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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　【 毛泽东时代的　人间“天堂” 】 1958～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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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4:36:00  点击：1054  回复：53

人间“天堂”
1958～1965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根源。
 
 　　大跃进初期，我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我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肩膀一高一低，心里好奇问怎么回事，父亲就回答说小时候挑水压的。后来大了才知道，那是“大跃进”和劳改营给我父亲留下的终生纪念。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我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被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我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几乎是清一色的是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见到我父亲他们几个目瞪口呆的样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地走着，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个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所谓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当然，这并不算最夸张的，后来我看到资料说某些地方“深翻土地”可以达到一丈多深，完全可以盖楼房了。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这么多，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很难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那里看到：每次只要一到休息时间，农民们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对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干活时慢条斯理的，完全是在消极怠工嘛。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这些村干部“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先进”的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甚至闻所未闻。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我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残酷现实折磨得无法入睡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这番话把我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某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奸细，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别再往下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村干部先夸口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现在五十年过去了，超英赶美仍旧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却也无人对此负什么责。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会招徕横祸挨打。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条馒头，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河南农民多数都很贫穷，就连我外公这样的小地主，解放前都不敢顿顿吃干饭、白面。如今，见到公共食堂天天不限量地吃白面，好多农民都是一边吃一边松裤带，就这么寅吃卯粮。上级来参观检查时，村干部就让人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滑县位于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东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泥汤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的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过一滴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形成一个个水洼，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一个挨一个全是无碑的坟头，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

 　　挖河工程最紧张时，甚至出现了连续几天几夜不许停工、不许休息的情况。农民实在受不了了，就琢磨着逃亡。前面提到过的领着大姨探监的那位船姥姥，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大臊，当年十七八岁，正是挖河的棒劳力。经常连续几天几夜不许睡觉，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就跟船姥姥偷偷商量着要逃跑。那时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逃亡全靠步行；白天不能走，也不能讨饭，否则被人家捉住送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那时公共食堂还能吃饱，大臊就每天多领一个馒头，找个地方埋起来；又谎称拉肚子，每天在茅坑蹲很长时间，给村干部形成一个错觉。终于等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臊在干活时又谎称去拉肚子，船姥姥偷偷把干粮从土里挖出来送到大臊那里，于是大臊就逃跑了。村干部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大臊回来，就派了民兵拿着枪去追赶，由于没有月光也没追上。大臊昼伏夜行走了四五天，来到了河南鹤壁市煤矿。恰好当时煤矿也在大跃进，就下井当了矿工。大臊这人运气好，逃亡算是成功了；有些逃走的人则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还有一些人，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回来，死活都不知道。
 
 　　人被这样过度地奴役，但生产队的牲口却需要和正常情况下一样休息。这是因为，牲口算“集体财物”，是要爱惜的。那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但我父亲在农村演出时却亲眼见到过给牲口“刷牙”的情景。那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父亲他们收拾好乐器走到一个牲口棚旁边，见到几个男社员正在拎着个水桶，用大刷子挨个给牲口刷牙。我父亲他们头一次看见给牲口刷牙，觉得有趣，就站在一边看稀罕。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到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这种牲口有劲，但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那时的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天要连轴转地劳动，深更半夜了还要往地里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经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马车就要由人来拉动。男劳力都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或“大炼钢铁”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来干。一般都是找一个身强力壮、有点二百五味道的女劳力驾辕，一、二十个妇女拉一辆车。当时很多妇女都还是小脚，跑不快；连我母亲这样的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我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起了“聚家并屯”。分类甄选那一天，全村人被民兵驱赶着排成一个长队，耀武扬威的村干部站在队伍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病残营，都由他们说了算。当时我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筛选过后，持枪的民兵在村干部的指挥下强行拆散家庭。而农民不愿意分开，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又被铁面无私的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聚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我没有见到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聚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那时因为挖的一条人工河正好从村子东头穿过，所以扒掉不少民房。按照规定，每个孩子每次至少搬六块大方砖。而一块大方砖足足有现在一般建筑用红砖的三、四倍大，六块方砖即便是成年人搬也会感到沉重，更不用说我母亲这样七八岁的小孩子了。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就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话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的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里有名的窝囊废，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没娘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每次看到文妞兄弟挨揍我母亲就吓得直想哭，却又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我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总是吃上两口就赶紧把嘴擦干净，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发现而招徕横祸。
 
 　　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母亲七岁就得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终生折磨着她。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九三○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饥荒最严重的乌克兰，以往被称作“欧洲粮仓”，却竟然有四分之一的居民饿死。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建立政权需要牺牲，搞建设为什么就不能牺牲呢？这就是他们的逻辑。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注】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就定得越死，方向就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大饥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豫北迎来了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注】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几个村干部特别邪恶，有时候搜身时对妇女的私处连摸带抠。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地狱般的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大饥荒刚刚开始时，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野菜这些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外婆就让我母亲到野地里挖野菜。我母亲当时八岁，和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春字两个人一起到离家十四、五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挖到太阳落山。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两个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摇摇晃晃地往家走。那时已经开始有人饿死，谣传说有人专门抓小孩杀了吃肉，两个小女孩背着野菜原本走不快；但一想到这个传言，就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家里赶，边走还边往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了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一九五九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继续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九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像个大锅，肚脐眼上的青筋外翻。
 
 　　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羊、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太太站在一条半米多高、四寸来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用鞭子抽我母亲的改改，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母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八九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不说话。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半。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这是因为外婆心疼外公身体，如果打得太早，外公吃的时候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就让我母亲捧着个瓦盆去打饭。那时一切铁的东西都被收去炼钢铁了，只有瓦盆这样的器皿可以盛饭。母亲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这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我母亲看到这些糁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子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我母亲高高兴兴地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她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紧闭合。有着饥荒经验的外婆一看，知道我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我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很多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七十年代末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八十年代初期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九十年代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在单位基本上可以吃饱，偶尔还可以往家里带一个馒头。食堂里老鼠比较多，经常会把面袋咬破。单位就让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里缝补，缝一个破损小一些的面袋挣半分钱，破损严重的则是一分钱。那个时候人穷，半分钱也是钱。由于粮食紧张，面袋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但等大姨父把面袋拿回来给大姨缝补时，二人惊喜地发现面袋上还是多少沾着一点点面。等到仔细用刷子扫完以后，一个袋子居然扫了半个香烟盒面；四五个面袋就有两个香烟盒那么大。不要小看这两个香烟盒的面，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关键时刻就可能救活一个生命。
 
 　　俗话说积少成多，自从大姨家有了这个额外的粮食来源之后，每天都可以多存下二三两面，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大姨两口子赶紧把正在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自己的父母亲人轮流接到郑州补充一点营养。外婆到郑州时，母亲就跟着外婆一起到大姨那里求活。外婆当时浮肿病很重，不能行动，我母亲就在大人上班时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我母亲十一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一九六二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三、“吹口琴”

 　　一九五九年秋天以后，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了。我父亲劳改所在的新河农场供应比农村要好的多，但还是饥饿难忍。新河农场有一个用甘蔗作原料的制糖作坊，农场领导很明显地偏袒这些“犯人”，轮流让他们到农场的制糖作坊“劳动”，实际上是让他们补充营养。为此，很多人吃坏了牙齿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衣服、手表等财产换粮食吃。
 
 　　腹中空空，人们就怀念起以前能吃饱的日子来。每天到了晚上，犯人们就说起以前吃过什么好东西，搞精神会餐。一天晚上，一个犯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前吃过满满一饭盒红烧肉，红烧肉作成酱色，一打开一股肉香迎面扑来。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连忙咽了两口涎水，所有的听众也听得直想流口水。
 
 　　当时农场里种着甘蔗和玉米，按道理是不许随便吃的。但是犯人们都很饿，总是琢磨着偷玉米和甘蔗吃。因为怕被管教干部发现，大家发明了一个暗号：管吃玉米叫“吹口琴”，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们就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说：“走，吹口琴去”，或者说，“走，吹笛子去”。当时我父亲就总是“吹笛子”，结果把牙吃坏了，一辈子总是牙疼。
 
 　　那时全国到处饿死人，上面总算认识到了吃饱肚子的重要性，于是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基础的基础”。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个犯人每次吃烤玉米时，总是啃上一口，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再啃上一口，再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每到傍晚以后，农场的玉米地里总是这里一柱青烟，那里一堆篝火，都是犯人们在烤玉米吃。农场的管教干部都还不错，明明能够看见那些炊烟和火光，但总是装聋作哑。
 
 　　实际上，我母亲所在的豫北和我父亲劳改所在的豫西，饥荒状况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一百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十万人，有六百三十九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件事在后来被人们称做“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亡三千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三千万还是两千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全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都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小事。）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饥荒是“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自然灾害”，这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就没有饿死人呢？真正该对大饥荒负有责任的人，无中生有地把这顶黑锅扣在大自然身上，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当然，他们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一九六○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一九五九年秋后，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一九六○年春天），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四九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跟中国逐渐恢复了贸易关系，然而饥荒竟然是在“封锁”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当时还在河南省军区，在信阳事件后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时他也在场。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上两天没一个人能熬得过去，于是就在监狱里死了。
 
 
 　　 四、短暂的喘息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一九六一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农村缓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四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一九六三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从胃里往外流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一九六二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满街出现了大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在我参加工作后接触过的同事中，有很多都是一九六三、六四年出生的，却极少见到一九六○、六一年的。
 
 
 　　 五、“老婆迷”

 　　那时村子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我母亲喊他“常叔”。常叔的老婆在粮食关时饿死了，给常叔留下了三个孩子。他老婆死的时候，常叔趴在他坟头上哭了好几天。那时吃不饱肚子，家里又穷，常叔也就没有再娶老婆。
 
 　　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后，肚子可以吃饱了，常叔就琢磨着再娶个媳妇。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女人，常叔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就跟那女人一起过了。谁知那个女人是个放鹰的（【注】“放鹰的”是滑县方言，意思是骗婚后偷窃财产的人），还不到一个月，就把常叔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光，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跑了。常叔人财两空，日子越发艰难。
 
 　　但是常叔这人特别迷女人，总是还想再找个老婆。那时人们本来就穷，又刚被放鹰的打劫了，常叔更是穷得家徒四壁，还欠着一屁股债，自然没人愿意跟他。当时村子里有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觉得常叔这人有趣，就想愚弄他。于是，这几个年轻人就编造说有个寡妇愿意嫁给常叔，假模假样地到常叔家提亲。常叔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做了一顿好饭招待人家，一个劲地催着要求见面。本来那些人就打算诓他一顿饭算了，但看常叔如此迫不及待，禁不住又想逗逗他。于是，这伙人撒谎说那个寡妇答应常叔当天晚上（【注】河南风俗，见寡妇要在晚上）在生产队的场（【注】“场”是滑县方言，指农民晒粮食的空场地）里见面。
 
 　　几个年轻人跑到邻近的任庄，跟那边人一说这个情况，任庄的几个小伙子也加入到恶作剧的行列中去。其中有一个长得比较清秀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地充当女方，找了一身花衣裳一穿，又戴了一个花头巾，看上去还真有几分像个女人。到了晚上，就按约定在场里的麦秸垛前等着。那几个年轻人赶紧去通知常叔，常叔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屁颠屁颠地去了。其实当时村子里好多人已经知道这是恶作剧，但都想看常叔的笑话，也就不跟他挑明。常叔去的路上，跟着十好几个半大孩子起哄，麦场里也围了好几十个年轻人看笑话。常叔见了那“女人”，激动得不得了，问寒问暖，那小伙子只好捏着嗓子回答。常叔求偶心切，竟然没听出来，一本正经地问这问那，把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寒暄几句之后，常叔就急切地要求人家当晚跟他回家住，那“女人”也不推辞，跟着走了。他们俩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几十个大人小孩，边走边笑。等到了家里，常叔要亲人家时，那个小伙子实在憋不住了，哈哈笑出声来亮明了身份，常叔这才醒悟过来。从此，常叔彻底死了心，再没动过找媳妇的念头。
 
 
 　　 六、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的外公还有个外号叫“瓜把势”，意思是特别会种瓜。当时三庄五里的就数外公的瓜种得最好、品种最多。他在自己开出的四分小片荒地上，种了酥瓜、甜瓜、香瓜、面瓜、菜瓜、打瓜等瓜类，在一九六三年夏天获得了大丰收。收获时我母亲每天都要摘下满满两大篮子的瓜果回家。酥瓜是一种长型的小瓜，不太甜，但水分足、口感特脆，轻轻一碰就粉碎；甜瓜则是花皮、绿肉、红瓤，比现在的哈密瓜甜的多；面瓜是黑皮，淡黄色的肉，放在太阳底下看时，果肉能够映射出一些金星来。家里人都吃不完，就送了不少给街坊邻居。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一九六五年以后就又不许开自留地了。
 
 　　外公除了种自留地，还给生产队种瓜，培训年轻人。但是吃“大锅饭”以后，年轻人对庄稼把势已经不是那么用心学了，所以外公的绝活没有传下来。我外公一辈子都是老实的庄稼人，无论是给公家干还是给自己干，他都一样的认真踏实。这不是因为他觉悟高，而是因为他对土地、对庄稼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在木讷的外公心目中，庄稼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对庄稼所付出的爱甚至超过了对子女的爱。跟种粮食不一样，种瓜需要一棵一棵地打理，外公在瓜地里干活时往往一蹲就是一整天，背都被太阳晒得爆皮了。外公给队里种瓜时，遇到有没长好的瓜摘下来以后，想想种瓜的辛苦，从来舍不得扔掉，都留下来自己吃。
 
