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万维读者为首页 万维读者网 -- 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关于万维
 
首  页 新  闻 视  频 博  客 论  坛 分类广告 购  物
搜索>> 发表日志 控制面板 个人相册 给我留言
帮助 退出
烹小鲜  
烹小鲜  
https://blog.creaders.net/u/6940/ > 复制 > 收藏本页
网络日志正文
周恩来七千人大会后如何逃过被整肃的厄运 2014-12-16 21:34:24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4-12-14/59623918.html

您的位置:多维新闻 > 历史 > 周恩来七千人大会后如何逃过被整肃的厄运
周恩来七千人大会后如何逃过被整肃的厄运
2014-12-14 19:06:58 多维历史
周恩来历来是紧跟当朝的一把手。在毛泽东的眼里,如果毛下台或者周在毛死之后还在台上,那么周是极有可能做“秘密报告”的人。因此毛借“反冒进”整治了周恩来,随后掀起了“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的进一步“跃进”加剧了大饥荒,而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让。这时虽然有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60年代初期,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60年代初期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可以当场拍板。

随着经济的好转,毛整肃党内高层的念头重起。刘少奇在1962的七千大会上当面指责大跃进,触动了毛。但是毛泽东在先整周还是整刘的问题上尚未作最后决定。直到刘少奇让王光美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江青告了状。鉴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毛泽东感到有生前被清算或架空的危险,同时江青的告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于是拿掉刘少奇成了毛泽东的优先选择。同时由于周恩来的积极迎合,特别是同刘少奇相比,对待江青的态度,在毛泽东决定先打倒哪一个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清洗了“彭罗陆杨”之后,刘少奇的态度,终于使得毛泽东下定了决心。但是周恩来始终是要被打倒的一个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有等到被画叉叉,周恩来就离开了人世,随后毛泽东也撒手人寰。

本文选自《新发现的周恩来》,作者司马清扬、欧阳龙门。以下为书中“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关系”中揣摩”章节全文摘录。


重新解读七千人大会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文革的中后期,毛泽东又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有等到毛泽东的那“九篇文章”重新“出炉”,周恩来就去见马克思了。众所周知,在“反冒进”的时候,毛泽东批过周恩来,说周离右派只有50米了。但是此时“批周”和后来文革中的“倒周”完全不同。毛泽东何时开始想“倒周”?或者更明确的说: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的时候,是否在准备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刘少奇,还是另有他人?笔者在阅读大量的文献之后,发现毛泽东在考虑发动文革的过程中,对于是先“倒周”还是先“倒刘”是考虑过的。是因为刘少奇自己的“所作所为”,周恩来给予毛的“充分配合”,才使毛在1965年初下定决心先“倒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此有过如下表示:一则是喜,一则是惧。“喜”,是指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是指除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外,也包含担心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在当年仅是担心有人反对他的话,那么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吸取斯大林在世时没有能识别和除掉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教训。

 
许多专家学者说,七千人大会是个分水岭。主要的证据为三:

第一个是:刘少奇的“指头论”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

张素华女士持有这种看法:

“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问题是,毛泽东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张素华女士指出“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刘少奇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七千人大会上首次提出的。

刘少奇在1961年的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它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虽然没有七千人大会规模大,但是也包括中央和各地负责人,含(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因此涉及面也不能说小。

第二个是: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时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然而张素华经过查证毛泽东讲话原稿,发现毛泽东并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这么讲过。

第三个是:三面红旗的问题

张素华认为,尽管刘少奇为三面红旗做了辩护,但实际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关键是刘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似乎觉得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彪相比,更显得刘少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或许刘少奇是有所保留。实际上,当在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有人对于三面红旗的维护不够。刘少奇这才口头讲话上做了大量的对于三面红旗以及总路线的肯定,而这些在其选集中仅被“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所代替。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于总路线是完全肯定的,对于每一面红旗都是用大量的词语来维护的。笔者认为刘少奇的对于“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的表示恰恰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维护三面红旗:不要因为现在出了这些问题而否定它。这正是刘少奇要传达给听众的信息。而至于刘少奇真心是否也这么想,或许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真心维护,则是另当别论的。

综上所述,毛刘的矛盾并没有后来渲染的那么严重,特别是在毛发动文革后,一些原本的说法被改动。例如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于苏联的说法是强调向苏联学习而非后来1966年整理公开的反修内容诸如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等。后来党史界为了刻意把七千人大会的分水岭作用夸大以及把其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源头,使得七千人大会陡然突出。

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是否真的没有影响或者没有重大影响?当然不是。

流传颇广的江青说的一句话,很多人认为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直到文革才出了这口气。然而笔者在查阅所有关于江青此次讲话的多种版本,未曾发现。《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说:刘被打倒后江青说:现在才出了七千人大会上这口恶气!但是马沛文也没有提及江青在何时何地讲的。但是这是否就表明许多文革史专家判断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呢?

在毛泽东那张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2年的“右倾”赫然在目!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始于1962年策划无疑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已下令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始策划排除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层的反对派。我们的问题是:毛泽东在锁定刘少奇之前,是否还另有打算?

