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邓共第二次定性 邓共的第二次定性,发生在1981年7月至1989年6月天安门大屠杀期间。 借助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完成了对毛泽东及毛共的盖棺定论,开始着手巩固一党专制制度,压制民间日益高涨的自由民主思想。 1982年,在邓小平授意下,邓力群接管中宣部,变解放思想为压制思想。王震出任党校校长,开始清除党校内胡耀邦的势力。 1983年10月,邓小平利用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党决定。十二届二中全会后,邓小平发动、由邓力群出面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史称“小文革”。大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遭整肃或边缘化。 1986年以后,邓共在全国范围内,以改革开放为口号,以摸着石头过河为行为准则,进行国企所有制改革,其目的是把国企的制度性亏损,转嫁在千千万万下岗职工身上,强迫国企员工下岗,造成了大批失业工人。这些曾经为国企作出巨大贡献的工人,曾经被毛共剥夺了人身自由的他们,在邓共的统治时代,又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这不就是在受“二茬罪”吗?中国民众,苦难深重,如山重似海深。在这一波改革进程中,高级干部的亲朋好友,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机会,倒卖批文和走私,史称“官倒”。这是权贵们的第一桶金,是黑金,是罪恶之金。 1986年12月至1987年1月初,全国一百多所大学和无数中学的近百万学生,在全国十七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排山倒海,震动全国,震动中南海。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也随之愈演愈烈。最后,邓小平直接导演了中共元老们假借“生活会”发动小政变,逼胡耀邦下台的整个过程。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基本路线确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点一是四项基本原则,二是改革开放。 邓共的第二次定性,可以借用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坚持一党专政。邓小平为首的专制政权,发展经济,其目的是为了巩固他的一党专制制度,而不是为了经济建设,而实行一党专制。众所周知,只有公平公正地实现民主社会制度,才是发展经济建设的最好保障。三十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一党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建设,只会是产生权贵集团的土壤,只是造成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和畸形发展,只会是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腐败乐园。两个基本点是:一是用改革开放的口号蒙骗百姓,使得百姓以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必将会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在向百姓招手。二是不计成本发展经济,使得权力集团得以通过发展经济为契机和平台,掠夺百姓财产,和侵吞国家财产,霸占自然资源。 1978年,华国锋被赶出中国政治中心后,从不断阶级斗争运动中解放出来的中国民众,自然而然地期盼在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邓共领导下,能够在公平有序的法治社会中,通过劳动,追求幸福生活。但一党专制统治所必然造成的官员贪污腐败日益猖獗,广大民众,特别是在京大学生,已经无法压抑内心对邓共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摆着他们面前的事实是多么残酷:官倒,炒批文。于是,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权钱交易,活生生地刺破了中国民众善良淳朴的心。学生起来了,继承了毛共宣传的五四精神的北京学生首先奋起,随后燎原全国。工人起来了,知识份子起来了,与学生一起,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影响现代中国,甚至影响世界民主进程的“天安门运动”。1989年6月4日,面对席卷全国的学生市民的“反腐败要民主”示威集会,邓小平等悍然动用军队,对北京学生市民痛下杀手,造成了数百人死亡的著名“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 邓共专制政权,在独裁者邓小平的领导下,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示威民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当枪声响起时,当血腥染红中国土地的时候,邓共,明晃晃地向历史亮出了身份:与民众为敌。那一刹那,仿佛屠夫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模仿毛泽东,提着枪宣布:中国人民从此倒下了。 邓小平是六四屠杀惨案的罪魁祸首,已经没有悬念。赵紫阳李鹏陈希同乔石等人的回忆录已经能够充分证明。但是,邓小平等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市民进行大屠杀?这个问题,仍然无法找到邓小平的亲笔或者亲口证据,我们只能根据间接证据和证词来推测。 六四惨案已经过去23年了,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大量的讨论六四惨案发生原因的文字。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邓小平等出于恐惧,而选择屠杀。 细究邓小平等的恐惧,是出于对丧失政权的恐惧,而且按照共产党的历史,凡是失败者,必遭党的完全唾弃和彻底清算,所以,还有对个人被彻底打倒的恐惧。六四期间,学生市民的“反腐败要民主”诉求,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人物的妥协主张,也不可避免地最终会使邓共丧失政权。当时,赵紫阳为首的党内开明派,占有党内大多数的支持,邓小平如果不采取军事政变手段,镇压党内开明派,势必被党开明派清除,甚至如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人一般,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 九,邓共第三次定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