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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呼唤“逻先生” 2017-03-26 21:13:24

    李茗公:反思启蒙:中国呼唤“逻先生” (2010-11-12 13:18:07)

  

    一、“德赛二先生困境”是因为“中国传统无逻辑”

    既是中共主要创始人又是哲学家的张申府说:“西洋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不外乎逻辑。”[1]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从西方请来了讲民主的德莫克拉西和讲科学的赛因斯,但科学在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中几乎全军覆没,“钱学森之问”更是中国所有大学的集体尴尬;民主则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心结”,连宪法党章规定的选举,还处在步履坎坷的落实之中。德赛二先生水土不服,根源是陈独秀没有大张旗鼓聘请逻辑逻先生!

    “逻辑”(Logic)一词源自逻各斯(Logos),具有客观性、工具性和全人类性三大特点,是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利用已知求未知”的理性思维科学。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这个概念,说逻格斯是隐秘的智慧,斯多亚学派强调逻格斯是宇宙事物的理性规则。西方主流观念则认为,上帝用逻辑创造世界,人类用逻辑认识世界。例如维特根斯坦说逻辑是“类似于上帝意志的东西”,[2]爱因斯坦则说逻辑是造成西方科技日新月异的根本原因。严复把逻辑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由于逻辑没有深入人心,对传统文化没有从逻辑层面甄别,逻辑被淹没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洪流中,才是中国连续爆发“人祸”的总根源。

    说到科学,中国无法回避的尴尬现实是:除了所谓四大发明之外,几十年前老百姓还把煤油叫“洋油”,把机织布叫“洋布”,把火柴叫“洋火”。螺丝钉、拉链、塑料、电脑、手机……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你很难举例中国有哪些众所周知的发明!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无科学”,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但“中国无科学”观点并非爱因斯坦最早提出,而是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冯友兰、任鸿隽等中国名家的共同结论。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说:“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马克思批判小农经济说:“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冯友兰和马克思是不谋而合的英雄所见略同。

    爱因斯坦的伟大之处,是指出了“中国无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无逻辑学”。这触犯了民族主义之大忌,所以我们的主流媒体大力歌颂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却对爱因斯坦这至关重要的观点讳莫如深。其实王国维、郭沫若、杨振宁和港台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著名学者,也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

    岂止一个爱因斯坦?“中国没有逻辑学”基本上是世界公论。法国思想家列维-布留尔读了司马迁《史记》后,对中国关于星象和人事直接相关的“天人感应”观念大为震惊,因为这和欧洲人的观念背道而驰。于是他收集中国和其他停留在原始状态的民族民俗资料,撰写了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原始思维》。我在读商务印书馆这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时,时时为他所举的中国例子而羞愧,甚至读到“菲吉人认为踩了谁的影子就是给谁极大侮辱”时,我立即想起小伙伴们一闹矛盾就踩对方影子、因此打架甚至头破血流;山区妇女抱小孩外出要插几根桃枝“避邪”;我夸某退休干部种的南瓜很可爱,他却急忙制止我,说手一指小南瓜就要萎缩!这种反逻辑的民间禁忌,在现代城市也有信徒。

    列维-布留尔评价中国古代科学时说:“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若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3]这当然让中国人生气,但事实上除了个别闪光碎片外,传统科技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再说民主。权力的自私本质,决定了统治者对民主口是心非,加上几千年皇权专制、国民愚昧,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坎坷挫折死去活来。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政府故意拖延宪政改革,致使中国失去了仿效英国保留王室温和改革的宝贵机遇。袁世凯复辟使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哀鸿遍野,导致了日本疯狂侵略。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头脑膨胀,“一山不容二虎”的结果,是共产党以排山倒海之势结束了他的金陵春梦。但退居台湾后他仍大搞个人崇拜一党专政,直到蒋经国晚年才完成化蛹成蝶的民主进程。延安时期毛泽东用民主回答黄炎培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新华日报》很多文章对美国民主推崇备至;但毛泽东执政后却与民主背道而驰,导致了反右、三年大饥饿和十年文革。

    法里德?扎卡利亚《民主的逻辑》证明:美国经济为什么繁荣发达?因为美国文化;俄罗斯为何不适应资本主义?因为它的反市场文化;非洲为何陷于贫困?阿拉伯为何恐怖分子频出?原因还是文化。对于世界绝大多数人而言,民主是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119个国家采用民主体制。当民主的敌人也言不由衷地谈论民主并效仿民主程式时,民主就已经取得了胜利。[4]这就是民主的逻辑。

