明。总理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后来王力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资料都说这是王力为了出风头,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故意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公开亮相,因此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百万雄师”的群众之口,目的当然是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但是,不要忘了,代表团团长是谢富治,另外,当时谢、王二人还不知道要让他们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认为随时有离开武汉的可能,上街看看大字报又何罪之有?

7月15日一早,主席便让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主要由谢富治汇报,王力补充。一个令人不可想象的事实是,谈了半天,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立即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汇报。(注:关于这件事,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主席先和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开了半天会,然后把谢富治、王力叫来汇报工作。”这种故意颠倒顺序、歪曲史实的的做法只能说明作者的卑鄙无耻。)

王力回忆说: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于是,从7月15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15日一直开到18日。

18日下午,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出席会议的只有军区和有关部队的负责人约30多人。总理讲了十二点意见。主要内容是,武汉军区把“钢工总”(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镇压了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于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大联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他们会起变化。总理最后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王力说,总理的总结讲话的确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具体指示,他的总结是用毛笔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可是,绝对秘密的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去(这不可能是王力泄的密)。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三条决定(后来变成了王力的四条指示)立即象原子弹一样在武汉三镇爆炸开来。

后来才知道,是武汉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政委回去立即向干部战士传达的,在会上,政委蔡炳臣和师长牛怀龙还向部下交代,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主要对着王力来!随后,“百万雄师”的人们也很快知道了总理的讲话内容。

后来,包括“百万雄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和文章皆说是王力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出风头,别有用心地代表“中央文革”首先把这三条捅出去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力回忆说,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都是中央在北京的既定方针。这些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1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总理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7月18日晚九点半散会,总理吃过饭才乘飞机返回北京。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边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讲“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做“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

18日深夜送走总理后,谢富治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到了水院(“钢二司”的总部)。此行王力开始反对过,但谢富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水院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都讲了话,每个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出中央确定的方针。谢富治讲话中有一句“你们是一支钢铁的队伍”,受到了在场群众的欢呼。王力按照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在讲话中特意强调了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注:经查这是历史事实。)

“19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干部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我(王力)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象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话他们不爱听,说我太狂。我是受命协助总理、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我的讲话没有出格,没有原则错误,关键是不合他们口味。我讲话时间长,谢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东湖宾馆后,没有睡,帮军区修改检查。我看了军区的检查,军区领导人说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认为这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我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从以上王力的回忆看出,是周恩来总理首先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而不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给“钢工总”平反,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对军区正式宣布的。如果说“捅马蜂窝”的话,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先捅的。按说,既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的,就不叫“捅马蜂窝”,而应当叫“圣旨”,必须贯彻执行。王力给他十个“豹子胆”,也不敢造谣和伪造“圣旨”。

王力回忆说,主席离京前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毛泽东的确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保陈再道?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央就批评了陈再道,说武汉军区支左镇压了革命群众,抓了许多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造反派们被陈再道压制打击的厉害,这次得到了出气的机会。“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和标语充满了武汉三镇。陈再道又急又怕,不知凶吉如何,只好检查,日子很不好过。毛泽东知道陈再道日子难过,他并不想打倒陈再道,他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为了让陈再道听话,改正错误,他要把他放到火里烧一烧,放到油锅里炸一炸,到差不多时,再把他捞出来,吃起来才香。这就是毛泽东教训部下的英明策略。尝过“油锅”滋味的“老家伙们”捞出来后,绝对感恩戴德,五体投地,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用惯了这个办法,但他犯了经验主义,他没有想到,后来有一个人不买账,那就是邓小平,此是后话。

“大老粗”陈再道“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后来从武汉“走麦城”后这样骂陈再道。可骂归骂,毛泽东始终没有打倒陈再道。

陈再道的确“头脑简单,思想糊涂”,他不知道毛泽东事实上是保他来了。毛泽东把谢富治、王力调来武汉,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帮帮陈再道,让他按照中央的意见作个检查,做好下层工作,稳住武汉局势。至于方向路线错误,那算什么?全国所有军区哪个没犯方向路线错误?就你陈再道“金贵”,不让说?文革中,方向路线错误值几个钱?连毛泽东都说,“方向路线错误算什么?改了就好。”你陈再道真是一根筋!

武汉军区(主要是独立师)一些人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也对中央的决定不理解,接受不了,他们甚至怀疑陈再道出卖了他们。他们比陈再道更革命,更“金贵”。他们不甘心被说成“保守派”,更不承认什么“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要向中央讨个说法。于是,他们“无法无天了”,他们“造反”了。

吃柿子要检软的捏,“造反”当然要看对象。于是,手无军权又树大招风的“文革大员”、秀才王力成了“雄师”们的“出气筒”和攻击目标。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当年不是王力,而是例如杨成武或陈再道处在王力的角色,不知历史结果将会如何?

许多历史学者和当事人后来认为,鉴于武汉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失误:低估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对立反抗情绪;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威;不应该让镇不住局面的谢富治、王力出面,而应当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召开百万军民大会,直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武汉,并播放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就干脆出来向官兵们挥挥手,那结果会如何呢?

笔者认为,如果那样,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再给他们十个胆,也不敢把周恩来和毛泽东抓起来。毛泽东既然能八次接见红卫兵,为什么不能接见武汉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呢?

但是,事实无情地嘲弄了笔者的幼稚。据多年研究文革和武汉事件真相的权威人士讲,武汉当时的形势,就象决了口的长江大堤,谁也难阻挡了,包括陈再道和周恩来。据一些当年的“百万雄师”朋友说,当时,我们心里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绝对代表中央,我们也知道周恩来和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我们就是要逼迫中央改正错误决定,支持我们。两派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压抑的情绪象堆集的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湖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对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甚至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象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几十万人,还有武器,谁挡得住?幸亏有王力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否则,后果真难设想。

乖乖!如此说来,可怜而伟大的王力,他几乎挽救了中华民族的一次内战危机。如果不是王力、谢富治乖乖地奉命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周恩来必然要出现在第一线。而周恩来(后边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无论有多高的谈判艺术和领导魅力,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和中央的“旨意”。照“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当时的水平和状态,连陈再道等人也控制不了了,那周恩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出气筒而出现意外。只要周恩来受到了围攻甚至伤害,全中国必将大乱。那样,历史后果将很难预料了。

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说:杨成武问总理“谢富治、王力他们怎么来了?”总理说“谢富治是我让来的,王力是自己要求来的”;杨成武问总理,“他来干什么?”并掩饰不住对王力的反感。杨成武见谢富治、王力来了,又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杨成武)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

上述令人吃惊和肉麻的话究竟是杨成武同志的原话还是权延赤同志的杜撰,本人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杨成武的话还是权延赤的话,笔者认为都是天大的笑话。大作家权延赤同志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主义的失误,令人万分遗憾。

写记实文学首先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是写科幻小说。什么叫“王力自己要求来的?”什么叫“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四名小将”?这种话按在小学生头上还差不多,按在周总理和杨成武头上实在是大不恭。难道杨成武同志真的“看到王力和北航红旗四个人来了武汉”,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予兆”吗?照此说法,真是太抬举了王力、井岗山、尹聚平之流了。

据本人所知,1967年的杨成武,是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造反派的。1967年的杨成武,也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否则,他不可能当代总长,也不可能当毛泽东的忠诚卫士和联络员。“七·二〇”事件以前,王力正红得发紫,王力以前同杨成武未共过事,没有深交,也没有成见,杨成武不可能一见王力就反感。不能因为王力后来打倒了,就按照相当然的理解去写历史。

据本人所知,杨成武一直是支持“北航红旗”的。1967年5月20日北航成立革委会时,是我派人把聂老帅、杨成武、肖华他们请来的。杨成武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和赞扬,我们始终引以为荣,引以为戒。聂帅、杨成武、肖华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惹火了林彪、江青之流。后来林彪、江青把肖华、杨、余、傅打成了“北航红旗”和“天派”的黑后台、“5?16”的黑后台。以上是文革中路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后来,杨成武同志受迫害以后,重新认识了“文革”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之流,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是后话。不能说杨成武同志1967年上半年就反对中央文革,把王力和北航红旗小将视为魔鬼,这不可能是事实。权老弟有些事不清楚应反复核实、调查,不应该相当然地杜撰,直至把井岗山写成了韩爱晶,把尹聚平写成了谭厚兰。

按《微行》书中描述,周总理事实上批评了杨成武。周总理说,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是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杨成武干好你自己的事,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安全就行了。

7月19号晚,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1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王力说这话时,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场。

7月20日凌晨,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这时,宾馆门口又陆续开进来几辆汽车,冲进了许多人群,东湖宾馆的大门警卫已经形同虚设,而附近的“梅岭一号”楼里就住着毛泽东。这点,“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许多群众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个别军官和头头是知道的。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二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百万雄师”的人不想惹他,他们主要是对着王力来的。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陈再道一眼,心想,你陈再道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员、政委都来了,今天绝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于是他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这下立即惹火了在场的人们。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这一下更惹火了‘百万雄师’的人们,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说他心里偷着乐可能不是冤枉他。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陈再道在关键时刻够朋友,讲义气,真是他们的好司令。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这时,如果说中央代表团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实。

由于现场僵持了很长时间,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从上面王力的回忆看出,一遭遇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还装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糊涂”,鼻青脸肿,连脚骨头都被人家踢碎了,还口是心非地一个劲地替人家说好话。

关于王力被围攻殴打的场面,后来许多版本大同小异。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写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实不能无中生有,南辕北辙。据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纪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说:

“(当时)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

纪老先生自称访问过王力,但他的书中明显地对王力的话断章取义,真真假假。据笔者了解,不管在“七·二〇”事件中还是后来,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讲话没有错,是代表中央讲的。因此当时他不可能吓得“目瞪口呆”,“连连认错”,更不可能承认自己“胡说”。王力生前多次对笔者和他人讲过,他的话都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话。如果承认自己是“胡说”,就是骂主席和总理。看来“胡说”的人不是王力。

据当事人回忆,王力被抓走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羞辱、悲愤难当,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逃走了。

令人感叹和难以置信的是,当王力在军区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时,吓坏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他可能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样大。陈司令脑子简单,他当政委的可不能也简单:王力是“钦差大臣”,出出气就完了,这样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会,打死“钦差大臣”,那绝对是“犯上作乱”,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也是“钦差大臣”,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钟政委不得不向部下们下了跪,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会被当场打死。

后来,在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和209师政委张昭剑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装逃出了军区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后被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派人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中间惊险动人的情节不亚于金庸小说,本书因故从略。王力对钟汉华、张昭剑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后,钟汉华将军去世时,其家属通知了王力,王力发去了悲痛的唁电,对钟汉华表示了深深地哀悼,这是后话。

当失去理智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官兵大闹东湖宾馆的时候,住在附近“梅岭一号”楼里的毛泽东的安全绝对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万雄师”的群众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们的目的是对着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来的,但在现场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是知道内情的,面对如此混乱和危险的形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难道不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吗?

笔者想象,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有一个坏人或神经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闹着玩的。

历史的事实是,“梅岭一号”楼一直处于杨成武和汪东兴指挥的“8341御林军”的保卫下,闹事的“雄师们”也的确没有包围和冲击“梅岭一号”楼。有人(包括纪希晨老先生和陈再道将军)对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说什么“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陈再道也说:“如果我真的要搞‘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笔者认为,陈再道老将军的确是冤枉的,他是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变”。但是,对“兵变”一词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陈再道司令员不搞“兵变”,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吗?只有把毛泽东、周恩来抓起来才叫“兵变”吗?如果当年武汉军区的一个团长带领人马把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抓了起来,并打断了他的腿,不叫“兵变”吗?!至于说“七·二〇”事件发生时,“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对于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具体情况,笔者没有第一手资料。本书的宗旨是记录和评论历史事实,尽量以正视听。由于不是记实文学,不便发挥和想象。

陈再道司令员在他的“七·二〇”事件回忆文章中,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这篇经过武汉军区秀才们捉笔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说道:“那些楞头楞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我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在我挨打的时侯,王力趁机溜进了房间。

“战士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了的王力。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里……”

武汉军区的秀才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言过其实给陈司令员帮了历史的倒忙。

就算陈再道将军说的全是实话,那也够可以的。作为堂堂的上将军、大军区司令员(不是小排长小连长),被自己的战士“用拳脚、枪托乱打一顿”,且“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陈再道一人。按照陈司令员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团被抓被打与否,也不管旁边不远的“梅岭一号”里住着毛泽东,单凭当兵的这么暴打自己的司令员,就绝对是反叛和反革命行为,如果不是周瑜打黄盖的话。笔者不知道这些暴打陈再道司令员的大逆不道的战士们后来怎么处理的,是枪毙了,复员了,还是升官了?

据目击者说,陈再道的确是挨了“战士”几拳,立即被制止了。那个“战士”――“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据扬成武告诉权延赤说,王力根本没有进房间,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据王力自己说,他当时听见吵闹,自己走了出来,被人认出,上来就打,并被抓走了。他没料到陈再道的兵这么“勇敢”和厉害。他虽没带过兵,但也是见过世面的,并没有吓坏了。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陈再道司令员的“苦肉计”演得十分成功。现在看来,陈司令员的挨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话说张根成被抓走后,拉到了独立师一间平房里。地上有草垫子,独立师的两个科长看着他。张是现役军人,他的领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张根成浑身疼痛,最后倒在草垫子上睡着了。

咪咪忽忽中,张根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了。来人问:“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看守的科长说。

“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

“来游泳的那个人!”

“嘿嘿!……”

 “嘘!小声点。”

……

 

张根成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他仰装未醒,但下面的对话听不清楚了。

笔者后来才知道,进来的人是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们是谁,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许多人是知道毛泽东在武汉的,而且,这些人中,确实有胆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物,虽然笔者宁愿相信这是军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说的玩笑话。

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武汉军区独立师的人才把张根成交了出来。

张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队学习毛着积极分子,团级干部,后上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七·二〇”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找他谈话,突然宣布对他拘留审查。谢富治说:“进去以后不要自杀,将来还要为党工作。”陈伯达说:“你主要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不要胡说八道。”出门时,周总理看见了他。周总理急忙赶过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但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总理,几个当兵的突然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把他押上了汽车,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一下子就关了七年半。放出来时,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送回了原部队,不久转了业。

张根成现在南方开公司,办工厂,当老板,日子过得很潇洒。多年之后当笔者夫妇(戴维堤和尹聚平――

编注)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访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能有今天,第一应当感谢秦城监狱,第二应当感谢小平同志。”

再说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据她自己说并没有人太刁难她。卡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可能因抓到了王力,兴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百万雄师”的女将,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团的。尹聚平一看,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趁车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

感谢“百万雄师”的弟兄们放了尹聚平一条生路。

当时,武汉大街上人山人海,乱成了一锅粥。

尹聚平对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街上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听说抓到了王力,个个欣喜若狂。实事求是地说,王力当时是中央首长,尹聚平挂记着王力的安危,想混进军区大院寻找王力,但她根本进不了军区大院的门,只好又混进了人群中。

尹当时刚21岁,没见过大世面,这次真是开了眼界。她只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不会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怎么走。女主人听她一口北京腔,问她是干什么的。尹说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感激地辞别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开始只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钢二司”的人便让她打电话。尹给北航办公室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水院“钢二司”总部的人一听尹是中央代表团的人,十分高兴,问长问短,立即把她保护起来,随后又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同学还把自己的衣服让尹换上。当天晚上,尹在水院望着东湖对岸的灯光,惦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后,胡慧娟也追着跑了出去,想去寻找王力。单纯幼稚的她万万没有想到王力会被拉到军区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于是,素有“北航红旗侠女”之称的胡慧娟大义凛然,决定只身去闯“百万雄师”总部,舌战“群雄”,救出王力。结果走了半天,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时的胡慧娟对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崇拜的,她认为王力到了军区就安全了。于是,她找地方打通了东湖宾馆的电话,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回武汉,并说现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兴极了,步行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水院,见到了尹聚平,并告诉她周总理已返回武汉,尹聚平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了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尹聚平一见到总理等人,立即拉着总理的手哭了起来。

接到尹聚平的电话后,北航红旗立即炸了锅。许多红旗战士要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韩爱晶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和行动方案。我和头头们都集中在韩爱晶的办公室里,随时关注着武汉的消息,许多人都为井岗山等四名红旗战士的命运担心。

 “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南海和钓鱼台立即炸了锅。伟大领袖正在武汉,这还了得?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江青派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多,当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刚从北京起飞,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便知道了这一绝密情报。他们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强行冲击并占领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空军机场领导紧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来联系,请总理改降空军“山坡”机场。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历史事实,被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8341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张医生这一段亲历文字写的很好,有一种真实感和“悲壮的美”。只可惜他写文章往往“画龙”而不“点睛”。他没有说明“谁”威胁着毛泽东的安全,这些8341部队的战士们会冒着“谁”的枪林弹雨向前冲去。

就这样,在“百万雄师”们的逼迫下,堂堂大国总理周恩来竟然不能在应该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换机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医生只字未提。

其实,张医生当时不知道,就在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暂时占领、周恩来总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坐着焦躁不安的毛泽东。

据张医生说,“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这点,张医生没有交代。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个历史镜头,中共党史罕见。

