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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长诗的生与死 就好象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你将于何年何月何日死亡一样,关在黑监里的我,也不可能知道我将于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走出这漆黑的监房,这漫漫长夜我难道就这样躺着等死吗?我必须做点什么。 反右运动前,我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和写作,也发表过一些不成气候的散文和诗歌,我为什么不利用这充裕的时间,安静的环境搞点创作？我决定写一部长篇叙事诗,并为此开始了我的准备工作。 任何一个看守所都有不定期的查房制度,虽然犯人的生活用具极为简单,但搜查起来仍十分仔细,特别是对我们这类有点文化犯的又是所谓犯反革命罪的人。个别责任心特别强的看守兵在搜查时,甚至连睾丸都要隔着裤子捏一捏。当然这不是对你的性别有什么怀疑,主要是这些隐秘的地方有可能藏匿违禁物品。有时搜身检查完毕,立即进行监房大调动,如果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在监舍里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你也就无法取出。监狱里是绝对不允许搞什么创作的,这类突然袭击地搜查,你写的东西能藏在哪里而不被发现? 古人说：未曾行兵,先寻败路。我必须作好两种准备,首先作品的内容决不能让人抓住把柄,以免在我今后的判决书上增加更大的政治重量,因为我并不想死,特别不想被枪毙而死；其次,应该尽量不被发现,这也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难。前文曾提到过我曾领到过一床“其臭无比,其脏无比,其补疤多得无比”的棉被,这多得无比的补疤并不限于被面和被套,就连棉絮上也是疤上重疤,这些棉絮上的补疤藏几张折叠得很小的纸片简直轻而易举,因为一般人的经验中,很难把棉絮和补疤联系在一起,更难想到这些补疤竟然是一个个荷包。 笔和纸张,只要向看守兵报告,诳称要写交待材料就可以领到,虽然是质量低劣的蘸水钢笔,那也无关大局,反正我也不会送去参加书法竞赛。 从这时开始直到1963年,共两年多时间,历尽艰险,我创作了一部五千多行的长篇叙事诗,题为《嘉陵江三部曲》。内容是写三十年代一个地下党员牺牲前将两个遗孤放在打谷子的拌桶里,任其随嘉陵江漂下,在南充为一船工救起将其抚养成人,后来参加华蓥山游击队的故事。 现在想来把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归纳在公式化概念化系列并不为过,可当时我还信心十足。甚至在雷马屏劳改农场服刑期中,托一位刑满的朋友袁永桂秘密带回成都,袁又率他的两个弟弟(其中袁永恒时下为成都大师级相声演员一一当然他的这个成就和当年替我抄诗没有任何关系)代为抄写。平反后我只给一位文学前辈看过,他一口否定,可我并不甘心,又将它改为电影文学剧本交《红岩》编辑部里的一位朋友,他用赞赏我钢笔字写得漂亮的方式婉言谢绝。就这样彻底粉碎了我的千元稿费梦,只有将它作为本人的“馆藏物资”“束之高阁”了。 我对这部长诗的不甘心失败有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我在后面那段《破手套与“核弹头”》中还会交代。最重要的是我为它付出的心血实在太大,虽然两年多时间对终日无所事事的犯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我所冒的决不只是“剃花脑壳”的风险(事实上我为它戴过一个星期的手铐---这对犯人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不妨举一个关于蓝墨水的例子,来证实一下我的艰辛。当犯人已经结案,不再提审也就不再写交代材料时,你就再也要不到笔墨纸张了。这三种物资唯有蓝墨水是最难存储,因为装它的瓶子在查房时一旦发现便拿走了之。我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用一块像一张名片那样大小的碎布,在有墨水的时候,不断用墨水将它淋湿、晾干,再淋湿,再晾干,数十天后这碎布己凝成载满蓝靛粉的厚块。