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

“画家。”林风眠回答。

这是林风眠去世后，黄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写到的一幕。我总觉得，所有写林风眠的文字，都没有黄永玉这短短几句话这么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这一问一答之间，这是一个注定为画画而生的灵魂，命运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紧握着手中的画笔。

林风眠这辈子，当过校长，坐过牢；风光过，也落魄过，他所有的光荣和苦难都因画画而起，大半生都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画中反复出现的孤雁。

孤独是他的宿命，他这一生，总是在不断地离别，幼时与母亲诀别，动乱时与妻女分别，暮年索性去国留乡。

他一生孤独，也被孤独造就。

  1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亲的下落不明。

林风眠出生在广东梅江边一个小山村里，原名叫作林凤鸣，村子前流过一弯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边芦苇摇曳。

他6岁那年，溪边新开了间染坊，那五彩的颜色，给单调的乡村生活添加了斑斓。

林风眠从小就对色彩感兴趣，总是缠着母亲带他去染坊玩。

母亲是个单纯美丽的瑶家女子，在家里地位很低，那一阵，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乐，经常穿着染成青绿颜色的衣裳在镇上飘来飘去。

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令林风眠不堪回首的事：母亲被族人五花大绑在村口，被树枝抽打，被蚂蚁咬，被族人唾骂，他们都说母亲和染坊老板做出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小小的林风眠被家人关在屋里，听到母亲一声声惨叫，他奋不顾身地拿着把刀从屋里冲了出来，说要杀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抱回家里的，只记得从那以后，就没有见到过母亲。有人说她被“浸猪笼”了，也有人说她被卖到山里去了。

失去了母亲，林风眠的童年便变得孤独了，他不愿和村里人接近，总是对着一本《芥子园画谱》描摹。

或者跟着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个石匠，长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还告诉他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做石匠，不要想什么读书做官。

▲ 林风眠跟祖父打石碑（曹立伟）

祖父让他少穿鞋子，并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

祖父对他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

林风眠最终没有听祖父的话，他18岁从梅州中学毕业后，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样，上山打石头刻石碑，而是选择去了上海，后又辗转去到法国留学。

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可故乡的山水一直在他心里，母亲的样子也一直在他心里。

他爱画秋鹜苇墉，正是岭南秋天常见的风景。

他笔下的仕女画，就像母亲一样有着向上微翘的丹凤眼，浮现着迷人而忧郁的微笑。

  2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罗拉的骤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刚刚尝到一点人生的甜头。

林风眠生来就是个做画家的料，在梅州中学读书时，美术老师梁伯聪十分赏识他，常给他的作业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画比我还好”。

▲林风眠与恩师梁伯聪(翁诞宪)

1921年，林风眠在报纸上看到招收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留学的广告，就和好友一起报了名。

和同伴们坐四等舱来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艺术的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凤鸣”改成了“风眠”。

临风而眠，我从未见过如此诗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国第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不到半年，院长杨西斯惊异于他的才华，劝他说：

“你在我校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介绍你去巴黎最高美术学府吧。”

就这样，林风眠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师从柯罗蒙学素描和油画。

▲ 巴黎高等国立美术学院。

他一度沉迷于自然主义，杨西斯看了他的画后批评说：

“你不要在这里学得太久，否则你就变成学院派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艺术有多少宝贵、优秀的传统啊，怎么不去好好学习？”

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后，林风眠就从全盘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后来成为他一生不变的艺术理想。

求学之余，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馆，不光看画，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艺。

他非常喜欢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每次静立在她面前时，感觉就像母亲在对着他微笑，总会感动得流下眼泪来。

他评价说：“那是感情与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画，别的画挂在它旁边都会掉下来。”

在巴黎待了一阵后，他去德国游学了，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挚爱罗拉。

罗拉和他一样酷爱艺术，经常为他弹奏德国古典和现代钢琴曲，那些美妙的音乐，融入了林风眠的生命中，他从未遇到过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风眠的画入选了法国秋季沙龙展览，艺术上崭露头角时，罗拉却在分娩时不幸染疾，母子同亡于巴黎一家医院。

这是林风眠一生中最伤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艺，没日没夜地刻了一块石碑，安置在罗拉的墓前。

许多年以后，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回巴黎开画展，又来到罗拉的墓前久久伫立。

命运对他就是这样无情，每当他初尝到一点人世的温馨，又会骤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丽丝，是个法国姑娘，曾送过他一朵野蔷薇花。和她生了女儿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爱罗拉那样炽热地爱上任何人。

▲林风眠和妻子阿丽丝，女儿蒂娜。

  3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导的“艺术运动”的失败。

1926年，林风眠坐船回国。

下船后，码头上有几个人扯起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有人向船上大声喊道：“我们接林风眠校长，哪位是林校长？”

“我是林风眠，但我不是校长。”林风眠还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校长。

林风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那一年，他才26岁。

二十到三十多岁那个阶段，是林风眠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

有感于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决定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那时的林风眠完全像一个斗士，他当校长，办画展，向传统的中国绘画“宣战”，试图“调和中西”。

他请来了齐白石任教，当时的齐白石，只是个画民间画的木匠，不敢到全国最高艺术学府执教。

林风眠多次登门，诚恳邀请，终于说服了他。每次齐白石上课时，他都会叫人预备一把藤椅，下课后还亲自送他到校门。

林风眠在北京做过最轰动的事是开办艺术大会，他大力主张“艺术救国”，认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面包，面包不如艺术。

他在大会的宣传画上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

“人生需要面包，人生还需要比面包更重要的东西——艺术呢！”

他坚信艺术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说，艺术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间的一个最深情的淑女，给人以温情和安慰。

他深信，艺术是一切苦难的调剂。

艺术大会一开就是一个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试图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民众心中。

