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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决定脑袋的中国文化 2017-04-28 18:20:35

大脑思考靠逻辑,屁股思考靠感觉。以生殖器的“阴阳”视角来看世界,就会形成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文化阴阳文化是感性文化、阴谋文化、两面派文化、极性(两极跳跃)文化,是缺乏中立公平正义的立场文化。只有把逻辑理性放在感情之上,才能走向中立、公平、正义的逻辑文化。西方之所以走上中立公平正义的之路,是因为西方有个超越性的“第三方”——基督教,它为人们确立了绝对的、普世的道德标准——十诫。中国文化一直没有确立绝对的、普世的道德标准,就不可能确定做人的道德底线,就不可能有正义。譬如:君权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就取消了做人的底线,就取消道德和正义,因此,君王可以吃人、杀人。事实上,中国人最看重的不道德底线和绝对正义,而是所谓的“长生不老”、所谓的“未知生,焉知死”,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终成了“生生不息”的生殖崇拜。为了自己“生”,就去压制他人的“生”,不顾道德底线,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最终堕落成了吃人的魔鬼。

 

一,“阴阳”源于最原始的生殖崇拜

 

1923年钱玄同首先提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此后,周予同、范文澜、郭沫若也予以认同与发挥。赵国华也认为八卦的根源于初民的生殖崇拜。他们都指明一点,阴爻“――”、阳爻“-”起源于生殖崇拜,是对男根女阴的模拟。

 

阴爻的真正定义原型为女性的耻骨,女人的耻骨在人体的会阴部,也叫骨盆,是一根有韧带相连的两端断开的骨头,女人生孩子时耻骨可以打开变阔,生完孩子在韧带的作用下可恢复原样,这断开的耻骨古人认定是阴爻的代表,也叫“开元”;男的耻骨则是一整根与骨盆相连是阳爻 ,统称为“乾元”。古人在在探究人类遗骸时发现男女生殖器的差别而获得阴阳的象形定义。并进一步认为:骨之气源于肾,肾之气源于坎水,说明了人之初的形态是“一滴水”(精子)。这就是老子的“上善若水”的起源,进一步观察天上下雨,古人认为水起源于气,而气本身就有“万物有灵论”的生的含义。

 

老子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精”就是气,是阴阳和合之气(“冲气以为和”)。“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王振复认为:“气在甲骨文里写作〓,指原始初民对河流始而滔滔、忽而干涸之自然现象的神秘体验,兼指河水忽然干涸之神秘的自然状态。甲骨文‘气’是一个象形字,上下两横像河岸,两横中间一点,表示流水干涸之处。由于是神秘地看待这一自然现象,因而气这一概念一开始就蕴含着远古‘万物有灵’的意识。而‘万物有灵’,实际指‘万物’有‘生’。生乃气之魂魄;气乃生之根因。在文化意识中,气与生始终是融合在一起的。气这一范畴,与生一起,一开始就揭示了中国生命文化的本蕴。在原始巫文化中,气是一种巫术占筮得以践行、得以灵验的神秘的‘感应力’。”气的飘忽不定、不可捉摸性,导致中国人看问题喜虚无、喜欢感悟、体验,从而与科技实证的逻辑思维分道扬镳。

 

人类历史上曾存在一个漫长的生殖崇拜时期。欧洲旧石器晚期,从比利牛斯山到顿河河谷出土的石质或象牙圆锥妇女像,一律具有乳房高耸、臀部浑圆、阴部突出的鲜明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辽宁红山文化大型祭坛的无头孕妇像也刻意表现乳房、女阴等生育部位。在宝鸡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了造型逼真的男性生殖器官模型,而新疆呼图壁县发现的世界罕见的大型生殖崇拜原始岩画,图中男女在交媾情态中翩然起舞。

 

