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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汉”:山东人的身高如今全国排第几 2017-08-17 18:03:14

    在宋代之前,无论哪里的“大汉”其实都是不存在的。这个词向来是汉代人对本朝之称,就像班固在《封燕然山铭》所写的“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用来指人的“大汉”要晚至南宋年间才出现,初见于岳珂(岳飞的孙子)的《桯史》,也就是“时姑苏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长皆丈有二尺,里人谓之唐大汉”,但这个词真正变得家喻户晓,要到明清时代的白话小说流行之时了。

    小说中的好汉

    无论是《广志绎》抑或《坚瓠集》,其书流传都不广。起码比起明清时期兴起的白话小说,只能算是小众读物。对于讲究和追求高雅之作的士大夫来说,此类小说登不上大雅之堂,只是所谓的“小道”作品,但在市井民间,诸多白话小说在问世后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了极大的追捧,成为当时极受欢迎的“畅销书”——譬如褚人获所作《隋唐演义》就远比其《坚瓠集》知名度高得多。

    《说唐演义全传》则是比《隋唐演义》稍晚出现的隋唐小说,在同类小说中,此书最受民间欢迎。它在“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反隋起义中着力塑造了一群瓦岗寨起义英雄的形象。瓦岗在河南省的滑县,但这些英雄们造反发端是在山东济南,而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物及著名的英雄,许多都是山东人。

    山东秦琼(叔宝)是他们之中的代表。秦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原是隋将张须陀部将,张须陀败死,归附瓦岗,后投唐,骁勇善战以功封左武卫大将军、胡国公。然而在民间传说及戏曲小说中,他主要以瓦岗寨的绿林好汉面目出现。甚至在《说唐》里只被列为第十六条好汉的秦琼,在群众心目中,“山东好汉”以他为第一。在民间有数不清的《响马传》鼓词小说和戏曲剧目,如《秦琼打登州》《秦琼还家》等,都是不见于经传的故事,却经久不衰。而京剧《秦琼卖马》也是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的代表作。

    《说唐演义全传》之外,位列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对于民间的影响更大。《水浒传》以北宋宣和年间山东宋江起义为历史基础和故事原型,后又经过民间传说等口头文学的传播、并行修订本的长期演变,最终由文人整理加工创作而成,历时四百多年。其中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泊(到清朝咸丰年间才定名为东平湖),故地在今山东省梁山县,其中许多著名英雄是山东人。从籍贯上看,水浒一百〇八条好汉中山东籍多达38人(天罡12人,地煞26人),多分布于今鲁西的梁山、郓城、聊城等地。现代教育家张天麟(山东济南人)就说,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孔子的道德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汉”是他们外在的言行。

    这些梁山好汉,给人最直观的印象首先在于高大威猛的体形和强悍粗犷的外貌。《水浒传》虽然写了一百多位好汉,但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只有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燕青等人,他们不但是作者塑造的代表梁山好汉群像整体特征的“上上人物”(金圣叹语),也最符合民众心中理想的武力值逆天的英雄形象。小说对这些好汉一出场就做了这样的描写:“(鲁智深)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身长八尺,腰阔十围”;“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林冲)生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随着《水浒传》(以及《说唐》)在整个汉文化圈的广泛流行,此类给人深刻印象的描绘,令人(山东人及外地人)将“山东”与“大汉”二字联系在一起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现代蜚声中外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山东省安丘市万戈庄人)对此曾经直言不讳:“山东人素有好勇之名。作者于以往十余年来,寄迹大江南北,所至不下八九省,到处听人评论,山东人胆量大而好打架。追究这种声名造成的原因,显然有一部分是由侠义小说和响马传一类闲书的误解。”

    西方人眼中的山东人和山东人身高体质现状

    清代以来,山东人的这种名气越来越大。这从上海的传统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中山东人角色,通常都是警察、体力工人之类“卖拳头朋友”,可见一斑。到了19世纪,连初来乍到的西方人都了解到山东人“好武”的秉性。甚至当代的东邻日本人的观感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久留岛龙夫写过一本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幻想小说《苏军在日本登陆》,其中就有苏军在山东半岛登陆被挫败的情节,作者还不忘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了一句,“山东的兵过去和现在都是强的”。而坂元宇一郎在《面相与中国人》一书里也提及,“(山东)多数的人都有光洁的皮肤,体格健壮魁梧,步伐悠然,有大人物的风范”,“山东人与其说是头脑型的人物,还不如说是以顽健的体格见长”。毫无疑问这正是典型的大众心目中“山东大汉”的形象。

