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子】导读：

这是西方记者的写法，从跟踪几个人物开始，把故事主线的来龙去脉，人物链接，故事背后的缘由和伸展，一一呈现。

这篇来自一年前的报道，时隔一年多，其意义依然存在，然而，补习、升学申请、咨询费用，只涨不减，人潮只增不少，疯狂之后更加疯狂。

此文，从西方人的眼里，探讨了几个方面：

对中国留学生的申请跟踪,

美国大学几乎"变态"的、对申请人社会活动的要求部分,

美国录取官愈来愈了解中国申请人的猫腻、

......  

同时也提到中国特色的申请人他们的特殊性。

对中国学生最残酷的一面：

如果希望留学，

不得不放弃高考，

一旦卷入美国留学申请轨道上来，

这条路就是一条不可逆行的长征路。

"如果你读书一直靠死记硬背，又怎能通过美国顶尖大学让人头昏眼花的招生程序，成为她所要寻找的“独一无二”学生呢？"

"很多美国大学招生办的官员说，他们现在经常收到中国学生海量的录影带，相册，甚至是精装书，里面全是申请人五花八门的课外探索和实践，试图以此打动招生办官员。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一个来自东北的小孩，他的爸爸用私人飞机把他送到西藏，仅仅一天，就为了拍一部他帮助少数名族的短片。"

Brook Larmer 报道中写到

摄影：JAMES WASSERMAN

作为中国解放军一位高级军官的女儿，任芙桐（音译）17年以来一直住在北京北面的一个军区大院儿里面。外国人不能进入军区大院，在这个四周围墙的建筑里有自己的银行，超市和洗衣店，常年由配枪的保安和走着正步的军人巡逻。

在军区大院儿长大的任芙桐有个英文名字莫妮卡，她从小就知道服从和守规的重要，接受的是最纯粹的忠诚和爱国主义教育。在学校里，学生们往往需要记住考试的标准答案，那些偏离答案的独立思想是不被鼓励的。莫妮卡告诉我，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一样”。

莫妮卡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循规蹈矩的。她最终放弃了画画和书法，努力学习成了班上的尖子生。作为“学霸”，她以高分考进了北京一所重点高中，但此时，内心却开始有了叛逆的想法。心里的焦虑和只为考试而学的单调让她对高中三年的学习产生了恐惧。压力巨大的高考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分数，而这也是中国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

两年前的一个春天的晚上，15岁的莫妮卡放学回家后，做了一个对于习惯服从的军人子弟而言大胆的决定，“我告诉我的父母，我厌倦了像机器一样备考，”她回忆说。“我想去美国读大学。”她之前也向父母暗示过这个想法，在餐桌上闲谈时，提到美国自由的大学教育，但她的父母总是嗤之以鼻。“我的父母听到我的决定后很吃惊，”她说。“他们沉默了很长时间。”

几天后，父母终于打破了沉默。她的父亲，一个接受军校教育沉默寡言的职业军人告诉她“如果你待在中国，一切都要容易很多，你的前途也有保证。”她的妈妈，一个网络工程师说莫妮卡很有希望考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所培养中国领导人的高等学府。“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呢？”她的母亲问。“我们对中国的体制很了解，但是对美国知之甚少，你在那儿我们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接着，经过了好几轮的争论，她的母亲最后说：“如果你心意已定，那我们就支持你的决定吧。”

任家做了一个很冒险的决定。如果莫妮卡，他们唯一的小孩，决定去国外读大学，她就要放弃高考，这一进入中国大学的唯一通路，花时间准备一套完全不同的标准化考试，和经历让人头疼的大学申请过程。如果她中途后悔，或者更糟，没有申请成功，她也很难再重拾中国体制下的学业。如果这一切不幸言中，她将丧失进入中国顶尖大学的机会，最终导致职业前途大受影响。对于任家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后悔药的。

