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万维读者为首页 万维读者网 -- 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关于万维
 
首  页 新  闻 论  坛 博  客 文  墨 黄  页 分类广告 购  物
搜索>> 发表日志 控制面板 个人相册 给我留言
帮助 退出
 
樊斤品的博客  
自由平等博爱 人权民主法治  
我的网络日志
以人为目的重建道德底线 2017-01-15 01:20:14

以人为目的重建道德底线

 

中国文化的最大邪恶之处是没有“人是目的”的价值观,因此无法为社会建立普世的道德底线,从而使中国永远沉沦在弱肉强食的互害中。

 

在儒家看来,人只是实行孝道的工具,延续家族香火的工具(为此出现杀害或者抛弃女婴的现象);在困难时期,可以易子而食,可以割己肉孝敬父母;为了践行孝道,可以说谎、盗窃甚至杀人(民国时期施剑翘报父仇刺杀孙传芳,无罪释放),当然可以包庇亲人杀人。由此可以断定,儒家的仁义孝道无法建立起普世的道德底线。道家以民为“刍狗”,人不是目的,无法建立普世的道德底线。兵家、法家以民为工具、为炮灰,人不是目的,更无法建立普世的道德底线。

 

共产党把人当炮灰、当螺丝钉、当“刍狗”,人不是目的,所以,中共没有道德底线,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以至于中国不断出现的坑蒙拐骗以及食品安全事故和其他安全事故。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缺乏普世道德导致“不择手段”。

 

一,普世的绝对道德即道德底线

 

所谓普世道德,就是人类的绝对道德标准或最低道德标准,就是道德底线。道德的底线是人在最坏的情况下的,也拒绝做不道德的事情的标准。绝对道德即普世道德指的是做人的底线,突破了底线即不再是人。面对差异如此之大的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和文明,有没有一套能够得到世界上所有人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准则呢?有。它的基本原则是:人是目的,即“把人当人”,反对把人当物质当手段;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由此而推出的四条简明的禁止性规则:“不可谋杀人、不可偷窃、不可撒谎、不可奸淫”。这一套规则是人之为人的最起码条件,是都应该遵守的。当然,这一原则也面临着例外的考验。例如,如果亲人被杀了,我可不可以杀死凶手以报仇?对此,应该有和道德底线准则配套的例外条款。那就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能亲手杀死他,而应该将杀死凶手的权力交给国家来行使。又如,对于一个濒于死亡的癌症患者,可不可以说谎,不告诉他病情真相?如果回答可以,那么也应该作为一条例外准则,即考虑到说谎对他的好处,可以进行善意的说谎。这一原则也应该作为道德底线的例外条款。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作为最高道德原则,要求我们把他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康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才是唯一的目的。你要永远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当作实现自己的手段。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男或女、富贵或贫穷、聪明或弱智、有用或无用等原因而受到伤害或者剥夺。人的生命不能成为某些人或者集体生存下去的手段,把“我们的血和肉”献给父母或“长城”,就是把人当成了手段,没有当成目的,可见,中共的国歌是极端荒谬。就个人的生存权来说,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只有两项,食品安全与药品安全,当这两项安全也荡然无存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人间。三鹿事件以及形形色色的假食品、毒食品,说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早已经没有底线。

 

西方自古强调绝对道德即普世道德。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强调上帝立的自然法永恒不变,这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就是绝对道德。以后古希腊又信仰了基督教。圣经强调就是绝对道德。犹太-基督教绝对道德观其实很简单:善恶标准独立于人或社会的态度之外。要确定一个行为是善是恶,人们需要问:上帝和上帝给我们的经文会如何判断?而不是问:我自己或这个社会会如何感受?犹太教-基督教道德的绝对性体现在:如果一个行为是好的,那在同一情境下,这个行为对任何人都是好的;相反,如果一个行为是坏的,在同一情境下,这个行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坏的。这就是普世道德(universal morality)。

 

普世道德是基本人格的底线,它必须由一些最基本而且最可践行的戒律组成。《摩西十诫》是希伯来人的祖先摩西代表本族人与上帝的签约。希伯来人遵约,从而要绝对地遵守“十诫”──不谋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负弱者、不做伪证、不拜偶像、不信外神(只信惟一的上帝)、不称上帝之名、遵行安息日、孝敬父母。全部十诫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又称上帝的绝对命令。

