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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演义五五:全面武斗文化大革命走向疯狂 怕当保派军区司令员绑架钦差 2017-08-12 18:03:00

红朝演义五五:全面武斗文化大革命走向疯狂   怕当保派军区司令员绑架钦差

巴山老狼  著

第七篇 : 中华民族第三次大劫难  文化大革命狂飙(上)  从炮轰刘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五章   全面武斗文化大革命走向疯狂   怕当保派军区司令员绑架钦差

自毛泽东于三月在北京组织十几万人的反击二月逆流的大游行和四月林彪口授的中央军委十条颁布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又再次发动起来。死灰复燃的造反派们从林彪口授的军委十条中得到了某种暗示,认为此后解放军再也不会象二月份那样对打砸抢行为进行干预,同时也从江青等人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中得知毛泽东严厉追查青海省赵永夫枪杀造反派的事。此后造反派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是肆无忌惮。重新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疯狂。

文革发起后,最初是成立所谓的群众造反组织,三、五个人就可以打个旗帜,号称某某兵团、某某部队,其名称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政府和厂矿企业单位又奉命对一切组织免费提供活动经费。在成立造反组织的热潮中,一些无组织接收的人竟一个人也打出了“组织”的旗号造反。这些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明争暗斗,又出现了一股砸组织的风潮:一些势单力薄的组织因观点的不同或者是一言不合,就会被一些人多势众的组织“砸掉”。这砸组织的方式倒也可笑:先是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在一起辩论,说着说着,人多势众的一方就大喊另一派是“保皇派”并“勒今”其交出组织的公章和一切财物,如若不从,就被长时间的围攻漫骂,若再“负隅顽抗”,人多势众一方就派人轮番围攻辩论、漫骂,让你吃不成饭、睡不成觉,直到交出“组织的权力”——即公章为止。一个个小小的造反组织就这样被“砸掉”了。此时的辩论还有点“君子之争”,砸组织也只是触及灵魂而不触及皮肉。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兼并”,到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间就基本上只剩下你砸不烂我、我砸不烂你,你吃不了我、我吃不下你的两大派组织了。每个地方的两派组织又到外地去到处寻找“同盟军”,与一些全国有名的组织上挂下联。到后来,全国的造反派们又只剩下两大派:保派与革派。

一山不容二虎、一江不纳二龙。全中国有了两大派“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造反组织,双方就要比一比谁“最忠于毛泽东”。先是嘴上较劲,后是拳脚交加,开始武斗。最初的武斗与中国落后地方的村民们的械斗是一模一样,双方只是棍棒相向。到后来是以大刀、梭镖、钢钎为武器。进行大规模的武斗。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全国从工厂到农村、从城市到乡镇,但只见钢钎、红樱枪乱舞,血肉横飞。争斗的双方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同一个口号,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中。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从无此奇观。

但毛泽东还觉得不过瘾,一九六七年七月在武汉又发出了“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的指示!此话一出,全国有数十万、上百万人又死于文革之中的血腥武斗!

毛泽东这一指示出来后,军队又向各自认定的左派发枪发炮。两派之间的武斗升级为一场常规战争。两派群众在军队的支持下,全副武装,出动除飞机之外的坦克、军舰、高炮等各种现代化武器,进行空前规模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战争,我中华大地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武斗的双方为战胜对手,炸铁路、桥梁、毁工厂、学校……打得不可开交。当军队支持的一派武装战败后,军队干脆直接上阵助战。重庆武斗双方动用坦克,被击毁的坦克里面竟然是穿军装的共军!

当年造反派扛枪上战场时最爱唱的革命歌曲笔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全部词曲:          

造反的旗帜红殷殷,          

战友鲜红的血染成,血染成。          

为了保卫毛主席,          

敢跨火海上刀山。          

亲爱的战友啊请放心,          

革命自有后来人,自有后来人。          

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          

踏着血迹向前进,踏着血迹向前进。

全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正是毛泽东所乐于见到的。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毛泽东到全国各地游览,面对全国全面的血腥内战,竟兴高采烈地对其随从人员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地方都是支持温和的保守派。而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陈毅、粟裕的第三野战军大多数支持的是激进的造反派。这也可以理解:自己当年的顶头上司个个成了反党分子、走资派什么的,作为老部下若不赶快划清界限,就有被诛连的危险。

