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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劳动不是剥削关系 2018-05-19 16:45:51

一,资本与科技提高了生活水平

中国学者在丹麦发现:这里的人们生活比较悠闲,并不像很多中国人那样拼命工作,但生活水平却比中国高得多。原因是他们积累了资本。北欧国家早已建立了有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数个世纪积累下来的资本没有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而遭受破坏,因此,他们现在可以坐享丰富的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资本红利”,而中国刚好相反,不是中国人不努力,而是中国一直没有建立有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并且历史上频发的战乱和灾害使本来就很少的资本不断地耗减,这样,换算到每个人头上的资本数量就极其有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引入大量的外资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至今,这个道理并很多人认识到,他们还被一种错误的理论所支配,即“资本剥削劳动”,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对立的关系。

譬如灵狐说:“好比比尔.盖茨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聚集了超过500亿美元的财富。可是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再聪明能干,他也不可能单独凭一己之力创造出如此庞大的财富,他所合法占有的这笔巨额财富中,其实是整个社会的结晶。”

他的意思是说:比尔.盖茨一己之力创造出的财富<500亿美元,也就是说,比尔.盖茨剥削了社会大众!比尔.盖茨是“剥削者”!

比尔.盖茨成了世界首富,他的财富是“剥削”来的吗?他和他的合作者开创了微软新时代,使世界人民都受益,他的巨额财富来自他的贡献,来自全世界对他的创新价值的承认,是理应获得的份额。有人会说,盖茨“剥削”了微软公司所有雇员的“剩余价值”,那么,微软公司的员工何以受“剥削”反而以能在那里工作为骄傲的呢?

请大家注意灵狐的用词:“社会的结晶”一词是典型的马语!马说价值是劳动在商品的结晶,意在强调劳动创造价值。“社会的结晶”,由此就可以推断出是全社会创造价值。灵狐后来被迫承认说:“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从小接受着D化教育,谁又能真正做到完全不受马的影响?”

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劳动”。1825年,海军军官托马斯.霍治司金发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答辩”,即“反对资本要求,而为劳方辩护”。他认为:正如李嘉图所说,全部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则全部报酬都应归劳动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纯粹的榨取物。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詹姆士.穆勒,指斥霍治司金的辩护乃是一种“疯狂的胡说”,“这种见解假使传播开去,会使文明社会覆灭,比匈奴人和鞑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滥还坏”。不幸的是,这种见解不仅被传播开去,而且还作成了马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财富的增值并非是劳动力单一创造的结果,“索罗残差”来自于科学技术的隐性价值,所谓隐性价值就是包含在科技成果中的价值,他们才是剩余价值之源。由于科学家发明创造成果中包含的隐性价值几乎是没有限量的,而他们取得的报酬却十分有限,所以他们的成果几乎无偿地贡献给了人类。真正受“剥削”的是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家)、爱迪生(电灯等多项发明家)、洛仑兹(电磁感应发现者)、比尔.盖茨等科学家、发明家,是他们的智慧才使得人类劳动付出很小而收获很大,没有他们的发明带来的蒸汽机、发电机、照明通讯设备以及计算机、运输机、挖掘机、自动化机床、自动化生产线以及各个领域的技术硬件和软件,单靠原始的体力劳动是不可能创造利润的,工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遑论创造什么剩余价值!

然而科学家们不仅智慧而且高尚,他们一般不计较自己被“剥削”,更不会鼓动暴力革命,况且他们的寿命很少超过百岁,即使他很悭吝,可他如何在坟墓里收取剩余价值?

二,资本与劳动是合作关系,不是剥削关系

所谓“资本剥削”,就是说老板剥削了打工者,更准确地说是“投资者”剥削了打工者。事实上,劳动者和投资者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剥削问题。劳动者觉得被剥削,可以走人。老板觉得被剥削,可以不再经营企业了,那么老板就不再是投资者,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他们原本用来投资的钱就会用来自己消费享受,可见投资者其实是“以降低自己的消费享受为代价,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拿出自己的钱来投资于生产,并且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打工者也在其中受益,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鼓励并获得回报。

剥削只存在于官僚剥夺人们投资权力的时候。比如王某投资某个行业,投资回报很高,但是官僚经过各种手段,禁止他人参与到这个行业中,因此他就可以通过不断提高产品卖价获得更高利润,剥削就产生了。由于官府剥夺了工人的自组工会权和罢工权,打工者不管到哪里打工,处处工资都低,所有人都逃不掉被剥削的命运。很多打工者还以为是所有的老板的资本在剥削他们,其实是打工者都在受官僚剥削。其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三,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劳动者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上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须以资本积累为基础。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当中,凭借银行体系和股份制等企业制度,资本积累的速度总是会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这就意味着相对于资本,劳动变得更为稀缺,人均占有的资本数量不断提高的,相应地,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

