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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在错误的路上不回头! 2018-07-16 07:51:45

1.法轮功靠气功和中医信仰起家,因此在这条路上奔跑到底不回头,猛烈鼓吹中医并反对转基因,从而与人类的理性逻辑和科学实验分道扬镳了!

2法轮功在江泽民时代受镇压,因此把江泽民视为万恶之源,是极端错误。把与江泽民不和的人都视为善良更是不恰当,造谣或者夸大江湖斗、江习斗,完全是自欺欺人!法轮功把习近平视为善良的化身可以说法轮功的最大错误!

3。靠造谣来反对共产党也是不妥当的!法轮功造谣华国锋退党,完全是胡说八道!华国锋的待遇比赵紫阳好得多,赵紫阳受尽大佬们的软禁,都拒绝退党;华国锋凭什么要退党呢?赵紫阳最后批评马列毛邓,说他们都错了,赵都没有退党,华国锋死了都要到马克思那里报道的(华国锋是中共第一个跪拜马克思墓的人),华为何要退党?

张应凯反马克思的言论被记过,与江泽民毫无关系,法轮功也往江泽民身上推,法轮功简直失去了理智!

法轮功与国内人通话,第一句就是你退党吗?这不是笑话吗?即使国内有退党的,也是极个别的!贺卫方就不退嘛!普通党员退党意义不大,只有叶利钦似的人物如赵紫阳或者胡耀邦后代胡德平退党才有示范作用!法轮功靠意淫来反共是错误的!

法轮功应顺应民意,投入到反独裁反帝制复辟的滚滚洪流中,而不是制造毫无意义的反江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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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感谢转基因药神 2018-07-14 22:29:48

中国应感谢转基因药神

    作者:关敏

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有人羡慕印度的仿制药,其实,中国人应该永远感谢的药神是:美国默克公司的转基因技术乙肝疫苗。

1,如果没有转基因技术,胰岛素的价格将达到20万元一支

激素的生产,过去一直靠从动物的器官中提取。来源困难,产量极低,价格昂贵。大约从1万头羊中仅能提取1毫克脑激素的成品。科学家们估计,人类第一次分离得到的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每毫克的成本比阿波罗13号从月球上带回来的1公斤岩石还要贵上2至5倍(阿波罗探月计划共花了20 亿美元)。

1970年代,胰岛素是从牛、羊或者猪的胰脏中来提取,很残酷(想想活熊取胆汁)。即使如此,50公斤胰脏也只能提取出1克成品。成本高,产量低,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而且动物胰岛素与人体胰岛素在结构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动物胰岛素是一种异体蛋白,有可能使人体形成抗胰岛素的抗体,为疾病的治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979 年,美国科学家用基因工程把人的胰岛素导入大肠杆菌,用几公斤培养大肠杆菌的发酵液,就生产出了3~4 克胰岛素,相当于过去从100 公斤家畜的胰脏中提取的数量,而且生产过程简单,容易操作,成本低廉。全球大多数糖尿病人才得到了很好的胰岛素治疗。,包括占全球糖尿病总数1/3的中国人(中国糖尿病患者1.14亿)。

网上的胰岛素的价格每支65-95元左右,如果没有转基因技术,胰岛素的价格将达到20万元一支。

为了进一步提高胰岛素产量,降低胰岛素价格,现在将人的胰岛素基因转入植物中的技术正在被开发。一种北美的高产作物红花,成为了人体基因的受体。每公顷红花生产的胰岛素,可供2500名糖尿病人使用1年。

2.转基因乙肝疫苗既便宜又安全,大大提高国人的健康水平

1980年代,转基因乙肝疫苗被研制成功。其原理是,将乙肝病毒基因中负责表达表面抗原的那一段“剪切”下来,转入酵母菌里。被转入乙肝病毒基因的酵母菌生长时,就会生产出乙肝表面抗原。而酵母菌是一种能快速生长繁殖的生物,于是乙肝表面抗原就被大量生产出来。

这种疫苗技术从1989年起被免费引进中国,随后建成了两条生产线。1997年,卫生部专门下发57号文件,具体部署用基因重组乙肝疫苗取代传统乙肝疫苗事宜。同年,利用酵母菌的转基因乙肝疫苗被正式批准生产。因此,中国儿童可以免费接种、甚至免费补种乙肝疫苗。2009至2011年,我国开展了15岁以下人群免费补种乙肝疫苗工作,共补种6800万余人。转基因乙肝疫苗帮助中国减少了上亿感染人数,挽救了几百万国人生命。