如今的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中国政府想要去除大学里的西方思潮，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留学生人数却在年年攀升。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过去十年间，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留学生人数，从2005年的62,523人，猛增到2015年的304,040人，足足增长了5倍。其中很多学生都是中国正在崛起的精英阶层的子女，这些家庭能够负担美国顶尖大学一年60,000美元的高昂学费，更别说那之前数以万计的备考费用。

对于西方的学者而言，中国的教育素以培养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而闻名，这些“尖子生”往往在世界各大考试中名列前茅，远远领先于他们在美国和英国同年龄的孩子。可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却选择脱离中国的教育体系投身西方教育。不过，这对于很多西方国家而言确实是个利润丰厚的生意。在美国，中国的留学生占到全美国际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为美国的经济贡献了98亿美元。在英国，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在国际学生中也是鹤立鸡群。中国大量学生出国留学的势头没有减弱的迹象：根据最新的胡润报告，中国80%的富裕家庭都打算把小孩送去国外留学。

然而，在中国，并不是每个出国留学的孩子都像莫妮卡一样，被想要脱离高考，追寻更自由的教育的想法所驱使。对于很多中国家庭而言，把小孩送去留学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正如教育咨询师江雪琴（音译）所说：这就如同又买了“一个奢侈品”。而对于另一些在高考的体制下，成绩不好的学生而言，国外的大学则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一条得以回国后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工作和婚姻市场上加分的砝码。对于富裕的家庭，这也不失为是为其财产寻求安全港湾的一个办法——孩子去国外读书，可视作是为资金外流做准备，进而在国外投资，甚至为最终移民奠定基础。

绝大部分的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最后都被美国大型的州立大学录取，其中很多人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学。在一所人数3万多人的学校里，中国学生就有4千多人，在校园里如同小型的唐人街。不过，名校仍有如同魔法般的吸引力。每个有抱负的中国学生都能如数家珍般的说出美国排名前十或者二十的名校名称。中国的书店里有很多申请成功的名人传记和申请指南，题目如“敲开斯坦福的银子弹”或者“我的‘笨’儿子读剑桥”。这类书的始作俑者是一本名为“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畅销书。该书记录了一对中国夫妇如何运用“被证实的科学方法”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了哈弗的精英。书中描述了这对夫妇的一个教育方法，让女儿长时间双手捧着冰，以增强其意志力。

然而，进入名校的竞争却异常残酷。去年，在大约4万名的中国申请者中，只有大约200人被美国常青藤大学录取。正如同北京一个中介所说：“哈佛每年只录取7到8名中国学生，其中一个还一定是官二代或者商二代。”即使美国本国的申请人也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2015年美国本国的申请人中只有9.7%的成功率，而国际学生则仅为3%。

复杂的申请过程也是让人头晕眼花。除了参加标准化的考试——SAT，ACT或者TOEFL——美国大学还要求申请人提供每学期的成绩单，多名老师的推荐信，学生申请的个人陈述，以及阐明个人特质的补充性文章数篇。而这些对于只需要参加一次高考的中国学生而言都是陌生的。这其中最令人头疼的，恐怕要数美国大学特别钟爱在课外活动中出类拔萃，以及有独特经历的学生——也就是任何让这个学生鹤立鸡群的东西。申请英国的大学要相对简单一些：英国大学主要看A－level考试成绩。虽然英国A－Level考试要比中国高考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面更广，但毕竟也是主要以分数为准的衡量标准。

中国的教育当然也会培样出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但总体上会压制人对知识的好奇心，创造力和个人特色——而这正式美国招生办公室官员们所看重的三个特质。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如何才能打造出一个吸引美国大学的独特人格特质呢？哪一类人才是这些招生办官员喜欢的呢？对于一些学生而言，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过程就如同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发现之旅。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来自突然需要找到自己区别于他人特质的压力，让这些申请人和他们的父母愿意为了申请成功不择手段。

莫妮卡的父亲给自己女儿的美国梦送上最后的祝福之前，他让莫妮卡保证毕业后一定回国。军队里严格的规定让他很难随意地去美国看望读书的女儿，他想要确保女儿不会永远离开自己和中国。莫妮卡把我介绍给她的父亲，他带着皮帽，穿着跑鞋，是个个子不高但眼光犀利的男人。他似乎和外国人打交道很谨慎，但对我坦言：“我不情愿让她去美国读书，但她有自己的想法。”

