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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礼拜前,一位网友与我分享了一则报道:据一家国际咨询公司(GlobeScan)调查, 2010 年美国民众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满意度相比2009 年大幅下降,同意“自由市场经济是是对世界的未来最好的体制”(“The free market system and free market economy is the best system on which to base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这个statement 的美国人,只占受访总数的59%(2009 年该比例是72%); 而同意这个statement 的中国人,则占该国受访总数的67%!该机构发表的调查报告用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标题: “美国人对自由市场的热情大幅下跌”("Sharp Drop in American Enthusiasm for Free Market"), 而其他一些引用该调查结果的文章, 也用了一些相似的标题, 比如“美国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度低于中国和巴西”("US Support for Free Market Capitalism Drops below China, Brazil"),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看了原文对调查的描述和总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探讨余地的调查。这里就来解读一下。  Figure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调查的设计和操作。据报道, 该机构自从九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做这个一年一度的调查,每年都在二十多个国家通过电话访问和面谈进行调查。2010年的受访总人数为12,884人,分布在25 个国家。报道没有提到这些受访者是如何选定的,他们的年龄,职业,和其他社会经济背景也都没有具体描述。但这里我们姑且相信,象这种专业的咨询公司,做这样的“routine opinions poll ”,在样本的多样化和代表性等方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在调查中,这些被访者要对下面这句话做出回应:“自由市场体系和自由市场经济是对世界的未来最好的体系”("The free market system and free market economy is the best system on which to base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选择的项目有“强烈同意”,“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强烈不同意”,和“不一定”(下面的图2 为各个国家的受访者在这些选项的分布)。  Figure 2 从图一可以看出,美国受访者中对“自由经济体系”表达支持的比例,在2002 年为80% (所有国家中最高),但之后持续下跌,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却经历了一个上扬(回到74%),但在最后一年(2010)则下跌了15 个百分点;而在2002 年,中国的受访者中就有65%认为“自由经济体制”是对世界来说最好的体制,这个比例一度在2003年上升到75% 左右,然后呈现下降趋势,直到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才出现了小幅上扬,达到和2002 年相差不多的67%。而从图二我们则可以看出,其他一些国家的受访者对“自由经济体系”的支持度千差万别,最低的是法国(只有6%的受访者选择了“强烈同意”,选择“强烈同意”和“部分同意”的总数也只有31% --难怪有评论者说“法国人对自由经济体系很不感冒”呢);但同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德国,则有30%的受访者选择“强烈同意”,另有38%选择“部分同意”,总数占68%,超过中国的比例 ;另一方面,同为“金砖四国”成员的的巴西,选择”强烈同意“的受访者比例最高,为43%,加上选择“部分同意”的,总数占67%(与中国持平)。但是,另外一个emerging economy 土耳其,却只有3%的受访者选择“强烈同意”,加上选择“部分同意”的受访者,总数也只占27%,是所有国家中最少的比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日本,也只有2%的受访者选择“强烈同意”,但选择“部分同意”的,则大大超过法国(47%)。有意思的是,虽然其他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受访者选择“不一定”,在日本这个选项的比例几乎为零,这使得持有“同意”和“不同意”这两个对立的观点的日本民众,各占受访者总数的一半。 其他国家的“历史数据”不多, 只有三个欧洲国家的(德国, 英国,和法国,见图三), 无从得知因此无从得知其他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度在过去几年中的变化趋势是否相似.  Figure 3: The Changing Perception in Five Countries 这些结果,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具体到中国和美国, 为什么仅仅在八年前, 还有80%的美国受访者同意或者部分同意“自由市场体系”是最好的制度,而去年这个数字就变为54% ?是因为美国的经济体系在这八年中发生了实质的变化,还是人们对同样一个体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同样的,虽然2010 年中国受访者对自由经济体系的接受程度高于美国, 但这个比例(67%)和中国在2002 年的比例几乎持平。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民众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接受程度在过去几年中上下波动呢?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我们不知道调查者是否对手访者提供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严格定义,而受访者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会影响他们对问题的回答。