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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谋杀中国的未来 2017-01-20 07:46:06

习近平上台后,招募的“五毛党”的规模超过为1052万人。其中大学生为402万人。五毛党的工作是监视网络舆论,举报、辱骂民主启蒙人士,通过评论和照片等参与舆论,改变舆论的动向。而且,习当局通过毛左势力以文革手段发动群众运动造势,以“人民”的名义对自由民主人士进行政治迫害,企图以毛泽东的手法谋杀中国大陆的民主未来。
    
    一,习近平利用毛粉打击民主自由派
    
    习近平全权负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与周永康共同编织了以“六张网”为主干的“奥运安保模式”,对北京实行24小时全方位覆盖的严密监控,中国就出现了文革的“红卫兵”复辟势头。
    
    2008年4月9日,受到奥运圣火传递风波的影响,美国杜克大学内同时举行了支持中国政府与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示威。杜克大学一年级的中国女留学生王千源认为西藏应有自由,但她本人坚决反对藏独。她在西藏支持者的背上书写“Free Tibet, Save Tibet”的标语,被人拍摄了视频。有人将王的视频上传到网上,称之为“汉奸”。王千源说:“中国留学生情况很复杂。他们不少是官员子弟,太子党,陈云的孙女就在我们杜克,零六年毕业,他们生活奢侈,很多访问学者都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这件事发生后,他们用中国大男性主义态度侮辱我,威胁要拍我的裸照,要下全球诛杀令,诛杀我,灭我九族……”。
    
    2008年4月17日CCTV网站在首页上将其称为“最丑陋留学生”。随后王的个人资料(包括其生日、身份证号码、住址、学校和父母的姓名和工作单位)都被公布到网上。王收到大量威胁恐吓的电子邮件。王被青岛二中母校开除学籍。王千源在青岛的住所被人用石头攻击,其住所被人泼粪、投掷花盆及涂写“杀全家,杀卖国贼”等字样,王的父母也受到死亡恐吓,躲藏了起来。
    
    对此,国外曾因此强烈指责中国践踏人权。习近平在2009年2月11日访问墨西哥时对华侨说: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中共真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吗?自中共建党的90多年来,几时曾停止过输出革命?中共支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朝鲜等国家的共产党明刀明枪推翻资本主义,怎么这么快就赖账了呢?中共还向世界输出毒品。习的这一席话,显示他是一个扼杀言论自由的刽子手。按照习的理论,任何一个暴政产生的人道灾难,只要是国民死在境内,别人就得闭嘴。那么,斯大林的暴政、希特勒的大屠杀、毛泽东的文革浩劫等等,外界就不可以过问了吗?习近平这个讲话显示了他的“猪”栏理想——猪吃饱了就睡,吃饱了象猪一样睡觉做“中国梦”就好。吃饱了说话就不是猪了,就该挨骂。他不仅把中国人当猪,还要世界人民也当猪。另外,“吃饱了撑的”这种口气,哪像个国家领导人讲话?哪有一点文化修养?简直是个泼妇或“山大王”骂大街,岂能登大雅之堂!真是中南海大餐吃饱了撑的,才撑出这样一种闭关锁国的井底之蛙。
    
   奥运会后,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使文革势力迅速崛起。2012年薄熙来倒台时,文革势力受到了批判和抵制。但在当年9月的反日示威中,“文革”的打砸抢恶习又彻底恢复了。资中筠说:“一百多年过去了,高层还是慈禧,底层还是义和团”。当今中国的高层类似慈禧集团,底层则是维护独裁的亿万毛粉。毛粉们甘当当局维稳的别动队,主动配合当局攻击民主宪政派。在反右60周年之际,习近平利用毛粉们的群众运动的气势,来整肃文化、科研、思想领域知识分子。
    
    2017年1月4日,南方广东的中山大学颁布了课堂教学“十不准”。第一条:不准非议宪法。第二条:不准非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三条:不准传播宗教迷信。这天,北方的山东建筑大学发生的游行示威运动,“文革”复辟了。毛粉狂呼:“打倒汉奸邓相超!毛主席万岁!”毛粉对自由派拳打脚踢。邓相超被解除职务。随后,邓相超的支持者如河南的刘勇、河北的左春和都被各自单位解聘或者解除职务。河北还爆发打倒左春和的游行示威运动。
    
