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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静源(刘正教授)的学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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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S通讯》第4期:学术会长虞万里教授:石破天惊 儒家石经 2017-04-21 19: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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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S通讯》第3期:学术会长高大伦教授访谈录 2017-04-20 20: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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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S名誉会长王宇信教授:甘当甲骨学发展铺路人 2017-04-16 19:10:18

AHLS名誉会长王宇信教授:甘当甲骨学发展铺路人

原创 2017-04-16 苏培 

 通讯:商周历史 金文甲骨 文史考证 易学研究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第2期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王宇信教授



王宇信教授最新获奖证书


王宇信,1940年5月出生,男,汉族,北京平谷人。1956年平谷初级中学毕业,1959年良乡高级中学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同年9月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为胡厚宣教授甲骨学商史专业研究生。1983年5月任副研究员,1989年任研究员,1997年任博士生导师,2003年退休。201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1999—2010),现兼任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甲骨学殷商史研究,并研究商周考古学及先秦政治制度史。参加大型集体工作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释文》(并任总审校)、《甲骨文字诂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2·先秦卷)、《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商代史》(4·商代国家与社会)等等;主编有《甲骨学—百年》、《甲骨文精粹释译》、《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6种)、《夏商周文明研究论文集》(多集);个人出版专著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西周》、《甲骨学通论》、《中国甲骨学》、《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即出)等。此外,还出版专著有《商周甲骨文》(与徐义华)、《甲骨学导论》(与魏建震)等,另有论文90多种。参加的《甲骨文合集》多次获国家、院级一等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多次获国家、院级一等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获院二等奖,《甲骨文合集释文》获院一等奖,《甲骨学一百年》获“五个一工程”一等奖等,《甲骨文精粹释译》获院老年基金二等奖。王宇信曾多次应邀去美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或任客座教授,是在国内河南安阳、郑州、洛阳、北京琉璃河、平谷、四川三星堆、江西南昌、山东烟台等地多次召开的大型殷商文明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王宇信在中学时代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写诗、办黑板报,因为他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作家。但1959年春天,一次周口店遗址之行促使王宇信不再做“作家梦”,而是毅然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并被择优录取。1964年春天,王宇信报考了胡厚宣先生的甲骨学商史专业研究生,从此与甲骨文结下不解之缘。

  手写填完41956张卡片


  “苦得很呐!”与最初决心“大干一场”的心情截然相反,在真正接触甲骨文后王宇信才发现,搞研究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


  1973年,《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编辑工作在郭沫若先生的关怀下恢复,为了加快编辑的速度,王宇信等年轻人被吸纳进编辑组。《合集》上版后,所选收41956片甲骨,每一片都需要有一个对应的档案,即做出卡片。包括原著录号、位置、重见号、现藏缀合号、现编号等等,都需填写得清清楚楚。而这项细致又繁琐的工作恰好落在王宇信与同事孟世凯肩上。孟世凯负责对着“账本”逐项念,王宇信则负责在卡片上按项填写,全部41956张卡片都由他们手写完成,其中的韧性和磨砺不言而喻。但是,王宇信谈到这里却充满了感恩。他说:“在《合集》的整理和资料的编辑过程中,虽然花去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我们也有所积累、有所学习、有所发现、有所提高,应该说我现在之所以能做点工作,跟当时的历练是分不开的。没有一开始填这41956张卡片,就没有我今天的研究,这个过程很重要。”

  1978年以后,随着《合集》资料整理工作的基本完成,编辑组的成员开始着手甲骨拓片上书稿图版的正式编排工作。“记得,我们为了向1978年召开的科学大会献礼,赶出了第二册样书,并向病中的郭沫若主编报喜,郭老总算在生前见到了这部大书。”王宇信回忆道。直到1982年全书共十三巨册才陆续出齐。谈到参与《合集》编纂的感受时,王宇信说:“其间的酸甜苦辣、困难艰辛鲜有人能体会呐!”


  在编纂工作中逐渐成长


  1980年8月,在《合集》已出版二、三、四、五、六、七册,其他各册书稿也已编讫时,胡厚宣先生就开始布置并着手下一步《合集释文》的工作,《合集》编辑组的同仁被安排各负责一册《合集》的释文工作,王宇信负责第十册,并被委任为《合集释文》组组长,协助胡先生处理日常工作。直到1984年底《合集释文》初稿基本完成。次年,胡厚宣先生又委以重任,将《合集释文》全部稿件汇总到王宇信处进行校审工作。王宇信深感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便集中全力和杨升南开始了释文稿的总审校工作。在1999年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时候,倾注了两代学者心血的《合集释文》终于面世,这部巨著以文字释读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赢得了好评,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

  随着《合集》的出版和《合集释文》的完成,参与编纂工作的一批甲骨学者也逐渐成长起来,王宇信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陆续出版了《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中国甲骨学》《甲骨学导论》《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此外,他还参加了《甲骨文字诂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大型合作项目。


  王宇信坦言,“《合集》的研究工作和训练,使我们这些人受益终生。”


  让甲骨学冷门不冷


  为了普及甲骨学,王宇信近年来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他先后发起召开各种形式的甲骨学研讨会,还与当地考古新成果密切结合举办会议及活动,从而使甲骨学更加“接地气”,使文物活起来。另外,为了支持自学成才者的甲骨学研究新成果得以发表,王宇信更是为他们联系出版社,或大力推荐出版,尽力推动甲骨学的传承和发展。

  关于甲骨学未来的发展,王宇信建议,应当普及甲骨学的文字考释成果,出版甲骨字规范字典,引领甲骨书法发展的正确方向。扶持和吸引更多年轻学者投身于甲骨学研究工作,使甲骨学后继有人。此外,在研究过程中还要善于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让甲骨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同步。

  虽年事已高,但王宇信目前依然乐于奔波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对于他来讲,研究甲骨文已成为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当前,在王宇信的带领下,安阳市一些退休老同志,不少人自学成才,依然在传承和弘扬殷墟文化的一线默默地奉献着。在这些守护殷墟文化的“志愿者”共同努力下,《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文化大典》将要付梓问世。王宇信笑称:“有人说我们是‘老弱残兵’,老是对的,我们全是已退休人员。弱,是一些吸收进来的年轻人,今天看起来很弱,但明天他们就会和我一样的强!是老弱,但不是残兵,我们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展示殷墟文化之大成的著作,由我们这群人完成了!”

  王宇信对下一代接班人更是充满了期望:“我的老师曾讲过,只要肯干、肯学,努力、坚守,都可以做出一番成绩。甲骨学研究新百年的再辉煌时期已经到来,年轻人要立志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出更大的贡献!”


微刊简介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报导世界各国有关华夏考古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精英观点,宣传华夏文明和传统国学。欢迎投稿。联系信箱:hyctwh@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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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在美成立,刘正教授出任常务会长 2017-04-14 15:45:18

http://mp.weixin.qq.com/s/yPOVgqJSJkchcqGBNGkApg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在美成立,刘正教授出任常务会长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在美成立,刘正教授出任常务会长

原创 2017-04-14 本刊编辑部 

商周历史 金文甲骨 文史考证 易学研究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第1期


世界汉学研究会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理事会名单 

WACS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Linguistics Society 



根据《世界汉学研究会会刊》第17期有关报导: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在美成立,刘正教授出任常务会长。


名誉会长: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教授,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通讯院士。法兰西学院儒莲汉学奖得主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名誉会长



名誉会长:

王宇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名誉会长。



常务会长:

刘正教授,前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前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员;现美国汉纳国际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会长。




学术会长(考古学):

高大伦教授,四川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四川省文博和考古研究院院长。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会长。




学术会长(考古学):

顾乃安(Antoine GOURNAY)教授,法国索邦大学艺术史和考古学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会长。




学术会长(历史语言学):

虞万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会长。




学术会长(历史语言学):

李晓红教授,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教授、法国索邦大学远东文化院研究员、法兰西学院儒莲汉学奖得主。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会长。




学术副会长(考古学):

唐际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副会长。




学术副会长(考古学):

徐良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副会长。




学术副会长(考古学):

铃木敦教授,日本茨城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副会长。




学术副会长(历史语言学):

郑炜明教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副馆长。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副会长。




学术副会长(历史语言学):

朱彦民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副会长。




学会秘书长:

孔旭荣教授,美国肯特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秘书长。




学会副秘书长兼《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主编:

黄鸣副教授,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秘书长。




常务理事33人。以上14人之外,首批常务理事另外19人名单如下:


汪荣祖教授,美国佛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荣退教授、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特别说明:

美国佛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荣退教授、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汪荣祖老先生不愿意接受本学会名誉会长的职位,甘愿为年青人做铺垫,一再要求只接受常务理事即可。在此,对他老人家的人品、学术和奉献精神表示赞美和敬仰!


