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白发的孙冕，

眼看就是奔70的人了，

可笑起来还是那么放肆，

天真得就像个小孩子。

他干起事情来的热血劲儿，

恐怕要甩年轻人一大截。

从《新周刊》背后的大佬，

到登顶珠峰、两创世界纪录的，

极限达人，再到为抗战老兵，

四处奔走、筹捐善款的赤子，

孙冕人生中每次身份的转变，

都是他对内心的一次凝视。

办杂志，是为了实现心愿，

登山是为了救赎自我，

发起“抗战老兵救助行动”，

是身为一个社会人的良知。

1953年，孙冕出生于广东，

15岁，他就完成了一个壮举，

至今还被汕头人奉为美谈。

同乡伙伴去海南岛兵团，

他跟同学一起去送行，

结果船开走了，他忽然说：
“不行，这么送行太不爷们了！”

身边一同学问：“那怎么送？”

只见孙冕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大家跟在船后，游了半天才发现，

潮水已经退了，想回去没路了！

大热天，5个人，什么东西也没吃，

3个人还抽了筋。最后一只泊船离开前，

他们拼命求救，才捡回了一条命。

这事儿听起来虽然莽撞，

但足以看出孙冕的“豪气”。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州，

在《南国戏剧》杂志做编辑，

20多岁就开始了媒体生涯。

1988年，嗅觉敏锐的孙冕，

成功策划了一个广告作品：

《三九胃泰·李默然篇》。

广告中，电影明星李默然，

成为内地首个代言商品的明星。

借着这次打响了名号的机会，

他和导演孙周成立广告公司，

短短几年间，就赚了几百万。

可孙冕并不知足。

他一直都有一个情结，

办一份影响力大的报刊。

改革开放后，全国掀起办报热，

1983年和1987年，

他曾任《百花园》《新舞台》副主编，

因为充满娱乐和话题性，

发行量一度高达百万份。

然而因为太具话题效应，

刊物内容频频被点名批评，

没过几年就被停刊了。

有了数百万的资产之后，

孙冕办报的心就活了过来，

孙周说：“你想办那就办吧。”

孙冕与孙周

1992年，他和暨南大学，

新闻系合办了《晨报》。

可没有国家刊号，很快被停刊。

1995年，他办周刊《七天华讯》，

办了才七期就没有了下文。

这时候，300万打水漂了。

孙周都劝他：“你这屡战屡败，

还是别搞了，回来拍广告吧。”

孙冕不甘心，听说省新闻出版局，

有一本新杂志，名叫《新周刊》，

刚刚出版正在寻找承办人，

他就天天跑到局里去磨，

磨了大半年，终于，1996年6月，

孙冕拿下了《新周刊》主办权。

当时一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

只能在酒店租房当编辑室，

每天都是花钱如流水。

封新城

通过窦文涛，

孙冕找到了封新城。

这个后来《新周刊》的总编，

是帮孙冕打天下的头号功臣。

从单位出来后，封新城壮志满满，

也真想和孙冕一起把《新周刊》，

办成《时代》那样的巨头杂志。

可1年不到，封新城才发现，

原来孙冕手上根本没什么钱了。

1997年，《新周刊》推出香港回归特辑，

在整个媒体业内引起巨大轰动。

可当时没几个人知道，

《新周刊》已经到了绝望边缘。

那天在办公室里，孙冕和孙周，

当着封新城的面痛哭流涕。

孙周连连摇头说：“我们不是没才，

不是没有人，是裤子口袋太浅了，

我求你停了它，把它卖了吧！”

可最后，孙冕咬牙站了起来：

“不行，杂志已经有影响力了，

不能就这么让它没了。”

香港回归特辑

孙冕能留住封新城，

让他将20年献给《新周刊》，

靠的是交心，是自己的真性情。

当时的版面设计和摄影师，

在《新周刊》拿的是上万月薪。

封新城看到杂志社没钱，

一个月3000块工资也就认了。

封新城之所以这么死心塌地，

是看中了孙冕的人格和品性，

再者，《新周刊》给了发挥空间，

可以让他甩开膀子大胆去干。

尤其是碰到一些重大决策，

孙冕都让封新城自己拿主意：
“我呀，只是个搭舞台的，

戏要怎么唱，你来安排。”

孙冕不止一次当着朋友说：

“一看到封新城做出来的东西，

我就知道没我什么事儿了，

还不如全盘交给他打理。”