    邓核心坚决反对三权分立,搞“我说了算”,以此束缚赵紫阳。在赵紫阳祭日的前三天,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公开侮辱“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是献给习核心的大礼。同时,党刊开始讨伐袁腾飞。
    
    一年前,习近平重上井冈山;一年后,南昌一千男女声讨贺卫方、邓相超。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下午,江西南昌一千多市民,相聚在八一公园樟树林广场,召开《愤怒声讨贺卫方、邓相超反共反毛罪恶行径》大会。大会主持人刘德堂揭露贺卫方在2006年西山会议上,攻击共产党没有登记,是个非法组织时,引起群众对贺卫方的无比愤怒,不少人高声呼唤:“这种人为什么还有留在党内,应该开除他!”茅于轼、王长江、袁腾飞,张鸣、孙立平、蔡霞都被毛粉打成推墙派,要求开除他们出党或者惩罚他们。最近有人多次打电话给北大党委,要求惩治贺卫方。
    
    二,雷锋是共产党的“义和团”杀手
    
    最近,梁宏达遭官方批判。梁宏达在毕福剑的力捧下,成为央视星光大道铁杆嘉宾,逐步被全国熟知,因其在节目中抨击时政,受到很多人追捧,其在全国多档节目中担任嘉宾,一时间风头正劲!梁宏达在节目中称,英雄是为了配合政治需要的产物,批评雷锋、焦裕禄、草原小姐妹、王成等人的高大尚形象的造假。梁宏达的言论引发了毛粉的愤怒声讨浪潮迅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解放军报官方微博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发声怒批梁宏达诋毁英雄形象的行为。
    
    其实,雷锋践踏人权的愚昧的极先锋。“雷锋日记”中的名言是“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是大错的。
    
    什么人是“敌人”?即一切对共党独裁不满的人士。“对敌人象冬天一样严酷无情”等阶级斗争的暴力“豪言”,就是后来文革中武斗的先声。阶级斗争把全人类一分为二,“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哪还可能有半点“人权”的影子?人权的前提是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人,每个人都必须享受不得剥夺的基本自由权利。雷锋不仅在思想上“无限忠于”党魁;而且在行动上要“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扫灭不忠者。按照雷锋的这种精神,只要一定性为“敌我矛盾”,任何残酷的刑罚都可以使用,张志新可以被割喉,地富及其子女可以被挖心吃肉,刘少奇也可关押迫害致死。1960年10月26日首次报道雷锋,题目为《毛主席的好战士》,表述的雷锋精神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其时正是毛泽东的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时候,而雷锋这个积极份子的出现,让林彪1959年发起的学习毛书的运动掀起了高潮。其时的“学雷锋”热潮,既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为毛泽东开脱提供了一个典型依据,证实饿死数千万人是因为没照毛的指示办事,免除了毛的困境,更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了个人崇拜的强大基础。历史无情的证明,“学雷锋”只会带来文革浩劫,而不可能推动改革。
    
    中共特权阶级为了一己的私利,通过学雷锋运动肆意煽动个人迷信和阶级仇恨,是违反人性的、不得人心的,所以不得不加上一层“助人为乐”的公德包装。其实,“雷锋”的“助人为乐”只不过是欺世的幌子罢了。中共捏造的“雷锋”是假大空宣传的典型。雷锋作为一个军人,不守军纪,离军营到火车站去接送一个不认识的妇女,这种事允许吗?“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雷锋在火车上擦桌子,领导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说雷锋连这么点小事也向组织汇报?雷锋动辄捐款几百几百,拥有皮夹克,瑞士表,派克笔,皮鞋,又到各地旅游。当时农村是人吃人,哪来的这些巨资支持?
    
    有网友写道:“一个雷锋,一个遇罗克。前者很听话,成了全国人民学习榜样。后者独立思考,写了一本呼唤人权的书被枪毙了。假如让雷锋去枪毙遇罗克,他会乐意去。但是让遇罗克去枪毙雷锋,遇会拒绝。我们倒底该学习谁?”习近平说:“我们继续要学雷锋,就是要加强集体主义,就是要反对自由主义。”在《学习雷锋好榜样》歌曲中,“忠于革命忠于党”、“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愿做革命的螺丝钉”等等,道出了雷锋的精神本质。雷锋只是一个螺丝钉,连人都不是,还要学他?学雷锋就是使人成为工具成为“刍狗”罢了!
    