常务理事:

李梁教授,日本弘前大学文学部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海村惟一教授,日本福冈国际大学亚洲言语文化学部长。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赵来勋教授,日本神户大学商学部暨商学研究所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梁旭华教授,美国蒙哥马利公立学校大学部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俞宁教授,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文学系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陶彦敏教授,荷兰DelChi学院院长。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麦里筱教授,法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常耀华教授,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郭沂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郭旭东教授,中国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逯弘捷教授,中国香港大昆仑出版社学术顾问、研究员。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林小安教授,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研究部研究员。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黄守愚研究员,中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孙英刚教授,中国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万里教授,中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吴子敬教授,中国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林保淳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赖贵三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第一批理事11人: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全体编辑如下:


主编:黄鸣副教授(兼) 刘幼平副研究员


编辑部主任:郭志杰

编辑:(中)王杰  郭志杰  任仲平  马彩云  李维维  宋玉玺  管荣臻  潘霜雪  张峥 (美)Angle W


设立本学会的微信刊物《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和微信联谊群。该《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以“炎黄子孙论坛”为名,每日发布一篇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国学研究论文,已经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影响很大。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编辑部

微刊简介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报导世界各国有关华夏考古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精英观点,宣传华夏文明和传统国学。欢迎投稿。联系信箱:hyctwh@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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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齐下写群鹅 2017-03-24 12:01:14

三管齐下写群鹅

  Ph.D

 Author and Professor of former RUC and ECNU

 

    提起王羲之和鹅的故事,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鹅池。其实,王羲之爱鹅,《晋书》列传第五十中已经有记载,说他性爱鹅”。当时,山阴有一道士,养了很多好鹅。王羲之听说后,亲自来观看非常高兴要求买下这些鹅。道士却说“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于是,王羲之欣然写毕,携带一鹅而归。为此,王羲之专门书写了十八个“鹅”字帖。“正”或“横”、或“斜”或“食”、或“鸣”或“飞”、或“倒”或“翻”、或“宿”“立”……每个鹅字,形态各异,令人把玩。为此,著名画家范曾专门画了王羲之和鹅。

羲之的《鹅池碑》和范曾的作品《王羲之和鹅》

 

从此以后,古今书法家多喜欢书写“鹅”字以效仿羲之。我今天要介绍这位书法家也是这样一位爱鹅、写鹅的艺术大师荆璧先生。

荆璧先生,字和卿,号京宾。山西运城人。曾任中国文人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世界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今鉴》编委他的作品曾选入加拿大国际书画展日本文化交流书道展“秀作奖”奥运“希望杯”全国书法大奖赛特等奖等。《人民日报》、《中国建设》、《长城诗书画册》等多次发表了他的书画作品。

在长期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他不仅练就了左右手双管齐下的绝技同时摸索出用嘴咬住毛笔书写的技巧实现了古今书法史上唯一的一个可以三管齐下创作书法作品的艺术家见他的三管齐下创作照片:

 

至今,他坚持这种三管齐下的法艺术创作已有四十余年历史,堪称书坛一绝。他又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中央电视台、民族文化宫、北京市委党校等公开“表演”三管齐下的书法创作

 

荆璧的作品《十九鹅群帖

 

他根据东晋王羲之的《十八鹅群帖》演变创作出属于他自己风格的《十九鹅群帖》。为了使“鹅群”更加充满生命力,他有锐意创新独辟蹊径,多次变换反复组合,寻找群鹅创作的灵感。他书写字个个意气风发,充满灵性,有呼吸、有气韵、雄浑厚重,“鹅”趣盎然。华国锋里、李德生、王光英、邵华泽、高占祥党和国家领导亲临现场观看他的《十九鹅群帖》创作,并当珍品收藏。为此,新华社曾经以“奇人奇书动京城,伟人名家竞相颂”为标题,在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上发表专题报道。并多次被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20多家新闻单位进行过专题报道。书法界也为之欣喜。著名书法大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启功先生生前就曾多次接见荆璧先生。并且,启老先生亲自书曾荆璧先生墨宝:“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京宾同志教之。启功。

    愿这一中华书林绝迹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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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寂寞和人情世故的前人大校长纪宝成 2017-03-21 15:22:57

享受寂寞和人情世故的前人大校长纪宝成

 

By kyotosizumoto(刘正), Ph.D

Author and Former Professor of RUC and ECNU

 

    最近几天前人大校长纪宝成成了微信群里的热点话题。因为他的夫人陈老师因病逝世了。校友胡某转发到RUC中外校友联谊群里一首据说是纪校写的很伤感的四言诗。我看了很觉意外!因为那诗根本不像是我认识的纪校所应该有的水准。或许是他此刻已经悲伤过度、没有了往日的诗兴吧?如是,我可以理解。

我上一次写纪校是在2005年春季。

    当时,我曾应某家大报的约请,撰写了一篇文章,《传统国学教育和纪宝成先生的教育思想》。可是,这篇文章后来却没有被刊发。理由是:教育部某部门审核没通过。我以为这事就算完了。不料想,却不知道怎么这篇文章流传到了网络上。于是,儒学联合论坛版主、友人陈明教授就约我将此文转发到他的网上。这篇文章《传统国学教育和纪宝成先生的教育思想》至今还保存在该网『学术厅』专栏下。后来被网络流氓、一直诈称是“人大历史系教授”、“人大老黄”、其实和人大没有任何关系的校外人崔某,在新语丝上公开发文章讥笑我的这篇文章是:“我还要再提醒你一下:再写一篇《传统国学教育和纪宝成先生的教育思想》,让我辈再欣赏一下你的拍马屁的水平这几年长进了多少?

    我在日本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曾经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大学联系过回国工作之事。北京大学历史系表示可以接受我以“第二期博士后”的名义来北大,(之所以说是第二期博士后,是因为我当时已经从京都大学博士后出站。)但是不能保证我第二次博士后出站后肯定能留下来。清华大学约我面试,我们谈得很愉快。从预定住房和科研经费、职称全部安排好了,却临时被清华大学历史系某教授因为我当年指责他的书抄袭了我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论文一事,公然打击报复,他直接上告到清华大学党委,说我有政治问题。于是,清华面试失败!劳民伤财,堂堂的一流学府连答应好的给我报销面试的机票一事也不兑现了。

    ——中国人民大学没有给我任何答复。牛吧?牛!

    于是,我来到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返回北京家中,见了几个老友。和他们说起上述经历。他的老父亲是家住毛家湾的开国将领、我的某位多年至交好友听了后愤愤不平!他先指责我“想回北京的大学工作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一下我?你怎么那么小看朋友的力量和关系?”我说:“老哥,我是在日本时间太长了,人都待傻了。我以为凭借我的成果和学历肯定可以指哪进哪!谁知道会出现这种事。”于是,他问我“你想进哪所大学?北大、清华就算了吧。不是不行,但是办起来比较费时间。想快的话,中央党校还是人民大学?你挑一个,我办办看。”结果呢,当时的我出版专著十多部和论文一百多篇加日本国文学博士学位、京都大学博士后资历,不如我这位老哥打了几个电话。不到一周,我就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办理正式工作手续了!当时见了纪校第一面。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来了?好呀,欢迎!我还有点事,你先办手续吧。”就这样送我走人。

    回到北京如此迅速,我连调动条件也没谈好。到了买房后,我才发现我的住房补贴无处领取。我已经离开武汉大学了,武汉大学没给过我,人大现在也没义务和理由再给。三思而后行,决定找我那哥们儿帮忙。他给教育部某领导打了电话。不到一周,人大资产处吴处长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让我去签字,领取住房补贴。吴处长转告我:“上周二纪校去教育部汇报工作,教育部领导亲自过问你的购房补贴问题,纪校责成我们和武汉大学协商解决。”

    ——这是我感谢纪校的第一件事!

    又没多久,加拿大的国际诺贝尔研究院和弘明哲学研究院通知我当选为该院院士。院士不院士的,并不能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相提并论。因此,我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就写了杂文《居然成了“院士”的我》,发表在《日本新华侨报》的“鬼话连篇”专栏上。这明显是调砍和幽默的文章,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如获至宝,抓了我小辫子,他立刻写文章发表在新语丝网站上,宣称要打假!于是,假博士、野鸡院士、流氓、神汉、江湖骗子、到安徽诱奸女生、偷盗人大图书馆图书文物等等所有能用上的人身攻击全对着我来了。人事处领导接到纪校指示严格审查了我的学历和档案、确认了我经历、学历和档案没有任何作假后,纪校支持我向海淀公安局报案。

    ——这是我感谢纪校的第二件事!

    在他支持下,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专题报道了我被网络诽谤之事。视频可见: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8026011/

中央电视台法制栏目组也来电话约采访案件进展(是我个人谢绝了央视采访的要求,我觉得北京电视台采访就够了)。我知道:没有校领导的支持,这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这是我感谢纪校的第三件事!

