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澳洲杀手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在纽西兰两所清真寺枪杀49人的惨案震惊全世界，西方媒体除了表示哀恸之外，还挖掘了不少元素：疑犯塔兰特在行凶前发表的宣言中自称为法西斯主义者，曾与2011年挪威奥斯陆屠杀案的极右凶手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有简略联系；并提了一句与他“政治理想和社会价值观最接近的是中国”。除了这种廉价的政治正确表态之外，西方世界到底在刻意回避什么？ 西方世界刻意回避“文明的冲突” 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杀手对中国的向往，其实都掩盖不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伊斯兰世界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从被零星引用的塔兰特自白书内容、枪杀案发生的背景（难民潮对欧洲永久性的改变），以及被夸大的舆论强行拉进这起凶杀案的中国，殿堂级大师撒母耳·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里预言的21世纪三个要角全部到场：日渐衰弱的基督教文明、回归原教旨的伊斯兰文明、以及毁灭了儒家文化如今又以孔子继承者自居的中国。3月18日早晨，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Utrecht）发生一起枪战，3人死亡，9人受伤，一名37岁的土耳其男子是该恐怖袭击案的主角。四天之内发生的两起恐怖袭击，再次证明了正是穆斯林大规模进入西方国家之后发生的高频率恐怖袭击事件，引发了白人的生存危机感。 西方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对此事的态度，呈现了两个撕裂的世界，主流媒体强调的是澳洲疑犯塔兰特仇恨多元化的种族主义，社交媒体不少评价都直接或者半隐含地透露了对塔兰特动机的理解：种族生存危机感。 高大上的政治正确制止不了恐怖活动 枪杀事件发生后，纽西兰与凶手所在国澳洲，以及其他国家的元首都表示了对死者的哀悼与对凶手的谴责，但对几天后荷兰的穆斯林凶手杀人案保持沉默。这表明，政治正确成了他们的桎梏，让他们不敢正视这种文明的冲突。 塔兰特的自白书清楚无误地显示了他对西方基督教文明及白人面临的种族威胁有过长期思考。如果将这份自白书中的用语、思想逻辑和ISIS相对比，会发现二者之间有互生关系，比如： 1、我们的文明（即基督教西方文明）受到的威胁，正在衰退，这是缘于外来的异教徒占领了我们的地盘，他们正在杀戮我们的人。我们需要清理掉这些人，维持文明与人种的纯洁性——ISIS的圣战，就是要消灭一切异教徒。 2、因应ISIS的圣战，枪手使用的枪支上，记录了各种指代欧洲与穆斯林恩怨纠缠的历史事件，不少立场不同的人已经精确解读这些词语的含义，比如For Rotherham（“为Rotherham复仇”），是指1997年至2013年，英国小镇Rotherham多达1400名儿童遭到性侵，罪犯多为穆斯林；“Tours732”指的是公元732年爆发的图尔战役，被称为“铁锤查理”的法国国王查理·马特率领8万以农民为主的军队，在图尔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伊斯兰帝国名将阿卜杜勒·拉赫曼率领的7万入侵骑兵，这一战是决定西方文明命运的重大战役，从此阿拉伯人再也没有西进。“1571”指的是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1683”指的是1683年的第二次维也纳战役，这两场战役都是欧洲王国击败奥斯曼帝国入侵军队，保护了欧洲文明的重大战役。 有人指出，枪支上的铭文表示，塔兰特将自己类比于“中世纪福音战士”。没错，我也如此认为。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忽视这是近年来ISIS的崛起、伊斯兰恐怖势力在欧洲大地上发起无数次规模大小不等的恐怖袭击，欧洲人深感恐惧与绝望后的一种同样极端的反击。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以下事实：2015年夏末难民潮初起之时，德国人对难民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被社会各阶层热捧的“欢迎文化”曾让全世界对德国默克尔送上各种赞辞。但现实是严峻的，到了2015年10月，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做了一项调查，显示51%受访者对新来的难民人数太多感到担心。与9月份相比，一个月之间持这种看法的人增加了13%。到了2018年，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干脆指出，移民问题是“德国所有政治问题之母”。梅克尔之所以政治失败，成了一个没有政党支持的跛脚鸭总理，连欧洲左派媒体都不得不承认是她的难民政策种下的恶果。 德国的情况只是欧洲一个缩影。但欧洲的政客对此几乎无所作为，仍然继续无视难民问题在本土引起的生存与安全焦虑。媒体更是依据新的身份政治，即恐怖分子的肤色、宗教信仰，选择性表达愤怒，过滤与遮罩相关资讯，继续坚持无视事实的政治正确，完全无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做的十大预言正逐渐被现实验证。 亨廷顿成为西方学术界“贱民”的原因何在？ 1993年夏，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此文构建了一个分析冷战后全球政治的理论框架，其中那句“伊斯兰世界到处是流血的边界”的论断，成为冷战后最富争议，又最富远见的政治预言。如今，书中提出的十大预言逐一兑现： 预言1：中美冲突不可避免；预言2：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长达1400多年，而且将继续上演；预言3：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预言4：基督教国家一致对外有悠久的传统（这还得观察，据英国《卫报》报导，一项调查表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信奉宗教，欧洲正走向后基督教的社会）；预言5：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不如各自与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政治上却会走到一起，共同对抗西方文明；预言6：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将在2025年解决。预言7：西方极右势力崛起与移民问题相伴而生；预言8：国际贸易带来好处，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造成冲突。预言9：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土耳其：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俄罗斯：几百年来都没搞清楚自己是不是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和亚洲人性格不和。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预言10：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亨廷顿这段话说的是事实，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从来不是完全依靠软实力，而是美国强大的国力支撑的军事实力。人们在推崇约瑟夫·耐的“软实力”之说时，确实有意忽视了这一点。 在该书中，亨廷顿明确指出了三种文明相比较，伊斯兰文明不仅内部易起冲突，与其他族群也难以和平共处的原因。指出了穆斯林更多卷入暴力冲突的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详见该书第九、十章），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向。最后，亨廷顿还提到了伊斯兰教人口增长极快，有向外扩张的冲动——2017年11月，美国皮尤调查公布的《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Europe’s Growing Muslim Population）也证实了这一关于穆斯林人口增长的预测。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建立的“文明的研究范式”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演变，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必将发生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不宽容、中华文明的独断之间，三者之间是结构性冲突，不可以调和。但正如人口学之父马尔萨斯所言：凡预言人类悲剧性结局的人，注定不受欢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2008年圣诞夜辞世，他辞世前的境况正如埃里克·考夫曼所言，“亨廷顿是作为美国思想界精英中的贱民而去世的，这是因为他是正常人”，在左派当道、常识被严重扭曲的西方世界，一个正常人必然引起持续不断地指责，“从军国主义到本土主义无所不包。《文明的冲突》被描述为美国精英‘控制人民’的工具。” 亨廷顿辞世之后十余年的世界局势，包括未来西方文明的前景，都注定了他将在西方思想学术的万神殿中有一席显著的位置。今后，西方文明如果能够保持辉煌，后人要纪念他的先知先觉，及时发出警示；西方文明衰落，后人必得悲叹，亨廷顿同代人的错误与他们对亨廷顿理论的排斥与打击，导致了如此悲惨结局。 谨以此文表达对撒母耳•亨廷顿的深深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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