从语言文字中也可以看到生殖崇拜的痕迹。 “也”在古汉语中是语气助词,然而“也”字的最初意思就是女性生殖器。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字的字形就象女阴的形状。它反应了初民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且”,在甲骨文金文以及小篆中,皆象男根形。从出土的石祖、陶祖可知,“且”即是先民崇拜男根的产物,由对男根的崇拜发展到对男性先辈〔即祖宗〕的崇拜,“且”即“祖”的初文。根据造字原则,“示”在左边为神祇,“且”在右边为男根,合在一起,便是以男根祭神之意。我们看到古人祭祖的牌位,你会发现它的形状就是一个典型的“且”字。在河南湖北方言中,有一个具有赞美意义的词,就叫作“性”(湖北话读作“行”)。一个人力气大,买彩票中了大奖,买了辆豪车,就说“这人很‘性’”,或说“还是人家‘性’的很”。一个人干活不紧不慢,做事拖拉迟缓,就说“这人不‘性’”。“性”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人们把它当作溢美之词用,却隐藏着最古老最深刻的生殖崇拜内容。

 

 在《周易》八卦中,乾为天,为父,为男,坤为地,为母,为女。从《系辞下》中“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出发,很清楚地看出,《周易》八卦是把阳爻“-”当作男根,把阴爻“――”当作女阴。不仅如此,《周易·系辞》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被认为是关于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又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多数学者认为上述均表明男女生殖器在交合后有“大生”与“广生”的意义。李约瑟说:中国的阴阳观念“乃是得自于人类本身性交经验上的正负投影。”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指出,作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的人类“生产”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原始社会,人们普遍重视人类自身的生产,并由此形成了生殖崇拜。赵国华说:“人口问题在原始社会生活中成了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延续的大事。社会的这种迫切需要,导制原始人类产生了炽盛的生殖崇拜以及生殖崇拜文化。”

 

除男根女阴说外,还有其它几种说法。譬如:阴阳是由日光的向背引申出来的。朝向日光为阳,背向日光为阴。单从表面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那都不是当时最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的现象,最引人关注的是生殖崇拜。赵国华对伏羲作时代的半坡遗址的彩陶上的鱼纹作了研究,认为:鱼纹并非图腾符号,而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他说:“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从内涵来说,鱼腹多子,繁殖力强。当时的人类还不知道女阴的生育功能。因此,这两方面的结合,使生活在渔猎社会的先民将鱼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这表现了远古人类的一种模拟心理,表现了他们对鱼的羡慕和崇拜。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引导下,远古先民尤其是女性,希望对鱼的祟拜能起到生育功能的转移作用或加强作用,即能将鱼的旺盛的生殖能力转移给自身,或者能加强自身的生殖能力。为此,应运诞生了一种巫术礼仪——鱼祭。半坡那些精工特制的彩陶,便是神圣的祭器。原始先民以鱼为神,实质是生殖崇拜,以祈求人口繁盛。”

 

 “古人对阴阳的理解,应该起源于人们对固定的周而复始的现象的关注与理解”,固定的周而复始的现象,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性现象如月经。在这一观察范围内,人们对“固定的周而复始的现象”也就是性现象的长期关注与理解,就产生模拟男根女阴的阴爻“――”、阳爻“-”。《易经·系辞下传》 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阴爻“――”、阳爻“-”,正是“近取诸身”的结果。

 

二,中国“神”源于生殖崇拜

 

殷商时期,神的形象是一条夔龙,两端各有嘴口,以构成神秘的通天的管道。从天上吐下甘露和雷雨,使大地盈满生命的精华,以养育群生;在地上吞杀群生,使他们升天归源。所以,甲骨文中“神”字就是一条双嘴龙的象形。神龙负责一切万物死生循环。神具有“天地之交”的生殖机能。所以,“上下合”(交配)为吉,而“上下分”(拒绝交配)为凶。《郭店老子甲》第十九简言:“天地相会也,以逾甘露。”传世版本第三十二章言:“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降甘露”是天地相合(交配)的高潮。

 

中国文化是神秘主义文化,说不清楚才是道,才是神。“道可道,非常道”,说出来的道,不是永恒的道(常道)。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神”被古人解释为“气”或者“气”之精华、精灵、精怪,具有变幻莫测之功能。这变幻莫测之功能可以指场地的变换如愚公移山,山被移走的场地的变换是神帮助人实现的;更多的时候,这变幻莫测之功能指的物质转化即生物的繁殖。

 

