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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逻辑只会暴打异己 2018-11-19 23:39:48

“中国逻辑”就是原始时代的帮派思维:只要是自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仇人,说啥都不对。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是反对你这个人。其思维有三个要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最后,帮派思维就沦为地地道道的诡辩术。道粉溪就是不遵守逻辑同一律的诡辩家!他说仁指核桃仁,所以,“天地不仁”,就是不要核心,没有了核心或者中心,天地之间以及万物就平等了!这不是在对“天地不仁”胡说吗?那么,按照他“不仁”解释的套路:“圣人不仁”,就是圣人之间没有了核心或者中心,圣人们之间平等了吗?孔子和孟子平等吗?李耳和庄子平等吗?一个是大圣人,一个是小圣人,孟子亚圣也,庄子也是小圣人,哪能与大圣人李耳平起平坐?

 

逻辑思维就是讲道理,就是遵守思维的正确规则。没有逻辑,就不会讲道理,就只会迷信权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根本就没有人人平等的理念。自己无权势,就找关系送礼,利用权势来压服对手。这是中国贪污受贿的一个原因。逻辑推理是法治社会的前提,不懂逻辑规则,难以司法独立。所以,中国只能是一个人治社会,依靠君主的意志来治国。

 

没有逻辑,就不会讲道理,就只会暴力打击异己。重庆公交坠江的武斗视频,就说明了国人暴力打击异己的普遍性。李耳把消灭异己说成是“绝圣弃智”。百姓过结绳而治的原始生活,就是“弃智”,“绝圣”是消灭其他圣人,留下“被褐怀玉”的真圣人李耳。对于那些“为奇者”即其他圣人,李耳要“吾得执而杀之”!孔丘学了李耳这一招,在鲁执政就立即杀了少正卯。

 

这种消灭异端的思想,在韩非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韩非认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不仅要“禁言”、“禁事”,还要“禁心”;臣民最后要达到以君心为心,向上看齐,只知盲目服从。其结果也就对社会活力的禁锢到了极端的程度!

 

韩非进一步提出所有人的思想方式和言论准则都要“以法为本”;“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他还提出了“以吏为师”的愚民教育,比苏联的“灌输论”早了两千多年。《韩非子•五蠹》云:“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从教育的角度讲,“以吏为师”与当时流行的以贤为师有重大的区别。以贤为师看重的是知识和道德。“以吏为师”把知识、道德等内容抛到了一边,使教育完全变成了君主的从属物。这当然不利于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探讨。

 

诸如个人权利如自由之类,对韩非来说,是须彻底消灭的;无论是家室财富,还是思想言论,通通都得被剥夺干净,否则,人君就会有“道私者乱”的危险。尤其是“圣智成群”,亦即是知识分子成堆,假如“上不禁塞”,那么等于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也就是说,人们不能享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一如拥有武器的国民不能有“私剑之捍”。

 

对于思想独立的学者,必须肉体消灭。“不为君用”是独立罪,“二心私学”是思想罪。《韩非子》中第一篇《初见秦》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者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这真是吓死人。可这种话,当皇帝的是高兴听的,也会去做的。总之,法家就是要使人民只知道服从、听命,此外,不得有任何知识与想法。

 

臣民的一切言行必须尊君利上。“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八经》)。韩非认为,称颂古圣者都是借古讽今主。要是当儿子的常对父母夸赞别的老人好,这是“谤其亲者也”。同样,“为人臣常誉先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为了挑起君主的猜忌,又说诸子百家称颂尧、舜是鼓动人臣造反。尧、舜、汤、武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先圣,都是奸劫弑臣。儒、墨歌颂这些人,分明是鼓动人们犯上作乱,“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于是要求君主采取株杀学者、投毒暗害、特务盯梢、扣押人质、连坐诛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取缔儒、墨等派,直至灭身。因此,“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忠孝》)。当然更不许借古非今,说君王的不是。后来,就连非议本朝列主列宗也会杀头的。于是“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以后的子孙中,即使出现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这种制度设计,为皇权的万世一系做好了准备。

 