决定做出的几天后，莫妮卡便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莫妮卡就读的学校是北京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首先，她要在高二的时侯，申请转入自己学校的国际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的公立学校纷纷开设国际班，为家庭富裕的学生教授西式课程以及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为其出国做准备。国际班利润丰厚。莫妮卡就读的本校国际部共400名学生，每人一年的学费约为15,000美元，为这所公立学校带来了数百万的收入。

不过，作为班上前几名的学生，莫妮卡的学费被免。随之而来的期许就是她能进入美国的名牌大学，这对于学校国际部的招生可有不小的招牌效应。学校对名校的追逐并不亚于学生的家庭，他们创造一切条件希望学生能进名校。9月初的期中考试后，莫妮卡准备升入高三，她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用理会班上的课业，只需把最后一个学期全部投入到美国大学的申请准备中。

这种“校中校”的现象也反映出中国对于学生外流现象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政府看着自己的精英阶层把小孩送到国外读书，另一方面，在国内又大力倡导追逐“中国梦”。很多政府官员的子女就读哈佛大学，但另一边却在打压大学校园里的“西化风”，除了学习一个大胡子德国哲学家的理论以外。

在这场“去西化”的运动中，去年北京市规定公立学校要关掉国际班，或者起码把国际班搬离学校的本部。但是，在像北师大实验中学这样的名牌学校里要执行这一规定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学校往往都是重要官员的子弟。就像政府的其他规定一样，这个政策的执行恐怕也只能慢慢来了。

摄影：JAMES WASSERMAN

莫妮卡首次体会到申请国外大学的疯狂和欺骗，是在准备SAT和TOEFL考试的时候。在爆满的备考班上，她就听说有的中介会卖答案给考生。这个传闻在2014年底的时候得以证实，由于怀疑有人作弊，当月整个东亚所有地区的SAT考试成绩包括她自己的成绩，都迟发了几个月之久。2015年的5月，一个更大的丑闻爆发了，当时有15人代考，都是中国人，因为这15人涉嫌用假护照替大陆学生代考被美国方面起诉。这些使用“枪手”的学生想不动笔就取得完美的成绩。然而，诉讼并没有解决作弊的问题。2016年1月，有消息称由于收到有更大规模作弊的可能，当月好几个亚洲国家所有的SAT考试在开考前几天突然宣布取消。

现在每年大陆有4万多考生参加SAT考试，然而在大陆却没有一个SAT的考点，所以莫妮卡只能跟随大批人流周末涌入新加坡和香港参加考试。香港的考场大得跟飞机库一般，一次能容纳一万人同时考试。与莫妮卡一起参加这场考试的另一个大陆的女孩子名叫陆轩琪（音译），这个腼腆的小女孩来自东北哈尔滨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陆轩琪在申请的时候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克里斯蒂娜”，她立志成为自己家庭的第一个大学生。克里斯蒂娜的出国梦源自她爷爷在文革期间藏在家里阁楼上的英文小说，7岁时，爷爷把这些书送给了她。考试当天，看着自己身边那些来自北京上海见过世面的学生，克里斯蒂娜感到些许的胆怯。但她的考试成绩却是当天参考的1万人中的佼佼者，2,390分，近乎完美。

和莫妮卡不同，克莉斯汀娜在准备出国考试的同时，任然就读高三班，这让她的申请之路更漫长也更痛苦。她的家庭条件不允许让她就读国际班更不可能去读国外的寄宿学校。这意味着克里斯蒂娜在准备SAT和TOEFL考试的同时，还要加班加点为高考做准备，每天学习到深夜。（她晚上总是看着美剧“Friends”入睡。她妈妈不喜欢看Friends，但对克里斯蒂娜来说，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的她，Friends是她最好的学习工具。）不过，在她高三的那个秋天，她也不得不在准备美国入学考试和备战高考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