孔子在《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什么,“道”就是“合二为一”的“生”殖力。《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这就是说,生生不已的生殖运动是宇宙万物以及人类发展的根本规律,阴阳变幻不定的生殖力叫做神。可以断言,汉语的“神”来源于“生”,“神”指就是那变幻莫测的生殖力。所以,儒家反复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荀子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荀子 ·礼论》)。生殖崇拜导致了“鱼”(多子多福)崇拜,由此发展为阴阳鱼的太极模型。太极阴阳鱼相抱的图形,白鱼表示阳,黑鱼表示阴,太极图被认为是雄雌(男女)相交合之象,至于黑鱼头中的白点和白鱼头中的黑点,则是“男女相抱交合时双方元气相互接通的表现”。其实很多动物如鱼类就是雌雄“相摩”、“相荡”而进行阴阳结合,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生生不息”的。

 

生殖崇拜要求阴阳互补的整体主义的协作,即:夫妻是一个整体,家是一个整体,夫妻相互依赖,母子相互依赖。因此,中国的社会基础就是生产力即生殖力和亲族关系,没有独立的个人,大家都是巨婴。《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儒家这个说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相似。亚里士多德描述了人类从“个体两性结合(配偶)→家庭→村坊→城邦”的发展脉络。儒家的出发点是整体主义的天地,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个人。

 

中国人求神拜佛,给祖先烧钱放炮,是为了长生不老、多子多福。可见,中国人拜的神就是“生”殖力。中国人的神就是一种巫术神。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可见,中国人的神不是“本体”,神是“祭”出来的,不是笃信彼岸确有“神”在,而是彼岸之“神”不妨有,也可以没有。这种巫术心态与西方宗教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道法自然”被解释为道自己如此。基督教说:“道法自然”不对,因为所有事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二者区别是,道家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的。基督教认为:所有的自然物是上帝造,没有主动性,世界被视为机器。所有的民族都没有机械自然观,只有基督教有。这是因为:机械之所以是机械,就在于它默认,机械之外有个创造者上帝。所以,现代科学才敢于拿一整套规律一揽子解决全部问题。没有机械自然观就没有现代科学,而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机械自然观,所以,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中国没有发展出一神教原因是由农耕宗法社会、原始思维、专制政治三种因素合成的。马克斯·韦伯认为,“要判断一个宗教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可以运用两个在很多方面互相联系的尺度。其一是:这个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其二是:这个宗教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个宗教与世界本身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然而,中国宗教的理性化进程是半途而废的。就第一尺度而言,它始终没有摆脱巫术纠缠,天人感应是建立在巫术基础上的,与神灵或祖先的沟通也是借助巫术来进行的。祈晴祈雨驱瘟禳灾概不例外,不仅民间盛行,官府亦带头垂范。就第二尺度而言,由于神权被政权所掌控,天意被圣旨所代表,导致上天所代表的理性与世俗政权的非理性之间丧失了应有的紧张性,这就使神圣价值失去了拷问、鞭策世俗政权的积极功能,而完全沦为帝王的御用工具。这样,中国人人就失去了真信仰。

 

三,可笑的长生不老巫术

 

人和自然一样,都内含着一种活动“力”,这种“力”被泰勒表述为“万物有灵”的“灵”,在一些近代的原始部落那里则表述为“马那”。说白了,这“灵”、“力”、“马那”的内核则是对一种“生殖”、“生长”之力的敬畏、崇拜、信仰的表现,中国先民的“重生”意识正源于此。“重生”当然是重视自己生,把其他物质的“生殖力”或再生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中国人是通过吃万物来获得他物的再生力从而达成长生不老的愿望。中国人吃鱼翅燕窝人参就是为了长生(“好死不如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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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的灵魂看中国文化的邪恶性 2017-04-26 15:57:13

制度的灵魂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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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是权利运作的灵魂,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可许多制度却与公平正义相反,比如,对所谓“特殊人才”子女的高考加分;比如按身份、户口进行的各种排斥……诸如此类。后果无须多说:激起民怨,加剧贫富悬殊和社会分裂,挫败人们对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现在中国要做的一件很紧迫的事,就是给制度安排一个公平正义的灵魂。 

  

一,民主制度只是形式,公平正义才是灵魂

 

