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由来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老字号和古董一样受到人们的热爱;不过,人们却并不希望老字号像古董一样,越来越稀少,并有一种古董特有的沧桑气象。可是,事与愿违,绝大多数老字号,都消失了。保留下来的,也大多失去了曾经的辉煌,逐渐淡出了经济社会的中心;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字号,依然健康成长。
去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次琉璃厂。琉璃厂因元朝在此烧造琉璃得名,清朝乾隆年间,已经成为经营金银玉器、古玩字画、典籍碑帖和文房四宝的老街。在这条街上出没的,不是有钱,就是有文化,或者两者得兼。那天,我去得早,两边的店铺才开门,除了我,没有一个客人。店伙计都是行家里手,我是干什么的,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有数。我一路逛过去,没有一个人招呼我。
我看到的,已经不是琉璃厂的原样了。不过,我并不为此遗憾——因为,中式建筑历来乏善可呈。现在的街道和店铺,是1982年重修过的。修旧如旧,好古的人也许能从中找到往日辉煌的梦境。空气是重浊的,混合着煤烟、油烟和劣质檀香的味道;色彩含混不清,漫不经意地涂抹在房檐、窗棂和门廊上。店铺大小不一,格式却相似,青砖灰瓦,全无生气,一眼望去,好像一个个低眉顺眼、面有菜色的老太监侍立两旁,我倒像微服私访的太上皇。尤其是,这些店铺并不齐整,有的向前凸出,好像稍息;有的靠后,倒像立正。在一个信奉集体主义的国家,建筑参差不齐,耐人体会。
在中国书店买了一本启功先生的书,讲书法的。出了书店,准备离开,远远看见荣宝斋的招牌,立在巷子深处。荣宝斋在琉璃厂西街,是一座两层楼的仿古建筑。比其他店铺,气派得多。高门敞开,明窗落地,栋梁巍巍,四角如翼。一层右手,售卖文房四宝,都是旧式文人的最爱。对此,我全不在行,看看价签而已,但价格足以让我震惊。
二楼是VIP厅,有些真迹。但不是什么上品,这倒不是我有艺术鉴赏力,而是陈设简慢可以佐证。大多数画作,并不舒展挺阔,倒像干枯的树叶一样微卷。透过保护画品的玻璃,微尘可见。一楼左手,卖大宗宣纸,各色各款,应有尽有。柜台很有乡土味——和我小时候的乡村供销社格局一样。宣纸幅面太大,不能展开平放;宣纸外有硬衬,叠成四折,好像一个个超大、超厚的奏折一样叠在一起。只有一张宣纸,独具特色,展开平摊在柜台上,上面写着四个字:就这么大。
中国有隐喻的习惯,例如春节的时候,把“福”字倒过来贴,人来了一看,说“福”到了,图个吉利,也预示着一年的好年景和好运气。荣宝斋不会把这四个字当“信条”,可是,我反倒觉得这是对中国绝大多数老字号命运的最好诠释:“就这么大”。守成有余,开拓不足——能够维持住,已然千辛万苦;要想“扩大再生产”,除非奇迹发生。
二、老字号为什么“就这么大”
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和表现。这其中,也包括在经济领域赢得尊重。但是,眼下能够排在世界500强中的大企业,都是企业中的“国家队”,没有指标意义。国字号乏力做不大,民营企业的状况如何呢?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是看好私营经济的,我也如此——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可是,我也有一种担心,即如果现在的企业家,不能认真反思老字号做不大的根源,则中国的民营企业会和他们的先辈一样陷入死循环:总也做不大。
哪些因素限制了老字号的成长呢?根据我个人的研究,应该有以下几条。
第一,家族主义的封闭性——家和家族是儒学的基本概念,把这一思维移植到经济领域的后果是,老字号没有外来和新生力量,老气横秋,日渐消沉。
第二,均分家产的析产制度——家产和企业资产是一体的,所以,分家的时候,家产和企业资产一起平均分割,这是中国的特点。均分的结果是,除了创业期间的企业成长之外,一代不如一代。
第三,封建经济的政治依附性——商业在中国一直备受歧视,而政治权力的漫无边际和对商业利益的鲸吞,迫使商人阶层总是寻找政治保护伞,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古今皆然,而寄生物总是受限于宿主,就像寄居蟹永远长不大一样。
第四,专利制度的缺失和知识传承的高成本——专利制度一方面使专利持有人获得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内部知识外化,成为社会知识。中国没有专利制度,限制了知识的共享和传播,也大大提高了知识的传承成本。
第五,连锁、加盟经营制度的空缺——连锁和加盟经营是西方企业迅速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是,在中国,老字号从来没有发展出连锁加盟的制度规范,也就错失了快速增长的机会。
第六,忽视机器在知识固化中的作用和价值——技术的传递更多的是依赖“师傅教徒弟”,而不是通过更为可靠的机器来固化。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以人为本”的,可是,人往往不如机器可靠,也有可能因为智力水平和勤奋程度的差异,使原有技术走样变形。
和英美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华帝国也算一家老字号,连续经营了5000多年,“老板”换了又换,却始终没有革命性增长,果然应了“就这么大”的偈语。如果说,“长不大”是一种病症,其根源是否与老字号一样同病相连呢,也未可知。
2008年6月14日星期六,23:31,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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