 　　那时社员们不偷别人自留地里的东西，只偷生产队的东西。因此，当西瓜快熟了的时候，外公就一天二十四小时住在生产队的瓜棚里看着。每天中午我母亲放学以后，都要到地里替换外公回家吃饭。外公怕母亲饿着，就先准备一些淘汰下来的歪瓜、小瓜给母亲吃。母亲等外公走了以后，看看满地的大西瓜，心想干吗不吃好的，非要吃这些小破瓜呢？想到这里，她自己摘了一个大西瓜弄开吃。可我母亲那时才十一二岁，不懂得如何挑瓜，一打开发现还是生的，吃了两口又酸又涩，就扔掉了。外公吃完饭看到地上扔的瓜，心疼坏了，满地里追着母亲打，嘴里还喊：“给你挑了瓜你不吃，非要祸害好瓜！”第二天，母亲再替外公看瓜时，发现昨天还长得好好的大西瓜都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外公怕母亲偷瓜吃，就在每个西瓜下面挖一个坑，竟然把西瓜埋了起来。
 
 　　外公种冬瓜也是一绝，个头大的冬瓜足足有四、五十斤，最大的一棵达八九十斤，比一个十来岁小孩还高。当时报纸上曾经刊登过某地一个农民种出了一个重达六七十斤的冬瓜，还进京献给党中央。外公种的冬瓜比那个还要大，可惜我外公成分不好，没资格上报纸的。
 
 　　我母亲从小脑袋瓜好使，当时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还戴上了红领巾。当时母亲就读的学校位于离村子四里的界河路镇，是一所正规的小学，里面的教员都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我母亲普通话说得特别好，每次各个公社学校的老师进行现场观摩教学的时候，都是她朗读课文。她的作文也写得很好，几乎每一篇作文都被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里，供学生们学习。我母亲于一九六五年小学毕业，当时中国正在搞“抗美援越”，小学毕业语文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给胡志明伯伯的一封信》。
 
 　　一九六五年的时候，生活已经改善了一点。那年夏天，我母亲从生下来第一次买了一件新衣服。当时村里的供销社进了几件衣服，其中有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褂子，母亲穿上试了试，觉得特别好看。一问价，要五块钱。五块钱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于是外婆嫌贵没买。回家以后，母亲总是惦记着那件短袖褂子，天天跟外婆撒娇，软磨硬泡。外婆见她实在是喜欢，也就给了她五块钱让她买了。母亲拿着钱往供销社跑的时候，快乐的觉得身上像长了翅膀一样，胡同里荡漾着这个十四岁少女清脆的笑声。
 
 　　可以说，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算是我母亲少年的记忆中唯一晴朗的日子。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几乎可以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事：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国民航到母亲所在的那个村子招收航空服务员，也就是今天所称的“空姐”。母亲十四岁时身高就长到了一米六五，也继承了外公与外婆的美貌，口齿清楚，普通话又标准，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几乎就走了。可是正在全家欣喜若狂时，却传来了泡了汤的消息。原来，民航服务员需要政审，而我母亲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于是自然就没有她的份了。民航的那几位招工的同志看到这个十四岁少女失望的神色，心里也觉得挺难过，就安慰了她几句。后来，又来人招收过铁路乘务员和赤脚医生，都是先被选中，又因为出身问题被撸了下来。
 
 　　尽管我母亲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小学毕业，但是当时滑县有个土政策，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被允许读正规初中，只能上那种半耕半读的初中。即使这样的初中也只上了一年，到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学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来临了。
 
 
 　　 七、在大森林里
 
 　　我父亲最初被送去“劳动教养”时是没有期限的，但是到了一九六一年上边又出台了个政策，开始从颁布之日起算劳动教养年限。我父亲因为“没有右派言论”而定了一年的“劳动教养”，加上已经服刑的四年，合计一共被“教养”了五年。一九六二年五月，我父亲解除劳教，被就地安排在他劳动改造的新河农场强制就业，当了一年农场职工，仍旧属于管制对象。当时家里已经搬到河南郑州市，我父亲在回家探亲时恰逢东北铁路工程局（【注】该局系建国初期组建的铁路工程单位，原称“海拉尔铁路工程局”，后改称“东北铁路工程局”，七十年代改称“铁道部第Z工程局”，简称铁Z局，我父亲参加铁路时，该局还叫做“东北铁路工程局”）在郑州招收工人。我父亲看到以后，觉得与其在农场当被管制人员，不如到深山老林里做一个自由人，就报名参加了铁路。当时强制就业人员是不能自主选择单位的，但由于东北铁路工程局在边疆艰苦地区，报名参加这个单位属于“支边”，新河农场也就网开一面，让我父亲报了名。然后，我父亲跟随单位去了大兴安岭，在茂密的大森林里呆了三年。
 
 　　在去东北报到的路上，新参加工作的工人们坐在火车里，怀着对建设边疆的浪漫幻想和兴奋，有些知识青年还吹起口琴，拉起手风琴，有说有笑，一路欢歌。等到了齐齐哈尔，一下火车，就见到车站上敲锣打鼓，红旗飘飘，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于是大家更兴奋了。我父亲自从被打作“右派”和“坏分子”后一直是专政对象，此时一看自己又成了“新战友”，心里也感到一丝轻松。本来一路上走了几天几夜，也没有怎么正经吃顿饭，人们都想着要饱餐一顿，再美美睡一觉，就奔赴工作岗位。谁知每人只发了两个窝窝头，一块咸菜，就又让人们坐上闷罐子车，继续向前开去。走着走着，前面到了铁路终点，于是又下火车改乘汽车。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父亲往远处望去，只见黑黢黢的一片大森林，无边无际。远远的看到有孤零零的一盏马灯，车上带队的人就拿出花名册，点几个人的名下车；每到一盏马灯前，就有几个人下车，父亲他们几个是在最后一站下的车。下车后，只见林间空地上有一个帐篷，挂着一盏马灯。进了帐篷以后，发现里面居然没有床铺和被褥，只有一些由白杨树枝钉成的木排放在地上，上面铺了一些草，这就算床了。白天还在欢声笑语的工人们，此时一个个都沉默不语。
 
 　　渐渐地天气冷了起来，工地上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洗澡，人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虱子太多抓不过来，人们就在睡觉以前把衣服扔在外面，让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冻死虱子。后来单位发了御寒的羊皮袄，羊皮的味道吸引了森林里的狼，每天晚上围着帐篷转。多的时候，从狼嗥此起彼伏的声音来判断起码外面有几十只狼。有些狼还用爪子刨帐篷，“哧，哧”的声音搅得人无法入睡。于是工人们都起来，拿着木棒铁棍，冲出去打狼。可狼是一种很机敏的动物，每次人们冲出去，却见不到狼的踪影。
 
 　　起初，我父亲在一个叫加格达奇的地方修铁路。当时的加格达奇还是大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集镇，原本只有一个单位：林业局工人及其家属，一共只有二、三百号人；全镇只有一个商店、一个饭铺子。铁Z局工程队的到来，使得这个荒僻的小集镇逐渐有了些生机。如今，加格达奇已经发展成一个有一、二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那个年代，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盛行。修建工程常采取“会战”形式。我父亲就曾多次参加这种?“会战”：现场到处插满红旗，成千上万名工人一起上阵干活，边上还有人敲锣打鼓加油鼓劲。实际上这种貌似干劲高涨的“会战”效率很低却浪费惊人。工人们往往干上一小时休息半晌，围在枕木组成的篝火旁边烤火边说说笑笑，一项本来不大工程往往上千人拖上个把月才完工。
 
 　　距离加格达奇西北不远，就是鄂伦春族自治旗。鄂伦春人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世代以打猎为生。我国音乐家吕远曾经写过一首名为《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的歌，歌中唱道：“亲爱的的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噢，盖起了多少厂房噢……”而实际上，由于大量砍伐木材和修建铁路，鄂伦春族赖以为生的大森林开始不再平静，猎物也越来越难打了，因此他们对待在加格达奇修建铁路和伐木的“汉族兄弟”一点也不友好。
 
 　　大兴安岭确实是个自然宝库，不仅空气新鲜，物产也很富饶。鄂伦春人偶尔也将打来的猎物卖给加格达奇那家唯一的饭馆。那一段时间，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吃过不少稀罕的动物，有驼鹿、狍子、松鸡、狗熊、雪兔、獐，等等，价格也非常便宜。不过，大兴安岭也有令人恼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别厉害，甚至能够将铁路工人们住的帐篷叮穿。除了蚊子，还有小咬，这玩意成群结队，专吸人血。到夏天时在外施工，必须把全身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否则出去转一遭回来，身上必定被咬得体无完肤。
 
 
 　　 八、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父亲听老工人说了一件事。当时刚刚经历过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被林场招作临时工。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前后，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和铁路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险地区，惟独将这些民工“忘记”了。洪水到来后，把这些民工和家属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重返林场时，几百名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里，无一幸免。现场尸骨纵横、惨不忍睹。三十年以后，父亲向我转述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满腔悲愤：难道民工不是人吗？难道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一起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些粮食？那些饥民背井离乡、辗转到关外只不过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可万万没想到这里竟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
 
 　　一九六四年夏天，父亲所在工程队附近的加格达奇林业局有一位工人妻子上吊自杀了。当时加格达奇是个小地方，林业局的工人和铁路局的工人之间互相都很熟悉，我父亲也认识那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两口子都很厚道。那位自杀的女人是山东人，原本已经结婚生子。一九六○年大饥荒袭来，那女人的父母兄妹均被饿死。眼看着全家都已经饿得奄奄一息、束手待毙，那女人心一横从山东老家逃到东北求活，辗转来到加格达奇。
 
 　　当时，加格达奇还是个偏远小集镇，女人特别少。林业局的工人虽然都有不少积蓄，但好多工人年纪不小了还娶不到媳妇。这位工人当时已经三十出头了还是单身，遇到这个比自己大两三岁、孤苦伶仃的女人后，就想娶她做媳妇。于是，这个女人以嫁给林业局那位工人为条件，每月往老家邮寄粮票和钱。正是这些宝贵的钱和粮票，帮助原来的丈夫和孩子们捱过饥荒活了下来。
 
 　　随后的几年里，这个女人又为新的丈夫生下两个男孩，但心里仍然牵挂着原来的丈夫和子女。就这么着，几年时间里那女人每年都从东北到山东往返几次，两边都难舍难分。假如两个丈夫之间有一个不好那还好做出选择，问题是东北的丈夫对这个女人非常疼爱，又算是这女人全家的救命恩人；山东老家的丈夫则因为是自己媳妇做出牺牲才救活了全家人的性命，对这个女人更是好上加好。可怜的女人夹在两个好男人之间，无论丢下哪边都无法承受。天天受到煎熬，最后只得以死求得解脱，留下两个孤独的男人和几个年幼的孩子。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古怪，姓“遆”，一般的汉语字典里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字。此人是个土木建筑专业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遆疯子”。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分裂为两派：支持共产党的和支持国民党的。每年十月一日，支持共产党的华侨张灯结彩，挂五星红旗；而十天以后就是“双十节”，支持国民党的华侨则敲锣打鼓，挂青天白日旗。遆疯子一家属于支持国民党的一派，独独出了个遆疯子拥护共产党。一九五五年，二十二岁的遆疯子读大学期间与家庭决裂，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大陆。刚回来时到处被作为爱国华侨的典型披红挂绿，很是荣耀了一阵子。
 
 　　谁知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正当踌躇满志的遆疯子即将完成学业，打算用所学的建筑知识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的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遆疯子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注定了他在劫难逃。于是，这个与家庭决裂的爱国青年被打成“右派”后送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路成了我父亲的同事。遆疯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满腔热情竟然遭受到这样的报应，受刺激太深，显得疯疯癫癫、语无伦次，也不和其他人打什么交道。因此，当时跟遆疯子一起干活的工人们大多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知道他的绰号。
 
 　　我父亲和遆疯子处境多少有些类似，同命相怜，二人之间关系远比一般人密切。遆疯子和别人在一起时满口疯话，但跟我父亲在一起时却总是沉默寡言，偶尔和我父亲谈一谈自己的家庭和亲人。遆疯子一辈子都没有结过婚，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疯子，别人躲都躲不及，谁敢接近他？改革开放开始后，政策逐渐放松，一九八○年遆疯子申请回印尼探亲并获得批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结束了他二十五年噩梦一般的生活。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遆疯子并不是真疯。
 
 　　在东北时有一次局里在哈尔滨举行文艺汇演，我父亲也去参加了。父亲他们所演的节目是大合唱《好不过毛泽东时代》。那首歌的歌词是：“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我父亲一边唱，一边回忆起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他的所见所闻：那些赤裸上身干活的农妇，山坡上的万人坟，被民兵押送的俘虏，被“拔白旗”的农民，饿死的民工，自杀的妇女，遆疯子，张县长……如同放电影一般在他眼前闪过。对，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九、无名英雄
 
 　　一九六五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加格达奇火车站附近，我父亲和另外四个工人在工班长的带领下坐着轨道车到工地干活。轨道车是铁路工人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下面是火车的铁轮子，上面是平板，在铁路上可以用手推着或者手摇驱动把向前走。由于速度不快，轨道车的刹车装置比较原始：用一个木棍绑在车身上，刹车时拌动木棍，使木棍摩擦车轮停下来。
 