周总理赶到东湖宾馆后,立即召集谢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对策。井岗山等人听说总理来了,便想去谢富治的房间看望总理,刚走到门口,听见总理、谢富治等人正在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部队:东海舰队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火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井岗山等人一听是军事机密,便知趣地走开了。

周总理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武汉。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

笔者有感。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诸侯”地盘上,自己想游个泳都办不到,自己的“钦差大臣”被抓了起来,自己也被逼得东躲西藏,差点成了“阶下之囚”,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这点,毛泽东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诗为证:

武汉三镇起风波。

伟大领袖陷“贼窝”。

落荒而逃惊回首,

万般无奈望“黄鹤”。

(注:“贼窝”系毛泽东自语。“黄鹤”,黄鹤楼,在武汉。)

伟大领袖毛泽东总算安全地走了。他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

在伟大领袖和周总理的追逼下,武汉军区8199部队和空军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线――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经过惊心动魄的50多个小时,终于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力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和谢富治等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受宠苦惊,很不好意思。他才21岁,没受过如此“恩宠”,他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要去机场,谈何容易?英雄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广大官兵已经把武汉三镇控制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工事,到处都是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驾着轻、重机枪,端着长矛刺刀的“雄师”们乘着大卡车跑来窜去,去飞机场的路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一旦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湖宾馆这边,经过周密慎重地研究,为安全起见,周总理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大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决定――

当然也是一个悲哀的决定:冒充“百万雄师”去机场。

于是,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7212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文革狂潮(四十二)造反派扬眉吐气 <wbr> <wbr>百万雄师土崩瓦解

文革狂潮(四十二)造反派扬眉吐气 <wbr> <wbr>百万雄师土崩瓦解

这一招果然灵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7月22日凌晨3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70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鉴于当时武汉纷乱的局势,回京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凌晨5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王家墩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以掩外人之耳目。

后来才知,武汉“七·二〇”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7月22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上站满了几万人的欢迎大军,这是在京的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刚下飞机不久的周总理带领在京的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方面领导人走到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前,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几万名群众齐声欢呼,那场面够热闹的。我和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远远地望见谢富治、王力(被人搀扶着)余立金和井岗山等四位北航红旗战士们走下了飞机。

“1967年武汉百万雄师”的图片搜索结果

7月而二15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林彪本人亲自出席了大会。井岗山等四名北航红旗战士穿着军装同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了一张影。

数万人机场欢迎和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使王力顿时成了“红的发紫的大英雄”,这是事实。但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也是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和周恩来同意的,不是王力自己要求的。

随后,中共中央(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七·二〇”事件的高潮,随后不久,便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

武汉“七·二〇”事件过去35年了,成了历史。这个事件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四人帮”的灭亡和文革的全盘否定也已改变了性质,平了反。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后来的胜利属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大批的红卫兵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坏头头和“三种人”,受到了残酷镇压和打击。这,就是历史。

由于“胜者王侯败者贼”,所以历史事件的性质可以任意评价和改变,但历史的事实和情节是没法改变的,也是御用文人们不可能永远掩盖的,何况许多当事人还活着,任何一面之辞都不能作为历史的教科书。笔者始终认为,无论如何,“武汉事件”中采取的形式是不可取的。试想,如果现在某个军区,某些群众对中央政策不理解,有意见,就采取这种方式“造反”,“打、砸、抢”,动用枪杆子,扣押中央代表,逼得中央总书记亡命逃生,行吗?不枪毙了你才怪呢?如此浅显的道理,路人皆知。至于后来否定之否定,另当别论,此一时彼一时也!

但是,笔者认为,除了“形式”上不可取以外,“七·二〇”事件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上搞得天下大乱,人为地把群众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也好,反对中央文革的权力集团(例如各大军区)也好,皆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历史事实)。对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的许多做法(绝不仅仅是中央文革),许多人尤其是穿军装和穿过军装的人十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军区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迫

于毛泽东的权威、周恩来的面子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淫

威,许多军区都忍了。陈再道的武汉军区和“百万雄

师”中不怕死的人们忍无可忍,奋起造反,表面上是对着

王力来的,事实上是对毛泽东的文革极左路线敲起的丧

钟。毛泽东尽管受了奇耻大辱,大发雷霆,但事后他冷静

下来后权衡利弊,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众怒难

犯”的道理,在“要王力还是要解放军”这个问题上最后

没有糊涂。为了稳住枪杆子,他权衡利害,最后淡化了对

武汉事件和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并很快把王力等人抛出来

当了替罪羊,以平息军界的不满。

这也算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之处吧!陈再道老将军等人因此占了个大便宜,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可悲、可怜的替罪羊王力因此下了15年地狱,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唾骂到死后的今天。

 对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和弟兄们,笔者佩服。要说文

革中真正的造反派的话,惟武汉“百万雄师”是也!什么

北京“天派”、“地派”,什么南京“好派”、“屁

派”,全是小巫见大巫,全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保皇

派”。“百万雄师”的好汉们为了扞卫自己的真理,不畏

权势,不怕杀头,用“革命的打、砸、抢”行动和“武装

斗争”的方式,在全国首先向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发起了挑

战,敲响了文革的丧钟。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虽然后

来受到了打击、迫害,但是值得,历史将记下他们的丰功

伟绩。


而两个小人物的对话似乎更应该“名垂青史”: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相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19:12:47

关于:

毛泽东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主要是作为批判刘少奇的资料,给批判刘少奇升温,并没有借此批判周恩来的意思。起草这篇社论的王力也说:【主席当时认为要集中开展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大批判,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质量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还是集中批刘少奇。那时我的理解,主席决不是对着总理的。】

***

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推翻党国,改朝换代,家天下。这个大阴谋毛能让王力知道?

五一六分子是1967年出现的概念。出现同时,毛泽东在武汉搞720事件,江青戚本、禹本禹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造成刘严重身心失常,这些都是冲着周恩来的,毛耍周,他要周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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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18:57:18

关于《五一六通知》

谢谢你提供的详细材料,已存档。我想我们的差别是:

我说的“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指的是“五一六通知”这个名词的问世时间。

你说的“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指的是“五一六通知”这个名词向社会大众发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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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1 17:54:05

度老所言极是。赞同公道博的定论。不过,日期印象略有偏差: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革十六条,是第二天,即1966年8月9日公开发表的,匣子里广播的是夏青的播音朗读;而五一六通知,不用查阅谷歌现在都记得,当年当日没有发表过全文,真的是1967年5月16日一周年那天,才公开的。《人民日报》的网站,也是这么说的:

“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1967年5月16日,公开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


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516/1619.html


再一细看,不对了,日人民的日报的日期,竟然也是瞎话:是1967年5月17日星期三发表,有报纸照片为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6ad3cb0101m1og.html

那一天的头版下面是毛接见刚果(布)客人的报道,会见中毛说了什么呢?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并配发社论《军政训练好》,推广4672部队搞军训的经验。这不会是公道博印象中的什么文件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革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为正式发动文革的标志。不过当时《五一六通知》是作为党的内部文件发至县团级,并没有对群众公开发表。一年之后的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想到公开《五一六通知》,于是《人民日报》在1967年5月17日全文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发表了社论,其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


毛泽东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主要是作为批判刘少奇的资料,给批判刘少奇升温,并没有借此批判周恩来的意思。起草这篇社论的王力也说:【主席当时认为要集中开展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大批判,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质量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还是集中批刘少奇。那时我的理解,主席决不是对着总理的。】


谁也没想到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会引发出一场攻击周恩来的事件,后来又引发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后来又引发出涉及数百万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1967年5月16日晚,陈伯达惊喜地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自从2月10日毛泽东狠狠批评了陈伯达之后,一直对他颇为冷淡。这一回忽然给陈伯

达主动打来电话,陈伯达怎不欣喜雀跃?

大约是忙糊涂了吧,陈伯达竟忘了今朝是什么日子。毛泽东在电话中告诉他,“今天是

《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纪念日,明天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再配发一篇社论。另

外,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一起发表。”

这下子,陈伯达急坏了:时间太紧了!

至今还弄不清楚毛泽东怎么会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陈伯达,也许是谁在那天晚上提醒

毛泽东,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周年之日,才使毛泽东突然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

知》。

“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连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电话中告诉陈伯

达。

“中央文革”总动员,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陈伯达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议:《五·一六通知》中原文

“彭真同志”,删去“同志”两字,其余均照发。

毛泽东同意了。

康生听说要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发表,着急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五人小

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的公开发表,弄得不好,会引起一场新的炮打康生的运动。

康生求助于“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发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泽东也同

意了。

就这样,当天夜里,《五·一六通知》作为新华社新闻稿,发往全国各地。翌日,全国

各报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配发一篇

社论。尽管“可以晚一天发表”,那也是够紧张的,必须连夜赶出。

在陈伯达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这几位“秀才”讨论着社论的主题。他们揣测着毛

泽东的意图,根据不久前毛泽东对王力的评论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确定社论

的主题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

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紧接着的一段,是王力提出来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这一段话后来被广为

引用,成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

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亲笔改写了关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这篇社论末尾,起草者们还记得,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发表时用黑体字排

印。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所以他写成“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倘若是“秀才”

们写的,则必然写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是毛泽东添加的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

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

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

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经过毛泽东亲自改定,《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了,陈伯达总

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毛泽东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国引起了颇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现在大约又要开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的陈伯达,又活跃起来,又到处发表讲话了———他已从一场政治暴风雨中走出

来。他与毛泽东之间又恢复了来往,不过,毛泽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陈伯达派出王力、关锋、戚本禹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王力代表

“中央文革”讲话,宣布“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一个“小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部,“中央文革”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已达到登

峰造极的地步了。“中央文革”所辖的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相当于中宣部、文化部、

教育部。除了一些最为重大的事由毛泽东或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之

外,日常工作的大权已落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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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度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10:03:09

许的部队27军是六四大屠杀的元凶,该部对人民的仇恨和屠杀是一惯的,部队中的很多干部都是许提拔上来的,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大屠杀的盖子也一定会揭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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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度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9:57:57

这篇文章写得好!许世友和韦国清都是军中败类,害死的人不计其数。 这两人后来都被老邓收拾掉了。 许死时,不准穿军装,不准盖党旗,这是军中败类应得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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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5:30:05

【请查五一六分子】

如果见树不见林,看到的就是打砸抢,乱七八糟。

实际上,“清查五一六分子”是文革中的运动之一,既然如此,这个运动就必须为文革的目的服务。从这个角度切入,“清查五一六分子”是怎么回事,不难抓出来。

杜钧福叙述的是表象。试想:这么多事情,很少看到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出面,为什麽?因为毛在二线操盘,贼喊捉贼,挑拨离间,拉一帮,打一派,坐收渔利。

***

【文革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搞文革,目的是推翻党国,夺权,家天下,做毛始皇。

***

谢谢提供资料。我已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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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5:07:33

第十段【1967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

应该不是“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一年前,1966年发表的。

1967年5月16日是周年纪念日,印象中发表了什麽,但是名字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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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回复 Pascal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2:32:24

谢谢。让我先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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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1 02:29:33

公道博问得好 ! 话说将近五十年前:


杜钧福: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April 4, 2016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1


从现有资料来看,清查“五一六”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了主导的作用。江青要负一定责任,但没有很特殊的责任。林彪要负什么责任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不好定论。至于江苏地方的问题,主要应由许世友负责。


所以,清查“五一六”,只给领导干部,特别是文革后又掌权的领导干部平反,少数群众跟着沾点光。对于全国绝大部分被打成“五一六”的群众,一直没一个正式交代。

据说,权利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如果像清查“五一六”这样的运动是政府行为的话,这个政府可以根据人民的思想将其处以极刑,而在做了这一切以后,不肯承担任何责任,至今不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

“请 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 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 予以彻底揭露。”

和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五一六”相联系的,是一个活跃在1967年夏季北京的规模很小的群众组织。其正式名称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主要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但是它不是毛泽东所描述的阴谋集团,因为在毛泽东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成员已悉数被捕,也没有挖出什么操纵者。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时,对这个组织就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它是在反击“二月逆流”过程中成立的。当时一些造反派怀疑“二月逆流”的后台是周恩来,就串联起来,从事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其首领是钢铁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是原来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世军之子,本人是预备党员。文革初期,他的父母都被打成黑帮。3月22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67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张建旗等估计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遂积极活动起来,串联相同观点的人,于6月2日成立了钢院的“五一六兵团”,3日公开贴出《致总理的公开信》的大字报。6月30日至7月1日,他们进行了“两忆三查”活动,作出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并因为有外单位人员参加,将组织名称改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8月8日贴出《十九个为什么》,“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此后,他们到处贴标语,攻击周恩来和政府系统的领导干部如李先念等人。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队内支持冲派,说三军派是“老保”,说“萧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打倒吴克华、崔田民,炮轰徐、叶、陈没有材料”。(李晓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林彪••••军队•文革,2005) 他们被批判为“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是指他们将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归到周恩来身上,为刘少奇开脱。所以张建旗也可认为是一种异端。

8月9日,他们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并且邮寄、散发传单,使他们的活动达到高潮。

他们的人员很少。据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当时说(见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小报4621号《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转引自王年一《有关“五一六”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1期),谁是五一六的成员,没固定标准,大约可分三类:头头和骨干20人,持相同观点,参加贴大字报等活动的24人,被串联过的,表示赞同,提供材料的21人。其主要成员,除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外,还有该校的李连菊、李芳、陈力和101中学的郭海燕,商学院的程镇华等。外地人还有长沙一中的唐亦安。而“后台”据说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何畏。说是后台,只是因为何畏和张建旗、郭海燕谈过话。

这个“五一六兵团”经常和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六红卫兵”一起活动。“六一六红卫兵”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刘令凯为首。他们在1967年1月就贴出过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而被开除出北京“三司”。

按 照文化大革命的标准,说“五一六”或“六一六”是反动的可以,但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秘密和阴谋。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其它群众组织并无不同。他们的主张是写成大 标语,贴在大街上的,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东躲西藏,是因为人家正在抓他们。他们的组织松散,谁是成员不很确定。串联过的当然不算。总人数大约40-50人。这个当时公安部掌握的数字应是可靠的。他们自称有八个“方面军”,大约是夸大其词,虚张声势,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

出 现张建旗这样一拨人和“五一六”这样一个组织并不奇怪。按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刘少奇能打倒,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打倒?在文革中屡次发生“攻击无产阶级司令 部”的事件,自毛泽东以下,不管什么人,都被攻击过。另一方面,怀疑、以至反对周恩来,也确实是造反派中的一股潮流。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或称为极左派 的,总感觉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周恩来在血统论问题上的一些言论也是不明确的、可以挑出毛病的。特别是 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些人怀疑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后台。1967年8月在湖南,也发生“齐卫东”炮打周恩来的事件。原因是他们怀疑周恩来和处理湖南问题的“二四通知”有关。

一般来说,对于文革中屡次出现这些炮打中央首长的事件,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应过高评价。基层群众根本不了解高层政治生活,对这些中央首长做出的判断都是缺乏根据的。况且其中许多人有一种投机心理,希望就此一举成名。

但是在当时,蒯大富、韩爱晶这些造反派领袖们已不再是运动初期的持怀疑论的激进学生了。他们是有家有业,有了坛坛罐罐的人了。他们知道这事不能含糊,他们急于和这些亡命之徒划清界限。

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如果将他们的表态单纯看为作秀,也不尽然。经过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造反派已经比较成熟。他们感觉到周恩来是支持他们的。这立场是明确的,如这一年的9月 份对气象局《红旗》大字报的赞扬,如下一年对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的表态。他们也感觉到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而这一区别可以理解为周 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必然是务实派,以尊重现状,维持稳定为己任。当然,支持造反派也可以被看作是尊重现状的必然逻辑。

但是,他们这样表态也是徒劳。三十多年以后,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吴德:《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5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陈伯达指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8月8日,被抓的4名 “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符合毛泽东要“说服他们”的指示。这一阶段的抓“五一六”是“皇上不急太监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 来,却拥护萧华,也不反对共产党,算作极左派,是恰当定性。中央文革对抓“五一六”不那么积极,是因为有毛泽东那句话。


对“五一六”政策的转变


但是,在8月初,相继发生“揪军内一小撮”事件、王力“八七讲话”事件。毛泽东感到需要把斗争矛头转向“极左”。于是,对极左分子的政策再也不是“说服”了。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转折发生在8月8-10日。

8月10日至11日, 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陈 伯达对造反派们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 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打倒!在这里他很明确提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对中央。

8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五一六”。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组织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8月17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8月18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76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8月20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9人。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该校“六一六红卫兵”。8月26日下午,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

所以,在1967年9月8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时,“五一六”已被一网打尽,对其成员和组织已很清楚。谢富治在9月10日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50人,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谢富治认为对五一六无须游行。然而,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中所加的那段话将“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明确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说应予以彻底揭露。文章还说:“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日后的扩大化。

毛泽东为什么加这段不符合事实的话,是听信了不实的汇报,还是有自己的谋划,值得研究。

军委办事组分别于10月19日和26日开会研究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在传达这两次会议时说:“军委办事组首先指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据说这是林彪的话

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19:12:47

关于:

毛泽东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主要是作为批判刘少奇的资料,给批判刘少奇升温,并没有借此批判周恩来的意思。起草这篇社论的王力也说:【主席当时认为要集中开展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大批判,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质量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还是集中批刘少奇。那时我的理解,主席决不是对着总理的。】

***

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推翻党国,改朝换代,家天下。这个大阴谋毛能让王力知道?