很多人把民主说成是一种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这话正确;但一简化,民主的实质就是利益,那就错了。因为民主并不意味着对利益巧取豪夺;准确地说,民主实质是要做到利益均衡即分蛋糕者最后取他应得的一份,这是社会正义的结果,也是民主的必然!政治思想家罗尔斯举例说:怎样的程序能使蛋糕公平的划分呢?很简单,就是一个人来划分蛋糕而他自己必须最后选择他应得的一份。也就是说,分蛋糕的正义就是公平地划分且分糕者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段话告诉我们:拥有权力的人绝对不能要求别人服从有利于他的政策和命令。权力者必须先人后己,这样才可能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这和孟子的“何必曰利”的先君后臣的“仁义”顺序完全相反的。可见,儒教无正义。

 

利益均衡(每人得其应得)的正义属于实质正义,而实质正义必须得到多数的认可才能在社会运行。这意味着:多数认可的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所以,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

 

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功利主义”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曾被某些人视为民主的第一原则。在我国几乎成了正确的化身:动辄就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连微信群都流行群友投票驱除XXX出群,以多数的名义封杀他人的言论自由。

 

这就是民主的弊端——多数暴政: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允许牺牲、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假如杀死1个人可以救活3个人的话,它就会这么干。这是与正义冲突的。任何以社会发展或经济效率等为借口而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的行径都是不正义的。正义不允许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借口否定每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中国一切问题都被人们归结为制度,而制度的灵魂就是正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否则就是坏制度。可见,正义是社会的首要问题。正义是个体为了与其它个体平等自由地共存而自愿接受的预设前提,它是终极价值。这些终极价值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正义需要普世道德即绝对道德来保证,而绝对道德是以十诫为根基的。

 

制度决定派认为:制度好,一切都好;制度不好,一切都不好。简言之,制度决定着人们的一切。这显然是错误的。人的好坏是由人的知识与道德水准决定的。古希腊有“知识即美德”的格言,近代英国有“知识就是力量”的箴言;说明知识确实有提高道德水准的功能。但仅靠知识即理性的力量是不够的。中国人长期受无神论的毒害,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今日价值观混乱,全民拜金,相互毒害,在精神上如同行尸走肉,无一不是信仰缺失造成的。从人类历史来看,基督教对于道德的提升,远超过其他一切力量。林语堂在其名著《信仰之旅》中说:“只有耶稣,没有别人,能带领我们这样直接地认识上帝,且进入在道德上、伦理上无可比拟的美好世界。”信仰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度作为外在的硬件可以约束权力之恶,而信仰则作为内在的软件约束了人性之恶。只有信仰才能抵制形形色色的专制的侵害。因为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能坚守道德底线。古希腊人信仰多神教,他们的民主制被北方蛮族摧毁了,就像中华民国信仰多神教被北国摧毁一样。所以,正义的社会必须有普世宗教为根基。

 

 

二,正义产生的前提——多元均衡

 

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极度匮乏,以至于人吃人使合作归于失败;也不是极度丰富,以至于使合作成为多余。在中等程度的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人们只有分工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因此,公正的分配原则正义才有必要达成。一个“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是无需正义、道德和法治的,这就是《道德经》反对仁义道德法治的原因。因此,个别人说老子是民主派完全是胡扯。

 

社会基本模式到底是由两方组成还是由三方组成?历史上的圣贤论、征服者论、统治者意志论,其背后都潜含着对社会基本模式的认识,即社会是由两方组成的。或者一方是圣贤,一方是愚民,圣贤给愚民立法;或者一方是是征服者(统治者),一方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统治者为被统治者立法。只要把社会看成是两人社会,就很难说清楚规则体现正义,永远不会承认规则代表正义。当两方组成一个社会的时候,永远是强者给弱者立法,法律规则的背后永远是武力。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斯说:正义存在于强者之间。这并不是说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规则,而是不可能存在正义的规则。因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规则就是我将你打倒,让你服从于我。

 

但对于三方社会模式,即社会任何时候都至少是由三个方面的人组成。三方社会中,任何一方的行为影响到另外一方时,总有一个第三方对这一行为加以观察评价,这个观察有可能是超越时空的观察,具有永恒性。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实力相当,没有一派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时候各派之间就可能进行妥协达成各方都能大致满意的契约即正义的规则(即宪法)因此,准确地说:正义的规则是多元力量妥协的产物。在古代和近代宪政产生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斗争和妥协的例子:古雅典的山地派、海滨派和平原派;古罗马的贵族与平民;英国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美国的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等等。