 　　几个人在轨道车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中走到一个很长的下坡。由于势能作用，轨道车突然加速，并且越走越快。工班长见状急忙扳动刹车棍，可是没想到绑刹车棍的绳子因为日晒雨林已经沤糟，一下子断了。在势能的作用下，失去刹车装置的轨道车就如同脱缰的野马，速度越来越快。工班长大惊，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车，把木棍朝车轮底插去，想让车掉道。谁知车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个空。工班长又拾起木棍在后面猛跑着追赶，可是根本就追不上了。
 
 　　斜坡的尽头就是加格达奇火车站，站内正停着一列油罐车。我父亲他们几个已经看到了车站内正在徐徐行驶的机车所冒出的白色蒸汽，而且越来越近。其他在车上的几个工人见状纷纷跳车逃命，转眼间车上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我父亲没有跳车，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轨道车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车站内停靠的油罐车，那将会是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恶性事故。一定要想办法让车停下来！当时车上已经没有其他可用的工具，我父亲就脱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袄叠起来并把袖子扎紧，使它成为一个枕头的形状，趴在轨道车上等待机会。
 
 　　失控的轨道车此时已经像飞一样的驶入火车站区。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铁路岔道（【注】岔道口铁轨间有间隙）。我父亲一看，感觉这是个机会，就在轨道车走到岔道的一刹那，猛地把羊皮袄塞到了车轮下。只听“咣当”一声巨响，轨道车掉道了。我父亲也被巨大的惯性从车上甩出一二十米远，跌落到地上。好在东北冬天厚厚的积雪如同软绵绵的毯子，我父亲被甩到地上以后，除了有些皮肉擦伤以外没损伤到骨头。一掉道，轨道车就没什么劲了，又“垮啦垮啦”地在枕木上滑行了一段距离之后，渐渐停了下来。就这样，我父亲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
 
 　　这件事发生以后，工人们回去向上级汇报了。单位闻讯后派了几个人向我父亲核实这件事，但核实完了就再没人提起他的事迹了。一九六五年虽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但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下，已经日益强调家庭出身了。以我父亲那样的出身和经历，自然属于异己分子，是没有受表彰的资格的。随后，单位召开了表彰大会，受表彰的不是冒着生命危险使轨道车掉道的我父亲，而是那个工班长。领导在大会上撒谎说：工班长从轨道车上跳下来以后没有自顾逃命，而是机智地阻止了轨道车的前进，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会上授予工班长一个英雄称号，但对真正的英雄，我父亲的事迹却只字不提。我父亲并没有争什么，因为他早已经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英勇壮举，在那个制度下都是“不可信任的人”。
 
 　　尽管上面如同祥林嫂一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灌输“阶级感情”，但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和良心却战胜了伟大领袖的号召。那次表彰会结束后，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我父亲，红着脸地对他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我父亲早就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于是微微一笑，回答道：“这有啥，让你戴你就戴呗，当时如果你还在车上，肯定也会想到这个法子。”说完，无名英雄轻轻地拍了一下戴着大红花的英雄肩膀，坦然走向林海雪原。
 
 
 　　 十、如此“友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都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中苏双方之间争吵愈演愈烈。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也是世界第一个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建立开始，就实行了严格的组织策略，所有国家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毋庸讳言，苏共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具有严重的“老子党”作风，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甚至逮捕和处决兄弟党领导人，清洗、解散兄弟国家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共在许多方面已经有所收敛，但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也并非一时所能完全扭转。所以，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的斗争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中苏之间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也不是反对“老子党”作风。苏共存在“老子党”作风好几十年了，为什么以前可以忍受，现在收敛了一些却反而不能忍受了呢？一个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都可以放弃，那么一个长波电台（【注】苏方提出建设长波电台起因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南部合资建设一座新的大功率长波电台，苏方出资百分之七十，中方出资百分之三十，建成后由双方共同使用；中国方面认为中苏两国都需要这样的长波电台，但不能搞合资的形式，可由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所需资金完全由中国支付，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苏联可与中国协商使用；最后，苏联同意了中国的要求并签署了有关技术协定。以往中国出版的涉及到中苏关系破裂的文章，只提及苏联要求建立长波电台的前因，却不提苏联完全同意中国条件的后果，给人一种苏方强压中国的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苏联提出的条件，只是一种正常的协商）和联合舰队（【注】建立“联合舰队”的提议起因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海军技术方面援助中国。七月，苏联政府在认真研究了中国的请求后提出了建议：由于苏联自然条件限制，不利于潜艇部队作用的充分发挥，最好由苏联和中国建立一个共同的潜艇舰队。该建议遭到毛泽东愤怒拒绝后，赫鲁晓夫到中国来专程向毛泽东解释，并收回了自己的建议）的提议，却为何引起毛泽东这么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见，真正导致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分道扬镳的原因，是毛泽东反对苏共二十大的“修正主义”路线，试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自己领袖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中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所谓《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九篇文章，史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当时我父亲虽远在深山老林，但还是非常关心中苏关系的发展。当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些充满着好战口吻与极端主义的言论，心里感到阵阵厌恶。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本就在国际上就比较孤立的中国更是形单影只。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十几个国家里，绝大部分跟苏联站在一边反对中国，中国的朋友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朝鲜和北越，被人们戏称为“两半一小”。所谓“两半”，是指朝鲜和北越都只有半壁江山，而且既跟中国要援助，又不愿意得罪苏联，是“半心半意”的朋友。而“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只有一个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三百万的阿尔巴尼亚。为此，伟大领袖曾高兴地称自己与阿尔巴尼亚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后来被谱成歌曲到处传诵。除了给这个“知己”以大量援助之外，中国还进口了不少的阿尔巴尼亚商品。我父亲在东北期间，曾经抽过一种阿尔巴尼亚出产的香烟，大概卖两毛钱一包；还有一种熊油，味道还很不错的。
 
 　　然而，这个被誉为欧洲“唯一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并非什么真正的谦谦君子，而是一头怎么都喂不饱的恶狼，要钱要物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狮子大张口，稍有不满足就不满意。最后，连高瞻远瞩、一贯正确的伟大领袖自己都觉得力不从心，意识到这个“知己”不过是一个胃口特别好的酒肉朋友，只得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结局，也顾不得什么“牢不可破”的友谊了。
 
 　　我父亲参加铁路之后，有坐火车不花钱的便利条件，因此每年都要回郑州探几次亲。六十年代初期，我大姑父调到了《解放军报》，大姑一家都搬到了北京。我父亲从大兴安岭回郑州，每次都必须在北京转车，顺便也就经常到大姑家里小住几天。大姑父作为军报采编人员，经常能够弄到一些不公开放映的内部影片的票。一九六五年的春节前夕，我父亲又来到北京。一天，大姑父给了我父亲一张票，让他到北京记者俱乐部去观看一部内部影片。
 
 　　等我父亲到了记者俱乐部小礼堂，发现放映的是一部朝鲜拍的记录影片，名字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叫《祖国解放战争》。我父亲本来想着，既然说到朝鲜战争，那里面肯定少不了志愿军的内容。但出乎他的意料，等把这部记录片从头至尾看完，里面竟然一句都没有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几个字，甚至没有志愿军冲锋陷阵的任何一个镜头，仿佛朝鲜战争压根儿就没有中国参与一样。我父亲看电影时先是等待看里面如何评价志愿军，再是奇怪怎么没有提志愿军，等电影放映完毕，就只剩下目瞪口呆了。当时记者俱乐部里的观众不少，想必那些人在看影片时心情跟我父亲差不多，整个剧场都静悄悄的，一声窃窃私语也没有。
 
 　　看完记录片散场时，我父亲发现了刻在观众脸上的那副错愕的表情。大概是实在太出乎意料了，很多观众往外走时都低着头一言不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三十七万人，全国人民为支援前线勒紧裤腰带，耗费了无数财富，才为金日成打出了半壁江山；而等他位子坐稳，立刻就过河拆桥，恬不知耻地伪造历史。如此“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友谊”，真是名不副实。
 
 　　在从记者俱乐部回大姑家的路上，我父亲想起了自己在刚参军时写的那份要去朝鲜战场的《决心书》，顿时感到一阵庆幸：幸亏自己当年的积极请战没有被上级批准。否则，就为了这么一只毫无廉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而去流血牺牲，实在是一个破钱也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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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4:53:46

第一章 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后半生的追求

在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个大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斯大林建议中国今后多负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说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关于革命重心转移到中国和要中国在社会主义者阵营坐第二把交椅的谈话，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鼓舞。

11月16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亚、澳工会大会上，表扬“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做得正确的。”宣称“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

所谓毛泽东的道路，简约地说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认为他此生的历史使命就是把这一革命道路推广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最后夺取欧洲，消灭英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完成世界革命。而毛泽东将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伟大领袖。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定位。毛泽东决不甘心只当中国的领袖，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广阔的历史舞台。他后半生的内政与外交，文治与武功，成功与失败，功劳与罪孽，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毛泽东要“一边倒”，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倒向斯大林的怀抱，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建国以后毛泽东第一件大事就是访问苏联，给斯大林祝寿，缔结新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意味著新中国在国际上亮相，在二战后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的两极格局中，中国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和西方民主阵营抗衡。

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完全放心，担心他变成东方的铁托。斯大林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将毛泽东拖入朝鲜战争，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是将来成为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条件，毛泽东决心抗美援朝。

南北朝鲜的分裂局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1945年8月，反法西斯盟军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登上朝鲜半岛，占据朝鲜半岛35年之久的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1896年俄国和日本曾经以横贯半岛的北纬三十八度线瓜分朝鲜半岛。此时苏美两国沿用这条历史分界线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朝鲜半岛南部美国控制地区，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朝鲜半岛北部苏军控制地区，1948年9月9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后。根据雅尔塔协定，苏美双方分别于1948年底和1948年6月从朝鲜半岛撤军。金日成以合并为名取消他曾经加入过的朝鲜共产党，另成立朝鲜劳动党建立朝鲜人民军，由苏军提供武器装备进行训练。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朝鲜半岛的南北政府都有用武力吃掉对方，统一南北朝鲜的企图；但第一抢是北朝鲜打的。

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金日成带着作战方案访苏，与斯大林就进攻南韩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斯大林批准进攻，他说：“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我们答应提供武器支援和派遣军事专家顾问。”但苏联不能出面。万一美国干涉，就“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4月25日金日成回到平壤。5月13日至16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13日晚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据罗申向莫斯科报告，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达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答复：“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民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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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4:56:05

5月15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继续会谈。毛不讳言原打算解放台湾后再帮助朝鲜解放南方。现在既然斯大林已决定先解决朝鲜问题，他也没意见。金日成详细介绍了进攻计划后，毛强调，作战要有充分准备，兵贵神速，要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能为占领它耽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毛泽东担心美国会驱使日本军队直接干预，告诉金，如果日军介入，战争进程将延长。假如美军直接介入，由于苏联与美国有协议限制，不便出兵。但中国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出兵。金认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国出兵几乎不可能。毛说：“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做不了它的主，准备总是必要的。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如果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过“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表示感谢。

这时北朝鲜已经拥有十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空军师，总兵力13.5万人，有150辆T-34坦克；大量重型火炮；180架高性能作战飞机。苏联援助的其他军事装备也於1950年初运到，使部队齐装满员；南韩军总兵力9.5万人，8个师只有4个接近满员，24架教练机，装备少得可怜，没有坦克和重武器，甚至连反坦克地雷也没有。军力对比北朝鲜显然占有优势。从6月12日起，朝鲜人民军开始在三八线附近集结，23日完成了进攻部署。

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的部队向南韩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为了使这次军事行动带上防御的、正义的性质，国防部长捏造敌情说：“南朝鲜军队已入侵三八线挑起了一次军事攻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命令朝鲜人民军进行反击。”真实的情况请看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发给苏联远东军区负责人扎哈罗夫的电报：

绝密。扎哈罗夫收。仅限私人传送。我要报告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的准备与进展情况。从6月12日起，人民军开始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并按照参谋部计划的部署，于23号完成集结。。。。。。这一师一级的行动方案和区域侦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部队于6月24日凌晨24时到达指定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4时40分开始。炮火准备是20-40分钟的“定向直射”和10分钟的炮火网掩护。步兵斗志昂扬地起立，开始进攻。头三小时，各单独分队和集团军推进了3-5公里。人民军的进攻使敌人完全措手不及。敌人只在瓮津和汉城方向拼力抵抗。

是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动了朝鲜战争，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朝鲜人民军攻势凌厉，当天9：30占领开城，几名美国军事顾问被俘。仅仅三天就攻克南韩首都汉城。

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陆军介入朝鲜战争。7月1日，美军第24步兵师从日本空运南韩南端的釜山。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支持韩国作战。除美军外，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英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南非、泰国和土耳其等15个国家也都象征性地派出了部队，总计三万九千人。于7月上旬陆续到达朝鲜。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但麦克阿瑟坐镇东京，7月13日任命美军第8军司令沃克中将为联军在朝鲜的战地指挥官。14日韩国总统李承晚也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沃克中将。在中国介入之前，战争实质上变成了北朝鲜军队与联合国军作战。

7月5日，朝鲜人民军与美军第24师在汉城以南48公里处接战，继续以破竹之势向南韩腹地推进，两个月，席卷南韩大部分领土，把联合国军赶到了北纬35度线上长140公里，宽90公里的釜山半岛，背后就是大海。沃克中将在釜山半岛组织了顽强的防御，美军第一海军陆战队混编旅和第二步兵师于7月底适时赶到投入作战。8月15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在8月份完全解放南朝鲜国土。但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也未能突破釜山防线。

美军出兵朝鲜的同时，1950年6月28日，第七舰队由菲律宾开入台湾海峡。其用意是牵制中国不要北顾朝鲜。毛泽东敏锐地看到美国出兵朝鲜可能使整个战局逆转。他于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三次提醒朝鲜领导人，要顾一顾自己的后方，掩护好自己的交通线，谨防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领导人寄希望于速战速决，把李承晚政府赶下海去，统一国家，迟迟未做战略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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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4:57:35

