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主不能不谈历史和国民性 索额图 最近老索写了几篇快贴，与几位网友无意间揭开了民主这个老话题。刚才又看到麦先生的帖《民主是个老乌龟》，又有些想法。把这些讨论和想法串合起来，我想较完整地表述一下老索对民主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说法应该还算新鲜，以与同好共赏。 常言道，说话容易做事难。同样，谈民主容易行民主则难。这个“难”并不是制订规则困难，没有人才搞不出来；也不是推行民主制度困难，人民抵制行不通；更不是统治者偏好独裁，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难”，是因为它关系国家的安全稳定，关系民生民族大计，它同样是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问题，它远不是一项或者几项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简单。这个“难”是历史的惯性，是国民性决定的，是精英的力量是改变不了它的。 如果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好，那也只是现在，而不是过去。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是1789年出台的宪法。这部宪法是几个人起草的，由十三个州的代表投票通过的。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还不是一个国家（邦联），依然是分裂状态，只是由于对外战争和贸易的需要，以及大陆会议费用摊派的需要，各州才不得不重新坐在一起，商讨一个共同行动和对外的章程。那个时候，美国没有外来的压力，也没有多少激烈的内部矛盾，更没有一个实力绝对强大的州或者统治者强迫大家或者执行独裁统治。正是在这种和平安全的环境中，他们才得以从容设计了那部宪法。即使那样，宪法仍然很粗糙，没有讨论能不能退出联邦的问题，这就埋下了南北战争的种子。而南北战争根本不是为了维护宪法或者解放奴隶，而是强大的北方对弱小的南方的征服战争。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建设民主体制的进程才真正开始，社会冲突越来越多，法制建设不得不加速，逐渐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完整的民主法制体系。可以说，美国的民主体制虽然是个别人设计的，却是历史形成的。今人盛赞华盛顿如何如何伟大，其实，华盛顿即使想做独裁，可他既没有军队或者经济做后盾（他本来就是一个光棍司令），也没有处理调停繁琐合众国事务的高超办事能力，他就是连做五届总统，不买他帐的州照样不买帐，他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去统治谁！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状况。 与美国比较，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轰轰烈烈，推翻了老王朝，但国家内外交困，民主制度就不像美国那样标准或彻底，君主立宪就是英国内部社会力量妥协和外部力量压迫下的结果。也就是说，欧洲各国的君宪体制也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他们的人民在当时并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两个民主版本都是特定历史人文甚至地理条件下的产物，绝不是什么普世标准。 中国的历史我们都清楚，皇权思想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即使推翻了清王朝，这种传统还在，不单在老百姓的观念中，也是实力派人物的胸怀中。袁世凯复辟并不偶然，当时一大批上层人仕包括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是拥护的。他们并不是愚昧落后，他们也是考察完欧洲研究一番之后得出结论，君主立宪不适合中国。蒋介石独裁似乎已成定论，其实他最多算个大军阀，在全中国行得通的政令恐怕最多是嘉奖令。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以及国共内战，这本身说明，他远没有达到独裁，虽然他十分想独裁。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倒是与美国独立后的情况最相近，各地都有军队（民兵），各地都设自己的政府和厘税，谁也不服谁，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和参与打破了力量平衡，他们也许迟早会像美国十三州一样达成妥协，产生出中国式合众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不愿意看到中国各军阀的联合，中国的军阀们自己也不愿与人联合，因为中国的皇权思想控制了他们的思维，做不了统一的皇帝，他们宁愿做分裂下的皇帝。你不能说这种思想一定是罪恶的，几千年来如此，难道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因此而罪恶吗？！ 研究了中国现代史的人应该清楚，新中国的诞生并不是中国人天生好斗，喜欢造反，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导致中华民族出现了生存危机，中国人民不得不起来反抗求生存而造成的结果，包括蒋介石政权在内也是其中的积极因素和重要造反力量，蒋介石政权也有它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借力打力，借帝国主义之力消灭敌手，以达到统一的目的，则不单是他们个人的谋略计划，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因为没有外力的介入，均衡就打不破，统一的目标就达不到，更长远的国家民族强大的目的就实现不了。所谓各种主义比如革命，国共都称革命，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因为那是中国传统中的东西，不需要借，即使借了也是幌子，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如果说这其中有规律的话，大一统皇权统治下的内部力量和利益均衡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稳定延续的根本规律，打破这个定律，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产生分裂。把这条定律放到美国建国初期，如果当时的美国处在四面包围中，它断然不会产生民主国体，只能是独裁体制，因为独裁可以集合社会力量一致对外，这也是铁律。法国在二战中灭亡了，英美生存了下来，只因大海帮忙，别的原因都是写字人的生花妙笔制造出来的鸡毛蒜皮。 新中国独裁是吧？！新中国抗击了自蒙元以来所没有的大规模外来侵袭，而北洋和国民政府时代绝不会有这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的民族生存了下来，有了今天的改革开放时代和中国崛起的机会。