五一六分子是1967年出现的概念。出现同时,毛泽东在武汉搞720事件,江青戚本、禹本禹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造成刘严重身心失常,这些都是冲着周恩来的,毛耍周,他要周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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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18:57:18

关于《五一六通知》

谢谢你提供的详细材料,已存档。我想我们的差别是:

我说的“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指的是“五一六通知”这个名词的问世时间。

你说的“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指的是“五一六通知”这个名词向社会大众发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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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1 17:54:05

度老所言极是。赞同公道博的定论。不过,日期印象略有偏差: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革十六条,是第二天,即1966年8月9日公开发表的,匣子里广播的是夏青的播音朗读;而五一六通知,不用查阅谷歌现在都记得,当年当日没有发表过全文,真的是1967年5月16日一周年那天,才公开的。《人民日报》的网站,也是这么说的:

“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1967年5月16日,公开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


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516/1619.html


再一细看,不对了,日人民的日报的日期,竟然也是瞎话:是1967年5月17日星期三发表,有报纸照片为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6ad3cb0101m1og.html

那一天的头版下面是毛接见刚果(布)客人的报道,会见中毛说了什么呢?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并配发社论《军政训练好》,推广4672部队搞军训的经验。这不会是公道博印象中的什么文件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革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为正式发动文革的标志。不过当时《五一六通知》是作为党的内部文件发至县团级,并没有对群众公开发表。一年之后的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想到公开《五一六通知》,于是《人民日报》在1967年5月17日全文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发表了社论,其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


毛泽东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主要是作为批判刘少奇的资料,给批判刘少奇升温,并没有借此批判周恩来的意思。起草这篇社论的王力也说:【主席当时认为要集中开展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大批判,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质量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还是集中批刘少奇。那时我的理解,主席决不是对着总理的。】


谁也没想到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会引发出一场攻击周恩来的事件,后来又引发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后来又引发出涉及数百万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1967年5月16日晚,陈伯达惊喜地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自从2月10日毛泽东狠狠批评了陈伯达之后,一直对他颇为冷淡。这一回忽然给陈伯

达主动打来电话,陈伯达怎不欣喜雀跃?

大约是忙糊涂了吧,陈伯达竟忘了今朝是什么日子。毛泽东在电话中告诉他,“今天是

《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纪念日,明天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再配发一篇社论。另

外,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一起发表。”

这下子,陈伯达急坏了:时间太紧了!

至今还弄不清楚毛泽东怎么会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陈伯达,也许是谁在那天晚上提醒

毛泽东,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周年之日,才使毛泽东突然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

知》。

“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连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电话中告诉陈伯

达。

“中央文革”总动员,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陈伯达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议:《五·一六通知》中原文

“彭真同志”,删去“同志”两字,其余均照发。

毛泽东同意了。

康生听说要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发表,着急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五人小

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的公开发表,弄得不好,会引起一场新的炮打康生的运动。

康生求助于“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发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泽东也同

意了。

就这样,当天夜里,《五·一六通知》作为新华社新闻稿,发往全国各地。翌日,全国

各报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配发一篇

社论。尽管“可以晚一天发表”,那也是够紧张的,必须连夜赶出。

在陈伯达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这几位“秀才”讨论着社论的主题。他们揣测着毛

泽东的意图,根据不久前毛泽东对王力的评论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确定社论

的主题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

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紧接着的一段,是王力提出来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这一段话后来被广为

引用,成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

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亲笔改写了关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这篇社论末尾,起草者们还记得,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发表时用黑体字排

印。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所以他写成“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倘若是“秀才”

们写的,则必然写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是毛泽东添加的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

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

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

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经过毛泽东亲自改定,《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了,陈伯达总

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毛泽东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国引起了颇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现在大约又要开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的陈伯达,又活跃起来,又到处发表讲话了———他已从一场政治暴风雨中走出

来。他与毛泽东之间又恢复了来往,不过,毛泽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陈伯达派出王力、关锋、戚本禹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王力代表

“中央文革”讲话,宣布“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一个“小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部,“中央文革”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已达到登

峰造极的地步了。“中央文革”所辖的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相当于中宣部、文化部、

教育部。除了一些最为重大的事由毛泽东或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之

外,日常工作的大权已落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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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度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10:03:09

许的部队27军是六四大屠杀的元凶,该部对人民的仇恨和屠杀是一惯的,部队中的很多干部都是许提拔上来的,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大屠杀的盖子也一定会揭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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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度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9:57:57

这篇文章写得好!许世友和韦国清都是军中败类,害死的人不计其数。 这两人后来都被老邓收拾掉了。 许死时,不准穿军装,不准盖党旗,这是军中败类应得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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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5:30:05

【请查五一六分子】

如果见树不见林,看到的就是打砸抢,乱七八糟。

实际上,“清查五一六分子”是文革中的运动之一,既然如此,这个运动就必须为文革的目的服务。从这个角度切入,“清查五一六分子”是怎么回事,不难抓出来。

杜钧福叙述的是表象。试想:这么多事情,很少看到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出面,为什麽?因为毛在二线操盘,贼喊捉贼,挑拨离间,拉一帮,打一派,坐收渔利。

***

【文革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搞文革,目的是推翻党国,夺权,家天下,做毛始皇。

***

谢谢提供资料。我已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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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5:07:33

第十段【1967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

应该不是“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一年前,1966年发表的。

1967年5月16日是周年纪念日,印象中发表了什麽,但是名字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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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回复 Pascal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2:32:24

谢谢。让我先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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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1 02:29:33

公道博问得好 ! 话说将近五十年前:


杜钧福: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April 4, 2016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1


从现有资料来看,清查“五一六”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了主导的作用。江青要负一定责任,但没有很特殊的责任。林彪要负什么责任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不好定论。至于江苏地方的问题,主要应由许世友负责。


所以,清查“五一六”,只给领导干部,特别是文革后又掌权的领导干部平反,少数群众跟着沾点光。对于全国绝大部分被打成“五一六”的群众,一直没一个正式交代。

据说,权利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如果像清查“五一六”这样的运动是政府行为的话,这个政府可以根据人民的思想将其处以极刑,而在做了这一切以后,不肯承担任何责任,至今不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

“请 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 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 予以彻底揭露。”

和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五一六”相联系的,是一个活跃在1967年夏季北京的规模很小的群众组织。其正式名称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主要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但是它不是毛泽东所描述的阴谋集团,因为在毛泽东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成员已悉数被捕,也没有挖出什么操纵者。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时,对这个组织就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它是在反击“二月逆流”过程中成立的。当时一些造反派怀疑“二月逆流”的后台是周恩来,就串联起来,从事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其首领是钢铁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是原来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世军之子,本人是预备党员。文革初期,他的父母都被打成黑帮。3月22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67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张建旗等估计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遂积极活动起来,串联相同观点的人,于6月2日成立了钢院的“五一六兵团”,3日公开贴出《致总理的公开信》的大字报。6月30日至7月1日,他们进行了“两忆三查”活动,作出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并因为有外单位人员参加,将组织名称改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8月8日贴出《十九个为什么》,“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此后,他们到处贴标语,攻击周恩来和政府系统的领导干部如李先念等人。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队内支持冲派,说三军派是“老保”,说“萧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打倒吴克华、崔田民,炮轰徐、叶、陈没有材料”。(李晓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林彪••••军队•文革,2005) 他们被批判为“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是指他们将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归到周恩来身上,为刘少奇开脱。所以张建旗也可认为是一种异端。

8月9日,他们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并且邮寄、散发传单,使他们的活动达到高潮。

他们的人员很少。据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当时说(见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小报4621号《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转引自王年一《有关“五一六”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1期),谁是五一六的成员,没固定标准,大约可分三类:头头和骨干20人,持相同观点,参加贴大字报等活动的24人,被串联过的,表示赞同,提供材料的21人。其主要成员,除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外,还有该校的李连菊、李芳、陈力和101中学的郭海燕,商学院的程镇华等。外地人还有长沙一中的唐亦安。而“后台”据说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何畏。说是后台,只是因为何畏和张建旗、郭海燕谈过话。

这个“五一六兵团”经常和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六红卫兵”一起活动。“六一六红卫兵”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刘令凯为首。他们在1967年1月就贴出过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而被开除出北京“三司”。

按 照文化大革命的标准,说“五一六”或“六一六”是反动的可以,但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秘密和阴谋。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其它群众组织并无不同。他们的主张是写成大 标语,贴在大街上的,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东躲西藏,是因为人家正在抓他们。他们的组织松散,谁是成员不很确定。串联过的当然不算。总人数大约40-50人。这个当时公安部掌握的数字应是可靠的。他们自称有八个“方面军”,大约是夸大其词,虚张声势,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

出 现张建旗这样一拨人和“五一六”这样一个组织并不奇怪。按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刘少奇能打倒,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打倒?在文革中屡次发生“攻击无产阶级司令 部”的事件,自毛泽东以下,不管什么人,都被攻击过。另一方面,怀疑、以至反对周恩来,也确实是造反派中的一股潮流。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或称为极左派 的,总感觉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周恩来在血统论问题上的一些言论也是不明确的、可以挑出毛病的。特别是 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些人怀疑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后台。1967年8月在湖南,也发生“齐卫东”炮打周恩来的事件。原因是他们怀疑周恩来和处理湖南问题的“二四通知”有关。

一般来说,对于文革中屡次出现这些炮打中央首长的事件,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应过高评价。基层群众根本不了解高层政治生活,对这些中央首长做出的判断都是缺乏根据的。况且其中许多人有一种投机心理,希望就此一举成名。

但是在当时,蒯大富、韩爱晶这些造反派领袖们已不再是运动初期的持怀疑论的激进学生了。他们是有家有业,有了坛坛罐罐的人了。他们知道这事不能含糊,他们急于和这些亡命之徒划清界限。

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如果将他们的表态单纯看为作秀,也不尽然。经过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造反派已经比较成熟。他们感觉到周恩来是支持他们的。这立场是明确的,如这一年的9月 份对气象局《红旗》大字报的赞扬,如下一年对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的表态。他们也感觉到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而这一区别可以理解为周 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必然是务实派,以尊重现状,维持稳定为己任。当然,支持造反派也可以被看作是尊重现状的必然逻辑。

但是,他们这样表态也是徒劳。三十多年以后,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吴德:《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5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陈伯达指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8月8日,被抓的4名 “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符合毛泽东要“说服他们”的指示。这一阶段的抓“五一六”是“皇上不急太监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 来,却拥护萧华,也不反对共产党,算作极左派,是恰当定性。中央文革对抓“五一六”不那么积极,是因为有毛泽东那句话。


对“五一六”政策的转变


但是,在8月初,相继发生“揪军内一小撮”事件、王力“八七讲话”事件。毛泽东感到需要把斗争矛头转向“极左”。于是,对极左分子的政策再也不是“说服”了。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转折发生在8月8-10日。

8月10日至11日, 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陈 伯达对造反派们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 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打倒!在这里他很明确提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对中央。

8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五一六”。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组织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8月17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8月18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76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8月20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9人。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该校“六一六红卫兵”。8月26日下午,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

所以,在1967年9月8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时,“五一六”已被一网打尽,对其成员和组织已很清楚。谢富治在9月10日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50人,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谢富治认为对五一六无须游行。然而,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中所加的那段话将“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明确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说应予以彻底揭露。文章还说:“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日后的扩大化。

毛泽东为什么加这段不符合事实的话,是听信了不实的汇报,还是有自己的谋划,值得研究。

军委办事组分别于10月19日和26日开会研究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在传达这两次会议时说:“军委办事组首先指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据说这是林彪的话。如果是,则是我们知道的林彪关于“五一六”问题的唯一指示。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2


抓“五一六”的升级


1967年8月底,周恩来首先将抓“五一六”扩大到外交部。虽然外语学院的“六一六”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有来往,但外交部没有人员参与他们的活动。

8月25日,周恩来对外交部人员说,“‘联络站’有人起码同‘五一六’有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而‘五一六’和‘六一六’有关系。我有材料,现在我不点名。是间接还是直接的,我现在也不讲。”

8月31日,他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说:“陈家康像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并宣布副部长陈家康、王炳南停职检查,说“五一六”在外交部不可能一个没有。9月4日,陈家康作为“五一六”在外交部的“头目”而被捕。这可能是第一个以“反对周恩来就是‘五一六’”罪名而遭逮捕的人。陈家康的罪名是他曾揭发陈毅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乾纲独断”。他后来于1970年7月7日因心脏病死于五七干校。

10月18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说:“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

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发表了讲话。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捣乱,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讲到目 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 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 人搞垮它。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 抛的。” 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录音。9月23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与“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以后,根据江青这 一讲话,规定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

在1967年,除去外交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少数单位以外,清查“五一六”的范围并未显著扩大。9月16日,农大《东方红》向周恩来汇报保守派把造反派划成“五一六”时,周恩来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啊,不能批极‘左’,右派就翻案嘛。”12月4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代会上传达江青的话:“不要到处抓‘五一六’,哪里有那么多‘五一六’呢?”以及周恩来的话:“不要借题发挥。”这样的表态基本上阻止了相互对立组织在对方抓“五一六”的现象。

1967年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5633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这种扩大化应是局部的。


专案小组成立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968年12月17日, 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 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晃晃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 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 啊!”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哲学 社会科学学部的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 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 他们的讲话来看,基本还是一年前的口径,认为“五一六”没几个人,还是张建旗和学部那些人。谢富治仍坚持他的三类人分法。这个工作没什么进展。这也不奇 怪,因为“五一六”这些人早抓完了。王恩宇、傅崇兰是学部的第三派“大批判指挥部”的领袖,将王、傅两人交“五一六”专案组,事实上认为他们不是“五一 六”。这是按照正常逻辑得出的结论。

这一年,正是清理阶级队伍开展之年。许多造反派在这一运动中遭到整肃。但是没有给他们加上“五一六”的帽子。

1969年有中共九大等事件,抓“五一六”问题也没很大进展。但是8月份后,这事又提了起来。8月14日,周恩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接见文艺口时,江青说:“有 一个事我想讲讲。就是‘五一六’匪团问题。从‘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 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 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 子,一定要搞出来。”周恩来也说:“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这时,他们又将杨、余、傅算作“五一六”的后台,而且,将“五一 六”从北京往外地“发展”。

1969年8月15日,周恩来接见卫生系统人员,宣布卫生系统的叶心清、杜南是“五一六”分子。他说,中医研究院的医生叶心清是“江湖医生、政客”,是“‘五一六’挂帅的”,虽然他本人也找叶心清看过病。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9月12日,国内著名中医、全国政协委员叶心清(1908-1969)被捕两年后庾死狱中。今天,关于叶心清的介绍资料是这样说的:“1967年9月,叶心清被林彪、江青一伙扣上‘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等帽子。1969年9月含冤病故于狱中,时年61岁。”(《成都方志网》)

到1969年为止,除了卫生系统和外交部、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外,面上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基本仍没有扩大化。产生扩大化的部门,应与周恩来有关。


毛泽东的批示


在1969年底、1970年初的时候,清查“五一六”运动发生重大的转折,从专案审查变成全面的群众性运动。这一转折应来自毛泽东的指令。按照现在已知的信息,毛的决定和章含之等人的告状有关。

章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教师,和毛泽东有良好关系的章士钊的养女,曾教毛泽东英文。1968年,属于保守派的章含之,不满意入驻的海军军宣队支持造反派,遂和另一教师一起,向毛泽东上书控告军宣队“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毛批示了她的信,要北京市委解决外语学院的问题。章含之所说的“极左势力”指“六一六”。这个组织有参与反周恩来活动的前科,但和专门反周恩来的“五一六”有所不同,有一定的群众性。(罗银胜:《红色名媛章含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毛泽东的批示贯彻后,军宣队在政策上可能有一定调整,但还未使章含之满意。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她再次与那个教师联名上告到毛泽东,不但告了海军宣传队,还告了北京市,说谢富治支持反周恩来的“六一六”。毛泽东再次对她的信批示,说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要派8341进驻。于是,外语学院成为北京市步北大清华以后第三个8341部队进驻的大学。这之后,其后,吴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处理了外语学院的问题。“六一六”垮台。

其它单位也有告状者。中央调查部一位干部写信反映驻该部军代表受极左思潮影响。毛泽东于2月9日批示,周恩来将信和批示转告康生、黄永胜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毛泽东还对北京市一件关于北师大的报告作批示,也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在这一报告中有的地方说:“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毛在这些地方批示:“这就好了”。

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部署了更大范围内的抓“五一六”的运动,1970年2月19日,他在谢富治、温玉成、吴德18日关于外语学院批判极左和深挖“五一六”分子不力的报告转毛泽东,并说明“国务院系统和文教学部各单位,也在有步骤地批判极左思潮和右倾动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防止扩大化。” (《周恩来年谱(1949-1967)》)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3


全国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


大规模的“深挖”在1970年初就已经开始。1月11-14日,北京市革委会召集各区县局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周一兴主编:《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中央各部门也是在这几天布置此项任务的。笔者则在1月10日前听到类似内容的传达。所以在1970年1月初,或极可能早在1969年底,中央应对这一运动有明确的指示和部署。

1970年1月24日晚到25日凌晨,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时,周恩来在其长篇讲话中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 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 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周恩来在这里语焉不详,也许是记录不准确的关系。他说,“五一六”文 革前就有,但根据后文,应理解为文革前是“根子”。又说有“大五一六”和“小五一六”。其中的“小五一六”可能相应于真实存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但也有所夸大。而“大五一六”是他扩大的部分,将军队的冲派算了进去。总之,周恩来所描绘的“五一六”成了在时间、空间、内涵上都严重夸大了的“大杂 烩”。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点了王、关、戚、杨、余、傅、萧华、吴传启、潘梓年。江青点了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的名,还说王光美、李敦白是特务。

他们的这次讲话,特别是周恩来的讲话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扩大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通知是3月24日 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 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 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周恩来找吴德谈话,说毛泽东指定他任抓“五一六”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李 震任副组长。

此后,在全国掀起“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在很多地方,把这个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

须 知,抓“五一六”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历次运动不同。无论黑帮黑线、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以及历史上的右派分子,其标准都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右派分子可划五十 多万人,也可在文革后缩减到几百人,其余的都被“改正”)。而“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个秘密的反革命组织。谁参加了“五一六”,是应该有十 分明确的标准的,正如谁参加了国民党一样(当时也确实将“五一六”比作国民党)。在抓“五一六”的初期,无论领导群众、专案组、被审查分子,都是这样理解 的。所以陈伯达他们还画出了“五一六”的系统图。

然而随着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铺开,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数目急剧增加,负责清查工作的领导和专案组越来越困惑。特别是“五一六”分子的数目多得不可思议。除了许世友这样的人以外,头脑正常的人都对此不很相信。

被 抓出来的“五一六”分子们也感到困惑。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不但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而且确信被揪出来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是“五一六”。对自己 和如此多的造反派受到审查,他们不感到奇怪,但是,毫无根据、违反常识地宣布他们是“五一六”分子,这以后如何收场呢?