 

如果没有政治派别之间的共存与妥协:某一派政治势力拥有绝对的优势;或者人们尤其政治领袖之间无法妥协,一定要诉诸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宪政就不可能产生。这时即便制定了宪法,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一旦某个政治领袖或政治派别拥有了支配一切的力量,其他政治派别根本无法对抗和制约,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去履行这个契约即宪法了。对他的“违约”或违宪行为,其他任何人也都无可奈何。这个政治领袖就成为一切规则或法律的来源了,于是专制便产生了。

 

因此,从逻辑上看,一个公正且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协调和仲裁更有助于宪政的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国家最高权力没有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而是分散在各派之间处于平衡状态,这就为各派达成契约提供了可能。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平民准备以暴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一触即发。在危急的关头,梭伦被选为第一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在美国制宪过程中,华盛顿成了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做了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的调解人。1992年,中国、美国、苏联、法国的共同努力促成了柬埔寨基本实现宪政。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派出的观察团在许多国家的宪政进程中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阿富汗的内战肯定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三,具有超越性和抽象性的理性决定了社会规则的正义性

 

理性思维的评价对象主要是涉他行为,与己没有直接关系;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正义感和善的观念,站在超越性第三方立场上评价他人。比如:无故杀人,站在第三方立场上评价觉得这是不应当的,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小偷偷钱,可能你不去制止,但你心里不会去赞同,这种认识是共同的。所以,第三方对于坏事的评价就成了对人类后来行为的警示,就变成了不应当做害人行为的规则,这就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正义规则的起源。

 

古希腊罗马社会主要是通过理性思维的力量达到了正义的境界。但这种正义是脆弱,抵制了不了“人性恶”的侵蚀而最后崩溃。只有主张博爱、平等的基督教,才为正义的规则奠定了精神基础!

 

杨小凯说:儒学没有超越性,它要讨好国王拿钱,没有第三者功能。但在基督教里面,上帝(超越性的理性)对国王有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下地狱,这个功能在孔子那里是没有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要满足模糊面纱原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了“模糊面纱”(behind veil of ignorance)原则。他说,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游戏规则)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是平民,也可能是囚犯),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都认为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模糊面纱原则精髓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只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

 

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规则的人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上帝。只有信的人才会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不只替自己着想,而是替敌人着想。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老毛那样,在野时要民主,一旦执政却搞专政。你若信死后有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就会放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想法,输了就会老老实实地认输,而不是搞阴谋诡计的报复,这就奠定了和平、正义秩序的基础。正义最核心要素还得从旧约十诫中来。十诫并非全由犹太人创造,而是对地中海沿岸人类文明的归纳和总结,并上升到神启的高度,以便获得至高的权威性。

 

罗尔斯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首先必须确立某种公平的观念。正义就是公平。公平就是没偏见;没偏见就是无知,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这种无知之幕的状态,类似于蒙眼的正义女神。因为每个人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一个人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隔开。不能比较,也就没有差距;从而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其次,还需要利益无涉,相互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你欠我的,我欠你的,就没法达成社会契约了。这样就保证了在选择正义原则时,任何人都不会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偶然机会而得利或吃亏。当众多平等的个人从原始状态进入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忘记自己的一切后,他们在“原始的平等地位”上所一致公认的社会契约就是正义的。因为:人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利害所在,又无法保证未来社会完全出于自己的设计,所以尽管妄想要做贵族,却惧怕一旦做不成贵族就会成为贵族脚下的奴隶,因此,人人都会审慎保守,只要求得到最基本的条件。这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正义。换言之,正义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条件。

 

罗尔斯坚信: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种学说,但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必须统一。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应该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罗尔斯在《政治的自由主义》反复探讨了如何形成了社会共识和公共理性。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应基于“重叠共识”或“交叠共识”。形象地说,就是说把每种学说看成一个个圆圈,而在多个圆圈交汇重叠的地方就是它们之间可以达成的重叠共识。宪法就是“重叠共识”或“公共理性”的经典表达,因为宪法超越党派之见,是超越党派、地方、团体、区域而形成的一种国家政治共识。最高法庭是公共理性的范例,甚至可以说,最高法庭本身就代表公共理性,是公共理性最典范的样式。