为敦促中国出兵，7月30日斯大林电告驻华大使罗申转毛：“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经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作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介入朝鲜战争。并且还说，这个师以及在上海的另一个苏联空军师的全部装备，在中国飞行员掌握后，都将移交中国方面。此言确实吊起了中国许多高级将领的胃口，使他们以为快速解决朝鲜问题后，可以获得这些飞机以及其他先进装备，用以解放台湾。

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第十军（由美军陆战队第一师和第七师编成）七万人和韩国陆战队五千人，在260余艘舰艇和500余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蜂腰部月尾岛登陆，第二天占领仁川。美步兵第七师往南挺进，在乌山与北进的联军会合，斩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9月26日美军夺回汉城，而后兵分两路，沿着东海岸和西海岸向三八线推进。朝鲜人民军主力八个师被隔断在南方釜山战线，在后撤突围中伤亡58000人，后方空虚，节节败退。十月一日退回三八线以北，10月19日撤出首都平壤。金日成和北朝鲜首脑机关退到离鸭绿江50公里的江界。

斯大林关于敦促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送达毛泽东手中，原文如下：1950年10月1日3时北京苏联大使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四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一和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帅。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等候您的答复。此致敬礼！菲利波夫1950年10月1日

10月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朴一禹到京紧急求见毛泽东，面交金日成的亲笔信函：“请求您给于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尖锐地提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议事日程。在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没有想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高级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会后，毛泽东只得停发拟好的出兵电报，而重新起草了暂缓出兵的电报，这份电报斯大林收到并存档。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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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5:04:14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发自北京1950年10月3日12时15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二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致菲利波夫

呈上毛泽东对您第4581号电报的答复如下：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可能苏联也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慎重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立刻让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盼复。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

毛泽东这时是清醒的，谨慎的。他是个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人。但这一次决策硬是压得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他深知，搞得不好，就有可能走李自成的道路，退出北京城，再上井冈山。正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个问题太大了，参政的民主人士纷纷谏言：“不能和美国打仗，千万不要引火烧身。”党内领导层多数也有顾虑，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打这一仗。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大略雄才。已为全党所信赖、所折服。政治局委员们虽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都不是定见，寄希望于毛泽东做出正确的决断。这时候已经不能用多数表决的方式来决定问题了，政治局委员们认为毛主席比我们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毛主席一定能够掌好舵，领好航。这种局面是自然形成的，形成的背景就是解放战争以来的辉煌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衰落了，英、法打得遍体鳞伤，苏联虽然战胜了，实际上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国家，真正的胜利者是美国。由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战争中除珍珠港以外没有遭受战争破坏，而且通过大量销售军火（珍珠港事件以前是卖给交战的双方），获得了1077亿美元的利润。在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800亿美元，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分之二，钢产量8772万吨，以现代化装备和原子弹为后盾的美国军队横行全世界。

毛泽东所要决策的就是敢不敢跟有这样国力、这样军队的世界霸主—美国交战，如果交战会打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是打胜，是打平，还是打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己”方情况如何？内战还没有结束，和美国在北边打起来必然给台湾的蒋介石造成反攻大陆的机会；大陆上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新区的土改还没有完成，后方并不是巩固的；连年战乱，满目疮痍，民穷财尽，赶跑了蒋介石，接收的国库空空如也，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亿元，钢产量只有60万吨；几百万军队基本上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日美枪支，战车和火炮很少，海空军刚刚建立，凭这样的国力和军力，能和美国人交手吗？其实没有把握，所以还是下不了打仗的决心。后来和苏联商量，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协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解除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的顾虑；斯大林并答应给中国军队40个师的武器装备。有老大哥支持，毛泽东疑虑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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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5:05:35

毛泽东深信，战争的胜负，不仅是经济力和军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作为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毛泽东知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面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亿万人民同仇敌忾，这个优势美国是没有的。杜鲁门派兵到朝鲜来“保卫”美国的利益，美国人是不信服的，国会议员的说三道四，新闻记者的评头品足，根本谈不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如果战事不顺利，有了伤亡，国内更是哇哇乱叫。在中国，只要毛泽东作出决定，上至国务总理，下至普通士兵，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况且，又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美国有原子弹，苏联也有，美国人不敢摔原子弹，还是打常规战争。凭我们军队的革命素质，凭我们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和美国人见个高低的。最近他注意到一个情报，杜鲁门总统和前线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好像有什么分歧，麦克阿瑟在越过三八线后口吐狂言：“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杜鲁门则嘱他慎重。“在任何情况下。你在对中国领土的目标采取行动前，应获得华盛顿的批准。”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麦克阿瑟的骄狂是直接违背美国占全球的战略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给麦克阿瑟一点颜色看看，挫一挫他的锐气，就有可能把战火阻止在鸭绿江边；示弱，会助长麦克阿瑟的骄狂，以致杜鲁门也管不住他，他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跨过鸭绿江，打到我国东北来。与其在东北打，不如在朝鲜打。

三八线是毛泽东决策的底线。只要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参战，。毛泽东三天三夜不睡觉了，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他一支一支地吸烟，在红地毯上踱步，转了无数个圈了，逐渐形成了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心。

10月4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列席会议的有林彪、罗荣桓、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杨尚昆、胡乔木。

会上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仍是不同意出兵。

下午四点，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被用专机从西安接来参加会议。进入颐年堂会场毛泽东正在讲话，打了个招呼，和高岗坐在一起，高岗悄悄地告诉他：“毛泽东要点你的将。”只听毛泽东继续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当然，我们有困难，特别是没有飞机，大兵团作战没有制空权是很不利的，这个问题我们同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至于原子弹，美国有，苏联也有，我看谁也不敢甩，还是打常规战争。地面作战我们应该有信心战胜美国人。美国固然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弱点。第一，美国现在要管全世界的事情，他的战线太长，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他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他能够投入到朝鲜战场的兵力是有限度的。第二，他后方太远，吃的，穿的，武器，弹药，都得横渡太平洋运到朝鲜来，他那些兵过惯了舒服日子，后勤保障是个很大的负担。第三，他是不义之战，侵略人家，士气不高，民心不顺。要流美国人的血，替李承晚打天下，美国人是反对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对反共是支持的，但流美国人的血就有意见了。只要我们志愿军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他一个团，歼灭他一个师，这样的仗打得多了，就能扭转战局，。”毛泽东有这样一种超人的禀赋，他的决心能感染别人，使怯者勇，使弱者强，使蔽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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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5:09:56

5日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彭德怀慨然允诺挂帅出征。毛泽东如释重负，感慨地说：“有你挂帅，我就放心了。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在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美国如占领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华东、上海。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他利速决，我利持久，他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战法。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帮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与会者听了彭德怀的发言，知道出征的大将必是彭总了。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宣布：“我和恩来、少奇、朱总司令商量了一下，我们想让彭德怀同志挂帅出征，我也同彭德怀同志谈了，他慨然允诺。好吧，德怀同志，我感谢你，中国人民感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啊！有你去我们就放心喽。”会议决定：一方面成立志愿军，作好参战准备，另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去见斯大林，敲定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空军掩护问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通过驻朝大使倪志亮给金日成发了电报，全文如下：

倪志亮同志转金日成同志（1）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2）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4）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毛泽东10月8日

同日，派出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10月11日，在高加索黑海边克里米亚休养胜地的别墅里，斯大林接见了周恩来和林彪，苏共的全体政治局委员陪同。

斯大林说：“金日成同志由于战争开始时进展顺利，疏忽了对情况逆转时的思想准备，也产生了轻敌思想。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反扑后，对朝鲜的压力很大，现在招架不住了。看来敌人不会就此止步。而且，朝鲜目前已经受到极大的挫折，战场的形势是严峻的，对我们都是很不利的。我们曾经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朝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今天想听听中国同志的想法。”

周恩来说：“我们党中央感谢苏联对我们的援助，帮助我们装备40个师。。。。。。”没等周恩来说完，斯大林接过话说：“你们提出要苏联帮助你们装备40个师，我们同意，但要分期完成；目前，我们可以立即着手先为你们装备20个师，这件事由布尔加宁同志负责。依我们的经验，不必改装完了再作战，可以边作战边改装，这样士兵会更加熟练地运用这些装备。”

“毛泽东同志一再嘱咐我们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我们衷心的谢意!”周恩来见斯大林插话告一段落，赶紧说下去：“我们已经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现在已集中了12个师在南满。但是，我们还想向您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情况，那就是我们的空军刚刚组建，飞行员正在训练，还不能立即投入战斗。如果没有苏联的空军配合作战，我们的地面部队将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斯大林说：“请原谅，目前苏联的空军还未准备好，需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做掩护，支援志愿军作战。自然，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虏，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周恩来说：“斯大林同志，如果没有苏联空军配合作战，我们也准备暂缓出兵。”周恩来用尽量和缓但十分清晰的语句，说出了他此行要说的最重要的话。

“那么，您这次来苏联就是与我们商量这件事的！”斯大林听明白了这是问题的重点。

“是的，斯大林同志。请理解我们的困难。”周恩来有礼貌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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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5:10:58

斯大林沉默俄顷，然后说：“那么好吧，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金日成，让他在满洲通化建立流亡政府？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做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质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退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病残、伤病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是为了以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要把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个国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量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即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

周恩来说：“待我向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报告之后，再电告金日成同志。”

林彪说：“朝鲜人民军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该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深山密林，坚持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战机。”

斯大林不以为然：“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长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把他们消灭掉的。既然目前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时机。”

谈判至此告一段落，随后斯大林举行了隆重的宴会，招待周恩来和林彪。

11日晚斯大林和毛泽东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会谈情况。双方翻译字斟句酌，准确表达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意见。电文要点有四：一是苏联在军事装备方面援助中国；二是苏联空军在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以内不能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三是中国志愿军暂缓入朝；四是通知金日成做好撤退的准备。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后，于12日20点给彭德怀、高岗发电，原准备过江的13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请彭、高来京作最后决策。

又是两个不眠之日。吃安眠药也睡不着，索性不睡了。说好中国出志愿军，苏联出空军支援，斯大林说变就变了；你斯大林对我不讲信义，我毛泽东对金日成不能不讲信义。让金日成带着流亡政府到满洲来，李承晚统一了朝鲜，将来金日成再往回打，变成了中国侵略韩国，政治上将十分被动，这是下下策。不过斯大林与周恩来联署电报，是表示说话算数，两个半月后出动空军的问题不会再变卦。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得把美军挡在鸭绿江以北。暂时没有苏联空军支援，志愿军也要过江。他带着这样的决心13日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尽快出兵，但苏联空军必须两个半月内出动。13日晚上10点给周恩来回电，全文

周恩来同志：

（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它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支援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真日（引者注：11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的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20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等地，则我们也不怕美军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5）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毛泽东10月13日2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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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5:11:58

周恩来看罢电报全文，立即要求师哲译成俄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即转告斯大林。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决心立即出兵朝鲜的电报译文非常高兴，14日明确表示。只要中国出兵，军火供应没有问题，算半价；并将在两个半月以后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战斗机，配合中国志愿军作战。

1950年10月，麦克阿瑟正在挥兵北进，扬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联合国军”集中4个10个师另一个旅、一个空降团，总共13万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于东西两线（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向鸭绿江边疾进。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时，彭德怀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第38、39、40、42军）、三个炮兵团共26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第40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第39军从安东、长甸河口渡江，主力向龟城、秦川地区开进，一部至枇岘、南市洞地区布防；第42军从辑安渡江，向杜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第38军尾第42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

志愿军渡江后，敌人正在分兵冒进。10月20日，西线韩军第六、第七、第八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90-130公里；东线韩军首都师已进至五老里、洪源等地，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区。其东西之线相距80公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电令，决定集中三个军于西线，各个歼灭韩军的三个师。

10月25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冒进。其先头团韩第六师第七团前出至鸭绿江畔楚山以南的古场洞地区。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40军第118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由北镇前进的韩第六师后续部队。10时许，敌第六师第二团之先头第三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118师第354团在第353团队配合下先敌开火，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其全部歼灭。当夜，第118师、第120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次战役，扭转了战局。1950年12月31日，中国志愿军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1951年1月8日将美韩军驱逐到37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涉一线。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创新做出安排；停火之后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提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用艾奇逊的话说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火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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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3 15:12:48

然而，正如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拒绝了联合国议案，这时的中国外交听命于斯大林。斯大林决心要在朝鲜继续打下去（1950年12月7日葛洛米柯给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的电报，转达政治局的指令：“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英国、瑞典、印度等13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对中国持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这个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中国拒绝停火议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也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的中朝联军又发起了第四和第五次战役，双方不断增兵，战争规模越打大

敌方参战兵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16个国家的军队。除了美国以外，还有15个参战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非联邦，通称16国。、，如果再加上南韩，即为17国。另外，还有5个派有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对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为111万余人，其中美军54万人，南韩军51万余人，英法等国军队4万8千余人，美国参战兵力占它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半数。

我方参战兵力：中国、朝鲜和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180余万人，其中中国志愿军134万余人，朝鲜人民军45万余人。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空军12个师、炮兵15个师、铁道兵10个师、坦克3个师、公安军2个师、工兵14个团。先后入朝的部队占全军陆军的70%、空军的41%、炮兵的11%、铁道兵的100%。战争期间敌我双方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近300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第四、五次战役双方开展了长期的拉锯战。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全是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本来是我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结果成了美军把我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