领不到墨水时,我便将饭碗翻转来,用碗底的凹糟盛上水,将那块蓝靛碎布在水中晃几下,我的生产车间就可以立即献出蓝墨水若干毫升。再举一个关于纸张的例子,一方面它来之不易,必须节约使用；另一方面,在正常情况下, 五千多行长诗几乎要用三大本稿笺纸,这一大摞纸能藏在什么地方才能躲过搜查者的眼睛?那年头我的视力极佳,我能将字写得很小很小,交给袁永桂带回成都那一份只用了四页纸就装下了,那还不足为奇,我还珍藏了一份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版本,几乎用的是微雕工艺,它只用了两页纸,折摺起来只相当于四片灭蚊药片的体积,我还从破棉被上撕下破布一小片,缝成一个小口袋将它置于其中,经过大约100次以上的搜查都逃脱了法网。只可惜这个袖珍精品平反后却被大大咧咧的我自己丢失,使我遗恨终生,这也得怪它体积太小了。 总之,这首作为文学作品的长诗是失败了,但是作为一种创作精神,我真愿意为它献上一个上面写着永垂不朽四个大字的花圈。 写下墓志铭 我满60岁那年,特意制作了一张名片,这名片赠给的对象都是我视为朋友的人。正面印有我的永久通信地址邮编和电话号码,背面则印着我的墓志铭,写它的时候我28岁,地点就在这个黑监里,内容如下： 墓 志 铭 这盒骨灰的原料来自张谋的尸体, 他曾经是孩子、是才子、是天之骄子； 也一度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 最后他才是赤子、是刀子、是过河卒子。 他咬牙切齿地恨了半辈子, 也刻骨铭心地爱了半辈子。 印制成名片的时候,我对第一行和最后两行作了修订,其余都保持着30年前的原貌,修改的原因是我没想到我会活到时兴火葬的年代,故原句中棺材之类的词汇应予淘汰,最后两句仿佛是“他穿着破裤子,他苦了一辈子”之类也作了修订,因为我平反出狱后的下半辈子也没有苦到穿破裤子的程度。 我在黑监里写这个墓志铭的时候,虽然处境十分恶劣,似乎受着死刑的威胁,但我认为我不至于判死刑。原因是虽然在劳教队我有几个比较知心的朋友,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小圈子,或者进一步说成是小集团,或者再进一步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或者更进一步说成是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不幸得很,我的案子最后竟按这“更进一步”来落实了)。这毕竟都只不过是些说法而己,我们一无什么纲领,二无什么组织,三无任何文稿,就算是集团也得在前面加上一个“准”字才稍稍确切一点。虽然我和某某某有逃跑的行动,但铁的事实是抓捕我的人是天津市的公安人员而不是任何一个大使馆的门卫,抓捕我的地点在天津市街头而不是任何一段国境线。冤案也不能冤得太离谱了吧。不过在极左路线猖獗的时候,发生“意外”也完全可能。写它是有备无患,是防止意外,而印成名片则因为我年过花甲,垂暮之年,更要预防意外。 其实令上面对我最恨的是我的那些“供认不讳”的言论,也就是判决书上所罗列的“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那年头称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是三面红旗)、“为彭德怀元帅鸣冤叫屈”等等属于“死有余辜的罪行”。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再等一年,即1966年,也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对我进行宣判,那我的墓志铭就立即派上了用场,只不过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六行文字,因此它唯一的用场只是在枪毙之时安慰一下自己而己。 回 到 大 监 在黑监关了整整8个月,大约是1962年秋,我又调回了大监,仍然是独居关押。 就在我用破棕垫将破棉被裹成“糯米包油条”准备抱着它走出黑监前1秒钟,真正是1秒钟,发生了真正的意外。