在笔者的记忆中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是全国武斗最凶的两年,当时我在四川省荣昌县,亲眼目睹了荣昌县武斗的惨状:

座落在荣昌县的畜牧兽医学校是学生们最早起来造反的地方,学生内部分为两派,多数是名为“反二、九”的激进造反派。六七年五月后两派从“文斗”变成了“武斗”,少数派在武斗中处于劣势,向荣昌县的“二、九派”求救,“二、九派”与原县政府关系密切,县武装部长张福五急召数万本县农民,人人手中是一丈余长的“钎担”(如同红樱枪)。“反二、九派”见势不妙,也向永荣矿务局的激进派“八一造反团”求救,“八一造反团”派出上万的煤矿工人,个个头戴矿工藤帽,手持钢钎,双方在学校附近激战,杀得血肉横飞。笔者年幼无知,不知惧怕,与几个同年的小朋友竟到现场观看!亲眼见一彪形大汉的农民一钎担刺进一个白发老工人的腹中,老工人的肠子当即流出,血流满地,大声呻吟,倒在地上。此农民还不解恨,复一枪刺下,老工人再无声息。这场武斗的结果是“二、九派”大获全胜。较短的钢钎斗不过农民长长的钎担。这永荣矿务局的“八一造反团”岂能善罢干休?永荣矿务局武装部长周连杞是“八一造反团”的头号人物,打开武装部的武器库,用小口径步枪装备出几百人的“部队”,几天后杀回畜牧校,只听得乒乒乓乓枪声大作,丈余长的“钎担”远不敌现代化的枪炮,上万“二、九派”农民军瞬间作鸟兽散。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边“二、九派”的县武装部长张福五见造反派竟敢用真枪,也将武器发出,双方以学校附近的施济桥下的赖溪河为界,隔河武装对峙。笔者住家就在施济桥边,房后一小山包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永荣局造反派一个排的兵力驻扎在山上,激烈的枪战持续三天三夜。吓得一家人从早到晚躲身于床脚下。幸亏当时武斗双方都没有用火炮,否则笔者一家早见阎王去了。武斗结束后,笔者爬上小山包,只见成堆的子弹壳,还有几大滩殷红的鲜血……。

据说永荣矿务局武装部长周连杞与荣昌县武装部长张福五在朝鲜战场上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上甘岭战役中,周任某部团长,张在周的手下任副团长。文革武斗一起,当年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为了“保卫毛泽东”竟成了生死冤家!

当荣昌县武斗激战正酣时,毛泽东派出了番号为“七七八四”的解放军部队赶来“支左”。在七七八四部队的武装支持下,温和的“二、九派”被打了个落花流水。撤出荣昌县城。

武斗胜利的一派又把失败了一派的群众抓去捆绑、流行、殴打、关押、喝尸水……

时隔数月,七七八四部队奉命离开荣昌县,激进的“反二、九派”和永荣矿务局“八一造反团”组织千人“卧轨留军”。不让部队离开。但“圣命”难违。

七七八四部队撤离后不久,“二、九派”就在原林彪部下的五十四军(著名的共军将领丁盛的起家部队。时任军长白斌、政委蓝亦农。中共“九大”时蓝亦农升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当林彪被弄死后,此二人也随之倒台)支持下,于六八年初武装打回荣昌县。当“二、九派”经数日激战占领了荣昌县城后,五十四军五千多人的军队乘一百多辆大卡车开进了荣昌县城“制止武斗”并“支持左派”。在五十四军的支持下,“二、九派”终于站稳了脚跟。当时四川的“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基本上是以荣昌县和几十公里以外的隆昌县为界划分势力范围。双方你来我往,经过几个回合的拉剧战,到武斗结束时,“二、九派”在荣昌县城占了上风。当时四川的文革形势是:隆昌到成都一带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原属刘、邓二野的张国华支持下是“激进造反派”占上风;荣昌到重庆一带在成都军区司令员、林彪四野名将梁兴初和驻重庆市的五十四军支持下,温和造反派占上风。站稳脚跟的“二、九派”又于一九六八年夏天,从荣昌县火车站将一列车的援越军火物质全部抢下。抢援越军火那天晚上,我家门前的公路一夜都是汽车在轰隆隆地响个不停,我家现在还有一子弹箱就是住在我父亲单位办公楼内的被隆昌县“造反派”赶走后逃到荣昌来的“保皇派”们的小孩送给我的,同时送我的还有几十发子弹,子弹头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以区别其中的燃烧弹和穿甲弹。几天后又见数架飞机飞临荣昌县上空,大撒传单。说抢援越军火是错误的。