韩非将政治总结为“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韩非告诉君主:“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即圣明人君要的是,国民为之效力卖命,根本不必听他们说些什么。国民赞美也罢,抱怨也罢,人君不必当回事。立功的有赏,不听话的杀头。非常简单。君主统治臣民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就象对待牲畜一样。他说:“明主之牧臣也,说在畜鸟……驯鸟者断其下翎,则必待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术”即申不害鼓吹的统治手段——权术即潜规则,是阴谋诡计的狡诈手段的集大成,被视为是治国用人必不可少的法宝。韩非公开鼓吹: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譬如:大将将出征,为防止他拥兵自重而谋反,可将他的妻儿亲戚接来“关照”作为人质;可用高官厚禄暂时稳住恃功而傲者,以后再加以杀害;可使臣下相互牵制,来抑制不满;抓住了把柄,就可杀掉他;杀了而无法向天下交代,就偷偷放毒。

 

而“势”则是法家重势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权势。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所以,“权势不可以借人”,“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欲为其国,必伐其聚(打击结党拉派,聚议朝政者)”。

 

韩非说:人是唯利是图的动物,人类只适合暴力统治。现代的香港演员成龙说:国人缺乏自觉性,需要强力管制。这都是因为暴力管久了,国人成了没有自主自觉意识的行尸走肉了;对其他生活方式不适应,只适合被他人管制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就是大家看到的公交车上的武斗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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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为何缺乏理性? 2018-11-17 13:32:35

华人缺乏理性,只会武斗,结果全车人都武斗进了滚滚长江。若继续武斗无理性,华国必灭!为何无理性?

作者:关敏

一,国人的思维只有感性缺乏理性

许多人攻击《旧约》中的上帝残暴,其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华夏无神的伟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仁”就是残暴。譬如:“为富不仁”、“为官不仁”的“不仁”都是心狠手毒,没有一点儿仁慈爱心的意思。可是溪谷先生偏偏把不仁解释为没有核心,并且引申为没有中心是平等的意思。这就是典型的胡搅蛮缠!在这种没有丝毫逻辑的随心所欲的巫术思维下,国人欺软怕硬,不会谴责“天”残暴,《道德经》在后面反而说,“天之道,利而不害”。这样自相矛盾的老子,反被中国人如黎鸣之流吹捧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百般挑剔;对自己的文化百般护短。这样的态度,不可能取长补短,与时俱进。

中国人的思维就像一个母亲的思维:“我的孩子是最好的”。中国人对他人的孩子百般挑剔甚至拐卖杀害;对自己的孩子百般护短,宠爱有加。所谓的母爱,其实跟母鸡爱小鸡没什么区别,是一种条件反射,根本不值得称道。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孩子很难成熟为人。余世存说,以色列30岁的小伙子就出版了世界级的名著,可中国30多岁的壮年人蒋介石却在玩女人,曾国藩左宗棠40多岁还整天沉醉在色情里,中国人永远是游戏生活的孩子即武志红所说的巨婴。

中国人不会理性思维,只会感性思维、感情用事。感性根本不是思维,充其量是动物的应急反射。人在应急情况下,也有舍己救子的故事。譬如:荆州某商场电梯塌陷,母亲举起儿子,自己摔死了,儿子得救了。《英勇母亲刀下换子》追踪报道说:挺身救子是母亲本能。这种情感代替理智的母爱本能根本不是思维,而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溺爱行为。这种感性的人在中国是大多数,只要一煽动,国人大多就情绪高;一些傻瓜甘当炮灰,炮灰就是一群毫无理性犹如工蜂一般的动物。

感性思维是最原始最落后的思维方式,只会使人愚蠢。中国的一切都被感情绑架了,连道德也被感情奴役,充当服务感情的工具。中国成语“合情合理”,情先于理,情高于理。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人情,其次才考虑法律的公正,“人情”高于“法律”,当然就出现了“人治”高于“法制”的现象。很多情况下法官的枉法是出于人情的考虑,而不是因为接受了贿赂。《水浒传》里有一个典型“人情枉法”故事:宋江的情人阎婆惜发现宋江与晁盖等江湖大盗有来往时,宋江为了灭口杀了阎婆惜,而卖糟腌的唐牛儿误被当作犯人绑到县衙。浑城县知县与宋江私交甚好,他明知唐牛儿是冤枉的,但为了宋江的人情义气,就把唐牛儿当替罪羊。可见,仁义道德,没有公理、没有正义。
 