网上报道:成人打乙肝疫苗,如果是半年打三针的那种,是很便宜的,一针大约十元钱;贵点百元左右。

3.中国人应永远感谢的药神:美国默克公司的转基因技术乙肝疫苗。

1989年9月,在时任总裁罗伊·瓦杰洛斯(Roy Vagelos)的决策下,美国默克公司将最新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技术转让中国。1993年,中国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以当时中国每年2000万新生儿计算,1993-2018年,25年间,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了这种转基因疫苗。然而,这一事实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公共媒体上。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中国,乙肝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仅次于烟草。1970—1992年,中国乙肝大爆发,乙肝病毒携带者短短20年增长至1.2亿人,预估22年增加了8000万人。将近10%的中国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广东沿海地区高达17.6%,每年因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疾病而死亡的人约有27万人。

1989年,默克公司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最先进的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在这个商业决策中默克公司没有赢利,默克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派遣默克员工到中国的费用,已经超过这个数目。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时的默克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罗伊·瓦杰洛斯的答复是: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我认为这是默克公司在20世纪做的最好商业决策之一,虽然没有利润,但它有望拯救的生命数量超过了默克曾经做过的任何事。50年后,中国将根除乙肝疾病。”

当时,瓦杰洛斯了解到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为了保护每年2000万新生儿免受乙肝病毒感染,中国政府迫切需要为所有新生儿和高危人群提供安全有效的乙肝疫苗。他说:“1988年,当中国政府代表团与默克商谈转让重组乙肝疫苗技术时,默克公司非常乐意这样做,因为当时中国乙肝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严重,疫苗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最初我们希望向中国出售乙肝疫苗,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即使我们将价格降到最低,他们也难以承担。在美国,乙肝疫苗需要在半年内分三次注射,费用是100美元,但对当时的中国普通家庭来说,这笔支出相当于他们大半年的收入。因此,我们开始谈判技术转让,价格问题再次出现,我们将价格一再压低……我很焦虑,时间如此紧迫,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就应第一次接种疫苗……最后,我提出以700万美元底价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中国,因为我知道,我们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派遣默克人员去中国的费用将会大大超过这一数目……几个月后,代表团同意了这一提议。”

经过一年的谈判,1989年9月11日,中国代表团和默克公司签署了转让重组乙肝疫苗技术的合同。根据合同:默克公司向中方提供现有生产重组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等、培训中方人员,确保在中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中国负责购买设备、设施、建造工厂,将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生产重组乙肝疫苗,两家工厂年总产量为4000万剂,足够免疫全部新生儿;默克公司因此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也不在中国市场出售乙肝疫苗。

从1990年5月开始,来自北京和深圳两家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到美国默克公司,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购买测试设备、接受培训;设备运回中国后,默克派遣工程师到中国帮助建厂,在中国成功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后,默克公司完全退出,现在它们完全是中国的工厂。

1992年,作为国家计划免疫项目的一部分,中国卫生部建议所有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2002年,乙肝疫苗被纳入中国国家扩大免疫规划(Expanded Programmeon Immunization EPI)。

1993年10月,中国生产出第一批重组乙肝疫苗,第一批接受中国生产乙肝疫苗的新生儿,如今已经25岁,他们的孩子在出生时也会接种乙肝疫苗。

对一个制药企业来说,在此期间接种的疫苗数量足以产生高额利润,但我们知道默克公司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对救了少许中国人的白求恩,当局念念不忘;对救了无数中国人的这家美国公司,中国的媒体却装聋作哑;而且这个乙肝疫苗就是许多中国人咬牙切齿无不仇恨的纯正转基因制品。只有回归真相,中国人才会真正愉快接受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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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产生权力拜物教 2018-07-13 19:38:36

“大道废”产生权力拜物教

作者:关敏

东方社会的根本原则是皇权神圣不可侵犯;而西方社会的根本原则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这是200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名言。崇拜权力是“大道废,有仁义”的结果。对权力的崇拜,亦称“权力拜物教”,表现为人不承认自己的软弱,想通过攫取权力操控他人来克服、掩饰自己的软弱;这种人自以为是万民之主,“欲与天空试比高”,将自己视为神明,将自己的偏私标准和有限成就当作至高无上的善。这是人的“罪”性的最高表达。

一,人类最初两条“大道”法则

王东岳说:所有的动物都不食同类,在人类社会就是不得吃人。在原始社会,吃人的现象偶然有,但非常少。在动物社会里,这种食同类的现象也是非常少的。人们再饥饿,见到同类的肉,会觉得恶心,这是一种本能。为什么?

