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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治房:“廉租房”前传 2017-07-11 00:32:30

南京民国时民居南京民国时民居

  作者:李开周

  民国时代,有一些用“平民”开头的术语,如平民食堂、平民小学、平民宫、平民住宅、平民新村、平民幼稚园,等等。

  这里的“平民”并不等同于普通老百姓,而是指普通老百姓当中的穷苦老百姓。简言之,“平民”等于贫民,只是叫人家贫民涉嫌歧视,故此才改称“平民”。

  既然“平民”等于贫民,那么平民食堂就是专供穷人消费的食堂,平民小学就是专供穷人儿女就读的小学,平民幼稚园就是专为穷人孩子开设的幼儿园,平民住宅、平民宫和平民新村等,则是专为穷人建造的廉租房。

  以前我曾经将平民住宅和平民新村解释为“公租房”,其实并不恰当,还是称为“廉租房”更准确。众所周知,公租房是为中低收入家庭建造的,建造规模更大一些,覆盖面更宽一些,而民国时代的平民住宅、平民新村、平民宫,在任何一座城市都寥若晨星,有的城市干脆没有,其建造规模和覆盖面少得可怜,故此只能是廉租房,不能算公租房。

  对于民国廉租房,我的河南老乡、最近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清史博士唐博曾有研究。他说民国的廉租房是从南京开始兴建的:1935年南京市政府为改善市容,在中山门外、和平门外、武定门外、止马营、七里街等地建造了790所平民住宅,每所每月租金定在3块大洋以下,供无房劳工租住。

  事实上,最早兴建廉租房的城市并不是南京,而应该是广州。1929年,素有“南天王”之称的粤系军阀陈济棠主政广东以后,先后在广州城的大南路、海珠桥南北岸、八旗会馆旧址、黄沙、东较场等处建造三十多栋筒子楼样式的平民宫,按照比市面租金低一半的价格租给工人和疍民(在船上定居的渔民)。

  继广州之后,上海市政府作为第二名拿到了建造廉租房的接力棒。1928年4月4日,上海市政府曾经颁布《奖励建筑平民住所办法》,试图通过减免税费和降低地价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开发商建造廉租房,结果无人响应。1931年,上海市长筹集善款大洋150万元,在其美路和中山路动工兴建廉租房小区,1932年6月建成。

  1933年,为了改造市区内星罗棋布的贫民窟,汉口市政府在唐家庵和苗圃建成两个廉租房小区。差不多同一时间,汕头市政府在汕头北郊与澄海交界的地方建成汕头市平民新村。如果说南京第一批廉租房是1935年才建成的话,那么它比广州晚了六年,比上海晚了三年,比汉口和汕头晚了两年。

  北平的廉租房出现得就更晚了。1936年10月,在广州、上海、汉口、汕头、南京、青岛、杭州等城市统统都有了廉租房之后,迫于上级要求和舆论压力,北平市政府才开始筹备建造平民住宅。

  盖房得有钱,北平市政府财政没钱,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将军从军费里拨出3万元,要求北平市长秦德纯“选择相当地点,建设平民住宅,俾贫苦无依者得免流离失所,而便栖止”(1936年10月25日《北平晨报》第六版),兴建廉租房的计划才正式提上日程。

  为了省钱,北平市政府在1937年4月公开招标,一家名为“兴华木厂”的建筑商以26988元的最低报价竞标成功,开始在市政府的规划下动工兴建廉租房,当年7月份全部完工。在建筑技术相对落后的民国时代,这已堪称神速。

  廉租房刚建成,日本鬼子就也打过来,北平沦陷,这个廉租房小区由伪政府接管。1937年10月,伪政府颁布《北平市平民住宅管理规则》,对廉租房租金和申请入住的条件均做出详细规定,还派了一名管理员去做该小区的唯一物业顾问,负责招租、收租、清洁卫生以及维持秩序。

  与广州的筒子楼式廉租房不同,北平的廉租房全是单层瓦房,共分14排,北面8排,南面6排,每排瓦房两端各有一个公共厕所。每间瓦房前后均安装玻璃窗,内墙四壁刷有白灰,通风与采光还可以。按照伪政府的规定,每间瓦房每月租金收法币6角。

  最后说说这个廉租房小区的具体位置——它位于天桥南大街忠恕里以南,也就是现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南侧,与说相声的德云社总部隔街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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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见到杨虎城后人为何不说话 2017-07-11 00:30:45

张学良、杨虎城的名字因西安事变永远留在历史当中张学良、杨虎城的名字因西安事变永远留在历史当中

  作为杨虎城之孙,杨瀚两次赴美看望张学良,但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一直避谈杨虎城。而他致书国民党要求为杨虎城平反,也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回应。

  杨瀚,抗日名将杨虎城的孙子,讲述了他所研究的祖父和西安事变。

  这位《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是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

  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

  张学良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亲。张闾蘅曾告诉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父亲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父亲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结束幽禁生活。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人选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见张学良是礼貌性拜访,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父亲去世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


  那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我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我是祖父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

  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始料不及,为何这个与祖父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如此平静?