    只不过,这个仿佛毋庸置疑的大众认知,其实偏与今日的事实相悖。论身高,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编制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报告(1991年)》里,当时19-22岁的山东青年男子的平均身高仅有171.69厘米,既比不过北京(174.75厘米)与天津(172.51厘米)这两个北方直辖市的学生,也比南方的上海学生(172.78厘米)更矮,这恐怕令人始料未及。论起体格,今天的山东人也不出众,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编制的《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里,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4年的统计,体质(国民体质水平)最棒的都不是山东人(只排第八),而是谁也不会想到的上海人,甚至排位居次席的也同样来自长三角地区(2010年江苏,2014年浙江),即使在北方地区,山东人的国民体质水平也比不上北京居民,这与“五大三粗,身壮如牛”的形象差别,几乎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造成现实与想象之间强烈反差的,主要仍是经济原因。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收入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关乎居民民生和健康的基本生存条件,从而影响到百姓的营养摄入、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等诸多可直接影响人体生长发育状况的因素。事实上,即使在上海,1992年时市中心的静安区居民的日摄入蛋白质量为89克,比郊区南汇县(63克)要多出1/3。在城乡差异客观存在的现实下,北京、上海市民作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级行政区而在身高、体质水平上领先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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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建筑的鼻祖:春秋时期齐长城 2017-08-17 18:02:00

   齐长城作为齐国一项巨大的综合防御体系,见证了诸侯雄起、竞相攻伐的春秋战国风云。关于齐长城的记载散见于史料之中,但这些文字对齐长城的修筑时间、修筑位置与走向、修筑方式以及历史作用等多语焉不详。自20世纪30年代起,几代学者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史料记载,慢慢揭开了齐长城的神秘面纱。

    利用天然屏障修建防御工事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各诸侯国在原有关隘的基础上,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驻兵御敌,长城便是各诸侯国保卫疆土的重要防御设施。齐国,公元前1046年建立,经过姜齐、田齐两个阶段,公元前221年灭亡,历时800余年。济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华松告诉记者,齐国以工商立国,是先秦时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齐国的富庶容易招致其他诸侯国的侵略。因此,齐国修建长城既有构建与他国间商贸交往秩序的需要,又是为了防御战争的发生。

 

  齐长城的修筑受到地缘政治、地理环境的影响。谋士苏秦将齐国列为“四塞之国”:“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四塞”即以山河为天然屏障。“淄潍平原是它的腹地,环绕淄潍平原的西南、北面和西北面,有两条大河,即所谓的清济浊河;东面、东南面和东北面,是小海和大海,即今天的渤海、黄海;南面有一条连贯性很强的泰沂山系横亘东西,就像一道大院墙。所以齐国在地缘政治上相对独立,战略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张华松告诉记者,自西向东,齐长城防御的国家,春秋时期分别为鲁国及晋、吴等盟国,莒国及晋、越等盟国;战国时代,则主要抵御三晋和楚国。

 

  齐长城的修筑体现了齐国人利用自然地理优势的理念。有学者判断,最早的西段齐长城大约修筑于春秋晚期,很可能是利用古济水堤防再筑墙加固形成。“战国中期,楚国北上,齐国南部形势紧张。在交通路口和关隘上筑工事,建要塞的防御战术已经不能适应新出现的骑兵作战方式,于是全线防御的战略设想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张华松告诉记者,在这一时期,“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有余里。”“宣王所做的是国防线上拾遗补缺工作,以前不需设防的高山长岭上有些地段山高坡陡,地势险峻,就以山代城;需要筑城的地段土少石多,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石砌城。”由此形成了山地防御、济水防御、东海防御连为一体的齐长城防御战略结构。“山地防御的重点在于长城所经的各关隘和谷地,这些关口都设立要塞,长城高且厚,有城门,且配备戍所、武库、烽火台等,敌人很少能突破这些山地的关隘要塞。”张华松说。此外济水防御扼守齐国西南境的交通大动脉,黄海防御体现了长城的海防战略意图。


  体现防御至上的兵家文化

  齐长城同样体现了齐人的兵家文化和军事思想。“以孙武和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首先强调的是防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有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张华松认为,齐长城正是在这一军事理论原则指导下兴建的。

 

  在齐国的防御体系中,齐长城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齐长城是由长墙、关城、障堡、烽燧以及长城内外的军事重镇等有机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它将整个齐国的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完整地圈了起来,这样就使原本流动的战场变成较为固定的战线。”张华松认为,齐长城的军事功用体现在:首先,和平时期,为齐国节省大量的戍守兵力;其次,战争时期,可以有效迟滞战火向齐国腹地蔓延,赢得调动兵力、组织防御的充裕时间;再次,使齐国军队先处战地以主待客,以逸待劳,有效打击屯兵于坚城之下的敌军,歼灭其有生力量;又次,即便防御失败,也为齐国内地坚壁清野、撤退转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最后,齐军可以依托长城防线主动出击,建立前沿据点和防线,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的。

 