当我把“糯米包油条”抱离我那土炕似的床位时,我忽然听见很轻微的“当”的一声,那分明是一个小金属物落地的声音,顺着声音指引的方位瞧去,竟然是一个大约3公分长1公分宽的薄铁片,不知是哪位犯兄将它塞在破棕垫里的,这在监狱里是绝对的无价之宝。此刻押解我的看守兵在门外哼吟着那首《公社是棵常青树》的革命歌曲,丝毫没想到会出现什么无价之宝,我也不会作出用这无价之宝去换取从轻发落的蠢事,当然顺势将它夹于掌中带入了我的“新居”。 如果说黑监像坟墓,这里就是天堂,它宽敞明亮,通风良好,在这“四合院”的一个拐角处。我独自一人占据着40多平方米的居住面积,甚至大大超过了当年司局领导的住房标准,使我颇感羞惭。只是因为这是被武装人员胁迫入住的,并非以权谋私而得,不安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众所周知,一个连公民权都没有的人,那还有多余的权力为住房而谋私。 除12间小监外，“四合院”里的大监房共有11间,其中我正住着的这种可库存20多名犯人的大监房共有4间,我在被关押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乔迁”9次,这就意味着只有两间房我没有住过。又因为这两间中有1间是女监,由于我的性别不符要求未能住上,实际上只有1间我没能住上,这很可能又是我这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干下的另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只是因为是被迫“乔迁”,不能冒充“壮举”。 在所住过的9间监房中,我最讨厌的便是这一间,这并不是因为8个月的黑监生活已改变了我的习性,乃至于向往黑暗；也不是因为在这个监房里,被一位上士班长在查监室捏了捏睾丸而受了什么奇耻大辱(他充其量怀疑我当过宫廷太监,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唯一的原因是它的地理位置对我极为不利。我在黑监里刚刚写完《嘉陵江三部曲》的第一部,正兴致勃勃地准备接着写第二部,而这间监房地处咽喉,它在从大监到小监去的必经的一个通道旁边，通道的一侧是我的这间新居,另一侧则是大厕所。因此提审犯人,看守兵上厕所,交接班,犯人放风倒尿桶,总之,脚步声断断续续,夜以继日。在监狱里从事“非法写作”(此词为本犯杜撰)只要听到脚步声就必须中断,并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坚壁清野”,防患于未然。否则一经发现极易扣上继续犯罪的帽子,弄你个前功尽弃又何苦乃尔。 我只好改换门庭,另觅“就业”之道。 从破棕垫里掉出来的小钢片,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无价之宝,我决定量身定做将它磨成一把雕刀,我在前文中曾写道,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物件的功能都将被需要某种物品的人加以延伸。比方说,犯人没有剪刀或指甲刀,因此犯人的牙齿的功能就延伸成指甲刀,或者将墙上的砖头地上的石块延伸成指甲刀。雕刀则更可以延伸成指甲刀,当然它的主要功能应该还是雕刻。我难道不可以利用这充裕的时间来雕刻一番吗? 我开始在砖墙上磨我的“无价之宝”,花了很长时间,除了将砖头磨出一个凹糟、地板上留下一片可疑的粉末以外,小钢片似乎无动于衷。这时我只有用儿提时代外婆教我的格言“只要功夫用得深,铁杵也能磨成针”来激励自己。第二天,甚至我紧捏钢片的指头都打起了泡,它还是不像一把雕刀。 后来我坐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无意间拿起床边的大土碗,它翻过来的底部早己延伸成我的蓝墨水生产车间,我用小钢片在该车间的“屋顶”上一磨,奇迹终于出现,不到3分钟,它己经成为一把闪着亮光锋利异常的雕刀。当然这个蓝墨水生产车间又延伸成我的磨刀石或者夸张点说,成为我的金工车间。 既然有了车间,必然会想到扩大生产规模,我早己发现,门板上有一颗“态度很不端正” 的钉子,我对它“蓄谋己久”,便持久耐心地用雕刀将钉子周围的木头剜去,同时不断用手指加以摇动,它没有辜负我外婆“功夫用得深”的教导,终于“脱颖而出”,我立即送到效率颇高的金工车间,很快地又生产出第二把雕刀。 