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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静源(刘正教授)的学术博客  
刘正教授的学术论著和文学作品全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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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国范围修改大、洋、怪、丑地名增加文化自信的建议 2019-06-25 12:09:20

《关于全国范围修改大、洋、怪、丑地名增加文化自信的建议》

 


各位地方领导:修改地名出现的巨大的经济损失你们考虑过吗?电脑数据库的更改、人口户籍数据库的更改、身份证和工商登记的更改、车站名和交通名的更改、各地旅游指南和介绍的更改、保险和银行登记的更改......改名总成本全国估计不会低于1000个亿!只是为了弘扬越土越革命、越洋越反动的观念?这是哪一个混蛋领导的拍脑门儿想出的“革命点子”!?请各级人大和法院调查追究这样决策机构和人员的浪费国家资源制造社会动乱的渎职行为!
建议先把“中国奥委会”改名!修改为中国人民体育运动委员会!建议再请先将北京的洋地名修改了做个示范。如下:“梅地亚中心”修改为中国广电中心。“奥运村”修改为体育村。“香格里拉酒店”修改为香山酒店。“喜马拉雅山”修改为西藏山。“阿里巴巴集团”修改为马云集团。对了,最重要的是先把《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修改为共产主义!你们糟蹋完了传统文化,又来去糟蹋文化传统!如果不改的话也可以全国推广命名“英特纳雄耐尔小区”、“英特纳雄耐尔大厦”、“英特纳雄耐尔车站”......支持者请点赞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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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取得日本国文学博士学位20周年纪念! 2019-06-22 08:08:36

在新语丝网,至今还保留着《刘正真的在大阪市立大学取得过博士学位吗?〉一篇文章。见XYS20061101。里面有这样几句话:“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学方向硕士博士论文题目一览中并没有刘正的名字:大阪市立大学 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学部中国学教室修士·博士論文タイトル一覧:昭和30(1955)年度~平成17(2005)年度网页链接 网页链接”任何人相信方舟子和新语丝网的人,看了这些话就一定赞美这个作者的仔细、认真和调查研究的精神了!然而,当你打开这修士・博士論文タイトル一覧个网页后,立刻就被作者的狗胆包天、指鹿为马、信口开河的态度所震惊震怒了!不多说了,我把该网截图和新语丝网那篇文章截图一起发布如下。

我的全部经历和科研早就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驻日大使馆、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文部省、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等多家单位调查证实。

打开见证事实:http://www.lit.osaka-cu.ac.jp/chn/disser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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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的能折腾举世闻名! 2019-06-20 07:56:06

作贼心虚的作者特别拉黑了我,使我无法留言抨击他!他其实有点小人之心!我是准备赞美他的!我只好这里截图三张再加以赞美如下:
湖南人的能折腾举世闻名!先出来一个曾国藩,就把牛逼哄哄的太平天国折腾死了……又出来一个毛太祖,就把不可一世的中华民国折腾到台湾岛去了……现在又出来一个杜钢建,就把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耶稣基督文明给折腾到土家族的世界里去了……虽然似乎是意淫,能意淫也很有志气了!特此表扬如上!下一步期待湖南冒出来一个ET,再把全部外星文明也这样折腾到浏阳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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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帮助我修复这张老照片?Can anyone help me fix this 2019-06-12 14:04:01

Can anyone help me fix this old photo?

誰かが私がこの古い写真を直すのを手伝ってくれる?

谁能帮助我修复这张老照片?

Может кто-нибудь помочь мне исправить это старое фото?

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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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要求国家撤消〈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重点出版计划项 2019-06-12 10:45:54

学术界的粗制滥造现象,和出版界的编辑水准下降有直接关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撤销“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子课题“广西石刻总集整理”的通报》一文,明确了广西师范大学杜海军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子课题结项出版成果《广西石刻总集辑校》一书,经调查核实,认定该成果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了国家社科基金声誉。经研究决定,“撤销杜海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子课题‘广西石刻总集整理’;终止杜海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朝石刻汇校集注》(批准号18ZDA246)”。这是值得大赞特赞的好事!我为国家社科办点赞。本来一个史料汇编需要的是认真核对史料,而不是照抄别人资料!三联书店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就是照抄而错误百出的典型!

三联书店所出垃圾著作《陈寅恪集·书信集》,属于“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2001年1月-2001年6月出版,共13种14册,其中《书信集》一书编者是三联书店和陈寅恪女儿陈美延。该书错误百出,严重影响了学术传播和学术研究,影响了陈寅恪书信的原始文本。

三联书店代理律师曾为此起诉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该《民事起诉状》中声称我“以原告出版《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并不存在的所谓‘错误’、‘问题’,无端指责三联书店,借机炒作,对读者造成误导,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三联书店的声誉,侵害了三联书店的名誉权,影响恶劣!”我想,事实胜于雄辩。我在此举证如下,将《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错误归为十二类,如下:

第一、断代错误类

1、《1941年2月13日陈寅恪致邓广铭信》。

此信《陈寅恪集·书信集》断为1941年12月13日晚,误也。观信中语气及情状,应为1941年2月13日之信。否则,1941年12月13日,日军正在进攻香港,邮路断绝,陈寅恪不可能写此信给邓广铭。而且,此信开始就明言“顷奉二月五日手示”,回信也应该在2月13日为宜,怎么可能迟到12月13日才回信?!

2、《1941年6月20日陈寅恪致闻宥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将此信断代为“1938年或1939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案,此信十分难断。而且信中提到了《清华学报》,却没有交代是哪期。所抄文稿内容也不知。无法断代。涉及到抄写文稿问题,陈氏论文的抄写,一般由其个人(失明前)或其夫人完成,而著作的抄写,以现有书信和史料记载来看,一般多是陈夫人和那廉君二人。这里出现了“闻氏”,则只有一种情况:当时陈夫人实在无暇而那氏又不在身边。我们从陈夫人的一封信中可以发现线索。1941年2月12日陈氏信中已经说明:“所幸近已努力作成《唐代政治史略》一部,约七八万言,又考证唐人小说二篇(《会真记》、《东城老父传》)约一二万言,现因无人誊钞故,尚未能一时写清寄上求教,约暑假前总可誊清也。”而6月20日正符合“暑假前总可誊清”这一前提。由此可以推断:陈氏致闻氏此信推断:陈氏此信当写于1941年6月20日。

3、《1943年1月20日陈寅恪致叶企孙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则定为1943年。考虑到1941年春到1942年年底,桂黔路多次受到日军飞机轰炸,显然不可能出现“桂黔路七月间修至都匀”之现实。根据我的考证,此信写于1943年1月20日。

4、《陈寅恪集·书信集》第36页收录的编号陈寅恪致傅斯年信第16号,就在注解中和编排中将此信定为“约1929年10月3日”。

如此以定,则完全无法解释该信中的“西北之行”和“林、范诸人”的准确含义问题。当然,该书编辑者们很快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针对这一问题,2001年9月,《陈寅恪集·书信集》编者曾在《读书》上刊发《<陈寅恪集·书信集>补正》一文加以纠正:“(一)此函应写于1944年10月3日,《书信集》中误作约1929年10月3日。(二)第36页:‘将有西北之行’应加注文为:‘此指1944年9月15日重庆国民参政会提议傅斯年、冷遹等参政员组团视察延安。’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事实上至次年七月初成行。”既然该书编辑自己也认识到了错误,并加以修正,何谈什么“并不存在的所谓‘错误’、‘问题’”呢!

