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學觀的錯位

由《特洛伊》和《奧德修斯》組成的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的基礎，講故事就成了西方文學的主流，即使是《新約》《舊約》，也多喜歡用故事和對話來講道理。到了近代，講故事就講到頭了，到了法國的巴爾扎克，英國的狄更斯，俄國的托兒斯泰以後，再也沒有故事可講了，這就像古典音樂，古典形式的音樂已經被先人寫完了，現代人頂多能趕上肖邦的水準，無法比肖邦更好了。於是，人們就說，從《尤利西斯》《似水流年》開始，西方人開始玩形式了，“意識流”，“新小說”，“後現代”，五花八門，好像是黔驢技窮了，不過，我倒認為，不能這樣理解。

要說講故事，小說講不過電影，你景色描寫的再優美，比不過一張照片，你的故事再跌宕起伏，比不過一組鏡頭。但是，你演員表演得再好，也比不過文字對心情，意識的描述，這就是西方嚴肅文學家的畢生致力的工作，而這和劇本作家，暢銷書作家是有嚴格區分的。我們常看到，一些現代獲諾貝兒獎的作品描述的對象儘是精神病，弱智，有個性缺陷的教授，極端暴力者，自私自利的小人，當然，也有以很傳統和正常的小說形式對一些並不具典型意義的個體進行的研究。總之，純文學的方向已從講故事變成了說心情，從對歷史，社會的關注轉向了對個人的關注，瑞士科學院在幾乎所有文學獲獎者的評語中，都有這麼一句，“對人類的關懷”。前幾年，我們都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麼西方當代純文學的理論就是說，“個體的就是人類的。”

中國文學的起點和西方荷馬時代差不多，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代表就是楚辭，屈原描述自己多麼胸悶，多麼心堵的《離騷》同荷馬史詩具有同樣的文學地位，不同的是，講心情從一開始就成了中國文學的主流。（因為西方也有史書和哲學，我把史書和宣講道德的策論從文學中分離出來，便於對比）從此以後，漢賦，駢文，唐詩，宋詞，形式不斷在變，但有一樣不變，無論是酬友，思春，懷古，遊歷，都是通過文學表達個人心聲和感受。（有人把明清的小說去攀比西方的文學，本人以為完全不能比，因為小說被主流認定是巧言淫詞，從事創作的正統文人很少，《紅樓夢》這樣高質量的作品竟然會流失不全就是明證。）

不過到了近代，中國人說心情也說到頭了。陳獨秀和魯迅為首的一批新派文人搞了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的文學風氣完全改變，文學以白話文為標誌完全西化了。文學的主流由講心情變成了講故事，經過大概20年左右的醞釀，以茅盾，老舍為代表的打批作家和作品湧現了。即使是以後經歷了無產階級文學，改革開放文學，直至今天的盛世文學，思路都未曾轉過這個彎來。

令中國人不能釋懷的是連文化傳統和底蘊比中國差了老遠的南美，非洲都得了文學獎，日本人也得了N次文學獎了。不過我倒要說一句，日本文學師從中國一千多年了，即使被西方降伏了以後，還是喜歡描述一些變態心理，有時一把小梳子，一個小燈籠，都可以寫成洋洋灑灑一大片，這和中國的詩歌重抒情輕敘述是一脈相承的，這很符合諾貝爾獎的口味。

競技體育的科舉思維對此很想不通，就是奧林匹克作文比賽，搞個5年計劃，投資幾億也就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怎麼老跟中國無緣。前幾年得了一個，也得的不爽，高行健是用中文寫作的法國作家，沒中國什麼事兒，最後只有罵人家“利用小說反華，是一項發明”了。高行健會畫畫，作品以描述在國內經歷的心靈磨難為主，才氣可能不一定比得上一些中國當代作家，但他個人了，所以人類了。

西方的古典繪畫很精細，很費功夫，照相機發明以後，畫家們傻眼了，結果就是畫主觀世界的梵高吃香了，畫變形物體的畢加索發達了，道理是一樣的，“個人的就是人類的。”畢加索結識齊白石，認識中國畫以後，又驚又奇，“中國畫這麼高級，中國人為什麼還要來學西洋畫呢？”

瓦斯彈 於廚房

2008-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