“重罪行”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他的这一讲话实际上把反对“二月逆流”和反对周恩来联系起来,算成“五一六”的罪行。

1970年11月9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他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他还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 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 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他还说:“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他还说对“五一六”不能“三不四同”,“不能一律不戴帽子、不给处分、不装档案。没参加组织就不能定案是不对的,是把自己圈起来。”

当时听到周讲话传达的人都感到这讲话“比原来严厉了”。(宋天仪《一名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革日记》,时代文献出版社,2013)周恩来的讲话,为解脱上述困境,调整运动目标指出了方向。这就是:1,不纠缠组织。不纠缠,就是不否定以前揪出的都是“五一六”分子。谁也没说你们不是,只是和你们不计较了。当然,也许有些人还没参加“五一六”,那是还没来得及参加,其实跟参加了一样。

在这之前,吴德、谢富治们还坚守着 自己的道德底线,即只有参加了“五一六”才能算“五一六”,致使运动长期得不到进展。如今,他们明白了,原来“参加”也可以是将来时的。这就是说,你可以 随心所欲地,不受任何政策和道德约束,将你所不喜欢的人打成“五一六”。第二,要“重罪行”。

什么罪行呢?周恩来给罪行规定了底线:“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所以背着中央开会就是“五一六”。

他所指的“背着中央开会集会”可能指北航725“黑会”,但没具体说明集会规模之大小。这就为“罪行”的无限扩大提供了可能。

罪行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两方面概 括。首先,还是“三指向”。其中以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最大罪行。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就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 桥这样不到十个人。什么是“指向”呢?像张建旗那样公然在大街上贴标语“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自然是“矛头指向”,谅他自己也不否认。这样一类 人和行为并不十分罕见,但就全国来说,还是极少数,也未必是典型的造反派。所以到了清查“五一六”时期,特别是1970年以后,“指向”的范围空前扩大。如有造反派背后埋怨“周总理有点合稀泥”,或者老百姓在家里跟老婆说“其实江青原来是个戏子”,这就都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按“五一六”抓没错。

那时常说的一个词叫“议论”。反对 中央首长固然罪大恶极,议论中央首长亦为不赦。例如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就因为“议论康生”。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司 令部”只可敬畏,不可议论,如对神明一样。中世纪的英王詹姆斯一世曾说:“议论上帝是亵渎;议论国王是反叛。”不许议论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特征。

“五一六”罪行也可根据一些事件来确定。这些事件因地区单位而异。例如,1月9日,周恩来说:“‘五一六'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从这些事件定罪要比“三指向”的范围还宽。例如“围困中南海”事件,当时是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斗。当时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谁想得到这样的行为也成了“五一六”罪行呢?原来,戚本禹教唆围困中南海的目的是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南海。这又有谁想得到呢?况且,戚本禹1980年受审判时,也没宣布这样一条罪状啊。但是在抓“五一六”运动中,北京建工学院女学生董临平就是因为这一条罪状(不让周总理睡好觉)受审查于1970年8月4日自杀身亡的。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此后,清查“五一六”又掀起高潮。这就是吴德说的抓“五一六”“时伏时起”。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揪了出来。于是,在“五一六”的后台的名单中,又增加了陈伯达的名字。1971年“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名单中又增加了林彪。但自此以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始沉寂。原因之一是清查“五一六”都由进驻各单位的军代表负责,而在“九一三”后,不少地区的军代表撤出。但在一些地区,清查“五一六”仍然继续开展,例如1972年7月4日至8月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 时,认真抓紧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 清队工作。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4


中央单位:外交部


毛泽东在1970年10月8日会见金日成时说:“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1967年7、8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

外交部是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部分原因是在外交部确实有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其时间也是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同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外交部的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五一六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反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这一动向很快被中央文革制止,联络站本身也整风,批评了王中琪。王中琪本人也写检查呈送周恩来。

正因为有这段历史,又因为在1967年有涉及外事的几件大的事件,外交部就成了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其过程历经三个阶段。1967年底至1969年底,为摸底排队时期;1970年至1971年,为全面铺开时期;1972年至文革结束,为“戴帽”扫尾时期。(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时的“四大案件”是

1、“三砸一烧”(砸印度使馆、印尼使馆、缅甸使馆,烧英国代办处);

2、“三砸一封”(砸政治部、办公厅、总务司,封部党委);

3、篡夺外交部大权(“联络站”在1967年8月上报中央的那个部业务领导班子名单事);

4、失密窃密(1967年王力的秘书出面传达中央文革为写批判文章而到外交部调看有关材料事)。

实际上这些事件主要是社会上的红卫兵干的,很多与外交部关系不大,更与“五一六”无关。

在1972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头一名就是姚登山,王中琪也在列;另有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31人;因“五一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80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70多人;因“五一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1408人;总数超过当时外交部的人员的一半。

外交部一位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何方说:“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数有2千 人,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个别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时又是找垫背的,把‘文革’的罪过推到这些人 的身上。邓小平、陈云在这些问题上有派性,处理得不好。至今没有给为时两年多、上千万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运动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这件事。”他 认为,周恩来有报复之嫌。(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天益网,2006年7月19日)

周恩来要外交部以抓“五一六”为运动中心并亲自出马。“他找外交部造反派若干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代。新闻司科员成绶三和黄安国,均响应其号召,承认为外交部‘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并招供了一百多人。”除陈家康副部长外,刘晓副部长、前驻苏大使潘自力,也被打为‘五一六’后台。(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


农林口和秦化龙问题


农林口之所以在抓“五一六”运动中占有突出位置,是因为其负责人是“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谭震林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和消极派。他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到农垦部号召大家给部长王震贴大字报。1966年8月他又指责农林口政治部主任、农林口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秦化龙“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将其革职。1967年初,农林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宣布秦化龙及其支持者是反革命,被批斗和监督劳动。秦化龙之所以被揪出,可能是因为他在1964年从上海警备区政委任上调到农林口,是外来户的关系。

到了4月 份,风云突变,谭震林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被广大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声讨批判。造反派红卫兵根据政治运动的一般逻辑,当然认为谭所打击的王震和秦化龙是 好人,要求为他们平反。当时王震已被毛泽东肯定,于是焦点集中在秦化龙身上。(许仁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党史博览》,2010年8期)

此时,社会上正掀起一股怀疑、攻击周恩来的潮流。5月16日, 进驻农林口的一些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成立了“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以反击二月逆流为旗帜,明确要求为秦化龙平反,并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他们 这个行为受到同一派别群众的谴责,很快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宣布解散。这个“五一六兵团”虽然只存在了一天,但却早于张建旗的钢铁学院“首都五一六红卫兵 团”,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特别是,秦化龙和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发生了无法摆脱的联系,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他之所以倒霉的另一原因是他属于以马明 方为首的“新疆叛徒集团”。

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1969年,农林口各机关下放到五七干校。军代表在这里宣布,中央将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正式逮捕,并将拥护他的干部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骨干,予以批斗。

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问题解决后,秦化龙才从秦城监狱放出,文革结束后,才对他的问题下正式结论。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由于学部《红卫兵联队》为北京市造反派中激进派的中坚力量,以及关锋和学部吴传启、林聿时等人的特殊关系,学部成为另一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就不奇怪了。

从军宣队进驻后,就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打倒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方)、洪(涛)、王(恩宇)、傅(崇兰 )为首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标语便贴满了学部大院。

据 吴敬琏回忆,学部在文革中分为三派:除去联队、总队外,还有大批判指挥部。“军宣队来了以后,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先是依靠‘总队’,并联合‘大批 判指挥部’的一些人把‘联队’彻底打垮。把‘联队’的几乎全部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然后,又开始整‘大批判指挥部’的人”。

但运动开始不久,学部就下放至位于河南省息县的五七干校。运动主要在干校进行。在顾准的“息县日记”里对运动进程有充分的反映,虽然顾准本人是右派,与抓“五一六”无关。他的日记上说:

1969年11月3日,在北京“斗争林聿时大会”。

11月17日,到达干校。

12月15日,“清队(五一六)动员并讨论”。

1970年3月1日,“批判五一六大会”。

3月12日,“批判孙冶方大会”。(按:可能与抓“五一六”无关)

3月20日,“批斗李学曾大会”。

4月9日,“斗争罗宇周大会”。

4月23日,“下午批判会(极左思潮)”。

6月10日,“‘五一六’批斗大会(对抗与反复,退还材料)”。

6月30日,“‘五一六’问题讲用会”。

12月11日,“‘五一六’动员大会;下午竖大字报席屏(运动开始)”。

12月21日,“学部批斗‘五一六’大会——细雨中,下午讨论”。(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从1969年底到1970年底,批清运动整整搞了一年。为什么到1970年底,又开始“动员”了呢?这是因为到1971年春天,干校搬到一个部队的空营房,不再劳动,专门搞运动。直到庐山会议后,说华北地区是陈伯达的反革命基地,从华北军区来的军宣队变得有点“六神无主”,运动才松懈下来。

批清是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人最多的一次运动。据顾准记载,“考古所回去了11人,死了一个高集。”“高死,是‘五一六’案,自杀的。据说,他先割动脉,未成,上吊,绳断,跌断二三颗牙齿,伤太阳穴。然后,他又去取新绳,砍了,系了,毕竟死了。”考古所在1969年军宣队进驻后,还死了一个陈翔鹤,《文学遗产》编辑。

经济研究所在干校死两位妇女:刘静姝、郭谨仪。这两个人分别死于1970年8和9月,不是自杀的,是病故。其中郭谨仪是“雨中挑水休克”不治而死。顾准说,这两个人如果不死,也将是“五一六”分子。

因为韦君宜的丈夫杨述是被学部的吴传启揪出来的,在清理学部“联队”这个最大的“五一六”黑窝时,有关方面要韦君宜“亲征”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清查“五一六”案。她初步看了一些材料,说一看便知那些“资料”全是捏造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其它中央单位


其它很多中央单位也是在五七干校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文化部在1969年底下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之前就开始清查“五一六”运动。12月10日,开全干校“继续深挖‘五一六’匪团动员大会”。到1970年3月份,已开过12次动员大会以及数不清的大小批斗会,涉及人越来越多,到5月份,已开过6次坦白大会。5月份,北京军区的支左人员撤走,由武汉军区人员代替,清查“五一六”运动才进入低潮。但是直到1971年9月份,才宣布从深挖“五一六”转入整党。(陈白尘:《牛棚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有 人描述文化部抓“五一六”的情况:“整个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很快就弄成腥风血雨,文革初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年轻人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逼供 信及打骂现象极为普遍,因为听不惯半夜挨打的哭叫声,一些农民还到连部抗议。连队还成立了各敦促投降小组,对‘五一六’分子实行长时期的大小会围攻,限期 要求交代。同时让‘五一六’分子参加重体力劳动,有专人监管。白天晚上采取不停顿的战斗措施,力求使‘五一六’分子失去抵抗。”(陈徒手:《人有病,天知 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粮食部的抓“五一六”也与派别斗争有关。1967年,进驻该部的军代表支一派压一派。被压制的派别写信上告。1970年1月18日粮食部召开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以后,就将他们的活动定性为反对解放军,当作“五一六”审查。在一年多的审查过程中,“部内约780人中,约120人被打成‘五一六’。连在游行集会人群后面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7名领导干部被打为“黑参谋”。(陈其阵《痛忆粮食部清查“五一六”》,《炎黄春秋》2011年10期)

在外经部(原对外经委),从1967年11月即开始追查“五一六”分子,1970年大规模开展运动,将数十名群众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对他们施行骇人听闻的种种酷刑、摧残、迫害和歧视,并作了书面结论和组织处理。其中原团委书记秦仁术被关押、管制共11年(1968-1979)。一位副局长张仁从被打成“五一六”后台,在干校自杀身亡,死后草草掩埋,被野狗吃掉。(王耀平《评〈方毅传〉》,作者博客,2010)

1984年陈慕华代表部党组对文革里的冤假错案问题做了检查,她说:“还有195位同志被作为‘五一六’的清查对象,有些(40多名)还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对他们搞逼供信,甚至刑讯逼供。有一位同志(周高攀)从国外回来,一下飞机就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立即关起来,施用了23种刑罚手段,如打耳光,揪头发,压脖子,喷气式,七天六宵不让睡觉,不给水喝,弄得昏倒在地,等等。”(曾实《要正确回顾文化大革命——与〈方毅传〉作者商榷》,《五柳村》,2010)

中国科学院也是在1970年1月开始这一场运动的,所打的“五一六”分子数目超过文革初期“五十天”所打的“反党分子”数目。1972年11月14日在军代表主持下召开全院“宽严大会”。在会上通过一些屈打成招的“分子”之口,宣布某一群众组织的各级骨干就是“五一六”的各级骨干,实际将一派打成“五一六”。这在当时公开宣布的政策也是不允许的。而且在中科院,对这一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假案迄今未作任何交待。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5


北京市


北京市成立了抓“五一六”办公室, 由张铁夫负责。一开始,也是“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西。”周恩来讲话后改弦更张。“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 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的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于是,“五一六”分子变为“五一六”问题。

北京市抓的几个事件是:一,围困中南海;二,火烧英国代办处;三,午门大会,即香港问题。此外还有几起重大的武斗事件。

据吴德回忆,北京市在清查运动中共涉及5万多人,触动一万五六千人,重点人700多,办隔离学习班最多3000多人。

吴德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

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女婿王得一是北师大的造反派,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因为被审查的“五一六分子”交代名单在他手中而自杀。后来学校党组织做了结论说:“70年初,王得一同志被错误审查,在极左路线和军工宣队搞逼﹑供﹑信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于1970年6月13日凌晨不幸去世。”

根据北航《红旗》的戴维堤回忆,1971年的3月17日,738厂(即北京电子管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五一六”分子大会。“五一六”分子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五一六”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五一六”分子。不几天,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他们是怎样被逼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呢?他们被别人交代出以后,就被专案组叫去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决。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整整搞了两年。“根据1973年3月1日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称:经二年调查,涉嫌‘五一六’分子的117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张光磷《季羡林先生》,网络版)

一位进驻北京建工学院的军宣队人员回忆:“该文件(指1970年3月27日 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上级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无数种解释的,这使清查 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 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这个运动是对‘文革’初期积极分子的一次严重打击。领导这个运动,是我觉得最对不起建工学院学生的地方,也 是我抱恨终生的遗憾。”(陈昭《“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天益网,2006年7月9日)

清华大学实在江西的鲤鱼洲干校掀起抓“五一六”运动的。1970年 秋,大喇叭成天广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情,不断地动员参加了这个阴谋集团的人出来自首,据说交代清楚了就原来干什麽还干什麽,不会受处分。 过了几天,团部开“五一六”分子坦白大会。军宣队负责人刚讲完开场白,马上有人上台交代,大声说,我是某某某,我现在坦白交代,谁谁谁介绍我参加的“五一 六”,我又介绍了谁参加,说得有鼻子有眼。接着只见许多人站起来抢着喊:我交代!我交代!一时忽喇喇站起来一大片。然后,突然很多人喊:“陶德坚,站起 来!”以后又将他隔离检查。一年后,回到北京,清华工宣队负责人迟群宣布,鉴于陶的罪行,给他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这是清华唯一定案的“五一六”分 子。总的来说,清华大学的批清运动搞得不很激烈。(陶德坚回忆录,五柳村网)

在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总共只有120多名教职工,其中108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该校数名师生被整死。原党委常委李贵自杀未遂。(聂树人《“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