    逻辑的中国命运特别坎坷。清华大学1926年创办哲学系,仅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金岳霖一个人既任系主任也教逻辑学,“一师一生称一系”令人叹息。建国后逻辑学更是举步维艰,“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5]十年文革就是极权主义的反逻辑浩劫。正因为民众不具备最起码的逻辑思维,所以疯狂吹牛的大跃进和自我毁灭的文革,都能全民响应颠狂热昏。大饥饿导致3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教训惨痛。文革初北京八九月份打死1700多人,如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被女学生群殴致死,大兴县22户被杀绝,最大80岁,最小才38天。湖南道县被杀4519人,年纪最大78岁,最小才出生10天。方式有枪杀、刀杀、淹死、“坐土飞机”炸死、活埋、乱棍打死、勒死吊死、烧死熏死、把婴儿摔死……这些红卫兵和法西斯无法区分,少男少女们一夜之间变成残忍疯狂的杀人恶魔!中华民族没有经过逻辑洗礼,文化老人叶青山因此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没脑子!”

    中国的浩劫是“以革命的名义”煽动“阶级仇恨”,纳粹的罪行则是“以科学的名义”制造“种族仇恨”。人们无法理解诞生许多伟大哲学家的德国,为何发生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罪行?因为希特勒纳粹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排犹思潮编造一套伪科学,开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的蛊惑宣传,使整个德国民族被集体洗脑。希特勒的名言是“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与红卫兵极为相似,纳粹运动人数比例上也是狂热的青年运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都参与大屠杀。但恢复理性后的德国,认罪和反省极为彻底,不但值得日本借鉴,也值得中国学习,因为我们的大饥饿和文革,至今仍是研究禁区。文革爆发于中国最有名的高校北大清华,和纳粹疯狂于德国有着逻辑同构关系:偏执狂热比无知更可怕,广大青年被歪理邪说洗脑,才是危害人类社会安全的罪魁祸首!

    《群氓之族》、《乌合之众》和《通向奴役之路》都已经成了世界名著。逻辑就是理性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界必须重新确立逻辑“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神圣地位。

    二、儒家经典与术数巫祝的反逻辑传统

    墨家学派注重科学研究逻辑,却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皇权专制扼杀在摇篮里,极权政治体制导致神圣理论“定于一尊”,摈弃了讲理的逻辑,弘扬了讲礼的等级。那些“中国有逻辑”论著,都是用古籍的只言片语勉强拼凑的。有的甚至用政治大帽子打压不同意见,例如汪奠基说:“所有过去这些对待中国逻辑史的虚无主义思想,正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社会形态。它们剽窃了外国哲学史的教条,来忠实地替帝国主义哲学史家伪造‘中国没有逻辑科学’的谎言,但是这些反科学历史的主观唯心论的幻想,早已被我们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所驳倒。”[6]正如程仲棠的质疑:“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与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学术问题有何相干?无非是“拉大旗作虎皮”,借“中国革命”的名义剥夺中国古代无逻辑学论的话语权。[7]

    列维-布留尔说:“原始思维神秘力量的作用和表现,完全不顾逻辑及其基本定律──矛盾律的要求。”停滞在原始思维的民族不但不能觉察和深究矛盾,并且稀里糊涂接受矛盾。就在被皇权奉为神圣经典的儒家学说里,互相牴牾之处俯拾皆是。《论语》、《孟子》和《易经》存在着大量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是中国无逻辑最有力的证明。

    例如孔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在《论语》里两次出现,说明很重要,相当于毛泽东的“照过去方针办”,但要求只办三年。从逻辑上讲,父亲如果正确就没必要改,如果错误就没必要再等三年。孔子不说父亲正确不正确,只说三年不能改。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二就有人议论说:“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说无改,终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须用改,何待三年?”“既合於道,虽终身守之可也,奚止三年?若不合於道,如盗跖之所为,则不得不改。”逻辑上只有第三种可能,即“若其事虽不善,无甚紧要,亦姑守之以待三年。若遽改之,是忘其亲也”,这才符合逻辑。

    再如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文化落后的国家虽有君主,还不如中国没君主。但后来他却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想想吧,他的主张在文化底蕴丰厚的国家尚且行不通,去没有文化的夷蛮海外,又怎能行得通?太不讲逻辑。