好在绝大部分的高考班都会为象克莉斯蒂娜这样准备出国的学生“网开一面”，容许他们“脱产”。“脱产”一词源自毛时期，意思是“从劳动生产中脱离出来”。被允许“脱产”的学生要嘛就干脆退学，要嘛就象克里斯蒂娜一样被允许离开学校专心准备美国大学考试和申请。绝大部分准备出国的学生选择在高三“脱产”，但也有更早的例子。现在有些读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就开始申请“脱产”一段时间，为美国最早的标准化考试“SSAT”秋考做准备，有的中介把这段时间叫做“脱产季”。

对于克里斯蒂娜而言，做出这个决定就不能挽回了。一旦高三的学生离开高考班，一般都回不去了。当她和班上的其他5位同学在九月的一天做出“脱产”的决定时，他们的高中生涯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这之后，她将全力以赴申请美国大学。对于莫妮卡和克里斯蒂娜来说，为了追寻更自由的教育，她们在高中的最后一年的全部时间都用来钻研如何申请进入美国大学了。

在上海一个冬日的下午，6个小孩子——其中最大的14岁——傻傻的站在一个装修一新的连排别墅的客厅里，嘴里一边吃着松饼，一边和身边的小伙伴交谈着。这是“面式准备”的练习之一。S-L一家送中学生去美国读寄宿学校的小型咨询公司安排了这场活动，先读美国的寄宿学校被看成是进入美国大学的一块跳板。一群发型时髦的妈妈们站在后面，观察着自己孩子的表现。其中一位身穿设计师品牌服装的妈妈站在她12岁儿子的身后，在孩子们攀谈的间歇，她凑到儿子的耳边有些大声的说：“你也要问她问题啊！”

由于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富裕的中国家庭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准备了。S-L 针对年龄在9到15的孩子，帮助他们进入美国的寄宿学校，整个申请过程收费在23,000美元左右。绝大部份的学生还需要选择一些单独的课程来强化某一方面的能力，比如“读和写”或者“面试技巧”，这些两小时一节的课程收费大约400美元。乍一看，花400美元就让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孩子聊天，真是不便宜。但S-L 的发起人，魅力十足的 S 说，一个学生在面试时的言谈举止很可能会对能否进入顶级寄宿学校起到关键作用，成为之后能顺利踏入精英大学校门的关键一步。据美国大学招生部的统计，常青藤大学直接从精英寄宿学校招收的中国学生，高于直接从中国国内学校招收的学生。

直说吧，对于大学招生办的官员来说，当然更愿意相信那些已经在美国寄宿学校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S说。“这些学生不会存在适应美国大学生活的问题，他们申请的真实性也更可信。”反过来，备考机构也更愿意辅导那些已经读过美国寄宿学校甚至是美国小学的申请者。当然，这就意味着家庭需要考虑要不要把很小的孩子就送去美国读书。上海的一个富豪最近就安排S专程飞去旧金山，辅导他们三年级的儿子申请进入硅谷的一间顶级小学。

每个家庭都想在申请学校的过程中占尽先机。一个小孩告诉我，她的父母在她4年级的时候就带她去参观哈佛大学；她在12岁时就作为当时最小的孩子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夏令营。S-L 一个学员的母亲把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给了S，这个母亲也很想让自己的儿子接受 S 的辅导。见面时大家都笑容满面，之后，S 收到了学员母亲的短信：“你别收我这个朋友的孩子！”接着第二条：“如果要收，你也别让她的儿子申请跟我儿子同一所学校。”S 笑着说：“父母都是亦敌亦友。”

那天，房间里最时髦的学生是 C，一个梳着马尾辫的14岁小女孩。她刚刚独自跟随一个入学顾问，参加了一个美国 10天 10校入学之旅。这趟旅程每天收费1,250美元，这个入学顾问对孩子的缺点绝对不会留情面。C 之前很害羞，都不敢直视大人的眼睛。经过这趟旅行后，她似乎找到了自信。她目前正处在完成自己中意学校的申请中，那天她穿着自己首选的学校的帽子衫，校徽印在衣袖上，在和其他小朋友攀谈的过程中，坐得笔直，她跟一位顾问谈起了“伟大的盖茨比”这本小说，接着问道：“对我这样的学生，您还会推荐其它什么小说呢？”