很多人在解读这张大字报时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除了指责刘少奇之外,还同样的指责了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这点毫无争议。然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周恩来采取任而不信,时而警告,以至后期则采取了打倒策略,这点上确实重视不足。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却透露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1962年的“右倾”,周恩来无疑也是牵涉在内的中共大员之一。毛泽东指责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同时,把工作组问题同1962年和1964年中央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周恩来都难脱其身。毛泽东是否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在先打倒刘少奇还是周恩来的问题上有过犹豫,继而仔细斟酌,随之时局的变迁,最终做出了先打倒刘少奇的决定?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不满?经过三年大饥荒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内心知道是失败了,并且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的。但是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这种自我批评不是真心的,是在客观情势的逼迫下、当时大饥荒的压力下的产物。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名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则被毛私下里改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并讽刺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做自我批评,除此之外,还另外讲了几点,其一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对于毛泽东的这话,明显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更为隐晦的是,在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不是发自内心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有“替罪羊”。是什么导致了毛泽东今天要当众批评自己?毛泽东不会真正的去从自己的原因去找答案。如果毛泽东真的认识到,根子出在自己身上,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文革。毛泽东此话还可以从反面来理解:因为有人提供了虚假材料或者对我施行了封锁,我并没有得到真实的材料和数据,所以你们要承担责任。对此,毛泽东除对刘少奇的当面指责不满外,对于周恩来心生不满也是不难想象。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讲:“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周恩来就更不敢在毛泽东面前讲真话,为此被彭德怀怒骂为“老奸巨滑”。中共高层圈子的人都知道能够引起毛泽东大发脾气的几件事都与他认为有人向他隐瞒情况报告有关。1965年春,罗瑞卿在和林彪谈话时说:“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的反应是完全同意。有一次毛泽东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叶子龙说:“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

周恩来对此心领神会。周恩来在2月3日为毛解脱和分担责任:“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在这里,周恩来首先讲了下面提供假材料的责任,又为毛分担了责任。

在2月7日,周恩来继续为毛泽东辩护。周恩来首先是努力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表示忠心:“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其次,周恩来再次为毛推卸责任:“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周恩来的这些动作,并没有获得毛泽东真正的欢心。对于自己威信受损,毛泽东迁怒于刘,也迁怒于周。毛泽东迁怒于周的另一个原因,则来自于周恩来的顺从。毛泽东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非常容易把责任推给那些只是顺从领导而不提意见的人。恰恰周是这方面的典范。

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在2月6日的讲话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责任,实际上就把责任推给了具体办事的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在2月7日的讲话指责了邓小平。周恩来在检讨了国务院的责任后说,“国务院的具体工作都是在书记处的领导下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周恩来自反“反冒进”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在决策方面被边缘化。国务院制定的文件要拿到书记处讨论,周恩来也要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但是,这样一来也难免有影射毛泽东之嫌。因此对于周来说,难有“万全之策”。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没有收入《周恩来选集》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周恩来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为毛泽东辩护,另一方面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不免要顾此失彼。但是周恩来维护毛泽东的一面是占了上风。

彭真在1月18日提出毛泽东也要负责任,有错误也要检讨后,1月19日许多人对于彭真的这个讲话做了不同的表态。周恩来显然对彭真的话不满: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130到150亿斤,就很难。1959年认识钢材,1960年认识煤炭,1961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的这个表态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周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特别是集权到毛手里,要听“梢公”的话,同毛泽东在1月30日讲话的弦外之音不谋而合;第二:维护“三面红旗”,即使周恩来知道“三面红旗”带来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不久前周恩来在河北调查时对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过比较尖锐的意见(笔者注:当时毛泽东提议要求的)。周恩来的这番表态无疑是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成熟一面,但这对于国人是否是福,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周恩来在此处的表达的另一个观点则是应该肯定的,必须顶住当前的困难局面,不能低头。

正是在周恩来的这番表态下,陈伯达才奋起指责彭真,国内党史对陈伯达的不公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张素华女士在其《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就用“发难”二字来形容陈伯达的发言。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表现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线人员的根本差距在于对于形势的判断。毛泽东认为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越过了最低点。早在1961年的8-9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毛泽东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下,此举没有通过。周恩来如此讲:“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之后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周恩来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一旦毛泽东提出要再次高征购,周恩来再一次跟上了。

但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等召开了西楼会议。发现了财政问题十分严重,原因则是屈服于政治压力,怕戴右倾的帽子,财政部门没有报告,对此李先念等人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刘少奇因此说:“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怕什么?!”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做了发言。刘少奇直言不讳的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刘少奇的讲话非常尖锐,甚至把对困难的估计的够不够上升到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明显“弱”,是在强调调整所需要的时间上做文章,而非强调形势的好坏。显然这样讲话,政治风险会小的多。实际上,周恩来早在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工作时就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周恩来的看法更接近于毛泽东的看法。

毛泽东的看法恰恰同此相反。而且事实上经济的快速好转,让毛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5月11日,周恩来说“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麦克法奎尔认为正是经济上的好转才使得毛泽东在1962的夏季能够发动反击。毛泽东是否进一步认为,大跃进的发动大家都有责任,对于形势的看法为什么又要改变?实际上却是一步步好转。刘少奇等人的做法是否借此向自己施压或者逼其让权?