 

十诫里说“不要谋杀(Do not  murder)”,而不是“不要杀人(Do not  kill)”。不道德的杀人是谋杀。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相信杀人可以是道德的(比如自卫、保护其它无辜的人、处决谋杀犯),杀人也可以是不道德的(有目的的谋杀无辜的人、侵略战争、恐怖主义)。人类绝不可为了服从统治者与长辈意志而杀人;儒家却主张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王,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儒家“三纲五常”就不属于绝对性道德。亚圣孟子对梁惠王说得很清楚:“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种对物质小“利”的否定,正是对政治暴“利”的肯定。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避趋之”;典型地显示出中国伦理道德相对性特征:“利国”而不是“利人”,怎能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历史证明,《摩西十诫》中的“道德”是人类史中的真道德;相反,孔子及其儒家在《儒经》中所表达的“道德”是假道德,是无道德,只是“呻吟”和“臣服”。孔子为了建立专制秩序,竟将许多绝对道德改为相对道德,使儒家逐渐走向无神论的道路——“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其原因可追溯到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没有敬神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孔子重视亲疏远近的人伦关系,反对绝对道德标准。所以,孔子根本就没有提及“道德”的底线。《摩西十诫》中具体谈到了“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伪证”等等,而孔子只有混沌的“不欲”,或自吹自擂的“爱人”、“立人”、“达人”,惟一只有“孝”比较具体。可见,孔子的“道德”缺乏可实践“底线”,惟一具体一点的“孝”,也赋有太多的血缘色彩。


 

二,禁绝墨家是中国的大悲剧

 

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具有道德底线,才能防止人的集体性道德犯罪与无意识地全面堕落。道德底线,是守卫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良知的最低防线,是做人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或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是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分水岭,也是使人不至于堕落为禽兽的最后防线。

 

墨家主张不分亲疏兼爱众人,强调谋求公利即“万民之利”,坚决反对之为一己一身而损害他人的私利即“亏人自利”。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不可坑人害人”的普遍性伦理原则真正贯彻到底了。《墨子•天志下》说的“义者,正也”。《说文解字》曰:“正,是也,从一,一以止”,就特别强调了“正”、“是”为人们划出一道必须在其面前止步的底线标准,警示人们一旦突破了这条“一以止”的底线,人就堕落成了的邪恶禽兽。

 

《墨子》阐发了“义”的底线功能:“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换言之,“义”之为“正”的关键就在于:它为人们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止恶底线,倘若遵守了这道底线,人们不仅能够维系自己的生存,而且还能保持社会的良好秩序,实现繁荣富强;相反,一旦违反了这道底线,不仅社会秩序将陷入动荡混乱,物质生活贫瘠匮乏,而且人们也会走向毁灭死亡。

 

墨子已经从理论上成功地克服了孔子的“父子相隐”对道德底线的破坏。孟子却主张包庇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窃负而逃”)和提拔邪恶的兄弟做高官(“封之有庳”)而否定了墨家建立的道德底线,把墨家一视同仁的“兼爱”替换成儒家封闭偏狭的“别爱”。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按他的说法,我等无视君主的人都是禽兽了。当儒家把墨家称为禽兽,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以暴力消灭对方;也许会以和平方式“教化”对方。无论暴力还是和平,都是一种以势压人的征服行为,依然是“亮剑”消灭敌人的关系。此后,墨学后继无人,成了绝学,这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人的大悲剧!

 

三,中国传统道德的短板

 

中国人的道德是依血缘亲情建立起来的,是以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为基础的。儒教首先注重的是宗族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中国人为了尽孝可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有人问孔子:我们那里有个小伙子,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大家都认为他正直!孔子说:这不叫正直,真正的正直是儿子为父亲隐瞒丑事,父亲为儿子隐瞒丑事。现代法律的容隐制度是权利,不是义务,是为了维护个人的隐私权,是可做可不做的。隐瞒本来是不道德、不正直的,却是可以容许的。可见,孔子以家族利益强奸了公平正义。类似的话,孟子也说过。有人问孟子,如果自己的父亲犯了罪,而自己又是个法官,那该怎么办呢?孟子说:那我就把我老爸背起来逃走。