申请美国学校的过程太艰巨了，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会雇中介或者入学顾问，这让这场教育申请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父母一听说自己孩子的同班同学都请了顾问”，入学江顾问说，“他们如果不请的话，会感到内疚的。”

中国的教育咨询产业方兴未艾，据估计年产值超过5亿美元。很多父母在面对一个高度竞争但又摸不着头脑的领域时，入学顾问对申请过程发挥了夸大的作用。很多中介都是两边“吃钱”，一边收父母的咨询费，一边向成功介绍一个全自费生的大学收中介费。反过来，中介公司又付钱给高中，让他们把学校里准备出国的孩子介绍给自己。

当莫妮卡和克里斯蒂娜的父母开始找中介时，他们发现绝大部份的中介都提供“包干”“一条龙”服务。这个词起初让克里斯蒂娜的父母没明白，中介解释说“包干”就是说，我们负责申请的全过程——从出成绩单，写推荐信，出课外活动的证明，到纂写个人申请陈述文章。这些中介向他们保证，您的女儿不用做任何事情。据Z - China 公司的介绍，这家公司专门协助美国学校处理中国学生的申请，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中国申请者雇佣他人，多半是中介，帮忙撰写个人申请资料。克里斯蒂娜的父亲对此不屑一顾。“我不相信这些中介’”他之后告诉我。“我认为我的女儿应该自己写个人陈述材料。”

美国的大学也慢慢学会不怎么信任来自中国的申请了。他们的怀疑常常源自不怎么愉快的经历，绝大部份是中国学生很高的 TOEFL 成绩或口若悬河的个人申请材料的背后，本人连几句连贯的英语都说不出来。但也很少有大学的招生办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仔细审查每个学生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一些一般的大学面对支付全额学费的中国学生也没有什么动力来仔细审查他们的材料。“美国大学都知道这个问题的长期存在，但他们也很难找到一个省钱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Yang, 一本关于中国学生外流的新书“在美国的中国梦”的作者如是说。

不过，来自申请人本人学校的资料也有“猫腻”。一个“脱产”的学生告诉我，中国的老师“随意的把他脱产期间没有参加的考试成绩写给了他。”另外，中国老师也没有写推荐信的文化和习惯，所以往往都是学生自己写这些推荐信。一个中介说，“这就当作是申请人用他人口气来写的创造性写作练习啦。”

对来自中国申请的不信任在中国催生了另一个小的“认证”产业，因为没有公司能证明一个 SAT 的高分是真实的努力还是作弊的结果，或者个人陈述中表述的个人经历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这样一来，有一些公司，比如在北京的 V 公司，现在就把对申请人的英文面试录像后放到网上，供招生的大学来鉴定这些申请人的能力是否跟他们的成绩和申请材料相符。还有一个途径，有一些高端的中介长期向顶尖大学输送质量过硬的申请人。

在看了很多选择之后，莫妮卡和克里斯蒂娜最终选择了一家在北京的小众化出国咨询 E 公司 一年大约辅导100名学生。绝大部份学生支付超过15,000美元，发起人坚持每个学生必须自己写个人陈述说明和补充性材料，一定要脱离“高考的思维”。“学生在开始申请的时候总是试图寻找一种可以复制的模式，但这正是申请美国学校最忌讳的，”他说。“他们需要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发现自己独特之处，但是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好好分析过自己。”