    如果说,纪校对我有“恩”,这三件大事足矣!接下来,我再说我对纪校的“怨”。

    无论是搭台组建国学院还是国际汉语推广研究所、国际汉学大会,我都曾全身心去支持和搬砖。把我所有的海外学术界的关系全无私奉献出来。那时,我唯一一个小私心就是希望可以将古籍研究所整体加入国学院或者汉推所。当时凭借古籍所里四个正教授,足可以立刻申报并获得古典文献专业的博士点。只要他一句话!可惜他一直没有这句话。甚至陈雨露副校长亲自对我的这一想法表示认可之时,他听了一言不发。事后,人事处某领导转告我是几个人表态反对我涉足。于是,我找党委组织部反映问题。周部长答复我:“我们不涉足学术界的矛盾纠纷。你争取自己找相关人士协商解决。”

    ——这是我对纪校的唯一的一个“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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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远离了人民大学和祖国的我,安静下来,在美国家中回忆着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日日夜夜,匆匆写下了此文。算是我报答纪校的三个“恩”和难以化解的一个“怨”吧。

最近,纪校夫人病故,前来看望纪校的商学院王亚星教授,在微信群里转告说:他面容苍老、头发花白……王教授拥抱了他!联想到本文开始所说的校友胡某转发到RUC中外校友联谊群里一首据说是纪校写的很伤感的四言诗。无论他的个人生活中还是政治上出了怎么的大问题,在我个人印象中,纪校留给我的就是上述三个“恩”和难以化解的一个“怨”。

我的那篇传统国学教育和纪宝成先生的教育思想》全文如下:

 


传统国学教育和纪宝成先生的教育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日本国京都大学博士后、大阪市立大学文学博士

 

来自[儒学联合论坛]

 
最近几年来,人们注意到中国人民大学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它的前身陕北公学在19379月正式创办开始,到20009月的几十年间,中国人民大学以它对法学、经济学、商学、新闻学、哲学、历史学(特别是中*共史和清史研究)等学科和专业的精湛研究而饮誉国内外大学之林。当然,这些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引以为荣的学术传统了。自20009月,纪宝成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来,著名教育家兼市场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却以敏锐的眼光关注着中国人民大学在传统国学方面和文、史、哲三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科建构上先后组建了人文学院、孔子研究院、哲学院、史学院、清史研究院……现在,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双璧辉映之下,中国人民大学又以它崭新的姿态和独特的魅力引起了国内外大学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2005年5月29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国学院,并将于今年9月正式挂牌招生。一时间,这一消息立刻成了各类新闻媒体的热点话题。

在肯定者云集之中,当然也有个别观点在教师人选、学生毕业出路等方面表达出某种担忧和质疑。这些疑虑的潜台词想要表达似乎是:国学教育和国学院的设立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传统。看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当家纪宝成校长的教育思想和治校理念。因此,要想了解在民间曾经有着“第一神学院”和“第二党校”之别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这几年在教育改革上的巨大变化,首先要从了解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当家纪宝成校长的教育思想和治校理念开始。而了解纪宝成先生,首先要从他是一个诗人入手。局外人可能并不知道纪宝成校长本人在传统诗词上有着深厚的功力。早在1978年,那时的纪宝成先生在一首七律中写下了这样两句明心见性的诗句:“珠埋泥淖华如故,铁入洪炉性愈坚”。诗句用词的精准既显示出他对古体诗歌的锤炼功夫,也是他本人性格和经历的绝好解说,更是他那时就已经关注传统国学的证明。我虽然不能确切知道他当时遇到的是怎样的一种“泥淖”和“洪炉”环境遭遇,但是,我以诗人之心可以深切感受他的“一把辛酸泪”!特作一首七律,应答如下:“读《易》洗心愁断肠,曾经血泪染襟裳。登科无路难通变,求道寻仙势渺茫。水寒风萧说壮士,文彰笔艳忆江郎。如烟往事浑忘却,几滴泣潸到梦乡。”

从纪宝成先生20009月正式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来,他对传统国学教育的注重就逐渐展现出来:在他倡议下,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树立起了孔子塑像;2002年,镌刻着中外各九位哲学大师的画像和格言的“百家廊”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重要人文景观;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又在国内各高校中首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并开始启动编纂《儒藏》的计划;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展开了大型弘扬和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文化月”系列活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振兴国学教育”座谈会,校长纪宝成先生在会上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与此同时,在2004年的全国召开“两会”期间,作为人大代表的纪宝成先生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应增加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这一议案立刻引起社会各界出人意料的反响。这一先见之明把对传统国学教育扩展到传统民间节假日上,反映出他与众不同的国学理念。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普及,全国高校中先后出现了以通才教育和传统国学教育为核心的国学试验班和文史哲试验班。但是,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名牌和教育模式。究其原因,对传统国学教育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儒家经学教育上。而对于构成传统国学核心组成的西周金文和礼制,因为现今受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漠视和畏惧的影响,文化寻根的教学和研究也必然无法获得真正的深入和突破。以中国人民大学来说,清史研究是举世皆知的学术品牌。可是,几十年的清史研究却一直少有人关注清代学者对西周金文和礼制的学术史研究。在重修清史工程启动的今天,笔者也注意到:在全国清史学界还没有谁提出要研究和总结清代学者的金文学史和礼制学史的研究!而经学是构成清代学术史的核心,而清代学者研究的核心又恰恰是西周金文和礼制。(作为以研究西周金文和礼制为核心的一位历史文献学者,我曾向某位清史专家Y先生提出过撰写《清代金文学史:清代学者对西周金文和礼制的学术史研究》的研究计划,却不幸先遭到他个人的否决。)

如果对传统国学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十三经上,那显然是董仲舒“独尊儒术”说的现代版。即使是“独尊儒术”至少也要从“经今古文”学说开始。而走出“经今古文”学说的传统制约的基础,就是展开对西周金文和礼制的研究。清代学者们这样做了,并且形成了独特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术品牌。缺少对构成传统经学之核心的西周金文和礼制的研究,必然导致在大学中的传统国学教育上的迷茫。现在大学中的所谓国学试验班和文史哲试验班出现对国学概念理解和国学教育的狭窄,也就在所难免了。有鉴于此,纪宝成先生特别提出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国学。而国学的重建重点是“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他还并特别强调了人才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他在回答中新社记者的访问中,他想记者表达了他全新的国学教育观:国学虽然集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于一体,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的学术文化,而是参照现代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这就已经表明了他理解的国学教育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国学试验班和文史哲试验班出现的国学教育这一最大特点。

在这一全新的传统国学教育视野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对国学教师的要求就不是以往的那种文史哲三系中只要是研究范围处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之间的人就有资格站出来承担给“未来的国学大师”当“导师”的教书育人工作。怎样深入理解“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四个“重建”是摆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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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显俊教授《校友刘正教授〈毛泽东的历史神格研究〉读后感 2017-02-10 12:35:02

人格、“神格”与与“历史神格”之辨析

——《毛泽东的历史神格研究》读后感

 

鄢显俊(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法学博士)

 

拜读了刘正教授20余年前大作《毛泽东的历史神格研究》后(以下简称“刘文”),感悟多多,该文从《周易》和“命数学”的视角来解读毛泽东,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迪。故成此小文以为学术呼应,对“刘文”未及深入的几个问题和作者展开商榷、讨论,以求教大方之家。

 

一、《周易》、“命数”与毛泽东

“刘文”独创“历史神格”这一重大概念并引出“毛泽东的历史神格”这一命题。我以为,这个假说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

“刘文”开宗明义指出:“我们感兴趣的是古代诸多易学预测学家和著作是否有人曾经预见过他在历史上的出现?如果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神奇的历史神格现象?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保证古代诸多易学预测学家和著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本文就是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回答的。”对于毛泽东的“历史神格”,“刘文”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神秘一角,从“周易预测学”到“命数学”再到神乎其言的《推背图》和“藏头诗”纵横俾合进行了洋洋洒洒的论证。同时,“刘文”还引证了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前院士、“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的国际著名学者劳思光的研究成果——在50年代初的香港报纸发文,对“九十九”这个“毛泽东一生中特殊的命数”的神奇推演,并得出“毛泽东会离世于1976年”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

就改造中国进而影响世界这一世人皆认可的基本事实判断,毛泽东非寻常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中,他应该属于古人云“500年必有王者兴”的“王者”一类。人们很难不相信“九十九”和“二十八画生”这些神奇的数字不是毛泽东的“命数”。