 

中国道德中对陌生人缺少一套道德规范。中国人基本上不会去帮助一个陌生人。中国人感觉在一个陌生环境中可以唯利是图,可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只要不被熟人知道。中国人只注重家族利益而不关心社会利益。只要不是自己的亲人或熟人,我们都是可以欺负他们。重庆张君案里的张君是个大孝子,江湖上是讲义气够朋友的人,但是他杀人不眨眼,杀的都是陌生人。在旁人看来突破道德底线的事,在张君看来不是。张君说自己有道德底线,对得起朋友。用五伦六纪衡量他是条条符合的(君臣可能除外),五伦他都做得不错,他的问题在于不能推恩,不能推及陌生人。在孟子看来推恩不是道德的必要条件,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张君对陌生人生死可以不问不管。

 

君臣关系到今天还是老样子,中国人对上级还是必须尽忠到底。谭合成《血的神话》中的调查,许多人把上级的话当圣旨,为了上级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强拆民居、污染环境、杀人放火,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没有道德底线,还问心无愧。可见,妨碍中国人道德水准提升的就是这样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在基督教国家,君臣关系不是绝对的服从关系,只要命令不正当,下级可以拒绝。例如美军士兵或东欧的军官可以拒绝屠杀平民的命令,这是独裁制度灭亡的原因。

 


 

中国人不把“敌人”当人,屠杀或者吃掉战俘是即几千年的传统。中国人坚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伤害,所以中国政治首先要分清敌我,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中国人“兵家”内斗原则的升级版;这是中国共产化的文化土壤,几千年的土地国有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的毛粉对异议者就是拳打脚踢,党魁高呼“亮剑”屠杀,中国还处在野蛮的丛林时代。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道德的短板有,一是没有与陌生人交往的道德规范,二是没有与敌人交往的道德规范,三是不能抵制不当之命令。解决这三块短板,应该主要吸收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如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首先是爱上帝的正义之道,才能抵制不当的命令和不正之风。



四,普世的绝对道德必须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

 

即使补好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短板,中国人很难在行动上真正兑现。原因是:中国人深受道教、佛教的虚无主义“无为”影响,以为规章制度、道德规范都是多此一举的“有为”,是反自然的;这样思想状态就很难使绝对的道德底线规范得到贯彻落实。中国人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众所周知: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者,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是难以践行绝对道德的。因此,必须把普世的绝对道德规范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使它成为人们的信仰一部分,即:一旦侵犯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戒条,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意义。当绝对道德深入人之灵魂后,践行起来就自然顺理成章了。

 


凡言信仰,俱当至高无上,主宰一切之根本也。信仰乃人类最高之精神仰望,具有无限与永恒之意义。只有信仰普世宗教即基督教的上帝,绝对的道德底线才有保障,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已被北美北欧的社会实践所证实。在基督教国家,上帝永远是正义的化身。它确立的绝对道德即基督“十诫”为信众画出了道德底线;它不分昼夜24小时地对人类进行监管,确保了信徒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它努力倡导博爱,让爱的阳光照亮人类的每一个角落,为信徒们悔过自新创造了条件。上帝的存在,可以确保一个民族价值观的永恒,可以确保一个民族道德底线的永恒;更是由于上帝24小时对人类的监管,可以消除人世间的一切暗箱操作或强权,进而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

 


而无神论或者多神论都会社会混乱。譬如:中国许多人信万物为神,这是自然神论或多神论,必然否定神,走向道德相对主义。没有上帝,每个社会或个人都可以规定一套自己的道德标准。然而一旦个人或社会成为道德价值的来源,对与错、善与恶,就都不过是描述个人倾向性的形容词了









浏览(346) (4) 评论(0)
发表评论
马克思把人当工具 总书记把人当炮灰 2017-01-13 07:45:34
康德说,人是目的,永远都不能仅仅是手段。马克思却说,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马克思主义的权贵们把自己当目的,把他人当手段。官方的词典把人定义成动物,言下之义,动物社会的弱肉强食法则同样适宜于这“人类最先进”的社会。“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生命的尊严、神圣和高贵荡然无存。1958年,中国大陆高烧不止,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国,置亿万人民的生命于不顾,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共产党把人当炮灰、当“螺丝钉”、当“刍狗”,人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所以,中国社会没有道德底线,共产党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一,马克思主义把战俘当食物当工具