第二类、断代模糊类

1、《1927年1月13日陈寅恪致徐炳昶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页推断“此函应写于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间”,而从此信1927年2月20日发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一卷第五号,则该信落款只有“十三日”,时间上看,当为1927年1月13日比较合理。

第三类、文字遗失类

1、《1929年4月21日陈寅恪致徐中舒信》。

此信中称汪孟舒为“敝亲”,当即陈衡恪夫人汪春绮的兄弟。故此陈氏信中称其为“敝亲”。《陈寅恪集·书信集》正文无“此事弟对所负介绍之责任”一句,而王汎森《陈寅恪的未刊往来书信》一文中以注释说明。皆误。“此事弟对所负介绍之责任”一句当为此信补写内容,当然应该列入信件正文。即该信全文如下:

中舒先生:

敝亲汪君孟舒,人极好学谨慎,素治中国古乐。前在北平图书馆阅览旧书,今图

书馆新章,须学术机构担保,请援上次颜、葛诸君例②,转告孟真先生照式填写盖章送

下,以便转交为感。

匆此奉恳。

敬叩着安!

弟寅恪拜恳 四月廿一

此事弟对所负介绍之责任。

附保证书式:

迳启者,兹保证汪孟舒前赴贵馆善本阅览室研究古琴音律问题,所有开具各项事实均属实情,对于贵馆各项规则之遵守,保证人愿负完全责任。此致国立北平图书馆。

保证人 某机关或学校代表签署盖章

2、《1930年3月1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信中“现在第一组之不甚平安,皆弟常不到院,百事放任,致有精神上之影响”一段文字,“百事放任”一语,《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的此信中“任”字未释读出。

3、《1940年8月2日陈寅恪致杨树达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的信中将“弟前数月来患怔仲病”漏成“弟前数月患怔仲病”,漏一“来”字。

第四类、曲解原信类

1、《1929年5月28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此信,因为陈氏写信行款比较自由。此信的台端放在了最后“孟真兄”,《陈寅恪集·书信集》以为“前阙”。误也。我们将调整到台端位置。并非“前阙”。古今人写信给好友时,经常有把台端放在最后的现象,用意在突出信件内容。如果连这一习惯现象也不懂,有什么资格负责《陈寅恪集·书信集》的编辑和出版?!

孟真兄:

途中(南京)遇李光明君,言拟于礼拜五动身来平,将于礼拜日上午十时五十分

到正阳门车站,请公遣听差一人往接,因李君尚未到过北平也,特此转达。

又,俞君两公文皆暂留,因尚不能决定,详情容面罄。

弟寅顿首 廿八日正午

第五类、断代不明类

1、《1929年5月28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只注明为“廿八日正午”。此信明言“礼拜五动身来平”而写信时为“二十八日”,从语气上看,如果写信日紧邻周五,就不该说“礼拜五动身来平”,就该说“明日到平”。因材,就排除了1929年的二、三、十一月的可能。如果出现礼拜五是下一个月,一般习惯肯定说“下月某日”,这里没有说。因此也排除了礼拜五是下一个月的一、四、六、七、九、十、十二的可能。只有两个月的28日和礼拜五符合在同一月存在,即1929年5月28日和8月28日。而8月28日正处于假期,我们推断此信写于1929年5月28日,礼拜五是5月31日。

第六类、识读错误类

1、《1929年某月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该信中“现今老档尚不能读,且无材料,若有所得,亦一历史语言学上之发明也”,《陈寅恪集·书信集》作:“现今老档尚不能清,且无材料,若有所得,亦一历史语言学上之发明也尚不能”,误也。

2、《1941年10月25日陈寅恪致戴望舒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此信时将“以读郋序”误释为“似(近?)读郋序”。这里的“以”字,考核全文:“顷读贵刊第二十九期吴晓铃先生《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论据精确,钦服至极。鄙意《青楼集序》中所谓“商颜黄公之裔孙”其实即指夏氏而言。盖商山四皓中有夏黄公一人,夏伯和自可目之为“商颜黄公之裔孙”也。叶郋园、吴晓铃二先生俱精于曲学,夙所景仰,并与寅恪有一日之雅,以读郋序,偶有所得,辨所不必辨,特陈妄谬之见,质正高贵,兼以求教于世之读贵刊者。”显然是用为“已”字。根本不是“近读”或者“似读”,今更正如上。

4、《1953年1月2日陈寅恪致杨树达信》,“惜励耘主人未知之耳”。

这里的“励耘主人”,《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的此信为“艺耘主人”,显然误也。这里当指陈垣。系“励耘”之误。如此基本常识的错误,实在不该犯。研究历史的,有几个不知道陈垣先生的字号名讳?!如果连这一基本常识也不懂,有什么资格负责《陈寅恪集·书信集》的编辑和出版?!

第七类、识读空缺类

1、《1930年10月24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又上海院来电,一嘱速交年报报告,已请关系方面编制,一嘱停购置,款绌之故”中的“交”字,《陈寅恪集·书信集》为空缺。陈氏写信中的“交”字极其潦草,尤其和前后字写成连笔时,几乎被忽视和错过。

第八类、断代模糊类

1、《1930年3月1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亦引王汎森说,主张此信“似为1930年”。然此信为陈寅恪与傅斯年论史语所第一组人事安排事宜,信中论及专任第一组组长与在清华授课的关系问题,信后又称“当于杨金甫兄言之”,按杨振声时为清华大学教务长,故陈寅恪需与其商量在清华授课之事。而杨振声于1930年4月被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此信陈寅恪谈到要与杨商量清华授课之事,则此信写作时间当在1930年1月至3月的15日。而一、二月似乎正是假期,则1930年3月15日比较合理。

第九类、无法断代类

1、《1930年9月19日陈寅恪致陈垣信》。

自1929年6月辅仁大学在国民政府立案后,陈垣即正式出任辅仁大学校长,有人事权。此信为陈寅恪向陈垣推荐汤涤至辅仁大学艺术系任教一事而发。查汤涤生平无辅仁任教一节,此事应未成。此信写作时间,《陈寅恪集·书信集》未加断代。我们根据辅仁大学艺术系设立在1930年春季,则定此信为1930年9月19日。

2、《1932年5月26日陈寅恪致胡适信》。

因为该信落款只是“廿六日青岛舟中”,因此《陈寅恪集·书信集》未给此信断代,我们根据他在1932年5月17日信最后言“弟月底赴青岛,并闻”,而他在此信落款为“青岛舟中”,则此信当为1932年5月26日可明。

第十类、误解增加类

1、《1930年10月24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此信下面另有一信,内容仅“济之兄及吴、于诸君并乞代致意”,《陈寅恪集·书信集》列为另信。但从前后来信分析,当为此信之附纸。即,此信全部内容为:

孟真兄:

顷中舒先生持印就档案第一、二等册样本来,似尚整雅可观。惟同阅后,觉最后一页所附启事之语,微涉感情。现政治局面已平定解决,骂之反似不武,且当其接收时,曾托江叔海先生转办一切,今忽骂之过甚,恐弟私人于江公情谊上亦有关也。且学术著作上不及此类事亦无不可也。弟等共商之下,拟俟公加考虑复示后再印行,如能将删易之稿寄下付印尤妙。如公主张不须改易原文,亦请速复,以便装订工作之进行。

又上海院来电,一嘱速交年报报告,已请关系方面编制,一嘱停购置,款绌之故。昨钱稻孙先生言《泉屋清赏》已为美人电购而去,姑俟后有机会再说。

匆此。

敬叩旅安!

何先生请代候。

弟寅恪再拜 十月廿四

济之兄及吴、于诸君并乞代致意。

故此,显然,《陈寅恪集·书信集》实际所收书信总数当减去一封。

2、《1940年8月24日陈寅恪致梅贻琦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的信中“此事想己由杭君函商”,经对照原信,多了个“事”字。今删。

第十一类、归属错误类

1、《1932年10月5日陈寅恪致陈钝信》。

此信是写给当时史语所助理员陈钝的,不知因何缘故《陈寅恪集·书信集》将其编入“致傅斯年”系列函之中,却又在该信下标注曰:“骥尘是当时史语所助理员陈钝。——王注”则此信明显是写给陈钝的信,不当编入与傅斯年函中。《书信集》编者已知之,却仍然作为“致傅斯年”系列编号第22封信编入其中,这难道不是编辑之错误吗?!如此大错,还要指责别人“并不存在的所谓‘错误’、‘问题’”吗?!