要注意的是,资本的形成离不开企业家才能这个关键因素,单独的机器、厂房等物品不是资本,单独的劳动力也不是资本,是企业家用他独特的隐含知识,把这些物品和劳动力组合之后,物品和劳动力才成为了资本,也即它(他)们成为了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达到企业家某个目的的手段,成为了具有某种生产力的东西。可见,如一个社会消灭了企业家才能,那么也就消灭了真正的劳动,尽管他们也许看上去仍然是在“劳动”,这方面,半个世纪前“大跃进”运动中那些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提供了最为深刻的例子,那样努力的劳动,换来的却是大饥荒。可见,劳动和美好生活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该褒扬的不是“劳动”,而是对它进行恰当的配置的“企业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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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批判”逻辑 2018-05-18 17:50:24

作者:关敏
逻辑在中国命运特别坎坷。中国一直无逻辑,清末才由严复等人从西方引进逻辑。清华大学1926年创办哲学系,逻辑学家金岳霖仅仅招到了一个学生,令人叹息。1949年后逻辑学更是举步维艰,“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

金岳霖(1895.7.14-1984)生于湖南长沙,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表示: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金岳霖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逻辑学家金岳霖仅仅招到了一个学生,令人叹息。1936年金岳霖《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金岳霖任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40年,金岳霖《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1948年金岳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后逻辑学更是举步维艰,“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金岳霖1950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值朝鲜战争,政府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曾被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金岳霖,1949年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先后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等的批判,对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但他自身的命运也没好到哪里去,1951-52年初仍不免要检讨过关。
 
金岳霖跑去劝冯友兰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现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对方是政权,他竟忍气吞声,不敢辩一个字。1952年4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金岳霖先生《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检讨。因为他的学生殷福生去了台湾,他便检讨自己培养了“一个反动份子”。由于清华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经费,同美国文化界联系较多,他便在政治上检讨自己“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丧失了民族立场”;在学术上则检讨自己搞的哲学“根本是反科学的”,要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哲学,是真理。…我已经认识到,大学哲学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马L主义宣传工作者。”
 
在报纸上看到金岳霖的检讨后,胡适说:茅政权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胡适知道:在两千年前秦始皇有过“焚书坑儒”和“以吏为师”。1949年后在XX学校里发生的,已经超过秦始皇。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在这里已经成了“古拉格海洋”,永远找不到休憩的彼岸。
 
经过多次“高压定型”,脱胎换骨了。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任系主任;1954年金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1956年9月29日,金岳霖申请加入中共,他在申请书上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我认为我们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D的领导、接受D的任务不可。我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革命建设潮流中,因此,我申请入D。”他还写道,有几本马书对他影响很大,如《实践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他为预备D员。他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剖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自己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彻底决裂。他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主义毛思想,一年不行,用两年;两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

1956年除夕,猫请金岳霖、章士钊等几位教授吃饭。他对金说:“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据金后来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10年间,猫一共请他吃过4次饭,知道他是湖南老乡,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几个辣椒品尝。对这4次吃饭,金终生念念不忘,每向人言及,神情中总透着无比得意和自豪——或许,这是老金一生中最感荣耀的事情。

金岳霖曾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金再也不敢说“满意”。1958年2月,他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59年5月,金岳霖在《哲学研究》1959年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批判。1960年9月29日,中科院D组织讨论决定,批准他为中**共正式d员。金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常委。1984年10月1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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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最“吵”? 2018-05-17 06:50:50

关敏:为什么中国人最“吵”?

    杜威说,如果一个民族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缺乏分析与讲理的习惯,那么,一切的行为及权威只能靠大声来保证,而且需要大声才会有效果。也就是说你在这样的群体中生存,只能靠声音洪亮,并且气势汹汹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仍然显示的是人的原始野性的一面。也就是进入现代人类文明特别是人类智慧的程度远远不够才会有的结果。比如,非洲草原上,各种动物在争斗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嗓门提高,表现出极大的吼叫声,以便壮威,吓退对方。一个民族如果嗓门总是太大,而且嘈杂不安,也许有这种动物的原始根本特征在里面。