二,华人理性发育的停滞

所谓理性,就是超越具体的事物,以普遍性、抽象性、平等性的原理来观察分析世界万象。中国一直没有逻辑学,连语法学都没有,还是19世纪引进的。没有逻辑理性,就是非理性。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断言:“所有亚洲的政治思想都无不缺少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方法相匹敌的思想方法,并且也确实缺少理性概念。”

诸子百家都是一帮没有理性的动物!孔子鼓吹“上智下愚不移”,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没有理性的“野人”,这就否定了人们拥有逻辑思维的理性能力!华人长期在非理性的统治下,理性不可能发育成熟。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礼”非奠基于人的天赋,而是对天赋的压抑。儒家将人看作“群”的存在,每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后,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理,根本无个人的概念和人权的萌芽。孟子的人性善以人类自救(不忍人之心)这一本能作为桥梁,把仁义礼智说成“天之所予”,即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但也不是奠基于完整的天赋。孟子承认人的天赋还有另一半,感官欲也属于本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这样一来,孟子的本性说就成了两个。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孟子的办法是把感官欲说成是“小性”、“小体”,把仁义说成是“大性”、“大体”,小服从于大。然而现实往往不那么顺从,感官欲就像装在口袋里的魔鬼,时时钻出来破坏仁义。怎么办?孟子又提出通过寡欲以存仁义之性。孟子还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顺灵魂之“大体”是大人,顺耳目感官之“小体”是小人。大、小人之间截然对立,断无统一之理。

古希腊思想家将人的自然性纳入社会性的构成环节。亚里士多德谈到儿童教育时说:“人们都区分有灵魂和躯体两者,都有两种境界(状态)——情欲境界和玄想境界。就创生的程序而言,躯体先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先于理性部分。情欲的一切征象,例如忿怒、爱恶和欲望,人们从开始其生命的历程,便显见于孩提;而辩解和思想的机能则要按照常例,须等待其长成,岁月既增,然后日渐发展:这些可以证见身心发育的程序。于是,我们的结论就应该是:首先要注意儿童的身体,其次留心他的情欲境界,然后才及于他们的灵魂。可是,恰如对于身体的维护,必须以有造于灵魂为目的;训导他们的情欲,也必须以有益于思想为目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以灵魂培养为目的,但并不是排斥感性欲望,而是将感性欲望列为灵魂培养的先前步骤,没有这个步骤就谈不上灵魂培养。

在儒家那里感性情欲和灵魂不能相容,以至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论调。《礼记.乐记》篇认为:仁义道德是“天理”,七情六欲是“人欲”,天理与人欲虽有交叉点,但主流是相排斥对立的。人欲发展会导致“灭天理”,所以儒家提出了节人欲以存天理。这样,我们无权尊重自己的感受,只有义务尊重帝王的感受。因此我们就没有“真信仰”。就拿“孝道”来说吧。孝道的根本意思,并非供养父母,别让他们饿死,而是说我们所有的思想、感情和感觉,都要按照父母和祖先定好的模式来运作。于是孔融那么小的孩子要“让梨”,其实,以心理学的观点看,“自私自利”是孩子发育正常的表现;而中国的“文化”却以道德的名义“规范”着孩子,其实质就是让孩子不尊重自己的感觉,而是跟父母和社会的感觉认同。千万不要尊重自己的感觉,那是万恶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本质。于是,中国人都成了“无我”之人。他们在人前冠冕堂皇,但在人后往往为非作歹。儒家则完全排除人性的自然性,使人性的社会性变得片面、单调、压抑。这样形成的仁义道德如何能让人自觉维护。以这种方法养育、教育出来的人,怎么可能会有“真信仰”呢?正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汉族的理性发育停滞了,因为童年正常需要未获满足的孩子,是很难发育出正常理性的。
 