 

郭道晖1957年因为“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被定为右派开除中共党籍,平反后却死抱着马克思不放,把战俘当食物当工具,从未视俘虏为人。

 

2006年5月21日他说:“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没有过剩的品来养活俘虏,所以在原始社会杀俘虏是正义的,因为没有食物给俘虏。后来生产力发展,有生产品来养活俘虏了,所以将俘虏作奴隶,就产生了奴隶制。罗尔斯认为把俘虏变成奴隶不正义,采取交换俘虏的方法更人道。我认为,如果采取交换俘虏的方法当然不会产生奴隶制,但不会产生希腊文明,乃至现代社会主义,这是恩格斯的观点。……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奴隶制的产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而奴隶制是当时历史的大进步,所以,奴隶制度、奴隶剥削在当时是合乎正义的,是奴隶主应有的权利,有此权利才能有条件研究问题、发展文化。”

 

法学家郭道晖竟然说出了“杀掉俘虏是正义的”、“把战俘变成奴隶”也是正义的。如此说来,古希腊梭伦废除债奴制违背了生产力的要求。按郭道晖的生产力决定论的逻辑,必然得出吃人也是正义的。三国演义里刘备尤其曹操都吃过人,因为没有食物,所以是“正义”的,难怪曹操要用黄金奖励杀老婆提供人肉餐的刘安了。可见,马克思主义就是邪恶的吃人怪兽。

 

二,总书记把战士当炮灰

 

1985年10月,中央记者代表团去中越战场的老山前线采访,身为中共党员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大报的记者们看到,有的军事指挥官(多是高干子弟)好大喜功,组织一些战斗,没有必要的硬是要求一定要在某时某点拿下某地,动不动就说“不惜一切代价!”死多少士兵根本不当回事,因为在他们的党性中:人是不值钱的,只要能满足嗜血狂热,能报功就行。

 

送别的宴会上,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端着红酒,站起来向军首长们敬酒说:“这不是酒,是战士的血呀!我不以记者身份,我以老百姓的身份,代表后方老百姓说句话,像‘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军事术语能否不用或少用!”叶研的话让军首长们非常恼火。为此,新华社驻军记者站写了一篇内参火速送到中央,大老们大怒,因为这是邓小平、杨尚昆等决定要打的战争。文件到了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严重,要认真检查,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条,就调离新闻岗位。”

 

胡耀邦同样没逃出共党党性的控制,在民与党的冲突中维护的是党的利益,践踏了“人是目的”的最高价值观,使人丧失了尊严和价值。

 

三,毛粉把人当蚂蚁——暴力剃掉了自由

 

2012年9月18日,日本大使馆前的马路上,数以万计愤怒的中国人高呼“保卫钓鱼岛,打倒小日本”。当天下午4点多,两个青年人举着一幅床单,上书“毛主席,我们想念您”有个老人大声说:“想个屁!”,并说毛不好。韩德强说:“你骂主席,就是个汉奸!就是日本人的内应!”就给了老人一个耳光……旁边人就把他们劝开了。后来,这老人又说毛不好,韩德强又上去扇了他一记耳光。

 

韩德强打了年已八旬老人两记耳光。他又宣告:老人是汉奸,收拾他合情合理。在讲文明讲言论自由的今天,动手打人无论如何都是错的。韩德强带领一群人,举着横幅,喊着一大堆爱国口号。在街上肆无忌惮的打砸日本车。事后,韩德强对记者说:“作为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就是一螳螂。也可能被这个运动踩死,这完全可能,但是没有办法。”可见,在毛粉眼里,人比蚂蚁还不如。

 

韩德强还在网上炫耀其辉煌战绩,致使毛粉日益嚣张,2017年1月4日又打了山东的鲁阳。城管打死魏文华,警察打死雷洋,收容所打死孙志刚,毛粉殴打自由派……施暴者的后台都是一伙人,共惨党。

 