克里斯蒂娜记得第一次和 E 顾问交流时就“迷失方向”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我的分数，我的成绩，就等同于我的身份一样，”她说。“可当我的顾问问我,‘行，我知道你的成绩好，那你还有其它什么呢？’我突然无言以对。没有。当我们没有了成绩分数，我想我们就没有可以比较的东西了。”心中顿时疑惑重重，克里斯蒂娜当时想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啊。她的爷爷肯定不会同意，他希望她能上北大，她的父母现在即便交的打折的辅导费，也已经债务累累了。另外，她选择的大学必须要能提供奖学金，这已经让她的选择受限。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下来，每周三早上5点离家，坐上往返18个小时的火车去沈阳，和她的顾问见面。

相反，莫妮卡面对初期的头脑风暴感到非常兴奋。她已经知道自己将要面对怎样艰苦的申请过程了。她的好几个校友就是通过 E 的辅导进而申请成功了常青藤大学，尽管心里已有准备，但她还是从反思自己整个生活的过程中，得到了一种释放的感觉。至少，这个过程让她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配方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跟一场标准化考试不一样。”通过那天的反思，她突然想到了她可以写的一篇申请文章的主题，就是她自己从小生活的军区大院以及“听话”的文化对她性格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

莫妮卡明白想要给美国大学招生办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高三前的那个暑假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间，她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在自己的履历上添加点什么。

在美国，名牌大学对学生课外活动的关注度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变态的程度。在申请大学开始前的那个暑假，美国的学生们都要设计各种暖心的活动，以展现他们的同理心，领导力或是坚韧的性格：他们有的做志愿者，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汤食，有的帮助贫困的年轻人成立球队，或者，有的家庭富裕的小孩会飞去海地，瓜地马拉或加纳，为穷人建房子。

哪怕是对于很了解申请过程和招生办官员胃口的美国学生而言，整个申学的过程还是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更何况，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就更是一个让他们难以适应的过程了。绝大部分的中国申请者因为读书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发展他们的课外兴趣爱好，所以不得不在申请入学的时候才开始亡羊补牢。那些富裕的家庭可以不计代价，让孩子在课外活动这块突然“出色”起来。

很多美国大学招生办的官员说，他们现在经常收到中国学生海量的录影带，相册，甚至是精装书，里面全是申请人五花八门的课外探索和实践，试图以此打动招生办官员。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一个来自东北的小孩，他的爸爸用私人飞机把他送到西藏，仅仅一天，就为了拍一部他帮助少数名族的短片。

去年，我一个朋友辅导的孩子，家里专门为她还找了一个课外实践顾问，帮她完成三件事儿：拍一部电影；去地震灾区做志愿者；通过移动电话组织了一场关于疟疾防止的“快闪”活动。

这可不仅仅是申请人自己的事儿。几年前，北京一所高中的国际部就组织学生去博茨瓦纳的一个贫困村庄开展了课外实践活动。这个昂贵的活动当然就是为了给申请者的履历上加上异域的，充满人性的一笔。至少，学校的老师还可以证明这趟博茨瓦纳之行确实存在。至于很多其他申请人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经历，更多的是让人觉得好笑，实在是让人无从考证了。

尽管莫妮卡觉得这个过程看着让人觉得滑稽，但她也不能脱俗地要“玩这个游戏”。上个暑假，她跟一群中国学生参加了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模拟联合国项目。“每个人都参加了，我也不例外，”她说。R先生 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学生“跟风”的现象，也就是随大流，这恰恰是申请美国大学最忌讳的。“所有这些中国学生都参加模拟联合国项目，但他们说不出为什么自己要参加。为了说明自己参加的目的，他们的各种理由只会让自己的申请减分。”

为了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莫妮卡尝试了另一条路。在她 E 顾问的指导下，她进行了一个关于非洲文化的研究项目，关注亚撒哈拉地区部落族人割伤自己身体和穿刺的文化。“我过去认为这些人在自己身上划出道道伤痕，是为了折磨自己，”她说，“但研究后知道了非洲人在自己身上划出伤痕是一种地位的象征“——这一点和申请美国大学倒有些相似之处。她说她对非洲文化的兴趣并不是仅仅为了给招生官员留下深刻印象，而是透过这一主题，可以反映出她从那个军区大院循规蹈矩的女孩的内心世界一路发生的巨大转变。“一直住在军区大院的人，是不会对非洲的自残和穿刺文化敢兴趣的。”

