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哪里就要去哪里
江青因为有特殊地位，也就成了特权人物。林彪说他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我看江青也是如此。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选择不同的居住地点，游山玩水，尽情享乐。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占据着27处住房。凡是她住过的房子，别人就不能再住了。如果别人再住，她就会闹得天翻地覆。
有一年冬天，北京下了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一天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已经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完这个梦，就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我们请她多给一点准备的时间， 明天再出发。但她对我们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走。
总理对她说：“我下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为所欲为的江青，也不是什么都不怕。她起码有两怕：一怕毛主席罢她的官，二是怕死。听了总理的话以后，她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只好焦急地等到第二天。
到了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她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地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四肢摊开，闭着双眼，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动不方便，这里多好哇，我又复活了!”
江青第一天晚上梦见海南岛，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岛。
江青是个私心很重的人，她攫取国家的财产是贪得无厌的。她利用她的特殊地位，于1960年通过广东省委，用外汇从香港买了一块“劳莱克斯”手表，一架德国“哈兹别克”照相机。这两件东西，当时值人民币37000元，还买了两箱照相纸和胶卷，她分文未付。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听康生、叶群说：“北京红卫兵的抄家物资存放在北京文物管理处，可以去那里任意挑选，象征性地收点钱。”这使她垂涎三尺，多次约上康生窜到文物管理处，将大量的贵重物品攫为已有。其中有明清时代的文房四宝，还有各种书籍。1970年秋天，一次就窃得珍贵古书和工具书千余册。还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4条金链，她只付了7元人民币。
恣意享受 挥霍无度
江青为了其个人享受、玩乐，不惜动用国家的大量人;力物力。
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息时忽然想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
她住在广：喇市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的马达声，就立即叫吴法宪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就又叫吴法宪通知广东省委，让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她住珠岛宾馆十几天的时间，给这些地方的生产造成多大的妨碍呀!
同年9月初，她在北京非要用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就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1973年，她心血来潮，要在钓鱼台试种茶树。她说种植茶树，一是为了消遣，修身养性;二是采了茶可供应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她说：“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这四个地方，喝茶的问题我全包了。”
于是，她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杭州运来几十棵品种好的茶树，还从浙江调来四位茶农精心管理。但由于北京的气温低，湿度小，根本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名贵的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茶树运回杭州，造成了极大浪费。
江青喜欢游泳，到处独占游泳池。她游泳时，要求水温达到28度至30度，池边铺上海沙，供她晒太阳。广州的三元里温泉游泳池，本来是对外开放的，但只要她一到广州，就得停止对外开放。后因从珠岛宾馆到三元里游泳池的交通比较堵塞，江青又叫当时主持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工作的负责人在离市区较远的一所别墅里，专为她修一个游泳池。用的矿泉水是从几十里外的三元里引过去的，中途过了好几个泵站，为了保证游泳池的水温，还在附近修建了锅炉房，用4台锅炉加温，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很大浪费。
中南海游泳池，自从江青说要去玩，就得每天用煤气锅炉加温。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间去，所以她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温。有时连续加温几个月，她也不去一次。有一次，游泳池连续加温一个多月了，她也不说去玩，我就壮着胆子问她：“你不是说要到中南海游泳吗，什么时间去?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你如果不准备去了，就通知他们停止加温。”她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关你什么事。你一个小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干涉我的生活，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后来，她听说北京火车站附近打出了地下热水，就下命令为她修建一个游泳池，还让工人们昼夜加班加点地干，但修好以后，她一次也没有去过。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岛游山玩水。她嫌从元帅府到鹿回头的路途太远，就命令当地驻军给她修一条沿山路。而因为江青就住在附近，还规定施工时不准有任何响声，开山时不能使用炸药。于是施工部队只好采用火烧、水激的办法将石头激裂，造成了惊人的浪费。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要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汽车、特制马桶，大小毛巾100多块，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大木箱，等等。就是到京郊的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了20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玩，就下命令从北京调专列。但是专列开到上海后，她又改了主意，不去杭州、南京了，于是又将空车放回。