北京林学院是在下放地云南开展抓“五一六”的,凡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成员及运动初期造反的教职工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杜婉华《北京林学院清查“五一六”》,《炎黄春秋》,2013年7期)


江苏:许世友的恶行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 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恢复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

南京一百万人口,抓了27万。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江腾蛟后来也成了五一六分子。(黑雁南《十年动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中山陵林业学校90%的人都是五一六。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40%以上。

《近看许世友(1967-1985)》 这本书,除了歌颂许世友外,还讥笑那些在被诬为五一六的人,说什么“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帽子争着戴”。是的,谁愿意戴那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帽 子呢?这背后的故事,书中讳莫如深。知情者言:“许多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大多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 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 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南京市的重点清查单位是南京大学和734厂。这两个单位由省的“深挖宣传队”接管,他们叫嚣:“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网打尽!”。734厂打共了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在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杨世杰虽然与所谓“五一六”并无关系,却被“隔离审查”, 被打得很利害。他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钱新民,被“批判斗争”,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天文系教师朱耀新在溧阳农场劳动期间,被“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他在夜间试图逃亡,结果不慎跌入水塘死亡。(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网络版)

南 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 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在1967年夺权后,她所在组织属于好派。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理阶级队伍”。李香芝当时有病,也被揪到牛棚关押,并被批判为“地主分子”、“假党员”、“反党乱军”。直到1970年5月20日才宣布解除隔离,但在审查材料中说她犯有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解除隔离没几个月,从1970年8月份起,她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使她精神失常。最后,审查者抓住她说的疯话上纲,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这一案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只凭当时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两则文字不通的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8月2日)和“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8月23日)(《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这里所说的副主任,应指负责清查五一六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李文卿的书上说他“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吴 大胜忠于许世友,许世友忠于毛泽东。除去忠于他心目中的皇帝毛泽东以外,许世友很像红色高棉。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 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 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一直在劳改,这次又被打为“五一六”。许世友亲自审问四次,每次一开头都是破口大骂。审到第四次,赵仍不肯承认是“五一六”, 许世友就喝令他滚回军区,接受批斗。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也被诬为“五一六”的黑后台,被投入监狱。

以“五一六”和其它罪名,江苏省的多数领导干部被长期关押,遭受残酷迫害。省委交通部部长王治平和统战部长高啸平在关押地点被斗死。(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像许世友、韦国清这样的横行不法、草菅人命、作恶多端的地方军阀势力,只能在他们调走或去世后,真相才能澄清。1974年底,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4年11月13日, 中央政治局领导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人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叶剑英、纪登奎等严厉批评了江苏深挖“五一六”犯的严重错误。叶剑英说 南京军区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特别是“五一六”搞这么多,是同中央对立的。“过去你们南京军区,谁敢讲话,水都泼不进,谁讲一句反话,就打成 ‘五一六’。”此时许世友已调走,吴大胜等人成了替罪羊,很快一蹶不振。

中 央首长讲话在江苏传达后,江苏各地的支左军代表都撤回了部队。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苏各地群众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深挖“五一六”运动和许世友、吴大 胜等人,一时间各地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举行批判控诉大会,广大群众心中的火山爆发了。南京与各地市县被抓被关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继出狱。

江苏省的其它地区也是如此。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当时共688名教职工,有396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宽则已到骇人的程度”。(朱子南《一所高校清查“五一六”的惨剧》,《世纪》2015年2期)1975年5月29日, 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谈到:“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 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

江苏的问题在文革结束前就出现转机,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二是许世友不仅造反派和普通群众中抓“五一六”,而且迫害了很多干部,包括高层干部。朝中总有人为这些干部说话。如果仅仅是造反派和普通群众受到迫害,其结果要悲惨得多。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6


其它地区


1969年底,中央召开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会议期间,周恩来问黄廉,在北京认识哪些人,认不认得蒯大富,知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黄廉回答说见过蒯大富,“五一六”一概不知。1970年4月30日晚上,开始办隔离的学习班,未经任何手续将他这个省革委副主任予以拘禁。一开始说克服派性,接着就叫他交代在北京怎么与“五一六”联系,下面又发展了谁。9月份,他作为“五一六”分子在他原单位木材公司被批判。这个学习班直到林彪垮台才结束。省里将责任推给林彪一党,说学习班是梁兴初叫办的,中央军委也有批示。运动中一共逼死十几条人命。

在 给黄廉办学习班时,军队干部就和他说,“五一六”有国际背景,还与拉美的游击队以及格瓦拉有了关系。学习班结束后,省里一些领导干部又找他,郑重其事地问 他,是否收到国外的信,说是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很欢迎你,问他切-格瓦拉知道不知道,人家副司令的位置给你留起的。(黄廉:《重庆文革口述史》,网络版)

湖北在1969年底开始在北京办造反派骨干的学习班。陈伯达四次去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在湖北,清查“五一六”和打击“北决扬”结合。成员不足20人的“北决扬”在全省清查出10多万人,“有的惨死狱中,有的落下终身残疾。”(古远清《报案人成了作案人——湖北大学文革杂忆》,《炎黄春秋》2015年11期)

在广西,继1968年对造反派实施大屠杀后,在1970年继续以派划线,迫害过去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对立派人员和外地分配来持不同观点的人员。1970年4月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试点,1971年5月全面铺开。1972年6月传达领导小组指示说要搞清“五一六”的指挥者、策划者和黑后台,于是又有一批干部遭难。10月开始结案,1973年9月基本结束。例如柳州铁路局及其各分局组成493人的专案队伍,重点清查事件8起,80人定为审查对象,其中5人定为“五一六”分子,3人定为反革命分子,11人定为敌我矛盾案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梧州市共清查大小事件30宗,其中重大事件7宗,涉及数百人,重点审查对象192人,其中5人被迫害致死。很多县搞的轰轰烈烈,例如玉林地区容县审查601人,贵县审查836人。(《官方处遗档案》,广西文革研究专题,2014)

山东省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第一阶段在1971年913以前,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围绕原山东省革委主任王效禹犯下的“三个反对”、“四个指向”的罪行进行,主要排查出十个重大事件。

清查“五一六”不仅发生在大城市。在山东省沂水县这样一个县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共查出62名“五一六”分子。上海南汇县审查斗争了3千多人,非正常死亡60余人。上海宝山县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结合,清查出5千多名有问题的审查对象,被迫自杀40多人。(姚治邦《臭老九的人生》,草根文学网,2007)

在一些地区,也将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挂了进去,如在天津,1971年初将前市长胡昭衡等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总后台在天津的黑班底,是破坏天津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的主谋,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天津的策划者和操纵者”,并印发《‘五一六’总后台的死党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罪行材料》。

有些地方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展较晚。如嘉兴地委于1972年10月才建立地委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地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并在人保组内设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事机构,1975年8月才撤销。

解放军当然也不落后。1970年1月24日中央首长接见时,黄永胜说,军队已挖出400多“五一六”分子,还没挖光。军队除“五一六”的方面军以外,“斗罗筹备处”、“批陶连线站”、“星火服务站”,都是“五一六”组织。对“五一六”不能手软,不要什么一碗水端平。军委办事组在1970年发的一份文件中,点了10个院校和文工团的名字,包括解放军艺术学院、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第二军医大,都是造反有名的单位。

他这里说的“不要一碗水端平”,意思就是要整一派,可能不仅是他自己的意思。

据吴德回忆,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人向毛泽东写信,说吴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将信转给吴德,并批示道“‘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在 商量如何落实政策时,李震建议向上写个报告,向下发一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吴德不同意而未行,他说当初成立联合小组时,他就提出过政策的问题。周恩来 说,就按延安肃反的九条方针,再加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想搞个政策界限,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所谓延安九条是指中共中央在1943年8月15日 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知道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 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它是非常一般的政策,适用于所有审干运动。所以,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政策界限,而领导者也清楚意识到,不可能提出任何 政策界限,也可能故意不提出政策界限束缚自己手脚。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中,这也是很罕见的。

吴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落实政策。他和李震负责的这个小组,应该是负责全国抓五一六运动的,但是由于未将毛的指示落实到任何正式文件,看来他们的落实政策只限于北京。

吴德未交代毛泽东什么时候发出这一指示的。估计可能是1971年。因为从那年开始,大规模的抓“五一六”运动才逐步停止。但因为没任何正式文件,运动在很多地方还继续进行,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才完全终止。


小结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说:“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总理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这样说符合事实,定性准确。

《大动乱的年代》说:“由于下列原因,在揪‘五一六分子’活动中出现了极其混乱的情况: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516兵 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 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广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 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群众遭到打击。”

在这四条原因中,第一、二两条说得很对。第三条不对,揪“五一六分子”运动未必是在江青一伙领导下进行的。被打成“五一六”的大多是造反派。造反派首先反对的恐怕也不是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说得很好,但远远不止是江青这样的人。

第四条也不对。到了1970年,在大多数地区,已不是两派尖锐对立的局面了,而是军宣队、工宣队的一统江山了。也不是两派互揪了,而是军宣队利用保守派揪造反派了。也就是说,是军宣队及其领导将派性进行到底了。

《文 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关于清查“五一六”一小节的标题是“无中生有的清查‘五一六’”,但是将其归之于林彪、四人帮:“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 ‘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文革以后的1978年,“五一六”专案办公室交给中组部。当时的中组部长宋任穷事后说,这个办公室“不存在四人帮插手”。(《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最有力的驳斥。

从现有资料来看,清查“五一六”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了主导的作用。江青要负一定责任,但没有很特殊的责任。林彪要负什么责任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不好定论。至于江苏地方的问题,主要应由许世友负责。

许世友热衷于抓“五一六”,也和毛泽东批评他“只抓黑,不抓红”有关(黑指煤炭生产,红指阶级斗争。这是1969年9月毛泽东来南京时对他说的)。至于周恩来,正如杨小凯所说,“他自己1974年就不得不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死人那么多,他应负主要责任。”(杨小凯:《再谈“文革”》)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荒唐逻辑甚至不符合解放以来中共对敌斗争的一贯政策,即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标准衡量也是不可思议的。一贯被认为稳健的周恩来的如此作为是很值得研究的。

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发生在外文局的“政治谋杀案”事件也发人深省。外文局属于外事系统。这个局及其所属单位在造反派掌权时审查干部,被拘禁的人员中有中层干部李薰荣、方靖、方应旸、韦福弟等四人不堪折磨,分别跳楼自杀身亡。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对这几桩事件进行清理,由周恩来指定外交部党的三人领导小组(李耀文、裴宗澄和马文波)以及公安部长李震直接审理这些案件。经过从1970年底到1973年初的审查,外文局军管小组将这些案件定为“政治谋杀案”。有68人被定为案犯,逮捕12人,劳教8人,拘留4人,在机关受审查38人,在审查中死亡4人。已经是一命抵一命之后,1973年3月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联合写了《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处理的报告》,拟判死刑2人,死缓2人,有期徒刑25人,劳教13人。1975年8月,他们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了一个减少判刑人数的报告,但周恩来和公安部长华国峰均未批。直到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2月华国峰指示要实事求是认真进行复查。8月,公安部和外文局联合成立复查组开始进行复查。1978年10月才得到结论:谋杀罪罪名不能成立,将68人定为案犯是错案。但此时,很多“案犯”已被关押七八年之久。(戴延年、陈日浓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新星出版社,1999,还可参考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国福利会志》)

在 绝大部分部门和单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打为“五一六”分子的人数都显著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其人员组成也相差不多。可认为是 “五十天”时期前后所预言的“秋后算帐”的兑现。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全国被清查的人数,据戴维堤估计,有千万之众。

从中央到地方,大概只有江苏和云南少数地方对这一持续几年的五一六案作出正式结论。江苏省是因为上述特殊情况,可以说是党内斗争的结果。云南省委在1976年1月7日 发出《关于纠正我省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的通知》,宣布除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应按规定政策处理外,其余被打成“五一六”的人员一 律平反。云南省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在清查“五一六”时,有很多地区沿袭“划线站队”,将清查矛头指向“炮派”,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如省委常委、昆 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曾被打为“昆明市五一六集团总头目”。(刘树生、尹俊、赵廷光主编《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所以,清查“五一六”,只给领导干部,特别是文革后又掌权的领导干部平反,少数群众跟着沾点光。对于全国绝大部分被打成“五一六”的群众,一直没一个正式交代。

据说,权利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如果像清查“五一六”这样的运动是政府行为的话,这个政府可以根据人民的思想将其处以极刑,而在做了这一切以后,不肯承担任何责任,至今不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

不肯做正式结论,不肯平反,只能认为是领导者仍然在继承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遗产。他们在清查“五一六”中取得了全胜。虽说最后真正定案的“五一六”分子很少,但绝大多数造反派被打了下去。在运动初期给予人民的少许权利被完全收回。

从中共历史上看,清查“五一六”运动仅可以与肃AB团事件比较。南京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在红军期间被抓过AB团,遭残酷刑讯,大难不死。他用AB团的例子提醒过许世友注意政策。AB团是国民党内于1927年成立的江西地方反共组织,成员几十人,仅存在3个月。这后两数字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极其接近,但组织的性质绝对不同。在AB团解散以后的1930年,先在中共赣西南根据地,后在中央红军内开展了在内部肃清AB团的高潮。这又激起了“富田事变”的反抗行为,直至将发动该事变的红二十军全体干部杀害,兵士并入其它部队。嗣后,肃AB团又继续恶性发展,绵延几年之久,并长期得不到平反,直到近年,事情真相才渐渐明朗。肃AB团的后果特别严重,中央红军当时大约有四万人,清出AB团4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被残酷杀害。虽然肃AB团事件是在战争年代发生的,其环境和共产党执政条件完全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到,清查“五一六”这样的似乎不可思议的事件实际上深深扎根于中共历史之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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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2:15:18

请问:什麽是五一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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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则是我们知道的林彪关于“五一六”问题的唯一指示。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2


抓“五一六”的升级


1967年8月底,周恩来首先将抓“五一六”扩大到外交部。虽然外语学院的“六一六”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有来往,但外交部没有人员参与他们的活动。

8月25日,周恩来对外交部人员说,“‘联络站’有人起码同‘五一六’有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而‘五一六’和‘六一六’有关系。我有材料,现在我不点名。是间接还是直接的,我现在也不讲。”

8月31日,他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说:“陈家康像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并宣布副部长陈家康、王炳南停职检查,说“五一六”在外交部不可能一个没有。9月4日,陈家康作为“五一六”在外交部的“头目”而被捕。这可能是第一个以“反对周恩来就是‘五一六’”罪名而遭逮捕的人。陈家康的罪名是他曾揭发陈毅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乾纲独断”。他后来于1970年7月7日因心脏病死于五七干校。

10月18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说:“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

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发表了讲话。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捣乱,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讲到目 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 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 人搞垮它。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 抛的。” 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录音。9月23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与“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以后,根据江青这 一讲话,规定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

在1967年,除去外交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少数单位以外,清查“五一六”的范围并未显著扩大。9月16日,农大《东方红》向周恩来汇报保守派把造反派划成“五一六”时,周恩来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啊,不能批极‘左’,右派就翻案嘛。”12月4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代会上传达江青的话:“不要到处抓‘五一六’,哪里有那么多‘五一六’呢?”以及周恩来的话:“不要借题发挥。”这样的表态基本上阻止了相互对立组织在对方抓“五一六”的现象。

1967年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5633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这种扩大化应是局部的。


专案小组成立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968年12月17日, 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 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晃晃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 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 啊!”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哲学 社会科学学部的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 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 他们的讲话来看,基本还是一年前的口径,认为“五一六”没几个人,还是张建旗和学部那些人。谢富治仍坚持他的三类人分法。这个工作没什么进展。这也不奇 怪,因为“五一六”这些人早抓完了。王恩宇、傅崇兰是学部的第三派“大批判指挥部”的领袖,将王、傅两人交“五一六”专案组,事实上认为他们不是“五一 六”。这是按照正常逻辑得出的结论。

这一年,正是清理阶级队伍开展之年。许多造反派在这一运动中遭到整肃。但是没有给他们加上“五一六”的帽子。

1969年有中共九大等事件,抓“五一六”问题也没很大进展。但是8月份后,这事又提了起来。8月14日,周恩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接见文艺口时,江青说:“有 一个事我想讲讲。就是‘五一六’匪团问题。从‘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 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 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 子,一定要搞出来。”周恩来也说:“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这时,他们又将杨、余、傅算作“五一六”的后台,而且,将“五一 六”从北京往外地“发展”。

1969年8月15日,周恩来接见卫生系统人员,宣布卫生系统的叶心清、杜南是“五一六”分子。他说,中医研究院的医生叶心清是“江湖医生、政客”,是“‘五一六’挂帅的”,虽然他本人也找叶心清看过病。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9月12日,国内著名中医、全国政协委员叶心清(1908-1969)被捕两年后庾死狱中。今天,关于叶心清的介绍资料是这样说的:“1967年9月,叶心清被林彪、江青一伙扣上‘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等帽子。1969年9月含冤病故于狱中,时年61岁。”(《成都方志网》)

到1969年为止,除了卫生系统和外交部、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外,面上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基本仍没有扩大化。产生扩大化的部门,应与周恩来有关。