    例三,孔子多次说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论语?乡党篇》却记载着他肉“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

    更严重的是孔子在当官问题上自相矛盾。他主张政治清明才能当官:“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实际上孔子想当官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连叛臣乱贼召他去当官他也动心。《论语?阳货篇》告诉我们:公山弗扰造反召孔子当官,他非常想去,子路很不理解,说:没地方当官算了,您怎么能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只好辩解说:我想复兴文武之道啊!佛肸造反也召孔子当官,孔子又动心了,子路只好用他以前教导学生的话劝他,没想到孔子竟批评子路:“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我难道是葫芦吗?难道能像葫芦一样吊起来不吃不喝吗?”诸如此类反逻辑例证《论语》中还有很多,恕不一一。

    孟子继承孔子衣钵,逻辑观念更加混乱。孟子批判杨朱个人主义和墨子博爱观念时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是什么混帐逻辑?杨朱主张为自己,就是不要国君;墨翟提倡爱众人,就是不要父亲;不爱国君不爱父亲,那他们就都是禽兽。依此类推,胡适大声疾呼“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孙中山常题“博爱”赠人,按照儒家理论,胡适孙中山岂不都是“禽兽”?

    还有,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自己算是个仁人吧,他为什么没有无敌于天下?孟子又说“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还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请问孟轲先生:既然违犯道义在老婆孩子那里都行不通,怎能“不仁而得国”呢?既能“不仁而得国”,怎么就不能“不仁而得天下”?

    其实儒家压根就错了!历史证明众多血腥残暴统治都行得通。且不说几千年皇权统治不是靠仁义,日本鬼子得了半个中国的天下,四人帮得了十年中国天下,靠的也不是仁义吧?王充早写过《问孔》《刺孟》质疑孔孟逻辑矛盾,可惜被主流意识形态故意冷落掩盖。

    再看易经的逻辑。《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对此我们只能感受到强烈的巫术精神,感受到智慧与蒙昧缠绕的认识困境。好好想想吧,根据天象和鸟兽之文画一些简单符号,再用几十根草棍摆弄摆弄,怎么就能“以通神明之德”了?《周易》根本没有告诉人们预测吉凶、窥探天机的逻辑原理。

    易经的八卦取象更是让人如堕五里雾中,连一些专家学者也不知所云:“八卦的取象令人莫名其妙,如乾为天、为阳,但何以又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果木?坤为地,为阴,但又何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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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证明几何学的成因之谜 2017-03-26 04:09:22

希腊几何学是数学史上1颗璀璨的明珠。她作为1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直接影响过西方数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著名数学史学家克莱因在《古今数学思想》1书中曾经指出过:“希腊人在文明史上首屈1指,在数学史上至高无上。”并且他提出了数学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1个问题,这就是“文明史上的重大问题之1,是探讨何以古希腊人有这样的才气和创造性。”[1]本文试图对“克莱因问题”进行探索求解,以破解长期困扰着数学史研究中的希腊论证几何学的成因之谜。反观“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证明几何学”也就容易找到答案了。

    1

    古希腊是1个移民的社会,从开始就没有像东方民族所具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式的社会结构。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加上希腊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为希腊古典的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希腊城邦制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古希腊社会孕育出了1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古典的理性文化或科学文化。希腊几何学正是在这种理性文化中诞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是法学的发源地,法律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公元前11世纪——9世纪是希腊的荷马时代,也就是史称的“英雄时代”。这1时代是希腊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首先表现在希腊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希腊人开始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以“人为1切事物的尺度”来审视世间的1切。荷马时代实质上是希腊历史上的1次思想启蒙运动,是古希腊文明的开端。从此,希腊民族完成了从神秘主义文化向理性主义文化的转变,开创了以法律文化为轴心的科学文化的历史进程。《荷马史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重建社会秩序的法典,确立了1种政治民主制:其中包括议事会、人民大会和首长选举等内容。因此可以说,希腊文化的源头或逻辑起点是《法典》,由此铸成希腊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尔后的德拉古立法,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最终确立起古希腊的法律体系,推动了希腊民族法律文化的繁荣发达。希腊人唯“法”是从,遇事讲“理”,依法办事,他们以“法”的眼光审视社会、审查自然、审理知识,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古希腊文明。

