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6-09-18 杜昌华 微信公众号：老邹记事 （老邹风光网站） 人类是从食不果腹的时代过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穷人的后代。 但这个社会，真正懂穷人的，并不多。富人懂穷人，很难；穷人懂穷人，也难；曾经穷过的人，有的能懂穷人，比如这位《你不懂穷人》的作者杜昌华；有的也不能懂穷人，比如你和我，长期生活在所谓的都市中，穷人的心思真的不懂，或者曾经懂过，但早忘了。 人是很容易忘本的。忘了本后，对醉生梦死的生活，对挥金如土的变态消费，对自己的自私和对社会的麻木不仁……所有这些，都见怪不怪了。 所谓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可能还是要多从穷人的视角去考虑。穷人视角，对政府而言，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责任；对个人而言，至少是一种修养。常讲底线思维，穷人视角，应当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底线。 《你不懂穷人》的作者杜昌华，是我的大学同学。2016年8月26日，某地一家死亡六口的特大悲剧发生后，他在微信圈中有感而发，一口气发了6篇文章，其中主要回忆了他早年时期作为穷人的生活状态。 我经历过的生活，和他非常相似，他的文章唤醒了我年轻时代的记忆，用作者的话说，算是帮我找回和恢复了一些穷人的感觉。这些文章，对曾经穷过的人，读后是很震动的。 ——老邹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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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懂穷人（上篇）
作者 | 杜昌华
1 一篇写蝼#谈#蚁的文章，引来很多支持和批评。 我是资深穷人，经历过比杨家还苦难的生活，我的亲人们现在的生活也不比杨家强多少。在我看来，很多批评和支持的言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热衷于从概念和逻辑去结构事件的内涵：有人急于用所谓事实真相缩小此事的社会内涵，为某些人洗地；有些人盲目抽象地扩大内涵，又不能说明个案与社会运行机制的关系，让人不能信服。 我经历的故事可以很好的说明几个问题…… 1.“物质如何变精神”，物质穷困如何转化成精神绝望；我的一个聪慧的哥哥就是这样得了精神病。 2.制度的缺失，宏大的社会主题如何转化成塑造个人命运的具体压力。 3.我生活过的环境里，没有出现致死六人的案件，但喝农药自杀几乎是绝望农民经典的自我了结方式，我至少见过三个类似的故事。 这是一些黑暗痛苦的故事，有的故事现在还在发展，比如贫困摧毁了整整一个家族的健康。讲述它们意味着重新翻开伤口，但如果这有益于大家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激励一些人致力于减少社会的阴暗面，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 好了，说一个具体的线索吧，当12岁的我翻越大别山步行250里买回一担救命粮时，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
2 蜗牛为什么要造一个壳？中国人为什么要拼命买房？
这个壳寄放你的肉体，安放你的灵魂，为你提供最起码的安全感。 大家都看到了杨家的房子。我家过去的房子，比它小一半，矮三分之一。 那是村里的两间牛棚，长约十米，宽两米多，进门都要低头。房子东头是土灶和水缸，中间是矮饭桌，西头两张床，全家七口就睡在那里。 我就出生在这牛棚里，一直生活到九岁。 上大学时看过《李顺大造屋》，我哭了。房子是李顺大的命。作者懂农民，他把屋顶下的空间和农民命运的关系揭示得那么生动。 现在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租住一个小房，除了拥挤，它很难给你更多的压迫和折磨。在农村完全不一样，他几乎是农民的全部家产，很多东西跟它捆绑在一起，比如说孩子将来能不能找到媳妇。 