因为:任何病菌或病毒的威力是分种系的。比如:人的结核杆菌是不感染牛的,牛的结核杆菌基本上也是不感染人的。所以把人的结核杆菌接种到牛身上,把它繁殖200多代,由于它不发病这个杆菌的毒力就会下降。我们在牛身上提取这个繁殖了200多代的减毒细菌即活疫苗,种植到人身上,人就会获得抵抗结核菌的能力,不得结核杆病。但是,如果吃人肉,必然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人的结核杆菌等病毒会传染给食人族,大规模的传染病就会爆发。东汉末年的三国鏖战,“生民百余一,千里无鸡鸣”的惨象,就是因为吃人肉导致传染病爆发后的悲剧。因此,生物学家认为:过去曾经有过食同类的物种,可是它早就自我毁灭、自我淘汰了。只有那些在基因里本能地拒绝同类相食的物种才能保留下来。

人类除了不许吃人的“大道”外,还有一个“大道”就是不许杀人!《罗源》这本书里说,动物的内部争斗总是有限的,越是凶猛的动物,越是拥有致命捕猎手段的动物,在内部争斗时就越有自制力,越不会置同类于死地。汉语里的“我”,跟凶恶的“恶”发同一个音。在甲骨文里,发同一个音的字往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么我是什么意思?是人类的一群人,手里捏着“格”即武器,大家在一起,嘴里喊着“我”,营造一种战斗氛围。“我”戴上“羊”头,即“義”,也就是上战场的勇士或者“義” 士。初民在战场打斗的时候,是点到为止的,像公羊对斗一样。两只公羊为了夺雌性资源,它们是互相打斗的,可是当一只认输的时候,另一只绝不追击也绝不残害那个失败者,而且是点到为止。这就是“義”。

这样,不许吃人的“大道”就扩展成为不许杀人的“大道”了。不仅人类如此,丛林中的其他动物如两只公猩猩或者两个公老虎为了抢一一只雌性动物,也不会把对手弄死!

二,“大道废,有仁义(权力拜物教)”

但是,人类由于贪婪堕落的本性,随后破坏了这两条“大道”。就是有朝一日,突然,人开始杀人了。圣经里说:亚当的儿子该隐杀死弟弟亚伯,后来他逃到东方。该隐的第五代,开了多妻的先河。这就是东方盛行多妻制的原因。多妻制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食物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是绝对匮乏,这又导致吃人肉的现象的出现以至于大规模的流行。例如,汉武帝横征暴敛,老百姓“易子而食”! 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说的就是东方社会破坏了最初的人类“大道”的混乱情况,所以,古华人认为古代最好,才有“人心不古”的说法。

“暴力国家”论认为,国家是暴力的产物;成王败寇;国家是暴力集团向其他成员榨取收入的工具,国(王)有无限的征税权。东方贯彻“天下王有”的君主中心主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宣扬的就是“王”有制。由此,造成了华人的奴才思维:君主是全社会最大的父家长,有权随意处置臣民。儒家神经错乱地认为:“天”养活了人类,因此人类要永远地跪谢天和天的儿子——君王。儒家非常热衷于宣传君主是民之父母,从外观上看十分温情、然而在当时,儿女只是父母的“动产”,是一种被占有的奴隶制关系。孟子说,子民老百姓(即野人)就应该养活君父统治者(君子)。以此为指导,韩愈在《原道》中歇斯底里地叫嚷:“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其事上者也。”民若不能“以事其上,则诛”。也就是说:民若不交税养活统治者,就格杀勿论。一个“诛”字,说明了古代统治者可以滥杀无辜,而臣民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这就是《三国演义》里刘安杀老婆给刘备吃的原因,“野人必须养君子”啊!