你可以做各种假设，比如老袁当皇帝啦，国民党当权啦，日本人执掌中国啦，但是这毫无意义，因为是历史在当时就选择了新中国，当时的力量对比决定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偶然性。偶然可以改变事件，绝不能改变历史的轨道。也许你会说，如果新中国与美国合作，而不是与苏联合作，也许中国早已经现代化了。可是老索以为，美国可以把小国变成小龙，却绝不会把大国变成大龙，这是他的根本国家利益使然，更何况，中西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冲突性（请参阅《我们正在逼近中西文明冲突爆发的时代》）。你现在可以设想在中国现代当代史当中，哪个时期最适合中国推行民主制度。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还是今天？ 今天的人们提起毛大圣，必责其反右或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我无意为什么人辩解，我只是把历史摊开来让我们一齐看。老索在《民主政治与明君政治》中提出了“农民政治”这个概念，“农民政治的政权形式就是所谓的封建王朝，农民的利益代表恰恰就是封建皇帝。”，“每一代封建王朝的建立几乎全都是靠农民军打出来的，是农民认同、选择并支持了这种政权形式，就像资产阶级革命造就出民主政治一样，这完全是农民心甘情愿做出的决定。”，“农民的选择，和农民的生产方式一样，他们做出了选择、付出了努力之后，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他们的代表――皇帝给他们以恩泽和宽厚，就像播下去种子期盼风调雨顺、等待收割归仓一样。”，“农民自由散漫的个性和无组织的特点，使他绝对想不到或设计出一种体制，在扶别人去坐自己打下来的江山的同时，应该如何监督他、使他永久地为全体农民服务。于是那个最大的农民变坏了，无法无天了，农民无可奈何，只有等着下一次革命收拾他，就像民主社会的选民选了一个不好的总统，只能等着下次选举一样。”不是这样的吗？毛大圣有天大的本事，也需要人民参与，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国民性—农民性，文革又如何搞得起来？！在大历史中看，文革岂能是一个人一个政权就可以搞起来的！ 我们痛恨腐败和贪官。可是贪官是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一个阶级，是一种传统，是皇权的一种派生现象，是某种国民性的体现，它在历史中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朱元璋用剥皮抽筋来惩治贪官正好说明贪官症的顽固性。贪官可以残害忠良，颠倒黑白，贪官也可以引狼入室，颠覆政权。贪官有经济和政治能量，他可以用民主的名义，把公平和正义送入坟墓，把帝国主义请进来！更何况，平民，我们普通的中国人，在经济社会迅速变化的形势下，价值判断和政治取向混乱，当了汉奸卖了国也浑然不知。给藏独印旗子能赚钱，他就干，也是有产阶级，觉悟连当年居委会的老太太都不如，还在争取进中央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乡村民主选举已经搞了好多好久了，可是总是走样，用炸弹炸死对方，用金钱贿赂选民，甚至威胁农民，在其它民主保障体制没有建立、人民不能熟练操作民主规则的现实情况下，推行民主政治改革的风险很大，就像在颠簸的船上单腿换裤子，不摔才怪呢！国民性的差异足以使民主这个好东西“逾淮为枳”。 精英们都认为自己很精明能干，他们认为，我们把民主这盘菜炒好了端上来，你们直接享用难道不好吗？历中上有两个杰出的精英，是今天的中国精英们不可比的，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王退思先生，他们两个人设计的当时的经济财政金融税收政策，几乎比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家们的设计还要先进，是绝对的精英领导，结果呢？历史抛弃了他们！精英的毛病在于，他们不认可人民，不承认现实，不在乎我们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固执地不惜用激烈的甚至革命的手段来推进社会改革，和法国的革命先驱们一样的生猛。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敢交给他们做试验？！ 民主改革难的不是改革本身，而在如何保障民主体制健康地运行下去。美国其实一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座标，他们的颜色革命着实把中国的政治人物们吓了几跳。门外有狼守着，你能保证政府中间没有外来利益者的代理 人？如果不是，为什么某些西方大公司要专门派人拿着美金搞公关？中国能不小心吗？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其实我们很难找出哪个历史时期最合适推行政治民主改革。中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社会环境，以及现今我们的国民性问题，使中国无法大胆地推进任何大的社会改革。皇帝不再了，谋求万世的人应该极少了，报守一种如果是十分危险的政治体制，恐怕也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中国政府其实一直在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政治方式，只是还没有头绪。中国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为经济和社会争取创造出更大的生存空间，以备后来人在较为宽松安全的环境中走出政治民主改革那一步。社会的焦躁与冲突以及外来压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可是一个石油短缺问题已经让中国政府捉襟见肘，老索在2005年7写的《中美牛虎之争： 东亚对抗与东海之战（中）》中说过，“许多年来中国人感觉兴奋不已的巨额外汇存款，如果遇上经济灾难，比如粮食短缺、油价狂飙、缺乏原材料等，几千亿外汇也支撑不了中国多久的。打石油的主意，控制中国的油源和油路，是中国的对手必然选择的王牌杀手锏。”，今天应验了。中国在经济以外的各项改革中取保守态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也是被新帝国主义捆住了手脚，没办法。 老索并非不喜欢民主不懂民主或与什么派别较劲，我主张民主小步走，积少成多，直至水到渠成时，直到本土的农民和农民企业家能够培养出真正的爱国意识，直到中国农民企业家能够认识到创新是民族和国家之根本（请参阅《和平崛起就是中国农民的崛起》） ，直到中国人能够自觉地去图书馆学习，而不是盲目崇拜美国或者把侵权当便宜占。想到毛泽东故居前跪拜的人绝不是少数。怀旧只能说明他们对民主知之甚少，而他们可接受的喜爱的人可能还是明君。同胞，如果爱国并真正关心中国的未来，当我们讨论民主的时候就不能不结合历史和国民性来看综合地问题，否则，我们才是十足的“愤青”。 索额图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凌晨于北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