古希腊的原子论强调了个体的多元性(许多独立的原子是万物的本源)和自由性。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有选择道德行为的自由。当代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倾向。儒家道德恰恰不讲求人的“自我”。孔子好古,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但未提对古的继承立足于自我。儒家文化确切说是“礼”文化。《礼记.乐记》说:“礼自外作”。 “礼”是外在施加的尺度,只许接受,不许有异议。子路问卫君若重用老师,老师先做什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的“自我”判断是老师太“迂”,孔子却斥责他“野”。孔子在落魄时尚压制学生的“自我”,儒家成官方思想之后就更是如此了。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排斥一切不同意见。儒学遂成为不容商量的“礼教”、第一真理,不容“我思”。儒家道德始终没有给每个人的“自我”留下位置;不是出自“自我”,只由外力强压的道德不易被自觉遵守。

关敏在《儒粉诡辩孝道震惊世人》中说,中国文化缺乏抽象思维的理性,只有形象思维的“本”的范畴,没有逻辑思维的“本质”概念。“本”是巫术的万物有灵论的“根”,“根”有神奇的“生”之魔力。白居易的诗歌唱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什么烧后又复生?因为有“根”!所以,中国人做事喜欢“铲草除根”。中国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生命之流,万事万物都只是这个生命之流溅起的一朵浪花。因此,严格说来,事物并无一个“自己”,都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中国人对究竟什么是“自己”其实并不太在意。西方思想着眼于“自己”。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本性”(nature),“本性”是属于事物自己的。追求事物的“本质”、“本性”,就是追究事物的“自己”,这是理性的内在性原则,即从自身中为自身寻求根据。

道家认为人最好做“婴儿”做“野鹿”。老子说人是刍狗,何来理性?老子的理想是复归于婴儿,婴儿怎么可能有理性?

墨子说一人一义(议),百人百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能尚同于领导。这就否定了言论自由和公民大会的民主,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人类有通过理性探讨达成一致的契约即宪法可能性,从而堵死了华人的民主路。墨子的天是巫术感应的天,还不是犹太基督教的上帝!这只怪中国离中东地中海太远,对犹太教一无所知。基督教是在犹太教和希腊人逻辑理性基础进一步升华!

三,每个民族要学会反省

中国一直没有逻辑,也就是没有理性思维的民族,还处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有人说,要复兴传统。难道要复兴这种非理性的丛林传统!只有普世文明才能提高我们的素质!

看看普世文明的圣经。圣经反对拜祖先,批评祖宗的罪恶,诚实。请看:旧约《尼希米记》9.2:“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耶利米书》14:20  “耶和华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

以色列人承认祖先有罪,不断地悔改,以色列人成了最爱读书最聪明的民族。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仅占0.3%,而在诺贝尔奖的获奖群体当中,却占有35%高比例。西方国家因为圣经的影响在不断揭开历史真相,在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中进步!

我们因为崇拜谎言而不断地掩盖历史错误中而衰败下去。孔丘为了维护周礼规定的“亲、尊、长”的权威,提倡“说谎”,即“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避讳就是弄虚作假。由于儒家倡导避讳,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撒谎文化。兵家鼓吹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被国人奉为圭臬,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老子像水一样柔弱以迷惑对手的阴谋思想就源于兵家。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国狡智的集大成者。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当今中小学课本中的“田忌赛马”对我们民族“不讲诚信”的野蛮国民性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每个民族都有荒唐的时候,关键不在于你这个民族会不会犯错,而在于你懂不懂反省。你能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大声地对人类(或上帝)说对不起。一个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注定将被历史淘汰,注定将成为世界的笑话……所以,今天中国人应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而不是像孔子包庇父亲的过错并把祖先美化成神,大搞避讳(说谎),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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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天”不同 2018-11-14 22:15:31

1.同样的天,东西方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西方天指的是唯一神,中国的天指是众神中一个最大的神——玉皇大帝。

西方人把宇宙的唯一神——基督教的上帝称为天、天父,即“高高在上”从而成为人的最高追求和信仰。

中国的天也是高高在上的,中国的天没有西方那么高。中国的成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的天神只是高过人头3尺。中国的神无所不在,还处在万物有灵论的巫术思维阶段。

2.中国人讲的天是神圣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或自然神,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自然。