可惜民众大多并不理解，有人甚至写信批评说，多少可怜的百姓啼饥呼寒，你们却充耳不闻，还要开什么艺术大会！

林风眠大力推行艺术大众化，雇请人体模特，引起了教育总长刘哲的反感，他认为林是“赤化校长”，向张作霖报告要逮捕他。

幸好张学良在旁边说：“我看林风眠就是一个画画的，能有什么问题。”林风眠才得以脱险。

重压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筹办艺术院并任校长。

艺术院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这成了中国美术家的摇篮，走出了众多后来蜚声画坛的大家，也流传着许多有关“林校长”的故事。

林风眠从不束缚学生，而是鼓励他们“放松一些，随便些，乱画嘛”，还对学生说“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

学生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国画考试不到十分钟，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

老师潘天寿愤怒至极，认为是“目无师长，戏弄国画”，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是林风眠极力说情，才让他免于开除。

学生洪毅然画画太理智、太冷静，他就劝洪在作画之前少量喝一点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

可惜的是，林风眠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校长，他拙于事务，不擅应酬，在学生闹事时无法处理自如。

他领导的艺术运动最终没有成功，本人也不得不辞去艺专校长之职。

他一度爱画现实题材，试图以艺术为利器改造国民性。

1931年，蒋介石到艺专参观，见到了他画的《痛苦》，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说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

这是促使林风眠画风转折的一个关键事件，此后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调转向明朗色调，写实转向写意。

离开艺专的林风眠，彻底从斗士变成了隐士。

他先是迁居上海，躲到一个仓库里去画画，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

后来索性独自跑到重庆嘉陵江边的一间茅草屋里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据拜访过他的人形容，茅屋里仅有一张旧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块砧板，以及油瓶。

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他不知疲倦地画，一种全新的画风诞生了，因为个人风格太过强烈，被称为“风眠体”。

所谓“风眠体”，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诗意中蕴含着淡淡的哀伤。

他笔下的风景不是现实中的景色，而是记忆中的景色，是艺术家主观表现的景色，是林风眠自我心灵的呈现，清逸缥缈但又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就像杜甫诗句“渚清沙白鸟飞回”中的意境，孤独地美着。

“风眠体”是在孤独寂寞、痛苦贫困中诞生的。

  4  

到了六七十年代，命运的鞭子如雨般落到他身上。

在徐悲鸿式写实风格主宰的年代，没有人再欣赏他的写意画，甚至有人称他的画作不为社会主义服务，是“黑画”。

柳和清回忆：“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孤寂寂……”

没有工作，也卖不出画，生计都成问题。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投靠亲戚，他一个人在上海，经常一天烧一顿稀饭，配烧得发黑的霉干菜烧肉吃。

这一别就是22年。

▲1963年，林风眠在上海。

傅雷与林风眠是知交，曾许诺说要帮他写传。可惜，1966年9月，傅雷夫妇愤然双双自杀。

听闻这个消息，林风眠悲痛难当，并预感到自己也无法幸免，决定亲手毁掉自己的画以绝后患。

我多么希望这一幕未曾发生过：

林风眠关紧门窗，烧画的烟把他的脸熏得乌黑。

他怕烟囱冒烟被人发现，又改了办法，把画撕碎，泡成纸浆，然后从马桶冲下去。

▲吴宪生 《夜间毁画》

据义女冯叶回忆，林风眠的脸坚毅决绝，一反平时的和蔼可亲，帮他毁画的学生舍不得撕碎其中几幅精品，林风眠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

2000多幅画，一个时代的巨匠，将半生心血，一幅幅毁灭在自己眼前。

不久后，他就被关押起来。双手被反铐，手腕肿得厉害，手铐嵌进了肉里。

吃饭时不给解铐，他把嘴凑到饭盆边吃以求生存。这样牲口般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五年。

每天都有朋友自杀的消息传来，他说：“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5年后，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一批艺术家被释放，其中就有林风眠。

他出狱时，已经72岁，没有人记得这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是名动一时的大画家。

回到家，他取下女儿的照片，在背面写了一行字：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 1972年的林风眠。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说有外宾要见他。匆匆赶去，外宾竟是30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

众目睽睽之下，林风眠正不知如何应对，赵无极已疾步来到面前，长跪不起。师生当场抱头痛哭。

带不走的画他都送给了亲友，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潸然泪下。

生命中最后十几年，林风眠是在香港度过的，妻女仍住在巴西，他去短暂探望过两次。

孤独就像是他的宿命，晚年他已全盘接受这宿命，不再抵抗，而是自觉地与世隔绝，凭着记忆重画在浩劫中毁掉的作品，几乎一直画到生命的终点。

他活到92岁才去世，最终依风长眠于香江。临终前留下绝笔：

我想回家，要回杭州。

林风眠的一生，总让我想起苏轼笔下的那只缥缈孤鸿。

生前离群索居，死后声名也被遮蔽。在清寂的天地里，宛若一只惊鸿，翩然飞过。

奇怪的是，越是这样一个生性冷清享尽孤独的人，越喜欢浓郁、明快、通透的色彩。

我喜欢他画中的秋天，大团大团的金黄色，那么明亮，那么绚烂，满是生命的热情和活力，只看他的画，你根本不知道他经历过那么多磨难。

在给木心的信中，林风眠写道：

“我像斯芬克斯，坐在沙漠里，伟大的时代一个个过去了，我依然不动。”

有人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他的孤独来自他的不合时宜。”

从晚清到民国，历经抗战，到新中国，时代天翻地覆，他的艺术理想从未变过。

越在喧嚣热闹的时代，他那不合时宜的孤独与坚守，越是一股难得的清流。真正闪耀的星辰，从来都与时代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