毛泽东的批示


在1969年底、1970年初的时候,清查“五一六”运动发生重大的转折,从专案审查变成全面的群众性运动。这一转折应来自毛泽东的指令。按照现在已知的信息,毛的决定和章含之等人的告状有关。

章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教师,和毛泽东有良好关系的章士钊的养女,曾教毛泽东英文。1968年,属于保守派的章含之,不满意入驻的海军军宣队支持造反派,遂和另一教师一起,向毛泽东上书控告军宣队“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毛批示了她的信,要北京市委解决外语学院的问题。章含之所说的“极左势力”指“六一六”。这个组织有参与反周恩来活动的前科,但和专门反周恩来的“五一六”有所不同,有一定的群众性。(罗银胜:《红色名媛章含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毛泽东的批示贯彻后,军宣队在政策上可能有一定调整,但还未使章含之满意。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她再次与那个教师联名上告到毛泽东,不但告了海军宣传队,还告了北京市,说谢富治支持反周恩来的“六一六”。毛泽东再次对她的信批示,说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要派8341进驻。于是,外语学院成为北京市步北大清华以后第三个8341部队进驻的大学。这之后,其后,吴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处理了外语学院的问题。“六一六”垮台。

其它单位也有告状者。中央调查部一位干部写信反映驻该部军代表受极左思潮影响。毛泽东于2月9日批示,周恩来将信和批示转告康生、黄永胜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毛泽东还对北京市一件关于北师大的报告作批示,也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在这一报告中有的地方说:“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毛在这些地方批示:“这就好了”。

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部署了更大范围内的抓“五一六”的运动,1970年2月19日,他在谢富治、温玉成、吴德18日关于外语学院批判极左和深挖“五一六”分子不力的报告转毛泽东,并说明“国务院系统和文教学部各单位,也在有步骤地批判极左思潮和右倾动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防止扩大化。” (《周恩来年谱(1949-1967)》)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3


全国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


大规模的“深挖”在1970年初就已经开始。1月11-14日,北京市革委会召集各区县局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周一兴主编:《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中央各部门也是在这几天布置此项任务的。笔者则在1月10日前听到类似内容的传达。所以在1970年1月初,或极可能早在1969年底,中央应对这一运动有明确的指示和部署。

1970年1月24日晚到25日凌晨,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时,周恩来在其长篇讲话中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 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 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周恩来在这里语焉不详,也许是记录不准确的关系。他说,“五一六”文 革前就有,但根据后文,应理解为文革前是“根子”。又说有“大五一六”和“小五一六”。其中的“小五一六”可能相应于真实存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但也有所夸大。而“大五一六”是他扩大的部分,将军队的冲派算了进去。总之,周恩来所描绘的“五一六”成了在时间、空间、内涵上都严重夸大了的“大杂 烩”。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点了王、关、戚、杨、余、傅、萧华、吴传启、潘梓年。江青点了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的名,还说王光美、李敦白是特务。

他们的这次讲话,特别是周恩来的讲话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扩大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通知是3月24日 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 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 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周恩来找吴德谈话,说毛泽东指定他任抓“五一六”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李 震任副组长。

此后,在全国掀起“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在很多地方,把这个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

须 知,抓“五一六”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历次运动不同。无论黑帮黑线、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以及历史上的右派分子,其标准都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右派分子可划五十 多万人,也可在文革后缩减到几百人,其余的都被“改正”)。而“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个秘密的反革命组织。谁参加了“五一六”,是应该有十 分明确的标准的,正如谁参加了国民党一样(当时也确实将“五一六”比作国民党)。在抓“五一六”的初期,无论领导群众、专案组、被审查分子,都是这样理解 的。所以陈伯达他们还画出了“五一六”的系统图。

然而随着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铺开,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数目急剧增加,负责清查工作的领导和专案组越来越困惑。特别是“五一六”分子的数目多得不可思议。除了许世友这样的人以外,头脑正常的人都对此不很相信。

被 抓出来的“五一六”分子们也感到困惑。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不但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而且确信被揪出来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是“五一六”。对自己 和如此多的造反派受到审查,他们不感到奇怪,但是,毫无根据、违反常识地宣布他们是“五一六”分子,这以后如何收场呢?


“重罪行”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他的这一讲话实际上把反对“二月逆流”和反对周恩来联系起来,算成“五一六”的罪行。

1970年11月9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他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他还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 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 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他还说:“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他还说对“五一六”不能“三不四同”,“不能一律不戴帽子、不给处分、不装档案。没参加组织就不能定案是不对的,是把自己圈起来。”

当时听到周讲话传达的人都感到这讲话“比原来严厉了”。(宋天仪《一名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革日记》,时代文献出版社,2013)周恩来的讲话,为解脱上述困境,调整运动目标指出了方向。这就是:1,不纠缠组织。不纠缠,就是不否定以前揪出的都是“五一六”分子。谁也没说你们不是,只是和你们不计较了。当然,也许有些人还没参加“五一六”,那是还没来得及参加,其实跟参加了一样。

在这之前,吴德、谢富治们还坚守着 自己的道德底线,即只有参加了“五一六”才能算“五一六”,致使运动长期得不到进展。如今,他们明白了,原来“参加”也可以是将来时的。这就是说,你可以 随心所欲地,不受任何政策和道德约束,将你所不喜欢的人打成“五一六”。第二,要“重罪行”。

什么罪行呢?周恩来给罪行规定了底线:“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所以背着中央开会就是“五一六”。

他所指的“背着中央开会集会”可能指北航725“黑会”,但没具体说明集会规模之大小。这就为“罪行”的无限扩大提供了可能。

罪行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两方面概 括。首先,还是“三指向”。其中以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最大罪行。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就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 桥这样不到十个人。什么是“指向”呢?像张建旗那样公然在大街上贴标语“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自然是“矛头指向”,谅他自己也不否认。这样一类 人和行为并不十分罕见,但就全国来说,还是极少数,也未必是典型的造反派。所以到了清查“五一六”时期,特别是1970年以后,“指向”的范围空前扩大。如有造反派背后埋怨“周总理有点合稀泥”,或者老百姓在家里跟老婆说“其实江青原来是个戏子”,这就都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按“五一六”抓没错。

那时常说的一个词叫“议论”。反对 中央首长固然罪大恶极,议论中央首长亦为不赦。例如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就因为“议论康生”。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司 令部”只可敬畏,不可议论,如对神明一样。中世纪的英王詹姆斯一世曾说:“议论上帝是亵渎;议论国王是反叛。”不许议论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特征。

“五一六”罪行也可根据一些事件来确定。这些事件因地区单位而异。例如,1月9日,周恩来说:“‘五一六'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从这些事件定罪要比“三指向”的范围还宽。例如“围困中南海”事件,当时是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斗。当时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谁想得到这样的行为也成了“五一六”罪行呢?原来,戚本禹教唆围困中南海的目的是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南海。这又有谁想得到呢?况且,戚本禹1980年受审判时,也没宣布这样一条罪状啊。但是在抓“五一六”运动中,北京建工学院女学生董临平就是因为这一条罪状(不让周总理睡好觉)受审查于1970年8月4日自杀身亡的。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此后,清查“五一六”又掀起高潮。这就是吴德说的抓“五一六”“时伏时起”。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揪了出来。于是,在“五一六”的后台的名单中,又增加了陈伯达的名字。1971年“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名单中又增加了林彪。但自此以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始沉寂。原因之一是清查“五一六”都由进驻各单位的军代表负责,而在“九一三”后,不少地区的军代表撤出。但在一些地区,清查“五一六”仍然继续开展,例如1972年7月4日至8月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 时,认真抓紧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 清队工作。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4


中央单位:外交部


毛泽东在1970年10月8日会见金日成时说:“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1967年7、8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

外交部是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部分原因是在外交部确实有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其时间也是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同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外交部的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五一六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反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这一动向很快被中央文革制止,联络站本身也整风,批评了王中琪。王中琪本人也写检查呈送周恩来。

正因为有这段历史,又因为在1967年有涉及外事的几件大的事件,外交部就成了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其过程历经三个阶段。1967年底至1969年底,为摸底排队时期;1970年至1971年,为全面铺开时期;1972年至文革结束,为“戴帽”扫尾时期。(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时的“四大案件”是

1、“三砸一烧”(砸印度使馆、印尼使馆、缅甸使馆,烧英国代办处);

2、“三砸一封”(砸政治部、办公厅、总务司,封部党委);

3、篡夺外交部大权(“联络站”在1967年8月上报中央的那个部业务领导班子名单事);

4、失密窃密(1967年王力的秘书出面传达中央文革为写批判文章而到外交部调看有关材料事)。

实际上这些事件主要是社会上的红卫兵干的,很多与外交部关系不大,更与“五一六”无关。

在1972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头一名就是姚登山,王中琪也在列;另有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31人;因“五一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80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70多人;因“五一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1408人;总数超过当时外交部的人员的一半。

外交部一位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何方说:“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数有2千 人,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个别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时又是找垫背的,把‘文革’的罪过推到这些人 的身上。邓小平、陈云在这些问题上有派性,处理得不好。至今没有给为时两年多、上千万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运动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这件事。”他 认为,周恩来有报复之嫌。(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天益网,2006年7月19日)

周恩来要外交部以抓“五一六”为运动中心并亲自出马。“他找外交部造反派若干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代。新闻司科员成绶三和黄安国,均响应其号召,承认为外交部‘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并招供了一百多人。”除陈家康副部长外,刘晓副部长、前驻苏大使潘自力,也被打为‘五一六’后台。(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


农林口和秦化龙问题


农林口之所以在抓“五一六”运动中占有突出位置,是因为其负责人是“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谭震林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和消极派。他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到农垦部号召大家给部长王震贴大字报。1966年8月他又指责农林口政治部主任、农林口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秦化龙“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将其革职。1967年初,农林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宣布秦化龙及其支持者是反革命,被批斗和监督劳动。秦化龙之所以被揪出,可能是因为他在1964年从上海警备区政委任上调到农林口,是外来户的关系。

到了4月 份,风云突变,谭震林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被广大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声讨批判。造反派红卫兵根据政治运动的一般逻辑,当然认为谭所打击的王震和秦化龙是 好人,要求为他们平反。当时王震已被毛泽东肯定,于是焦点集中在秦化龙身上。(许仁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党史博览》,2010年8期)

此时,社会上正掀起一股怀疑、攻击周恩来的潮流。5月16日, 进驻农林口的一些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成立了“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以反击二月逆流为旗帜,明确要求为秦化龙平反,并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他们 这个行为受到同一派别群众的谴责,很快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宣布解散。这个“五一六兵团”虽然只存在了一天,但却早于张建旗的钢铁学院“首都五一六红卫兵 团”,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特别是,秦化龙和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发生了无法摆脱的联系,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他之所以倒霉的另一原因是他属于以马明 方为首的“新疆叛徒集团”。

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1969年,农林口各机关下放到五七干校。军代表在这里宣布,中央将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正式逮捕,并将拥护他的干部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骨干,予以批斗。

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问题解决后,秦化龙才从秦城监狱放出,文革结束后,才对他的问题下正式结论。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由于学部《红卫兵联队》为北京市造反派中激进派的中坚力量,以及关锋和学部吴传启、林聿时等人的特殊关系,学部成为另一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就不奇怪了。

从军宣队进驻后,就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打倒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方)、洪(涛)、王(恩宇)、傅(崇兰 )为首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标语便贴满了学部大院。

据 吴敬琏回忆,学部在文革中分为三派:除去联队、总队外,还有大批判指挥部。“军宣队来了以后,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先是依靠‘总队’,并联合‘大批 判指挥部’的一些人把‘联队’彻底打垮。把‘联队’的几乎全部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然后,又开始整‘大批判指挥部’的人”。

但运动开始不久,学部就下放至位于河南省息县的五七干校。运动主要在干校进行。在顾准的“息县日记”里对运动进程有充分的反映,虽然顾准本人是右派,与抓“五一六”无关。他的日记上说:

1969年11月3日,在北京“斗争林聿时大会”。

11月17日,到达干校。

12月15日,“清队(五一六)动员并讨论”。

1970年3月1日,“批判五一六大会”。

3月12日,“批判孙冶方大会”。(按:可能与抓“五一六”无关)

3月20日,“批斗李学曾大会”。

4月9日,“斗争罗宇周大会”。

4月23日,“下午批判会(极左思潮)”。

6月10日,“‘五一六’批斗大会(对抗与反复,退还材料)”。

6月30日,“‘五一六’问题讲用会”。

12月11日,“‘五一六’动员大会;下午竖大字报席屏(运动开始)”。

12月21日,“学部批斗‘五一六’大会——细雨中,下午讨论”。(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从1969年底到1970年底,批清运动整整搞了一年。为什么到1970年底,又开始“动员”了呢?这是因为到1971年春天,干校搬到一个部队的空营房,不再劳动,专门搞运动。直到庐山会议后,说华北地区是陈伯达的反革命基地,从华北军区来的军宣队变得有点“六神无主”,运动才松懈下来。

批清是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人最多的一次运动。据顾准记载,“考古所回去了11人,死了一个高集。”“高死,是‘五一六’案,自杀的。据说,他先割动脉,未成,上吊,绳断,跌断二三颗牙齿,伤太阳穴。然后,他又去取新绳,砍了,系了,毕竟死了。”考古所在1969年军宣队进驻后,还死了一个陈翔鹤,《文学遗产》编辑。

经济研究所在干校死两位妇女:刘静姝、郭谨仪。这两个人分别死于1970年8和9月,不是自杀的,是病故。其中郭谨仪是“雨中挑水休克”不治而死。顾准说,这两个人如果不死,也将是“五一六”分子。

因为韦君宜的丈夫杨述是被学部的吴传启揪出来的,在清理学部“联队”这个最大的“五一六”黑窝时,有关方面要韦君宜“亲征”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清查“五一六”案。她初步看了一些材料,说一看便知那些“资料”全是捏造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其它中央单位


其它很多中央单位也是在五七干校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文化部在1969年底下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之前就开始清查“五一六”运动。12月10日,开全干校“继续深挖‘五一六’匪团动员大会”。到1970年3月份,已开过12次动员大会以及数不清的大小批斗会,涉及人越来越多,到5月份,已开过6次坦白大会。5月份,北京军区的支左人员撤走,由武汉军区人员代替,清查“五一六”运动才进入低潮。但是直到1971年9月份,才宣布从深挖“五一六”转入整党。(陈白尘:《牛棚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有 人描述文化部抓“五一六”的情况:“整个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很快就弄成腥风血雨,文革初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年轻人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逼供 信及打骂现象极为普遍,因为听不惯半夜挨打的哭叫声,一些农民还到连部抗议。连队还成立了各敦促投降小组,对‘五一六’分子实行长时期的大小会围攻,限期 要求交代。同时让‘五一六’分子参加重体力劳动,有专人监管。白天晚上采取不停顿的战斗措施,力求使‘五一六’分子失去抵抗。”(陈徒手:《人有病,天知 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粮食部的抓“五一六”也与派别斗争有关。1967年,进驻该部的军代表支一派压一派。被压制的派别写信上告。1970年1月18日粮食部召开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以后,就将他们的活动定性为反对解放军,当作“五一六”审查。在一年多的审查过程中,“部内约780人中,约120人被打成‘五一六’。连在游行集会人群后面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7名领导干部被打为“黑参谋”。(陈其阵《痛忆粮食部清查“五一六”》,《炎黄春秋》2011年10期)

在外经部(原对外经委),从1967年11月即开始追查“五一六”分子,1970年大规模开展运动,将数十名群众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对他们施行骇人听闻的种种酷刑、摧残、迫害和歧视,并作了书面结论和组织处理。其中原团委书记秦仁术被关押、管制共11年(1968-1979)。一位副局长张仁从被打成“五一六”后台,在干校自杀身亡,死后草草掩埋,被野狗吃掉。(王耀平《评〈方毅传〉》,作者博客,2010)

1984年陈慕华代表部党组对文革里的冤假错案问题做了检查,她说:“还有195位同志被作为‘五一六’的清查对象,有些(40多名)还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对他们搞逼供信,甚至刑讯逼供。有一位同志(周高攀)从国外回来,一下飞机就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立即关起来,施用了23种刑罚手段,如打耳光,揪头发,压脖子,喷气式,七天六宵不让睡觉,不给水喝,弄得昏倒在地,等等。”(曾实《要正确回顾文化大革命——与〈方毅传〉作者商榷》,《五柳村》,2010)

中国科学院也是在1970年1月开始这一场运动的,所打的“五一六”分子数目超过文革初期“五十天”所打的“反党分子”数目。1972年11月14日在军代表主持下召开全院“宽严大会”。在会上通过一些屈打成招的“分子”之口,宣布某一群众组织的各级骨干就是“五一六”的各级骨干,实际将一派打成“五一六”。这在当时公开宣布的政策也是不允许的。而且在中科院,对这一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假案迄今未作任何交待。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5


北京市


北京市成立了抓“五一六”办公室, 由张铁夫负责。一开始,也是“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西。”周恩来讲话后改弦更张。“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 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的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于是,“五一六”分子变为“五一六”问题。