    三,谎言加暴力专制制度将被无情地淘汰
    
    撒谎就是弄虚作假,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是撒谎;掩盖事实真相,把有的事说成没有也是撒谎;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坏说成好,把歪门邪道说成宇宙真理,譬如孔子把相互隐瞒罪恶的行为颠倒黑白成正直,这就是令人发指的撒谎。总体上讲,谎言分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就是通过虚假陈述维护或增加被骗人的利益,它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危害。恶意的谎言则会给某人甚至整个社会带来危害,只有撒谎者得利。奥古斯汀、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康德等西方哲学家认为,不管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意的谎言,所有谎言都是恶的,它是对社会信任的一大威胁。思想是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而讲话就是表达讲话者的思想,撒谎歪曲了自己的思想,从而也就否定了个人存在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谎言没有存在的空间,因为谎言一旦被揭穿,撒谎者就信誉扫地。因此,撒谎者抛出一个谎言一旦被揭穿,就面临着信任危机,要用新的谎言修补被揭穿的谎言,设法重新建立其信任来,如此这般,撒一个谎要用一万个谎来圆那个谎,靠谎言起家的必然靠谎言持家。
    
    千百年来,中国总有一小撮人,靠着谎言与刺刀,让人民臣服,把百姓变成一文不值的犬羊与工具!他们自诩为这个国家的主宰,伟大的救世主。可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他们才是不折不扣的流氓!
    
    东扯西拉,胡搅蛮缠,流氓耍赖,说谎成性。这就是去年王毅部长答加拿大记者问,给人的印象。共党的历史就是谎言加暴力,亩产十万斤粮,不说谎就不给饭吃,饿死了近五千万人。中国参加国际比赛,参加者不仅服禁药,还故意把年龄报小,以便按年龄分组时以自己潜在的年长优势击败对手。这种恶习在社会漫延。如博导把自己年龄报小,中学校长也把自己年龄报小。连年龄都造假,中国人什么不敢造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鸿飞博士说,以他在哥伦比亚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最好的大学99%的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而哥伦比亚大学,不过是美国的三流大学。博士不合格,相当于通过造假拿了个真文凭。“云南省长不识滇,天朝皇帝爱宽衣”,说的是云南省长阮成发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大博士,连“滇”与“农”都不认识,博士何等的水货?
    
    在谎言和刺刀主宰的社会里,除了掌权者,不存在有价值的人。在傲慢的统治者看来,个人毫无意义,追求个人的自由与价值就是反动,就是汉奸国贼。中共提倡集体主义,反对普世价值;强调维护特色人权即党奴制,主张打击或消灭少数派。毛讨厌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为此,他开展整风把延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打成“特务”,其中,批评了等级制的王实味被枪杀。1949年以来,又开展“思想改造”、“反右”等一系列运动整人。除非你变成毫无人格的顺民奴才,否则就会在中共的暴力机器下变成粉末。每个人必须遵照他们的意志行事,否则就要背上叛国的罪名被惩处。党魁认为,他们的意志等同于真理,凌驾于一切法律与公德之上,神圣不可侵犯。只有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与自由,只有他们的声音才配飘荡在这片大地上。在中共眼中,国人只是会呼吸的工具,要么甘心为奴,要么就是罪不可赦的敌人,标准不过是听话与不听话而已。任何杂音都是对他们无上权威的挑战,都将换来莫名其妙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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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蛮包子帝 亮剑为哪般? 2017-01-17 06:12:38

一,亮剑的范围与目的

 

普世价值认为:亮剑只能针对外国侵略,针对暴恐袭击和暴力伤害犯罪活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亮剑。尤其是在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时,敢于亮剑的政府就是野蛮政府。在思想认识上,永远只能通过辩论和比较,让正确的、文明的、科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历史事实表明,对精神范畴的东西亮剑,很难有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对思想意识亮剑镇压,违反了举世公认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权要求,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丑恶行为。

 

唐朝诗人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认为:亮剑是为了伸张公平正义,为蒙受冤屈的人报仇雪恨。古人尚且能为正义而亮剑,何况是今人,更应为实现正义而亮剑!