此时的周恩来虽然也跟在刘少奇的后面,积极的参与经济调整工作,却比刘少奇谨小慎微得多。王光美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回北京的当天(1962年的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笔者注),陈云同志当面向毛主席陈述意见,主席不表态,实际上是反对的。毛主席和陈云同志谈完话后,即找周恩来同志谈话,接着又找少奇同志谈话。”

早在1962年的4、5月份,田家英同逄先知在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调查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时,杨尚昆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下?”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

作为一个国家总理向一个秘书询问国家政策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王朝遗风。如同皇权时代丞相要通过皇帝的近臣来了解皇帝的思想和转达自己的意见,虽然田家英的地位远远低于周恩来,而此近臣也一点不含糊,立即自己就做了决定。当陈云寻求意见时,周恩来看重的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毛的意见要比多数常委的意见更重要。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还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部分是“坚决还账,努力承担国际义务”,周恩来提及对于其它国家的援助并不能因为自己困难而削减对外国的援助。这同王稼祥在七千人大会后提出的“三和一少”是完全相反的。周恩来为此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表扬。

毛泽东在农村大搞社会主义教育,城市进行“三反”、“五反”的时候,没有忘却对上层建筑的改造。毛泽东要把上层建筑改造成能够为自己的革命路线而服务。因此毛泽东对于知识界、文化界大动刀戈。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而被牵连,作为周恩来依赖的重要副手,周恩来并无一句为习仲勋辩诬,仅是在毛泽东的允许下,告诉习仲勋“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劝其“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对于文化界艺术界,周恩来也是积极配合毛泽东的决策。(笔者注:周恩来是很早就感觉毛要在文化界大动干戈的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

例如对于江青要搞样板戏,周恩来非常配合。《人民戏剧》在1977年撰文称:“周总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极为关心革命现代京剧的创作,浇灌了许多心血。周总理日理万机,非常繁忙。但是,他总是不辞辛苦,抽出许多时间来看戏,提出修改意见。毛主席作过指示,肯定过的几个样板戏,总理不知参加过多少次排练,看了多少遍演出,作过多少次指示。”其实无论是在样板戏,还是在京剧改革上,只要作为毛的“探测器”(江青)有任何要求,周恩来都是积极配合的。(笔者认为:周恩来是对此是非常明情的。江青自己也对王光美说过说:做对了是毛主席,做错了是自己的。)

中国文艺舞台开始刮起编演现代戏的时候,周恩来对于泊来品芭蕾舞指示到:“当然,芭蕾舞是外来艺术,不可能一开始就民族化,可不可以先编个巴黎公社,或者十月革命题材的?”周恩来并委托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处理此事。后来林默涵真的抓了,搞了一部《纺织女工》的现代剧,并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

除此之外,1964年,在大跃进饿死的那些冤魂尚未远去的时候,由周恩来任“总导演”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歌舞剧《东方红》面世。此剧在树立毛泽东个人崇拜方面立下的功劳不亚于后来形成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当年它在各种政治场合的地位仅次于“东方红”,在为毛泽东个人崇拜制造气氛方面,也只有“东方红”可以相比。这首歌的诞生同周恩来也是密切相关,而且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是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此歌。

艺术作品,在周恩来手里成了为毛泽东树立个人崇拜的工具,而且独出心裁。通过更通俗更容易传播的音乐和舞台艺术,使毛泽东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扎下了跟。当年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仅是林彪,还有独具匠心的周恩来。用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搞个人崇拜,利用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是周恩来奉行的基本策略之一。

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知识分子怀有深深的“敌意”,阶级属性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自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60年代初的系列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再到文革,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这当中,江青被始终赋予了重任。从参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60年代初期的文化界的政治斗争,江青是毛泽东精心培育的“尖兵”,也是为“文化大革命”准备的的“旗手”与“文攻”闯将。

对待江青的态度,是周和刘的一个很大不同。同一个时期,周恩来的小心翼翼同刘少奇的“猖狂”形成了明显对比。如果考察60年代以来的上层政治斗争,无论是早期的刘少奇、中期的林彪,还是后期的邓小平,他们对于江青以及后来江青势力(即“左派”)的态度是如此的重要,甚至都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存亡与是否可能复出。

江青说过:“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周恩来则不同。文化部于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在6月23日由周恩来出面召集演出人员并举行的座谈会上,江青首次以江青的名字公开出席了大会。江青在会上批评到:“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

罗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机构。时值四清,(毛岸青的太太)劭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毛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邵华坚持要去,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却很不高兴,于是下令取消罗列席常委会的资格。后来毛的护士吴旭君告诉,这是邵华自己要去的,罗参加常委会的资格便得以恢复。

邵华仅是一个儿媳而已,江青则是毛的夫人,对江青态度的好坏,由此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同此对应的是,江青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也很大。例如江青的告状,在刘少奇倒台一事上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笔者注:详见下文)。

在文革中直到1972年的年底,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也维持的相当不错,虽有冲突,但是合作是主要的。

刘少奇可以说是发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但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八大”以后,见于国内外的局势变化,刘少奇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造势已经远远落后于周恩来。虽然在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再次表示要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是刘少奇同时又说也要搞林彪、邓小平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刘少奇眼里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