我雕刻的东西(不敢称为作品)主要有三种,计地板类、瓦片类和门柱类,分别交代如下： (1)、地板类：从门上的窥视孔向监房里面看,有一个四平米左右的死角区域, 狱方规定犯人的“床”禁止铺在这个死角,因为看守兵查房时看不见,我在这个死角区域的地板上刻了不少打油诗之类的东西,大约十首左右,这些“东西”足以证明我在前文中称自己为平庸之辈决非自谦之词。我勉强能记起总题为《遗憾》的几首小诗的若干片断如：聪明伶俐的猿猴/为愚昧充当着玩偶,辛勤耕作的老牛/贪婪的鞭子总跟在尾后。记得那最后一句是：属于天空的小鸟/在囚笼中呼唤：“还我自由”。如此而己。 这十多首“东西”中,我唯独对其中一首《臭虫》,给予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即允许它记忆犹新,故全文抄录于下： 臭 虫 我的热血,引起它的注意, 我的鲜血,被它偷偷吮吸, 我的赤血,染红它的躯体。 然后,它踱到我鼻子跟前, 放一串臭屁, 以自鸣得意。 (2)、瓦片类：灌县看守所的牢房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监房只有三面墙壁,剩下的一面是用薄木条钉成的栅栏,栅栏外面是围墙电网,栅栏和围墙之间有一条约四十公分宽的通道,这个阴暗潮湿的通道围着这四合大院绕上一圈。感谢仁慈的上帝,这给人以“腹背受敌”威胁的通道是看守兵最不愿去的地方,那股浓烈的霉臭味谁也不愿品尝。在我“下榻”的三年多时间里,只有那位“摸睾丸上士”用不发声音的“猫步”踏入过一次,他像幽灵一样突然从那个无人涉足的方位闪出,简直令我魂不附体。为了纪念这次魂不附体,我特地将此通道命名为“猫步通道”,请记住这个通道的名字,以后还有事情在那里发生。 我们知道,地板和地面总有近二十公分的距离。我曾经爬在地板上,弯曲着手腕用手在这二十公分距离中摸索,希望能捡拾到什么无价之宝,结果发现,下面散落着许多破瓦片。这玩意硬度不高,雕刻起来非常省力,而且坐在床上就可以完成,特别轻松自如,甚至连一点“乱说乱动”的嫌疑都不具备。 我用瓦片刻了几十件“东西”(不是作品),有打油诗,有图画,有贺年片,还有我写给公元101世纪考古学家的赠言等等。 我敢保证,绝对没有矛头直指某某某之类的文字,我不想给那些考古学家添麻烦。 (3)、门柱类：看守所有一位狱医,是一个刑满就业人员,大部份这类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对比他档次更低的人(如本犯)十分傲慢,态度恶劣。似乎用这种对敌斗争的坚定态度拉开与我等的距离以后,他就更像一个“正人君子”了,或者更“革命”了,或者立场更坚定了。我从来没看见他跨进监房认真地看一下患病的犯人,即便开门的看守就站在他身旁。他只是拨开窥视窗鼓起一双眼睛问上两句,甚至不给药还吼出一句“你是思想病”的斗争词汇,犯人对他恨之入骨。干部和看守对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通常都以其绰号相唤,呼为岳跛(音读掰,四川方言称跛子为“掰”子)子相称,虽然他的一只脚只能踮起来行走,又何苦丝毫不顾及他在犯人中的“威信”,在犯人面前也这样呼喊。刑满就业人员对干部和看守而言,肯定要低一个档次,那是他当年犯罪留下的后遗症,万分遗憾的是,这个后遗症正是一个不治之症。 我在这狱医经常鼓眼睛的窥视窗房,为他献上了打油诗一首,全文如下： 赠岳跛子 立场坚定丁字形,/工作耐心鼓眼睛, 阿司匹林治百病,/人道主义装饰品。 另外,我被捏睾丸的那堵墙边上,有一根被砖墙包着的柱头,因为柱头粗大,一部份露在了砖墙外面,在和睾丸等高的位置上,我刻下了“人类啊,你的尊严在哪里”?十个大字加上一个加大型的问号。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这间监房中间部份,分别矗立着两根直径20多公分的大木柱,我在这柱头背着窥视窗的那一面,分别刻下了两行类似对联的玩意：“打捞着汤底里几片孤苦的菜叶,捕捉着汤面上几颗伶仃的油珠”。并为它准备了“自然灾害”四个字的横额,可惜那横梁太高,我爬不上去,只得留下一个遗憾。 另一个遗憾是我搬出这间监房的当晚,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木匠,他叮叮咚咚在我学习雕刻的监房里折腾了半夜,影响了全监各位号码的睡眠,这是我不曾估计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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