 

刁蛮包子帝,亮剑是为了什么?习近平最近强调,2017年,政法界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所谓的“政治安全”,说白了就是:他不能下野。包子非常清楚:只要松开一点点口子,人民就会把他赶下台,他只有一条道走到黑,向毛泽东看齐,才有可能维持其长期的统治。他支持愚民喊“毛主席万岁”,其目的是期望愚民喊“习主席万岁”,以便他建立习家世袭王朝。据说,习近平在天津建立了一万人的敢死队,直接效忠于他夫妇二人,彭丽媛可以直接调兵!这支习家军将为习称帝扫清障碍。

 

1957年反右,政法界主批“司法独立”,因为“独立”就是脱离党的领导。那时,教育界主批学术独立和教育独立。近日,最高法院院长批判“司法独立”,中国已回到了60年前的1957年。因为“宽衣”帝要求万事万物“姓党”。任何“独立”,如“台独”或“思想独立”,都是刁蛮包子帝亮剑屠宰的对象。

 

二,中共1957年亮剑,彻底废除法治实行党治

 

在毛泽东的“请大家提意见”诱惑下,1957年5月,监察部副部长王翰说:“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随后,毛泽东开始了反右。同年7月毛在青岛说:“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毛选》第五卷第459页)。同年9月4日,罗瑞卿在中央法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某些司法、检察、法院强调司法独立,垂直领导,不听党委的话。”会议最后由彭真总结说:右派分子疯狂地攻击我们是“以党代法,党政不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我们必须予以打击。党委应当领导政法机关的全部工作包括所有案件。同年10月8日,彭真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

 

195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要坚决执行主席的上述指示,各级人民法院必须绝对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不仅在方针政策上,而且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人民法院党组必须经常主动地向党委请示、报告工作;凡是党委规定审批范围的案件和与兄弟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案件,都应当在宣判前,报请党委审批。后来修改宪法,删去了“独立”的字句。

 

中共反复要求政法部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否则,就打成右派。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195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议报告说:“经过一年来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检察机关共挖出右派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注:此前,检察系统的干部编制最多时为四万三千人)。”有些省的监察厅机关干部竟有20~30%的被打成右派。到1959年,国家监察部、司法部同时被取消。监察部的职能由中共中央监委行使。196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并且是采取了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合并到公安部的方式,实现了政法工作的集中统一和彻底的“一元化”。

 

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为一体后,上行下效,全国各地一律取消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建制,完全搞成了“一锅煮”和“一勺烩”。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各级党政领导率领政法部门的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和空白判决书,下乡下厂为“打开局面”而随意捕人;对抓起来的人有的甚至不开庭审判,在空白判决书上填一个名字,加几个罪名就判处了刑罚。

 

由此而形成了由党委审批案件等一系列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构成了“以党治国”或“党化国家”的运作体制。1958年毛泽东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4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刘少奇附和说:“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正是在这种“以党治国”的体制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一声令下,当年主持政法工作的彭真、罗瑞卿以及高层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也就毫不足奇了。

 

三,刁蛮包子帝 亮剑开倒车

 

在2017年1月4日山东爆发了“打倒汉奸邓相超!毛主席万岁”的小文革运动后,石家庄又开始了一场小文革!1月16日,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出版局对一向敢于说真话的左春和作出免职处理。官方说:“左春和在网上实名认证的微博发表错误言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依照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一、免去左春和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副局长职务;二、给予左春和行政记大过处分;三、责令左春和做出深刻检查。”当日,毛粉在石家庄市文广新局门口闹事,拉着横幅,反复高喊“打倒汉奸左春和”“毛主席万岁”!

 

在河南,漯河电视台把邓相超的支持者刘勇解聘了。

 

在北京,袁滕飞遭围剿。党刊《红旗文稿》2017年1月最新一期发表了《警惕网络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新趋势》的文章,批判袁腾飞对开国领袖和民族英雄极尽污蔑和诋毁之能事,在网络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文章还指责说: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边鼓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边大弹历史虚无主义歪调,从否定“文革”开始,到彻底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进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 14 日的讲话,他强调: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周强还说,要认真总结涉意识形态领域相关案件的审判经验,制定审理涉及侵害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名誉荣誉等案件的司法解释,依法维护领袖、英烈形象,坚决捍卫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

 

这是在恢复“恶毒攻击领袖罪”、倒退到毛泽东的“文字狱”时代!