    希腊几何学的证明思想导源于法律文化,论证几何发凡于梭伦立法时代。希腊的法学称“正义学”。人们在立法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什么是正义?为什么有罪?”等法理问题。其中包括“公理、公设、前提、条件”等法学的基础问题,以及审判过程中的“事实、理由、证据、推理”等法学的逻辑问题。要从根本上弄清楚这些法理问题,人们就必须在思想上进行1种“分析”的理性思考。立法者告诫人们:法律是规则的、普遍的,并对1切人都是相同的;法律所需要的是公平,诚实与有用;他们欲求为1普遍的规律对于1切人都是1样,因为种种理由所有的人都要服从法律。

    梭伦当权后,所做的第1件事,同时也是最大的1件事,就是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他认为,无法和内乱是人类最大的灾难,而法律和秩序则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梭伦改革的目标是企图建立1个为新的、旧的势力都能接受的民主和谐的政治,以保证社会各种势力的平衡和政治稳定。为此,梭伦建立了新的法律,史称“梭伦”立法。其中最大的举措是加强了公民大会的权力,凡年满20岁的雅典公民均可参加,会议定期举行。400人组成议会。他创建了宏大的人民法院——依利艾阿,总人数达6000人,任何人都可以谴责执政官的无理决定。

    公元前6世纪雅典陪审法院的建立,这不仅标志着希腊民主政治的进1步完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整个希腊学术思想的繁荣与发达。古希腊的法律文化发展到1个新的阶段。首先是推动了自然法的理论研究。强调其法律存在的客观性和同1性,认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法律有其共同的根源和价值目标,这就是人的本性和规律,就是理性,就是正义所综合的1系列价值目标,如自由、平等、秩序等。因此,自然法学者特别重视探索法律的终极目标和客观基础。其2,法根源于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社会性和理性。真正的法律或自然法应与之相符,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者说法是人的理性所发现的人的规律和行为准则,是“理性之光”,它能照亮人前进的道路。其3,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正义。所谓正义,就是基于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就是人在社会中“得其所哉”,即享受人应该享受的权力和平等地承担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4,法律作为1种社会的行为准则能使人们辨是非、知善恶,自然法就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终极性的价值目标。

    生活在梭伦立法时代的泰勒斯,与梭伦同为希腊“7贤”里的人物。他受希腊法律文化(社会立法)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自然法理论研究的启发,创造性地运用法学的思想和方法为知识“立法”。泰勒斯对经验几何学知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性研究。作为数学思想家的泰勒斯,他突破了以往几何知识仅仅“是什么”的认识水平,将几何知识提升到了“为什么”的认识层次。由此开几何命题的证明之先河。泰勒斯在进行几何学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任何圆周都要被其直径平分;等腰3角形的两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时,对顶角相等;若已知3角形的1边和两邻角,则此3角形完全确定;半圆周角是直角”等5个几何命题,而且还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些命题。[2]

    毕达哥拉斯继承和发扬了泰勒斯的证明几何学,并且将数学概念抽象化,进1步推动了演绎数学的发展。毕达哥达斯的“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系”的数理宇宙观对古希腊的数学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因发现“无理数”(不可公度的量)而引起的第1次数学危机,充分证明了几何证明的必要性,在1定程度上进1步推动了人们对几何命题的理论证明。

    贯穿于希腊古典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理性文化之中的是希腊的自由精神,这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出现的。这种自由精神最终演化为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探索精神。正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希腊研究之风,才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希腊科学之春。

    2

    独具特色的希腊语言文化也是希腊理性主义起源的1个重要诱发因素。最早对语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是希腊人。公元前10世纪前后,希腊人在闪语字母的基础上,经过1番改造,首次创造了音位文字字母,并且还把闪语文字自右向左的书写规则改为自左向右。到公元前775年左右,希腊人把他们用过的各种象形文字书写系统改换成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建立起了希腊语言文字系统。在此基础上理论家们开始了为语言“立法”——语法的研究。赫拉克利特指出过:“如果要想理智地说话,那就必须用这个人人共有的东西武装起来,就像城邦必须用法律武装起来1样,而且要武装得更牢固。”[3]

    希腊哲学、法学、逻辑学与希腊语言文字的关系密切。哲学中的许多派别的理论观点时常牵涉到对语言的认识。法学中的论战、法律条文的制定,也往往涉

    及到对语言的修辞和准确的表达。逻辑学与语言学,特别是与语法学的关系更是密切相关。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工具。思维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它是否合乎逻辑就成为语言表达中的1个重要问题。语言家要利用逻辑学的术语和方法来研究语言中的结构意义;另1方面,研究逻辑的也往往牵涉到语言的问题。

