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鸡与粮票换鸡蛋
那时候鸡蛋是稀罕物，供应的少，又贵，家里难得吃上鸡蛋，所以家家都自己养鸡，但城市里条件有限，一般在自家窗下搭鸡窝，养那么几只。这多少能贴补点伙食，所以，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一进院就会感受到扑鼻而来的鸡粪芬芳。不过，每天放学我都会先到鸡笼边，把一只手伸进去摸，要是摸到了鸡蛋，就高兴的要命，把鸡蛋藏在口袋里，紧紧握着还略带体温的鸡蛋交给爸妈。
那时候,每次回想起吃炒鸡蛋的时候，一盘鸡蛋端上来，孩子以秒杀的速度，在瞬间将鸡蛋挑光，盘子里只剩下葱花和西红柿的时候，爸妈才会动筷。
剁鸡食在当时算是一项平常家务，大人白天上班，这个任务就布置给孩子们，菜帮子等，再放一点苞米面一拌放入食槽中,每天剁完一盆鸡食才能去玩。
那只大公鸡，披着一身美丽的、泛着绿光的长羽毛，走起路来昂头挺胸，会护佑我家的母鸡,它会把得到的食物先分给母鸡吃，这只大公鸡还看家护院,常让别院小孩吓得不敢进。
上楼后不再养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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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换鸡蛋
当年，粮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钱没粮票，也不能吃饱饭。粮票不能买卖，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市场逐渐繁荣，粮票逐渐富余，不少人就把多出来的粮票跟农民换鸡蛋，“粮票换鸡蛋”一说由此而来，意指物物交换。也有“鸡蛋换粮票”一说。
□1953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
□1993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全国的粮食销售价格基本全部放开，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即统销制度)被取消。
1955年初，当时的人们发现发现，继布票之后，自己需要领取的票据越来越多：粮票、肉票、油票……人们要用什么产品，国家就有什么票证。“票就是命根，没票你啥都莫想买。”
1953年，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模式在全国推开，各类票证将作为调节供需的手段，和购买粮食的凭证一起公开发行。
购粮证，是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由国家粮食部门发放给非农户口人员，用来购买粮食等物品的一种凭证，是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粮证是随着户口簿办理的一户一证，不管家里有多少人，一个户口一本粮证，粮食的供应也是按照年龄，学龄，工种，居民供应不同数量的粮食。可以到指定的粮店买粮，也可一兑换成粮票。粮票市的，省的和全国通用的，全国通用的必须有单位的介绍信，说明原因到所在区粮食管理部门才可以兑换。粮票和粮证的退出也是逐渐的，改革开放以前，家家视粮票比钞票还重要，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票。
在那个年代里，一个人拥有了购粮证，就有了粮食，有了工作，有了房子，有了前途，有了一切。
购粮证是小小的一迭夹着的纸，中间夹着一迭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豆腐票、煤球票，以及零时配给的煤油票等等，一户一份。
当时买生活必需品，是票和钱一起用的。比如早上到合作商店买根油条，就要三分钱加半两粮票，一只烧饼是四分钱加一两粮票，买一块豆腐是两分钱加一张豆腐票。到粮管所买米，早稻米一毛三四分钱一斤，晚稻米贵些。十多年基本没变。当然，买油买布买肉等都要用票。食油每月定量是四两，布票大概是8寸。