1951年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立即复电同意。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打打停停，停战谈判拖延下来。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给毛泽东、金日成的信指出：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要主动停战。

周恩来奉命于3月21日飞抵莫斯科，同苏联新领导谈停战方案问题。苏联新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再打，我方一直坚持要美方退回“三八线”及全部遣返战俘，苏联新领导叫让步，金日成也不想再坚持了，提出无论如何都要签停火协议。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将军，代表朝鲜人民军签字的是金日成元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上将。

1957年7月27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公报称：自1950年6月25日至本日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109万3839名，其中美军39万754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名（其中阵亡11万5千余名），非战斗伤亡41万余名，朝鲜人民军作战伤亡26万余名，总计103万余名。

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显示的伤亡失踪被俘数字是：美军17万2847名，联合国军225万6523名，总计242万9370名。其中阵亡美军54246名，联合国军62883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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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hao1939  时间：2011-08-03 16:47:33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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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子60  时间：2011-08-03 17:44:33

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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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2尘埃  时间：2011-08-03 23:12:43

第二章 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毛泽东是怎样失足的

对于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在预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时，毛泽东插话说：“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根据毛泽东这一提法，刘少奇在1949年7月4日在党内作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的报告中说：“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这“我们”二字是代表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是毛刘二人的共识。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毛泽东报告中所勾画的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政治形态。这种共识的法律性表现是1949年9月29日子毛泽东主持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在政协开会期间，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说：“有些代表建议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果在共同纲领上写上在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所以《共同纲领》中没有写中国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从9月3日到9月11日，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至少作了五次修改。《共同纲领》通过以后，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该受它的约束，在它规定的范围内行动。

《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第三条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建国初期，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就是这么来的。理论上的依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法律上的依据是《共同纲领》。

1951年3月，刘少奇在起草《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第二条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

这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南海给马列学院一班学员作《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讲了以下要点：

1、“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15-20年之间。

2、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3、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五种经济成分，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经过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以便逐步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4、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他认为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5、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中国的产业落后，过早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村，国家拿不出机器、化肥等工业品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他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刘少奇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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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2尘埃  时间：2011-08-03 23:13:47

这时的毛泽东悄悄地改变着自己原来的一些想法，悄悄地丢弃了《新民主主义论》。他不同意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但是他隐忍未发，可能是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他要再看一看，再想一想。

毛刘分歧的导火线是山西省委的一个报告，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给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原文如下：

1、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基础较大，历史较长，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我们去年曾强调地提出了“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涣散趋势，并未完全扭转，从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基本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种趋势，这一问题，我们是很注意的。如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成为富农的“庄园”。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互助组织，产生了新的因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

2、那么，我们应如何增强新的因素，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呢？最根本的问题有二：

第一，互助组织仍是私有基础，同时公积金也不可能保持互助组内等价的生产关系，所以公积金出组可以带，按互助组成员享用公积金也不妥当。而我们的认识，却与之相反，认为：增强公共积累，按成员享受这一原则在互助组见诸实施，它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当是牢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所以公积金应当是出组不带。

因而在公积金问题上，重要的归纳为以下三点：（1）按土地应产量征集；（2）为全组成员所有（不以征集时土地产量多少为准），每个成员在公积金的处理上，都有自己的平等权利，一人一票；（3）出组不带。

至于公积金征集多少？我们认为这不是原则问题，可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和组员的意见确定。

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红问题。应当采取按劳力、按土地两个分配标准，按土地分配的不能大于劳力分配的比例，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总之，我们认为，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的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地增强，它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

第三、尚需注意解决的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一，公积金如何使用的问题。用于扩大再生产是比重应多一些；公益事业数目不要太大。第二，在已有公积金的互助组，新吸收社员应予优待。但也应带一定的股金。第三，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予优待。上述意见，妥否？望示。

以薄一波为书记、刘澜涛为副书记的华北局于5月4日给山西省委写了一个批复并报中共中央。批复全文是：

《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意见已阅，你们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你们提出：

1、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地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目前你省有相当数量地区的互助组需要提高和巩固，但提高与巩固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

2、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即便试办，也要出于群众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推广。我们同意长治地委试办7个，但这7个是否出于群众自愿，请你们加以检查。

3、另据武光汤同志估计，山西省参加互助的农户达55%（不包括临时小型互助），是否过高？即使如此，亦还有近一半农户未组织起来。因此，以山西全省来说，仍应把进一步组织起来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注意。详由出席此间互助组会议诸同志面达，你们讨论研究后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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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2尘埃  时间：2011-08-03 23:14:39

刘少奇在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听了薄一波的汇报之后，从理论上对山西省委的观点几次提出批评。

第一次是5月7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

第二次是7月3日对山西省委的正式批复。刘少奇批复的全文是：

在土地革命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党内已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在写上述批语的天头上，又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则批语：“5号下午2时，马列学院1班来春藕斋上课，此件请印发给学生，并发给各中委和中央局。”

第三次是7月5日刘少奇给马列学院一班学生讲课时，联系到山西省委的报告，他说：“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第四次是在修改华北局7月25日向中央作的《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时，经他修改的报告有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问题，他说：“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将来在这些条件下普遍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对于目前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组织。在集体农场组织之后，目前形式的互助组就没有必要了。”二是回答了新富农出现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富农已开始发展，但并不可怕，到将来适当时间可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现在即提出限制富农政策来阻止和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对的。上述错误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毛泽东的主张则相反，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后来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更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的主张是基本正确的。按刘少奇的意见办，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错误可以避免，待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自然就走上了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道路，根本就用不着合作化了。

在中共党内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准备不足的。据王力说：“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这是上层领导的通病。”“对陈伯达、胡乔木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有读过《资本论》。别人他并不要求都要通读《资本论》，而中国的大理论家，没有读过《资本论》是不行的。”（《王力回忆录》第702页，第1057页）毛泽东的主要理论顾问是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社可以像18世纪的手工工场那样依靠分工提高生产率的观点，毛泽东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而陈伯达自己并没有弄通原著，误导了毛泽东。这个理论错误，后果非常严重，后来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认真真地搞合作化、公社化，搞大跃进，以他那样高的智商犯那些常识性的错误，都是以这个理论为精神支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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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2尘埃  时间：2011-08-03 23:15:46

毛泽东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批语和刘少奇的批语之后，经过一段思考，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我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的论点是：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也是可行的。

请读者不要忽略上面这段话。历史巨人毛泽东在改造小农经济问题上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整个社会主义空中楼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毛泽东对自己这一理论创造是非常重视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太弱小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他如果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那将是对马克思主义更大的发展。有这两大理论贡献，他将使斯大林黯然失色，而与列宁相比肩，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当强迫命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遇你们抵抗造成农业减产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主要理论助手陈伯达进一步研究，为什么17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而20世纪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产生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呢？为什么表面看来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产生大致一样的结果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17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和20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质上是不同的。进入手工业工场做工的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到工场做工是自愿的，是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被“说服动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国农民却不同，他们是有土地、有农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者，具有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入社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料，不允许他发家致富。马克思把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看作是社会一般的分工，这个分工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分工概念。个体农民属于这个大的社会分工的概念，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是有区别的。他说：“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本论》第一卷第12章）

陈伯达经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既然农业合作社社员与手工业工场工人的区别是：一个是小私有者，一个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那么，加速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割掉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尾巴，让他们成为对土地没有产权的农业工人，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再辅以大规模的、反复地、持久地宣传教育，让他们破私立公，就定能使农业合作社像17世纪的手工业工场一样，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奇迹。因为集体化产生分工，分工提高效率，这是一般公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理论尖兵，他在前面探索，把他的发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步紧于一步地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年时间就让农民与土地脱了勾，把土地改革给农民的恩惠全收回来了。农民个个成了“赵光腚”（电影《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照毛泽东和陈伯达的设想，这下你们赤条条无牵挂，只能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了，活命只有这路一条。但公社照样不增产。为了制造增产的效果，于是乎搞“大会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铁姑娘队”，“老黄忠班”，腊月天叫社员光膀子抖干劲。这些虚的东西登报造政绩可以，但年终一结算，打的粮食更少，社员更穷了。这下陈伯达也傻了眼。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们结合实际生活说一说工场手工业依靠分工是如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合作化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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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2尘埃  时间：2011-08-03 23:16:58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视察一个生产扣针的手工工场时，发现了分工协作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他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全过程：

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整齐，第三个工人把它切断，第四个个人把它磨尖，第五个个人镟光它的尖端，以为装置针头之用。单是针头的制造，又分两个或三个独立的作业：装置针头成为一个特别的作业，磨光扣针又是另一种作业；甚至把扣针包在纸内也成为一类完全特殊独立的工作。这样一来，制造扣针的劳动约分为18种不同的作业，在有些工场内每一种作业都由独立的个人去执行。。。。。。我看见一个工场，只雇用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每天能造扣针12磅。每磅有中等长短扣针4000多个，因此，这10个工人共能做扣针48000多个。倘若这些工人各自独立，互不配合，那么，他们之中自然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工作日做出20个扣针，甚至连一个扣针也做不好。换言之，他们能做的，还不如现今在各种不同的作业巧妙地分开和互相配合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240分之一，甚至4800分之一。

毛泽东期望中国的个体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进行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总是缘木求鱼越搞劳动生产率越低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农业生产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

第一、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散布在广袤的空间中的，无论是种麦、种稻还是种杂粮，你不可能把它装进工场的车间，这就不具备像生产扣针那样每人完成一道工序流水作业的条件，农业生产这个特点被称作空间上的“广延性”。第二、农作物的生产有一定的周期，播种、管理、收获都有一定的季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颠倒也不能提前或推后。北方种麦，有农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就是秋分前后那十来天播种，错了季节就要减产或绝收。这个特点叫做时间上的“继起性”。

再怎么组织起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不能打破农业生产的时空结构，将不同地段和不同节气的农活归类集中作业。“广延性”和“继起性”这个时空的“硬件”是打不破的。有些特殊的农活需要一定规模的集中劳动，如打井、修渠、灭蝗等，这是自然给定的条件下产生的集体劳动的需要，不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如果从这里面看出“社会主义因素”来，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就都是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在一定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各种组织形式中，一家一户的单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是效率最高的、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营形式。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选择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情况要分清楚：以道义为目的的济贫和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经营。土改后的农村往往出现劳力强、有牲口的种田能手土地不够种，寡妇家分了土地无人种的现象。寡妇家可以把土地卖掉，可以出租分成，如果政府不干预，几年后就会出现劳力和土地的最佳配置，使土地产量最大化。这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然调适过程。但毛泽东把这类情况看得过于严重了，认为这是新的两极分化的苗头，要用互助合作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碰巧那位寡妇的儿子参军了，她成了军属，村支部组织代耕队把她家的地给包了。寡妇当然感激，给帮助她的乡亲送水、送饭、洗衣服，这种互助合作是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的，所产生的效果是寡妇家地里也有了收成，但这个收成不会是最高的，如果最高产量是亩产500斤，寡妇家亩产300斤就不错了。这与手工工场基于提高功效增加总产量的劳动分工，是不可类比的事情。

毛泽东忽视了手工业工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本质的区别”，为了防止土改后的农村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不准中农和富裕中农冒尖，强迫他们入社，让他们富帮穷，强帮弱，惜老怜贫，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经济领域是违反规律的，是行不通的。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主张更多的着眼点是济贫，是慈善家的观点，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观点。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实践证明，大锅饭，养懒人，它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

分工合作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不能多打粮食，所以至今先进国家的那样仍然是家庭农场，而没有“组织起来”。自奴隶社会解体以后，农户天然就是农业劳动单位，它不需要组织起来，任何超越农户的组织形式，不管叫什么名字，叫合作社，叫公社，叫集体农庄，叫农业公司，叫规模经营，都会损害农业劳动的效率，这是我们走了20年合作化道路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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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2尘埃  时间：2011-08-03 23:17:51

毛泽东是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基本停留在儒家的“大同”思想上，这种大同思想的经典表述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让人不独观其观，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背，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要“使人类进到大同境遇”。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很自信，以为自己找到了。

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之后，刘少奇立即表示赞同主席的意见，重新处理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并收回了已经印发的在马列学院一班讲课的讲稿。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1951年9月，毛泽东委托五谷不分的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据说草案写好后，遵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送给熟悉农民的党员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讲了老实话，说据他的了解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那时毛泽东还能听一点不同意见。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9月会议之后又对文件作了修改，至12月份，仍以决议草案的形式发到全国县委和城市区委一级。

这第一个互助合作指示写得很全面，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种倾向，另一种倾向，都关照到了。但基本精神是“左”的，并没有重视赵树理说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意见，是提倡、发展合作社才作这个决议的。后来由互助组而初级社，由初级社而高级社，由高级社而人民公社，毛泽东在中国开始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破坏最烈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实验。

经过土地改革，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随毛泽东“干革命，闹翻身”的贫雇农们，大多数成了中农和富裕中农，革命革到他们的头上来了。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占农村人口70-80%的基本群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读者看几篇权威的史料。

1947年1月1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给上级机关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一年来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他说：“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解放区农村的社会关系。封建剥削者地主阶级大大削弱了，在土地改革实行彻底的地区，他们都已转向自己劳动或经营工商业；富裕中农，特别中农大大增加；贫农减少，赤贫绝迹。许多典型材料都证实了这个趋势。如太岳长子县六个村，地主全数转入劳动，富裕中农由37户增至55户，中农由464户增至950户，贫农由638户减至389户，赤贫由189户减至7户。”这六个村1401户中，中农和富裕中农占了1005户，占总数的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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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2尘埃  时间：2011-08-03 23:18:42