为此,“刘文”提出“历史神格论”对“毛泽东现象”和围绕毛泽东一生而形成的各种神秘主义的讨论进行了独辟蹊径的严谨的学术考据和解读。“历史神格”无疑成为理解“刘文”的关键。可惜的是,“刘文”高深莫测,神龙见首不见尾,没有对此独创概念进行科学定义。也许这是有意而为之吧?或者是“天机不可泄露”。但是,我仍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刘文”首创的“历史神格论”进行抽丝剥茧的深入探讨。

 

二、人格、“神格”与“历史神格

依照逻辑,要弄清楚“历史神格”的含义,得先厘清“神格”。我理解,“神格”是人格的对立面。那么,何谓人格?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人格也称个性,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Persona,原来主要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类似于中国京剧中的脸谱,后来心理学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人也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换面具,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现。面具后面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我,即真实的自我,它可能和外在的面具截然不同。”“人格具有四个特征:“独特性、稳定性、统合性、功能性。人格是人类独有的、由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能代表人类灵魂本质及个性特点的性格、气质、品德、品质、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严、魅力等。总而言之,一个人的人格是在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

相对而言,顾名思义,“神格”应该是“神独具的品格”。我们没有见过神,但人类的生息繁衍、人类文明的过去未来与我们不能亲见的神密切相关。按照基督教教义,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万有万能的,神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的人类也把所有自己身上美好的品格赋予人类。因此,伊甸园里的人类始祖,其“人格”几乎就是“神格”的“完美映射”。但是,亚当和夏娃因罪上帝被逐出伊甸园后,“人格”从“神格”中坠落,“映射”变成“折射”,人格中美好的元素固然没有灭绝,但各种恶念和罪却野蛮滋生,绵绵不绝,上演了人类文明的兴衰成败和悲剧喜剧。人格中美与丑、善与恶大概“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是故,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就此而言,作为个体的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恶的人格/罪”与“善的人格/神”的争斗,由芸芸众生构成的人类文明也就由此演进。

一句话,“神格”是完美的,是神独具的;人格是有缺陷的,因为,人之初,性本恶,恶是人性之根。

那么,“历史神格”又是什么呢?本文给出如下定义:“历史神格”是由“冥冥上苍”托付改天换地重大使命的非凡之人因其在历史进程中创立非凡事迹而被赋予超凡脱俗的神话能力和神话人格的综合反映。

该定义的特点是:避免价值判断,力求中立。

由此定义推而广之,但凡被“赋予肩负改天换地重大使命的非凡之人”都具有“历史神格”。“历史神格”是个中性概念,但具备“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既可以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贡献者,也可以蜕变为人类文明的毁灭者。作为前者,他一定不是完美无缺的,一定有无数缺点甚至“恶行”,这是人性使然。作为后者,他一定有许多有优点甚至“善举”,这也是人性使然。当然,判断其属于“人类进步的贡献者”还是“人类文明的毁灭者”?这个价值判断还是有普遍标准的。我以为,这个“普遍标准”是:“看大势不拘泥小节”,这个“大势”是“推动人类进步,造福苍生”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历史大势判断,同作为创立了“非凡事迹”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是人类进步的贡献者,希特勒是人们文明的毁灭者。

“历史神格”既然是由“冥冥上苍”赋予“非凡之人”的“神话能力”和“神话人格”。自然,在有神论者心中,这个“冥冥上苍”便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无神论者眼里,这个“冥冥上苍”往往被解释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规律”、“历史选择”或者“人民群众”等等不一而足。但无论如何,如此“非凡之人”一定“天赋异禀”,其行为一定有凡人难以捉摸、不能理喻甚至神秘莫测的一面,也是合乎常理的。如围绕毛泽东的“特殊命数”的种种解读,乃至民间各种神乎其神的流传以致今日有人顶礼膜拜视其为佛菩萨转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师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研究人类历史进程中诸多功盖千秋的历史人物时提出一个极具智慧且影响深远的概念来解读他们身上无以伦比的影响力:“克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克里斯马charisma),是马克斯-韦伯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原出于《圣经-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最早是一个神学术语,专指神赐予之物,是基督教教义中门徒的权力的来源,特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赋予的一种天赋即超凡脱俗的能力。韦伯则借用其指称人类历史上一切具有超自然神圣特质的人物,他们拥有与世俗相对的超凡,拥有与平庸相对的神奇。但凡拥有克里斯马型权威”的历史人物拥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并能够对其追随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并能够激发忠诚、情感依赖甚至献身精神。这种个人魅力型权威与组织化的权力没有必然关系,它是“天赋能力”和后天成就的综合结果。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拥有克里斯马型权威”的领袖死后,其魅力不仅不减,而且会被进一步神话并嬗变为一种“精神符号”去影响着后人的思想和行为。

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历史神格”了。换言之,“历史神格”是“克里斯马理论”的“中国式”解说,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预测学,如《周易》乃至“推背图”等来解读“非凡之人”之“非凡之功”两种解释方法的共性在于:承认“天赋秉禀”或“神赋重托”。故拥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必行“非凡之事”,客观而论,其事业或伟业可能符合人类文明前进方向也可能与人类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前者是人类包括其治下黎民的幸运,后者则是灾难。在基督教看来,这都是神对人的考验亦或惩罚。

由是观之,拥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都不是完人,这是由其肉胎凡身的本性所决定。在圣经中,每一个被神拣选要拯救世人的“非凡之人”都毛病缠身、缺点不断甚至罪孽多多,当然,他们能够被上帝拣选,都有其共性,即:向神悔罪并无条件地信靠神。中间可能有曲折和反复,但最终是无条件地跪伏在神面前,故能够成就伟业,名垂青史。亚伯拉罕撒谎、大卫犯下淫乱之罪和谋杀之罪,摩西傲慢,犯下崇拜偶像之罪,如此等等多不胜数……,但神仍然拣选了他们,赋予他们超乎寻常的领袖才能去完成天赋的重大使命。因此,世上无完人,这是人性使然。进一步思考,与拥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相比,芸芸众生、凡夫俗子则更加有限,无论是智慧、能力还是眼界。因此,看待“非凡之人”,有人聚焦其“大势”,有人着眼其“小节”“看大势”者多走几步难免热衷于“造神”,“观小节”者有失偏颇往往致力于“拆庙”,也是人性使然。是故,毁誉参半如影随形“历史神格”拥有者独具的尊威和历史影响力之体现。就此而言,一定有人对具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进行“道德指控”这是必然的——这是我和“刘文”不一样的观点。“刘文”认为:“对于具有历史神格的人,不需要道德指控”。显然,此说有失偏颇,因为,历史人物一定有道德瑕疵,基督教谓之,对其进行道德针砭未尝不可。只不过,后人需要厘清的是: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与历史功过的评价应该遵循两套不同的评价标准,前者是“道德标准”——依据私德的高下与否来赞否历史人物,后者是“历史标准”——依据其文治武功是否促进了历史进步和人类福祉来评判其功过。两种标准可以同时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但评价的侧重点显然不一样,而且应该各守其“边界”“捞过界”必然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在此问题上,“道德洁癖者”最容易掉入非黑即百的极端思维的陷阱,在他们眼里,那些促进历史进步和人类福祉的历史伟人一定是、而且必须是私德高洁的“完人”;反之,私德不检一定不能成为促进历史进步和人类福祉的历史伟人。显然,这是苛求“历史伟人”,因为他们都是“凡人”而非“神”,“道德评价”是不能取代“历史功过评价”的。以毛泽东为例,其私德的高低不应该成为其“历史功过评价”的干扰因素。

基于不同的立场或利益,评价具有“历史神格”的人物,有人着眼其“大势”,一定有人拘泥其“小节”,这也认知规律的体现。究竟是“看大势”还是“拘小节”?根本在于后人赋予“历史神格”拥有者什么样的心理依托和期待并将其化身为什么样的价值象征,价值分歧的背后则是迥异的利益诉求。即:“我需要他来代表我什么样的利益”;或者是“他的存在会严重威胁到我什么样的利益”。正所谓:“利字摆中间,道义放两旁。”正如马恩所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举例而言,针对毛泽东,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左”则是对具有“历史神格”的毛泽东“造神”不休的典型代表,其背后一定有相应的社会存在: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以致产生某种利益期许。而“反毛”一派则反其道而行之,背后同样有相应的社会存在: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以致产生另外一种利益期许。两类人并存共生于同一片蓝天下,也是一种“和谐”,这也是拥有“历史神格”的人物身后必然拥有的待遇。

三、结论

 

拥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因其“非凡事迹”和如影随形的神话人格而形成的尊威和历史影响力在其百年之后仍持续发酵,影响着后人的思想和行为。对“历史神格”的拥有者,后世有人赞,亦有人否,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历史神格”的必然现象。

