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与兵法（1）

清．徐灵胎云：“用药如用兵”。

想想也真是这样的。比若当年日寇犯华，第一关键便是要依据当时情势确定总的抗战原则，若大方针正确，则胜；反之，则败。其时的蒋中正与毛润之先生，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思路，即蒋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内”和毛先生的全民皆兵，抵御外敌。其结果是，蒋先生后来遭遇张学良“西安事变”，虽也抗战胜利，却也落得个远离大陆，偏安海岛的运命。而毛先生及其政党却执政大陆。何也？细察经方精妙，可知矣。

当有外邪来犯，又兼体有里邪。

仲景先师告之曰：“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伤寒论》第44条），也就是说外邪来犯，又兼有里症之时，若外邪末解，不可用下法去治里症，若下之则就错了。这，是治表证兼里证的一个大原则。何也？原是外邪末除，若用下之，外邪便会内陷，祸害身体。然而，大抵蒋先生是不相信的，他偏偏要“必先安内”去治“里症”，结果内变，又仓促抗御外敌，民心失却正气不扶，导致外邪虽除败走台湾。毛润之先生，则深谙大道，顺势利导，结果两判。

《孙子兵法 作战》有云：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用兵，导致国内贫困的原因，一是军队去国远征，就会使国内百姓日益贫困；二是靠近驻军，会使物价飞涨而致百生财力枯竭。军中财力枯竭，国家就会急于加重赋役征发。兵力损耗于外，内里便陷于空虚，百姓的财费损耗七成；公家财费也因车马疲弊、甲胄矢弩、戟盾矛橹及丘牛大车的消耗，而损去六成。

细究处，这一大段，不正恰和于太阳中风证及其兼证的病机么？

《伤寒论》第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风邪来袭太阳，体内的阳气抗邪于表，不能固护营阴，势必会致营阴势弱；在表的正邪二气相争，发热，当然会致肌体受损，另外“荣弱卫强，故使汗出（《伤寒论》第95条）。因为，肺主卫气，卫气外浮于表，必使肺气升降失调，又因肺开窍于鼻，从而致鼻鸣；还由于阳气抗邪于表，不能固护在里的正气，胃气上逆便可干呕，人便病了。

第56条：“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这一条，是说外有表证兼有里实证，若头痛有热者，说明病已入阳明，可与承气汤；若其人小便清者，说明病邪末有入里，还是表证，可用发汗法解去表邪。其间的意思，也就表明，当人有表邪兼里实证时，虽然不大便也有六七天了，只要小便清，便尽可放心发汗祛邪。

第42条：“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其人有表证，因其脉浮，说明表证仍在；脉弱提示里稍虚，这里的治疗，还是适宜用汗法除表邪。

综上所述，但凡有表证，或者表证兼有里实与里稍虚之病证时，我们皆要依据仲景先师“先治表证，再治里证”的用药思路对付之。因为是中风证，这是选用的方子，便是：桂枝汤方

为何要选用这张方子？

且看此方组成：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桂枝辛甘化阳，驱邪达表；芍药酸甘化阴，敛收营阴。也即，用兵之道——军队要抗敌，国内要团结，还要用生姜大枣补气血，补充供给。抗日“国共合作”很重要，两股势力之间，还须有一剂“甘草”来充当调和。

当然，仲景此方，用之于中风兼证时，里与虚皆是不大重时，方可以用之。——勾回头，再来看1937年左右中国之情状，日本来犯，那时的共产党已经“长征”势单力薄于西北一隅，蒋公急巴巴“先安内”，若以医家论，则是犯了仲景之“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之告诫，蔫能不败！

2015/11/28，磨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