1997年8月，

三九集团为《新周刊》，

注资900万元。同年，

改版的杂志单期发行量，

一度超过了30万份。

2000年，广告收益已达2000万。

弹指之间，20年过去了，

《新周刊》成为国内期刊市场上，

风格最为独特的杂志之一，

凭着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专题，

被传媒界称为“观点供应商”。

无论从封面还是内容设计，

每一期都叫人耳目一新。

即便是面对电子媒体冲击，

仍旧保持着独立姿态，

丰富着读者们的心灵。

很多人问孙冕：

“碰到最困难的时候，

为什么你还会走下去？”

孙冕说：“你总是要活着，

生下来这一天你就知道要死，

难道你会因为知道你要死，

就选择不去活着了吗？”

《新周刊》奠定地位后，

孙冕直接把它甩给了封新城，

开始琢磨自己的人生之道。

2003年，《新周刊》在哈巴雪山，

举办了一次攀峰活动，

社长孙冕无意中去凑了个热闹，

正巧和王石住在一个帐篷里。

王石酷爱登山，他就特别不理解：

一个大老板，干嘛非执迷于这个？

让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

从5396米的哈巴雪山下来后，

孙冕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之后的孙冕，疯了魔一样，

先后攀登了一系列的高峰，

简直是停都停不下来。

全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

他已经麻利地登了个遍。

尤其是在2010年5月17日，

孙冕挑战从北坡登顶珠峰。

珠峰北坡和南坡相比，

路线长、岩石多、风更大更急，

连飞鸟想过去都没那么容易。

英国人曾用17年都未能登顶成功，

但是57岁的孙冕做到了！

因此还创下两项世界纪录：

全球从北侧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华人！

全球杂志创始人中，

唯一把自己杂志旗帜，

插上珠峰之巅的人！

每一次登山，

都是一次心灵之旅。

其中的困难、危险，

让孙冕感受良多，他说：
“登山其实就是一条心路，

有很多的痛苦，不是腿走不动，

而是你的心跨越不过去。”

这个年纪的他，一改往日装扮，

花白的头发，登山服、登山鞋，

笑容不羁、随兴起舞、逍遥自在，

他说：“要让我去一个地方，

花没人摘，酒无人劝，醉无人管，

那就是我最喜欢的状态。

每一次我走险峰上下来时，

都觉得自己宛如新生，

我要更爱我的朋友和亲人，

用最认真的态度对待生活。”

圈里人都管他叫“老爷子”，

62岁，面对《人物》采访，

被问及自己有什么心愿，

孙冕说：“我不想老，也不想死，

这就是我最真实的内心。”

这样的生活没多久，

孙冕的全部注意力，

都被一个特殊的群体占据了，

他们就是“国民党抗战老兵”。

早年，他曾听过一个故事：

一位90多岁的远征军战士，

每月可以领到50或100块钱救助，

有一次，他去领救助金的时候，

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钱没有了，

老人回到孙子家里，孙子见没钱，

当即指着老人破口大骂：

“你这个老不死，

还有脸回家？”

最终，在孙子的辱骂之下，

老人换上了最干净的衣服，

服毒自杀。

孙冕的父亲是名军人，

曾考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

出于对军人身份的共鸣，

孙冕开始关注“老兵”群体。

2011年底，他联系到一位远征军人，

老人在成都，两个儿子拒绝抚养，

一个女儿又没有抚养的能力。

孙冕便出钱，给老人租房、找保姆。

半年后，老人家去世了，

女儿打电话给孙冕说：

“谢谢你，让我父亲多活了半年，

在生命最后的时间得到做人的尊严。”

就这么一句话，彻底刺痛了孙冕。

此后，他踏上寻访老兵之路，

多方联系志愿者和救助组织，

一脚踏进去，就再也没出来。

在这条救助路上，

孙冕震惊地发现，

这些曾上战场和日本人拼刺刀，

在炮火和流弹中侥幸活下来，

为这个民族奋勇杀敌的一些战士们，

晚年竟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

95岁的卿上先，1937年入伍，

担任重机枪手，用战友尸体当掩护，

和日本人在开封展开血战，

然而20年来无儿无女，

独居在道观中，眼睛被香火熏坏。

92岁的吕先德，黄埔抗战老兵，

战斗中多处受伤，行动不便，

只能借住在一户农家的厨房里。

87岁的杨耀胜，杀死无数日本鬼子，

却在覆满灰尘的窝棚里住了7年，

房子没有窗户，水电不通，

非但如此，他还遭受儿子记恨。

老人自己挖的水槽，就喝这里的水

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些老兵们的晚年生活，

可以说惨不忍睹。

有些老兵住在羊圈里面，

一间破草房，没有门窗，

人进去一趟再出来，

浑身都是跳蚤咬的疙瘩。

还有一位98岁的老兵，

自己用石头垒灶烧柴做饭，

残破不堪的家被熏得漆黑，

连床褥、枕头、水杯是黑的。

更有老兵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

自己在门口挖一个大水槽，

靠下雨时积下的污水度日。

这些老兵最年轻的84岁，

最老已经超过了98岁。

因为上战场杀敌，大多负伤，

到这个岁数失去了自理能力，

许多老兵一辈子无儿无女，

即便有了儿女，也因历史原因，

不少人遭受儿女极大的记恨。

物质上的痛苦，

也许还能默默忍受，

最大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很多老人这一辈子都在等的，

并不是要拿到多少钱，

而是希望能得到一个承认：

“我们当年是去抗日的！

是为了这个民族打仗！”