回到毛泽东本身。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当代中国的“精神符号”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及象征,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图腾”。这是理解当今中国政治的立足点。是故,“刘文”认为,“毛泽东、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以贯之的概念,不能将其割裂开。如果允许割裂开的话,那末共产党的一向和合法地位就很成问题了。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构成的,非个人意志能转移。”“而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建立、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这一制度发展、完善。到毛泽东去世之前,他基本上把社会主义的大的框架建设终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绩。”“毛泽东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绩是对传统文化赋予其当代品格的重大改造和革新工程,怎样评价他的伟大都不过分。”显然,上述价值判断符合本文提出的标准,即:评判“历史神格”拥有者是否促进人类进步应遵循:“看大势不拘泥小节”的“普遍标准”。依此标准,李锐评价毛泽东:“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文革有罪”不失为一种简单的深刻。

综上所述,就中华民族的百年振兴史而言,毛泽东之后,一定还会有、也必须有被“冥冥上苍”赋予“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降临/出现。而且,其功绩应然也必然超越毛泽东,当然,此人也一定避免不了各种局限和缺点。但是,因为环境的巨变和各种制约因素的成熟及后人学习能力的提升,后继者不至于会重铸毛泽东当年的大错。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之后,“肩负改天换地重大使命的非凡之人”且“成就非凡者”当属邓小平。诚然,若论及“历史神格”的“成色”,邓定然不及毛,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民间也好、学界也罢,尚无人按照《周易》预测学或“推背图”等“神奇工具”来研究发现邓小平的各种“神秘命数”并广为传播;其次,毛泽东时代有过声势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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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显俊教授《毛泽东的历史神格研究》读后感 2017-02-09 13:59:10

毛泽东的历史神格研究》读后感

 

鄢显俊(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法学博士

 

拜读刘正教授20余年前大作《毛泽东的历史神格研究》后(以下简称“刘文”),作为一个人民大学党史系的毕业生有许多感悟与刘老师及诸位分享,虽然我的学术研究没有涉猎党史和毛泽东领域。以下纯属个人感言,有感而发,言语难免戏谑,只言片语不成体系,也非严禁的学术呼应、商榷类文章,心得体会而已。请刘老师指正。

——另外,特别声明:无神论者慎读此文,有毒!玩笑话啦,哈哈

一、如此有趣的文章人大党史系出生的学者断断写不出来以我的愚鲁,若研究党史,大抵“党八股”这大概是我不愿意从事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二、从《周易》和“命数学”的视角来解读毛泽东,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博大精深的《周易》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我是小学生。故读完刘老师大作,大有不明觉厉感受

三、刘老师独创“历史神格”这一重大概念并引出“毛泽东的历史神格”这一命题。我以为,这个假说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毛泽东的历史神格”,刘文从周易预测学到命数学再到神乎其言的《推背图》和“藏头诗”纵横俾合进行了洋洋洒洒的论证。在读到“刘文”之前我就相信,毛泽东非寻常人,应该属于古人云“500年有王者兴”的王者一类我相信“九十九”和“二十八画生”这些神奇的数字是毛泽东的“命数”。

四、何谓“历史神格”?这是深入理解“刘文”的关键。可惜的是,刘老师高深莫测,神龙见首不见尾,没有对此独创概念进行科学定义。也许这是有意而为之吧?或者此乃天言,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我心有不甘,还是要班门弄斧一番,遂举洪荒之力,对此概念进行定义,请刘老师指教。

五、人格、“神格”与“历史神格”之我见。

依照逻辑,要弄清楚“历史神格”的含义,得先厘清“神格”。我理解,“神格”是“人格”的对立面。何谓“人格”?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人格也称个性,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Persona,原来主要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类似于中国京剧中的脸谱,后来心理学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人也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换面具,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现。面具后面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我,即真实的自我,它可能和外在的面具截然不同。人格具有四个特征:独特性、稳定性、统合性、功能性。人格是人类独有的、由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能代表人类灵魂本质及个性特点的性格、气质、品德、品质、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严、魅力等。总而言之,一个人的人格是在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

相对而言,顾名思义,“神格”应该是“神独具的品格”。我们没有见过神,但人类的生息繁衍、人类文明的过去未来与我们不能亲见的神密切相关。按照基督教教义,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万有万能的,神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的人类也把所有自己身上美好的品格赋予人类。因此,伊甸园里的人类始祖,其“人格”几乎就是“神格”的“完美射”。但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人格”从“神格”中分裂,“映射”变成“折射”,人格中美好的元素固然没有灭绝,但各种恶念和罪却野蛮滋生,绵绵不绝,上演了人类文明的兴衰成败和悲剧喜剧。人格中美与丑、善与恶大概“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是故,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深以为然。就此而言,作为个体的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恶的人格/罪”与“善的人格/神”的争斗,由芸芸众生构成的人类文明也就由此演进。

一句话,神格是完美的,是神独具的;人格是有缺陷的,因为,人之初,性本恶是人性之根

那么,“历史神格”又是什么呢?刘老师这个概念实在猛!我乱解一番以求教大方吧。

鄢显俊定义“历史神格”:“历史神格”是由“冥冥上苍”赋予肩负改天换地重大使命的非凡之人的独一无二的性格、气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尊威和历史影响力。

该定义有如下特点:

第一,避免价值判断,力求中立。

第二,由此定义推而广之,但凡被“赋予肩负改天换地重大使命的非凡之人”都具有“历史神格”。“历史神格”是个中性概念,但具备“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既可以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贡献者,也可以蜕变人类文明毁灭者。作为前者,他/她一定不是完美无缺的,一定有无数缺点甚至“恶行”,这是人性使然。作为后者,他/她一定有许多有优点甚至“善举”,这也是人性使然。当然,判断其属于“人类进步的贡献者”还是“人类文明的毁灭者”?这个价值判断还是有普遍标准的。我以为,这个普遍标准是:“看大势不拘泥小节”,这个“大势”是“推动人类进步,造福苍生”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历史大势判断,毛泽东是人类进步的贡献者,希特勒是人们文明的毁灭者。

第三,“历史神格”由“冥冥上苍”赋予“非凡之人”。这个“冥冥上苍”便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无神论者肯定不同意),既然如此,这样的“非凡之人”一定“天赋异禀”,其行为一定有凡人难以捉摸、不能理喻甚至神秘莫测的一面,也是合乎常理的。如围绕毛泽东的“特殊命数”的种种解读,乃至民间各种神乎其神的流传以致今日有人顶礼膜拜视其为菩萨转世,也就不足为奇了。谈及此,突然想到在人大读书时,党史系最受学生热捧的萧延中老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著名的、不被国内主流学派认可的党史研究学者,但有海外影响力)给我们上课时,提出一个“克里斯马理论”(charisma)来解读毛泽东的影响力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把心理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独辟蹊径来研究毛泽东,令人耳目一新。

第四,拥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行“非凡之事”,其事业或伟业可能符合人类文明前进方向也可能与人类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前者是人类包括其治下黎民的幸运,后者则是灾难。在基督教看来,这都是神对人的考验亦或惩罚。

第五,拥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都不是完人,这是由其肉胎凡身的本性所决定。在圣经中,每一个被神拣选要拯救世人的“非凡之人”都毛病缠身、缺点不断甚至罪孽多多,当然,他们能够被上帝拣选,都有共性,即:向神悔罪并无条件地信靠神。中间可能有曲折和反复,但最终是无条件地跪伏在神面前,故能够成就伟业,名垂青史。亚伯拉罕撒谎、大卫犯下淫乱之罪和谋杀之罪,摩西傲慢,犯下崇拜偶像之罪如此等等多不胜数……但神仍然拣选了他们,赋予他们超乎寻常的领袖才能因此,世上无完人,这是人性使然。

,与拥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相比,天下苍生则更加有限,无论是智慧能力还是眼界。因此,看待“非凡之人”,有人聚焦其“大势”,有人着眼其“小节”,前者热衷于“造神”,后者致力于“拆庙”,也是人性使然毁誉参半,如影随形,更是“历史神格”独具的尊威和历史影响力之体现就此而言,一定有人对具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进行“道德指控”这是必然的——这是我和刘老师不一样的观点。而“乌有之乡”则是对具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造神”不休的典型代表。两类人并存共生于同一片蓝天下,也是蛮“和谐”的,光有一类人,世界多孤单啊!

