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大学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反观西方，大学的历史几近千年。一讲到西方的大学我们总是称羡不已，提到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法国的巴黎高师，会有不少人视其为“圣殿”。殊不知，上述大学并非始终如此，而是不断探索和改革的结果。例如，经济学中的“圣人”亚当・斯密曾对牛津大学的教学质量抱怨不已；大历史学家吉本无法忍受牛津大学的不当管束，不等毕业便愤而退学。一般我们认为，现代大学肇端 于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柏林大学的立校原则是：学校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柏林大学凭这三条原则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很快独步于西 方历史悠久的大学之林，也为德意志民族崛起和赶超英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办学绩效使西方古老的大学汗颜自责，不得不放下身段，向这个自然年龄上的“小 弟弟”学习。据统计，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处于“日不落帝国”盛期的英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到德国留学，而美国则有近万人到德国留学、访学， 其中柏林大学接待了五千人左右。哈佛大学有今天的地位，端赖于办学思路和成就，其办学思路由长校40年的艾略特确立，而这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任校 长前访学德国受到的启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人虚心向德国人讨教，美国的大学就不会有今天。现在，柏林大学的立校原则成了是否为现代大学的衡量标 准，也是现代大学要成功就必须依循的路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原则是现代大学的“基因”。

　　这里需要我们追问的是，作为现代大学“基因”的上述原则从哪里来？是洪堡拍脑门想出来的？亦或是上帝特别垂怜德意志民族和柏林大学而秘启于洪 堡？都不是。近读我国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贺国庆等新近出版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笔者惊喜地发现，现代大学的诸多“基因”鲜活地存在于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历史之中，据笔者归纳，这样的“基因”有如下内容。

　　1.学校自治。至迟到13世纪，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便有了自治权。这一权力的来源是教皇、皇帝或国王的特许状或授权书，它们为大学拒排外界干扰和依自己的意愿办学撑起了“保护伞”。自此以后，大学可按发展的需要制定章程，也可凭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保护自己的教师和学生，还可获得物资供应或税收等方面的好处。总之，此时的大学已不是社会上不管哪一级机关、哪一种社会势力或哪一个人想表示自己的权威性存在就能得逞的地方。此种传统延续至今，这或 许是西方大学绵延近千年且不断发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基因”。

　　2.学术自由。我们一提到中世纪便会联想到天主教会的专断、腐败和堕落，人们生活于黑暗之中。此时的大学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考察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自由状况，有人“翻阅了巴黎档案馆所有13世纪的文献”，结果发现当时大学的“自由空间很大”，极少数人的“麻烦几乎完全来自于那些被认为是神学异端的东西”。这一事实说明，学术自由始终是西方大学的“命脉”之一，仅有的例外或许是法西斯对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践踏和二战后麦卡锡对美国大学 学术自由的挑衅。学术自由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标志之一，无学术自由，多么富丽堂皇的所谓大学也只不过是内无灵魂徒具外表的“摆设”。

　　3.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一原则发挥作用于西方大学历史的始终。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只是靠了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教学与研究才成其 为大学。没有以科研为前提的教学流于既有知识的传授但了无新意，知识创新的功能发挥不出来；与教学脱节的科研冷落教学，就偏离了钱老所说“培养杰出人才” 的正道。

　　4.校内民主。这种民主制度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学校领导人的产生、基本制度与重大决策的出台，以及办学绩效的监督，均依靠全体师生的智慧。从运行体制角度看，唯有校内民主制度才是使大学良性运转和不断发展的根本性保障。

　　5.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固有传统，最早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为这一传统的确立作出了独特贡献。如果追溯这一传统的缘起时间，便是巴黎大学刚刚产生的12世纪初。这一原则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重要动议的提出、学术性事务的决策和主导、学校重大决策的根本性参与和对办学 绩效（包括校领导才能、绩效与品行）的监督是教授的“天然”权利。大学不是官府，也非军队或公司，它是学术组织。教授治校是这一组织的根本性特点。

　　6.大学人（包括教师、学生、管理者和其他工作人员）靠自身的价值获得地位和尊重。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身处多种评价体系并存的环境中。官 府中位阶高低是官员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贵族靠血统获得自身的价值评价；教会中的人士，以意识形态刚性和在教会中的地位作为评价其价值大小的标准；商人可 以通过论斤称两的金银数量来衡量其价值大小。独有大学人以自身价值特别是学问大小获得地位和尊重。具体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成就，学生学习知识的态度和成绩，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绩效，是评价其价值大小的标准。现代西方的大学不也是如此吗？

　　7.学问的神圣化。西方近代的培根首倡学问的实用化倾向，自此后这一倾向用花样翻新的借口，不断地搅扰大学对学问的追求过程。但是，欧 洲中世纪大学产生时便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学问观源自亚里士多德，即出于惊异和好奇的为学问而学问。这种学问观在欧洲中世纪大学甚至到牛顿时代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为上帝而学问。牛顿曾坚定地表示，研究物理学和揭示自然规律的目的是证明上帝的伟大。上帝何谓？除是能让人赋予多种含义和情感的概念外，什么也不是。这 种学问观貌似无理，实则确认了学问的神圣性。

　　8.文化知识的多样性。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对所接触到的知识，总是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吸取，如对阿拉伯世界的数学、医学和天文学等方面知 识的态度便是如此。更明显的例子是对语言的态度。除拉丁语作为通用的学术交流语言外，此时的大学还对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有浓厚兴趣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地学习和研究。语言是世界的家，了解一种语言便是了解这种语言所表征的世界，实际是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生活、文化及其历史。不同知识门类大师的云集， 恰恰是好大学的标志之一。这种评价标准说明，文化知识的多样性是西方任何一个时期大学的“基因”。

　　9.开放性。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开放程度比现在高，主要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学生和教师的来源没有严格的国家界限，以法学见长的博洛尼亚大学和以神学与哲学著称于世的巴黎大学可作例证。仅有的界限是地理性和民族性的，以阿尔卑斯山为界有山南山北之分，以民族属性为界限组成不同的学生社团，但这些因素不是进入大学学习和任教的障碍。二是有教无类，农民之子、工商业者的后代和贵族家的少爷，都可到大学沾些文气或一试身手。三是宽进严出的政策。大学的入学条件很低，避免了因一考定终身而扼杀青年人才华的弊端；至于以硕士或博士身份走出大学，制定的标准却很严格。这样的办学理念为大学增加了成本和麻烦，但对学生和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10.不断改革的精神。大学是社会中的大学，它能影响社会历史变迁但不能左右社会历史变迁。这是对大学的硬性要求，它必须伴随社会历史 变迁的脚步不断地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首要前提是不断地改革自身。虽然我们没有见到研究西方大学改革史的专著问世，但西方社会近千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大学 始终屹立不倒且不断成长壮大的事实，足以说明西方大学不断改革自身的欲望和绩效。自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这样的改革主要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自身的管理制度；二是课程体系设置；三是课程内容的教学方式；四是服务社会的方式；五是与官府处理关系的方式。与社会处于互动状态中的大学不断地改革自身是在劫难逃的命运，不如此，自身的生存已成问题，更遑论发展和为社会作出贡献。

　　在以往的时间里，贺国庆教授不断有真材实料和真才实学的专著或论文问世，如《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和《大学还原》。笔者坚信，《欧洲中世纪大学》也不会令读者失望。

　　《欧洲中世纪大学》，贺国庆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年12月第一版，20.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