请注意,在讲中国的自然的时候,跟西方的nature不一样。中国人讲的天,虽然意味着自然,但它有神圣的含义,这跟西方自然科学的nature是不一样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是经过“驱魅”的——通过驱巫运动消除了万物有灵论的巫术鬼魅。基督教把人抬得很高,上帝“创世”的后果是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打趴在地,只剩下一个神——上帝。所以,近代科学把物质看作是僵死的,物没有神灵,没有精气神了。这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世界观。因为世界是上帝造的,是物质的、机械的。所以现代科学才敢于拿一整套规律一揽子解决全部问题。

中国的天有时指地方;有时指天理;有时指规律或社会规则。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套制度:“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道跟天道同构,人就是按照天道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杨振宁认为,“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天人合一实际上天人不分,以人的主观代替了天的客观,丧失了对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对待客观世界。

  3.中国的天虽然是自然神,但它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格神。孔子明确说过:“天何言哉”,断定天没有说话的能力,说明“天”是一个哑巴,必须靠天的儿子——王来做为“天”的代言人。
   
  中国人沾沾自喜地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精神是西方没有的。“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天我合一”。“我”在甲骨文通“杀”,就是扼杀自然,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自然与他人的意思。当王把自己当人,把所有的其他人都当“刍狗”的时候;“天人合一”就成了“天王合一”,合一后,王即由“人”升级为“天之子”。谁有权力,谁就可以改写历史,解释历史,就可以把他的称帝说成是替天行道,说成是天意,反正他有权。《易经》开篇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说:天象的变异,预示着祸福将降临人间,只有圣人即圣王才能把握。圣王不但能够参透天道,还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
   
  西方自古就有独立祭司阶层执掌司法,从而可以批判现实、改进现实。然而,中国由于没有经过天人相分、神人对立的历史阶段,所以缺乏对世俗生活的批判眼光。儒家将原始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崇拜。中国人把皇帝说的话(人理)当成天理,整个民族也就失去了走近天理的方向感。比如,“杀人偿命”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天理,但是,摩西十诫第六诫说,“不要杀人”。所以“不要杀人”才是天理,而“杀人偿命”在西方是人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就是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天理从而确立了“人权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人到现在也不明白天理和人理的区别。

4.西方的“天”是能言的。中国却是“天道无言”。
   
  在西方,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是用怨言创造了世界,这意味着,西方的的天神是理性神,从古至今贯穿西方社会都是理性神的精神。

  中国却是“天道无言”。老子的“道”是不可以说的,必须自己去体会,不用言说,说多了也没用,圣人最多是示范,行“不言之教”。这好比游泳或者骑自行车,“平衡技巧”只能自己去体会。可见,这个“道”不过是技巧窍门而已。庄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暗示:熟能生巧,心无全牛,只有骨肉皮而已,依然是技巧,没有发展出动物解剖学和原子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道不是西方的永恒的逻各斯。虽然,老子的道是永恒的“恒道”,由于避讳,“恒道”成了“常道”,最后堕落为生活技巧和长生术而已。

中国文化有“反语言”倾向,只重视内心体验和外部行动,语言当作一种临时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执着。孔子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对语言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儒、道、佛都把语言当成一种多余或误导性的刍狗,用完之后就彻底抛弃。在人际交往中,国人不重契约,只重默契,写在纸上的东西(文言)不兑现。反语言即反智,因为智慧须通过语言来传递。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所以,儒、道、佛都反科技。
   
  “反语言”不仅反智反科技,而且提倡“不争”,反对言论自由,中国人成了“沉默的刍狗”,生命被剥夺了自由的能力,被剥夺了爱的能力,被剥夺了思想的能力,被剥夺了创造的能力,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被剥夺了审美的能力,被剥夺了科学思维的能力。

国人看不到西方社会两千多年一贯的理性文化灵魂,想不到自己的崛起也需要自己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如果思维模式不改变,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终会九九归元,换汤不换药。而思维模式的变革又主要着重于两方面,一个是建立理性精神,一个是发扬自由精神。没有逻辑理性,国人难以摆脱愚昧和暴力;没有平等自由,国人难以摆脱专制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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