 

罗尔斯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是一个以正义原则为最高意志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正义原则高于国家、先于宪法。国家基本结构的设计与宪法的制订,均应以正义原则为指导。

 

三,争执需要超越性的第三方仲裁

 

超越性的第三方要中立,与任何一方都没有利害关系,要恪守公正的立场。基督信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信任的精神平台。上帝是永恒的第三者,它不收佣金,更不收贿赂,用人们心中的理性和良知作尺度,监督着所有的交易进行;它是最后的仲裁者,以终极价值与归宿引导着人们的行为。苏联解体的时候,叶利钦专门请出第三方东正教大牧首出来协调。在古代以色列,社会存在着王、祭司和众族长等多元力量,作为第三方的祭司及其司法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公平正义。在古代希腊罗马,也类似于古以色列,并发展出民主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证了公平正义。中世纪教会及其司法审判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英国普通法强调法官“回避”以保证裁决者中立地位:“任何人都不得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美国也有相应的规定,1927年的塔迈诉俄亥俄州案中,市镇法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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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需要逻辑与正义的启蒙 2017-04-25 13:03:21
http://mp.weixin.qq.com/s/hsDwEg2sUc5_k3TEcsSEow
    提要:逻辑是人脑的正义感区域使用同一标准认识世界的思维形式。逻辑的诞生意味着正义标准的确立。形式逻辑是思维的正义标准即思维正确的标准。同一律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研究对象,这就避免了专制思维的双重标准把戏。一视同仁地看待或对待,既是正义的精髓,也是人人平等的原则贯彻落实。中国人不会平等地讲道理,只会以势压人;是因为他们不知逻辑规则。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错误加剧了专制统治的黑暗和社会的腐朽。所以,要过文明民主的生活,转变中国人思维方式即进行逻辑与正义启蒙最为重要、尤为迫切。

    一,逻辑与正义的诞生

    民主的雅典,辩论是社会风气;因为只有通过辩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古希腊人不像中国人不许辩论,谁权力最大谁说了算(强权逻辑的体现),所以,中国人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就较差。古希腊人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就强,并却发现了思维的正确形式——形式逻辑。

    在梭伦(Solon前638年-前559年,在前594年任执政官)改革时期,一个叫安提丰Antiphon的雅典人因某种政治原因被驱除出镜。他只好到克林斯自谋生路,在那里开了一家“心理安慰”诊所。他声称,他可以用言词的力量,疏导甚至消除人们心中的痛苦。当时正值古希腊民主初兴时期,希腊的法庭在审判之时,不允许有人代理诉讼或辩护。不管原告还是被告,每人都必须亲自为自己辩护;谁要是口才欠佳,只好自认倒霉;而决定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是由普通民众组成。尽管他们自认为对各种事物上的纠纷能作出正确判断,而实际上,他们的决定往往受到纠纷双方的雄辩演说的影响,而不是依据事实或证据。结果,常常是狡猾者善辩者无罪,口拙者受罚。众多平民有冤无出申,便来到了“心理安慰”诊所。安提丰就为受害者写法庭辩护词。他文笔好,心理诊所顾客盈门。不久,他便以“辞章大师”享誉希腊。当时的农民多是文盲,安提丰除了为他们写辩护词之外,还得教他们背诵写好的文章,这实际上是教人讲话、演说的技巧,这就是修辞学课程的开端。这项训练口才的业务使安提丰收入丰厚。于是,许多识文断字的sophist(智者)纷纷效仿,蔚然成风。这些人就被称为logoropher,即写逻辑斯者。此事形成气候之后,在大家的请求下,法庭不得不允许这些“写逻辑斯”的人以亲友的身分直接出庭为当事人辩护。后来,由他人出庭代为辩护的事屡屡发生,而且越来越频繁,以至最后城邦立法机构不得不修改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这种辩护形式。后来,sophist就专指那些授人写作演说技巧为生的文人,他们是一批收费的最早的辩护律师。