为了救助这些老兵，

孙冕和志愿者多方呼吁，

他不但自己捐了许多钱，

还拉上明星朋友和圈内人，

积极发动更多人捐款。

这些年，陈坤、韩红等人，

都已多次参与救助行动，

亲自到老兵家中探望慰问。

而每个参与行动的人，

无一不是哭着走完这条路的。

这些老人手脚负伤，行动困难，

多半时候一口热饭都吃不上，

几十年孤独一人生活下来，

精神上从没得到过抚慰。

更残忍的是，志愿者的救助速度，

远远赶不上发现老兵的速度，

更赶不上他们死去的速度。

自有登记以来，

2008年走了2个老兵，

2009年走了17个，

2010年走了81个，

2011年走了87个，

2012年走了271个，

2013年走了378个…

孙冕准确地记得这每一个数字，

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

都是一个老兵的生命…

70多年前，国难当头之时，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

我们不该将他们遗忘。

他们一生只是等到某一天，

自己能够被知道、被承认！

老兵含泪展示黄埔军校合影

“我一直都在责备自己，

为什么我现在才出现！

为什么没有早点到他们身边！”

每当一位老兵死去的时候，

孙冕的内心都要遭受一番折磨。

在一部纪录片中，故事一开始，

他就在面包车里嚎啕大哭，

因为一位老兵走了，

志愿者刚把钱汇给老人，

老人家刚拿到钱就走了…

“这种折磨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你说一个老人，前天他还问说，

什么时候再来看我？

我还答应他，我再来看你。

再次听到消息，老人就不在了。

这个世界上多少干善事的，

你捐个学校，帮个学生，

都希望孩子们将来长大成才，

感觉是在干一件有希望的事，

可是我们呢？是老兵的培土人！

只能在走之前，给他最后的温暖。

好不容易筹到了善款，

最后老人还是走了，

而且是带着遗憾走的。”

这是踩着泪水蹚过来的路，

但每一次哭泣和告别，

都给了孙冕新的能量，

抓紧时间，赶快去做。

他不但在微博上积极呼吁，

还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保障，

让每一分钱都花在老兵身上。

“如果不能让幸存的老兵，

在他们暮年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切断我的手指，誓为抗战老兵募钱，

即便变卖家产，也要救老兵，

救一个是一个，死不罢休！”

2013年，民政部发文，

优抚原国民党抗战老兵。

这个消息下来的时候，

孙冕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到一个个老兵家中亲自拜访，

送上了政府下发的优抚文件。

许多老兵被问及需要什么东西时，

都是铿锵有力地说：“不需要！”

而当得知自己被承认的时候，

却忍不住掩面痛哭起来。

孙冕曾不止一次说：

“在现在经济实力之下，

我们一夜间可以造一座新城，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

这个社会的公信力，

我们民族那种与人为善、

善待别人的优良传统，

支撑我们民族的这个精神大厦，

一旦倒塌，那是几辈人的努力，

也无法将它重建起来的！

如果现在还不努力去扶正它，

将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于当年十来岁，

就冲上战场与鬼子厮杀，

如今已近90岁高龄的老兵，

或许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

真正让他们感到害怕和心寒的，

是一个民族的冷漠和遗忘。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可是今日饮甘泉的人们，

却不知道，当初挖井的他们，

如今连一口水都喝不上！

幸而有孙冕这样的志愿者，

代表着一个民族应有的精神，

代表着个体不应撇弃的良知，

在四处奔走，多方呼号，

才让更多人注意到老兵的身影，

换来他们最后的慰藉与尊严。

历史的暗角里，

不该存在太多冷漠与遗忘。

当老兵回归人们的视线，

人性的光亮才能照得更远，

一个社会的良知和友善，

才能辐射到更多人身上。

孙冕，就是那个宁肯燃烧自己，

也要将这道光穿破厚壁，

照到暗角，让人们去凝视的人。

凝视老兵，凝视他们的尊严，

也是凝视我们每个人自己。

因为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

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历史，

未来就会如何对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