北京市抓的几个事件是:一,围困中南海;二,火烧英国代办处;三,午门大会,即香港问题。此外还有几起重大的武斗事件。

据吴德回忆,北京市在清查运动中共涉及5万多人,触动一万五六千人,重点人700多,办隔离学习班最多3000多人。

吴德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

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女婿王得一是北师大的造反派,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因为被审查的“五一六分子”交代名单在他手中而自杀。后来学校党组织做了结论说:“70年初,王得一同志被错误审查,在极左路线和军工宣队搞逼﹑供﹑信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于1970年6月13日凌晨不幸去世。”

根据北航《红旗》的戴维堤回忆,1971年的3月17日,738厂(即北京电子管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五一六”分子大会。“五一六”分子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五一六”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五一六”分子。不几天,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他们是怎样被逼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呢?他们被别人交代出以后,就被专案组叫去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决。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整整搞了两年。“根据1973年3月1日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称:经二年调查,涉嫌‘五一六’分子的117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张光磷《季羡林先生》,网络版)

一位进驻北京建工学院的军宣队人员回忆:“该文件(指1970年3月27日 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上级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无数种解释的,这使清查 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 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这个运动是对‘文革’初期积极分子的一次严重打击。领导这个运动,是我觉得最对不起建工学院学生的地方,也 是我抱恨终生的遗憾。”(陈昭《“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天益网,2006年7月9日)

清华大学实在江西的鲤鱼洲干校掀起抓“五一六”运动的。1970年 秋,大喇叭成天广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情,不断地动员参加了这个阴谋集团的人出来自首,据说交代清楚了就原来干什麽还干什麽,不会受处分。 过了几天,团部开“五一六”分子坦白大会。军宣队负责人刚讲完开场白,马上有人上台交代,大声说,我是某某某,我现在坦白交代,谁谁谁介绍我参加的“五一 六”,我又介绍了谁参加,说得有鼻子有眼。接着只见许多人站起来抢着喊:我交代!我交代!一时忽喇喇站起来一大片。然后,突然很多人喊:“陶德坚,站起 来!”以后又将他隔离检查。一年后,回到北京,清华工宣队负责人迟群宣布,鉴于陶的罪行,给他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这是清华唯一定案的“五一六”分 子。总的来说,清华大学的批清运动搞得不很激烈。(陶德坚回忆录,五柳村网)

在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总共只有120多名教职工,其中108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该校数名师生被整死。原党委常委李贵自杀未遂。(聂树人《“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

北京林学院是在下放地云南开展抓“五一六”的,凡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成员及运动初期造反的教职工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杜婉华《北京林学院清查“五一六”》,《炎黄春秋》,2013年7期)


江苏:许世友的恶行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 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恢复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

南京一百万人口,抓了27万。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江腾蛟后来也成了五一六分子。(黑雁南《十年动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中山陵林业学校90%的人都是五一六。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40%以上。

《近看许世友(1967-1985)》 这本书,除了歌颂许世友外,还讥笑那些在被诬为五一六的人,说什么“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帽子争着戴”。是的,谁愿意戴那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帽 子呢?这背后的故事,书中讳莫如深。知情者言:“许多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大多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 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 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南京市的重点清查单位是南京大学和734厂。这两个单位由省的“深挖宣传队”接管,他们叫嚣:“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网打尽!”。734厂打共了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在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杨世杰虽然与所谓“五一六”并无关系,却被“隔离审查”, 被打得很利害。他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钱新民,被“批判斗争”,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天文系教师朱耀新在溧阳农场劳动期间,被“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他在夜间试图逃亡,结果不慎跌入水塘死亡。(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网络版)

南 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 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在1967年夺权后,她所在组织属于好派。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理阶级队伍”。李香芝当时有病,也被揪到牛棚关押,并被批判为“地主分子”、“假党员”、“反党乱军”。直到1970年5月20日才宣布解除隔离,但在审查材料中说她犯有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解除隔离没几个月,从1970年8月份起,她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使她精神失常。最后,审查者抓住她说的疯话上纲,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这一案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只凭当时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两则文字不通的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8月2日)和“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8月23日)(《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这里所说的副主任,应指负责清查五一六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李文卿的书上说他“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吴 大胜忠于许世友,许世友忠于毛泽东。除去忠于他心目中的皇帝毛泽东以外,许世友很像红色高棉。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 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 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一直在劳改,这次又被打为“五一六”。许世友亲自审问四次,每次一开头都是破口大骂。审到第四次,赵仍不肯承认是“五一六”, 许世友就喝令他滚回军区,接受批斗。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也被诬为“五一六”的黑后台,被投入监狱。

以“五一六”和其它罪名,江苏省的多数领导干部被长期关押,遭受残酷迫害。省委交通部部长王治平和统战部长高啸平在关押地点被斗死。(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像许世友、韦国清这样的横行不法、草菅人命、作恶多端的地方军阀势力,只能在他们调走或去世后,真相才能澄清。1974年底,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4年11月13日, 中央政治局领导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人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叶剑英、纪登奎等严厉批评了江苏深挖“五一六”犯的严重错误。叶剑英说 南京军区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特别是“五一六”搞这么多,是同中央对立的。“过去你们南京军区,谁敢讲话,水都泼不进,谁讲一句反话,就打成 ‘五一六’。”此时许世友已调走,吴大胜等人成了替罪羊,很快一蹶不振。

中 央首长讲话在江苏传达后,江苏各地的支左军代表都撤回了部队。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苏各地群众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深挖“五一六”运动和许世友、吴大 胜等人,一时间各地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举行批判控诉大会,广大群众心中的火山爆发了。南京与各地市县被抓被关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继出狱。

江苏省的其它地区也是如此。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当时共688名教职工,有396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宽则已到骇人的程度”。(朱子南《一所高校清查“五一六”的惨剧》,《世纪》2015年2期)1975年5月29日, 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谈到:“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 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

江苏的问题在文革结束前就出现转机,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二是许世友不仅造反派和普通群众中抓“五一六”,而且迫害了很多干部,包括高层干部。朝中总有人为这些干部说话。如果仅仅是造反派和普通群众受到迫害,其结果要悲惨得多。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6


其它地区


1969年底,中央召开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会议期间,周恩来问黄廉,在北京认识哪些人,认不认得蒯大富,知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黄廉回答说见过蒯大富,“五一六”一概不知。1970年4月30日晚上,开始办隔离的学习班,未经任何手续将他这个省革委副主任予以拘禁。一开始说克服派性,接着就叫他交代在北京怎么与“五一六”联系,下面又发展了谁。9月份,他作为“五一六”分子在他原单位木材公司被批判。这个学习班直到林彪垮台才结束。省里将责任推给林彪一党,说学习班是梁兴初叫办的,中央军委也有批示。运动中一共逼死十几条人命。

在 给黄廉办学习班时,军队干部就和他说,“五一六”有国际背景,还与拉美的游击队以及格瓦拉有了关系。学习班结束后,省里一些领导干部又找他,郑重其事地问 他,是否收到国外的信,说是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很欢迎你,问他切-格瓦拉知道不知道,人家副司令的位置给你留起的。(黄廉:《重庆文革口述史》,网络版)

湖北在1969年底开始在北京办造反派骨干的学习班。陈伯达四次去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在湖北,清查“五一六”和打击“北决扬”结合。成员不足20人的“北决扬”在全省清查出10多万人,“有的惨死狱中,有的落下终身残疾。”(古远清《报案人成了作案人——湖北大学文革杂忆》,《炎黄春秋》2015年11期)

在广西,继1968年对造反派实施大屠杀后,在1970年继续以派划线,迫害过去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对立派人员和外地分配来持不同观点的人员。1970年4月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试点,1971年5月全面铺开。1972年6月传达领导小组指示说要搞清“五一六”的指挥者、策划者和黑后台,于是又有一批干部遭难。10月开始结案,1973年9月基本结束。例如柳州铁路局及其各分局组成493人的专案队伍,重点清查事件8起,80人定为审查对象,其中5人定为“五一六”分子,3人定为反革命分子,11人定为敌我矛盾案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梧州市共清查大小事件30宗,其中重大事件7宗,涉及数百人,重点审查对象192人,其中5人被迫害致死。很多县搞的轰轰烈烈,例如玉林地区容县审查601人,贵县审查836人。(《官方处遗档案》,广西文革研究专题,2014)

山东省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第一阶段在1971年913以前,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围绕原山东省革委主任王效禹犯下的“三个反对”、“四个指向”的罪行进行,主要排查出十个重大事件。

清查“五一六”不仅发生在大城市。在山东省沂水县这样一个县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共查出62名“五一六”分子。上海南汇县审查斗争了3千多人,非正常死亡60余人。上海宝山县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结合,清查出5千多名有问题的审查对象,被迫自杀40多人。(姚治邦《臭老九的人生》,草根文学网,2007)

在一些地区,也将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挂了进去,如在天津,1971年初将前市长胡昭衡等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总后台在天津的黑班底,是破坏天津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的主谋,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天津的策划者和操纵者”,并印发《‘五一六’总后台的死党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罪行材料》。

有些地方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展较晚。如嘉兴地委于1972年10月才建立地委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地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并在人保组内设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事机构,1975年8月才撤销。

解放军当然也不落后。1970年1月24日中央首长接见时,黄永胜说,军队已挖出400多“五一六”分子,还没挖光。军队除“五一六”的方面军以外,“斗罗筹备处”、“批陶连线站”、“星火服务站”,都是“五一六”组织。对“五一六”不能手软,不要什么一碗水端平。军委办事组在1970年发的一份文件中,点了10个院校和文工团的名字,包括解放军艺术学院、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第二军医大,都是造反有名的单位。

他这里说的“不要一碗水端平”,意思就是要整一派,可能不仅是他自己的意思。

据吴德回忆,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人向毛泽东写信,说吴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将信转给吴德,并批示道“‘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在 商量如何落实政策时,李震建议向上写个报告,向下发一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吴德不同意而未行,他说当初成立联合小组时,他就提出过政策的问题。周恩来 说,就按延安肃反的九条方针,再加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想搞个政策界限,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所谓延安九条是指中共中央在1943年8月15日 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知道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 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它是非常一般的政策,适用于所有审干运动。所以,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政策界限,而领导者也清楚意识到,不可能提出任何 政策界限,也可能故意不提出政策界限束缚自己手脚。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中,这也是很罕见的。

吴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落实政策。他和李震负责的这个小组,应该是负责全国抓五一六运动的,但是由于未将毛的指示落实到任何正式文件,看来他们的落实政策只限于北京。

吴德未交代毛泽东什么时候发出这一指示的。估计可能是1971年。因为从那年开始,大规模的抓“五一六”运动才逐步停止。但因为没任何正式文件,运动在很多地方还继续进行,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才完全终止。


小结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说:“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总理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这样说符合事实,定性准确。

《大动乱的年代》说:“由于下列原因,在揪‘五一六分子’活动中出现了极其混乱的情况: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516兵 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 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广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 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群众遭到打击。”

在这四条原因中,第一、二两条说得很对。第三条不对,揪“五一六分子”运动未必是在江青一伙领导下进行的。被打成“五一六”的大多是造反派。造反派首先反对的恐怕也不是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说得很好,但远远不止是江青这样的人。

第四条也不对。到了1970年,在大多数地区,已不是两派尖锐对立的局面了,而是军宣队、工宣队的一统江山了。也不是两派互揪了,而是军宣队利用保守派揪造反派了。也就是说,是军宣队及其领导将派性进行到底了。

《文 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关于清查“五一六”一小节的标题是“无中生有的清查‘五一六’”,但是将其归之于林彪、四人帮:“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 ‘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文革以后的1978年,“五一六”专案办公室交给中组部。当时的中组部长宋任穷事后说,这个办公室“不存在四人帮插手”。(《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最有力的驳斥。

从现有资料来看,清查“五一六”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了主导的作用。江青要负一定责任,但没有很特殊的责任。林彪要负什么责任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不好定论。至于江苏地方的问题,主要应由许世友负责。

许世友热衷于抓“五一六”,也和毛泽东批评他“只抓黑,不抓红”有关(黑指煤炭生产,红指阶级斗争。这是1969年9月毛泽东来南京时对他说的)。至于周恩来,正如杨小凯所说,“他自己1974年就不得不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死人那么多,他应负主要责任。”(杨小凯:《再谈“文革”》)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荒唐逻辑甚至不符合解放以来中共对敌斗争的一贯政策,即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标准衡量也是不可思议的。一贯被认为稳健的周恩来的如此作为是很值得研究的。

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发生在外文局的“政治谋杀案”事件也发人深省。外文局属于外事系统。这个局及其所属单位在造反派掌权时审查干部,被拘禁的人员中有中层干部李薰荣、方靖、方应旸、韦福弟等四人不堪折磨,分别跳楼自杀身亡。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对这几桩事件进行清理,由周恩来指定外交部党的三人领导小组(李耀文、裴宗澄和马文波)以及公安部长李震直接审理这些案件。经过从1970年底到1973年初的审查,外文局军管小组将这些案件定为“政治谋杀案”。有68人被定为案犯,逮捕12人,劳教8人,拘留4人,在机关受审查38人,在审查中死亡4人。已经是一命抵一命之后,1973年3月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联合写了《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处理的报告》,拟判死刑2人,死缓2人,有期徒刑25人,劳教13人。1975年8月,他们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了一个减少判刑人数的报告,但周恩来和公安部长华国峰均未批。直到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2月华国峰指示要实事求是认真进行复查。8月,公安部和外文局联合成立复查组开始进行复查。1978年10月才得到结论:谋杀罪罪名不能成立,将68人定为案犯是错案。但此时,很多“案犯”已被关押七八年之久。(戴延年、陈日浓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新星出版社,1999,还可参考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国福利会志》)

在 绝大部分部门和单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打为“五一六”分子的人数都显著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其人员组成也相差不多。可认为是 “五十天”时期前后所预言的“秋后算帐”的兑现。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全国被清查的人数,据戴维堤估计,有千万之众。

从中央到地方,大概只有江苏和云南少数地方对这一持续几年的五一六案作出正式结论。江苏省是因为上述特殊情况,可以说是党内斗争的结果。云南省委在1976年1月7日 发出《关于纠正我省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的通知》,宣布除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应按规定政策处理外,其余被打成“五一六”的人员一 律平反。云南省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在清查“五一六”时,有很多地区沿袭“划线站队”,将清查矛头指向“炮派”,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如省委常委、昆 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曾被打为“昆明市五一六集团总头目”。(刘树生、尹俊、赵廷光主编《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所以,清查“五一六”,只给领导干部,特别是文革后又掌权的领导干部平反,少数群众跟着沾点光。对于全国绝大部分被打成“五一六”的群众,一直没一个正式交代。

据说,权利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如果像清查“五一六”这样的运动是政府行为的话,这个政府可以根据人民的思想将其处以极刑,而在做了这一切以后,不肯承担任何责任,至今不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

不肯做正式结论,不肯平反,只能认为是领导者仍然在继承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遗产。他们在清查“五一六”中取得了全胜。虽说最后真正定案的“五一六”分子很少,但绝大多数造反派被打了下去。在运动初期给予人民的少许权利被完全收回。

从中共历史上看,清查“五一六”运动仅可以与肃AB团事件比较。南京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在红军期间被抓过AB团,遭残酷刑讯,大难不死。他用AB团的例子提醒过许世友注意政策。AB团是国民党内于1927年成立的江西地方反共组织,成员几十人,仅存在3个月。这后两数字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极其接近,但组织的性质绝对不同。在AB团解散以后的1930年,先在中共赣西南根据地,后在中央红军内开展了在内部肃清AB团的高潮。这又激起了“富田事变”的反抗行为,直至将发动该事变的红二十军全体干部杀害,兵士并入其它部队。嗣后,肃AB团又继续恶性发展,绵延几年之久,并长期得不到平反,直到近年,事情真相才渐渐明朗。肃AB团的后果特别严重,中央红军当时大约有四万人,清出AB团4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被残酷杀害。虽然肃AB团事件是在战争年代发生的,其环境和共产党执政条件完全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到,清查“五一六”这样的似乎不可思议的事件实际上深深扎根于中共历史之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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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屏蔽该用户留言时间:2016-07-01 02:15:18

请问:什麽是五一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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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薄浣 留言时间:2016-07-05 15:56:39

共产党要稳,必得抓许多人,以前老毛杀人无数,为的是保他的地位,如今习进平抓他的对手入,为的也是稳住自己的江山。民主社会党派之间只是打打口水仗而已,不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那些说民主选举会乱的人,就是倒黑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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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5 15:23:02

【局 → 周公辅成王 (1/3)】

是的。周恩来走在老毛前面,但他笑到了最后。

为了不让 人民大会堂 变成 毛家祠堂,周恩来死前已布局,毛泽东死后,国锋只能是个过渡。

周恩来的布局,用叶剑英的话说,叫做“周公辅成王”。

前仆周恩来,后继叶剑英。前仆后继,直到成功(也就是笑)为止,这是老革命的革命情怀。

***

之前曾提供邢达崐观点(在下面),邢说:『中央上层对毛的所作所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毛)要建立一个毛家天下、建立毛氏帝国。』

邢的观点,不够立体,缺少时空感。上层对毛的认知,清楚程度,有一个过程。到了毛泽东谋杀林彪之后,周恩来才确知毛的动机和蒋介石一样,家天下。

也就是说,如果老毛 家天下 成功,上层就算忍耐到毛 寿终正寝,事情还是没完没了。得想个对策。。。

对策就是“周公辅成王”。

1971年底,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在京上层爱国人士座谈会,他说林彪事件乍听起来是坏事,但 再看 再听 再想,又是大好事 。。。

为什麽周恩来说林彪事件是大好事?