    不久,智者们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打官司的人上门求助,其他人也来向他们请教讲话的艺术。有人请他们写悼词,有政治家请他们写议会上的演说辞,或专门学习讲演的艺术。许多人还花钱把孩子送到他们那里学习。因为在民主体制中,能否在公民集会上令人信服地陈述自己的主张,是他能否在政府谋得职位的关键。政治家的主张能否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治家的演说是否成功。所以,许多想让孩子从政的家长便送孩子到他们那里,付费请他们教孩子演说技术,即修辞术。

    可有一些素质低下的智者却放弃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初衷,而是一味玩弄颠倒黑白之术,从服务于善事的必要的修辞手段中,把早期演讲术中不自觉使用的有缺陷的技巧(如偷换概念、逻辑错误等)专门分离出来,当作他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处卖弄,骗钱糊口。

    柏拉图曾经在对话录中批判了这类智者。柏拉图反对在理论研究中追求实用,反对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提倡在真理问题上必须彻底、不打折扣、不为任何人的私利而掩盖真相。柏拉图把智者的工作叫作奴隶式的工作,把哲学家的工作叫作自由人的工作。柏拉图明确讲,哲学家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不关心社交活动,不了解当前的各种政治议论和偏见,对别人的非难不闻不问。

    最初的逻辑产生于辩论中。“辩证法”一词出于古希腊,本意为“对话”;原指通过争辩进行推理论证。苏格拉底反对利用“概念”的模糊性来偷梁换柱。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说,苏格拉底最大的两个贡献就是“对话法”和“普遍定义”。在回答“什么是美德”时,必须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定义,也就是这个“什么”必须是适用于美德的一切场合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美德的一个实例(“部分的美德”)。苏格拉底引导着美诺一步步推导,先是撇开感性经验的具体例子,然后剔除了那些仅仅构成美德概念的一部分的概念(正义、勇敢等),直到推出美德是一种“知识”。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把定义的方法规定为“种差加属”,即不但要知道美德是一种知识,还要知道它是一种“什么”知识,而且这个“什么”还必须是最近的种差。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为帮助人们正确辩论,在前人的基础总结出来一系列的逻辑规律,在《工具论》中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和后人概括的四大逻辑公理或定律是:①同一律、②排中律、③非矛盾律和④充足理由律。

    形式逻辑为几何学的成功奠定了逻辑基础。形式逻辑与数学相伴生,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学科,几何学是形式逻辑学在数量上的表达。形式逻辑与数学都是人脑自由创造,不依赖外界而存在。其对错根本就不可能用客观手段去验证,只能用思维的规律本身亦即逻辑学规律去验证。人们可凭借形式逻辑,从欧几里得公理出发,一步步严格证明,诸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等许多定理和推论来;也可以从牛顿定律进行行星轨道计算和地面上的各种力学计算。事实上,无论是各门科学还是演说辩论,都得符合形式逻辑。

    二,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绝不会有逻辑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诸于众,打破了藏刑书于官府的惯例,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晋国叔向指责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叔向主张采取秘而不宣的刑法原则,使人民常处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恐怖状态,以便官方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

    郑国人邓析(前545~前501年)招收学生讲解法律,“学讼者不可胜数”,他帮下层人写辩护词,扰乱了上层的垄断利益。子产曾以不毁乡校(相似于西单墙的大字报议论)获得了民心,随着老百姓的维权意识的觉醒,他深感恐惧,下令禁止了大字报。邓析与子产持有不同的政见,经常发表反对意见,令子产不能容忍。公元前501年,邓析起草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子产找了个“私造刑书”的罪名,把他杀了。邓析被杀后,其所编的《竹刑》仍被官方使用。“私造刑书”罪就象如今的所谓的“非法出版物”罪一样,随官所欲。据史书记载,邓析的言行确实给郑国的统治者造成了威胁,尤其象邓析这样声望和水平很高的讼师存在,无疑是司法专横的障碍。而邓析也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迫害牺牲品之一。无一例外的是,专制统治者乱杀无辜,尤其是残害政治反对派,都会有欺世惑众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不说话,所以,人法天,尽量不说话。他要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提倡不争。他把质疑 “三年之丧”的宰予污蔑为“朽木粪土”,还杀了少正卯(?-前496)。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的课堂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只有颜回没去。少正卯成为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鲁定公十四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子贡忍不住向孔丘提出自己的疑问,孔丘说:少正卯有着惑众造反的五种罪恶能力,是最早的煽动颠覆罪。