第七,综上所述,就中国历史而言,毛泽东之后,一定会有、也必须有被“冥冥上苍”赋予“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降临/出现。同时,作为中国人,我坚信:这个人的功绩应然也必然超越毛泽东。当然,这个人一定也有各种局限和缺点,我坚信,因为环境的巨变和制约因素成熟,此人不至于会重铸毛泽东当年的大错。此人何许人也?我看好习近平。这也注定,无论今天习近平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有人赞也有人骂,再正常不过“天降将大任”嘛!欲履行“改天换地”的重大使命,哪有人人满意的方法啊?摩西率领犹太人逃出生天凡40年也历经艰险且被部众质疑不断。

第八,上述规律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一定会反复出现,这也是“大国”成其为“大国”的重要前提。就此而论,米帝的特朗普上台也是这一规律使然,其“历史神格”更是引人注目,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在大选前后可谓全面动员助选,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是个毛病甚至罪孽众多的人,但他可能成为“拯救者,“福音派”看重的是特朗普的“拯救意愿和能力”而非其缺点,因为世人皆有罪。当然,特朗普真的是具有“历史神格”的“非凡之人”吗?只有神知道结局,凡人只能看过程。

以下观点全属价值判断。

第一,回到毛泽东本身。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当代中国的“精神符号”和政治合法性的象征,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图腾”。如果一个人或者一种政治势力要反对中共,当然,他/她必然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我旗帜鲜明反对此类言行。

刘老师认为,“毛泽东、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以贯之的概念,不能将其割裂开。如果允许割裂开的话,那末共产党的一向和合法地位就很成问题了。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构成的,非个人意志能转移。”“而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建立、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这一制度发展、完善。到毛泽东去世之前,他基本上把社会主义的大的框架建设终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绩。”“毛泽东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绩是对传统文化赋予其当代品格的重大改造和革新工程,怎样评价他的伟大都不过分。对上述观点,我非常赞同。

第二,我赞同上述价值判断,不等于认可“毛左”。我很欣赏李锐对毛泽东的评价:“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文革有罪”(基督教向来认为,“世人皆有罪”,无人例外)。在我眼里,“毛左”一族,无论其年龄长幼,皆是“脑残粉”。我很赞成这种解决方案,如果“毛左”喜欢,可以寻一世外桃源设立“文革省”,让他们去尽情建设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国。

第三,总而言之,我很赞成某个网友的这三句话:举起你的左手打倒毛左!举起你的右手打倒汉奸!竖起你的中指——针对义和团式的爱国贼!

                                       2017年2月7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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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毛泽东的历史神格研究》 2017-02-01 13: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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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历史神格研究

刘正(前RUC 和ECNU教授、PHD

 

毛泽东是否读过《周易》,这不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古代诸多易学预测学家和著作是否有人曾经预见过他在历史上的出现?如果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神奇的历史神格现象?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保证古代诸多易学预测学家和著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本文就是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回答的。

 

一、伟人神奇的命数问题

 

1993年,就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应香港著名的学术刊物《明报月刊》的特别邀请,撰写了一篇从古代诸多易学预测学家和著作分析研究出现毛泽东的历史和文献证明,努力找出毛泽东存在的神格证据。这篇名为《从·人神之间”上全文发表了。主编特别电话告诉我:正是因为我的此文才将此纪念专号命名为“毛泽东·人神之间”!见该杂志和我的论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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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产生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和想象之外!

给《明报学刊》来信来电的读者一时间非常多。我本人也接到了从中国国内、香港、日本、新加坡、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来电。这中间就包括著名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劳思光先生。他在明报月刊上也发表了针对我的文章的答复,和我展开讨论。

二十几年后,一篇发表在著名的网站“美国中文网”上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这篇文章再次肯定了我的《从网址为http://www.sinovision.net/portal.php?mod=view&aid=72565,网页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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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我现在有几点需要订正:

第一,文章中说北大教授刘正”,显然不对。我虽然至今有北京大学的两个聘书,但是从来不是正式的“北大教授”。

第二,文章中说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密令100名学者,每人从上述2本书中各摘几句,重新编写,搞出了100部不同版本内容的伪《推背图》和伪《藏头诗》。”显然也不对。因为制造了100部不同版本内容的伪《推背图》和伪《藏头诗》的人,是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

但是,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也很大。一点也不逊色于我的那篇《从论文。接下来,我将1993年发表在《明报月刊》上的文章全文公布如下(发表此文时,作者刚满30岁,属于少壮之作):

 

二、《从周易看毛泽东》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皇族大姓是王权的特定范畴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展开的名实之辩,除了具有逻辑学的意义之外,也是姓名的哲学和神学意义的深层体现。秦汉之际的“大楚兴、陈胜王”、“卯金刀”等姓名的神学品格特征,假如不是人为制法的话,就应该是特定的历史时代中特定人物的既定程序的合理运作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杰出的谶纬学家把握并阐释了这一运作的结果,进而也就为以后的运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力证。出于维护当权者的权益出发,阻止对已经运作的姓名学的王权否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首要任务之一。

毛泽东这一名字的产生实在是个太难解答的迷!

A、《推背图》和《藏头诗》中的谶语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关它的命名的说明和研究。1876年刊印的相传出自唐之手的《推背图》和《藏头诗》中,对我们这一时代做了如下预测:

 

又八十年,又有混世魔王出焉,头上生黄毛,目中长流水,口内食人肉,于是人马东西走,苦死太原人。

 

这里我们先破译《推背图》和《藏头诗》中语言密码。这里的“又八十年”可以有如下含义:

第一,自1911年清朝灭亡到1991年间的80年。

第二,从1911年后80年开始,即从1991年开始。

第三,这位混世魔王”统治年限共计80年。这又可以有以下三种计算方法:

1、依中共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说,应是1935-2015年。而毛泽东死于1976年,因此,出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时间段应该是从2016年前后开始,正负误差在六年之内。

2、如果以大陆建国为起点,即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则出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时间段应该是从2029年前后开始,正负误差在六年之内。

3、如果以毛泽东出任党主席的1945年为起点,出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时间段应该是从2025年前后开始,正负误差在六年之内。我倾向于第三解。

  此外,毛泽东的阳寿恰是八十三岁。这也和“又八十年”的统治非常接近。正负误差在三年之内,而不是古代预测学一般认可的六年之内。精准度又翻了一翻!古代汉语,又、有二字互通。在甲骨文、金文中经常用了一个字。所以,我个人倾向于上述时间段分析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又八十年”三个含义“3、”是比较符合《推背图》和《藏头诗》中的“又八十年,又有混世魔王出焉”的本意。

混世魔王,这一术语,中国古代指占山为王、称霸一方且对当权者有威胁的人。也是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称李唐王朝以后一切朝代当权者为混世魔王。这与建国以来大陆称呼毛泽东为“伟大领袖”并不构成褒贬关系。实际上,混世魔王、伟大领袖、真龙天子,这三个术语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内涵。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见证。

头上生黄毛,这一语言密码可以有如下几种理解:

第一,这位混世魔王头上长有一根或几根黄色头发。甚至是大量出现黄色头发,属于古代所谓的“异相”之一。

第二,这位混世魔王头上长有一根或几根黄色汗毛。甚至是大量出现黄色汗毛,也属于古代所谓的“异相”之一。

第三,头上生黄毛“头”可以理解为头领。“生”可以解释为出生在。“黄毛”可以解释为姓黄或姓毛。“黄”还有破落、衰败之含义。则“头上生黄毛”指的是出生在一破落、衰败的毛姓人家中。我倾向于第三解。

目中长流水,这一语言密码可以有如下几种理解:

第一,这位混世魔王有沙眼。毛泽东一生恰好长期患有眼病。

第二,这位混世魔王极爱动感情,容易流泪。毛泽东诗人气质,晚年看《难忘的战斗》竟然痛哭不止。

第三,这位混世魔王的名字中有一个字是由目、水、长、中四个字组成的。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的象征指涉,目中有水有长流着,而这个“目”字需要“长流”,也就是横着放置成了“四”字。“长”在俗话中是“横”的同义语。那么这个横着放置的“目”字加上“水”字就是如下这个的字: 。这个字已经十分明显可以看出是“澤”字的省笔了。为何没有“幸”字呢?有“幸”才为“泽”,无“幸”只为“泗”。关于这一缺笔的问题,我在明版的《毛氏族谱》中找到了答案,即:着个字是尽人皆知的族谱用字,缺笔与否不影响该字的出现和认定。该族谱用字如下: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到了他正好属于“泽”字辈。这个“泽”字辈,用谜语表示就是目中长流水。《毛氏族谱》中的“祖恩贻泽远”和《推背图》和《藏头诗》中的目中长流水竟是怎么神秘的联系起来的呢?