    希腊的语言结构复杂。希腊语言中的动词更是变化多端,它有人称、时、态、体、式的变化。特别是由系动词附图变来的(附图)1词,具有多种的语言意义,表现出多种的语法关系。正是这种奇特的语言现象引起了理论家们的关注,成为“智者”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当希腊语中使用“附图”1词时,就有多种不同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当动词‘是’被用来作为句子中的第3种因素时,会产生两种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如在句子中‘人是公正的’中,‘是’这个词被用作第3种因素,无论你称它是动词,还是名词。”[4]系动词“附图”在希腊语中不同凡响,它是人们进行言语对话,进行思想交流,进行陈述和判断不可缺少的词语。同时,在人们的语言表达中最容易产生歧义的也是这个中词。在“他在这儿”这个句子中,它所表示的是1种物理位置;在“天使是白色的”这个句子中,它表示天使的1种与位置或物理存在无关的属性;在“那个人正在跑”这个句子中,这个词所表示的是动词的时态;在“2加2等于4”这个句子中,它的形式被用于表示数字上的相等;在“人是两足的能思维的哺乳动物”这个句子中,它的形式被用来断言两组之间的等同。

    在形式逻辑的主宾式语句中“附图”是1个典型的多义词。它可以表示“=”(等于)、“∈”(隶属)和“附图”(包含)3种关系。例如:(1)“欧几里得是《几何原本》的作者”与“《几何原本》的作者是欧几里得”,这里的两个“是”具有可逆性,他们是1种等价的关系(=),可解释成关系“=”(等于)。(2)“欧几里得是古希腊的数学家”中的“是”为“∈”(隶属)。即个体和集合之间的隶属关系、层次关系,因而不可逆。可解释成关系“∈”(隶属)。(3)“数学家是科学家”中的“是”被解释成关系“附图”(包含),即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包含关系,1般来说也是不可逆的。科学家不1定是数学家。

    正是由于希腊语言中的这种多义词,也往往容易产生语言思维中的歧义性,由此引发了语言文化史上的“希腊景观”——观念的战争。正如科学哲学家被波普尔所指出的那样“观念的战争是希腊人的发明,它是曾经作出的最重要的发明之1。实际上用语词战争代替刀剑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我们文明的基础。特别是我们文明的1切立法和议会机构的基础。”[5]

    由此可见,当我们探索追踪古希腊论证几何学的成因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考察独特的古希腊语言文化方面的根源。

    3

    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知识论和逻辑学是希腊理性文化中的精品。“爱智者”们从深层次的根基问题上开始了对法学和语言学中所提出的带普遍性的诸如“自然规律”、罗各斯、真理等知识理论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智者运动,对希腊哲学的发展以及几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雄辩术(Sophistry)的1个方面或1种类型就是进行某种语言审查,称为反驳论证(Elenchis),要求把1切行为都置于理性批判和理性推论的基础之上。希腊论辩术除了论点和论据以外,还涉及到逻辑,即语言处理法。“逻辑”这个概念,在古希腊语言文化的使用中有多种含义:发言、演说、陈述、论证等等。但概括起来讲,逻辑1词主要有3个应用领域,它们之间有着潜在的概念上的统1性。首

    先是语言和语言的领域,包括发言、演说、描述、陈述、(用语言表达的)论证等等;其次是思想和思维过程的领域,包括思考、推理、解释、说明等等;第3是世界,即我们所言说、所思想的对象,包括构造原理、公式、自然法则等等。

    词汇、思想和事物之间究竟是1种什么关系?这成为智者们思考的1个重要问题。1旦人们把这3者区分开来,同时仍然坚持作为获得真理和知识的必要条件,3者之间应该具有某种1致性,由此人们就面临着如何最恰当的理解逻辑与这3者的关系问题。1个事物的逻辑就是:其1,事物自身的原则、本质、显著标志或事物本身的组成部分;其2,我们认为它所是的东西;其3,对事物(语言上的)正确描述、说明或定义。这些都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事物的逻辑在第1项下是指事物是什么;在第2项下是指人们认为它指的是什么;在第3项下是指人们说它是什么。归根到底,从最高意义上讲,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向人们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求助于罗各斯,从中考查存在的真理。”