在很多人心目中,“自由市场经济”是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但实际上,“自由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具体见我的文章“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道德分析”),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的存在; 因此, 当今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系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自由经济”, 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有政府参与和调控的成分;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经济体系是完全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那么,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所参照的“自由经济体系”,到底是理想中的状态,还是现在存在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某种经济制度呢?这就无从得知了。也因此,我们在解读这个结果的时候,需要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如果我们假定,调查者对手访者解释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定义,那么我们 从中可以看出一点什么样的趋势来呢?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老窝美国,会有那么多人对“自由经济体制”不满意呢?也许,一个原因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要特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这些国家中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已经不再处在“鼎盛”阶段, 它的诸多弊端充分暴露,比如资本积累在极少数人的手中(所谓“垄断资本主义”),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社会矛盾也不断加重。调查报告虽然没有列举不同的收入层面的受访者的支持比例, 但却提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发现, 那就是, 在美国的受访者中, 家庭收入低于两万美元的受访者和女性受访者选择“同意“和”部分同意“的比例下降是最严重的,分别从一年前的76% 下降为 44% (低收入者)和从2009年的73%, 下降为2010年的52%(女性受访者)!这似乎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尤其是过去两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更使得美国民众对于垄断资本的贪婪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恶痛绝; 很多人也因此对缺乏监督机制,“anything goes” 的“自由市场经济”失去信心;也许, 这就是为什么有几乎30% 的美国受访者会不同意“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体制的原因吧。 而在中国和巴西, 印度等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引进自由市场体制却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资本主义”的理念,也使得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这个“体制转变”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经济的腾飞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众,对于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实质利益的 “自由市场经济", 才会有日趋正面的态度。当然,随着“资本主义”体制在这些国家的生根发芽, 有很多深层的矛盾将会渐渐浮出,比如中国已经恶化的贫富分化问题; 而且, 许多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中国今天的经济体系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它实质上更象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 “在美国, 是企业控制国家; 而在中国, 则是国家控制企业 ( "In the US the corporations control the state; In China the state controls the corporations")。虽然自由的经济体系被证明是最有效地提升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体制, 但它如何在持续的国家介入下保持这种优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尽管他们对“缺乏监督的“伪自由经济体制”不满意,但他们并不会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答案。我的一个学生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在看了我发给学生们的这个报道后,很有触动,遂给几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写了一封信, 呼吁国会通过立法,加强对将“资本主义”这个好经念坏了的“歪嘴和尚”的监督。这个学生已经三十多岁,在读MBA 之前已经拿了芝加哥大学的 硕士学位,并从事Social Wealfare Policy Analyst 的工作。因为这个背景,相比一般的商学院学生,他更具有社会责任感,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坚信自由经济体系的美国人。我觉得他的这封信,可能在美国人当中是有代表性的,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贴在评论栏中作为一个附注。 