再看口内食人肉,这一语言密码可以有如下几种理解:

第一,这位混世魔王口中或嘴字周有息肉,说明其人的长相特点。众所周知毛泽东嘴下长着肉痣。而且是中年以后出现的!早年照片上根本没有。难道是谁在特意安排他必须出现这一特点来对应《推背图》和《藏头诗》中的记载吗?按照江青见外国记者时对毛的介绍说是“主席是中年得痣(志)的。

第二,这位混世魔王有过吃人肉的经历。人肉可以指百姓的性命或者指女人。

第三,这位混世魔王的名字中最后一个字由“口”、“人”、“━”(一束肉的象形字)组成的一个字。口内,有的版本作“口中”,即“口”和“中”。食,就是吃、含着。也可以是“十”字形。人肉,可以以“━”(一束肉的象形字)来表示。“口”加上这“一”就成了“曰”字。再加上“十人肉”的“十”和“人”字,就成了“木”加“曰”组成的“東”字。我们完整地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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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毛泽东从何时开始知道有《推背图》和《藏头诗》中的记载在印证着毛泽东的诞生与其生命的既定程序,我们无法回答。抑或他的一生与他的名字无意中印证了他本人的生命既定程序这一历史神格,这实在是个让人感到神秘莫测的量子场问题。究竟是《推背图》和《藏头诗》预见了他的诞生,还是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有意无意间得到了某种神灵的暗示?无论是哪个答案都将面临着一种不为人所知道的、与现今世界有着神秘对应关系的谶纬世界及其存在基础。

谶纬实为远古时代先民们预测恐怖自然变化趋向的占卜术。而对于这一变化趋势的把握又以《周易》为其杰出的方法。因此,谶纬的产生必然要求以秉承《周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谶纬产生的最大价值在于对未来的判断及其对现阶段意识形态的否定。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对自身现实利益的维护,往往使用其御用工具对谶纬加以否定。《推背图》和《藏头诗》自然也毫不例外遭到了无情的封锁和扼杀。相传《推背图》一书诞生在唐代初期,它是一部中国历史发展预言书。它的作者是唐代初期著名预言家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其中,由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岳珂所作的《程史》中主张此书的作者只是李淳风一人。

此书的由来是唐太宗李世民问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大唐的江山能够维持多久?继承大唐江山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个问题本来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帝王们所患的一种“江山病”而已。但是,精通天文、历法的著名预言家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为了回答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一疑问,立刻一人在前面走、一人在后面推前面人的后背,二人走一步就说出一句识语和颂语 (即预言诗),御用画家马上就把他们二人所说所看的情景画下来。故名之为《推背图》。

传说,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共走了一千六百步,象征着自大唐开国626年开始,往下预言了一千六百年的中国历史更替。即此书预言的范围始自626年、终于2026年。实际上此识语和颂语 (即预言诗)的内容是开始自盘古开天地的,即此二人首先把唐代以前的历史更替进行了说明。但《推背图》只有六十幅图,它利用了中国古代易学理论中的六十四卦循环理论进行说明,以六十四甲子的时间发展顺序,作为历史循环发展的基础。后来,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又应唐太宗李世民之请求,把上述识语(即预言诗)中预言的唐代以后一千六百年中的统治者的姓名,以谜语诗的形式进行注解说明出来。逭就是著名的《藏头诗》。所谓“头”只是唐代以后一千六百年中的统治者的姓氏。因此,《推背图》和《藏头诗》是一体的、但又是各自独立的预言书。

《推背图》的原始形式在内容上由图、识语、颂语三部分组成。比如,《推背图》第41图、语、颂语说明如下:

《推背图》41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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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最让我震惊的是两点:

第一,双手在下部反向,一个上翻、一个下按的动作。我们知道“手”字下部翻反就是“毛”字。第二,头戴着白羊肚的手巾、腰扎着红带。而这正是当时陕北红军的常见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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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张图下面的诗是“天地晦盲,草木繁殖。阴阳反背,上土下日。”颂是:“帽儿须戴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九十九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

所谓“秦州”,就是陕北。当然指延安了。“帽儿须戴”即指当时红军头上戴的八角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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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则是毛泽东一生中特殊的命数:九月九日秋收起义,九月九日上井冈山,死于九月九日。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劳思光博士,曾在五十年代初期,公开地在当时的报纸上预测:根据“九十九年成大错”一语,他推定毛泽东肯定会死于1976年。他的推导过程是:九、十、九相加为二十八。毛泽东年青时笔名为“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个字笔划数正是二十八。毛泽东28岁时中国共产党诞生。第228岁时(56)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第328岁时(虚岁84)死去。毛泽东第328岁那一年正是1976年。劳思光博士如果再能利用一次“九十九年成大错”的话,可能就推出了“毛泽东死于第三个二十八岁那一年(1976)的九月九日”了。但能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推断出毛泽东肯定会死于1976年的劳思光博士,实在是妙解天机的高手!今天他已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的国际著名学者。

  《推背图》和《头诗》预言的准确性,历代深信不疑!为此,天下造反者都利用此二书作为替天行道的理论武器。于是,自《推背图》和《藏头诗》诞生之始就被列为宫中一等机密。但是暗中手抄本早已流传天下,引起了历代皇帝的恐惧。根据《桯史》卷一艺祖禁谶书一条记载:

 

      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 炽。 

    “开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偏以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

    命之符,尤为着明。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

    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

    狱奏,因言犯者至是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

    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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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前言》 2017-01-05 09:38:02

陈寅恪书信422编年考释前言

 

几年前,和黄鸣教授第一次合作撰写的《闲话陈寅恪》一书,该书只是一本通俗文艺读物,一如弹词而已。诚如我在《陈寅恪史事索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本无心争鸣于春月,不想竟得头功,实属荒唐。虽颓废戏笔,疏误可笑。却传播中外,议论纷纭。

这是和黄鸣教授的第二次合作撰写有关陈寅恪研究的学术著作。作为国内外收集陈氏书信最多的学者,我有资格和义务写完此书。就在国内十几年来一直有些人“无准备又赶时髦”地四处发表所谓陈寅恪佚札时,早就掌握了这些原始信件并已经复引和拍照的我,根本无心于这些浮泛而浅薄的新闻炒作效应之中。只是冷静地观看着“他们这么炒作究竟能研究个什么东东”而已。

当然,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本书的继续修订和增补工作是不会停止的。不难看出,我希望本书可以反复修订和增补,成为研究陈学必备之书,我朝着这一目标努力,永不停止。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共收陈氏书信230通,可以说是权威定本了。但是,本书作者之一在日留学期间,曾抄录和复印了陈氏和台湾、和日本学术界的往来书信60几通。而张晖介绍陈氏致龙榆生信13通刘经富的《陈寅恪未刊信札整理笺释》一文,一下子就又增加了60通!则保存至今的陈氏书信将超过300通!

——而实际上,根据我掌握的史料,保存至今的陈氏书信原件、抄录和复印已经超过了450通!这里我们只公布整理了422通,因为这里的422通几乎全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出版论著中发表过。并不涉及到个人隐私和版权问题。而另外几十通,我准备留待此书增订再版时和个人信件档案解禁时再公布。

在搜集整理这里的422通陈氏书信过程中,我用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辑佚学的方法,从各个文集、书信、回忆录、档案文献中努力查找对陈氏书信记载的蛛丝马迹。时下学术界对“辑佚学”这个术语可能已经感到很陌生了。但是它一直古典文献研究和搜集整理的重要手段。因此,本书所收集、辑佚、整理的全部书信,均已经不再存在版权问题。而且,本书注释、断代、订正、分段、标点处理后得出的比较可靠和真实的陈寅恪书信,最接近陈氏本人原意。

  比如,本书中辑佚1927年9月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材料来源见《傅斯年全集》第7卷50页,全文如下:


   陈寅恪来信劝我们“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

祈先生务必为中国留得此书。我们付钱,大家公用。我们决不自私。只盼望中国更留多

一版本,以供后学者。陈又云,“钢和泰将赴东京,希望我校寄彼千元,留其在京。”

但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何如使来广州,他可以带助手带学生。我们让他任意买书,薪

水亦决不低,盼先生劝之。


  由此而来,我们可以准确知道:1927年9月陈寅恪傅斯年全信内容不知。仅存如下数语:


    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

    钢和泰将赴东京,希望我校寄彼千元,留其在京。


  再如,1925年4月陈寅恪吴宓材料来源见1925年4月27日《吴宓日记》,该文如下:


  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


  由此而来,我们可以准确知道:19254月陈寅恪傅斯年全信内容不知。仅存如下数语:

    (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

因此,根据真实可信的陈寅恪友朋日记和书信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辑佚出陈氏的绝大部分往来信件。当然,这一方法十分艰苦,需要长期泛览史料,留心只言片语之间的信息。更需要学者的史料考证和辨析真伪的能力与素养。岂非几个时髦文青“陈学专家”自居者所能为之?!