  齐长城作为全局性、永备性的军事战略工程,是齐国最为重要的一道防线。战国时代的楚国货币于齐长城以南屡有出土,而长城以北却没有发现,被学界视为长城防御成功的一个旁证。战国时人论及齐国南部国防屏障时,总要提到长城巨防。如《战国策·秦策》中张仪云:“(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长城不仅有力保卫了齐国的国家安全,还是齐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纽带,塑造了齐国对外开放的传统格局。齐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是中国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澜壮阔的中国长城建筑史是由齐长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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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也爱玩“时尚” 2017-08-17 18:01:07

  说到朱瞻基,看客也许满脸惊讶,这是哪方神圣啊,报纸上没登过,电视里也没播过。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是个皇帝,更进一步告诉你他就是明宣宗,你一定不会陌生。

  明代有所谓“仁宣之治”,明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就去世了,“仁宣之治”主要是明宣宗“治”的。从大体上看,朱瞻基确实应该算是个好皇帝。他在位期间,任用杨士奇、杨荣、夏原吉等贤臣,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施政比较理性。他招人垦荒,多次减免天下赋税;他大力控制公务员队伍,罢免“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年老体疾”的官员,客观上节省了国家财政资金。有个故事颇能说明朱瞻基的通情达理。某年,河南发生灾荒,当地一知县,未经请示,就将驿站上千担公粮分给了灾民。事情闹大,报到朱瞻基那里,他不仅没有怪罪,还表扬说:“如果拘守手续,层层申报,老百姓早就饿死了。”《明史》称:“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清朝著名学者谷应泰评价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然而,遵循贤君路线并不意味着朱瞻基是个内心安定的人,他有时其实也很爱玩一把“时尚”。朱瞻基是第一个让宦官参与政事的皇帝。明代疆土极辽阔,政事繁重,对内阁每日的票拟与大臣的奏折,朱瞻基很难做到全部批阅。他怕内阁架空其权力,就将票拟与奏折大都交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批示处理意见,因为是用朱红笔批示,被称为“批红”。朱瞻基甚至在大内开设内书堂,叫大学士陈山及翰林官员教年轻宦官学文化,让他们获得处理政务的基本能力。宦官问政的制度在宣宗朝没有多少弊端,毕竟朱瞻基紧紧盯着呢,但他的一些后代不如他勤政,太监干政的后遗症就显示出来了,熹宗朝魏忠贤的专权,就是这种制度惹的祸。

  明朝天子好玩乐,其传统也是朱瞻基开创的。朱瞻基的生活本来较为俭朴,他没有大建宫室,没有搜括民间珍宝,衣食也很简单,但他有两项特殊爱好:斗蟋蟀、玩猎鹰。为了搜寻壮硕的蟋蟀,他派宦官四处采办,同时要求地方官员大力配合。他曾给苏州知府况钟下敕令:“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令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当时卫所的军人纷纷传言抓获一只蟋蟀,功劳可与前方杀敌相比。苏州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宣宗,妻妾观看时不慎放跑了。妻妾自知闯了大祸,上吊自杀。丢了蟋蟀,又死了妻妾,粮长悲不自禁,最后也上吊了。朱瞻基的爱好给臣民带来的负担与痛苦可想而知。除了好蟋蟀,朱瞻基也爱玩猎鹰。明代宫中的猎鹰多为朝鲜进贡,朱瞻基在位时曾多次派宦官赴朝鲜索要数量巨大的猎鹰,朝鲜国王不敢违背宗主国皇帝的指令,只好层层摊派,弄得朝鲜民众怨声载道。

  朱瞻基玩时尚,自然没有引领潮流的意思,更非借此吸引别人眼球,只是源于皇权的自私与胡作非为。皇权是一种绝对权力,谁也无法制约,拥有它,等于垄断了天下所有的荣华富贵,因此皇帝总怕别人搬掉他的椅子。内阁的权力大了,又可以票拟,又可以参政议政,朱瞻基自然会生出恐惧,所以他要赋予太监批红权。朱瞻基为何这样相信太监呢?一是他觉得太监身份卑贱,没多少文化,更没多少见识,起兵反叛的可能性不大;二是他认为太监天天呆在自己身边,就算心怀不轨也容易发觉。至于做做斗蟋蟀、玩猎鹰之类的“潮”事,朱瞻基更不会认为有何了不起。皇帝富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己玩得再过分,也是在“家”里玩,没有碍着谁。只是朱瞻基没有想到,皇帝可以对天下臣民生杀予夺,他的爱好自然也就成为臣民生活的核心,没有谁敢不歇尽人力、物力、财力去满足,如此一来,民力必然大量损耗,朝廷统治的根基也会在无形中动摇。

  因为仁,朱瞻基开创了“仁宣之治”;因为潮,朱瞻基间接玩掉了大明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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