也许,我们从这个调查得到的一个结论应该是:在遭遇严重挫折之后,资本主义或许会从社会主义那里获得借鉴;而那些曾经遭受“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涂毒的国家(中国,苏联)也会在“补足”了资本主义这堂课之后,会走向生产力更为发展的社会状态。或许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更加理想的社会制度将会是什么名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将更能体现人类现有的智慧, 更能发挥人们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也更能融合现有资本主义与现有社会主义各自的长处与活力。但它们绝对不是我们都曾经非常熟悉的以大锅饭为特色的, 抑制人们生产能力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现今贫富悬殊、弱肉强食、缺少必要监督机制的资本主义。 朋友,您对这个调查结果如何看呢?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永恒的”话题,您又是如何看的呢? 平民博克,一家之言,欢迎讨论。但请就事论事,并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不要使 用不文明的语言。谢谢。 (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几位网友的指点和建议,特此感谢!) 相关链接: 漫谈监督机制 (上) -- 从“拯救迪斯尼”说起 漫谈监督机制(下)-- 从安然公司说起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道德分析(上)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道德分析(中)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道德分析 (下)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上)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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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初,小儿子参加一个音乐协会举办的年度比赛,取得了Primary年龄组的决赛资格。这个比赛虽然参加的人数并不多, 但级别较高,选手都是经过老师推荐才进入初赛的, 和他去年参加的两个地区性比赛相比,“含金量”要高很多;所以能够进入决赛,他的老师已经非常满意了(老师送去的其他几个孩子,都没有取得决赛资格)。儿 子也信心满满, 希望能够在两个月后的决赛中取得第一或者第二的名次(每个组只取一二名)。
两个多月来,儿子在老师和老爸的指导,鼓励,和 监督下,无论在技巧还是表现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反复地练习同样的曲子多少有些 boring, 但这个不断“挑刺”,“磨练细节”的过程, 正是技艺得到真正提高的最好方法(当然中间也穿插学习了其他的曲目,还考了五级的表演部分--详见下面连接文章)。比赛前, 老师认为儿子已经“more than ready”,但还是告诉他, 如果万一没有赢 得名次, 不要难过,因为音乐比赛毕竟是有很多主观性的东西在里面,尽管这个比赛已经在评比的公平性方面比一般的比赛要严格很多(比如比赛时,评委和选手不见面, 也不知道选手的名字), 但还是有可能发生评委在某个曲子的理解方面和我们的理解(interpretation)不一样,或者就是不喜欢我们的表现 方式(expression)。所以,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Youve already won! ”。 周日一早,和老公一起带儿子去北郊的比赛现场参 加决赛。他的前面有五位选手, 后面还有十来个; 老公在外面听了前面几个以后, 觉得虽然大家的水平都很接近,但在表现和细节处理上还是有很多不同; 他觉得儿子的发挥好过平常, 因此对他对得到名次很有信心。所以, 下午看到公布的得奖名单上没有儿子的名字时, 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儿子当然很失望, 马上就哭起来了, 说自己让 老师失望了,“ I let everyone down ”,还说“ I worked so had for nothing! ”。看他那么伤心, 我和老公马上安慰他;并且告诉他, 很多孩子学琴的时间比他长, 另外他因为搬家和其他原因换过老师, 现在在这位老师门下才不过半年时间, 能够取得进入 决赛的成绩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比赛的时候我在那里看到一个前一天晚上recital 的广告, 上面的一个演出者名字后面的 title 就是“XXX piano competition finalist"!)。老师和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儿子听了这些话, 总算平静下来,但还是让我给老师打个电话。老师在电话上也安慰了他一番, 说自己小时 候也经常参加类似的比赛, 有些赢了,有些没有赢,但每次的比赛都是自己琴艺进步的动机,所以不要为没有得到名次难过 ("Its part of the game")。老师还说, 以后要经常让他参加 这种级别的比赛--除了上面所说的原因外, 也是对他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锻炼。对此,我们非常有同感。 小儿子是那种非常聪明,什么事情不费多少力气就 能做得非常好的孩子。不仅十分好胜,而且有“完美主义者”倾向,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十全十美(如果他认为一个事情没有把握做得很好,那他宁肯不做,因为“失 败”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当然现在他这种“完美主义”情节已经好多了); 对于这样的孩子, 早一点品尝失败的滋味,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也许我这是在阿Q呢,呵呵)。老公也说,如果这次的“失败”能让他意识到山外有山,并且得到 努力的动力,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上周儿子参加了音乐学校组织的室内乐小组的 audition ,如果能够获选加入一个三人室内乐小组,对他的music skills 肯定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接下来, 他还要开始准备今年下半年的钢琴七级理论考试(老师同意让他跳过六级); 希望他“重振旗鼓”, 争取下一个胜利:)
相关链接:
小荷再露尖尖角 (Video)
