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上海女人最早的印象，是电影《护士日记》里王丹凤演的那个护士。毕业前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去，在黑龙江某重机厂工地实习。那种荒凉的工地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工地书记，一个带个小女孩的当地人，整天用革命道理感化她，让她给自己带孩子，并通过孩子表达自己想娶她。护士终于被他“革命化”，毕业后又要求分配回来。那会儿我还是个小孩，不懂什么是爱情，就觉得王丹凤那么漂亮享福的上海女孩，跑到荒郊野外和野蛮人生活在一起怎么习惯啊。 六十年代初又有部电影《上海姑娘》，说的是三个上海女大学生分配到西北，把那里的男人搅的神魂颠倒。文革批判刘少奇的一条罪状是，他说：《上海姑娘》这名字就值两毛（电影票价）。看来外地男人不是不喜欢上海女人，是得不到而生嫉妒，故意贬低。我不是说上海女人就高尚，小市民，乡勿宁（乡下人）意识哪里都有，不光是上海。上海确实有女人见钱眼开，那么请告诉我那里的女人见钱眼不开。（应该说那里都有开的，有不开的）最近看了一个贴子评论陕西女人：“西安女子嘴巴好，说得多来做的少。宝鸡女子眼神好，没得钱来你别找。杨凌女子力气好，追得老公满街跑”。而这些全是“凤凰男”们给上海女人贴的标签。 上海女人和男人同样精明，而且手巧。文革时全国都时髦大肥军裤，穿出来跟两条面口袋一样迎风飞舞。而上海女人就能照自己身材裁减出合体的服装。1974年，上海就出现了什么立领，方领，一字领，小翻领，卡腰身衬衫，两用衫，最后风靡全国。那时候买来的衣服都一个样式，上海女人大都会修改成适合自己的风格样式，或者干脆自己做。以最少的开销，做出最时兴的打扮，这就是上海女人的精明。 谈到结婚要财礼，那可绝对不是上海女人的专利，农村要狠的多。我在山东临沂四清时，那里嫁女收财礼是按体重论斤收取，每斤价格按长相，身材，由双方商定（不要以为胖了就多卖钱）。我见过最贵的每斤10元，财礼就一千多元。要知道，那时候一个工分才3分钱，每斤差不多一个月的收入。七十年代以前，离婚率极低，结婚基本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叫“终身大事”。结婚时候要钱物，只要和生活有关都不为过。六十年代是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七十年代随生活水平水涨船高，成了：自行车带冒烟儿，缝纫机带锁边儿，收音机带画片儿，手表要带星期天儿，外带咔嚓（照相机）。八十年代更进一步：摩托带盘儿（汽车），电视带色儿（读 shai,三声），手表不上弦儿（自动），缝纫机不用踩（电动）。 我曾经有过一个女同事，上海人，比我高5届，她说文革前上海大学女生找男朋友的条件相当浪漫，追求感觉完美：“大学生的水平，运动员的体格。演员的风度，护士的心肠”。可以说，这是我听到的唯一不涉及物质条件的女人择偶标准。多少年来，无论穿戴打扮还是生活习惯，上海女人绝对是领导中国时尚新潮流的。上海每有新事物出来，外地首先是“看不惯”，但很快就会转变为跟风而进。当年的上海的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发型，从受到各地官方抵制到全国流行，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只要上海女人继续领导时尚新潮流，外地对她们的负面评价就永远不会绝迹。 记得六，七十年代上海结婚女方陪嫁的标配是八床被子，一只红漆木马桶。如果住在小阁楼里，八床被子就能把房间塞满，睡觉都没地方。如今早过时了。可直到现在，这八床被的陪嫁在北京郊区还很盛行，而当年外地人都嘲笑这八床被说，生六个孩子都够用了。现在上海人改变了传统，他们却继承了过来。 那些到了上海的“硬盘”男人都以追到上海女人为荣，觉得自己脸上有光（就像当年农村小伙娶女知青），可又嫌成本太高而心疼。从绝对数值来看，上海结婚成本高没错，那是因为收入和生活水平本来就居全国之首。上海女孩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习以为常，不觉得有多过分。可是对“凤凰男”“硬盘”来说，这种生活简直就奢侈的如天方夜谈。由于拿不出这么多钱，或者拿出来后心疼，就不停地在网上发文，谴责上海女人只认钱。拜金的上海女人肯定不少，但全国哪里都一样，没什么地域差别，再拿上海女人说事只会更显自己猥琐。 其实，从我的亲身感受看来，上海女人对物质条件的要求并非是因为爱钱，更主要是一种排斥她们看不上男人的理由。上海有良好家教的女孩，更看重男人的才华，学问，家教，人品，气质。那些“凤凰男”从小受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想着踩着别人往上爬，根本就没有这些人文修养概念，不懂什么是文化差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小孩从小没教养，养成吃饭吧唧嘴的习惯，一辈子也改不了。而从小没听过吃饭吧唧嘴的孩子在饭桌上听见别人吧唧嘴，一秒钟都不能容忍。凤凰男能拿得出炫耀的资本除了专业知识就是暴发成土豪。对于有钱人的追求，上海女孩又有另一个理由拒绝。我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安徽乡下人奋斗成上海大公司老总，招了一个漂亮女秘书，想培养成老婆，但是女孩就是不答应。有一天女孩给他结婚请柬，他一看，新郎是他的司机。就问她为什么，女孩回答，因为他是上海人。 在上海的女人，不等于就是上海女人。十多年前风靡一时的《上海宝贝》作者卫慧，就是个浙江小县城的柴火妞。那些在上海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也差不多都是外来妹。纸醉金迷的上海和自己老家的强烈反差，极大地刺激了她们想成为上海人的欲望。所以他们眼里的上海生活，就是在高级饭店和衡山路酒吧和洋人鬼混。她们就像浙江山沟里的浮萍，随溪流漂进黄浦江，流经大上海霓虹灯下外滩，见识了不夜城的灯红酒绿。尽管她们回眸留恋，但被黄浦江水无情地冲出吴淞口，消逝的无影无踪。而女作家中地道的上海人程乃珊，陈燕妮写的小说，从来不用“上海”俩字儿装门面。她们笔下那些淮海路的高贵典雅气息和小弄堂石库门的老上海风情，是外地女作家永远模仿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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