赫鲁晓夫下台让毛感到活着就被推翻或者架空的可能性。毛觉得忠于其本人比忠于其路线更为重要。这也是毛喜欢个人崇拜的终极原因。周恩来搞的针对毛个人的《东方红》无疑是备受毛泽东欣赏的。而此时的刘少奇不仅不继续在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上努力,而是要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后腿了”。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写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

整肃周的活动

苏共20大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的影响巨大。一喜一惧,喜的是毛终于“小媳妇熬成了婆婆”,惧的是自己身后是否也有人会做秘密报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说:五六年我曾听田家英同志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道百年后如何?”因此对于毛来说,牢牢的掌握权力是其核心纲领。然而权力斗争是掩藏在路线斗争之下,不是赤裸裸的喊出来的。权力斗争的目的之一又是为了培养自己中意的接班人,而此举又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报告的出现。大饥荒却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开展党内斗争、换掉现有的接班人、树立新接班人的计划推迟。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毛泽东主要是防止有人会在其身后做秘密报告。历史上的周恩来和康生非常相似,这点在西方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那就是周恩来历来是摇身一变,跟随新的一把手,并且痛打前任一把手。但是在文革中,康生主管的中联部,江青很难插手进去。这和周恩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58年周恩来被指责为“反冒进”,进而后来有了柯庆施要取代周恩来的说法。但是无论此事真相如何,周恩来下台一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王若水回忆说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大骂邓拓为汉元帝,他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骂。后来王若水才知道周恩来因为“反冒进”被毛泽东批评,并且在1973年毛泽东再次提及汉元帝时,方才明白:我一直以为,1973年那次毛提及汉元帝是指周恩来,而1957年那次是指邓拓;这说明我没有真正听懂。现在我才明白,其实两次都是对着周恩来——57年骂邓拓不过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而已。李志绥认为,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王若水还说:毛泽东曾经将想把周恩来从总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的意图告诉刘少奇,征求刘的意见,刘没有同意,大概刘觉得不能理解。党外民主人士就更想象不到毛竟会有这个意图了。所以,在“大鸣大放”中,竟没有什么人批评周恩来。但是王若水并没有说是从何处得知“毛泽东曾经将想把周恩来从总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的意图告诉刘少奇”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江青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期间,江青告诉王光美这次是田家英、陈云犯错误。

在1963年底或者1964年初,江青找王光美抱怨其在中宣部、文化部受到冷遇。江青对王光美说:文艺界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说北京借口没有房子住,不让在北京搞文艺会演。她向主席告状,主席发脾气,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房子把人民大会堂腾出来,进部队招待所。然而更令王光美感到惊讶的是:江青毫不隐晦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坏话。她两次声色俱厉地说:“夏衍是个叛徒,怎么调到北京的?要追查!”她还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事后王光美把江青谈话的情况和内容详细向刘少奇报告了。刘少奇后来找江青谈话,对江青进行了批评,并说中央准备开一次文艺问题座谈会,你对文艺工作有些意见,你可以今天在我这里谈,也可以到会上谈。

迟延昆先生后来回忆说:王光美于1980年春天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我只是在1980年五月中旬听陆德(陆定一之长子)讲述过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当时陆定一已经解放,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所以读到过这封信)。信的主旨是,毛泽东本来要联合刘少奇整周恩来,但是由于刘少奇不肯配合,毛泽东反过手来联合周恩来打倒了刘少奇。她在信中说,1965年春节(笔者注:根据《刘少奇年谱》推断其实是1963年底),江青去她家讲了许多对周不满的话,其中我今天还记得的一件是说夏衍不是好人,为什么会调到北京。当王光美向刘少奇转述江青的意见时,刘少奇批评了王光美,要她不要过问这类事情。并说:“夏衍调北京是我(刘)批准的”。其实早在建国一开始,毛泽东就约刘少奇谈话,反对周恩来。但是刘少奇就没有同意。刘少奇说反总理对党的事业不利,周恩来有很大功绩,绝不能反。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20%?30%?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指周恩来)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跨了。”

齐燕铭和周恩来关系非常密切。毛泽东惯用手法就是“剥笋”政策,由表及里。周恩来的外围就是齐燕铭、陈毅等人。到了文革,周恩来死保陈毅,就是这个道理。后来打倒刘少奇,不就是先拿掉彭真嘛?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指责周恩来: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为此,周恩来被迫取消了“总理办公室”的建制。对于这种批评,周的秘书们是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愤愤不平的,但是这无济于事。周恩来表示:我现在有12个人,6、7个人下乡,还剩一半,还不行,要作个彻底革命派,把那个办公室不要了。周恩来对于毛的指责,改正的比谁都快。对于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跟风跟的特紧,例如在文革中,当毛泽东提议要精简机构时,周恩来再次对其总理值班室“动手术”。

对于如何建设三线建设,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非常不满,终于导致国家计委的改组。周恩来因此而向毛泽东检讨:“这星期内,建议主席指定时间,约富春、秋里、一波、伯达、先念(瑞卿不在)参加常委会,听取秋里口头汇报,并给指示。”草案说:这些年来,在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烦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现商定由余秋里负责组织二十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

“小计委的成立”实质上削弱了周的经济管理权。建国以来,李富春一直领导计划工作,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而李富春领导的计委则是毛泽东眼中的“独立王国”之一。即使毛泽东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但是实际上周事情繁多,难以专顾。事实证明“小计委”是贯彻毛的经济思想,削弱了周的权力和地位。