钢琴考级,贝多芬与萧邦(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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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年一度的“tax day”,相信各位都已经把给山姆大叔的税表和支票寄出了吧。如果我问您, 今年您交的联邦税是您收入的百分之几, 您的回答大概是个什么数字呢?尽管美国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口因为收入不够或者其他方面的减税项目不用交一分钱的联邦收入税, 有闲暇在这里写博看博的各位应该是不会属于这个阶层的;那么在扣除各种合法的减税费用之后(包括房贷利息, 投资损失抵税, 慈善捐款抵税等等), 一般的中产阶级最后交的联邦税(effective tax rate)大概在15 到35%之间。如果我再问您, 猜一猜2010年通用电器公司给联邦政府交的公司收入税是它的该年盈利的百分之几,您会说出一个什么数字呢?考虑到美国的公司联邦收入税上限为35%,您大概会给出一个15-25%的回答吧(因为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减税手段)。可是, 实际的答案是,尽管通用电器2010年的全球税前利润(pre-tax income) 达$14Billion (其中$5.1 billion来者在美国的营业, 该年全球总销售额则为 $150 billion),它却不用给山姆大叔交一分钱的联邦收入税!而这已经是这个全球市场价值第一的公司第二年不用交联邦收入税了! 上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披露这一消息之后, 通用电器发言人马上发表声明, 说“We are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ax rules and paying all legally obliged taxes;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our shareholders to legally minimize our costs.” 也就是说,GE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 那么GE是怎样成功地将高达一百四十亿的全球盈利“忽略不计”呢?首先,这要"归功于”过去两年中GE Financial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引起的巨大亏损-- 要知道,今天的通用“电器”早就不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公司了,它早在前CEO Jack Welch 的领导下, 完成了从“制造为主体”的企业到“知识型企业”的转化; 今天,它的销售额的30%来自GE Financial,而曾经是其“旗舰产品”的家用电器只占区区6%的份额(其他的新产业, 比如飞机引擎,医疗器械等工业机械则总共占其销售额的50%); 它的金融业务在08-09年间亏损了将近$30 billion--而按照美国税法, 这些亏损是可以carry over 到后面的年度来抵税的--因此,过去两年的这些巨额亏损, 现在却给总公司带来了高达 $3.25billion 的“tax credit”。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大公司包括大银行都在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为什么它们的实际税率却比通用电器高不少呢(比如高盛2010 年的实际联邦税率为32%,Wells Fargo 也是 32%)?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通用电器不遗余力地利用它的各种 “connection ”,来争取有利自己的 “tax breaks ”。 比如它新增加的风能部门, 就得益于奥巴马政府通过的给新能源产业的"energy tax credits ”; 有人说, 由前 Treasuray official John Samuels 领导的 GE Tax Department, 是世界上最有创造性的tax firm, 也许并不是夸大其词吧, 呵呵( GE的税表多达24,000 页,据说是税务局所处理的最复杂的税表). 如果我们把 GE已经付过的pre-payment算进去的话, 它2010 年的实际联邦税率(effective tax r应该是7.4%, 而不是0%(GEs "effective tax rate" for the federal corporate tax in 2007 was 15%, in 2008 it was 5.3%)。; 即便这样, 相对于最高公司收入税率(35%), 也是相当低的了--福布斯杂志在纽约时报发表上面那篇文章后对其他一些盈利最高的大公司的税额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该年度盈利最高的20个大公司的平均公司税率是25%, 其中五百强第一名的沃尔玛在2010 年revenue 共缴纳 $7.1 billion的税款,其中$1.2 billion 是海外收入的税金; 实际税率为其pre-tax income的34%). 所以,即便在类似的大公司中, GE 的税率也是非常少见的。 通用公司的税率如此之低, 除了上面说的几个原因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ing), 将大部分的盈利“转移”到了税率低于美国本土的地区(比如新加坡,爱尔兰等地), 同时将成本转移到税率高的地区(比如美国), 从而有效地减少了美国公司税的负担。过去三年中,通用的全球销额有46%是在美国本土产生的,但它的全球利润却只有18%是发生在美国本土 ---这个“mismatch"与96-98年间的两个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五年前,它的美国销售额和美国利润都占全球的73%! 这个变化,除了说明通用电器在过去十五年中成功地增加了国际业务在业务整体中的份额外, 也从侧面表明,GE成功地使用了“transfer pricing”来转移利润, 逃避美国的公司税收。而这, 在目前的美国税法上, 是完全许可的。 说到大公司利用全球业务进行利润转移, 从而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 还有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那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搜索巨擎古狗。据报道, 在过去三年中, 古狗的海外业务虽然盈利颇丰, 但这部分业务的税率(the overseas tax rate) 却只有区区2.4%(不过如果加上古狗的国内业务的话,它在2010 年的实际税率为20%)。究其原因, 是因为它非常有创造性地使用了所谓“ "双重爱尔兰”(double Irish) 的避税方式。这种避税方式在以“知识产权”为主要竞争优势来源的行业里非常流行。