 

周强对“宪政民主” “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亮剑,这三个被宰杀的对象有着内在联系。宪政民主的核心是限公权保人权,限公权的主要制度安排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即三权分立中的一环。周强的谬论违反了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1983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规定“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国际法学家协会《关于司法独立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则》,指出“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制作司法判决等活动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与其良心的命令”。

 

江平说:强调司法独立,实际上是要加强法治;而强调司法服从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在恢复人治。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以党治很容易走向人治,走向法治的对立面。我们强调司法独立,就是强调司法“只服从法律”,强调它的“法治”特征。

 

周强的大学同学贺卫方,当天晚上在微博回应指周强不可理喻:无论怎样的国度,司法如果没有独立性,那就意味着它会常态地受到法外因素的干预,无法严格地依照法律规则裁判案件和纠纷,也就难以让国民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冤屈遍地,引发造反。即便在古代中国,包拯故事也代表着人们对司法独立的渴望。因此,把司法独立说成是什么西方观念,必欲除之而后快,是真正的祸国殃民的言行,完全在开历史的倒车!

 

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础,是全球公认的普世价值,它们确实起源于西方,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为中华民国所践行。周强批司法独立,意在讨好刁蛮包子帝。因为开历史的倒车的总指挥就是刁蛮帝。可见,刁蛮帝亮剑就是要彻底消灭民国的思想。巧合的是,说“民国最好”的周有光先生也于这天去世了。周有光曾断言,中共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必将解体共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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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目的重建道德底线 2017-01-15 01:20:14

以人为目的重建道德底线

 

中国文化的最大邪恶之处是没有“人是目的”的价值观,因此无法为社会建立普世的道德底线,从而使中国永远沉沦在弱肉强食的互害中。

 

在儒家看来,人只是实行孝道的工具,延续家族香火的工具(为此出现杀害或者抛弃女婴的现象);在困难时期,可以易子而食,可以割己肉孝敬父母;为了践行孝道,可以说谎、盗窃甚至杀人(民国时期施剑翘报父仇刺杀孙传芳,无罪释放),当然可以包庇亲人杀人。由此可以断定,儒家的仁义孝道无法建立起普世的道德底线。道家以民为“刍狗”,人不是目的,无法建立普世的道德底线。兵家、法家以民为工具、为炮灰,人不是目的,更无法建立普世的道德底线。

 

共产党把人当炮灰、当螺丝钉、当“刍狗”,人不是目的,所以,中共没有道德底线,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以至于中国不断出现的坑蒙拐骗以及食品安全事故和其他安全事故。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缺乏普世道德导致“不择手段”。

 

一,普世的绝对道德即道德底线

 

所谓普世道德,就是人类的绝对道德标准或最低道德标准,就是道德底线。道德的底线是人在最坏的情况下的,也拒绝做不道德的事情的标准。绝对道德即普世道德指的是做人的底线,突破了底线即不再是人。面对差异如此之大的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和文明,有没有一套能够得到世界上所有人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准则呢?有。它的基本原则是:人是目的,即“把人当人”,反对把人当物质当手段;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由此而推出的四条简明的禁止性规则:“不可谋杀人、不可偷窃、不可撒谎、不可奸淫”。这一套规则是人之为人的最起码条件,是都应该遵守的。当然,这一原则也面临着例外的考验。例如,如果亲人被杀了,我可不可以杀死凶手以报仇?对此,应该有和道德底线准则配套的例外条款。那就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能亲手杀死他,而应该将杀死凶手的权力交给国家来行使。又如,对于一个濒于死亡的癌症患者,可不可以说谎,不告诉他病情真相?如果回答可以,那么也应该作为一条例外准则,即考虑到说谎对他的好处,可以进行善意的说谎。这一原则也应该作为道德底线的例外条款。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作为最高道德原则,要求我们把他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康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才是唯一的目的。你要永远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当作实现自己的手段。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男或女、富贵或贫穷、聪明或弱智、有用或无用等原因而受到伤害或者剥夺。人的生命不能成为某些人或者集体生存下去的手段,把“我们的血和肉”献给父母或“长城”,就是把人当成了手段,没有当成目的,可见,中共的国歌是极端荒谬。就个人的生存权来说,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只有两项,食品安全与药品安全,当这两项安全也荡然无存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人间。三鹿事件以及形形色色的假食品、毒食品,说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早已经没有底线。

 