我有几个哥哥找不到媳妇，一直到现在，这和当时没房子很有关系。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谁跟你？ 二哥在临去世前，最大的愿望是为孩子们造一个房子。他把我寄回去给他治病的钱，全都用于造房子。 2005年9月9日，夕阳西下，二哥在躺椅上，指挥大家搭好最后一个台阶。房子终于落成了。当晚他就闭上了眼睛，时年50岁。他把人生最后的一点精力都用在了这个房子上。 我趴在二哥的棺材上，哭晕过几次，有谁知道我为谁而哭？ 十年后，二哥的女儿出嫁，在同一个地方我又哭得全身稀软，又有谁知道我为谁而哭？
3 70年代农业学大寨开始，极左和饥饿同时达到顶点。县里同时推开几个水库和改河道的大工程，只有老弱妇孺留在地里种田，更加剧了粮荒。
出路是翻过大别山，到安徽太湖等地要饭或者买粮。那边没有这边左，大家还能吃饱饭。 1975年，我虚岁12岁。四月，烂红薯早已吃完，口粮每人每月只有8斤稻子。父亲借来8块钱，叫我翻过大别山，到安徽霍山去买粮食。 一天清晨，天刚麻麻亮，我扛起扁担，袋子绑在扁担头上，和张窑匠出发了。张窑匠偷偷到安徽去做瓦挣钱，他为这事挨过很多次斗。 到了河那边就是公路，这条公路从县城往北，一直通往英山北界的红花，翻过红花就是霍山。红花离我们家80里，公路上有公共汽车可以到红花，车票是8毛钱。我们没有车钱，只能走。 第一站是60里外的草盘地，找到在那里修电站的我大哥，歇一晚，第二天上午到红花，下午到霍山太平畈，全程120里。太阳还有五丈高时，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山冲，山谷里有一独家。窑匠说这里就是霍山县太平畈。 窑匠把我交给一对夫妇，说要找他的一个徒弟，看看哪里能买粮食。 这对夫妇给我做了一碗米饭。半年来我都在吃烂红薯，偶尔能喝到一碗大米稀饭，米饭的味道似乎很久远，很陌生。 两口子点起一盏油灯，给我盛上一碗米饭端到桌上，还有一碗青菜，他们并不吃，在忙自己的事。 我看着这碗冒尖的米饭，那样白，那样香，香气从嘴里钻进去，走遍全身，有一种催麻的作用，我觉得全身都在微微颤抖，身子好像在一寸寸发软。没有力气拿起筷子，我看着米饭两眼发呆。 窑匠还没回，这要买不到粮食怎么办？ 心底里漾起一种悲凉和恐惧，传遍全身，身子抖得更厉害，手在桌子上，根本抬不起来。豆大的灯火在灯盏里摇曳，整个屋子忽明忽暗，墙上有大团黑影在晃，好像有很多人在走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越过眼眶，顺着鼻子流到嘴上。 我抽噎了几下，突然放声大哭，人很快瘫倒在板凳上。 主人两口子听到动静赶快跑过来，问我怎么啦，拍我的后背和胸脯，我一面哭，一面全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们慌了，连连说这可怎么办，来了个小客人，不吃饭，只会哭，又找不到医生，怎么办哪？ 看他们那么着急，我不忍心，不敢再放声哭了，只是不断抽噎。两口子见我不再大哭，劝我吃饭，我嗓子全是硬的，也没了饿的感觉，还是一口没吃。见我平服了很多，他们卸下一块门板，找来一块被，叫我睡下，他们自己也去睡了。 这一躺下，才知道像被人捆着痛打了一天一样，全身酸痛，我12岁了，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山路。
4 吃过早饭，我把稻子分装在两个深棕色的化肥塑料袋里，别过那家人和窑匠，独自上路。我要再走120里，把这救命粮挑回去！
山路很窄，两边是荆棘和灌木，扁担无法横在双肩上，只能单肩挑起，让两袋子东西和人在一条直线上前进。山路陡峭，我身高不够，即使让扁担前高后低，前面的袋子仍然拖在地上。竹子扁担十分光滑，扁担倾斜角度过大，在肩膀上根本按不住，前面的袋子直往身上撞。 一步一步往前挪吧。用得最多的左肩很快磨破了皮，我把破褂子脱下来，作了垫肩。这样上身，完全失去了对茅草和荆棘的防护，很快身上就满是拉伤的小口子，汗水一泡，像撒了盐一样生疼。 来时跟着窑匠，觉得路并不难记，但现在一个人走在山里，每走一段就得想想路对不对，只有见到路边有眼熟的歪脖树和怪形怪状的石头，我才敢相信自己走对了路。 脚上的两个血泡完全破了，薄薄的鞋底完全挡不住石头子咯，硌一下就像拿棍子捅一下。 一步一挪，终于都能看见红花公路了！心里高兴，脚底没留神，一脚踩空，跌下了一处土坡。赶忙翻身看两袋子粮食，万幸，袋子还没破！ 