隋末唐初,朱粲(?-621年)自称皇帝,他的部队以人肉做军粮。于是便把婴儿杀死,蒸熟以后当作食物。朱粲对士兵说:“鲜美的食物,哪里还有超过人肉的?只要我们所到的地方有人,我还担心什么?”后来每到一地,他就带领部下,将抢掠来的妇女和儿童煮成食物,分发给士兵。后来他竟发展到抽取“人税”,以弱小的男女补充军粮。唐朝末年,黄巢军以巨大的石磨做原始的绞肉机,吃了60万活人。

中国的农民起义能推翻暴君,迎来却是更厉害的暴君。元朝末年的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一只吃人肉的部队。朱元璋在称帝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及其九族,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而不愿参加科举。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国人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我的财产,都必须服从于我的意志”。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曾国藩在家书里说:“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在儒教的钳制下,国人在被暴君处死之际还得高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样一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这就是权力拜物教的必然结局!儒家的“仁义”就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三,儒家文化缺乏私有制和人权理念

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个人的财产权的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古代有人偷了邻居的羊,其子挺身而出,揭露了自己父亲偷羊的事实。孔子却痛心疾首,指责小伙子不孝不正直。孔子的“正直”就是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包庇罪恶、父子相隐、家丑不可外扬!从这个故事说明,东方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即使今天,整村农民哄抢他人财物、偷车现象不断地发生;说明今天的中国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在日本,夜不闭户车不上锁,无人偷;因为日本拥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

更严重的是,儒家把很多明显的真理给颠倒了,比如说,“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这种理论忽视对个体利益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即俗语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追求,就不会作乱了。他的话并不表示儒家有了财产权的概念。财产权指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他人不能干涉;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也。儒家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财产权。公元前320年,孟轲见魏王,魏王问他:“你老人家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国的吗?”孟轲答:“大王何必说利,只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他的意思是:作为国君千万不能说什么利,如果老百姓都有利益了,就是都有财产权了,“上下交征利”,那国君还有什么财富可言,这就“国危矣”。国君只讲“义”,让百姓只知奉献,这样,国君才是富有天下啊!可见,儒家是连财产权都不给百姓的:不能让穷人有财产权,否则,帝王收税就有道义上的障碍。儒家以为国君征税是天经地义的,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交税还需要纳税人同意,更不会产生“无代议士就不纳税”的理念和“人权”意识。当然,儒家反对横征暴敛,因为“苛政猛于虎”会危及百姓的生存。儒家只是一味地劝国君行仁政、轻徭薄赋,不要竭泽而渔逼得百姓造反;以免动乱的滔天巨浪吞噬了皇族。。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民主的基础。民主制的始发原则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个原则表现为——“无代表不纳税”。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精神的指引下,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都砍了国王的头并建立了共和国,美国革命也以“无代表不纳税”而宣称英王是暴君。美国《独立宣言》没有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在美洲殖民地,这已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法国的《人权宣言》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因为法国国王吞噬过胡格诺教徒的财产造成了内战。

但在中国,由于从来就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所以,统治者剥夺私有财产的权力则具有绝对性和永恒性。汉武帝随意没收商人的财产,朱元璋随心所欲地整死商人……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是专之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扼杀了中国所有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如今,沿街经商的贫苦百姓被打死,强撤民房逼死人命,依然在不时发生,原因都是源于对私有财产的侵犯。

东方从来就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或“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有的却是“玩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真是可悲、可怜的君权践踏人权史。

四,从“契约国家”进化为“民主国家”

“契约国家”论起源于古希腊,它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契约界定了公权力行使不得侵犯私有制,也限定了每个人相对于他人的活动边界(不得侵犯他人的私有权),这就为个人自由提供了空间。西方人很早就确立了个人享有的政治权力与其所尽的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权力越大者纳税义务越大,如梭伦改革),而儒家却确立了“劳心者治人”的政治权力与其所尽的义务无关的原则(权力越大者义务越小,皇帝权力无穷大有杀人权而义务几乎为零)。

诺思认为: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国家的病态形式。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和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都是非法的。维护社会秩序需要国家,官民矛盾或阶级矛盾是可以调和的。阶级压迫必然让位于阶级合作,阶级国家会消亡,但作为社会工具的中立性国家具有不朽性。

民主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民主国家是理性化的产物,是中性的,国家的主人就是全体公民。现代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和约束,我们将生活在堕落的丛林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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