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得闻刘晓波之名，是在他读研究生（师从黄药眠先生）时提出“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那给人的感觉是故作惊人之语。继而分析，那不是在回答“中国文学的发展出路”的问题，而是取消问题本身。

后来，刘晓波介入政治。在“六四”后的一次访谈中又有惊人之语，谓中国人难得政治进化，也许是人种问题，解决之道或许是先作“三百年殖民地”。其愤激之情可感，然而，又一次，这不是回答“中国人如何才能争到自由幸福”的问题，而是取消了问题。

在政治行动上，刘晓波所为可圈可点。

一、“六四”当夜，火药味临近，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台上，说是面迎锋镝并不夸张，刘晓波坚决主张不用武力抵抗。这不说明他害怕，因为他当时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结果，如果是“学管”代替了军管（即用另一种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正是其最大的失败。并且，他在广场上一直坚持到与全体学生一同撤离。

二、提出并做成《零八宪章》。

刘晓波被判罪入狱后，行迹也很清楚。他原未料到自己会被关到罹患绝症，因而是准备在中国恢复自由之身的。临终前改变初衷，欲争取与家人一起出国，那是在已经为中国尽完了力、唯一可求者只剩自己（最后一点点）和亲人的人身自由之际。这无可非议，值得一切中国人的同情和支持。

为保一党专制，违法（宪法）将言论者如刘晓波等剥夺自由，要负责任的不只是当时判刘入狱十一年的胡锦涛，其前后任江泽民习近平也不能逃脱其阴恶的罪责。

海外民运（重音越来越落在“海外”而非“民运”二字上面）对刘晓波的态度令人失望。任何人都可以秉持与刘不同的分析、观点、乃至信念，然而当一位言论者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时，任何人都应该首先主张恢复他的言论权利，而不是急着指摘他做得错啦或者远远不够云云。海外民运要将重音拉回到“民运”，先要实际表现出你们的理念和愿景究竟是什么。

刘晓波，一位身体力行的言论者，以生命放下了一块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