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于1951年3月8日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父亲任泉生曾任商业部副部长。由于是个官二代，与中国诸多高官都曾相识。

2015年11月18日，北京，任志强在《财经》年会上一幕

“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宣布辞职”的巨大的标题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和放大作用，也惊动了时任总理的朱镕基。

三天后赵康（北京建设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转告我，朱镕基总理有个批示，但不知道什么内容。几天后，通过朋友我从市政府拿到了朱总理亲笔批示的复印件，上面还有通过正式收发渠道转件的各级政府的收发章。

批件是在阿里巴巴网上转载的报道消息的打印纸上批示的，分别转批给了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和北京市市长刘琦。也许朱总理认为这是件应该引起重视的大事吧。

1999年任志强宣布辞去华远总经理，专任董事长。其自传《野心优雅》的第一个章节，即以“辞职惊动总理”为题。

任志强多次把自己这样的国企高管比作“管钥匙的丫鬟”。而在自传中，他却讲了很多自己和官员交往的故事。以下为任志强自述。

王岐山曾是我初中辅导员

上初中时王岐山是我班上的辅导员，那时流行同一所学校的高中班同学到初中班当辅导员，我班上的第一任辅导员是姚明伟（王岐山夫人的哥哥〉，中间是蒋小泉，后来是王岐山。从“文革”、“复课闹革命”直到插队，我们都在一起。当时他上高二，他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辅导员，从在校学习到上山下乡，再到北京工作，我都跟他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至今他还会偶尔在半夜打来电话，我们经常一聊就聊很久。

初中的辅导员对我们来说就像大哥哥，他们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导师，但却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阅历帮助我们独立思考。满15岁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队了，岐山找我谈话，让我写申请，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我的注意力却被小学没有的篮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终和共青团擦肩而过。

这件事让岐山至今耿耿于怀，数次见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这一步之差，对我的后来也影响深远。

在学校上学时，同学们称我为“老四”，不是因为我在家中排行第四，而是在上初中的第一堂语文课时，开篇第一章是《粱生宝买稻种》，这个文章中有个人物叫“任老四”。王岐山至今也仍然称我为“老四”。

我复员之后与他再一次相见时，王岐山已经是农研室（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杜老的手下了，后来王岐山先后担任中农信（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体改委副主任、建行行长等职务，我们都有许多接触，记得在郭庄插队的全体同学还曾专门到他家进行了一次聚会。

非典之后，孙安民（时任）副市长主持召开了企业经济发展座谈会，王岐山回京后与我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次座谈会上。

领导讲完话后是企业家发言，王市长（王岐山时任北京市市长）点名让小潘发言，小潘上不了大堂，一看见市长坐对面就开始结巴，我只好打个圆场，抢先发言。我提出应维护市场的稳定，政府应有诚信，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现象，发完言后，我说后面还有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就不等王岐山讲话先告假离席。

会后小潘打来电话，对我抱怨了一顿。小潘说：“你走了之后，王市长将火都撒在了我头上，说‘开发商真不讲理’！你发完言就走，也不听市长说什么。王市长说，‘革命是拿刀革别人的命，而改革则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当年我带着你去延安插队，就是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我不知道小潘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小潘受了一肚子的气，向我抱怨了半天。

一段时间后市长的秘书周亮打来电话，说王岐山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多年不见的我们聊了半天旧情。数年后，岐山的官越做越大了，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与建设部部长的“恩与怨”

汪光焘副市长（1998年至2001年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个工作狂，常常为了工作将会议安排在半夜。

当时，他恰恰负责城建工作和“十一”五十年大庆的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西单文化广场是长安街沿线、城市绿化的重点工程，自然成为汪副市长关注的工程。

这个“技术官员”常常会突发奇想，我最怕的恰恰是本来时间就紧，还要常常被打破计划乱来，因此每次会议都会发生许多的不愉快。

有一次，我接到汪光焘要到现场检查的电话已是晚上10时半多，我已经上床睡了，于是下令让施工现场将全部的灯关掉，向汪副市长报告说现场更换电缆无法检査。

汪副市长的秘书刚好快到现场时，看到现场的灯全熄了，立即给区委书记王长连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王长连书记又立即将电话打给我，我对书记说了实话：本计划后半夜换电缆，我将时间提前了，就是不希望汪副市长没有作息时间地乱检査，好像我们第二天都可以不工作一样。

