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徒”四人帮”被粉碎後，共产主义信仰破崖产，在中国，“理想主羲”也普遍地被眨抑，被嘲弄。我颇不以为然。记得在一篇文章中有人这样解释了一代人对共产主羲理想追求的意羲，他说，我们付出了热忱，真诚而追求的实质上是掩藏在共产主羲後面的那个“神跡”。这话讲得很简炼，而且触及到了本质。一埸运动能够几乎掀动所有人的熟忱，一定有它独到的原因。实际上这个“神跡”一直在困擾，吸引著人类，只是共产主羲运动空前地调动了人们的熟情而已。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发现死去的是那套理论和价值观。而不该死和不可能死的正是那背後的“神跡”，自古以来人们以各种方式，各种号令在追求这“神跡”它的動因，动力正是信仰的真谛和理想主羲。但理论是死的，也可能是虚假的，而信仰卻使人“活”，使人的精神不死。
错误的信仰不等于信仰的错误。错误的信仰也不可能持久。
经过共产主羲运动浩劫的人们的悲哀似乎是在倒掉髒水的时候把孩子也倒掉了。
这几年我在作基督教信仰和共产主羲信仰的比较，(因为我不是学者，只不过用自己的方式去作比较思考)发现“共产主羲运动”在中国的表现和基督教信仰在形式上有惊人的相似之處，而在核心價值上卻又惊人地相反!有大陆学者在解嘲：不知是毛泽东偷了基督教还是基督教偷了毛澤東。
文革中那埸对“毛澤東神”的崇拜，有相当的思考和研究价值。
其实，文革最被玩弄了的是毛澤東這個人。
毛澤東―――耶蘇基督，假神和真神，在中國戲劇化地被“偷天換日”了一埸。
我只是粗略地擄了一擄，從馬克思猶太教的教育背景可看出他對共產主羲的设计思路没有离开圣经关于天国最终到来的预表，只是共产主羲离开上帝的“义”，宣告：无产阶级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国”并进行了一场“暴兴暴亡”的实践。
他虽然反宗教，但他脱离不了他的民族血液的背景，据说当初共产主义理论始创者中有相当数量的猶太人。
故无产阶级情怀，无产阶级无国界的观念来自于猶太人亡国两千年的落魄感也未可知。斯大林也经过早期的神学教育背景。而他们恰恰反神，以救世主自居。
这種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天國理想”竟在中國落土，實在是可能與中國農民几千年來建立在小農意識上的大同世界“接了軌”。
我们常说歪和尚“念经”，再好的经也会走样。如果在人类的心灵深处没有一副美麓的图景（上帝的国)，那任何理想主义都不可能挑动起人们的热情。人们一贯地用心底的理想来衡量世上的“逻辑”，所以总是不满意——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对于一心要夺取政权的集团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理论学说拿过来——是矣。
可是对于一心追求合理化，要过好日子的公案，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凡是真心追求过共产主义的人们，经历过那样的心路历程的人都会珍惜那份追求，卻总是对现状，现政权不满。因为他追求的那个“神跡”，而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话匯——永恒的价值——不可能随著共产主羲理论的破产而破产。
它不是靠人类的乌托邦而支撑，而是人类靠祂獲得更新。共产主羲的破产。不能证明人类不可能获得“天国”，而恰恰提供了一个反證：不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而是人类只有信靠“救世主”才能得到“上帝的國”。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的教誨“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豈不是在呼召我們嗎？
中国的悲哀是不信上帝的悲哀。
所以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将对至高无上的神的盼望和敬拜寄托和转移到某个掌权者的身上。失去了—套绝对价值标准。在对真理准绳的把握上弱化退化。继毛之後，在对邓的依赖性和歌功颂德上，中国的媒体和不少精英，竟和受惠了的商人和想利用中国市场的西方政客们站到—起。
中国不存在—个邓小平时代，也更不可能有—个江泽民时代，自四九年以来只有—个时代，就是毛泽东时代，—个开历史倒车的时代。
我是毛的受害者，是邓的受惠者(没有他的开放政策我逃不到美国)，但是，当我在进行反思的时候，卻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会触犯众怒。我认为毛泽东这个人的研究价值是邓无法相比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从审美的角度。当然这个前提是在否定了中国共产主羲运动的前提下。中共在邓之前可恕的理由是对真理的认识上犯了错误，所以以前的中共还是有神圣性也即是有理想的。可自邓开始，中共不但不要，不言真理，还公開屠殺彰顯真理的民心民意。