西方自古强调绝对道德即普世道德。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强调上帝立的自然法永恒不变,这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就是绝对道德。以后古希腊又信仰了基督教。圣经强调就是绝对道德。犹太-基督教绝对道德观其实很简单:善恶标准独立于人或社会的态度之外。要确定一个行为是善是恶,人们需要问:上帝和上帝给我们的经文会如何判断?而不是问:我自己或这个社会会如何感受?犹太教-基督教道德的绝对性体现在:如果一个行为是好的,那在同一情境下,这个行为对任何人都是好的;相反,如果一个行为是坏的,在同一情境下,这个行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坏的。这就是普世道德(universal morality)。

 

普世道德是基本人格的底线,它必须由一些最基本而且最可践行的戒律组成。《摩西十诫》是希伯来人的祖先摩西代表本族人与上帝的签约。希伯来人遵约,从而要绝对地遵守“十诫”──不谋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负弱者、不做伪证、不拜偶像、不信外神(只信惟一的上帝)、不称上帝之名、遵行安息日、孝敬父母。全部十诫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又称上帝的绝对命令。

 

十诫里说“不要谋杀(Do not  murder)”,而不是“不要杀人(Do not  kill)”。不道德的杀人是谋杀。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相信杀人可以是道德的(比如自卫、保护其它无辜的人、处决谋杀犯),杀人也可以是不道德的(有目的的谋杀无辜的人、侵略战争、恐怖主义)。人类绝不可为了服从统治者与长辈意志而杀人;儒家却主张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王,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儒家“三纲五常”就不属于绝对性道德。亚圣孟子对梁惠王说得很清楚:“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种对物质小“利”的否定,正是对政治暴“利”的肯定。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避趋之”;典型地显示出中国伦理道德相对性特征:“利国”而不是“利人”,怎能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历史证明,《摩西十诫》中的“道德”是人类史中的真道德;相反,孔子及其儒家在《儒经》中所表达的“道德”是假道德,是无道德,只是“呻吟”和“臣服”。孔子为了建立专制秩序,竟将许多绝对道德改为相对道德,使儒家逐渐走向无神论的道路——“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其原因可追溯到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没有敬神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孔子重视亲疏远近的人伦关系,反对绝对道德标准。所以,孔子根本就没有提及“道德”的底线。《摩西十诫》中具体谈到了“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伪证”等等,而孔子只有混沌的“不欲”,或自吹自擂的“爱人”、“立人”、“达人”,惟一只有“孝”比较具体。可见,孔子的“道德”缺乏可实践“底线”,惟一具体一点的“孝”,也赋有太多的血缘色彩。


 

二,禁绝墨家是中国的大悲剧

 

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具有道德底线,才能防止人的集体性道德犯罪与无意识地全面堕落。道德底线,是守卫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良知的最低防线,是做人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或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是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分水岭,也是使人不至于堕落为禽兽的最后防线。

 

墨家主张不分亲疏兼爱众人,强调谋求公利即“万民之利”,坚决反对之为一己一身而损害他人的私利即“亏人自利”。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不可坑人害人”的普遍性伦理原则真正贯彻到底了。《墨子•天志下》说的“义者,正也”。《说文解字》曰:“正,是也,从一,一以止”,就特别强调了“正”、“是”为人们划出一道必须在其面前止步的底线标准,警示人们一旦突破了这条“一以止”的底线,人就堕落成了的邪恶禽兽。

 

《墨子》阐发了“义”的底线功能:“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换言之,“义”之为“正”的关键就在于:它为人们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止恶底线,倘若遵守了这道底线,人们不仅能够维系自己的生存,而且还能保持社会的良好秩序,实现繁荣富强;相反,一旦违反了这道底线,不仅社会秩序将陷入动荡混乱,物质生活贫瘠匮乏,而且人们也会走向毁灭死亡。

 

墨子已经从理论上成功地克服了孔子的“父子相隐”对道德底线的破坏。孟子却主张包庇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窃负而逃”)和提拔邪恶的兄弟做高官(“封之有庳”)而否定了墨家建立的道德底线,把墨家一视同仁的“兼爱”替换成儒家封闭偏狭的“别爱”。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按他的说法,我等无视君主的人都是禽兽了。当儒家把墨家称为禽兽,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以暴力消灭对方;也许会以和平方式“教化”对方。无论暴力还是和平,都是一种以势压人的征服行为,依然是“亮剑”消灭敌人的关系。此后,墨学后继无人,成了绝学,这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人的大悲剧!

