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自杀

我上初一时，语文老师叫杨兴，五十来岁，面善心和，学问很好。雨天进了教室，前后胸两道泥浆，他的破旧自行车没有挡泥板，两个轱辘同时卷起泥浆，一路甩到他前胸后背上，他的邋遢形象，是同学们嘲笑的话题。

1970年夏季的一天，军宣队忽然下令把他关押在二楼教研室里，派我班同学到他家去取铺盖，说是以后他就关在教研室里，不准回家了。

我随三个同学到了他家，见屋里凌乱，家境穷得很。一位面黄肌瘦的妇女呆坐在木板床上，四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吓得发抖，这才知道杨老师有五个孩子，只有老大刚有了工作。杨夫人有精神病，全家人靠杨老师每月六十来元的工资维持生活。   

军宣队关押他的理由，是查出来他在华中师范读书时参加过国民党。当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凡是参加过国民党的人都属于历史反革命，是专政对象。

军宣队选出六名根红苗正的同学，成立了一个看守组，两人一班，轮流与杨老师住在教研室里，白天晚上监视他。军宣队不让我参与看守，怕我放跑他，因为我爸爸也入过国民党，也是历史反革命份子。

没想到，第二天，杨老师就自杀了。

我早上七点到校时，看到教学楼下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死人。走近一看，是杨老师，头上有一个拳头大的血洞，脸色灰白，紧闭着双眼，紧咬着牙关，一脸绝弃黑暗社会的表情。文革中，我见过的死人不下百人，有的是被打死的，有的是自杀的，见惯也就不怕了。我蹲在他面前看了好久，背后的同学推挤，差点把我推到杨老师尸体上去。

看守组的同学告诉我杨老师的自杀过程。

他被关起来以后，一直很安静，看不出来异样。晚上吃过窝头和煮白菜，就坐在单人床沿沉默着。军宣队大声勒令他写交代材料，他抽出钢笔，慢吞吞写了几行，就把笔放下了。晚上九点熄灯，他一声不吭躺下。到了凌晨两点，有个同学听到声音不对劲，爬起来一看，杨老师坐在床边，已经用刮胡子刀片割开了脖子，右手端着饭碗，凑到脖子血管上，接那流出来的血。血流满了一碗，溢出来，悄悄淌到水泥地板上。

同学惊恐地大叫起来，找来军宣队。解放丘八们把杨老师用平板车拉到医院抢救。医生包扎了伤口，说问题不大，切开的是静脉，不是动脉。如果是动脉，血会喷射出一米远，那就没救了。

解放丘八们大骂了杨老师一通，又把他拉回教研室，吩咐看守组近距离严加看管。那个后半夜，同学们没人敢合眼，死死盯着他。杨老师仍然保持沉默，表情非常安静。

到了早上七点，杨老师从床上爬起来，说要刷牙洗脸，趁着同学放松警惕为他拿脸盆牙刷的当儿，从二楼窗户一头栽出去。他是双手背在身后栽出去的，为得是头先撞地，果然当即撞死了。

过了几天，我班来了一位脸上长着很多蝴蝶斑的女老师，走路挺胸撅腚，脚步轻盈，就像水上漂。据闻是某官的儿媳妇，曾在体操队做运动员，退役后做了语文老师。她的错别字很多，把浪遏飞舟念成浪竭飞舟，同学们根据她的肤色，及时给她起了个绰号“茄子皮”。

我至今怀念杨兴老师。他的浓眉，他的国字脸，他的慈爱目光，他的尸体模样，他的脸上与黑暗社会绝决的表情，四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历历在目。他曾在教研室单独教我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他背一句，我跟着背一句，三遍之后，我就会背诵全文了。他说，这是文献派的教学法，专门训练学生博闻强记。他说我有文学细胞，将来能当作家。我后来成了作家，上了北大，杨老师的教诲之恩，终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