鲁阳被打完全是警察有意纵容!正是警察夺鲁阳的言论自由的标语,说明官方反对“言论自由”。毛粉才乘机打人。警察不夺毛粉标语牌,就说明警察故意为之。若警方不夺标语,而是站在中间隔离双方,绝不会发生打人事件。鲁阳被打后回家,遭到老家众人的痛骂,其母哭了好几天,要求他悔过自新。所以,鲁阳说,我不起诉,政府开明英明。香港民主派被游行的人打后,第二天就到警署示威,要求严惩凶手,还香港人一个公平正义,并谴责凶手的后台共产党。

 

中共的环球时报10日发社评,公然为武斗式抗议活动叫好,社评题目即《为岛内统派力量打“港独” 鼓掌》,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在总统职典礼上说:“不管人们的地位、宗教信仰或政治主张有何不同,人人都应得到平等和绝对公正的待遇;……要绝对服从多数的决定,这是共和政体的主要原则,离开这个原则,便只好诉诸武力,而这就是专制的主要原则和直接起源。”可见,专制制度就是暴力元规则的具体化。



浏览(192) (4) 评论(1)
发表评论
制度真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吗? 2017-01-12 06:07:09

编者按:规则是用来限制人类无底线欲望的,但在中国,规则似乎常常被挤兑得形容惨淡,更有一句著名的老话为佐证,“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安利退货门事件

20世纪90年代后期,跨国企业大批迁往中国,一家名叫“安利”的美国保健品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大展宏图。作为世界排名前30名的知名企业,安利直销制度体系非常独特,被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期待。

然而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他们领略到了中国人的不可思议。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都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使用后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退得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

然而在上海,精明的国人很快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每天清早的退款队伍络绎不绝,令安利公司惊骇莫名。
   
                                         
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额亏损,忠实履行退货承诺。然而更加令人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边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另一边是拿着空瓶子来退货的顾客越来越多,最后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倒贴30万元——安利终于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中国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哄抢的故事


几位同学在县、镇一级政府部门做公务员,有一位说了这样一个事:一辆外地货车运某种食用油,行至到崎岖道路时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团团转,这时,该地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来帮忙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拎回家去!司机拦不住,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没过多久,一整车的货就分到村民手中。司机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不答应,死活不还。双方发生冲突,造成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罢休,大骂政府吃里扒外,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赔偿损失。最终只得由政府出面协调,双方互掏腰包补偿,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大学时他也是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任它风雨欲来,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也可能作恶。这些人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损人利己,为争灌水溉田相互拆台,为争山林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偷盗电线放火烧山……

中国地域差距虽大,但上海市民疯狂退货与山村老农哄抢货车,并无本质区别,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
冒领退休金
中国的退休老人可以领退休金,有时由于行动不便就由子女代领。而有新闻报道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以老人名义去领养老金。其实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成百上千的城市,不知有多少子女在钻这漏洞。某市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竟然引起群体抗议。这些人心里或许在想: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我为什么不领?



现实社会中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人”。鲁迅把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而在我看来,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
中国人的群氓心态
在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是盲目从众,最终的结果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信用、道德、物质损害,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称之为“平庸的恶”。


事实上,平庸的恶在中国民众身上一直层出不穷,随处可见,几乎是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到了中国必定水土不服,甚至被国人给“特色化”。

有人说: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最精于钻空子,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防不胜防。或许很多人不服气,但事实往往正是这样:我们仍然是群氓。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更顺捷的渠道获取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丑恶卑劣的,而民都是无辜善良的——这多半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一旦获得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他们的群体犯罪、集体窃取,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

中国式的“群氓”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们几乎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罪责推到某个人身上,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他们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句话是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文过饰非——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改革开放30年,但那些上海市民、田间农夫,心态与30年前的红卫兵有何本质区别?倘若将目光再回望历史长河,类似的群氓何其多也:把袁崇焕分尸吃肉的京城百姓、刚占领北京城就烧杀抢掠的李自成军队、野蛮残暴的太平天国、仇视一切外来事物的义和团……

需要真正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伟大领袖三言两语,就能轻易调动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于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伟大领袖无疑是洞悉了某些丑恶的民族心理,于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里面所有卑劣的人格就此喷涌而出,以至遗祸无穷。


















































浏览(951) (12) 评论(4)
发表评论
总共有327条信息 当前为第 1/109页 首页 上页 下页 尾页 跳转到:
 
关于本站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导航 | 隐私保护
Copyright (C) 1998-2016. CyberMedia Network /Creaders.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