    至少有10种含义的希腊字“附图”成为苏格拉底时代希腊哲学发展的突破口。独特的希腊系动词“是”(附图)引起了理论家们的注意,成为哲学家思考和研究的对象,由此而开创了哲学本体论的研究领域。作为哲学范畴的“附图”1词的哲学意义为“存在”、“本性”、“有”、“是”。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是与非等问题的论争贯穿于希腊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特别地成为辩证法的摇篮。3大几何难题(3等分角、化圆为方、立方倍积)和芝诺4大悖论(实质是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连续和间断的矛盾性)的出现都是希腊人辩证思维的产物。

    苏格拉底在爱利亚学派的本体论和芝诺反证法的基础上,首创“诘问式”的辩证方法,1种“发明观念”的矛盾方法,促进了对“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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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2017-03-25 15:51:52

第四章 西亚文明的产生


    一、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为目前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最早的文明体系,苏美尔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早期高度发达的文明体。苏美尔文明主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通过放射性碳十四的断代测试,表明苏美尔文明的开端可以追溯至距今6000年前。在距今约4000年前结束,被闪族人建立的巴比伦所代替。这里发现的含有楔形文字前文字的最古老的石板(这仅是目前教课书上唯一采用的人类最早文字记录之一)被定期为距今约56世纪前。


    苏美尔人被称为神一样的民族,他们在农业、文化、青铜技术、军事技术、数学、天文、宗教等方面,发明了众多技术,影响了整个人类。


    (1)苏美尔的技术有:轮、锯、鞣革、镯子、锤子、鞍、钉子、大头针、指环、铲子、釜、刀、长矛、箭、剑、胶、匕首、袋子、头盔、船、盔甲、箭筒、剑鞘、靴子、拖鞋、叉和酿酒。


    苏美尔人有三种不同的船:皮船是由芦苇和动物皮制的、帆船使用沥青来防止水渗入、


    木船有时用人力或畜力拖动。


    (2)数学方面


    为求商业计算和土地丈量的精确,已有位的观念,十进制与六十进制并用,如:一分60秒、圆周360度等,依然为今日所沿用。


    (3)建筑


    两河平原缺乏石矿和树,因此苏美尔的建筑都是泥砖造的,砖与砖之间没有灰浆或水泥连接。泥砖建筑随时间会损毁,因此它们过一段时间就得被拆除、铲平和重造。随着时间的延续两河平原的城市因此不断抬高。这样的古迹被称为台勒(Tell)。在中东到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古迹。苏美尔人最壮观和最著名的建筑是塔庙,它们建筑在巨大的平台上。苏美尔的圆形印章上还有类似于直到不久前伊拉克南部沼泽阿拉伯人还在使用的芦苇造的房子。


    苏美尔的庙和宫殿使用更加复杂的结构和技术如支柱、密室和黏土钉子等。


    (4)军事


    苏美尔人使用城墙来保护他们的城市,但是他们的城墙是泥砖做的,因此敌人有充分时间的话可以在围困的时候挖掘墙来导致城墙的倒塌。


    苏美尔的军队主要由步兵组成。轻步兵的武器是斧、匕首和矛。正规步兵还配有铜盔、毡披风和皮革裙。


    苏美尔军队中还有由野驴拉的车。这些早期的战车在作战时不很有用,有人认为它们主要用来作为运输工具,但是上面的士兵佩战斧和长矛。苏美尔战车有四个轮,上面有两名士兵,由四头野驴拉。车身是一个织成的篮子,车轮是实心的。


    苏美尔人使用的远兵器包括投石索和简单的弓。


    (5)文化


    苏美尔文化有两个中心,南部的埃利都和北部的尼普尔。这两个中心的文化影响截然不同。尼普尔是恩利尔的圣地。恩利尔是阴间的主神。他给予人类的咒语和魔法可以驱动好鬼和恶鬼。他的领域在一座山里,他的产物生活在地下。


    (6)法律


    苏美尔文明时期已有成文法律。


    后期的苏美尔法律保护妇女,而且妇女可以达到相当高的地位,但整个文化里都由男人做主。


    (7)语言与文字


    苏美尔语可能属于德内-高加索语系,目前已知苏美尔语是一种黏着语,也就是说,它的词由粘在一起的词段组成。


    苏美尔人发明了一种象形文字,后来这种文字发展为楔形文字。这是最古老的已知的人类文字之一。今天已经发掘出来的有上十万苏美尔文章,大多数刻在粘土板上。其中包括个人和企业信件、汇款、菜谱、百科全书式的列表、法律、赞美歌、祈祷、魔术咒语、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内容的科学文章。许多大建筑如大型雕塑上也刻有文字。许多文章的多个版本被保留下来了,因为它们经常被复制(比如作为写字练习)。抄写是当时的人唯一的传播文章的方法。闪族语言的人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后苏美尔语依然是宗教和法律的语言。