王书记气得说要派公安局的警察把我抓起来，我说等把我抓到现场供电局也真该停电换电缆了。王书记只好无奈地转告汪副市长说，是因为临时电要改为正式电而停电熄灯了，让汪副市长白跑了一趟。

汪副市长确实是个工作认真的干部，但这种半夜检查和开会的习惯，让北京市所有的干部都非常痛恨和头痛。我有两次是晚上11时到大坑开会，各区的建委一把手似乎都在逃会，而让副主任们去对付汪副市长。

据说升任建设部部长之后，汪光焘仍保持着这个“坏”习惯，也许部里的干部们也很头疼。终于，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汪副市长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那是汪道涵来北京开会，我公司下属的华远旅游公司的副经理孙丹的姑姑是汪道涵的夫人，于是我被邀请参加汪道涵的家庭聚会，汪光焘也参加了这个家宴。

这种家庭式的聚会是最能拉近参加者之间的关系的，汪光焘看我和汪道涵聊得很开心，汪道涵还送了我两套书，也就不再摆出副市长的架子，并对我另眼相待。

如果没有这次机会，我在汪光焘心中大约永远是个“坏人”的形象。后来虽然我们之间仍有多次的争吵，但都没有撕破脸，或许正是因为这次特殊的家宴吧！

在通往餐厅的路上拉住了汪洋

2004年7月，我参加了曾培炎副总理（时任）召开的房地产市场分析座谈会。会议是由汪洋副秘书长（时任）主持的，邀请江、浙、沪三地的副市长、副省长们参加并汇报各地的情况。地方政府官员汇报完情况之后，汪部长（汪光焘时任建设部部长）汇报了前一天开发商的8条意见，发改委副主任刘江汇报了发改委对市场的看法，曾副总理和汪洋副秘书长分别作了指示，其中有一条建议是限制个人消费信贷，以防止房价继续上涨。散会时，谢家瑾司长对我说：“你要专门跟汪洋副秘书长说说，可不能对消费者信贷进行限制，那样市场就完了。”

我理解谢司长的好意，她是从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的，但在行政级别上隔着汪部长，因此虽然不太同意汪部长的意见，也不敢直接对汪洋副秘书长反映。我则无官一身轻，尤其是此前的座谈会上我已经给其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于是撤离会场走向餐厅的路上，我拉住汪洋副秘书长，专门就我在会上的讲话和不能限制消费信贷问题做了一连串的解释和说明。

我明确地提出，可以限制土地的供给和开发商的信贷，但要注意供应量的萎缩有可能产生的供给不足的问题，那样会出现房价的恶性上涨……看得见的政府的这只手，总想用房地产来调节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如经济过热时要压缩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等，这样一定会造成市场中的不平衡。

最终出台的政策是执行严格的“8.31”大限的政策（8.31大限为多部委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于2004年明8月31日之前完成已出让土地的批准手续，8月31日之后要执行严格的土地招拍制度），没有强制限制土地招拍挂中的配建，也没有限制个人消费信贷。

我和刘鹤私底下是朋友

（早在）1984年，没几个人懂什么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连官方项目也是拍脑袋做决定，根本没有要先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一要求，但华远公司要盖座大楼，楼里放些什么东西、如何设计和分配面积都是一张白纸，除了基建之外还要干些什么和如何干更是难题，又要自筹大量的资金，则难上加难。而这些问题都希望能通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找到解决方案。

我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自己的专家库，如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吴晓灵，尚是五道口的学生时就进了我的专家库；另一方面开始寻找做可行性研究的队伍，逐步从商业经营转为靠咨询、研究提供技术服务盈利。我与人民大学工经系的研究生班建立了联系，领头的四个人是邹刚、黄铁鹰、刘鹤与顾从之。

刘鹤是唯一个从政的人，曾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书记，如今是发改委副主任。但他干的还是中央财办主任的活，是经常在中南海里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的高官，“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我们常常见面，在我心目中他不是什么官，私下里我们仍以朋友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