    《老子》第73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白话为:自然大道不竞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感应!也就是说,天道是不言不争,应付自如。换言之,天道就像会做事的哑巴。人要效法哑巴,显然老子反对言论自由!老子要民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目的是:不许民争论和争吵。这显然是反言论自由的。为达此目的,要求“民老死不相往来”,废除文字,废除商业。庄子更干脆,计量工具砸了,象野鹿一样最幸福,野鹿哪里需要说话。

    诸子百家都反对言论自由。连代表平民的墨子也反对言论自由。他认为,“一人一义”是乱之源,所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天下服从圣王之“义”。

    一个反对言论自由、反对争论的社会,一个动辄就杀反对者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逻辑和正义的。许多人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言论自由,显然是欺世惑众。在短短的5年之间,邓析、少正卯先后被杀,说明春秋战国是一个野蛮的时代。邓析、少正卯生活的年代比古希腊的梭伦时代晚了近百年,而且思维水平远远逊于希腊的智者。而孔子的出现,则彻底阻断了中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才群的出现,实乃中国的悲哀。

    三,中国思维的两大特色

    1.立场功利文化特色

    中国文化是强调“孝亲”的立场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从自我利益或自家利益的立场来看问题。几千年的“以孝治天下”是强化了自家的功利主义特色,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句句不离利益。虽然儒家强调仁义道德,说“君子明白义,老百姓明白利”,但儒家的义是臣民的义务,是君主的利益之所在。孟子说得很清楚,没有讲义务的社会会把君主放在后面的(“让领导先走、先享受”)。可见儒家就是为君主谋利。

    这与希腊人是不同的。希腊人强调,研究问题如研究天文、数学、语法、逻辑等各种问题最好摆脱利益的干扰,才能接近真理。而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研究天文,那可是天机,关系着朝廷的兴衰,所以,天机不可泄露,泄露者会被皇帝砍头。由此形成了中国的传统——祖传秘方。臭豆腐、中医都是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一切都是为了私利而保守秘密,结果中国成了崇古的僵尸之国。爱因斯坦曾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

    正因为只讲立场利益,没有逻辑和正义;所以,为了利益就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就更加远离正义而陷入黑暗。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的丛林思维。丛林思维在中国表现为专制思维。简言之:你必须服从我,子曰“无违”。你得紧跟我,所谓的“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具体来说,就是掌权者唯我独尊,不受监督,颐指气使,胆大妄为,甚至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专制思维的泛滥,让人失去安全感,让人在权力面前没有自我,没有自信,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唯唯诺诺,习惯了点头哈腰,习惯了满脸谄媚,习惯了曲意奉迎……人性就扭曲为奴性或任性,因此离科学民主文明生活越来越远。

    2巫术类比特色

    巫术思维的特点就是抓住事物相似进行类比推理,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感应”或者“天人合一”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圆地方,故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块骨头”;“地有12经水,人有12经脉”……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对应”的手法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又叫诗歌思维,其特点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的跳跃式联想思维方法,就没有悟性,就无法在社会上说话。”“天人合一”是中国式的哲学,被国人说成最高智慧。其实,“天人合一”表明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当然不会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势力)来压服人。

    《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这一传统为中医所继承。譬如:《本草纲目》记载,鱼骨头卡住了喉咙,把渔网烧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渔网克鱼,渔网灰克鱼骨头。又如:京城四大名医之首的萧友龙治疗子宫脱垂的妙方,用鳖头。显然是因为活鳖头易于回缩之故。但鳖头煨焦后显然无回缩之功了。中医药理,笑死人不偿命。中毉认为:青蛙肚子大,一次能产那么多仔,不孕的妇女生吞青蛙可怀孕。又如,知了声音嘹亮,所以嗓音哑了,中医让病人吃蝉蜕。其实,知了无嗓门,那是腹部抖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吃了知了壳,也治不了病。整个中医全是臆想,没有任何逻辑依据。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能理性客观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不了解皮肤肌肉骨骼细胞,而是阴阳五行八卦上火缺气胡乱叫唤,如何能建立科学意识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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