    (8)宗教


    乌尔大庙塔接近于伊拉克的纳西里耶。


    苏美人相信人是为了服侍神而降生的,国王是神明在世界上的代理人,人听从神的规劝,否则必因人心从恶而受到惩罚,因此人们建造高耸的塔庙,创造美丽正规的器物来展现神带给人的美好。


    苏美尔的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特有的神及神学,并且随着时间的变迁人们对神信念的变化,导致人们对神的刻画也发生了变化,苏美尔没有集体的一个宗教。苏美尔人的宗教拥有多神,同时拥有一个主神教。苏美尔人的信仰是最早有记录的信仰,它是后来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宗教和占星学的源泉。苏美尔人相信地面是一块平板,天空是一个盖。他们相信人死后会成为鬼魂不安地永远在阴间游荡。他们的这种信仰还影响了世界上的其他人,怀特海曾说:“我们从两河流域的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


    苏美尔的主神是天神安努,安努最重要的伴侣是南部的恩基、北部的恩利尔和金星之神伊什塔尔。太阳神叫乌图,月神叫伊南娜,母亲神叫娜姆,此外还有上百小神。每个神与一个城市相连。这些神的重要性也随着这些城市政治上的兴衰而变化。人是神用粘土做的,其目的在于服务神。假如神发怒的话他们就使用地震或风暴来惩罚人。苏美尔人认为人只有在神的怜悯下才能生存。


    苏美尔的神庙由一个中心大厅组成,两侧有通道,通道外侧是祭司们住的地方。在大厅的一侧有一个高台,台上有一个供奉动物和蔬菜牺牲品的泥砖桌。粮仓和仓库一般位于神庙附近。后来苏美尔人开始将神庙建筑在四方形的高台上。这些高台不断提高,形成了塔庙。


    (9)冥界的概念


    苏美传统中的“冥界”正式名称为“阿普斯”(Apzu/Apsu),Ap/Ab在苏美语中是深渊,“阿普苏”在苏美神话中的意思就是“流着清洌泉水的地下湖”。“淡水深渊之神”阿普斯原为初六代的苏美神祇之一,与雌龙蒂雅玛特是一对,却在灭世战争的时候被水神恩基监禁于地下至死,从此化身成了冥界。统治阿普斯的神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水之神恩基,也有人说是月神伊南娜的情人杜姆兹(全名为杜姆兹·阿普苏)或是姊姊伊瑞绮嘉拉。


    阿普斯中的地狱,肮脏阴暗,充满了恶魔鬼怪。无论是神或是人,死了以后都会依据生前的作为,在“阿普斯”中得到不同的待遇。


    二、苏美尔人来自何处


    1、美国历史专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五章《古代文明诸类型》关于苏美尔文明时写道: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有新的观点中,苏美尔语在某些时候与中国的汉藏语系归纳同于得内-高加索语系。


    苏美尔人的语言,与当今世界所有语言匹配,除了汉语外,无任何语言能有关联。苏美尔文明在西亚,如果要与汉语产生联系,其必须有一个过渡载体,而中亚古夏国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过渡体。


    2、苏美尔人很可能就来自中亚、北亚、高加索地区。


    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莫耶,从公元前7000年地层处,考古学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从其中出土了石制锄头、人工种植的大麦、小麦和各种豆荚,还有驯化的山羊和绵羊的骨头。苏美尔人很早就到达了两河流域的,并从事农业生产。


    苏美尔人是黄色人种,其自称为“黑头”。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李辉发表论文《走向远东的两个现代人种》,关于黄种人迁徒路线论述:


