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恋并提，不过，“贪”和“恋”不是一回事儿。“恋”，是精神性的，经济又无碳；于己有益，于人无害；“贪”是物质性的，一个人多拿多占，另一个人以及社会的福利必然受到损失。以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贪”是非帕累托改进，一个人福利的增加，是以另一个人的福利损失为前提的；这种改进，不要也罢。

“恋”，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古人无知，以为思考和感情，是心主管的。“恋”，正是古人无知的反应。“恋”，“亦”+“心”，以心比心，把别人的感受，当做自己的感受，两颗心一动俱动、一停俱停，此谓“恋”。

“恋”，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感受，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有的人一生，也没恋爱过，因为，他只爱自己。“贪”是人人不可免的。出家人，也“贪” 心，“跳出三界外，不在此行中”，出家人之“贪”，胃口更大。

问题在于，“贪”是否受约束。一个正常社会，首先，承认“贪”之合理性；其次，扼制“贪心”，使贪心不要无限膨胀，使每一个人的贪心，在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之前，止步。每个人都有贪心，不加约束，就会贪得无厌，因此，要建立一个稳固的、任何人不能超越的反贪机制。

反贪，是古今中外共同的难题。历史上，朱元璋曾经“剥皮实草”——把贪官的皮剥下来，中间塞上稻草，作成标本，挂在县衙，以警示后来者，但收效甚微。眼下，中国的反腐斗争，也是轰轰烈烈，贪官却像夏日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而且，后浪更胜前浪。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以我之见，问题出在用人机制上。

用人，有两个步骤：一选拔，二任用。中国的用人制度，由古到今，都是重选拔而轻任用。“选贤与能”，首先，把品德高尚和有能力的选出来。举孝廉和科举，就是选拔人才的制度设计。想想，范进中举之欣喜若狂，可见，科举是多么严格。层层选拔，百里挑一的结果，使人们对选拔上来的人，自然而然有了一个良好的预期：德才兼备。

一个人一旦被选中，担当了某一职务，进入任用阶段，他就成了“太上皇”，不受任何限制。任用阶段的监督、考评和制衡，几乎为零。古代的县太爷，当今的部门首长，皆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人能从这一铁律中逃脱。不要认为，我们比贪官更高尚，把我们放在同样位置，结果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你比贪官堕落的速度更快。这，已被证实——贪污数额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假设官员任期不变，是否可证，堕落速度更快呢？

有比较才有鉴别，西方的用人制度，和我们不同。

西方，比起重视选拔，更注重任用阶段。以美国总统为例，谁想竞选，都行。选拔阶段没有门槛或门槛很低，尽可能让更多的人，进入候选之列。美国人对选拔之重视，体现在公平和开放性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近似于“海选”的方式，让最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海选”，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观：人人平等。这种平等，不是形式，也不是口号，而是认为每一个人都可安邦治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尚且如此，其他职位，更不在话下了。

美国人更重视任用阶段之监控。无论是谁，包括总统，都要生活在“闪光灯下”，接受群众“雪亮眼镜”之检查。克林顿之“拉链门”，是为一例。再看中国，几乎所有贪官，都在女色上出轨。可是，我们可曾见过，一个在任的官员被曝光吗？不都是在其他问题上败露之后，再顺藤摸瓜，牵连出来的吗？换言之，官员一旦上任，在他和人民群众之间，就树立起一道铁幕。领导们“躲进铁幕成一统，管他人民与群众”，X光也奈何不得层层铁幕，何谈监督？

没有监督，不“贪”才怪。

因此，貪不貪，不是觉悟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但我还是要奉劝各位，琢磨一下“貪”之深意：贪=“今”+“貝”——贪污来的钱，只是今天有用；它不可能成为你的投资，因为，所有来得快的钱，去得必然更快。钱，到明天作废，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

请有贪污机会的人，以此为鉴。

2011年1月20日星期四，20:14

北京，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