因为林彪事件曝露了毛泽东心中真正的接班人,老革命们可以有的放矢了。

“周公辅成王”的酝酿期是1971年9月23日之后。。。用历史事件看苗头,1972年秋发生的 卜占亚上下“贼船”事件 是一个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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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4 21:18:26

公道博的点拨,很有意思。项羽死前仰天长叹,楚汉之争从来都是项羽大胜,最后一仗却败给了奸诈的流氓小人刘邦,败给了他的妇道仁心,定会觉得好冤。周是大进了一步,尽管被毛压着病情不报,还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手术?活活拖死。按照公道博的论据,人虽走在老毛前面,却笑到了最后。周和陈毅早年联手整过毛,后者锱铢必报至死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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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4 16:07:37

【周恩来 Vs 毛泽东】

周恩来离世前,1976年元旦,他让看护念的《鸟儿问答》如下:

《念奴娇·鸟儿问答》(作者毛泽东;1965年5月)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

毛泽东填词时,“彭罗陆杨事件”正发酵。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

词最后一句,是毛对文革的“预卜”。事后诸葛亮,毛的“预卜”很精准。

而且,老毛不准别人“放屁”,也就是反对,因为毛心里很清楚他要干什麽。

词中两只鸟,大鸟鲲鹏,小鸟雀。毛是鲲鹏,周是雀。

浩劫十年后,1976年元旦,周恩来即将离世。毛泽东 不失时机地 在《人民日报》发表这首词。

野史说:【最后一句,原词是“请君充我?腹”,即把雀儿吃掉。主席划掉了,改成大家见到的定稿。】(毕星星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的回忆文)

周恩来听这首词时,口角边绽出一丝少有的微笑(医生张佐良说的),因为他和叶剑英早已布好局,国锋只能是个过渡。

***

毛搞文革 → 迫害一个亿,意在一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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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4 04:24:30

【周恩来 Vs 项羽】

楚汉相争,项羽兵败,他自刎于乌江前高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

周恩来死前是怎样的心情?下面是周的医生张佐良的记录:

【l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诗。。。下午,周恩来清醒时,有人建议给他读《人民日报》的主要新闻,他就让念毛泽东的《鸟儿问答》这首词。听到有趣处,在他口角边绽出一丝少有的微笑,还听到了他极轻微的笑声,好像还说了些什么,大家未听清。】

***

周恩来 离世前 微笑。

我的解读是:周离世前已布局,毛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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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3 23:31:23

哦,信手拈来这么精准的一件事情。

周的言论,云山雾罩,太耐人寻味。其中那句翻译过来似乎是 ——

我们——谁也无法导演,只有一人例外!!

导演这个词本身,用得很突兀,跟前后上下都不搭界,周这样身份的

人说起这事,任谁都不会冒出这么一个词。这不明明告诉听者受众:

这,就是一个人的导演 !

后面三句,有待咀嚼回味。

回头再看大功告成后的大喜过望,反复跟周围人说一句话,林帮了

我一个大忙 ...... 后来又想起来,哦,自身还有戏要表演呢:情绪低

落,骂人、摔东西,好一副被骗上当、受害人的委屈恼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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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3 23:09:31

【周恩来 言行中 有密码(举例)】

邢达崐的“死人上机”说,我 全然 不同意。但我们距离很远,用笔交谈太费劲。。。无论如何,邢达崐有一些不错的东西,“周恩来 言行中 有密码”是其一。这里再给一个例子:

【(1972年)7月5日,(周恩来)在上海送走班达拉奈克夫人后,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同他们就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主要任务谈话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出了林彪事件,出现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的出现。。。』 】(见周恩来年谱/1972年7月5日)

***

周讲话中说“谁也无法导演”,什麽意思呀?好像在暗示林彪事件是被导演出来似的。

实际上也是。林彪事件是毛泽东搞的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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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3 22:54:56

刚才断断续续看了好久邢达崐在面包房913研讨会上的讲话。先把林叶弄死

再装上飞机的推测,有点儿过于邪乎。但力赞公道博提醒邢研究的周言密码,

直接切中命门要害:

早看过谁的详情报道,是毛密令汪派人在座机的发动机安放了定时炸弹。事发

仅仅27天过后的1971年10月10日,周陪同拉稀皇帝起飞前详问机长张瑞霭的这

篇报道以前看过,询问反常,报道反常,之前的嚎啕反常,倒不是恐惧圣上下

毒手下上了瘾,一鼓作气灭了我恩来,而是已经再明白不过、再清楚不过地

告知天下 —— 林彪林帅,是怎么被谋杀、栽赃的!! 一栽就是45年 !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贪懒馋滑坏,阴损毒辣馊。

这是说的刁民、草民、愚民、暴民、小民、屁民。

放到天子头上,那就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宏图大略地皇恩浩荡,山呼万岁,圣上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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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3 20:50:44

【周恩来 言行中 有密码】

周恩来的言行中有密码,这个概念,是从邢达崐那里听来的。刚开始,大不相信。做人做到言行中有密码,太累了吧。

邢达崐提出这概念时,他用周恩来1971年10月中旬不敢上飞机的事为例。(老Long 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3dbf7e0101fbb1.html,评论区,dakun45的评论)。那个例子发生于林彪坠机后一个月。

。。。

等我搞清楚毛泽东在林彪那架飞机上做了些什麽手脚时,终于相信邢达崐的话,周恩来的言行中有密码!

有了这个概念,每碰到周恩来的(奇怪)镜头,就观察、再观察,看看有没有密码。。。

可多着呢。

文革中,“大家”戴毛泽东像章。有一张周恩来的照片,叫《沉思中的周恩来》。照片中,他口袋上方明显有一枚像章。我研究过,周戴像章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有密码,包括他要(用肢体语言)将毛泽东的军。这事说起来太长,有机会再说。

反正,周恩来的言行中有密码,不要被表象忽悠了。

邢达崐其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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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3 16:09:52

哎呀,就是咱们万维的名博马黑 —— 黑爷。

公道博,Me too. 隔着 Flushing ( 怎么看着有股马桶的味儿)800多行

车公里呢。不然,真的去了。以后定去。

回大英帝国地主老财的话:

确是很有意思,意味深长。得慢慢看,慢慢品。Pascal 特意放大720事件长文的字体,好看着舒服顺眼。其中一个好有趣味的老话就是:

众怒难犯,军怒难犯,更不敢犯 ! 连如日中天时刻的毛始皇毛老人

家,都深深、深深、深深知道这一点。英文说 cooped himself up in

his mansion, 中文叫蜷缩在独楼豪宅里,就是不敢出来跟革命军人、

群众挥挥手,当面说你们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是保

守组织这样的话;放出文弱王力试水,结果恩来都没再出面见群众。

毛爷穿着拖鞋就仓皇出逃了,跟四年后月黑风高夜、林彪同志出逃的

惊悚万状的程度,有得一拼 !

暴民厉害,暴军更可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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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回复 不列颠地主 留言时间:2016-07-03 15:19:31

我也不知头跑到哪里去了。可能掖到裤腰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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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列颠地主 留言时间:2016-07-03 15:06:13

这个帖子很有意思。就是太长了,看不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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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3 14:40:35

【邢达崐 在这里】

我不认识马黑黑。

如果博主Appreciate 邢达崐的观点,他在Flushing 有个店面,在这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fbHKwKYLI。就近的话,去买点儿面包喂鸟儿(他的店员小姐说他们的东西不好吃),用行动支持他。

我和邢达崐相隔千山万水,只是作者、读者关系,但我深知 一个 民间独立研究人 的不容易。

中国现代史,本应由学者专家去做。毛泽东反右,把中国有良心的学者专家几乎赶尽杀绝。现在头戴“学者专家”帽子的中国人,真不知是些什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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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3 11:26:30

公道博转述邢达崐观点,好明晰、清澈、透亮!

因为,党智未开、军智未开、民智未开;因为,八亿臣民,出了几个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九莲、顾准、王申酉、马黑黑兄的二舅、马母 ...... ?

因为,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佩服得五体投地、韩瀚《重量》里的诗句:“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 ——

重量 !”

早前的博文转帖记录过这样一段话:

“ 我姐是个傻逼,就是那种被吓破胆的小屁民。以前我一在空间里发

什么时评,她哪怕在半夜看到也会打电话来把我臭骂一顿勒令删除,

我不理的话她会打电话给我爸妈让老两口大半夜跑过来逼宫!后来我

把丫从QQ上踢掉了。。。刚才发现她不知怎么又浏览我的空间了,

吓得我赶紧自我审查了一遍,这就是监控的力量!”

专制制度不可治愈的绝症,一是无可挽救的腐败,古今中外从未有一个

专制政权不因腐败而遭推翻;二是没有纠错机制,犯错前无法预防,

错误一犯三十年,不到犯错的独裁者死掉无法纠正,而且继任者同样是

独裁者,基本上只能 —— 将错就错,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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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YZ2012 留言时间:2016-07-03 11:03:54

历史这样写,才有可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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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3 02:50:03

【周恩来心里是怎么打算的?】

文革十年,毛斗周,周佞毛,下面已有说明。以下是两年前,我和我的读者邢达崐的交流:

***

问:

我不了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竟拿老毛一人没办法?

邢达崐答:

中央上层对毛的所作所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毛)要建立一个毛家天下、建立毛氏帝国。

可是,鉴于历史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对毛的所作所为只能控制、限制,尽可能的使毛走的不要太远,是中央上层的原则。因为杀毛必然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毛泽东控制了十大军区,如果毛被杀、或杀毛未成功,都会导致各大军区占山为王,形成军阀混战。当年袁世凯称帝,各地起兵。虽然袁世凯倒台,但是其后果是十年内战,各省独立、国力大衰。并大大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导致后来的侵华战争。

历史的教训给中国的政治家提出了警示!限制毛的所作所为,等待他寿终正寝是中国人的福祉。为此很多人付出了生命,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等等等。

(可以在You Tube找到邢达崐。声明:对林彪事件,我不完全同意他说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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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回复 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2 23:21:17

那个“窃以为”一边窃以为,一边骂人猥琐、庸俗、下流,所以要幽他一默,让他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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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2 22:56:34

中国共产党新闻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是贯穿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指导口号。1967年11月6日,在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其内容要点有:

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2.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4.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文章还把这一理论称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基本观点还被写进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事实上,这一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常轨道,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0/4467213.html

谁告诉我 “窃以为” 究竟是什么意思?

2007-02-12 01:11 xian1002 | 浏览 3680 次

我真的被小说上的这个词搞糊了,哪个好心人士告诉我一下!

2007-02-12 01:19 提问者采纳

字面意思是:私下里以为

一般是用来表示谦虚的(自谦的“我认为”),意思是自己的说法只可以

在私下里讨论,上不了大雅之堂。

窃以为 是谦称,和我认为是一个意思。 一般是对上级长辈或者知识

学问在自己之上的人的谦逊之语,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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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2 21:34:50

【命中 → Bull’s Eye】

窃以为 是那朝那代的事啊?

***

估计命中Bull’s Eye。

连“窃以为”都被吓醒,从坟墓里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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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chedanv2 留言时间:2016-07-02 21:08:49

新中国建政后,毛泽东领导抓革命、促生产,不简单。窃以为,需不需要继续革命是那个时期毛泽东一切政治斗争的思想根源,所有才有张、姚两人整理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也是毛泽东引以为豪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这个理论站在传统共产党人的角度看,无疑是伟大和正确的,但它显然没有被他的亲密战友们理解,也没有被他的将军们理解,更没有被刚内忧外患中逃脱出来不久、渴望更好物质生活条件的普通中国人民理解。毛泽东这位历史伟人那时是多么地孤独!所以窃以为,今天的人们分析毛泽东的时候,必须对这位伟人抱有起码的敬畏心,这样才能让分析者本人自己流入猥琐、庸俗乃至下流,免于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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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2 19:53:00

认同秋念博和公道博两位见解。按照杜钧福粗略统计,全国抓出五一六分子一千多万,远远超过类似什么内蒙揪出内人党等等组织的人数,就是周接毛圣旨,借力打力,整倒一大批文革初期跟着毛、造基本是刘、周势力当权派反的人。所以,有句粗线条的话,毛的文革搞了一年,周的文革,整了九年,时间和气势上,都压倒毛。公道博的意见,着实不简单,更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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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2 19:15:56

【请查516】

江青把516这个标签当成她的历史勋章,她被关在秦城时,到了五月十六日,还会怀想当年的风光。所以,“请查516”,那516的源头(即幕后藏镜人)就是造反派的旗手,江青。说“请查516”是为了打击造反派,不算错。但是此说过于简化,也不算对。

文革语言: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造反派先声夺人,喊出来的话。实际上是贼喊捉贼,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搞文革,为了推翻党国,改朝换代,家天下。毛真正要斗倒的人,是红旗的大当家,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做外交,需要国家团结做后盾。如果党国分裂,尼克松上钩的可能性很小,更别谈进入联合国了。蒋介石在台湾,至死(1975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尼克松是蒋介石/宋美龄的“朋友”。尼克松竞选总统时,蒋宋氏还盗用台湾的民脂民膏($)帮他竞选哩。

为了外交工作,为了让中国能“体面地”立足于地球,周恩来不能和毛泽东公开对斗,或分裂。文革中,周恩来一直用 佞术 对抗毛的 斗术。

所以“请查516”的运动中,有的来自斗方,有的来自佞方,得一笔一笔查,才说得清楚。这是为什麽要感谢博主提供“516分子”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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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秋念11 留言时间:2016-07-02 16:34:05

清查516应该是被视为打击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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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2 00:17:30

上面戴维堤的东西,我只看了部分,可以举出许多漏洞,主要是思维不严谨,主观臆想,选材不客观。这些都是常见的思考问题。随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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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1 23:55:51

谢谢你告知出处。

找寻历史真相,只为自己了然于心,我们谁也不欠谁什麽,你不同意,我无所谓的,能交换看法总是有趣。

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和它发生的环境息息相关,息息相关就是对得上号,诸如时间、地点、人性。。。等等。武汉720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人叙述的武汉720事件,若是和它发生的时空环境对不上号,就不是真的。

我还可以肯定地说,二月逆流的老帅是听周恩来的。总得来说,林彪也是听周的。周有时讲违心话,做违心事,也是事实。所以,听周指挥的人有时会说违心话,做违心事。

也就是说,有时人眼见为信的“事实”,其实是假相。

毛泽东搞文革,全国天翻地覆,可是老毛自己是有章法的,他很清楚他在干什麽。研究文革,得抓住老毛的灵魂,才不会迷失在文革的史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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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16-07-01 22:26:27

回公道博的问话:

作者就是这位“北航红旗”早期负责人戴维堤在《逝者如斯》一书中,结合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书籍,还原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〇事件”。

该书2007年1月17日出版最新修改版本,共分122章,这篇文章是其中的第51章。中央代表团中四位年轻小将之一的尹聚平,后来成为作者的夫人。

http://www.wyzxwk.com/e/action/ListInfo.php?mid=9&tempid=28&orderby=newstime&ph=1&author=%E6%88%B4%E7%BB%B4%E5%A0%A4&authorsft=0

公道博的自我定力可赞,党国伪史确实滥天下。这一篇应该不在其列。其中的脉络、逻辑,看起来很顺溜:难怪当时十来天过后,有一个“王八七”(王力1967年8月7日揪军内一小撮言论)讲话,因为裹着私仇呢!若不是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向部下下跪磕头,王力早就被陈再道麾下愤怒的革命战士活活打死。

1967年,老军头闹事是有前科的: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被中共称为“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二月抗争”。

再联想武汉720陈司令的这一手,王八七的公报私仇,毛权衡之下,耍笔杆的文人算个球?!所以发声“还我长城!”8月26日,让杨成武回京禀告周恩来,先把王、关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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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1 21:13:13

【请问】

关于《武汉1967年7月20日事件惊天72小时》,2015-06-23 23:12:12,请问作者是谁?

看了一部分,其文风,颇似汪东兴。汪东兴是毛泽东调教出来的大历史骗子。我相信为毛造谣的不会只有一个汪。

研究历史,不能看到什麽信什麽,得训练自己的史料判断能力,尤其是在这个党国伪史泛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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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道说黑白 留言时间:2016-07-01 20:41:29

【武汉720事件】

有趣。所以我们看法的差异是:

(a)事件是毛搞出来的?

(b)还是毛被别人搞?

***

你提供的资料很多,我得慢慢消化。无论如何,根据我所看过的史料,有的史料支持(a),有的史料支持(b),后者居多,多很多。

毛被别人搞的最大漏洞是它和毛泽东的文革宗旨对不上号,也和文革中的其他人、事对不上号。它只能被孤立地看才站得住。

***

关于1967年7月25日星期二下午,林彪副统帅出席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聚集,欢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从百万雄师掌控的武汉胜利归来的盛大集会。我敢肯定地说,(1)胜利大会是故意黑白颠倒,演戏,欺骗人民;(2) 林彪是 被 出席,被周恩来说服出席,因为周恩来当时有个“大局”,毛泽东利用这个“大局”牵制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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