邓小平除了幹了一件舉世震驚的大屠杀，没有创造任何奇跡。而且由于历史的机遇。他还制造了—个假象：屠杀带来繁荣。繁荣不是因中共而是因市场经济的规律带来的，而中共对民心的屠杀卻导致中国人的全面堕落。
真理的标准是一回事，实现标准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因为实现的不好而降低标准的准绳。
不错，就一个历史人物而言，邓是有成就，但他成就是他自己，不是一个民族的健康化。他搞得改革开放不久将被证明，代价远高过成果。
人们把自改革以来没有战争，没有阶级斗争以及经济繁荣当成邓小平奇跡，这可能是个误会，而改革以来中国的全面腐败卻是鎮壓民心，纵容堕落的结果。邓之前，中国人是在糊涂中犯罪，可自邓开始，人们名目张胆，公开犯罪。
我个人认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受挫是对邓认识、评估上的—个失误。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对价值观念的把握上缺乏一套不变的标准。它没有在一个质变过的轨道上行走。所以，渐渐失去朝气，与舊次序同步共振，成了对“中共改革”的一种改良。
最近我看到有著名民呷耸吭诟屑さ诵∑剑沂翟诓桓夜锻Ｒ蛭傅淖锬跏巧绷苏胬怼Ｋ降诵∑狡孥E即意味著—个歪理：繁荣和真理是对立的。要吃饭，要有钱，就不要问津真理。要真理就没有繁荣，就是流血。这样的逻辑就导致，曾经接近并想实现社会公义的胡耀帮和越紫阳下台，中共的历史一贯证明了，谁想要光明谁就受逼迫。
由基督教立国的美国。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必是在真理的引导下建立的。看一个国家，—个民族进步与否，是看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人类精神价值的贡献，看本民族人民的精神风貌。我说邓小平以来的繁荣，不是建立在正确的价值体系之上的繁荣。相反，那种鼓励犯罪下的“繁荣”，一定是“祸害”的前奏。
目前不少人士灰心丧志，以为民运是多余的，是漫长的。是取决于中共给不给，这可能是一个思维方式上的陷井。民主运动再弱小，再粗糙，再糟糕都不要紧，因为他在寻找，在建设新的事业，他的足跡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他留下并正在积累精神价值。
而中共自改革以来不但没有为中国开创和建设精神价值，他还把中共本身赖以生存发展的一些正面的精神价值统统扔掉了。
改革与改良，民主与专制，造反与革命等等法术，人们轮着用。民主在中国并不是首创，而这—组组概念仍然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是属社会层次的，是会变的。但是，在这些概念背後的那个“神跡”，对于中国人来说，卻从来没有解决。我们放弃了共产主羲，是因为没有放弃那个“神跡”。这个“神跡”就是那永垣不变的价值―――上帝的国。那么人们在从事民主运动的时候，能不能放弃或忽视她背後的那个“神跡”呢？祂高於社会，高于技术，祂临驾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并光照检验它。
在经历过共产主义浩劫的中国大陆人是没有办法绕过对这个“神跡”的探索和追求的，否则，民运成了无本之木，是失去河床的船，走不出中共的恶梦。
海外民运的实践证明了，船没有河道就一定会搁浅。不追求不把握住民运後面的那个“神跡”它一定会沦为花拳绣腿，鸡鸣狗盗。
文革浩劫，照我们基督徒的说法，是全中国人民经历的—场大试炼。共产主义运动是对真信仰的考验和收藏。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上帝在共产主义兴盛时播种，在共产主义落幕时收割。凡是真诚追求过共产主义的人，大约都会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归宿，否则，不得安宁。因为他们曾经把心掏空了。
毛泽东的假神崇拜成了中国人认为真神上帝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归依。
文革的浩劫是为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觉醒运动而预备下的。
中国的无产阶级暴力造反将导致中国的非暴力民主变革。
在上帝有序的计划之下被淘汰的是不适应历史潮流的人们而不是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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