它的具体操作非常复杂,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原文;里面甚至还有 interactive demonstration。这里只简单说说它的主要原理: 这个方法被称为“双重爱尔兰”(see video clip here: double Irish),因为它需要两个爱尔兰subsidiaries来完成。第一个"爱尔兰分公司"是作为总公司的海外知识产权拥有人而存在的; 而且这个公司一般都是在所谓的"tax haven”的地方注册,比如古狗选择的百幕大(theres no corporate tax in these locations。由于爱尔兰的法律规定,不管一个公司在哪里注册,它的“centr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在哪个地方,它就应该算做那个地方的“tax resident"; 因此, 这些由美国公司在爱尔兰注册的分部, 其“管理和控制”功能却号称在百幕大的分部(而事实上很多这些“分部”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空壳子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具有“中央管理和控制”功能的部门); 按照爱尔兰,税法,就不是爱尔兰的“tax resident”,也就不负担任何爱尔兰的税务;接下来,这个爱尔兰公司再向第二个爱尔兰分公司提供知识产权使用权(同时收取所谓的 royalties); 这第二个爱尔兰公司则往往是实体公司,而且是爱尔兰的 tax resident;这个公司作为一个实体存在, 接受总公司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收入转入; 因为它付给第一个爱尔兰分部的royalties 还可以作为费用减税(deductible expenses),所以它的海外收入税率就大大减少了(当然,这两个爱尔兰分部之间的结构和关系也要遵照一定的要求才能得到这个“待遇”, 具体的provisions 太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还不够, 本来如果这笔royalty fee($5.4 billion for Google)从爱尔兰分部付给百幕大的话, 就要交高达20%的Ireland Withholding tax, 但如果通过荷兰再转一次的话, 这个withiholding tax 就逃掉了---这就是所谓的“荷兰三明治”(Dutch Sandwich)的trick-- 这样一来, 连第二个爱尔兰分部的withholding tax 都不用交了!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累积到百幕大分部的overseas income 如何进入总部的问题, 具体如何操作,就不太清楚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象“洗钱”呐,呵呵). 前面说过,使用类似方法逃避美国公司税的公司还有不少(有人说,古狗虽然号称“不作恶”,但这种利用不同国家税法之间的discrepancies逃避税赋的做法,其实是与它的motto 相违背的)。据估计,每年联邦政府因此损失的应得税款高达六百亿美元。虽然这对$1.4 trillion 的联邦赤字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但仍然是本来不该损失的政府收入。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在目前的财政预算争论中, 都提到要改革税法中的问题,减少漏洞,而这里介绍的两个“案例", 大概很能说明这个改革的必要吧。 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提议, 要求有关部门给纳税人提供详细的“税金开支”信息,也就是让纳税人知道, 自己缴纳的税,到底被政府拿去做什么了?这当然是一个提高政府透明度的好主意,只是实行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喽。 相关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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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4/8),共和党和民主党终于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 通过了减少$38 billion的本年度spending bill( 尽管本财政年度已经过去了一半儿), 避免了政府关门的噩运。在这场长达数周的“拉锯战”中,共和民主两党都有 所崭获, 虽然人们对于谁是赢家各说不一。以 John Boehner 为领袖的共和党成功地利用迫使政府关门的策略,“逼迫”民主党和奥总同意其提出的减少开支方案(虽然数目并不大--$38 billion, 只占2011年联邦预算的1.1%,但因为是过去二十年来第一次削减预算, 因此被称为“历史性”的), 因此说共和党是赢家的为数不少;不过,民主党在最后一刻迫使共和党在方案中拿掉了一些有关社会项目的“riders”,比如Planned Parenthood 和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的联邦拨款(其实从数目上来说这两者都是小来来, 但对于保守的共和党来说,把这些项目加入“砍”的名单,理念上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 所以说民 主党是赢家也说得过去。现在这场谈判算是尘埃落地, 但却只是更大的一场拉锯战的序幕, 因为紧接着就是2012 年的财政预算方案投票,和已经谈论了多时的是否要提高美国债务上限(debt ceiling) 的决定。
四月五日, 众议院财政预算委员会主任,威州共和党 议员Paul Ryan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方案(The Ryan Proposal, see the entire document here),得到各方关注;本周三奥总将发表讲话,推出自己的预算方案。共和党和民主党与白宫之间的这场谈判关系到美国今后财政走向至关重要。因为奥总的计划还没有正式推出, 这里只对看到的 Ryan Proposal 作一点介绍和解读。 Ryan的2012年财政预算中,首先对目前美国的财政状况做了分析和预测, 并将共和党的计划所带来的预算节省与 baseline 作了比较(见图二,三)。2011 年,联邦赤字为$1.3 Trillion,为GDP 的9%, 公共债务(public debt) 为$10.3 T, 占GDP 的75%; Ryan 称共和党的预算能将2012 年的赤字减少为GDP 的6.3%,并在十年后将赤字减少为GDP 的1.6%(见图一);而公共债务也将在十年内降低为GDP 的65% .

  这些看上去非常 appealing的结果, 会通过什么样的措施来达到?又有多大的可行性呢?