我爬了起来，这才感觉到右腿疼得钻心，踝骨上方一寸的地方撞在了一块石头上，破了一道半寸长的口子，往外流血。在破褂子上撕下一条衣服边，绑了绑，系好扁担，继续和我的两袋粮食一起慢慢往前挪。 终于，在太阳离西山还有几丈高的时候，我走完了40里山道和10里公路，找到了大哥的工地。 第二天，吃过早饭，大哥把我和粮食带到公路边，拦了一辆工地到县城拉水泥的货车，让司机捎我到我家的河对岸公路上。 挑着粮食走到河边，傻了！不知是上游下大雨还是水库放水，河水比出发时涨了一倍还多！ 水深齐腰，两个袋子被水流冲击，根本就不受我控制。我紧紧抓住扁担，不敢稍稍松手，只要一松手，这两袋救命粮食就不知道要漂哪去了。 河水越来越深，都到胸口了，脚经常踩不到底，我和两个米袋子都在水面上漂着。漂着也不能撒手！我不会水，那种失重的感觉让我恐惧。我扯着两袋子粮食，拼命往河东走。好在河那边施家湖的杀水摆把水流杀向河东，只要不沉到水底，肯定能够到河对岸。 终于，我扯到了一根河东岸伸到水里的柳树枝，我和我的粮食终于被水流冲到了河东岸。上岸回头一看，真是后怕，大概斜漂了两里路！ 30年过去，每当我回头看到右腿上那个酒盅口大的伤疤，我就能回想起那次买粮的每一个细节。小腿的伤口，因为得不到消毒治疗，一直溃烂到第二年，都能见到骨头。后来是到杨柳医院打了几针青霉素，才慢慢愈合。 5 1974年春天，一个深夜，村对面山上突然有人喊叫起来，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听声音，是邻近的第六生产队（我们是五队）粮食保管室抓了一个贼，贼是本村人黄太元。
天刚亮，对面山上再次发喊，黄太元在家门前吊死了！ 很快，事情的原委就清楚了。黄太元拿了一根打通了关节的小竹棍和一个小布袋，半夜来到村保管室屋后沟，用小棍在砖墙捅开一个缝，让里面堆放的稻子流出来，才接了十来斤，被值夜的发现了。 黄太元是一个地主的遗腹子，父亲死于土改时，算起来太元死时应当二十二三岁。姐姐嫁人后，他就和母亲相依为命。黄太元很斯文、胆小，平时很少说话，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耳后有邮票大一块头发是白色的。出事那几年，他母亲常常作为地主婆挨斗。太元偷粮食的时候，母亲生病，家里又没有吃食。 很快，山沟里宁静如常。除了太元的姐姐，我相信，很少有人还想得起来，村里有个俊秀斯文的青年叫黄太元。 那年月，人命如草。 我见过众多横死的村邻。四婶因为和家人吵架，喝农药死了，我去为她送葬，满屋农药味。王昌勋有两个女儿、一个呆傻儿子，女儿出嫁后，也突然喝农药死了。不几年，他那叫来生的儿子也突然死了。我有个徐姓的同学，二十来岁也上吊死了。 上高中前，我几乎参加过村里所有死去的人的葬礼。我父亲是老共产党员，生产队长，村里每次死人，他都要主持葬礼并抬棺，我每次总要跟随看热闹。到现在，我还记得村前村后山坳里那些逝者长眠的位置。他们有好几位是横死的年轻人，包括在修河道时被电打死的黄继国，公家补助了他寡母20元钱。还有几处坟茔埋葬的是发大水时冲下来的苦命人，父亲带人用草席将他们包裹了，埋在我们村的山上。
6 一口气写了五篇《你不懂穷人》，再写，我也得找农药了。
为什么写？是有感于杨某杀子案后，有人把它看作一个时代的社会悲剧，有人把它看作一桩偶然的刑事案，为这个案件洗地的有不少是我的同行。 这当然是刑事案，一口气死六个人也属偶然，但作为记者，我们看到的不该只是这些。周#永#康是个案，令#计#划是个案，黄#兴#国是个案，当你坚持要用孤立的眼光看这世界时，你看到的只有个案，但老师教给你的认识论、辩证法还要不要了？ 写这些，是帮一些人恢复穷人的感觉，很多装作很有情怀的人，其实并没有受过苦，不知道穷困的逻辑；还有一些人的情怀，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装饰品。 我是那些穷人中没有喝过农药的，我要为他们说话。 我很佩服有些人的识时务，明明是一个烂苹果，他偏要找出一块还算完好的绿色苹果皮说：这苹果还是好的，你不要以偏概全，你不要别有用心！ 记者是船头的瞭望哨，不看袭来的冰山，不看礁石上撞击出的漩涡，只看那远处平静的海面，要你这瞭望哨干吗？ （写于2016年9月12日、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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