由于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驻重庆市的五十四军在四川大力支持保守的温和造反派。使得整个四川保守势力占上风。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又调原刘伯承、邓小平手下的十三军入川“支持左派”。这样在四川省,两派都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双方你奈何不了我,我奈何不了你。势均力敌。

全国的武斗以广西、山西、陕西、四川等省最为激烈。军队以“支左”的名誉介入地方武斗。四川重庆的武斗中动用了军舰、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在被“反到底”造反派击毁的坦克中,是军装未脱的解放军尸体。在四川泸州市,宜宾的造反派在王茂聚、郭林川(二人是宜宾市革委负责人)指挥下,调动万人的武装攻打泸州化工厂的保守派组织“红旗派”。

“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1978年6月-1979年8月对文革中的武斗进行全面的调查统计,认定从1966年至1975年间,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 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

文革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如下:

一、1967年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所大学、12所中专、职校、35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2月26日到3月5日持续武斗,曾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2177人伤亡,死亡822人。

二、1967年7-8月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 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15天协商,双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三、1967年8月-11月湖南怀化武斗事件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伤亡430人。

四、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大武斗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 1968年1月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17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伤亡,死亡21100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15个月。

五、1967年10月-69年5月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1967年10月20日-69年5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 66届、67届、68届大专毕业生),有56200多人被杀害,多达377000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355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六,1968年5月—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某企业单位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12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毛泽东派往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七、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宝鸡武斗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万名职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有297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报称发生反革命暴乱,展开追击,于是追击和反追击战斗开始,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宝鸡驻军营房两栋被炮火击毁。

八、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据说,时任广西革委会负责人的韦国清下令放水淹没藏在地下室的对立派别人员,造成数万人淹死的惨案!广西南宁武斗是文革中死伤最严重的。

九、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大镇压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所谓“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进行整顿、整肃,引发武装对抗,展开激战,石河子地区有7330多人伤亡,其中2170人死亡。两地报失踪8137人。武装镇压中,出动了武装直升飞机。

十、1975年云南回民事件 1975年4月,云南省施甸“XXX共和国”事件,造成3700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区政府建筑物被炸毁。这是一宗人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当年中央拨下2000多万抚恤金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就在全国各地两大派组织武斗最激烈的时候,武汉出现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武汉的文革形势比较复杂,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激进造反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随后武汉军区二月十八日发表批评这个《声明》的《严正声明》。围绕这两个声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分化成了两大派。拥护军区严正声明的组织在武汉军区的暗中支持下于五月十六日成立了号称一百二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反对军区的造反派虽无军队的支持,却有中央文革的上方宝剑。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要揪“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由于两派都有过硬的后台撑腰,双方互不买账。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搞乱全国,要全面夺权,就不可能支持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六月,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秘密来到武汉,同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谈话,批评二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他们作检查,并发表声明支持“三钢”、“三新”等激进造反派,明确宣布“百万雄师”是“保皇派”组织。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耳提面命之下,陈再道、钟汉华在军区党委会上作了检讨。但要公开宣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在军区内部一时还难以转过来,只得拖延一段时间,以等待时机。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派出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武汉。谢、王二人到武汉后,频频会见“三钢”、“三新”等激进造反派头目,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使得“三钢”、“三新”的造反派们精神大震,当即将谢、王讲话印成传单在武汉广为散发。这引起了“百万雄师”和支持“百万雄师”的军队干部们的强烈不满。谢、王之说实际上就是说“百万雄师”不是“左派”,不是“左派”的组织就会面临被取缔、其大小头目被关押、斗争、审判的命运。而军队支持“百万雄师”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待军队干部们的命运就是撤职、批斗!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百万雄师”要保住“左派”的桂冠。七月十九日,“百万雄师”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当天,谢富治又奉毛泽东之命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三百多人的会上讲话说:“武汉军区解散‘钢工总’是错误的,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错误。‘三钢’、‘三新’是革命派,军区要帮助他们发展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依靠他们。要做‘百万雄师’广大群众的工作。”武汉军区连夜向干部、战士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然而军区机关还没传达完,“百万雄师”的头目即率领大队人马乘几十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凭什么把拥有一百二十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