2、《1941年2月13日陈寅恪致邓广铭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将此信却编入“致傅斯年”系列编号第50封信,实在荒唐!恭三为邓广铭字。此信为致邓广铭信,为何要编入“致傅斯年”系列?如此大错,还要指责别人“并不存在的所谓‘错误’、‘问题’”吗?!

第十二类、张冠李戴类

1、《1943年1月20日陈寅恪致叶企孙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最大错误却是:此信收信人根本不是傅斯年,而是叶企孙。这可以见该信原始照片如下:

《强烈要求国家撤消〈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重点出版计划项目》

该信内容,我们识读如下:

企孙兄左右:

手示敬悉,弟现微病未能详复,俟细细考虑,但可言者事即已与广西大学订了一年契约,且所授课亦以一年为终结,故非至暑假不能成行,除非有不得不走之事发生也。

又,桂黔路七月间修至都匀,此亦弟欲待其成后可少坐汽车,免发心脏跳之病,他

人或觉可笑,弟则最怕坐公路车也。据〔经〕济会只肯拨五千,经无穷奔走求乞,始

于今日收到五千元支票。毅侯先生屡函,谆谆以交与物理所转账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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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请注意“高级黑”们努力吹捧陈寅恪的真正目的所在 2019-06-08 19:32:03

《请注意“高级黑”们努力吹捧陈寅恪的真正目的所在》

  柳不如是

  最近几十年来,文化大神陈寅恪声誉登顶!学术界和读书界正在热衷于努力创造出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化大神!在这股造神热潮中,陈粉们完全无视陈寅恪自己伪造“官费留日”的虚假历史,陈粉们完全掩盖陈寅恪弟弟陈方恪曾经是个亲自出席了日军举办的“攻克南京(即南京大屠杀)庆功会”的大汉奸的真实历史,陈粉们完全歪曲了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真实表现和史实,陈粉们完全忘记了陈寅恪曾经在七七事变大敌当前之时却提出“屈服(投降)日本是上策”这样有辱国格和人格的谬论……陈粉们伪造了陈寅恪并不存在的所谓在港使用关西日语或者关东日语痛斥、痛骂日军的故事、陈粉们伪造了所谓鲁迅也是陈寅恪同窗同学并且密切交往的故事、陈粉们伪造了所谓陈寅恪不食日军面粉或大米的故事、陈粉们伪造了所谓陈三立拒绝日军和汉奸拉拢收买的故事、陈粉们伪造了所谓陈方恪是军统特工的虚假历史……

  ——这一切的一切,只为了保证塑造出陈寅恪是有骨气、有气节、对抗马列主义、冷嘲热讽毛泽东、鼓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拒绝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使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壮举!甚至最近,清华大学不得不把王国维纪念碑利用围起来,防止个别人和群体跑到那里借机闹事或制造骚乱——只因为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出自陈寅恪、那上面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两句话。

  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陈寅恪已经成了某些人反抗政府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路先锋。因此,他们要拼命地拔高和伪造文化大神陈寅恪的历史,伪造种种陈寅恪的神迹故事,打击任何敢于对陈寅恪的神迹进行质疑的人。

  我们看看陈寅恪反抗政府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文周纳所在:

  1951年5月7日至23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议上做了《党的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专题发言。该发言提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并用各种办法逐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而当这一精神传达到中山大学时,陈寅恪却在当年7月8日写下著名的《经史》一诗:“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竟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这里的“虚经腐史”,“虚经”,即《冲虚眞经》,亦即《列子》,点出一个“列”字。“腐史”,即司马迁曾受腐刑,故可称《史记》为腐史之作,点出一个“马”。所以“虚经腐史”显然是暗指“马列主义”。即暗指马列主义。陈氏的态度,以“溪刻阴森惨不舒”来形容全国范围的宣传马列主义所造成的阴森恐怖效果。陈寅恪1957年在给朋友刘铭恕的信中有云:“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这里,他继续使用“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来点出马列主义新说来表明他的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在全部《陈寅恪诗集》中,这样指桑骂槐侮辱新中国政府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诗歌,比比皆是。

  这样一个一贯对抗新中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旧历史学家,却被现代某些别有用心(多是政治失意、喜欢制造事端)之人,塑造成了一个据说是三百年来绝无仅有的第一人、西南联大时期核心人物、学术大师、国学大师、史学大师……这样的和历史事实完全相反的造神运动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加以警惕的吗?!他们不是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而是在篡改陈寅恪的史实,伪造一个文化大神的虚假历史,然后作为标本,向全国推广,打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幌子,打着宣传传统文化和塑造民族精神的招牌,实现颠覆政府和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险恶目的。而这险恶用心正包装在种种冠冕堂皇的宣传传统文化、塑造民族精神的口号下!

  最后,向读者表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没有错,创始人也根本不是陈寅恪,不能因为被他写入了王国维纪念碑文,就成了他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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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陈寅恪是如何被吹出来 2019-05-30 09:19:18

案语]:《“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陈寅恪是如何被吹出来的》一文,对于时下很热衷鼓吹的“陈寅恪精通22种外语”的神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无情的揭露!可贵在于以事实和档案文献为证据。当然,该文也几处使用和参考了我的《陈寅恪史事索隐》一书的观点和结论。让我略有所见略同之感!该文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对日益发飙的造假和造神运动下的陈寅恪热的抨击!我希望读者可以看清历史事实、分清纪实文学对历史事实的严重侵害!略道所感如上。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会长、教授京都静源博士于美国家中。

转发:《“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陈寅恪是如何被吹出来的》

柳不如是

目前为止,根据笔者的调查,最早介绍陈寅恪擅长多种外语的记载应当是1925年2月27日《清华周刊》。该刊所载文章《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中报道:“陈先生初治史学,继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请注意:这里使用的两个术语是“研究古今语言”和“攻读”!具体来说:“研究古今语言”则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五种外语。而“攻读”则是涉及到“梵文、巴利文”两种外语。上述介绍没有使用“精通”和“阅读”、“掌握”等说明外语程度时的习惯描述。可见当时,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清华学堂、清华国学研究院均无人敢吹捧陈寅恪是“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

其实,懂语言学或者学过一点西方语言的学者们都知道,仅此而论“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就已经很吓人了!

陈寅恪留德时期的同学、友人姚从吾主张:“陈君寅恪,江西人,习语言学,能畅读日、美、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姚氏此说,显然水分过高。因为至少我掌握的证据证明陈寅恪并不具备“畅读日、美、法”语言和文字的能力,而对于“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他只是入门水准,绝对谈不上“通”!

——他连日文都不能“畅读”何谈英文和法文?!他对“蒙古、西藏、满洲”只是“粗知”阶段的入门水准而已,怎么可能还“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文字和语言?!姚氏此说,缺乏最基本的证据支持。

根据中山大学负责教学和人事、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胡守为回忆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在陈寅恪“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这是非常真实而严谨、客观而准确的记述!即,陈寅恪本人坦白认可他只擅长德语。

——这是依据原始档案材料得出的最真实的结论和描述。

然而,到了陈氏弟子、北京大学教授王永兴笔下,则立刻变成了说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这已经不是“大跃进”了!而是“大大的跃进”。

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陈家人还嫌不过瘾,认为王永兴之说还过于保守。于是,陈氏侄子陈封雄站出来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受此鼓舞,陈氏弟子、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则正式提出了陈寅恪学过22种语言这一惊天动地的观点。证据是:“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上述22种语言中,“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显然不应属于外语。又见《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介绍:

笔记本共分为以下几类:

一、藏文 13本

二、蒙文 6本

三、突厥回鹘文 一类 14本

四、吐货罗文(土火罗文) 1本

五、西夏文 2本

六、满文 1本

七、朝鲜文 1本

八、中亚,新疆 2本

九、佉卢文 2本

十、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10本

十一、摩尼教 1本

十二、印地文 2本

十三、俄文、伊朗 本

十四、希伯来文 1本

十五、算学 1本

十六、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 1本

十七、亚力斯多德(实为数学) 1本

十八、金瓶梅 1本

十九、法华经 1本

二十、天台梵本 1本

二十一、佛所行赞 1本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学过多少种语言和是否有能力直接使用这些语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以我个人来说:我在外留学时间远超过陈寅恪,而我在几个国家中的大学选修过的外语种类和记载的学习笔记涉及到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朝鲜文、喃文、西班牙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等十几种——我是否也快被封为“语言大神”了?但是,我实际上只掌握了英文和日文两种外语——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著作、直接使用英文和日文撰写学术论文和讲课。我使用英文、日文直接撰写的学术论文在日本和美国学术刊物上早就公开发表过。而陈寅恪到死只公开署名发表过一篇英文论文,还是一个美国学者翻译的。

有人记载:

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苦笑不得的表情。

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只要选修过德国、美国、日本大学中的“文字学史”这一课程的留学生,都知道世界各国文字的基本辨别图谱。比如说没有学过日语的人,他也一定知道这几个字哪个是汉语?哪个是日语?这个图谱就如同识别交通标志,学过的人自然就知道什么语言、什么文字。仅此而已!这和能够识别文字和能够使用该种语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巴比伦文和突厥文的文字识别十分容易,因为前者是象形的契形文字,而后者是拼音的字母文字。能够识别究竟是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还是突厥文的出土碑碣,并不能证明陈寅恪掌握了巴比伦文和突厥文。如下:

巴比伦文(左)和突厥文(右)




2013年9月8日《深圳晚报》发表《“钱锺书、陈寅恪外文水平都很低”惹争议》一文介绍李继宏的观点:

说到陈寅恪,也是个比较热门的人,被神化得很厉害,据传他精通十几门外语。他到底精通几门外语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英文水平很低,因为他总共发表过两篇英语论文。如果去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你在第一章就能看到他得意洋洋地说:“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被唬住,觉得陈寅恪好厉害哦。但我正好看过这两篇文章,《韩愈和唐代小说》只有4页,《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有7页,是两篇介绍性的短文,笔法非常幼稚,跟现在的大学生作文差不多。

2010年7月2日《深圳特区报》发表刘波《被误读和误传的大师轶事》一文:

在中大拜访蔡鸿生教授和姜伯勤教授时,两位老人都特意嘱我在文中要更正一些近年来在陈寅恪热中出现的一些误传。比如很多书中都说陈寅恪先生上课坚持“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蔡老师说他从没听陈先生这么说过,即使陈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很多人对此话的理解也有误差。所谓的不讲绝对不是只字不提,相反,陈寅恪先生对各种研究进展和史料史籍都很重视,尤其重视海外的学术进展情况。他曾郑重告诫学人:“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户造车之比。”由此可见一斑。又如很多书中将陈寅恪先生说成是精通数十种外语和多种古代语言的语言大师。蔡老师说这样的说法也是不严谨和不准确的。因为陈寅恪先生在海外游学时做的课题多是比较研究的,外语对他而言,更多的时候是绝对的研究工具,尤其古代语言,有的时候一个词根就会考证出一段文明交流史。这种做为研究使用的古代语言和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那种精通和“四会”是基本不搭界的。蔡老师告诉我说,陈寅恪先生在中大所带过的最后一位研究生胡守为教授在解放初曾看到过一份陈先生自己填写的履历表,在外语一栏里陈先生只填写了德语。这当然与陈先生在德国游学最久长达四年有关。无需质疑的是,陈先生可以熟练使用多门外语,但把这种本领神话了却有悖陈先生一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相信陈寅恪先生在天之灵也是不高兴的。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按照陈氏所学外语种类的先后顺利,详细考证一下,请注意:我只是探讨陈氏曾经学过的外语种类,而非擅长的外语种类!

一、日语

陈寅恪早在1897年就开始向留日回国者学习日语。陈寅恪在1967年12月写的“第七次交代稿”:“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陈寅恪第一次出国留日是在1902年。当时他13岁。又见陈氏三姐妹《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自费生二十七岁大伯父衡恪带着十三岁的寅恪(此前已在国内从留日友人学过日语)”。1902年的那次六个月的日语学习,使他的日语水准保持小学二、三年级的初级水平。

了解日语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日语,使用汉字的数量远远高出现代日语。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而言,在日语学校专业学习几个月日语后,阅读日语文章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中国人学习日语真正感到困难的是口语。而陈氏两次留日,在小学中专业学习日语,日语应当是他比较擅长的外语了。但是后来他之所以在个人档案中只填写“德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意地回避他非留学身份的旅日经历。我们从他三、四十年代的书信中出现的不断地要求傅斯年或者图书馆给他购买日文学术期刊和汉学著作、而非要求购买德语或英语的,就可以立刻明白这一点。

在陈氏的论文中,引用这一外语文献的情况,比如,周一良曾经回忆:

1946年返北平后,一良时从城内北京大学借来日本刊物,为先生译读,情景犹在眼前。当时为先生读书,每遇“既”、“即”二字发音相近混时,先生必以日语读音是“すでに”或是“すなわち”想询。

这里出现的“すでに”或是“すなわち”是日文“既”、“即”二字发音。可见陈氏日语基本功。(可惜,在《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一书中却完全写错了这两个字的日语假名拼写。)他一直可以使用汉字的日语发音来区别汉字的同音字。

以后,他长期阅读日文书刊,订购了大量日语的学术刊物,他的日语水准应该是他所会外语中水准最高的。也就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日语级别考证中的三、四级水准。而一级才是日本各个大学入学考试的基本合格标准。

二、英语

陈氏学习英语的开始时间当在1907年。这一年,他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在弘文学院附属小学,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英文。但是没有设置英语课程。在复旦公学的同学中,严复用英文记日记,可以证明当时该公学的英语教育程度。陈氏1909年的英文考试成绩是94.2分。这是他得以留学德国的关键。加上他的日文基础。因此,在这时,陈氏已经接触并学习过两门外语。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每一种外语掌握的水准都是很有限的初级、中下级水准。

按照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考证:陈寅恪在哈佛留学一共待了三十一个月左右。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在哈佛留学的第一学期,1919年的春季,他却只选修了两门课:“德国现代史”、“歌德之《意大利之旅》”。而恰恰这两门课全是使用德语教材。因为他已经在德国留学过,而且还回国当过德语阅卷的教师。可见,他选择这两门课完全是出于在语言上看得懂、听得懂的考虑才选的。换句话说,当时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和听课能力是需要打问号的。我们从当时赵元任、俞大维、吴宓、韦卓民等人皆先后获得了奖学金而陈氏则无,正可以说明当时他的英语口语和阅读能力还没有得到合格的水准。因为当时获得奖学金的重要依据是英语的水准和考试成绩。到了秋季学期,1919年9月24日,他已经选修了“初级希腊语”、“印度语文学”这点两门课程。前者自然是他开始学习希腊语的证明。而后者,主要讲梵文文法和梵文读本。并且,“1910-1920学年上学期寅恪的梵文成绩是B,此后梵文和巴利文成绩都是A,成绩非常优秀。”他能选修德语之外的课程,说明他的英语听课能力和阅读能力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我们从发表在哈佛亚细亚学报上的英文文章出自他人的翻译而非陈氏自己撰写,自然就可以知道当时他的英语写作能力还根本没有过关。

而且,1919年的秋季学期,按照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介绍:他还“选修了《初级希腊语》、《印度语文学:梵文及其与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之关联》(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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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伪造“官费留日”身份的陈寅恪少爷》 2019-05-29 08:58:29