实际上早在1963年4月17日,毛泽东就决定成立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统一管理公安部、内务部等。谢富治直接向毛泽东负责。

对照历史,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63-64年周恩来的权力也一直不断削弱,后来在文革八届十一中全会,陶铸分管了大部分部。所有这些史实表明,周恩来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职位,周恩来在文革前丢失。中央调查部的一系列任务都被当局视为至关重要,诸如反间谍、收集政治情报、保证高级官员出行的安全、监控访华的外国要人和代表团,其前身更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建国后常委里面是由周恩来主管。但是文革前夕,由邓小平接任。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再由康生接管。

毛泽东的心态从《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可以探知一二。此文实际上包括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写的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篇文章。

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到:“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显而易见的是,刘少奇已经知道此文,而且此文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目标显然是周恩来,而且周恩来恰恰是文中所攻击对象之一。毛泽东是提前给一干大员“打预防针”,是在拉拢刘少奇。

然而,在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众所周知,谢、陶都是属于毛嫡系人马,李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由邓小平出面毛泽东同意才保住位置,不过后来李的表现确实令人惊讶,大致是邓小平最后也被打倒的缘故。

引人注目的是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还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最终以刘少奇道歉了事。这绝对不是巧合,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在这段时期前后,已经改变打倒周的打算,开始拉周反刘,但是又不明确反刘。

此文又经多次反复,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此举完全是针对周恩来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大石头。此为后话。

为什么毛最后还是决定先倒刘

七千人大会之后,坚持激进的毛泽东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为代表的相对务实的人在路线和政策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这些分歧的本身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但是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掩藏在背后的是毛泽东是否被架空夺权的问题。麦克法奎尔认为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内的权威明显受到削弱。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犹如“反冒进”之时,毛泽东再次说“强迫签字。”谁是这里的中央?难道是刘周等一线领导么?显然不是,是指毛泽东自己。毛泽东觉得意犹未尽,在当天发出《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批语说: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表扬了外事部门,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的表扬,但是同时又对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

统战部副部长、曾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宁一后来说:为什么从刘少奇同志身上开刀呢?毛主席认为党权是在少奇同志、政权是在周总理那边,而刘周用的人都是坏人,反对他的。

毛泽东发动反击,是从两个方向上开始的。一个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在国内开展四清五反运动。

然而,毛泽东出于胜算的考虑,不可能刘少奇和周恩来“一锅端”,只能联合一个打倒另一个。那么是什么促使毛做出何种决断呢?

决定先“倒周”还是先“倒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赫鲁晓夫下台。

周自己认为自己对毛泽东是忠心的,但是毛泽东并不是这样认为。毛泽东说:周恩来从来都是跟从一把手。换句话说,周恩来不是忠于毛泽东个人,而是因为跟毛泽东这个强者,自己才不会打倒,才有胜算,由此才选择了毛泽东。但是一旦毛泽东死后,如果周恩来活过毛泽东,周照样象批李立三、博古一样批毛泽东,做赫鲁晓夫式的报告,而且周恩来的发迹历史就是一典型的批判前任领导史。但是在毛泽东生前,周恩来会跟着毛,要保持晚节。

赫鲁晓夫的下台,让毛泽东觉得必须要防止生前就有被逼下台或者被架空的可能。

刘少奇对蹲点、调查会以及四清等问题上,是犯了“天条”的。刘少奇在1964年夏,一时间呼风唤雨,四处游说,并于8月1日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同时刘少奇声称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

在如何搞“四清”的问题上,毛泽东亦曾经对刘少奇的看法表示过不同: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针对刘少奇的“扎根串联论”)。事后由田家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如果是周恩来的话,二话不说,就立马写检讨,然后在第一时间递上去。

《毛泽东传》的作者们表示: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然而事实上远非仅止于此。

刘少奇在1964年对江苏“四清”运动的开展不满,同江渭清发生冲突。实则是刘少奇觉得江渭清不买“账”。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9月23日覆信给江。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其次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刘少奇还指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着作和讲话当成教条。”虽然当时此信经过毛泽东修改,并且毛评价甚高,但是刘少奇此举未免影射江渭清将毛泽东着作当作教条之嫌。矛头直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然而,在造神运动中不落后于任何人的刘少奇此等行为,自然在毛泽东眼里是属于叛变之举。自然,同周恩来、林彪等人相比,刘少奇就更显得“不合时宜”。

刘少奇的以上种种做法,即使本人无影射、贬低毛泽东之意,但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同时,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一发火,做报告,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就趋之若鹜般参加城乡四清。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而且报告中明确说:“对毛泽东着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这更是让毛觉得是釜底抽薪。同时期的周恩来对于毛的个人崇拜却是大造其势。

江青知道刘少奇的报告后,哭着向毛泽东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被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经过密谋策划而赶下台。毛泽东后来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江青的告状,这和毛泽东的担心是一致的。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赫鲁晓夫的下台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到哪一天也会把毛泽东弄掉。”