Ryan的预算方案, 和共和党一向的理念相一致, 主要的指导思想是“精简政府, 减少税 收”。虽然后者会减少政府的收入(预计在未来十年中将减少联邦政府的税收by $4.2 trillion), 但由于精简政府机构和其他节省开支的手段将在未来十年中节省$5.8 trillion, 总的结果是赤字减少$1.6 trillion 。具体说来, Ryan的计划分为四大部分, 分别为:
- 减少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
- 改革社会安全体系
- 改革退休和医疗保险计划 - 引进对经济增长有利的税制改革 2010年,联邦政府的开 支总共是 $3.5 trillion, 其中$697 billion为国防开支,$701b on 社安计划(Social Security),$519 b on Medicare, $273 on Medicaid, 以及Other Mandatory and Interest $202 billion。剩下的$666 billion 则是所谓的“Non-defense Discretionary Spending),也是这个预算计划重点针对的对象。
在第一项中, Ryan 的预算没有象不少人希望的那样减少国防开支,反而计划增加$28 billion。这对于希望美国尽快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的公民来说, 是一个很让人失望的决定。当然 在计划中列出了为何将军费保持在现有水平的原因, 并指出,尽管军费仍然占据联邦开支的20%,但相比三十年前的25%,已经是减少了不少。因此, 主要的开支节省就是在所谓的“非国防Discretionary支出”这一部分了。2008年以来, 这一部分的支出在不到两年之间增加了24%(如果算上经济刺激计划的支出,则增加了70%),因此很有精简的余地。具体的措施包括在未来三年中减少10%的联邦雇员人数 (据统计,自从2008年以 来,联邦雇员总数增加了十五万, 主要是得益于各种经济刺激方案),并在同期冻结联邦雇员的工资(据统计,联邦雇员的平均工资为$74,000,大大超过同 年私营企业员工的$49,770 平均水平 --并且在过去两年中持续增加); 不过,不知道这工资冻结计划是否包括国会议员们?如果是的话, 那倒是比较有内 容;否则就又落入了“州官放火,百姓点灯”的俗套了,哈哈。另外,该计划还包括减少“环境保护委员会”等机构的开支 (因为EPA 的预算在过去两年间也增加了36%; 如果算上经济刺激计划的话,则增加了131%; 而且EPA不少开支是用于本来就很有争议的cap and trade项目上面。共和党将它作为精简对象之一, 也算符合它的一贯政策趋向)。Other programs that will be targeted include: privatizing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ban earmarks in federal funding, and stop stimulus and bailout plans to "hand pick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在第二和第三项中,该计划提出改革社会福利体系的 一系列措施。最重要的大概应该是针对 Medicare 的了;由于社会安全计划和Medicare(退休人员医疗计划), Medicaid (低收入人员医疗计划)占据了联邦开支的巨大份额(40%+),改革这几个所谓的 “entitlement programs ”的呼声一直很高。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 社会安全计划已经岌岌可危(1950年,总共有三百五十万退休人员领取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每一个退休人员有16个工作年龄的人支持;而2010 年,则有五千万退休人员领取social security benefits,将这个比例变成了1:3),这个计划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社安改革措施, 但将此提上了日程,也许是一个必要的推动;在医疗福利方面,由于人口老化和医疗服 务的成本居高不下, 两项成本的增加将会成为未来政府开支增长的“巨大引擎”。Ryan的Medicare 改革措施不会影响现年54 岁以上的人,但对于这个年龄段以下的未来的退休者,则意味着退休后的医疗保险来源将是与政府有合同关系的私营保险公司。一些对此预算持批评态度的专家认为,这个举措实际上是将政府对退休人员的责任部分“转嫁”到了个人身上,是不合适的。但支持者认为,美国的经济和人口现状意味着象过去那样 的退休福利早就难以为继,因此民众为此负担一些成本,也是应该的。
当然,共和党的预算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将被推 翻 (repealed)。这当然是一个“big if”,也充分反映了两党在如何解决高涨的医疗成本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最后一个改革项目,则是个人和公司税制。提议将复 杂的美国税制进行精简, 将联邦最高个人税率降为25%,同时拿掉很多减税项目(deductions),以便减少漏洞;在公司税方面,也提议将最高公司税效率减少为25% (现在为35%)。这个提议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的联邦公司税率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要指出的是,不少欧洲发达国家有另外的税种,比如 Value add tax - VAT,而美国没有);而按照共和党的理念,对公司征收重税是不利于再投资的,所以在共和党看来,减税是刺激经济的最好措施(该预算的目标是在2020 年将失业率减少到4% - a very tall order, of course)。当然,一向主张增税(至少是对收入最高的富人)的民主党对此肯定是会强烈反对的,看看去年底布什减税方案延期投票时的激烈争论就可以预见Ryan 的这个方案肯定是不会通过的(但一定程度上的 则也不是不可能--谈判么,总是要将筹码先放高一点,否则让对方怎么砍呢?呵呵).