[案语]:《伪造“官费留日”身份的陈寅恪少爷》一文,对于时下很热衷鼓吹的“陈寅恪和鲁迅是同窗同学和密切交往”陈寅恪的两次留学日本和精通日语等等故事和神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无情的揭露!可贵在于以事实和档案文献为证据。当然,该文也几处使用和参考了我的《陈寅恪史事索隐》一书的观点和结论。让我略有所见略同之感!该文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对日益发飙的造假和造神运动下的陈寅恪热的抨击!我希望读者可以看清历史事实、分清纪实文学对历史事实的严重侵害!略道所感如上。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会长、教授京都静源博士于美国家中。

转发:《伪造“官费留日”身份的陈寅恪少爷》

柳不如是

陈寅恪的留学生涯毫无疑问必须先从留学日本开始!然而,根本我们的深入、细致的详细考证、调查和研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陈寅恪具有真正的“官费或自费留日”身份和留学经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陈寅恪1902年留日是和陈衡恪一起来的。

在中国官方的档案文献出版物《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一书中就明确了“陈衡恪”的名字和来日时间:“陈衡恪,江西义宁,光绪二十八年。”这个名字也出现在日方的档案文献《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中和晚清留学生自己编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之“同学姓名调查录”中。可见,陈衡恪具有真正的“官费或自费留日”身份和留学经历!但是,陈寅恪就另当别论了!根据他自己曾在《乙酉冬卧病英伦医院》一诗的序文中曾经公开放料说:“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请注意:陈寅恪这里的用词非常含蓄:“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他根本没有敢公开使用“留学”二字!如果你撰写介绍陈寅恪留学生涯的文章并据此阐述说“陈寅恪留学日本”,那可是你自己望文生义了!人家陈寅恪自己使用的概念是另外两个字“东游”!

陈氏兄弟在俞明震携带下,乘船离开中国的准确时间是1902年3月24日。

金应熙《陈寅恪》一文中就是如此上当的人之一,他解释说陈寅恪:“他是于1902年随长兄衡恪去日本的,在东京的巢鸭弘文学院就读。”蒋天枢也是这样上当的,他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02年中陈述:“春,随兄师曾至沪,东渡日本留学。”我们在《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一书中发现有一人名“陈茔恪”,起初我们以为乃“陈寅恪”之误。因为“茔”字和“寅”字同音,但是一查年岁和出生地才知大谬:陈茔恪,1902年时已经年满二十七周岁,而且来自浙江省义乌县。

——但是,针对1902年第一次来日,在《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一书和《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中均没有“陈寅恪”名字。而且,在当时留日学生团体“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自己编辑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之“同学姓名调查录”原始档案文献中也没有“陈寅恪”的名字。

又据说:陈寅恪1904年的第二次留日是和陈隆恪一起来的。

又见在中国官方的档案文献出版物《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一书中也明确了“陈隆恪”的名字:“陈隆恪,江西义宁,光绪三十年。”同样,我们在日方的档案文献《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中、在《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学生名薄》中都找到了“陈隆恪”的名字。请注意:取得官费留学资格的是陈隆恪一人而已!

针对第二次留学,陈三立的《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至吴淞而别》二诗中也明确说明此事。第一首如下:“风虐云昏卷怒潮,东西楼舶竞连镳。忍看雁底凭栏处,隔尽波声万舶招。”第二首如下:“游队分明杂两儿,扶桑初日照临之。送行余亦自崖返,海水浇胸吐与谁?”请注意:这里是两首诗,而非一首的“七律”。我们再看看陈寅恪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延美署名撰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声称陈三立是“赋七律一首记此情此景”,明明是两首七言绝句,却理解为“赋七律一首”,可见大误!陈家之后,也不过如此,连最基本的小学音韵和诗歌功夫也不懂!

——三个女作者没有一个属于古代文史专业,不了解什么是“七律”,无可厚非。而该出版社三联书店的责任编辑也居然如此缺乏古典文学常识,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好在早就有好心的读者指出了这一点:

陈寅恪先生之女陈流求、陈小彭、陈延美所著《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回忆其父母的逸事,让我们近距离地感知国学大师的生活侧面,对于全面了解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受益匪浅。书中征引诗文很多。其中第十三页所引陈三立先生送陈隆恪、陈寅恪兄弟等赴日本留学,“赋七律一首记此情此景,有云:“风虐云昏卷怒潮,东西楼舶竞连镳。忍看雁底凭栏处,隔尽波声万舶招。游队分明杂两儿,扶桑初日照临之。送行余亦自崖返,海水浇胸吐与谁?”七律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的颔联和颈联用对仗,其次是押韵要一韵到底。而上引所谓七律一是无对仗,二是押两个韵,即前一首韵脚为“潮”、“镳”、“招”,押下平声二萧;后一首韵脚为“儿”、“之”、“谁”,押上平声四支,其实这是两首七绝。此页注,亦作“此首律诗题作《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时送泰西留学生四十人亦联舟并发怅望有作》”,应为二首七绝。陈寅恪先生是国学大师,学贯中西,写作格律诗是拿手好戏,而其女则因种种原因,疏离国学,以致区分不出七律与七绝,而此书的责编亦未曾发现这个失误,这应当是时代的悲哀。

出现如此基本常识的错误,还真如该文作者邓明所说:“其女则因种种原因,疏离国学,以致区分不出七律与七绝,而此书的责编亦未曾发现这个失误,这应当是时代的悲哀。”指责很严厉,但是绝对不是人身攻击,更不是侵犯了三联书店和陈家后人的名誉权!是非泾渭分明!

这里陈三立的用词并没有说明是“留学”,而是在点明了“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之后,用了“隆、寅两儿附焉”一词。而“隆、寅两儿附焉”却出现了各自不同身份的问题:陈隆恪的身份是留学,已经得到验证。而陈寅恪的身份,陈三立说的却是“附焉”,多么文雅!其背后掩盖了怎么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呢?即:陈寅恪“留学”身份和经历并没有得到验证!陈寅恪一生中只来过两次日本,这是千真万确的。第一次是1902年,赴日时间是在春季,却在半年后的当年八月底回国。第二次是1904年,来日时间是在冬季,也是半年后的1905年四月中旬不得不回国。

但是在其他一些研究陈寅恪的著作中,这两次来日全被理解成了“留学”身份。甚至第二次居然被吹嘘成了所谓的“考取官费留日”。如:陈流求等人在《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主张:“父亲寅恪出生后的又一个虎年,未满十二周岁,即随长兄衡恪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又见该书:“父亲寅恪在日本学习两年后,于1904年回南京,与五伯父隆恪一同考取了官费留日。”作为陈寅恪女儿,居然不知道他第一次来日停留的时间长短!足见这事他自己一直就羞于再提,长期加以掩饰。

再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04年陈述:“本年夏,先生假期返南京。回国后,与兄隆恪同考取官费留日。”此说不但毫无新意、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反而成了陈寅恪女儿《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抄袭的来源。当然,上当的人还有美籍华人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他在《陈寅恪评传》一书中如此陈述:

寅恪十三岁就开始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之春,他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入学。二年后的夏天,他才回南京度假。在假期中,与五兄隆恪同时考取官费留日,在江南派遣的一百廿个名额内。

甚至陈寅恪本人在《一九六八年交代稿》中也主张第二次来日是官费留学:“我十五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这里,陈寅恪本人根本不提他第一次、而只认可他第二次来日的“留学”问题,已经很值得注意了。他显然似乎在回避着什么。但是依然没有忘记自我吹嘘为“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而实际上,陈家人中真正“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资格的人是陈隆恪,根本就没有陈寅恪!