1964年年底,毛刘公开发生冲突。1964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做法让毛泽东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其一是12月19日刘少奇安排的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等到毛泽东出面就自行宣布散会,毛泽东对陶铸夫妇讲“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拉尿”;其二是1964年的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打断毛泽东的话并且不再给毛泽东讲话的机会直到会议结束。所有这些都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后来刘少奇道歉,毛泽东也表示:“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实际上隔阂已经产生,难以消去。

刘少奇在毛泽东生前就有大不敬的态势,让有利天平渐渐倾向于周。

毛泽东在批评了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统战部、文化部等之后,现在又转向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但是毛泽东又不能盲目行动,犯“四面出击”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虽然刘周等所有一线领导无可能一致对毛的行动,但是毛泽东却要防备这一招。

从周恩来的角度看,刘、周之间的矛盾远远大于周、毛之间的矛盾。刘在“高饶事件”中曾与周连手,但是在“反冒进”时却被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准备用对待整风的态度对待大跃进并暗示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达到了“路线”性质的程度。毛泽东在周恩来对其大表忠心后,又采取保护周恩来的做法。对于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对毛既感激又畏惧。但是对于刘少奇来说,周恩来却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在60年代初的经济恢复期,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关系是若即若离,并非亲密。首先是在刘少奇的力主提议下,在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握有经济大权,相当于经济内阁)里面,周恩来仅为组员。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受到了下面的很多人的指责。有的在二月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上赞同中央决策的人,现在开始反悔埋怨(因为毛泽东开始批黑暗风),甚至对周恩来说了十分难听的话。刘少奇并没有出来为周恩来说话,反而是和毛一唱一和的又领导起新的潮流。无论从历史的渊源还是历史的现实,周恩来都和刘少奇存在着相当大的芥蒂。而这种关系在毛泽东看来,恰恰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局势的发展

虽然后人从意识形态、毛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以及对国内特权阶层不满等等诸多“正面因素”来寻找毛发动文革的原因。但是纵观整个文革,特别毛本人就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法权”拥有者,所有的这些,毛在文革中从来没有从制度上或者法律上拿出有效的措施来维护或者保证所谓这些“正面因素”。事实证明,毛发动文革,其一:立足点就是权力,拿回权力是为了保证自己生前或者死后不会被推翻或者鞭尸;其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树立自己认为可靠的接班人;其三: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成为斯大林之后的世界共运的领袖(笔者按:此举早早破产,而且这也是毛自建国后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

毛泽东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从扫清外围开始。这些外围就是后来所称的“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周恩来后来在1966年5月份讲“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彭罗陆杨”是连在一起的,毛泽东是作通盘考虑的。

但是整“彭罗陆杨”前后,局势并不是很明朗。康生在1965年8月底9月初,在钓鱼台同几个秀才讨论建国以来的外交工作时表示:“我早就认为,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与会人员雷英夫提出疑问:外交可是周恩来一手领导的。康生表示:“你到底还年轻,还不懂得什么叫路线,什么是路线斗争。政治上的问题,复杂的很呢。现在你还不明白,过一年、两年之后,你会慢慢明白的。”雷英夫后来说,进了监狱之后,才明白康生已经预感到文革风暴,并且怀疑要打倒的第一个是周恩来而不是刘少奇,或者刘周“一锅煮”。

就在1966年的3月份,江青在搞文艺座谈会的时候还批了周恩来:“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恩来另外又搞个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改作检讨的。”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要不要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事情。1966年2月初,彭真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可以从容考虑。3月5日,刘少奇在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不派,并将讨论结果告知毛。但是毛并无回音。3月10日,彭真提出,鉴于毛没有答复,是否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意见,刘少奇以与会人员常委仅为其一人为由拒绝了彭的提议。但是3月12日,彭真突然通知吴冷西,已征得刘少奇同意,另起草一份电报。但是吴冷西拒绝起草。彭真于是自己起草,然后用电话传给毛。此事后来成为彭真一大罪状。

此事非常蹊跷。毛泽东首先不表态,继续钓鱼。而后无论彭真是否得到刘少奇的同意,都会造成是刘少奇同意的结果。然而妙处在于,毛泽东在此时非常害怕内外勾结,这才是致命之处。此举对于彭真的倒台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刘少奇也是大大不利的。

文革起来之后,在工作组一事上,周恩来完全表现的圆滑。

而刘少奇却越陷越深,在7月29日的讲话成了压断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华有人写了一条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大家认为不得了了,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乱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保护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刘少奇同志讲到这里,毛主席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刘少奇的讲话被打断,全场掌声雷动。实际上毛完全是冲着这句话才突然出来的。毛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都扇到地上去,刘少奇不得不弯腰下去拾。毛泽东此时走到舞台前沿,全程震耳欢呼。穆欣回忆道:“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刘少奇被一张大字报“打倒”。周恩来被派到清华去继续表现自己:“我当时从外地回来,又碰到外语学院的问题,我选了二外,到二外又碰到张彦在这个方面所造成的恶劣情况,这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张彦的问题。本来想接着转到外语学院去,但是由于清华的问题,中央和主席让我去,我不得不改变方向到清华去。”
(一青 编辑)


喜欢7 不喜欢4 +1 相关阅读


多维网友1天前
网上的广泛流传的《邓颖超日记》中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真是千真万确、入木三分!