  第二年,我再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我到他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可是他依然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他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变呢?我很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两次去美国看他,没想到他那么平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我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我感觉他觉得祖父的事情有点不堪回首,所以不愿意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祖父被害有点惋惜;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称,受祖父影响比较大。

  蒋介石设计诱捕杨虎城

  蒋介石诱捕祖父的主要原因是“与共党勾搭,疑返陕”。

  祖父在欧洲时,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二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这是非常机密的事件,但却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不让祖父回国的决定,让宋子文把祖父弄回来。当初,祖父确实是想从苏联进陕西。此外,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接近蒋介石的近臣们中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杨的这一秘密打算转告给了蒋介石。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被斯大林送给了蒋(郭增恺之女郭达仁口述,郭增恺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转引自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祖父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1937年9月下旬,祖父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祖父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0月6日,祖父又接到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祖父去苏联假道回国的计划。

  但祖父本人决定马上启程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我进行了细致地研究。

  1937年11月26日凌晨,祖父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号”抵达香港,岸上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祖父。宋子文见到祖父时,表现得十分热情,还搬到祖父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与之畅谈。

  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祖父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祖父的,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祖父去南昌的行程。当时祖父决定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

  1937年11月30日上午11时30分,祖父乘坐的飞机起飞,下午飞抵长沙。祖父按照事先安排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戴笠根本不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祖父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12时20分祖父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祖父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祖父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

  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只能乘三个人为由,只让祖父一人上飞机。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怕祖父因此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戴笠在执行逮捕祖父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被转移到距离市区三十华里的梅岭别墅(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监禁十二年

  1938年1月14日,祖父的第三位夫人谢葆真携子拯中,到达南昌。结果一到南昌,他们都失去了自由。戴笠将他们秘密关押在市里的一处居所,半年后才让他们与祖父相聚。

  1938年秋,祖父由长沙移至益阳桃花仓,直到冬天国民党从武汉撤退时,祖父一家又被解往贵州息烽的“玄天洞”,从此结束了“软禁”,开始了正式的囚禁生活。

  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钟乳石大山洞,原来里面有一座道观。特务们看中此处后,赶走了道士,停了香火。因为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还亲自上山察看一番,修好供特务和宪兵住的房屋后,就将祖父移送过去了。

  祖父与家人在洞前只能看到不大的一片天。祖父住的房屋,都装有栅栏,室外活动,也有一定的时间,不可以随意出入。

  白天,祖父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十几步远的一个山嘴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一到夜间,便不准他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他在贵州关了八年,一个排的宪兵和一个二十多人的特务队,日夜在那儿看守,这比对张学良的关注度高得多。后来到了重庆,这批人又全部跟着到了重庆。

  1938年10月,戴笠亲赴贵州视察对张学良和祖父的关押情况后,给蒋介石发电报:

  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戴笠

  生于八日离渝往息烽晤虎城,修文访汉卿,各处警备颇密。

  张杨情况就表现观,杨仍好谈外交及政治;张则兴致所致对政治也多议论,张之情绪较佳,杨不免苦闷,而杨妻近似稍患神经但无妨。

  对于看守祖父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1940年戴笠又亲自往息烽布置一番,便衣特务看守更加严密。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人们都很高兴。祖父也希望抗战胜利以及八年的时间能够减少蒋介石对他的仇恨,给他自由。当时就连一些特务也都这样认为,因此对祖父的态度也有改善。

  1946年春天,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表面上不反对,但是暗地里赶忙下令杀了罗世文、车耀先,同时对中共谎称早已处决了;张学良被秘密押送到台湾;祖父一家和两位副官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继续关押。

  这时,祖父对自由的希望全失,情绪很低落。在1947年,因为关押而精神失常的谢葆真含恨去世。在长期的迫害下,我祖父情绪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不久就病倒了。