(平民博克,一家之言,欢迎讨论。但请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不要用不文明的语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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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峰: 社会安全保险及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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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主要介绍了Affirmative Action (AA) 的历史背景,在高校录取和企业雇用过程中的使用,以及过去二十多年来因为各种原因受到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加州209 号公投通过决定(54% favor),停止在该州公立大学录取决定中使用AA(Prop 209 也废除了在 public employment 中采用AA); 同年,德州第五上诉法院对 Hopwood vs. Texas 的裁决,也实质上停止了该州公立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对AA 的使用;三年后,佛州州长杰布-布什也紧随其后,通过了类似的动议("One Florida"); 至此,全美人口最大的四个州中的三个都从不同程度上取消了AA 在公立大学录取中的使用。但是,为了在取消AA 的同时确保一定程度的学生结构多元化,三个州推出了不同的举措。在德州,州长布什推出了Top Ten 政策,保证每个高中毕业班的前百分之十学生可以进入该州任何一所公立大学。因为德州的城市住房结构常常和种族结构直接相关, 所以这项举措实际上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佛州的“Talented Twenty”计划和德州相似,规定只要学生的成绩排在本人高中毕业班的前百分之二十(不管该生的标准考试成绩如何),就可以获得该州公立大学的“自动录取”。但和德州计划不同的是,Talented Twenty不保证达到这个要求的学生能进入自己任选的公立学校。
15 年过去了,这些州里的公立大学新生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高校录取过程中取消AA,谁是受益者,谁又是利益受损者呢?
这些问题,正是2006 年UCLA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发表的论文“Admissions and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 California, Texas, and Florida: The Post-Affirmative Action Era”的主题。这个研究报告的三位作者都是有丰富经验的大学教授和管理者(Charles Young 曾是Chancellor at UCLA for 29 years, 后任UF 的校长 4年; David Colburn 是Young 任校长期间 UF 的副校长;Victor Yellen 是UF 的副校长兼Institutional Research Director). 三位研究者通过对三所加州大学主要分校(UC Berkley, UCLA, UCSD) 和佛州大学及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1990-2005年录取新生的人数变化趋势,尤其是非裔, 拉丁裔和亚裔在新生总数中所占份额的分析. 下面是几个主要的findings(均选自上述论文):
首先,三位研究者比较了这几个学校1990 年到2005年的本科新生录取总数的趋势(not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由于各州人口结构在这段时间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状态,几所大学的新生人数在这期间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幅度。比如,UT 从1990年的5937上升到 2002 的7852, 然后在2005年下降到 6890; UF 则从1990年的4000 上升到2000年的7000 in 2000, 并持续增长到2005年的 7200; UCSD 的新生总数也从1990 年的2521 增加到2002 年的4233, 之后下降到3722。
德州大学1990 年录取了294位非裔学生;这个数字上升到1995年的304;但在 AA取消之后的2000年,非裔新生总数则下降到287。这个变化与德州大学在此期间的新生总人数的增加显然大相径庭; 也就是说,在此期间非裔新生占新生总数的比例大大地下降了(从1990 年的4.89% 到2002 年的3.38%;但由于Talented Twenty 的作用,这个比例在2005年又上升到了5.05)。佛州大学的趋势则有些不同--非裔新生比例从1990 年的8.6%上升到2000年的11%,但在此之后下降到2005的9.4%。这个区别大概是因为两个州采用Top Ten 和Talented Twenty 这两个意在消除取消AA 对少数族裔学生的负面影响的措施的时间不同。下面是这几个学校非裔新生占新生总数的变化:

Figure 1. Percentage of Black FTICs in Selected AAU Schools (FTIC = First Time in College; AAU =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下图是拉丁裔新生在这几个大学的新生总数比例。可以看出,佛州大学的拉丁裔新生比例在这十五年中一直稳定增长,这大概与该州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佛州的拉丁裔人口从1990年的2百万增加到2005年的三百五十万,是该州增长最快的群体); UCSD 的拉丁裔新生在通过209 之前占新生总数的9.17%,2005年达到了11.47%,而德州大学的拉丁裔新生比例则从1995年的14.5% 增长到2005年的18.2%。与此相反,拉丁裔新生在UCB 则呈现下降趋势,在UCLA 的比例在这十几年中上下起伏较大。
 Figure 2 Percentage of Hispanic FTICs in Selected AAU Schools
最后,让我们看看亚裔学生在各个学校新生中的比例:

Figure 3. Percentage of Asian American FTICs in Selected AAU Schools
可以看出,亚裔学生的比例在三个加州大学的校区都呈现较大的增长幅度,尤其在UCB, 比例从1990年的27%上升到2005年的46%,在UCSD 更是从1990 年的22%上升到2005年的4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废除AA 的加州209 号公投发生1996年,但亚裔学生在加州的三所大学中的比例大量上升,则开始于此前的1990年。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该州在1990-1992年间亚裔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1996年后的亚裔学生比例持续上升,则是和AA 被停止有关).