在上世纪70年代前，粮票、布票、肉票等数十种生活票证，曾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命根，没有这些票证，人们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的逐年丰收，农贸市场的开放，粮食消费的数量逐年减少，粮票可以在市场上换鸡蛋、大米等农产品，粮票的价值也在一天一天的贬值，票证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这些见证了时代变迁的票证，逐渐演变成一种融合历史与工艺的符号藏品。
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的口粮很少，粮票和肉票就成了命根子。
那个年代到饭店吃饭，粮票是必须的，用粮票时期的饭店，也可列为“垄断行业”，都归青岛市饮食服务公司所有。中国自古就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经典，但当时在饭店里吃饭，没有粮票即使你有大把的钞票也吃不上一口米饭一碗面条。当时的饭店，没有现在的这样豪华，这么排场，仅有的几张方桌和寥寥无几的几个方凳，大部分的就餐者都是站着吃饭的，想吃饭前喝几杯的，盛啤酒也是用大个的吃饭碗或玻璃的罐头瓶，若是几个朋友小聚，光是盛啤酒的饭碗和罐头瓶就摆满整整一张桌子，也算是一大奇观。
吃饭排队，店店如此，有精明者一人前去排队，一人用脚踩在正在吃饭人的凳子上，意欲已经占有，其他人另想办法。正坐在凳子上吃饭者，也只有匆匆忙忙加快频率，旁边多了几个看的，也着实让吃者难受，没有指望者索性端着饭碗站着解决了。
吃饭者需要到售票处买牌，有一种硬质材料做成的圆的或方的牌子，作为取饭的证明，吃饭者须拿着牌牌到取饭的窗口，等待你的饭食品种从一个小小的窗口递了出来，用牌子换取后，自己到公用筷子处，取了筷子（是否干净不必多述）自个找地方站着吃、蹲着吃就没人管了。至于饺子包子暂且不说，当时最快捷的食品就是面条了，吃面条的人也就特多，要等着吃上这碗面条，小窗口前就挤满了等面条的人。
记得那时候，我有时会去粮店帮忙领粮票。那时，每家都按照严格的配给制度领取口粮和肉。我记得家里一个月才能领半斤肉票，平均到人头上，
每人每天连一两肉都吃不到，顿顿都是杂粮，所谓的菜就是用盐水煮一下。那时家里有个小窍门，可以暂时缓解一下难关。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小的合作社，
合作社的女售货员和我家人是朋友。她有时会偷偷地通知我们，下班的时候去店里一趟。有时过去后，女售货员就会卖给我们一些没有一点肉的大骨头。
这种大骨头在当时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买回家后，父母把骨头洗净敲开，用里面的骨髓熬白菜汤，这可是那时难得的美味。
那时的粮票是按月发放，1月份的粮票到2月份就不能用了。所以，那个时候家里偶尔有粮票留下来，也是因为将粮票藏在哪本书或杂志里忘记了，发现时粮票已过期，才可能保存下来。
1971年，我去了内蒙古，暂时告别了粮票。可能因为牧区人口少，并且以肉食为主，不用粮票。但是每个月的口粮仍然定量用粮本领取。
每个学生都很珍视粮票，领到粮票第一时间就把它换成饭票，生怕丢了。基本上，每个月的粮票刚够用，女同学胃口小，可能会攒下一些粮票。
那个时候，向同学借几斤粮票，是很重的人情。
1986年前后，粮食窘困的情况有所好转，那个时候副食渐渐多了起来，比如一些豆制品，家家开始有了积攒下的粮票。
如果有朋友出差到北京，我就会用攒下来的粮票和他换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可以换鸡蛋等食品和商品，在紧缺的时候，一斤全国粮票可以换好几块钱。
那时，商店里有议价粮出售了，不过价格较高，我们只是偶尔买一些荞麦等杂粮，来调剂生活。
1984年，政府发出通知要取消布票。此前，买布做衣服也是受限制的，一人一年能领一次布票，大约合10余尺布。
布票取消的消息传出来后，很有意思的是，老百姓都将信将疑。社会上并没有出现用积存的布票抢购布匹的举动，大家都在担心政策会不会反复。
这可能是长期谨慎过日子留下的习惯，大家很珍惜手中的票证，生怕万一政策又变回配给制，布票不够用。直到政策推行了一年后，大家才真的相信，布票的确取消了。
1993年宣布取消粮票。虽然有了布票取消的先例，但因为长时间的习惯，还是有很多人留下了家中一直存着的粮票。当时我家中就留有很多斤粮票。
不过，大家都明白，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随着配给制度的结束，已经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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