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日晚在香港上环的playground .work，看了《中国国际女性影展》的开幕片《萨米之血》（Sami Blood）。这是一部瑞典片，导演Amanda Kermell是位女导演，片子探讨了少数民族女性在强势民族歧视和压力下所遭遇的身份困惑和失落，亦揭开了瑞典这个人权指数极高的北欧国家历史上的黑暗面。 故事主角是一位十四岁的萨米族少女Elle Marja。萨米人是北欧极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以饲养驯鹿和捕鱼为生。而故事背景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在那个时代的欧洲，认为人类种族有生物学含义的高低之分的种族主义非常盛行，并非只是德国纳粹主义的专利，瑞典在1922年还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国家种族生物学研究所（今天人们已知种族生物学是伪科学）。因此瑞典境内的萨米人被视为低等种族受到高等种族的瑞典人的歧视。Elle Marja和她的妹妹离开萨米人的乡土拉普兰进入瑞典人为萨米人办的寄宿学校。在学校里，他们被禁止讲萨米话，只能讲瑞典语，讲瑞典语会受到体罚。学校附近的瑞典人乡村的男孩侮辱他们，骂他们是贱种，Elle Marja还被瑞典男孩强行割破耳朵，就像萨米人为他们饲养的牛苹耳朵打印一样。这种暴力侮辱是将萨米人当成了类似畜生的低等物种。 而最让这位萨米少女被受侮辱刺激的是，几个瑞典种族生物学家到寄宿学校把萨米学生当成动物一样研究，丈量他们的头颅、鼻梁和牙床，还要他们脱光衣服拍照留做资料。 Elle Marja是位聪明好学上进，也非常顽强的女孩。她能讲流利的瑞典语，渴望读大学当教师，但她的老师说，寄宿学校结业後萨米学生必须回到拉普兰，他们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不是为萨米人设立的。为了读大学，这位萨米少女改名换姓，冒充瑞典人，离开家乡，割断了她与萨米文化的血脉，几经波折艰难，最後成功到了城市，读了大学，成为教师。但个人奋斗的成功，却让她承受了身份失落的痛苦。电影一开始是她在白发苍苍的老年回到家乡参加妹妹的葬礼，对个人身份的归属非常的困惑，但失落的自我亦开始苏醒，然後电影开始倒叙她青年时代这一失落的经历，片子结尾时，几个象徵性的场景：她俯身与棺木中的妹妹躺在一起，爬上山坡俯视拉普兰原野，然後一步步走向荒野中的萨米人帐幕，显示Elle Marja最终回归了她的萨米人认同。 片子拍得非常感人，饰演女主角的青年演员对这位渴望读书，不想认命，被迫割断自己的根而感受无奈和痛苦的弱势民族的少女，诠释得相当出色，成功塑造出一位带有悲剧英雄色彩的萨米女子的形象。这部片的女导演Amanda Kermell有萨米人血统，据说Elle Marja的故事即取材於她的萨米人的祖母身世。 看这部片，非常感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将种族主义的恶发挥到登峰造极，酿成六百万犹太人被种族灭绝的旷世人道惨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欧洲人彻底唾弃了种族主义，瑞典已成全球人道主义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在全球并没有消亡，而最近还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值得世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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