——但是,针对1904年第二次来日,在《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一书和《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中均没有“陈寅恪”名字。而且,在当时留日学生团体“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自己编辑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之“同学姓名调查录”原始档案文献中也没有“陈寅恪”的名字。

请问:如果真是“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为何在中国权威出版物《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和日本权威档案《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均没有他的名字?!甚至连当时留日学生团体“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自己编辑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之“同学姓名调查录”原始档案文献中也没有“陈寅恪”的名字。无论是陈寅恪本人还是陈门弟子、现代“陈粉”大概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晚清学部、清国留学生会馆、日本外务省和文部省、乃至弘文学院至今保存了全部留学生的名单和考试成绩而上述种种真实的历史档案文献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

——“套路”的制造者和信奉者们永远不会想到口述事实需要得到中日两国多个机构的原始档案文献的验证才可以成立!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公然无视历史事实,漂白陈氏的非“留学”身份的历史。

日本弘文学院是专门针对晚清和民国初期的中国留学生设立的。而它的巢鸭分院则是在1904年才成立的。更重要的是:弘文学院规定了录取学生的年龄限制是“年满十六周岁以上之清国男子”。

现在的问题:陈寅恪两次来日后在日本停留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陈寅恪1902年首次来日时他才年满12周岁、1904年也才年满14周岁,根本无法符合弘文学院入学基本标准,也就意味着他根本无法获得日本外务省发给的“留学”签证。

而根本我们的亲身调查,发现他当时来日本时手持的合法来日签证居然是“家族滞在”!即:这个签证是专门针对因公务、商务或探亲等原因来日本时携带的未成年子女的在日停留合法身份。而且,依日本关西大学北冈正子教授的调查,弘文学院绝对不会录取十二岁的中国孩子成为留学生,当时也没有附设的中学部。更重要的是:弘文学院规定了录取学生的年龄限制是“年满十六周岁以上之清国男子”。那么,陈寅恪究竟是以何种身份两次来日的?至今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确解。陈门弟子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一书只是注意到了1904年第二次留日时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编辑《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之“同学姓名调查录”中没有“陈寅恪”的名字这一问题:

慧按:是年十月二十六日,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编辑《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在日本东京发行。书中有《同学姓名调查录》第83页著录“陈衡恪师曾、二十九岁、江西义宁、二十八年十一月、官费、弘文书院”,而不及先生及彦和。

卞氏甚至推测:“岂以是年四月至十月十五日调查期间,先生与彦和不在日本,故不之及之耶?”。此论颇为可笑。是不知该姓名调查录不是以“是年四月至十月十五日调查期间,先生与彦和不在日本”为准编纂的,而是以是否曾经在日取得正式的留学生资格和身份为准编纂的。

——倒是《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回答此问题的线索,虽然该书作者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答案其实已经隐藏在其中。

即:

阴历二月十五日(1902年3月24日)他们随同一批政府派送的中国学生,由时任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大舅公俞明震率领,动身赴日本。

这一说明十分重要!卞孝萱《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在此问题记录比较真实可信:

俞明震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到日本视察学务,兼送陆师学堂及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生共计二十八名到日本留学。长兄师曾以文案身份携先生随行。

即:1902年,不但陈寅恪、连陈衡恪的“留学”身份也是不存在的。他只是作为俞明震的“文案”(秘书)来日,既然如此,他获得的签证只能是“公务”签证,而非“留学”签证。而被师曾“携先生随行”的陈寅恪的来日签证,就只能是“家族滞在”签证这一唯一的选择了。这和我们在日调查日本外务省档案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由于是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率领“一批政府派送的中国学生”到日留学,作为外交使节,则陈家兄弟可以作为俞明震的家族随员,获得日本政府外务省批给的“家族滞在”签证在日本合法停留。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家族滞在”签证持有人可以在居住地小学就近读书,身份是日语中的所谓“聴講生”(即旁听生)的身份,而不必给予正式学籍。俞明震1902年时的居住所在地正是在弘文书院附近,当地的弘文学院下属的附属小学,也就成了陈寅恪的唯一选择。而1904年则是以“陈隆恪的弟弟”身份取得合法的“家族滞在”签证,但是被限定了不准延续。这应该是陈寅恪两次来日本的唯一合法身份。弘文学院所在地下属的附属小学是他两次来日唯一可以读书的地方!

——为了掩盖这一历史事实,陈寅恪从来不敢提和他舅舅一起到日的问题。因为一说就露馅了!就必然要涉及到持“家族滞在”签证来日而非正式的“留学”签证的本质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的所谓“一同考取了官费留日”说和“自费留日”说,皆不符合事实。这无非是史学家陈寅恪公然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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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伪造鲁迅和陈寅恪曾是同窗同学大揭露》 2019-05-28 18:32:12

转发:《伪造鲁迅和陈寅恪曾是同窗同学大揭露》

柳不如是

我们在《陈寅恪及“陈粉”多种涉日史实造假总揭露》一文中以铁的证据详细证明了陈寅恪在日两次停留时间加一起不超过12个月、以“家族滞在”身份在当地小学一年级借读而已,根本没有取得过“留学”签证,也不是正式的自费或官费留学生。在《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一书和《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中均没有“陈寅恪”名字。而且,在当时留日学生团体“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自己编辑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原始档案文献中也没有“陈寅恪”的名字。因此,本文的解决就变得很容易了。因为所有的阐述鲁迅和陈寅恪曾为“同窗同学”和“密切交往”的文章全部出自不负责任的“陈粉”们的想象和造假——毫无史料价值和历史真实性可言。

比如,陶方宣、桂严在《鲁迅的圈子》一书中:

鲁迅与陈寅恪的交往从此开始,到日本后,他们又同在建校不久的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到1904年毕业,同学两年。在弘文学院,鲁迅与陈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

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

其实,我们只要看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有“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活动简表”,就可以找到答案:

1902年3月24日:

鲁迅随明震总办乘大贞丸离宁经沪赴日本。同去日本留学的矿路学堂同学有:顾琅、张协和、伍崇实、陈衡恪。

请注意:这里只谈到“陈衡恪”!根本就没有“陈寅恪”半毛钱关系!再看《周作人日记》1902年3月24日:

鲁迅、张协和、伍习之和顾石臣,加上随同前往的自费生,俞总办的亲戚陈师曾,都改进了弘文学院了。

——两个真实的原始文献只是谈到并认可了“陈衡恪”!根本没有“陈寅恪”!于是,“陈粉”们就顿时觉得脸上无光了。造假铺天盖地而来!请问,“陈粉”们和作者,以下这段故事和谈话在哪里有原始档案证据加以证明:

身穿长衫的陈寅恪出现在绍兴会馆时,正是槐花盛开的初夏,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像小白蝶似的,“啪嗒”落下一朵,“啪嗒”又落下一朵。陈寅恪四下里看看,然后在石桌前端然坐下:“树人兄,你这补树书屋可是诗情画意啊!怪不得我兄衡恪老夸你这里好,是真正做学问的地方。”鲁迅泡上孙伏园送的绍兴茶,然后说:“衡恪兄这形容词可是用错了地方,实话实说,我这里就如同一座古墓,我就如同一个守墓人,你看看,一入夜这里万籁俱寂,很多时候就我一人,抄古碑、翻古书是我夜夜必做的功课。”陈寅恪说:“这真正做学问就是要能静得下来,正是要在你这样的‘古墓’里,你这座‘古墓’,我今后怕是要经常过来。”鲁迅摇头说:“贤弟,你比我小得多,我记得几年前一同乘船去日本,你好像才十二岁?你虽然是个天才,但毕竟是弱冠少年,看你在你哥那里住一个月,默默无言,像个书呆子——”陈寅恪接口说:“仁兄,其实我骨子里和你一样,静得下心来,这样的‘古墓’,是最适合我的地方。我交友从来不看人而看世家,世家子弟都能静得下心来,坐得住,坐得稳,方才能成就大业。你看看我,何曾与来自乡村的土财主和城市的暴发户交往过?”陈寅恪深深地看了鲁迅一眼,那一眼分明是在说,你我才是最宜交往的人,你我都是做学问的人。鲁迅说:“看来你和你兄是一样的人,我和你哥一向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你看——”鲁迅进屋取出一抽屉的篆刻与书画,说:“都是你哥送我的,这是名印、笺名印、收藏印,全是他为我篆刻的。”陈寅恪拿起几枚欣赏着,说:“我知道他有收集碑石拓片的兴趣和爱好,这一点与你也是相同的。”鲁迅说:“就是,我和他经常一同游‘小市’,一同走访琉璃厂的书肆、碑帖店。每年都有几十多次的往来,吃饭、串门——”陈寅恪说:“我知道的,我哥也和我说过,我一到教育部供职,他就告诉我:‘树人那里你可以常去走走。’好啦,今后你这‘古墓’里又多了一个抄古碑的夫子。”鲁迅说:“你是胡同串子,就怕你坐不下来。”

——全部叙述完全出自陶方宣、桂严在《鲁迅的圈子》一书作者个人无中生有!