——因为我的全部材料来自于个人长期的收集、整理和辑佚,而且全部书信经过了我和黄鸣副教授的重新注释、断代、分段、标点和校订。因此,本书没有侵犯任何陈氏后人、学生和出版社的版权与利益。特此声明如上。

对陈氏的思想、生平和学术的研究,向来堪称晦涩艰深,而绝非既不懂英语德语和日语,又不懂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更不懂经学训诂学和古文字学的学术局外人所驾驭得了的。它要求研究者脚踏实地、皓首穷经,而非急功近利、沽名钓誉。

从目前学术界热衷的陈诗研究、陈氏生平和思想研究加以举例说明如下。

首先,时下对陈诗的误读。

比如,陈氏的《乙未阳历元旦作》一诗:


红碧装盘岁又新,可怜炊灶尽劳薪。太冲娇女诗书废,孺仲贤妻药里亲。

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犹想柳前春。炎方七见梅花笑,惆怅仙源最后身。


这诗中的“最后身”三个字,那几个时髦青年“陈学专家”解释为:“最后身,似自况为世外遗民的最后一人”。

陈寅恪是这个意思吗?NO!如此“文史素养明显不够”的作者及其此书,居然也成了所谓的“陈诗郑笺”,郑玄要是活到今天还不羞死?!如果不懂梵文、巴利文和小乘佛教,是不是属于“文史素养明显不够”?是不是尚不具备研究和注释陈寅恪诗歌的资格和能力?

案:“最后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最后、最后之身。陈诗难解往往在于后人望文生义。这三个字其实是难解又难以觉察的典故术语。此词来自梵语antima-deha。即生死身中最后之身。又作“最后生”、“最后有”、“最后末身”。在小乘佛教中指断绝一切见思烦恼、证无余依涅槃之阿罗汉之身。

    再如,陈氏的《乙未旧历元旦读初学集》一诗:


绛云楼上夜吹箫,哀乐东山养望高。黄合有书空买菜,玄都无地可栽桃。

如花眷属惭双鬓,似水兴亡送六朝。尚托惠香成狡狯,至今疑滞未能消。


这诗中的黄合”二字,个别“陈学专家”解释为:“汉代丞相、太尉官署厅门涂作黄色,后借指宰相。

案:“黄合”,即黄阖。典出唐葛立《闻我师大捷骑宵遁上时宰五十韵》:“端揆开黄阖”一语。这里的“端揆”指宰相。“黄阖”,相府的大门。又作“黄合”。《高涣墓志》中有“及军启刘苍之号,仪申邓骘之府,门开黄合”一语。“买菜”,即“买菜书”之省。典出晋皇甫谧《高士传·严光》:司徒霸与光素旧,欲屈光到霸所,使西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买菜乎?求益也!”此句讲相府大门打开出来送征聘之书,但是他认为北京(玄都)那里没有地方可以研究学术(栽桃)。这里暗指当时郭沫若北京来书聘陈氏为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事。如此隐讳的诗歌内涵,至此则焕然冰释。

    三如,陈氏的《用前题意再赋》一诗:


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

故纸金楼销白日,新莺玉茗送黄昏。夷门醇酒知难贳,聊把清歌伴浊樽。


这诗中的夷门”二字,个别“陈学专家”解释为:魏国都城大梁的东门”。请问:陈氏这里用“夷门”一典和“魏国都城大梁的东门”有何贵干?研究古诗,重在找出准确的典故出处。

案:陈氏这里用“夷门”一典恰恰是使用了藏头诗的方法,他借用了唐李华《奉寄彭城公》:“贫病老夷门”一语。即,此句典出唐李华《奉寄彭城公》:“贫病老夷门”一语。这里指陈氏感叹自己晚年“贫病老”之现状。“清歌伴浊樽”,典出汉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语。“浊樽”,典出南朝王寂《第五兄揖到太傅竟陵王属奉诗》:“浊樽湛澹一语。指薄酒,印证了上句“贫病老”之现状。

总而言之,个别“陈学专家”对陈诗的解释准备既然不足,又忍不住要赶时髦,难免用大胆的臆测来代替考证。炒作可以鼓躁于一时,“陈诗郑笺”云云,不过如此而已。

其次,时下对陈氏生平和思想研究的误解。

比如,戴远传《文录》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廿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死。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对于戴远传说,艾群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对此持怀疑态度。理由是:


我很怀疑戴远传《文录》的可靠性。是年庚子之乱,慈禧何以在此紧张期间独赐陈宝箴死,甚不易解?此是大事,不可能隐瞒甚久,当时康、梁等在海外,如有所闻,更会大作宣传,以彰西太后之恶。我不敢完全断定无此可能,但终觉你必须先加详考,再作断语。


邓小军在《陈宝箴之死考》一文中,则根据其时慈禧太后处死帝党诸臣的史实,对以陈三立辛丑岁诗《读〈汉书·盖宽饶传〉聊短述》为中心的一系列诗作进行笺释,得出戴远传

《文录》所载为事实的结论,内容翔实,可备一说。特别是邓氏的下列考证:


“告墓终伤殉国先”,因为“告墓”是指散原谒告右铭公之墓,因此“殉国”是指右铭公之殉国;因为只有为国而战死、为国而自杀、为国而被杀害,才可以称为“殉国”,而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右铭公死于南昌西山蜻庐,既不可能是为国而战死,亦不可能是为国而自杀,因此,“殉国”只能是指右铭公为国而被杀害。按戴远传《文录》:“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廿六日,先严千总公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蜻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死。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所谓“赐自尽”,实际是杀害。夏剑丞《寄怀陈伯严》诗“告墓终伤殉国先”,与戴远传《文录》“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记载一致,可证“殉国”正是指右铭公是为国而被杀害。


并且,他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夏剑丞《寄怀陈伯严》诗“告墓终伤殉国先”,“殉国”指右铭公是为国而被杀害。因为“殉国”是指为国而死,包括为国而战死、而自杀、而被杀害;自然死亡即老死、病死,不能称为“殉国”。

第二,散原答诗《纪哀答剑丞见寄时将还西山展墓》“烦念九原孤愤在”,是用陆机《辨亡论》“社稷夷矣,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以及苏轼《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犹胜嵇叔夜,孤愤甘长幽”之典,回应夏剑丞《答寄怀陈伯严》诗“告墓终伤殉国先”,表示右铭公是忠臣烈士,为国死节,是如嵇康,为国而死于冤杀。

第三,夏剑丞《寄怀陈伯严》“告墓终伤殉国先”,散原答诗《纪哀答剑丞见寄时将还西山展墓》“烦念九原孤愤在”,均表示右铭公是为国而被害,因此同为戴远传《文录》所载“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之有力证据。


又见叶绍荣《陈寅恪家世》中记载:


农业部离休干部俞启忠老先生,俞老先生年近九旬,乃陈小从的表兄。一见面,俞老先生便直言不讳地对陈小从说:“是慈禧传密旨处死你祖父的!”


再见该书的记载:


陈三立住南京时,每年清明、冬至两节日都要回到江西亲自登西山扫墓。每次都匍伏墓前痛哭不止,甚至长达一二小时方起来,似有难言之隐痛。


再看刘梦溪先生的观点,他经过详细的考证,提出以下三个关键性解释:

首先,他主张:


娄妃自尽,是在官军面前不投降而陨命,故散原称为“殉节”。陈宝箴也是自尽而亡,但却是慈禧密旨赐死,是被害而不是殉节。而且以散原当时的意态心绪,面对毒如蛟蛇的慈禧,也不会认为有“节”可“殉”。因此,右铭这位娄妃的“乡井”,恐怕要为娄妃的“英灵”所笑了。散原诗句的本义,就在这里。


其次,他认为:


陈三立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致梁鼎芬的密札写后仅过去十二天,陈宝箴就被慈禧赐死了。当时关于义宁父子不利于慈禧临朝的讯息太多了,其中一点点到得“蛇龙”耳边,陈宝箴都难免一死。其实还有自立军起事计划中,唐才常力主由翁同龢和陈宝箴坐镇。只此一条,陈宝箴也逃不过慈禧的第二次杀机。


第三,基于诸多考证和证据,他判断:


六月七日,慈禧下令将已遣戍新疆的张荫恒就地正法。这与赐死陈宝箴的时间几乎同时。陈宝箴被害于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张荫恒实际行刑的时间为七月二十六日。盖由于新疆路途遥远,处死令的到达需较多的时间,江西相对地域较近,谕令到达会比新疆要快。因此很可能杀张荫恒与杀陈的密旨是同时发出的。


众多史料和历史见证人皆指向了慈禧传密旨赐死陈宝箴之事实。因此,艾群先生的反对显然是揣测之辞,难以置信。我们再看看那个自恃“文史素养已经足够”的“陈学专家”的观点:“披露了他对于陈宝箴被赐死一说的态度,弥足珍贵”,其逐人队后之姿,足可以博君子饭后一哂,或哑然失笑。我爱师,但我更爱真理。

再如,寅恪自己称专治“不古不今之学”,也就是所谓的中古史或隋唐史研究。他自己早在1935年《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一文中就已经明言了“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他给出的理由是:


  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挖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


但是,根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使我们得知陈寅恪曾经评价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为:“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铜时代》”。

这是上一轮陈氏研究出版热和读书热中提出的新问题。最近十几年来,一直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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