 

三,中国传统道德的短板

 

中国人的道德是依血缘亲情建立起来的,是以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为基础的。儒教首先注重的是宗族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中国人为了尽孝可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有人问孔子:我们那里有个小伙子,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大家都认为他正直!孔子说:这不叫正直,真正的正直是儿子为父亲隐瞒丑事,父亲为儿子隐瞒丑事。现代法律的容隐制度是权利,不是义务,是为了维护个人的隐私权,是可做可不做的。隐瞒本来是不道德、不正直的,却是可以容许的。可见,孔子以家族利益强奸了公平正义。类似的话,孟子也说过。有人问孟子,如果自己的父亲犯了罪,而自己又是个法官,那该怎么办呢?孟子说:那我就把我老爸背起来逃走。

 

中国道德中对陌生人缺少一套道德规范。中国人基本上不会去帮助一个陌生人。中国人感觉在一个陌生环境中可以唯利是图,可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只要不被熟人知道。中国人只注重家族利益而不关心社会利益。只要不是自己的亲人或熟人,我们都是可以欺负他们。重庆张君案里的张君是个大孝子,江湖上是讲义气够朋友的人,但是他杀人不眨眼,杀的都是陌生人。在旁人看来突破道德底线的事,在张君看来不是。张君说自己有道德底线,对得起朋友。用五伦六纪衡量他是条条符合的(君臣可能除外),五伦他都做得不错,他的问题在于不能推恩,不能推及陌生人。在孟子看来推恩不是道德的必要条件,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张君对陌生人生死可以不问不管。

 

君臣关系到今天还是老样子,中国人对上级还是必须尽忠到底。谭合成《血的神话》中的调查,许多人把上级的话当圣旨,为了上级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强拆民居、污染环境、杀人放火,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没有道德底线,还问心无愧。可见,妨碍中国人道德水准提升的就是这样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在基督教国家,君臣关系不是绝对的服从关系,只要命令不正当,下级可以拒绝。例如美军士兵或东欧的军官可以拒绝屠杀平民的命令,这是独裁制度灭亡的原因。

 


 

中国人不把“敌人”当人,屠杀或者吃掉战俘是即几千年的传统。中国人坚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伤害,所以中国政治首先要分清敌我,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中国人“兵家”内斗原则的升级版;这是中国共产化的文化土壤,几千年的土地国有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的毛粉对异议者就是拳打脚踢,党魁高呼“亮剑”屠杀,中国还处在野蛮的丛林时代。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道德的短板有,一是没有与陌生人交往的道德规范,二是没有与敌人交往的道德规范,三是不能抵制不当之命令。解决这三块短板,应该主要吸收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如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首先是爱上帝的正义之道,才能抵制不当的命令和不正之风。



四,普世的绝对道德必须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

 

即使补好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短板,中国人很难在行动上真正兑现。原因是:中国人深受道教、佛教的虚无主义“无为”影响,以为规章制度、道德规范都是多此一举的“有为”,是反自然的;这样思想状态就很难使绝对的道德底线规范得到贯彻落实。中国人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众所周知: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者,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是难以践行绝对道德的。因此,必须把普世的绝对道德规范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使它成为人们的信仰一部分,即:一旦侵犯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戒条,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意义。当绝对道德深入人之灵魂后,践行起来就自然顺理成章了。

 


凡言信仰,俱当至高无上,主宰一切之根本也。信仰乃人类最高之精神仰望,具有无限与永恒之意义。只有信仰普世宗教即基督教的上帝,绝对的道德底线才有保障,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已被北美北欧的社会实践所证实。在基督教国家,上帝永远是正义的化身。它确立的绝对道德即基督“十诫”为信众画出了道德底线;它不分昼夜24小时地对人类进行监管,确保了信徒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它努力倡导博爱,让爱的阳光照亮人类的每一个角落,为信徒们悔过自新创造了条件。上帝的存在,可以确保一个民族价值观的永恒,可以确保一个民族道德底线的永恒;更是由于上帝24小时对人类的监管,可以消除人世间的一切暗箱操作或强权,进而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

 


而无神论或者多神论都会社会混乱。譬如:中国许多人信万物为神,这是自然神论或多神论,必然否定神,走向道德相对主义。没有上帝,每个社会或个人都可以规定一套自己的道德标准。然而一旦个人或社会成为道德价值的来源,对与错、善与恶,就都不过是描述个人倾向性的形容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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