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二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乘二十七辆卡车和八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与军区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喊“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上午七时,“百万雄师”代表二百多人和一些战士到谢富治、王力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回答“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王力面对此阵势慌了手脚。赖着不走。“百万雄师”的头目们当即把王力抓出来,塞进大卡车。

当天上午,“百万雄师”又调集二百多辆卡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在武汉三镇示威游行,同时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部分军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军人犹以独立师的队伍最为壮观。他们全副武装,枪上刺刀,汽车上架起机枪,人人佩戴“百万雄师”的袖章,好不威风。示威队伍高喊“打倒王力、揪出谢富治”的口号。下午“百万雄师”又召开七万人的大会,向王力示威。

七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再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出动大卡车四百多辆。黄石市也派了三十多辆卡车参加游行。其声势、规模之大,全国少见。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武汉大街上出现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的大标语。

武汉“七、二O”事件的爆发原因是“百万雄师”不愿被打成“保守组织”,想当左派。而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不愿把“左派”的桂冠赏赐给“百万雄师”而引发的。再加上武汉军区的干部不愿背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罪名,公然站出来武装支持“百万雄师”。使得整个事件火上浇油。终于造成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武汉军区及其支持的“百万雄师”的尖锐对立。争宠不成就要清君侧,搞的还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并不存在对毛泽东的文革有抵制的意思。

事件发生之时,毛泽东正在武汉与一刘姓年轻美女天天睡觉。“百万雄师”组织包围了毛泽东的住处,差一点就把毛泽东和刘姓妃子给“揪”了出来!

毛泽东当政时期,无论毛泽东到何处视察,当地负责人第一件事就是为毛泽东找一漂亮女人陪睡。可怜的江青从毛泽东进了北京城后就守活寡。只能每天晚上一个人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天天睡觉的幸福时光。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严厉指责武汉“七、二O”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是反革命暴乱。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亲率中央文革成员,组织十多万的队伍到北京西郊机场隆重欢迎谢富治、王力二人凯旋归来。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毛泽东又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O”事件。

七月二十四日,陈再道、钟汉华二人奉命进京,一到北京即被关押。

七月二十五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人周恩来、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又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几十万人的大会,声讨“七、二O”事件。林彪从来对抛头露面之事不屑一顾,这一次也象是要急于表白什么,毕竟自己是军队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军委八条在各地贯彻后,军队的领导人在各地接二连三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林彪也难脱干系。也就是在这一段风云变幻时期,林彪对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没有底。其夫人叶群多次私下问林彪红军时期的亲密部下、当时陪同毛泽东到各地视察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毛泽东对林彪有什么看法?也许是毛泽东打过招呼,杨成武半个字也不透露。

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中共中央电令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声称:“七、二O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对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并宣布撤消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中共中央的表态,陈、钟二人被撤职,使得武汉百万人之众的“百万雄师”树倒猢狲散。湖北省军区的独立师(参加武装游行的部队)被宣布为叛军,“百万雄师”的大小头目、支持“百万雄师”的军区干部惨遭迫害。据统计,湖北省在“七、二O事件”后为清除“百万雄师”残余和陈再道死党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民众和军人多达十八万人之多!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万六千人,打死六百多人!湖北人民为“誓死捍卫毛主席”而遭此空前劫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武汉“七、二O事件”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双方都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都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喊得震天响。都是誓死捍卫毛泽东,都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何以如此水火不相容?何以如此斗得昏天黑地?

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毛泽东都一直秘密住在武汉,暗中操纵着局势。可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击跟随自己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陈再道等人而去支持少数的激进造反派?也许毛泽东对军队实权人物在贯彻林彪军委八条时那股认真的劲头心怀不满?也许毛泽东想通过打击军队以提高中央文革和各地造反派的地位?也许毛泽东对林彪近半年的行为大为不满,想通过打击军队地方的势力对林彪起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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