    C. 大約三萬年前,黃色人種在東南亞、印尼次大陸和中國南方進一步擴張,而棕色人種可能有一部分已經來到美洲;


    D. 大約兩萬年前,黃色人種幾乎征服了東亞和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使該地區的棕色人種銳減;


    E. 大約一萬年前,黃種人進入美洲,並成爲美洲的主宰;


    F. 在數千年内,黃種人向中亞、北歐、印度洋和太平洋諸島擴張,東亞最偏遠地區的棕色人種也漸漸與黃種人融合。(第8P)


    一万年前,黄种人征服了东亚、东南亚、美洲,同样也征服了中亚、北亚地区。黄种人征服东亚的时候,在气候上属于第四季末次冰期退冰的时候,末次冰期的最盛期发生于约1.8万年前,于约1万年前消退,期间多有反复。在东亚地区冰川遗址有云南大理冰期、江西庐山冰期、鄱阳湖冰期等。在冰进的时候,亚洲黄种人只有两种退路,东亚黄种人退往两广东、海南以及东南亚,而中亚、北亚的黄种人则只有退往两河流域,最远只能到达北非,因气候变得干燥,撒哈拉已经成为一个跨不过的大沙漠。

    末次冰期人类逃亡路线图


    瑞士的一家遗传学公司对埃及法老进行过DNA鉴定,鉴定结果发现埃及法老的DNA类群属于R1b1a2,在欧洲有50%的人属于这种DNA类型,可以表明他们有这相同的祖先。而在埃及,有这种基因类型的人还不到埃及人口的1%。遗传学家肖尔茨认为,欧洲人与埃及法老有这共同的祖先,都应该生活在大约95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


    遗传学家们认为,有R1b1a2类型DNA的人群大概在公元前7000年变开始出现。


    这也表明了,古埃及人可能是与苏美尔人在约1万年前后全球气候最低点的时候自高加索、中亚等地区进入西亚,并各自先后建立起了文明国家。


    3、黄种苏美尔人取得了西亚的统治地位


    居住于中亚和北亚的黄种人自伊朗高原进入两河流域之后,可能就落下脚来,从地理上他们再往南行已无路可行,跨过尼罗河地区就进入了浩大的撒哈拉沙漠。能在两河流域安定下来,并保住新占领的土地,是黄种人最佳选择。


    上图黑色虚线表示冰川可能位置,古代冰川推进至北纬30度鄱阳湖区域,云南大理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因其海拔较高,也为冰川覆盖,整个青藏高原、西亚的伊朗高原、东欧的高加索山脉等,都为冰川覆盖。对于散布于广大的中亚、北亚地区的黄种人,南退的唯一路线就是西亚地区。


    欧洲白人南退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仍然广大的南欧地区,另一条是通过巴尔干半岛进入西亚地区。很明显,多数欧洲人并不需要进入西亚就能存活。


    西亚面积远小于中亚、北亚。在人口大迁徒进入西亚后,原住民可能很快就失去了数量上的优势,来自中亚、北亚的黄种人取得了相对数量优势地位。


    三、苏美尔文明的产生


    因气候就化,冰川运动而进入西亚的黄种人和白种人很快就会发现,南进无路,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退不回去,那里是可怕的大冰川;东进是大海,西进还是大海。成千上万的部落不同的人种汇聚在一起,生存陷入困境,没有青铜兵器,不可能靠大规模屠杀其他部落而获得生存空间,大家必须学会相处,大家也就有了相互学习的机会;语言不通,大家就只能通过图画和手势来表达意思;生存艰难,猎物有限,大家就必须学会种植农作物和养殖家畜。


    研究者认为,最初的农业系统于距今大约11000年前出现在西南亚洲,以种植谷物、豆类和饲养家畜为基础。到约6000年前,在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农耕-畜牧(agro-pastoralism)模式成为食物生产的主流系统。绵羊和山羊是最早被驯养的家畜。最初,饲养绵羊的目的是肉用,这种肉羊有多个起源地。在5000年前和4000年前,以羊毛生产为目的的绵羊出现在西南亚和欧洲。最近的遗传研究结果认为,这种改良的家养绵羊最可能起源于西南亚洲。[7] 而最近的遗传分析证实,伊朗是几乎所有山羊的发源地,最早的家养山羊遗存的年代为大约10000年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黎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大约在公元前9000-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


    苏美尔人在西亚发展出人类第一个文明,属众多极低概率事情的巧合,那些幸运与巧合碰撞一起,人类才产生了文明。这种幸运与巧合,在人类进入亚欧大陆几十万年间,都不曾如此集中出现,印第安人进入美洲1—2万年间、棕色人种进入大洋洲的1—2万年间,他们就再这么幸运过,以至于直至西班牙舰队到达印第安人面前时,他们仍停留在新石器时代,他们没有发明青铜器,没有车轮,农业还在刀耕火种,没有家禽家畜可以驯化,文字系统比起离开亚洲时,可能并无进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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