同期白人新生的比例在这几个学校则基本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UCSD, 白人新生的比例从1990 年的56%下降到2005年的33%, UF 也从1990 年的79% 下降到2005 年的65%.

Figure 4. Percentage of White FTICs in Selected AAUs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公立大学录取决定中取消AA 的考量之后,最大的"赢家"应该是亚裔学生, 其次是拉丁裔;最大的" 输家”则是非裔(尤其是非裔男生), 和白人。德州有关人士之前担心的" re-segregation", 似乎并没有出现。
但是, 非裔学生的比例下降,到底是不是直接和AA 有关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三位研究者又作了一个对比分析。这一次,他们将这五所学校的非裔,拉丁裔,和亚裔新生比例与五所继续使用AA 的公立大学进行比较,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这五所对比大学分别是少数族裔结构与德州和加州比较相似的University of Arizona; 位于纽约州的 University of Buffalo 和 Cornell -尽管该校是私立大学,但曾经是 land grant university,所以具有可比性--大概这也是它在常春藤学校中录取率最高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两所则是最早成为 AAU members 的University of Illinoi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他们发现, 在取消AA 的五所学校中, 亚裔新生的比例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在几所对比学校的比例(从1990 年的18%增长到2005年的27%,而对比学校的亚裔新生平均比例从1990 年的10.8% 增加到2005年的12.4%); 但非裔和拉丁裔的比例在这两个对比groups 中变化不大(比如,非裔新生在五所取消AA 的学校中的比例从1990 年的6%下降到2005年的5%;而在对比 的五所学校中, 非裔新生占新生总数比例也从8.1%下降到6.8%, 几乎平行。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非裔学生比例下降, 也许和AA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 亚裔学生的gain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白人学生那里来的--因为,五所取消AA 的学校中, 白人新生的比例从57%下降到2005年的47%, 大大地超过了在对比学校中的下降幅度(从1990 年的70%到2005年的63%)!
这个研究结果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高校录取完全采用merit-based admission criteria, 而不考虑种族等其他"无关"的因素的话, 亚裔学生肯定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 从非裔学生在两个对比群体中相似的下降幅度来看, 要增加这个群体在大学中的比例,似乎并不一定是使用AA 就能做到的。而且,一些教育界人士反对AA 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有调查表明,在取消AA 的学校里, 非裔学生的毕业率明显提高 --这是因为不少因为AA 而被录取的非裔学生本身的 academic readiness 不够; 尽管得以进入学校,但他们往往会比一般的学生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毕业。在大学纷纷为了减少开支而希望提高学生毕业率的状态下, 这似乎也为停止AA 提供了一些理由。 如上文所述, AA 作为民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为帮助提高少数族裔和女性在高等教育和职场的地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因为它的"积极平权"措施免不了会有一些负面作用, 因此受到挑战也是很正常的。本文介绍的这个研究结果, 从一定程度上说明, 在高校录取过程中取消AA, 的确会引起学生结构的(较大)变化。一些族裔从中受益, 而另外一些族裔则利益受损。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不断变, “少数族裔”这个概念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关于美国社会的族群分化, 和与之紧密关联的贫富分化,请看我的博文: 美国社会真的变得越来越分化吗?)。比如,德州和加州已经成为所谓的"majority-minority" state -- 即传统意义上的" 少数族裔"已经在当地成为"主流群体";在休斯顿和达拉斯这样的大城市,白人已经成为绝对的"少数族裔" (only account for about 10-15% of total population)。在这样的背景下, 为少数族裔争取“优惠待遇”的A A, 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2006年, follow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on UM admission policies, 密西根州也通过了在公立大学,公共事务雇用过程和 government contract 中废除AA 的公投 (Prop.2)。而在加州209 号公投中起到领军作用的 加州大学原校董 Ward Connerly (顺便说一句, Connerly 本人是成功的非裔商界人士, and president of American Civil Rights Coalition),也在努力将类似的公投推入更多的州.
是否真的像有些反对者说的那样,应该或者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呢?
相关链接:
美国社会真的变得越来越分化吗?(上)
美国社会真的变得越来越分化吗?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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