对毛泽东一生行为的评价:“慌淫无道,残害忠良,误国殃民,四人帮主” !
对毛泽东一生历史的评价:““历史靠编,功劳靠造,成绩靠吹”!”
毛泽东绝对是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大灾星而不是大救星!
   赞[0]回复


多维网友1天前
没有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等的谦虚、退让,声名狼藉的毛泽东是绝对不可能在七
届一中全会上利用“举手表决”、“鼓掌通过”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主席
)。为了避免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落选的尴尬局面再度发生,毛泽东坚决要求举手表
决和鼓掌通过。这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第一次取消无记名投票的
选举,首次以“举手表决”、“鼓掌通过”的先例!
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选举中,最无耻的第一次!
从此民主的无记名投票选举被封建专制的“举手表决”、“鼓掌通过”代替!
当然对中共中央的对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届一中全会正确的答案只能有待于的档案资
料的解密了。
   赞[0]回复


多维网友1天前
张闻天、朱德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彻底落选后,对毛泽东是这么评价的。他们
认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代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同时他们认为“毛泽东个性懒散,
小事不想做,大事做不好,非常喜欢争权夺利、不著边际的高谈阔论。群众关系不
好,看人、看事非常狭溢。报复性很强。”认为他只适合作宣传工作。绝对不能作
共产党总书记(主席)。
但周恩来力排众议把已经落选的毛泽东扶上台,张闻天、朱德勉强同意了。后来周
恩来痛苦、悔恨了一辈子。
实践证明张闻天、朱德的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毛泽东上台后,
乱党,乱国,乱民,俄死农民四千万,迫害死老百姓四千多万,国民经济搞到崩溃!
毛泽东是典型的毛乱党,毛乱国,毛乱民啊!毛泽东的罪行是磬竹难书!
   赞[1]回复


多维网友1天前
周恩来一辈子最痛苦的事,就是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违背自己的良心,把在六届
七中全会上连半数选票都不到(仅仅1/3选票)的毛泽东硬扶上台(六届七中全会是七
届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彻底落选后,找周恩来痛哭流涕地谈了二天一夜(毛泽东曾经是周恩来的秘书
)。而且毛在每次政治局会议上无耻地胡搅蛮缠、大哭、大吵、大闹说:“我毛泽东
不作总书记,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毛泽东一副泼皮样。十足流氓腔,他无耻地
伸手要官。卖国贼、叛徒、汉奸、老流氓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个大野心家,共党内枪
班夺权、伸手要官第一人!
当时政治局常委任弼时(主管组织),朱德二人愤怒地反对“这太不严肃了,这个问
题最好留待七大去解决!”,但在其它政治局常委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无可
奈何的情况下,周恩来只能用他在党政军中崇高的威信用近一年时间,作通其它政
治局常委的思想工作。硬把毛泽东,在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上扶上台。
此举为共产党由民主政党变成封建专制政党,埋下了最悲惨的伏笔!并且开始了中
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并且是最无耻的选举方式:举......
展开   赞[0]回复


多维网友1天前
出了毛这样的品质败坏,极端自私无耻的人做领袖,也是中华民族的劫数。中国人应从根本上反思,为什么像毛这种人,能够祸害中国这么多年。
   赞[0]回复