上述故事,在刘克敌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道不同亦可为谋——陈寅恪与新文学作家交往漫谈》一文演变为如下:

鲁迅与陈寅恪兄弟到日本后又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直到1904年毕业。鲁迅和陈衡恪回国后,又同为教育部职员,此时陈衡恪在书画方面已颇有名气,但和鲁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

至于陈寅恪,由于小鲁迅9岁,鲁迅大概一直视其为小弟弟,不过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出版后,鲁迅还是送给陈寅恪一套,并郑重记入日记。后来陈寅恪远赴欧美留学多年,鲁迅则在五四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并成为领袖人物,两人交往自然停止。

请问,你们可曾调查过《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一书、《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自己编撰《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等原始档案文献?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作为“留日学生”的公开的法律认证中根本没有“陈寅恪”的名字?!

在一片鼓吹声中,还是有个别清醒的读书人发出了质疑。比如,《陈寅恪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么》一文中,作者质问:

且说一例:陈寅恪早年曾随兄东渡,留学日本,期间与鲁迅相识,于是有众多写家宣称:陈寅恪与鲁迅曾共读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又称“弘文学院”),期间还有密切交往。持此一说的,有《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寂寞陈寅恪》(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等,如《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称:“陈寅恪与鲁迅早在日本弘文学院时就是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后来鲁迅在文坛的地位如日中天,在社会各阶层也极具影响力,然而陈寅恪却由于政治上的不受信任而跌落人生低谷,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向人提起过他与鲁迅的交情,也没有顶着‘鲁迅故交’的‘帽子’明哲保身,更没有寻求鲁迅的声援,而是凭借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笔耕不辍的勤奋跃出低谷并修成正果,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名气越来越大……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是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作者是借此表彰陈寅恪的独立人格和操守,不过,陈寅恪与鲁迅是否有过“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经历,以及他晚年是否有过如此这般的“解释”,或者说此话出处见诸何处?等等,对心重的读者如吾辈而言,却是只有狐疑……凡此,陈寅恪留学日本的时间总共不过4载,期间与鲁迅的交往,以二人年龄相差十岁(彼时,陈衡恪二十七岁,鲁迅二十二岁,陈寅恪十二岁),以及当时彼此的兴趣趋向,等等,估计不尽相同,可能也极其有限,如此,焉得有“密切交往”一说?

我们可以发现:鼓吹和编造鲁迅和陈寅恪曾经是“同窗同学”和“密切交往”的人,主要有:《陈寅恪与傅斯年》作者、《学人魂——陈寅恪传》作者、《寂寞陈寅恪》作者等人。他们几个全是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家”!只是他们所纪的那个“实”,并非来自真实的原始档案文献或者传世史料、史书,而是来自口述、臆想和杜撰!斩钉截铁的一句话,就是捏造事实,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丰满而服务!也即造假!

据说:有的“纪实文学作家”得到了有关方面的特殊任务和出版资助,要求他“塑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正面和不屈的形象”。于是,一贯利用诗歌来反党、反马列主义的旧史学家陈寅恪,被这个“纪实文学作家”选中了,成为他的笔下的“塑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正面和不屈的形象”的典型代表。为了能实现按照塑造鲁迅的身段来塑造陈寅恪,于是,鲁迅和陈寅恪曾经是“同窗同学”和“密切交往”的各类“纪实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强拉鲁迅作为陪绑!为了伪造文化大神陈寅恪,拉鲁迅来陪绑,是看得起鲁迅!

——这是陈氏的幸还是不幸?!想想看,居然有人斗胆伪造出一个“周作人说鲁迅在八道湾会过见毛泽东”这样的千古奇谈,那么,现在,岳南和“陈粉”们伪造一个鲁迅和陈寅恪曾经是“同窗同学”和“密切交往”的各类“纪实文学”作品,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何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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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陈寅恪及“陈粉”多种涉日史实造假总揭露》 2019-05-23 15:03:05

来稿首发:《陈寅恪及“陈粉”多种涉日

史实造假总揭露》



                                                                                                                                     作者: 柳不如是



  在现代中国的种种造神运动中,陈寅恪是最近三十几年来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化大神。而且,对他史实的涂脂抹粉的造假行为,至今尚未结束。在很多年轻人眼里,陈寅恪是他们崇拜的文化偶像和学术大神。“陈粉”,是对这群人的统称。什么陈寅恪精通22种语言啦,什么陈寅恪留学十几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却没有任何学位啦,什么陈寅恪痛骂蒋介石、痛骂日本侵略者啦,什么陈寅恪学问高深是三百年来第一人啦……如此等等!几乎每一个读书人甚至街头小贩都可以对着你大谈特谈陈寅恪的光辉事迹和风骨、气节!

  在众多云遮雾罩的陈寅恪光环中,据说最能振奋中国人精神的就是陈寅恪一家的“抗日壮举”。看看吧那些在陈粉们口中和笔下流传的陈家抗日故事: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面对七七事变忧愤不食而死!

  陈寅恪痛骂当面日军却引得日军对他口称“师兄”、道歉而退!

      陈寅恪回答了日本历史学祖师白鸟库吉至死不解的中亚史问题!

      鲁迅和陈寅恪是留日同学还曾经同室居住!

      陈寅恪的弟弟是参与抗战的军统特工!

      陈寅恪一家在港宁可饿死也不吃日军送来的面粉!

      陈寅恪拒绝了日本拉拢他组建东方文化协会和编写历史教科书!

      如此等等,可歌可泣!惊天动地!

      然而,历史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对于陈寅恪的上述多种涉日史实,我们从最初的敬佩到怀疑,再到置疑,深思熟虑,验证原始档案文献,走访事件当事人及其后代,最终加以总结如下,给予揭露,以正视听:
   

第一,关于陈寅恪的留日学习。



  陈寅恪本人和陈粉的各类文章和陈寅恪传记中均信誓旦旦的介绍说:陈寅恪是日本弘文书院留学生。查中国的《清国留日学生名薄》和日本《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等诸多原始档案文献和学籍记录名单,无“陈寅恪”之名。有“陈衡恪(26岁”、“陈隆恪(17岁”之名。面对这一困境,陈门弟子蒋天枢、卞慧僧、胡守为等人不知所措,只好继续维持此说。而陈寅恪研究专家刘梦溪则丧失了学者的基本理性和学术态度,在其著作中居然编造了一个“陈寅恪考入日本庆应大学”的故事来欺骗读者。而真正考入“考入日本庆应大学”的人是“陈隆恪”。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弘文书院规定了录取最低年限是“年满16周岁之清国男子”。而众所周知陈寅恪第一次1902年春季来日本时12岁、第二次1904年冬季来日本时14岁!根本无法达到法定入学年限。查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根本没有给予陈寅恪“留学资格”签证。事实上,陈寅恪两次来日本,都是作为其舅舅俞明震的家属来日,获得的签证是“家族滞在”。第一次给予停留时间是半年。第二次依然还是半年,并且不准延期。两次加在一起,陈寅恪在日本的所谓“留学”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而他学习的学校居然是在日居住地附近的当地小学一年级!而陈寅恪自己解释“被勒令离开日本”的原因是自己“患了脚气”!这个遮羞布亏他想得出来。

——既然事实真相是如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鲁迅和陈寅恪是留日同学还曾经同室居住”等伪造史实的故事!在这方面最出名的伪书就是陶方宣、桂严二人所写的《鲁迅的圈子》一书。该书由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里面编造了大量陈寅恪和鲁迅的私人对话。更可怕的是:这样编造的伪书居然被人当成正史使用和传播!陈粉们开始解释陈寅恪和鲁迅的关系了:“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造假居然被解释成孤高和自尊,也难怪打着“纪实文学”来“伪造史实”成了文学作者们强奸史料和史学的时髦行为。



第二,所谓陈寅恪痛骂、怒斥日军的故事则是出自最近几年!