  1948年秋,祖父患了严重的胆结石,住院做手术。在祖父生病住院期间,保密局都有电报向蒋介石报告病情,这些电报也都保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住院期间有位医生姓张,在给祖父治病时偷偷地把从报纸上看到父亲在延安的消息告诉了祖父;祖父也把戴笠他们的几次劝降,要他承认错误就可获得释放的事告诉了张医生。

  在李宗仁代行总统后,曾在1949年1月24日指示顾祝同释放拘押的张学良和祖父。但蒋介石坚决反对释放。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把祖父先转到贵阳。徐远举在劝杨转移时,祖父曾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

  后请来了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劝祖父转移,周养浩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就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于是祖父就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专机转往贵阳,又在贵阳的麒麟洞住了近七个月。

  周养浩就是蒋介石屠杀的执行者,当时是毛人凤到重庆传达蒋介石命令,要处决祖父。执行以两个人为主,一个是徐远举,一个是周养浩。周养浩还亲自到贵州,说服祖父到重庆。本来祖父关押在贵州,但在贵州暴露了。麒麟洞是贵阳市的一个自然公园,本身地点就很引人注目,祖父在此被关六个月后,当地一些人就知道祖父在贵州了。蒋介石要杀祖父,而且要秘密杀害,如果在贵州杀了祖父,不免让人认为是政府行为,但在转移中杀了,就可以说成是被土匪杀了或是被共产党杀了。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亲自从广州飞抵重庆召开会议,决定了要在重庆把祖父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人秘密杀掉。

  为什么杀害杨虎城

  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交警旅长何龙庆的公馆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开会,密谋杀害祖父等人的计划;同时布置周养浩到贵阳,负责将祖父一行押回重庆。

  9月1日,周养浩到贵阳麒麟洞,骗祖父到重庆晋见蒋介石,然后转押台湾。对特务们这一举动,祖父也是心怀疑惑,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要杀害他。当他离开贵州,刚到重庆,连坐都没坐,进了屋子就被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执行屠杀令的除了高层知道(徐远举、毛人凤 、周养浩),刽子手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杀的是个姓杨的。这些人大部分没有和祖父接触过,只有祖父在贵州关押的队长张鹄知道被害者是谁。

  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1968年接受审讯时交待:“1949年,李宗仁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在磁器口。我立即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避风,再运回重庆将其杀害。”

  9月6日,特务乘车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祖父和儿子拯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祖父走在最前面,二十出头但头发已花白佝偻着背的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特务杨进兴、熊祥、王少山等人一齐拥上去,把祖父双手一拢,用手巾把嘴塞起来,在腰间先刺了一刀,当时拯中在侧边房子里。他们杀了祖父后跟着用同样的方法杀了他的儿子,接着又用同样的办法杀了祖父的秘书。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再杀小孩。据杨进兴的口供,杨拯中在被杀害时喊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小萝卜头宋振中(宋绮云之子)和祖父九岁的女儿也一同殉难。宋振中先是被特务杨钦典卡住脖子,后是被特务杨进兴刺中脊椎。祖父最小的女儿杨拯国在狱中出生,陪伴了父亲九年的监牢生涯后,死于特务之手,她的遗骸至今没有找到。

  凶手们在祖父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祖父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

  这时是1949年9月6日午夜,56岁的杨虎城,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国、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等八人遇害。

  他们把祖父杀害得神不知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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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首富庆亲王:为何两次“反腐败”都拿他没辙 2017-07-11 00:28:54

庆亲王奕劻庆亲王奕劻

  1909年的宣统新朝,留任而有实权的元老,只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庆亲王奕劻了,掌管着各部之首的外务部。这与被仅仅当做图腾而供奉起来的张之洞,自然大不相同。

  作为四朝元老及少数参与了大清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权臣,奕劻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极大的知名度。遍查当时的西方报纸,Prince Ching(当时“庆亲王”的普遍翻译)的曝光度仅次于李鸿章、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国务活动者”之外,奕劻还以贪腐闻名全球。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

  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可以肯定他至少是“首富”之一,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当年和王申的老宅,如此巧合,自然更容易令人联想。

  一个腐败到令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遗。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反对。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 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


  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高喊着扶清灭洋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䜣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清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奕劻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 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

  其实,两次反腐斗争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们其实也是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奕劻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拿庆亲王开刀。

  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奕劻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而且,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从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是非当不可的。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1917年,奕劻去世,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仿佛多出几个清官,或许就可以继续“一统江山万年清”。这无疑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并没有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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