专列行驶在铁路线上，其他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这样就打乱了铁路部门的整个运营计划，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多不便。江青对这一点也不是不知道，但她毫不在乎。“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这就是江青的人生价值观。
专门利己 毫不利人
江青对于国家和集体的钱财、物资大肆挥霍，可是对于自己的东西却爱惜如命，是一个实足的小气鬼。
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诞辰，江青为了表示对毛主席有感情，每年的这一天，她要在钓鱼台独自吃一次长寿面。党的九大以后，她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这一天她就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共10人)叫到一起，吃一顿长寿面。
说实在的，我们谁也不愿意和她一起吃饭，因为和她一起吃饭，不是享受，而是受罪。一是特别拘束，在饭桌上，除了江青讲几句祝毛主席健康长寿之类的话以外，鸦雀无声，其他人没有敢讲话的。大家吃饭时，只用筷子慢慢地把面条往嘴里送，不敢用嘴吸，怕弄出声音来。二是吃不饱，请吃了饭还挨饿。她那种小气劲真使人受不了。她亲自给厨师交代：每人只能吃一小碗面条，一桌两三个小菜，她说“做多了浪费”。
前面已经说过，江青吃东西很挑剔。每次吃完饭，她就叫厨师把去掉的鱼头鱼尾和鸡蛋黄、鸡杂之类送回供应站卖掉。有人送给她的食品，她吃不完的也都要叫厨师卖掉，还经常查问卖了多少钱。
江青摄影用的胶卷，都是向新华社要的进口货。拍摄以后，把底片送新华社冲洗、制小样，退回江青挑选，然后，把选出的小样、底片再送给新华社放大成16英寸的彩色照片。从50年代到70年代，光是底片、小样就保存了四大箱子。胶卷、冲洗、印制小样、放大照片，江青一分钱未付。党的九大以后，不知为什么，非要叫新华社给她算算账，看看一共需要多少钱。新华社只算了成本费，共计3000多元。江青是付了，可是，她心疼得几天不高兴，想方设法要把钱捞回来。先是通知新华社发表她的摄影作品，索要稿费，捞回了一些钱。又向毛主席诉苦，要了1000元人民币，才算恢复了心理上的平衡。
玩牌打球只许她赢
江青每天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玩狗、耍猴、骑马、摄影、游泳、打扑克、打乒乓球、看电影、学开汽车上。
江青是个扑克迷，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在住地打，在外地打，在外出途中的火车上、飞机上更要打。
和她一起打扑克时，你必须轻轻地拿起，轻轻地放下，还不准说话，而且只许她赢，不许别人赢。我不愿意受那个洋罪，总是尽量想法子躲开。
有一次，在去广州的飞机上，江青想打扑克。当时人手不够，江青叫我凑个数，我说我不会打扑克，她就生气了：“你今天要搞清楚，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你那么聪明，不会打扑克，我根本不相信，你是故意扫我的兴。”当时我觉得在玩儿的问题上与她翻了脸没意思，弄不好惹出麻烦更划不来，只好改口说：“我不会别的花样，只是稍会一点打百分。”江青说：“只要你陪我消遣，打百分也可以。今天我定个规矩：拿牌以后，从60分开始要，谁要的分数最高谁打，谁打谁拿底牌。”
拿完牌，我的牌相当不错，但陪江青打牌，不能先要。别人也明白深浅，都不要。江青自己也明白;欠家在等她要，于是开口要60分。我看她开始要了，我就要65分，江青要70分，我要80分。江青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狠了狠心，要85分。我又要了90分。江青一下子就火了，质问道：“你姓杨的是真的不会玩，还是故意跟我过不去?”说完，把她的牌狠狠地往桌上一摔，一把把我的牌夺了过去，一看果然刁;错，就毫不讲理地说道：“你的牌我要了，我的牌给你，这把牌我也要90分。”
别的同志出于好意，怕我和江青争，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里很明白，不能跟她那么认真，不能做因小失大的事，就说：“那好吧，换牌就换牌。”
打完这把牌，她虽然赢了，但火气也大了，脸红脖子粗地对我说：“姓杨的，今天再问你一遍，是仿;陪我玩，还是我陪你玩?你不说清楚不行。”
我看到她恼羞成怒的凶相，心想：“大势不好，给她下个台阶算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就对她说：“当然是我陪你玩。”但她的气还没消，她说：“你既然知道是陪我玩，为什么还跟我争分数?你的牌好，应该主动把你的牌有礼貌地送给我，你真不懂规矩!”说完，她站起来，一把把所有的扑克牌划落到地上，坐到沙发上喘粗气去了。
虽然搞了个不欢而散，还挨了一顿训斥，但我心里还是高兴的，因为从今以后，她再不会找我和她打扑克了。
和江青打扑克的问题，我是解脱了，但是，陪她打乒乓球一直没有解脱。
江青的球技一般，只能接两个角的球，中路球接不住，对旋转球更没有办法。我作为陪打员，只能喂她两个角的球，因为她打乒乓球也是只能赢，不能输。不但不能输，而且连续有两个球接不住就会发脾气。有一次，我打的不耐烦了，有意识地给了她一个中路球、一个转球，她就发起脾气来。先是把球拍狠狠地往球台上一摔，后又拿起球拍扔了过来，差一点砸到我的头上，她自己则扬长而去。
江青从电视、电影上看到有的国家领导人会开汽车、开飞机，很羡慕，想模仿他们，就提出要学开汽车。我们耐心地劝她说：“开汽车太不安全，还是不学的好。”她说：“你们这是干涉我的生活，我想消遣一下都要受到你们的限制。是你们听我的，还是我听你们的?不要搞错了关系。”
我们劝阻不了她，又怕她开车出了事我们负不起责任，就报告了上级组织。上级也阻拦不住，只好要我们一定保证她的安全。为此，她的专车司机和中央警卫局交通科的一位同志动了不少脑子，在驾驶室的右边安装了一套辅助制动装置。江青踩油门大了，或方向掌握不好，或遇到危险情况时，司机就可以在旁边采取制动措施。
一切准备完毕以后，她提出：“我坐什么汽车，就学什么汽车，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复杂，国际形势紧张，如果我在半路上遇到紧急情况，司机被敌人打死了，警卫员也完了，我自己开车就跑了，可以化险为夷。”“我现在坐的是红旗车，我就用红旗车学。”
在用什么车学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倒是一致的，但是想法不一样：她想的是遇到危险情况她可以逃跑；我们想的是红旗车能自动变速，不用老换挡，起步时也不会熄火，学起来比较方便。
江青学开车的前三天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但第四天就出了事。那天她在钓鱼台17号楼西侧马路由北向南行驶，开到10号楼路口时，她想回10号楼，就使劲向右打方向盘，也不回轮、减速，还相反地加大油门。情况不妙，帮她回方向盘，硬是转不动。在手忙脚乱中，汽车爬上了40来度的土坡，撞在一棵大杨树上才停了下来。大红旗车的前保险杠、前脸、大小灯都撞坏了，机器盖也隆了起来。
江青从车里钻出来，看了看撞坏的汽车，指着撞坏的部位，毫不在乎地说： “撞坏这么一点点，没有什么，我还继续学。我觉得学开汽车是最好的休息和锻炼，哈哈哈哈。”
责任编辑：花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