1950年5月，华北局向中央的报告《华北老区农村阶级变动与生产情况的调查》中说：“据冀、察两省23个村材料：土改前有2964户，土改后3097户。经过土改，原来占户数51%的贫雇农，减少到15%（地富下降在内）；原来占户数37.6%的中农，增加到77%；原来100户地主（占总户数3.3%），有四十户留到中农程度，31户被斗到贫农程度；原来122户旧式富农（占总户数4%），有87户留到中农和富裕中农程度，35户被斗到贫农程度；原来94户富裕中农（占总户数3.2%），有48户被侵犯成为一般中农，9户侵犯成贫农。上升为新富农的仅一户（原中农）。”

“经过最近几年的生产运动，农村阶级关系又有新变化，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山西五个村的材料，土改后经过几年生产运动，上升者占总户数的17%。9.4%的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和富裕中农。2%稍多的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由地主、富农下降为贫农的，也有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但无新富农发生。目前整个农村一般情况，由贫雇农上升为中农速度快，中农升富裕中农速度慢，升为富农是个别的。上升的原因：68%是因为劳力较强，经营有方，生产条件改善；14%是因为兼营手工业和副业；10%是因人口减少。”但也有少数户下降。上述山西五个村下降户，占总户数的5%。其中贫农上升中农后又下降为贫农者占将近一半（39户占17户），主要由于贫农在分得土地后仍很空虚，经不起任何打击。其他下降者为中农（占本阶层3%多）和富裕中农（占本阶层14%）。下降原因：一半以上是疾病、懒惰、牲口死亡、无劳力，其次因土改时侵犯过重，现尚不敢积极生产者，少数因不会经营。”

“目前农村生产情绪一般是高涨的。中农已占到农村人口绝大多数（上述五个村中农占88%），成为生产之主力。”“由于过去‘左’倾错误影响和农村中普遍流行单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般中农顾虑是大的，剩余财产除吃点穿点外，仅以坏房盖好房，坏牲口换好牲口，坏地换好地，再向上就觉得严重。”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向我们讨指示：继续发展往哪里去呢？富农的道路是他们盼望的，但视为畏途，不愿戴剥削帽子，投资工商业又没有把握。目前许多中农正以这些人的马首是瞻。

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鲁言撰文：《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文章指明了土改后绝大多数中农是由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的。“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完全证明：占农村人口70%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和雇农，是运动的骨干，他们在土地改革斗争中最积极，最坚决。他们在各地农民协会的领导成分中占多数。消灭封建的土地改革，就是依靠着广大的贫雇农群众才得以胜利实现的。同时，贫农、雇农也得到了相当于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90%左右的土地，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土地要求。”“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自然也得到了改善。在许多地区，中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由过去的20%左右发展到80%左右；贫雇农则由70%减少到10-20%，而且在逐年减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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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2尘埃  时间：2011-08-03 23:19:34

以上三个材料说明了互相联系的四个问题：

1、土改前的贫雇农绝大部分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上升为中农了；

2、这些由贫雇农上升的中农占农村人口的71-88%，是农村生产的主力，是被解放了的农村生产力的代表，打击他们便是打击原来的贫雇农和中农；

3、经过土改仍然不能上升的贫雇农，一半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劳力少或耕畜死亡；一半是不会经营，或地富下降为贫农怕再富又遭清算而不敢积极生产者；

4、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但他像古代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样，所趟过来的已经不是同一条河流了。土改中的依靠对象（贫雇农），变成了合作化运动中的联合对象（由贫雇农上升的中农），他没有意识到合作化运动脱离了原来追随他闹革命的农村基本群众。他领导的土地革命是让农村80%以上的人口富起来，因而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当这些人果然开始富起来时，他又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不许这些人富起来，因而遇到广大农民的消极抵抗。如果他把政策的重点调整为依靠这80%的新老中农，农村会很快富起来，国家也会很快富起来。历史留下的最大遗憾是，他要依靠那20%的孤寡和二流子，再一次走穷人路线。

毛泽东一辈子都是站在穷人一边，他是穷人的领袖，是穷人的救星！他最担心的是“两极分化”。有两种两极分化，一种是同向分化，一种是反向分化，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所谓同向分化，是普遍增加收入，但增加的多少不同，多增者对少增者并没有经济剥削或超经济剥削；所谓的反向分化，是有人增加收入，有人减少收入，减者减少的收入进了增者的钱袋，减者与增者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同向分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分化，是应该提倡和支持的；反向分化才是应该反对的两极分化。毛泽东把两者混为一谈，不许任何分化，不许任何人冒尖，不许任何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也不行。谁发家打击谁，谁富起来打击谁。这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依靠贫雇农!”谁敢说不对呢！在政治上他处在无懈可击的地位；如果不同意他的政策，说你是富农利益的代表，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你就站在了无法辩解的在党内受审判的地位。这就是共产党内“左倾”的厉害。心里明知它不对，明知基本群众不赞成，但你得高声喝彩，在行动上去努力贯彻执行。既然“少奇同志”都受了批评，谁还敢再替那些土改前的贫雇农、现在的中农和富裕中农请命呢！于是，全党上下一致全力推进互助合作运动，而且各省各县在做法上比学赶超，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唯恐自己的辖区落后，总之一句话，越来越“左”。

毛泽东是出自崇高的愿望，高尚的动机，但他阻碍了、窒息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应该出现的一段富足康乐的太平盛世没有出现，出现的是贫穷、浮肿病、饿死人等待。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未能入睡。他的办公桌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饿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省发来了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十一”那天，毛泽东照常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子民的三呼万岁。“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农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这是这位一辈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伟大人物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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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2尘埃  时间：2011-08-03 23:20:24

纵观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莫不是借助农民大起义的力量。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于是跟上自己的领袖人物起来造反了。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实行“均田”政策，满足了起义战士们的要求，于是出现了一段太平盛世。当然，在太平盛世年代，勤劳的、会经营的、条件好的农户逐渐发起来了，由中农而富农，由富农而地主，懒惰的、不会经营的、主要劳动力患病或死亡的又卖掉了土地成为赤贫，新一轮的阶级分化随着土地兼并悄悄地去开始了。但这并不可怕，主流是生产力的大发展。要一二百年这种阶级分化才会显现，三四百年才会尖锐化，在这之前完全可以通过国家政策调解来防止的，毛泽东顾虑陷入旧式农民革命的轮回中去是有道理的。但他太性急了。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也是毛泽东自己建国前的主张）建设15年至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农村出一批新式富农庄园，会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等国家工业化了，有足够的农业机械设备装备农业了，由富农庄园演变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就出现了。这才是小农经济的真正出路。看看美国，看看日本，看看西欧国家，他们的农业现代化都是这样走过来的。1947年至1970年，正当社会主义国家把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合作化当作提高粮食产量的“灵丹妙药”，把农民折腾得死去活来，粮食产量却越来越低的时候，美国实现了真正的农业革命，依靠科技进步，美国农业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但所有制一点儿没有变化，还是个体户，还是家庭农场。1950年至1977年间美国农业劳动力从733万人减至241万人，谷物产量却从8514万吨增至26171万吨，肉产量从1207万吨增至2551万吨。1880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供养5人，1962年增至26人，1983年增至79人。196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不足50亿美元；到1974年农产品出口额突破200亿美元；到1980年再度飞跃，农产品出口额跨上400亿美元的台阶。1987年，美国农业县的人均收入比非农业县要高出25%。

历史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的意识形态偏见使毛泽东不能正视一下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做到丰衣足食的，而醉心于他那个“天下为公”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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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08:17:25

第三章 江青初露锋芒

毛泽东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夫人。她知道，第一夫人是现代社会的说法。倘在封建社会，就是皇后。她的这种封建思想在一次对女服务员发脾气时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倒退回几百年去，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住在中南海，那浓重的历史氛围，强烈的帝王气息，使江青念念不忘自己至尊的地位。回想年轻时从山东老家出来捞世界，先到了大上海，又到了红都延安，阴差阳错，认识了毛泽东，自己慧眼识英雄，嫁给了他。转战南北，跟着吃了不少苦，但值得，如今熬出头了，生活的一切，应有尽有。光汽车她已经换了四辆，开始是一辆雪佛莱，缴获的美国车；以后换一辆毛利克，又换苏联的吉姆•吉斯，吉斯当时是最高档次的，政治局委员配的专车。

毛泽东不许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曝光。进入北京后，派给她最荣耀的一项任务是以主席夫人身份代表毛主席给宋庆龄副主席送行—开国大典后，宋氏回上海去。这次在北京站她给孙夫人留下的印象很好，宋庆龄对身边人员说：“江青很懂礼貌，讨人喜欢。”

住进丰泽园，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虽然江青风韵犹存（进京时她35岁），但毛泽东情有别移，很少眷顾于她了。怎样巩固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怎样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让她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江青进城初期昼夜萦怀的一个大题目。

“两性关系只是头几个回合起作用，能长期保持利益的是权力。”这是江青悟出来的“道”。这话她后来跟一个外国记者谈过。意思是像她这样身份的女人，经过头几个回合打入毛泽东的生活圈子以后，要想长期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有在巩固和发展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上面对丈夫有所贡献。她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行动起来了。在以后20多年中，江青逐步获得了成功，毛泽东虽然对她时有批评，但那是做给“外人”看的，实际上是越来越宠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权在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党的总书记之上。我们且看江青是怎样一步一步地爬上权力顶峰的。

1950年3-5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这部电影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编导和演员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抱着扼腕痛惜的心情的，对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着力揭露鞭挞的。这部电影的进步性和爱国主义，是普通观众一看便知的，用不着多深的马列主义修养。

公开放映之前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放映专场时，毛泽东没有去看，刘少奇及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看了。在和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刘少奇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周、胡认为，一部电影片，党和国家二号领导人点了头就行了，没有再请示毛泽东。江青认为这是毛泽东大权旁落的苗头，问题不在于这部影片究竟如何，而在于树立树立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问题。她鼓动毛泽东要出来讲话，单独调演了《清宫秘史》。毛泽东此时不愿为这么个小问题与刘少奇摊牌。后由江青出面，找了陆、周、胡，指责《清宫秘史》宣扬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但江青并不说明哪些意见是毛泽东的，哪些意见是她的这使陆定一等非常为难，当时答应下来，组织人写了文章，后来没敢发表。因为毛泽东并无明确的指示。如公开批判，少奇同志那里怎么交待？搞得不好会弄成挑拨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主管意识形态的几位领导人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件事悄悄压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写了一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小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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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08:18:5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春，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新片《武训传》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是根据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遗愿和提供的史料创作的。编导孙瑜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1949年7月26日在北京饭店全国影协成立大会上，孙瑜将拍摄《武训传》之事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了孙瑜的汇报，指示了三条：“1、站稳阶级立场；2、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3、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成了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原名武七，生于1838年，死于1898年。父亲是个贫苦农民，早年去世。他跟着母亲到处流浪，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扛长活，地主欺负他不识字，克扣了他的工钱，他痛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要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一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啊！）让他去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经过了三十多年，武训积攒了二千多两银子，他仍然“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继续受苦受难。1888年他在堂邑县柳林镇办了第一所义学，第二年又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在他临死前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这就是武训的愿望。

根据这个原型和周恩来的三条指示，编导进行了艺术创造。武训兴学的本意是为了穷人，当他听到考第一的学生赵光远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失望地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当封建统治者的代表—皇上赐给他“黄马褂”表彰他办义学时，他拒不跪谢皇恩，以装疯进行悲剧性的反抗。为了指明武训办义学的历史局限性，编剧又写了当过太平军的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进行狱中暴动，组织起农民武装队伍，与官府恶霸进行英勇斗争。为了指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作者又在故事结尾的时候，用心良苦地增加了一段道白：“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所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曲意迎合，还是没有过关。

1951年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放映《武训传》。周恩来在胡乔木陪同下来了，朱德携夫人康克清也来了。大约有百余名中央机关干部一起观看。但毛泽东和江青没来。看完电影，朱德和编导孙瑜热烈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

2月26日子北京举行《武训传》首映式，观众踊跃，一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群众写来的观后感。一位教师写道：“我做教育工作仅仅两年，好几次不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犯冷热病。当我看到老年的武训摇晃着歪辫，坚定地走在北方的原野上时，我的眼被泪水模糊。。。。。。《武训传》教育了我，虽然武训的斗争方法与道路，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但他那坚忍不拔的性格，将指引我更踏实、更细致、更专一地为孩子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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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08:19:44

江青抓住《武训传》做文章，是因为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尊崇武训，生前积极提倡和支持拍摄这部电影。陶行知对江青有大恩也有小怨。恩在两次帮助她，怨在一首诗。

1933年夏，江青（那时叫李云鹤）离开青岛，第一次来到上海。在著名戏剧家田汉家落脚。田汉介绍她参加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办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师，陶行知收留了她。

1934年夏天，江青第二次到上海谋生。晨更工学团已遭封闭。陶行知又介绍她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现在单说这“怨在一首诗”。江青嫁给唐纳后并不安分，蜜月未满她借口回乡探母，又去天津与前夫俞启威鸳梦重温。1936年6月26日唐纳追到济南，从江青的姐姐处知道江青负心抛弃了自己，愤恨莫名，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在旅行社服毒自杀，幸而及时获救。但他那时留给阿萍（江青艺名蓝萍）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媒体公布，大小报刊竞相转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的唐纳自杀案件》为题报道。为此，陶行知写了一首新诗《送给唐纳先生》，发表在邹韬奋主编、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上，诗的第一节