  这类“神迹”的始作俑者是“纪实文学作家”岳南及其伪书《南渡北归》和北京一位中学历史教师、该校校长、网红石国鹏及其本人四处转发的自媒体讲座。于是,陈寅恪痛骂、怒斥日军的故事立刻就成了正被大陆各个网站火热传播的网红新闻!什么“50岁老人被鬼子抄家,他用日语大骂,日本军官:师哥,打扰了!”、什么“日军扫荡至他家,他用东京方言痛骂日军,日本军官下令不许再打扰”、什么“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香港用日语怒骂日本鬼子,鬼子军官却毕恭毕敬”……编造这些谎言和故事的人,从未没有想到陈寅恪根本就不会说基本的日语、更不要说什么关西方言、关东方言、东京方言了!而且,日军占领香港时,陈寅恪才四十几岁,何谈是“老人”?!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成了他的“师兄”?!既然陈寅恪如此牛逼,为何自己的女儿在当时还要剃了长发、装扮男孩以躲避被强奸的可能?!

       “神迹”的始作俑者们永远不会想到:当时驻港日军亲自处理陈家所租借的楼房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征用问题的当事人、也是负责给陈家送指定的粮食配给的日军少佐松某人工作记录等档案文献记载,自始至终他都是和陈寅恪说中文进行沟通。因为松某人是京都大学中文系学生。当时在场参与处理此事的还有日后大名鼎鼎日本中国古代文学专家的小川环树、还有日军竹藤峰治、肥田木等数人,均是日本大学的中文系从军的学生。而征用陈家租借的那楼居民楼只是因为该楼离香港大学很近,日军“笔部队”准备利用这个楼房来查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实行文化掠夺而已!因为当时陈寅恪正式身份依然是香港大学教授,只是这时的香港大学已经是伪香港大学了。此事由于动静太大,也不易于保密,因此征用楼房之事被当时日军驻港总督矶谷廉介否定了。事实经过就是如此,没有“痛骂”!没有“日语”!“没有师兄”!也没有那个“老人”!

     大家知道,日语中汉字很多,学习几个个月基本可以连猜带蒙地看懂日文论著。但是使用日语会话则绝非易事!陈寅恪的日语根本没有会话能力!只是具备基本阅读能力而已,他也经常向精通日语的钱稻孙、周一良请求帮忙讲解日语论著中的他读不懂的地方!他见过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学者,没有任何人证明陈寅恪可以使用日语与他们对话。我们知道“纪实文学作家”岳南及其伪书《南渡北归》是想塑造一个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时期下的知识分子精神和风骨,来提升民族自信力。但是,“纪实文学”一旦靠“伪造史实”来欺骗吃瓜群众,这些“纪实文学作家”就已经和日本右翼一样在修改历史、强奸史料和史学!



第三,关于陈寅恪拒绝了日本拉拢他组建东方文化协会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故事。



  这个抗日“神迹”的放料人出自陈寅恪本人!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说:“……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但是,根据调查,当时日军驻港总督矶谷廉介第一次来香港大学视察、直接插手香港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则是开始于1942年3月23日,这一天上午他视察香港大学图书馆,下午接见全体留任教授和学校高层领导。矶谷廉介的发言只涉及三个方面:“日中亲善、日本王道的儒家来源、勉励大家努力工作”。矶谷廉介的全部档案、日记和工作记录中没有任何文字提到“陈寅恪”!也根本没有对已经存在的香港“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亚研究所”、存在了经过审定的伪“中小学教科书”作出过任何指令!那么,陈寅恪所谓的“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中的“香港倭督”的下令就失去了一半的可信度!而这里的“汉奸”即当时的香港大学文化汉奸陈君葆。《陈君葆日记全集》记录了最真实的和驻港日军交往的经过与记录,为什么从没有提到陈寅恪的“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可见,陈寅恪所谓的“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中的“汉奸”下令也失去了另一半的可信度!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1942年2月20日在港日伪政权成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香港“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亚研究所”,也存在了经过审定的伪“中小学教科书”,并不需要陈寅恪再去“办东方文化协会”和“审定中小学教科书”。除了这两点之外,陈寅恪怎么就没想出可歌可泣的“50岁老人被鬼子抄家,他用日语大骂,日本军官:师哥,打扰了”、“日军扫荡至他家,他用东京方言痛骂日军,日本军官下令不许再打扰”、“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香港用日语怒骂日本鬼子,鬼子军官却毕恭毕敬”这样的故事来转告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呢?!



第四,关于陈寅恪一家在港宁可饿死也不吃日军送来的面粉的故事。



   这个抗日“神迹”的放料人最早出自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一文“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而后陈寅恪的家人及其弟子、陈粉们加以反复放大!特别着重在“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好一幅“军民鱼水情”的场面!原来日本鬼子如此懂得陈寅恪的存在价值!而送面粉的原因被描述为“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或者“有日本军官知道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等等。根据大陆学者《陈寅恪史事索隐》一书考证和调查可知,上述说法皆是伪造。我们只需公布公布一下真相就可以了: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从1942年1月1日至1944年4月15日施行了所谓的“粮食配给制度”。这一阶段,香港所有粮店被征用,禁止私自出售粮食。而陈寅恪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大学正式辞职时间是1942年5月1日。所有留任的香港大学教授和员工接受日军赠送的粮食和实物,作为特殊工资。开始时间是1942年1月17日。根据原始档案中特别记载:“1942年222日……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与陈寅恪。今日回来有告陈近况。据说他已挨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这段时间内出现了陈垣之子给陈寅恪家送粮食的真实历史。即,他领取粮食配给时间是:2月22日至4月30日。陈寅恪回赠给送粮食的汉奸“衣料一件、信笺一盒”作为答谢。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到陈寅恪一丝一毫的所谓“气节”、所谓“风骨”!当时每次日军送米严格按照留任人员登记制度发放,并有严格的“签名”领收制度和“粮食配给日志”,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漏掉了陈家或者如陈家人所编造的那个著名套路:“因来路不明不肯接受,在家门口推进推出”之说。如果你真不属于留任人员,日军又不是慈善组织怎么会跑到你家送米?!难道日军疯了,满大街去主动上门送米?!大概,陈寅恪编造这一“套路”时绝对没有意识到:日军施行严格的“粮食配给制度”是有严格的“签名”领收制度和“粮食配给日志”作为军事占领区配套文件而存在、并保存至今的吧?

——为了活命如此回赠礼物表示感谢,可以理解,无须受到指责!但是请不要事后装逼、冒充英雄好汉编造谎言来欺骗吃瓜群众!



第五,关于陈寅恪的弟弟是参与抗战的军统特工的故事。



   这个“神迹”也是最近几年火热传播中的陈家抗日故事之一。在学术界和出版界热捧陈寅恪的当下,长期在日伪政权下出任多种职务、战后被国民政府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的文化汉奸龙榆生,因为和陈寅恪保持长期的文字交,也因此而再次复活了。大家集体健忘,一味追忆和赞美现代三大词学大师之一的龙榆生!《龙榆生年谱序二》作者声称“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位词学大师,人们至今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试问:对于这样一个文化汉奸,还想怎么重视?

——既然被国民政府审判定罪的文化汉奸龙榆生尚且可以再次复活,那么只是当了四年汪伪政权下的高级官员、又没有被国民政府审判定罪、据说后来还曾加入了军统组织的陈方恪,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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