让莫妮卡感到更加释放自我的过程是她上个暑假在中国南方参加的一个研讨会。这是由一所美国顶尖文理学院大学教授主持的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课程。参加的人没有任何的学分或是证书，莫妮卡的母亲对这个课程的实用性感到很担忧。但是，莫妮卡还是全情投入其中。在课上，她积极参与关于性别和民族主义的讨论，并且第一次读了“共产主义宣言。“很有趣，”她说。“上学的时候，我们也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政治课，但是从来没有读过毛或者马克思的原著。我认为，与其说灌输，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自己读这些原著，让学生自己来阐释他们理解的意义是什么。”

从这个研讨课程回来，莫妮卡就开始时不时的跟她的父亲展开一些“温柔”的讨论。“我爸认为服从是非常重要的，人都因该循规蹈矩，但我有时不这么想，”她说。“作为一个军人的女儿，不能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是很让人压抑的。”辩驳被看成是不尊重人，但是莫妮卡的父亲这次没有马上让她闭嘴。（之后，她的父亲告诉我：“我尊重她的想法。”）莫妮卡决定把这个作为她申请芝加哥大学的文章主题。她关于服从和个人特色的反思折射出更大的中国社会的挣扎，也反映出这些想要出国的学生内心的变化。“我一直淹没在大流之中，”她在自己的作文中写到。“在一个个人主义不被鼓励的环境中，我可以预见我未来的生活和军区大院里的其他孩子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这不是我想要的。”

随着申请截止日期的临近，克里斯蒂娜开始慌张起来。她暑假的时候花了3周的时间在美国参加大学的阅读名著项目，她读了尼采，荷马和JK罗琳。然而回国后，她仍然找不到自己申请作文的主题。在考虑了四个想法之后，她开始写一篇关于游泳的印象主义文章，她写了足足19稿才完成。在向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大学寄出了“早期”申请后，她又开始着手于另外18所大学的补充材料，因为她需要申请到一所能给她奖学金的学校。“写申请作文的过程非常痛苦，但这个过程也逼我跳出了自己的“安逸地带”，让我审视我的人生，”她说。“那些让中介代写的学生也许也能进好学校，但他们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旅程。”

美国大学招生的主观性会让从申请到拿到录取通知的过程显得痛苦漫长，特别是对于习惯于一次高考定终身的中国学生来说。

12月的一天，就在史密斯大学即将宣布招生结果的前夜，我和克里斯蒂娜在网上聊起来。“天哪，我太紧张了，”她说。“明天也许我会因为太紧张，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早上，她发来短信：“我被录取了！”史密斯大学给了她几乎全奖，让她父母的牺牲没有白费。克里斯蒂娜去学校告诉了自己高三的老师。她备考SAT的机构当天就决定雇佣她给申请的学生上课，让她成为了自己机构的活广告。但她没有跟自己的爷爷说，“向他说明这一切太难了，”她说，“因为史密斯不是哈佛。”不过正是爷爷给她的那几本英文书，让她10几年前就开始了这次“长征”。

莫妮卡正在焦急的等待她的申请结果，她知道她的另外两个朋友也申请了同一所常青藤大学。一个成功了，另一个没有。第二天，她的好朋友 B 得知自己成为了极少数在早期申请中被耶鲁大学录取的大陆学生。莫妮卡在焦急等待了3天之后，终于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接下来，她陆续被包括耶鲁在内的其他五所顶尖大学录取，她要在春天的晚些时候决定自己最后选择去哪所大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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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通知书陆续下来， 这里直接进入下一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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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穿着优雅的黑裙子和红衬衫，接着站了出来，她微微地向人群挥了挥手。聚光灯让她有些睁不开眼，但在前排的就是她那站着军姿的父亲和一旁面带笑容的母亲，骄傲的点着头。经过这几年不断的交流和争论，这位解放军上校不得不向自己倔强的女儿妥协，看着她即将走出军区大院，迈进美国的常青藤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