听说您寻死，我为您担心！你要知道，蓝萍是蓝萍，不是属于您。您既然陶醉在电影，又何必把她占领？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要问一个分明。人生为一大事业来，爱情是否山绝顶？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

这“飞去的夜莺”是把江青比作水性杨花的娼优。这是江青兴风作浪积极主张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深层次原因。他要通过批判“武训传”兼带否定陶行知先生作为平民教育家的一生。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杨耳的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暴露了这深层次的历史恩怨。这一层原因连毛泽东也未必知晓。

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朱德审片的情况，并点明《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同学。周恩来、朱德一捧场，全国的报刊都在吹捧这部电影。江青的耸动听闻的报告和如此下去将大权旁落的分析，使毛泽东心动了。江青下令从中国电影公司华北管理处调片子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决心干预此事。1951年5月20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最高权威的语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出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党内小道消息也在迅速传播：“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又由党内传到社会上，更增加了人们神秘莫测的惊恐。

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为了证明《人民日报》5.20社论的正确性，《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13人组成：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壁（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调查团的实际领导人是化名李进的江青。所到之处的各级机关，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所以，在调查团和被调查人见面之前，接待单位都已经在群众中做了布置。

调查进行了一个月。回到北京由袁水拍、钟惦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在1951年7月23-28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

《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通过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和江青主持的调查，硬把武训的历史颠倒过去了。一个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被打成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由于共产党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这一指鹿为马的事件被党的领导集体接受了，也被全国人民接受了。于是《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写影评的，发表观后感的，为发表这些文章提供园地的主编、编辑，各级宣传部门领导人，乃至在小组会上赞扬过这部影片的观众，纷纷作出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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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08:20:39

由于江青在电影评论上连连“立功”，1951年11月，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处长。胡乔木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批复：“此件很好，可照此执行。”

按孙瑜的回忆，1952年春天，周恩来到上海。“在和我握手时他微笑地问我：是否听见了他在北京对《武训传》所作的检讨？我从来没有想到，周总理会因《武训传》而在党中央做检讨！”“第二天上午，组织了在文化广场向一万多名干部作国际形势的政治讲话时，又顺便简略到底提到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批判的事，说他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孙瑜、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以周恩来的检讨而告结束的。

在武训的历史上颠倒黑白，不过是江青（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小试手段，初露锋芒。但由于中共领导集团对指鹿为马的容忍，18年以后，即1969年，还是这个江青，以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名义领导调查并主持写成调查报告，经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经党的“九大”一致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由把武训打成“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到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和大工贼”，这中间中共应该吸取的教训太辛辣、太深沉了。

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共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一定程度的反思。胡乔木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

1953年，又发生了如何评价《红楼梦》的争论。五月，《文艺报》第九期介绍了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说该书对《红楼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与俞平伯观点不同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写信问《文艺报》，像俞平伯这样的权威学者可不可以批评，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九月号上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李、蓝两位青年学者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正在观察全国动态企图掀起更大波澜的江青，在九月中旬的一天拿着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九期来到《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热情接待。江青还是老办法，并不说哪些是毛泽东的意见，哪些是她的意见，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位青年的文章。邓拓表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奈难同意；但可请示中宣部请《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于是，在一年以后，即1954年10月16日，引出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发出了他们的文章《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了北京，有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江青）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邓拓）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代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侯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毛泽东1954年10月16日

在这封信的信封上面，毛泽东亲笔注明给哪些人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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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08:21:46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的第一号收信人刘少奇，对信中说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一事，竟如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是给他记的一笔账。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质问刘少奇：“为什么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与伟大领袖唱反调？”时，刘少奇才有机会答辩：“我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至此才弄清楚完全是江青在毛泽东耳边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但毛泽东这时已下了从根本上打倒刘少奇的决心，这个小小的误会的解除已经没有意义了。

毛泽东这封信，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大道理，隐蔽在字里行间的负面作用是，对江青从评《清宫秘史》、评《武训传》到评《“红楼梦”研究》所起的无事生非、挑拨离间的恶劣作用，作了积极的正面的肯定。江青所追求的就是这个。尽管暂时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江青高级的和重要的官职，但江青知道，她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稳固了，提高了，只要耐心等待，总有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天。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55年，又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这一案件是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的恶性发展，整治胡风也是江青挑起来的。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216页）这是毛泽东决心要整治胡风的起因。

胡风，本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1902年生于湖北掸春县。父亲为做豆腐的小贩，母亲是雇农孤女。幼年从事牧牛拾柴劳动，11岁上村学，1920年到武昌上中学，后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22年终北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研究会。1933年，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文化团体被日本警方逮捕，7月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初任宣传部长，继茅盾之后任左联常务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为中共中央和鲁迅之间传递关于营救方志敏的信息。1934年秋，因左联一盟员被捕，出狱后向左联诬告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职，退出左联，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活。1936年支持鲁迅提出的“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主张“国防文学”为文艺界联合战线口号的周扬等日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自此与周扬结怨。抗战初期，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任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1938年7月至1941年9月，主办《七月》杂志，发表抗日进步作品；同时为《新华日报》主编《文艺周刊》。1942年5月毛泽东发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左翼文艺界对如何贯彻《讲话》精神发生意见分歧。居主流地位的的多数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认为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连续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思想倾向，胡风不服，与一些党员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隔阂日深。1949年进入解放区，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诞生，歌颂毛泽东。案发前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在文坛上声誉颇隆，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戴光中：《胡风传》）这些桂冠给胡风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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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08:23:54

1952年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文艺界进行整风。《论主观》一文作者舒芜写了一篇检讨认错的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长江日报》上；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但胡风拒绝检讨认错。于是中宣部决定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授意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了《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在《文艺报》第二、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不服，于1954年3月21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这年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总题目，共约30万字，后称“30万言书”。他绕过了与他有嫌隙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1954年7月22日面交习仲勋，请他转呈毛主席。

“30万言书”主要对立面是周扬，说周扬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在处理这桩公案中，毛泽东有力地支持了周扬作为党的代表在文艺界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意见书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以便展开讨论。

1月15日，胡风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希望不要公开印发他给中央的报告，如要印发，他要附一个初步认错的声明，欢迎大家批判。周扬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的。毛于当晚批示：“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既定部署，胡风的“30万言书”随《文艺报》作为批判的靶子送到读者手中。

四月，舒芜在强大的压力下，为了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40年代胡风给他的十几封信。周扬责成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准备配合胡风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看了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上登出，从此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为反党集团。在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批材料时，毛泽东在按语中加进了“反革命的胡风分子”这一新提法，于是，胡风的问题进一步升级，由“反党”变成了“反革命”。

6月10日，毛泽东在公布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这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党”性质的胡风问题，向“敌我矛盾”性质推进；从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的深渊。把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顺势“做”过去，胡风事件成立不可替代的过渡和桥梁。至1956年底，这次内部“肃反”一共查出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就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立威，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绝对统治地位的。

毛对桀骜不驯的、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风派的斗争，断断续续十多年，用毛的话说，“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经有多次了”。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这次文化围剿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开展以搞臭胡风及其追随者为目的的大批判。仅毛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全国就印了700多万册；有本以妖魔化胡风及其追随者为能事的漫画小人书，印数达千万册。我记得，这本漫画连环小人书，当时在北京城是挨家挨户散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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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08:24:47

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毛泽东共写了17条按语，其中一条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30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周扬成了晁错，成了“今上”的股肱之臣。这则按语大大加强了周扬在文艺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地位。但怎样回报主席的支持，毛泽东在支持他的背后对他有什么要求，周扬缺少“乔木式”的世俗的聪明。江青就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既然在评《清宫秘史》、评《武训传》和评《红楼梦研究》中连立三功，自然应有升赏。这件事只能由江青的直接首长提出建议来，任命江青—譬如说，副局长、局长。周扬不通此道，或者他心知肚明，但不愿那样做。结果，招致江青怨恨。周扬的宠幸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文艺口的工作越来越难做，怎么也做不对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扬不再是晁错那样的股肱之臣，而成了30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收监入狱，这是后话。

1955年5月16日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带领几个陌生人，来胡风家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员继续搜查，大约天色将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因胡是全国人大代表，5月18日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办手续，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资格。

在随后的五月至六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的搜捕胡风分子的风暴开始了。被捕的知名知识分子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於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垄、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佃。。。。。。，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武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勋。。。。，重庆的何剑熏、刘异。。。。。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

路翎，这位曾经被一些现代文学专家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被捕时只有32岁，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无言，便是长时间狂嚎。他一度被保外就医，痊愈后又不断上书申辩，再次入狱，被判20年徒刑。1975年被释放后，由街道派出所监管在胡同里打扫卫生，靠每户交的一毛钱清洁费维持生活。哀莫大于心死。他那贫民窟一样的家里，甚至不再有一本书。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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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08:26:01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胡风不是完人。他的思想、作品都有缺陷，他孤高自许，目无余子。他和许多文艺界同仁不能友好相处。但胡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的思想？而这个“罪行”又上不了台面。当法院宣布判他14年徒刑，形式主义地虚伪地告诉他可以上诉，可以请辩护人时，胡风说：“这次判我14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护，只是心安理不得！”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把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转到了位于四川省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妻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14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却是“关死为止”。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发明了“文艺黑线专政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她“率领群众”把周扬作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了，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正在四川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

“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可以控诉。”管教干部说完又给他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他学习参考，提高觉悟。

胡风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是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这样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这就是胡风的文人本色！正直、无私，以直报怨，绝不落井下石。

其他参加整人的人后来也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最先被打到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周扬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在“左”的路线下曾经整过胡风，后来又在“左”的路线下被整的周扬，这时已经平反，他为给胡风平方奔走于各个有关机关。拿到中央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探望胡风和夫人梅志，亲自把平反的喜讯告诉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争吵半世纪的文化老战士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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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08:26:56

在周扬的积极推动下，中央办公厅又在1988年的补充通知中，撤销了平反通知中关于“错误言论”和“宗派活动”的提法。补充通知说，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关于“宗派活动”问题，“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做出政治性结论。”至此，胡风冤案不留任何尾巴，彻底平反。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写。”

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6月8日，中国现代文艺家、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胡风的骨灰盒上，披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捧上了天，他说：“二十年来，这股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胡风是很认真地看待这段话的。他坚持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因为这个，给胡风和他的追随者们招来了灭顶之灾。幸亏鲁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50年代，活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可能比胡风的下场还要惨。据著名演员黄宗英回忆，罗稷南亲口告诉她：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第22版）

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曾任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1933年1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时，罗稷南曾代表19路军到瑞金谈判，与红军代表张云逸共同签署反蒋抗日协定，并为苏区运去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医疗器械等，为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曾在瑞金设宴招待罗稷南。罗稷南与毛有过这么一段交往，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提出那样一个带点挑衅性的问题，而毛不以为逆，还认真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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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48:42

第四章 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熟读诸子百家，尤酷爱读史。在取得天下以后，1952年购得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书3200多卷，800多册，共4000多万字。他如获至宝，十分爱读，圈点批注最多。据给他管理图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写下了大量读书批注”。“对某些帝王的成败得失也多所评论。”当然，除繁忙的政务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现代著作。但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进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读书的主线，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帝王南面之术的思想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结合实际的运用是《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花样翻新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给秦始皇正名，要给法家正名，正是他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掩盖下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使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自“七大”以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抗战末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思想一致，路线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刘负责党务和政权建设；周负责军事和统战，凡有赞划，莫不为毛泽东所器重和采纳。住进中南海以后，他们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悄悄地、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刘周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领会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路线去做的，但动辄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刘少奇和周恩来越来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谨小慎微，随时注意与主席保持一致。

高岗是建国之初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他生于1905年，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协助刘志丹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到陕北后，高岗作为地方干部的代表受到重视。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与司令员贺龙比肩进入中共高级军政领导人行列。但是以他的资望和年龄，与党内同志如朱德、刘少奇，党外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仍出乎全党的意料之外。当时的解释是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有了陕北根据地，万里长征的红军才有了个落脚点。陕北的代表人物刘志丹、谢子长都牺牲了，数下来就是高岗了。另一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高岗是亲苏派，毛泽东要“一边倒”，需要借助高岗疏通与斯大林的关系。

1949年6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团秘密访苏。刘少奇为团长。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联合政府的组成，新中国的内外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并商谈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共代表团。当刘少奇谈到新政府的组成“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和任弼时同志不参加政府”时，斯大林插话问：“高岗同志呢？他参不参加政府？”刘少奇回答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当刘少奇提到贷款问题时，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先贷三亿美元，并建议组成一个贷款条约起草委员会，说：“我们方面有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你们方面呢？”

刘少奇说：“我们方面由我本人、高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参加。”

斯大林说：“我建议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刘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斯大林立即转向维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长同志，请明天就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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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50:05

陪同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柯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谈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有十六个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受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的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经怒不可遏。

会议结束，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回到住地。上车后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了争执。当到达住地后，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与此同时香港人士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看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便召来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唯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四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议上的情况。会上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苏联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说为挚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到我处，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是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怎么毛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予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为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车拉到高岗家中，另一车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经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对我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了高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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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51:12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经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毛泽东对高岗事件的处理，表明他深得帝王面南之术的精微。毛泽东接到刘少奇反映高岗在苏表现并要求立即召回高岗的电报后，比刘少奇还要“怒不可遏”，但当高岗提前回国出现在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对他慰勉有加面许高岗准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使高岗受宠若惊，产生了天大的错觉，以为毛泽东在走亲苏路线上他的地位可以代替刘少奇。