多维网友1天前
当了皇帝还遮羞,
   赞[0]回复


没有更多加载



1964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浏览(2148) (0) 评论(0)
发表评论
我的名片
烹小鲜
注册日期: 2012-11-08
访问总量: 908,135 次
点击查看我的个人资料
Calendar
最新发布
· 李小琳公开亮相 回应被禁出境传
· 李小琳回应“边控”报道:否认摔门
· 嚴重癌症患者的蔬菜湯食療法 收
· 2010年 高考满分作文 骈体古文
· “水萝卜”讲究的做法还是“烧萝卜”
· 生命黑金神奇黑蒜家庭做法—— 电
· 好吃的“油煎面条儿”赛过“灌肠” 
分类目录
【习近平】
· 习近平姐姐当面批评习近平 只用
· 春秋戈断言:王岐山访美回国之日
· 余英时:走向独裁的习近平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 习仲勳晚年得了精神病 
· 习仲勋为洛阳耐火材料厂职工李金
· 大纪元博客——————习近平表亲戚 
· 深圳的——习近平远房亲戚 与 多
· 5天前出现的网名——习近平的远房
· 默克尔送给习近平 1735年德国绘
【毛泽东】
· 赵紫阳曾经忽悠毛泽东 ? 图 
· 曾志与陶铸——红色伴侣生死情 
· 薄一波:叶剑英贡献最大的两件事
· 陈云密会叶剑英:用武力拿下四人
· 枫网论坛: 江青蛇墓是咋回事 
· 秦全耀:何不将江青墓迁到重庆实
· 毛泽东嫡孙毛新宇一家 回韶山祭
· 江青死后葬在何处? 没有祠堂 
· 宿迁项羽魂归何处 
· 安徽和县乌江镇项羽庙 自唐而降
【古怪美食】
· 癌症晚期完全可以治愈 多种抗癌
· 这些治愈癌症的经验值得收藏 
· “健胃去癌散”为主方 治疗食管癌
· 名老中医【化癥消痞方】治疗腹内
· 中 药 抗 癌 大 观 
· 非洲人吃猴子、猩猩、狒狒 16图
· 酱肉————鲜酱肉、臘酱肉————不同
· 大跃进亲历者忆饿死人人吃人惨状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稀奇美食】
· 癌症晚期完全可以治愈 多种抗癌
· 这些治愈癌症的经验值得收藏 
· “健胃去癌散”为主方 治疗食管癌
· 中 药 抗 癌 大 观 
· 非洲人吃猴子、猩猩、狒狒 16图
· 褐藻糖胶————抗————癌、肿瘤、细
· 酱肉————鲜酱肉、臘酱肉————不同
· 大跃进亲历者忆饿死人人吃人惨状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奇异美食】
· 癌症晚期完全可以治愈 多种抗癌
· 这些治愈癌症的经验值得收藏 
· 天天碰面的10大“抗癌食物”你知多
· 中 药 抗 癌 大 观 
· 非洲人吃猴子、猩猩、狒狒 16图
· 褐藻糖胶————抗————癌、肿瘤、细
· 大跃进亲历者忆饿死人人吃人惨状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 世界最早的方便面————清代伊秉绶
【北冰洋美食】
· 大跃进亲历者忆饿死人人吃人惨状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南极洲美食】
· 大跃进亲历者忆饿死人人吃人惨状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大洋洲美食】
· 大跃进亲历者忆饿死人人吃人惨状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澳洲美食】
· 大跃进亲历者忆饿死人人吃人惨状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美洲美食】
· 溪谷闲人:美国大型联合收割机在
· 感谢试图正义推荐的USANA公司健
· 大跃进亲历者忆饿死人人吃人惨状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 美国的超市也卖猪大肠 图
【欧洲美食】
· 大跃进亲历者忆饿死人人吃人惨状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 巴黎的菜藍子,上海的菜藍子 
· 为什么天朝物价超过世界先进国家
· 意大利渔夫可能已经抓到了世界上
· 意大利西西里首府帕勒莫有名的街
【亚洲美食】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 
· 卷心菜别称:洋白菜、圆白菜、包
· 荠菜(芨芨菜)是人们喜爱的一种
· 中 药 抗 癌 大 观 
· 辣根、山葵、芥末的区别是什么?
· 维基百科:褐藻醣膠=Fucoidan 
· 褐藻糖胶————抗————癌、肿瘤、细
· 海藻酸、藻酸、褐藻酸、海藻素——
· 日本立川大介医生 褐藻糖胶逼迫
· 日本立川大介医生 褐藻糖胶 逼
【中华美食】
· “水萝卜”讲究的做法还是“烧萝卜”
· 好吃的“油煎面条儿”赛过“灌肠” 
· 再谈“熘咯馇”的讲究做法 
· 小吃:北京的“咯馇”和天津的“素
· 60多年前 濰縣三鮮鍋的传统做
· 老潍县时令名吃 三鲜锅 图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 
· 中成药香砂六君丸的来历 图 
· 癌症晚期完全可以治愈 多种抗癌
· 请记住 世上没有不治之症!
【天下美食】
· 嚴重癌症患者的蔬菜湯食療法 收
· 生命黑金神奇黑蒜家庭做法—— 电
· 60多年前 濰縣三鮮鍋的传统做
· 老潍县时令名吃 三鲜锅 图 
· 溪谷闲人:美国大型联合收割机在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 
· 中成药香砂六君丸的来历 图 
· 癌症晚期完全可以治愈 多种抗癌
· 这些治愈癌症的经验值得收藏 
· 名老中医【化癥消痞方】治疗腹内
【】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
· 三年自然灾害 人吃人 的相关搜
· 乌有之乡网刊 郑州李爷:身世浮
【收藏】
· 李小琳公开亮相 回应被禁出境传
· 李小琳回应“边控”报道:否认摔门
· 嚴重癌症患者的蔬菜湯食療法 收
· 2010年 高考满分作文 骈体古文
· “水萝卜”讲究的做法还是“烧萝卜”
· 生命黑金神奇黑蒜家庭做法—— 电
· 小吃:北京的“咯馇”和天津的“素
· 邓朴方忆梦魇往事:没人推我 我
· 福建渔民海上拉回神秘无人巨轮 
· 中青在线:农村娃没见过高速路,
存档目录
2015-06-03 - 2015-06-18
2015-05-01 - 2015-05-13
2015-04-01 - 2015-04-30
2015-03-02 - 2015-03-31
2015-02-01 - 2015-02-27
2015-01-01 - 2015-01-31
2014-12-02 - 2014-12-31
2014-11-13 - 2014-11-30
2014-10-06 - 2014-10-06
2014-04-02 - 2014-04-02
2014-03-31 - 2014-03-31
2014-01-04 - 2014-01-10
2013-12-27 - 2013-12-30
2013-11-09 - 2013-11-09
2013-09-04 - 2013-09-09
2013-07-08 - 2013-07-31
2013-06-19 - 2013-06-19
2013-03-02 - 2013-03-15
2013-02-20 - 2013-02-22
2013-01-08 - 2013-01-23
2012-12-16 - 2012-12-31
2012-11-08 - 2012-11-19
 
关于本站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导航 | 隐私保护
Copyright (C) 1998-2024. CyberMedia Network /Creaders.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