    中国人喜欢热闹,害怕寂寞,因此,才有过年过节,鞭炮齐鸣,焰火四射的现象。连喝个酒也要把猜拳的喝令声弄得震耳欲聋,仿佛不这样,生活就没有意义似的。

    21世纪的中国人到日本考察,最大的感受就是日本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安宁的民族。可以说:安静才会理性,安静才会想出好办法、好对策,安静才能蓄积力量,涵养智慧,变通改革,开出新路。但是,外表的安静一定是有内心的灵魂的安宁与之相配才会有的。内心里躁动不安,也肯定容易在外表上表现出来,而内心灵魂的安宁才是一个社会变成安静的根本原因。而灵魂的安宁是来自真诚的宗教信仰。

    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佛教或者伊斯兰教,只要是真诚的信仰,无论你有多么劳累,无论你有多么高贵或者多么卑贱,多么富贵或者多么贫穷,只要你走进一个十分安宁的教堂或者佛教寺庙或者清真寺,你立即就会变得安宁、敬畏与超脱。你就容易以一种出世的心态来做入世的一切事情。而中国文化恰恰是一个缺乏真信仰的文化。

    从孔夫子开始,他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敬畏的三样东西中,有一样是与宗教有一点关系的,这就是“天命”,其他的两项,一是大人,另一是圣人之言,说来都完全是世俗的东西。大人是掌握了世俗生杀大权的人,圣人是掌握了精神话语霸权的人。就是这个本应该有一点宗教色彩的“天命”,后来也被皇帝所剥夺了。这就是后来皇帝圣旨里开头所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及我们口口声声所自豪的“天人合一”,皇帝就是天子,代表天意。一下又完全世俗化了。但皇帝的宝座又是怎样来的?刘邦及朱元璋是最杰出的代表。当然还有许多没有成气候的“潜皇帝”。让这些市井无赖来代表天意说话,岂能令人信服与安宁?可见,中国缺乏真诚的信仰决不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是一个几千年来的文化。

    缺乏真诚宗教信仰的民族,不但容易把成功建立在与自己的同胞相比上,而且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不择手段,心态也非常浮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自己得不到的,或者没有希望得到的,就宁愿毁灭它。比如,项羽之烧阿房宫,宋太宗火烧晋阳城;再比如慈禧太后,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她选择宁愿送给西洋人,也不给自己的奴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四川的张献忠这个杀人魔王,在得知李自成进京荣登皇帝宝座,自己不再可能做皇帝之后,就在四川大开杀戒,不纳粮的要杀,纳粮的也要杀,不投降的自然要杀,但投降的也要杀。不但把四川人杀得几乎灭种,而且把几千年来中国的奴隶规则撕得粉碎。如果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会想着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上帝照看着,而且会无法进入天堂。即使死去,灵魂也不会得到安宁,因此,他们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情的时候,会有所收敛,至少不会疯狂到“身后之事谁管得着”。这样可怕的思想与行为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

    国人常常感觉的首先是日本人的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甚至认为武器也可能会比中国厉害。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心灵也比汉人安宁。也许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要远比那些外在的东西更为珍贵。中国与日本的差别,不是单个指标所能够说明的。而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这种综合性的东西,是一个整体,而且时时处处在以一种整体的力量出现。这种力量的教育作用是非常惊人的。它使你花很少的个人力气就可以获得非常惊人的效果。比如认真工作的习惯与遵守公共规则与法律的意识,在日本并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只要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自然容易获得这样的品质。有时这样的品质,人家一个清洁工或者汽车司机就会自然拥有的,而中国的一个大学教授与之相比还有遥远的差距。一个国家的文明是取决于其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一个国家的安静,也是取决于其国民的安宁程度的。我们嘈杂的噪音,许多时候来自精神的空虚与内心的烦躁。因为我们害怕安静,这样更会暴露我们精神上的虚空。也会暴露出我们思维能力上的欠缺。同时,安静还会更强烈地迫使我们去面对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习惯了几千年来的吃人文化及瞒与骗的生存方式,若再加上嘈杂的噪音及浮躁的风气,可以作出一个判断:这是一种精神文化上的缺陷,它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

    国人一谈到日本,谈到他们的先进与发达,就会想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会想到先向日本学习,然后发达了再来报仇。这仍然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因为:国与国的关系正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首先想到应是平等相待。即使富强了,发达了,也仍然要想到平等相待。当然要想得到别人的平等相待,首先要有相当的实力。学习的对象要选择最优秀的,但是,与人相处却要有安静、平等的心态。一个中国的旅游者,感受到日本人却没有因为日本比中国人富裕与发达而表露出歧视的态度,相反他们对任何人都是十分礼貌、热情与周到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反而是令人感觉可敬可畏的。一个人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外表是宁静的、坦然而自信的,外在的嘈杂其实是内心浮躁的表现。没有内心和谐与宁静,就不可能会有外面世界的和谐与宁静。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并不需要靠嘈杂的声音向外界虚张声势,以显示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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