接着就是解决高岗把东北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问题。毛泽东的办法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充实中央领导，调五位大区负责人到中央工作：调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调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调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调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调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高岗是很不情愿进京工作的。别人在大区都是担任一个职务，包括很受毛信任的邓小平，仅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高岗在东北却是四个一把手，他既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又是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后来毛泽东面许他调中央后东北的兼职不变，他放心了，这不是调虎离山之计，是毛泽东高看他一头。及至到了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毛泽东确实是对刘少奇、周恩来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信任，确实要高岗挑大梁。有一系列的事实为证：

•推广东北经验，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他亲自起草批语转发全国，决定：“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称之为“经济内阁”。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子文、马洪、薛暮桥等十五人，阵容之强大为党政各机关之冠。陈云是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27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病逝，陈云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是政务院副总理，又被拉到计委当委员；还在朝鲜打仗的彭德怀和远在苏联养病的林彪这两位和经济工作根本不沾边的元帅级人物，也成了高岗的部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人事安排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烘云托月，突出高岗。所以，1952年底，京城流传“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抓住新税制问题，上纲上线。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发表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和《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周恩来认为修改税制是政务院根据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施政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内阁不应拿这些问题去干扰主席。在决定政策时他和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了口径的，毛泽东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人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在修正税制时，财政部曾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反映；“‘三反’、‘五反’私营企业主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财政部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商品按照一定的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这是周恩来作为总理决策的过程。

在修改社论时，薄一波把“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改为“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这句话当然可以不改，但改了也没错。社论解释说：“因为，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这里有鼓励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努力改善经营”增加竞争机制的积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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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52:00

--撤销政务院党组，使周恩来有职无权。1952年3月10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机会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今后政府各部门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相当于政务院总党组，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周恩来任书记。设立时说是“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以便统一并贯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执行。”如今撤销总党组，说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部门党组的领导，等于说周恩来由加强中共中央对中央政府领导的代表变成了实现这一领导的障碍。这对周恩来的打击是很重的。在中国组织系统中，党委系统历来高于行政系统。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即是说直接对中央主席毛泽东负责，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有职无权的民主人士了。

•以分工为幌子，向周恩来夺权。1953年5月15日毛泽东决定把政务院分为工业、财贸、交通、农林、劳务五个口子，政务院各经济部门归口管理。将八个工业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财贸口负责人薄一波、交通口负责人邓小平、虽在政务院有职务，但他们同时又是计委委员，需接受周恩来和高岗的双重领导；农林口负责人邓子恢、劳务口负责人饶漱石在政务院根本没有职务，只在计委有职务，等于说这两个口只受高岗领导，周恩来不能过问。虽然说国家计委名义上仍是政务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已经坐大到吞并政务院，周恩来作为总理只能领导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侨委等部门的工作了。周恩来总理的地位确实出现了危机。不久，又传出学习苏联体制，改政务院为部长会议，人们不免对谁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纷纷猜测，高岗的人气越来越旺。

•责刘周擅权。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一个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写完这则批语，毛泽东感到意犹未尽，又写短信一封：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1、请负责检查去年8月1日（8.1以前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2、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5月19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出发，见到毛泽东的批示立即给毛泽东写一报告，说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都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

•批转高岗的报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已在党的中上层干部中暗暗传开，附带流传的是高岗早就站在了主席一边。就在毛刘就处理山西省委报告时摊牌不久，高岗及时送上了东北地区的报告，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立即提笔挥毫写按语，连同原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党。按语如下：兹将高岗同志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印发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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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53:02

•在政治局批刘少奇。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不指名地批刘少奇。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说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都过渡完。

毛泽东批评的三个观点，都是从刘少奇讲话中挑出来的，大家心知肚明。从此刘少奇的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权威阐释者的地位，彻底崩溃。与此相连带的，刘少奇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谁能代替刘？最有希望攀升的是高岗。许多人都这样想。高岗自己也充满了自信。他不仅要取代周恩来，而且要取代刘少奇。

以上就是毛泽东这位大权谋家为搞垮高岗—这个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所造成的“势”。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解决高岗问题的时机成熟了。在这种形势下，高岗像喝了“催命符”一样，一定会跳出来，必然会跳出来。

高级干部中悄悄地发生着重新排列组合。连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都改换门庭，背叛刘少奇，投到高岗的旗下，结成倒刘反周的高饒联盟。

饶漱石生于1903年，江西临川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满州省委代理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5年受命去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回国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皖南事变时随军行动。项英离队后中央指定饶漱石为政治负责人，与叶挺军长一起共同组织军中大计。重建新四军刘少奇出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对饶提携重用，1942年刘调回中共中央时，任命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七大”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建国后成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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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53:47

高岗和饶漱石自以为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在毛泽东策动的倒刘反周的暗潮中他们是得天独厚的“弄潮儿”，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肆无忌惮地行动起来了。先是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上，抓住新税制问题发难，“批薄射刘”（即明批薄一波，暗点刘少奇）；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3年9、10月间）上抓住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讨安伐刘”（斗争安子文，通过追后台的办法指向刘少奇），在全党造成了倒刘的声势。据薄一波回忆：

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公开活动起来。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同志，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还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同志去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同志的拒绝。

后来，他南下杭州、广州游说。在杭州对陈正人同志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1953年10月间，他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曾对陈云同志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同志断然拒绝后，他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同志。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同志对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他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同志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刘少奇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接来做领袖。”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国人民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难得，人才也难以驾驭，怎样使他们在极人臣之位的时候，永远忠心耿耿，不生僭越之心呢？精通君臣之道的毛泽东是法家的笃信者。韩非子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治于人。”（《备内》）法家认为赏赐、封爵乃至联姻等等，固然可以换取臣下的忠心，但这种忠心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巩固的，时移势易，可以反目成仇，下反上，臣弑君，骨肉相残，这些事例不绝于史书。因此，任何亲信都不是绝对靠得住的。那么怎么办呢？“圣人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君》）做国君的能得到臣下的忠心爱戴固然很好，但不能依靠这个，依靠这个就危险了；要有使臣下不敢不忠心，不敢不爱戴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王位才能巩固。法家认为这是“人君面南之术”的精微。这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不长期地专一地信任一个人或一派政治势力，要设立牵制力量，要他们访查、监视和密报对方的不忠言行，要他们互相揭发，争表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设置对立面，利用矛盾，控制矛盾。他把这手段用得出神入化。高岗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利用自己“东北王”的身份，超越北京单独和斯大林联系，成为苏联在中共的代理人，比王明走的还远。王明在中东路事件中提出改“保卫苏联”的口号，高岗竟提出划东北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在建国之前。高岗与柯瓦廖夫串通，监督着毛泽东的内政外交，构成了对毛泽东的主要威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下了干掉高岗的决心。但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有专擅之嫌，危及他独断朝纲，他对刘周的批评和措施也是认真的，并不是故意做给高岗看的。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再四两拨千斤，利用刘周除掉高岗。毛泽东把这一出连环大戏演得有声有色，把群臣们看得目瞪口呆。

当然，党内高级干部洞察幽微看清毛泽东路数的不是没有，陈云和邓小平可以作为两个代表。陈邓根据自己对毛的了解，无论如何一个主张将东三省划给苏联的人是不会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的。他们适时地向毛泽东谏言了。陈邓向毛泽东谏言的时间大约是1953年12月中旬。这时毛泽东住在玉泉山静宜园别墅正在静心思考怎样转弯子的问题。陈邓谏言后，毛泽东从善如流，立即部署解决问题。当然，陈邓向毛谏言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毛刘之间的分歧，毛对周的不满，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高岗能够呼风唤雨，也不是全靠造谣。如果谏言不纳，毛决心贬黜刘周，他们会被看作是刘周的同党而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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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身野狼  时间：2011-08-04 13:54:27

楼主污蔑社会主义,良心大大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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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54:49

毛泽东找了刘少奇谈话，表示对刘继续信任，无意改变刘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提出由刘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刘少奇检讨了自己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跟不上主席的错误，对自己历史上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对七大以来中央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在四中全会做完政治报告后，要接着做一个自我批评，在中央全会上有个交待。刘少奇同意了。面临党的危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先给公安部长罗瑞卿打个招呼。当罗瑞卿来到静宜园时，毛泽东突然发问：“我退居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

罗答：“主席退居二线，当然刘少奇主持一线，不过最近有些传言。。。。。。”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人睡在床上，有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不问问旗帜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了。”

毛泽东又把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分别召到静宜园别墅，对高饶怀有个人野心，攻击少奇、恩来，分裂中央的错误，跟几位高级将领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高岗竟没有听出这是说他的，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说刘少奇，所以在毛宣布要去杭州休假，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刘表示谦虚建议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时，竟不识时务地叫嚷：“轮流吧，搞轮流好。”

安排好这一切，毛泽东带上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罗瑞卿到杭州去了。他在西子湖畔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解决高岗问题之前，毛泽东于1954年1月3日子杭州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以他自己特殊的风格把解决高岗问题向苏联通气。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两位苏联客人惊诧不已。

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的陕西（毛用手指翻译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到看。”

捷沃西安还是不明白，但中国通尤金大使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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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55:46

1954年1月初，刘少奇命杨尚昆专程到杭州给毛泽东送去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毛阅后做了些修改，并给在杭州疗养的林彪看过。七日，毛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各同志写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和政治报告的写法做了具体布置。然后，又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少奇同志：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拟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要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有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毛泽东1月7日”

杨尚昆回京向刘少奇面交毛泽东的两封信之后，1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陈毅、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及党政方面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这次会上高岗十分孤立，他感到与会者都跟他保持距离。他急于面见毛泽东弄清形势的变化，自己如何转这个弯子。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杨尚昆转交。

会后，杨尚昆再往杭州，将刘少奇准备的在四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个人检讨送审稿以及高岗的信件面呈毛泽东。经过几天思考，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了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了他犯的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毛泽东1月22日

毛泽东这封致刘少奇顺便答复高岗来信的电报给高岗看过之后，高岗有一种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感觉。过去说过那么多私房话，说不见面就不见面了，连直接回封信札都不可得，他领教了什么叫翻云覆雨。

1月25日，刘少奇约上周恩来、邓小平与高岗谈话。高岗想对毛泽东说的话，当然不能对刘少奇等人说；高岗想问毛泽东的事情也不便于问刘；更不能把毛与自己单独说的那些话，那些事抖露出来，只能自己承担，这是将来翻本的希望。所以，高岗竟然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冷场了一支烟的功夫。后来高岗表示要做一个像样的自我批评，接着询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他希望是口头的，不往下传达，不存档。

刘少奇说：“恐怕要书面作，不光你作，我也要作呢。是毛主席要我作自我批评的。”

闻听此言，高岗心头一震，他对毛泽东导演的这出戏还没有完全看懂，心存侥幸。“出水才知两脚泥。等出水后再比咱俩谁的腿上泥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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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57:29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头一句话就是：“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作下述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发言者呼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了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的一些事情，但遵毛定的基调，没有一个人敢指名道姓批评高岗和饶漱石。

在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在做完政治报告之后，又做了《我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他检讨了八个问题：

1、1951年7月“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2、1948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虽然1952年6月中央发出《无条件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的指示并不算迟，但我“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应该取消或纠正。

3、“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间犯了不少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

4、“1949年6月，我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文件上批示‘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5、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对“左”倾错误纠正不力。“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错误的干部。”

6、1943年延安审查干部时，“在大会上追迫和抢救。我是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7、“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做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8、“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判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虽然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刘少奇最后说：“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准点高岗的名，是怕转移了与会者对刘少奇检讨的注意力。四中全会在政治上保留了刘少奇二号人物的地位，但在政治上使其自我降格，亲手砸了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牌子。从此刘少奇不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而是一个犯了许多错误、被毛主席团结使用的高级干部，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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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人世尘埃  时间：2011-08-04 13:59:40

在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才从杭州传回话来：对高饶问题“彻底揭露。”2月15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有40多位知情者和有关人员与会。共开10天，25日结束。周恩来定的基调（当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是：“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高岗经受不住众叛亲离地揭发批判，于2月17日举枪自杀未遂，中央乃决定对高岗施行隔离审查，从此高岗失去自由。

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到会26人，开会7次，揭发了饶漱石在新四军排挤、打击陈毅，在中组部排挤、打击安子文，以及配合高岗进行反党夺取的阴谋活动问题。3月15日，中央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1954年8月17日，高岗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4月1日，因发现饶漱石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将其收监审查。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力10年。1975年饶漱石患中毒性肺炎死亡。

高饶和刘周这两股势力较劲，是此消而彼长，彼消而此长的。这是常人的逻辑。一般政治家处理这个问题也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毛泽东以他深不可测的权谋，纵横捭阖，既除掉高饶，又削弱了刘周，令彼消而此弱。毛的手段太厉害、太可怕了。这使高级干部们凛凛畏惧。不论是受到毛的信任，还是受到毛的猜忌，只有对主席忠诚不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这就是他们从四中全会得到的教训。

高岗、饶漱石的倒台，顺便解决了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问题。每个大区都管辖几个省，比一个中等国家都大，而且都拥有军队。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而反叛，民国北洋时代直、皖、奉地方军阀争锋的乱局，毛泽东不能不防。七届四中全会后，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做出撤销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决定。

通过处理高饶事件，邓小平的品德和才能进一步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所赏识，1954年4月27日任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4日，增补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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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梅煮马量小无猜  时间：2011-08-04 15:34:22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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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军  时间：2011-08-04 16:40:53

试图在人间建设天堂的举动，往往都带领至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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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ujikun001  时间：2011-08-05 16:36:36

写的真详细，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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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hao1939  时间：2011-08-06 16:02:06

同时代人 领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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