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选举不如抓阄
【鱼论】如果民主体制不能防止选出笨蛋来做国家领导人，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那么，民主选举也就跟抓阄差不多。而那些说“选错了没关系，反正四年之后还可以再选”的，简直就是一群傻逼——你买错了股票以后，也会这么说吗？好像国家搞糟了，跟你在股市输了钱没什么大关系，是吗？那你干吗还要去投票选国家领导人呢？国家好不好，经济好不好都跟你没关系，对吗？
抽签与民主：释放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一）
王绍光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2019-01-04 16:23:29 来源：观察者网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出版了王绍光教授的专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本书是王绍光教授继《民主四讲》后历时十年的心血之作，本文节选书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民主与抽签的历史渊源 “民主”是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1 在即将出版的《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7年）一书中，我试图用详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签（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远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而本书收集的十一篇论文告诉大家，如果摆脱二十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出版 不过，在十九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政治辩论中很少有人提及它，政治实践中它几乎完全绝迹，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法国旅美学者曼宁（Bernard Manin）1997年出版的《代议政府的原则》专门有一章讨论“选举的胜出”，他用“令人震惊”（astonishing）来形容这个对民主釜底抽薪的突变。2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普选权的实现与代议民主的危机 经过底层民众一百多年的争取，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终于基本实现了。 3这时，有人开始意识到，即使完全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4 图一：谷歌Ngram中“普选权”、“政治精英”、“权力精英”、“精英主义”、“社会运动”出现的频率 
图一显示，从1840年前后开始，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曾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人们对它的关注迅速消退。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代议民主在理论上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现实政治却始终牢牢把握在极少数“政治精英”或“权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乐道的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丝毫无助于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义”。 5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 6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7但四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参与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8谢氏那时刚刚卸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谁也无法以不专业为借口挑他研究的刺。 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的出版物多了起来。1967年，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出版了《谁统治美国》；9 1969年，政治学家西奥多•罗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终结》； 前一本书十分畅销，后一本书引起学界热议；两本书都再次对多元民主理论产生巨大冲击。的确，虽然社会中存在种种利益集团，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元民主论所说的平等竞争。相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强大财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雇佣专业游说人士，可以为选举提供金钱支持，可以用种种方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威胁政府把投资移往别处）。这些强势利益集团也许会摆出一副追求公众利益的姿态，但那不过是掩盖其寻租行为的幌子。利益集团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竞争，根本不是民主，只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被少数人绑架，使政府成为特定阶级的工具。 从图一可以清楚看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权力精英”（Power Elite）、“精英主义”（Elitism）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也许是意识到票选内在的局限性，一些人群开始通过动员的方式推动体制外活动，由此形成了一轮政治参与高潮和所谓“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如反战、反核、环保、女权、少数族群、社区等运动。10投身社会运动，使一大批民众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展现出非凡的能动性。12一波接一波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占领突破了西方既有体制的束缚，将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用德国学者克劳斯•奥菲（1940-）的话说，“新[社会]运动的行动空间就是非制度化政治的空间，这是被自由民主与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排除在外的空间”。 13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民主理论对蓬勃兴起的参与热潮无法作出内恰的解释。 如此一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造成社会运动理论生机勃勃的局面，14也激发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代议民主理论，提出一些倡导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理论，如“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后来出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见图二）。15 图二：谷歌Ngram中“政治参与”、“直接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出现的频率 
终结历史的黄粱梦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16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六十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七十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 17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18亨廷顿严词驳斥这样一种说法：“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19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20打着“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21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 22“让民主缩水”，23 “消解人民”，24 “民主的终结”。 25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二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 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26 福山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代议民主的颓势 然而，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了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27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28 “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如果说，开始时，对“民主转型”的失望仍局限于学界讨论的话，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年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29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七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份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30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前文已反复提到，“代议民主”偷换了“民主”的概念：“民主”原指“民治”（by the people）；“代议民主”不是民治，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士行使治权（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the people）。换句话说，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选主”； 31无独有偶，同一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拉尼·吉尼尔教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超越选主：反思作为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32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主”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 在三十五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五个国家中，三个实行强制投票；在三十五国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三十一位，低于60%。33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它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以美国为例，国会选举的投票率基本上在40%左右波动；34地方选举，如州一级，县一级或者镇一级的选举，投票率一般都在25%以下。35别国的情况大同小异。 36由于当选者得票往往是刚刚超过投票者的半数、甚至低于半数，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主”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主”（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更麻烦的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欧美，很多国家的投票率都呈下降趋势，即参与选举投票的人越来越少。37 很明显，只要不是所有合资格选民都参加投票，选举参与就是不平等的；投票率低的国家，选举参与不平等程度就高；投票率越低，选举参与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不平等对谁有利呢？一般而言，不管在哪个国家，占有越多社会资源的群体，投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越高；占有越少社会资源的群体，投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越低；因此，社会资源分布不均会直接反映到投票参与度上去。在代议民主制下，参选人士最关心的是有可能投票的那些群体手中的选票。为了赢得选举或赢得再次当选，他们会推动对哪个群体有利的政策？答案可想而知。38 对此，见多识广的雅克·巴尔赞（1907-2012）在其93岁出版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至今》一书中这样评说：“在西方真正民选的政府中，这一制度已经离它原来的目标和运作模式渐行渐远。首先，选民投票率大为下降；国家大选的胜出者常常是以不到选民人数一半的票数当选的；人民已不再为有选举权而自豪。这种漠然出自对政治家的不信任和对政治的轻蔑，尽管这两者正是代议制政府的机构。政治成了贬义词，被冠以此词的行动或机构被人们嗤之以鼻”。39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40 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41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的；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 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42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 43但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44 同样，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45 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46 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1951-2011）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47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48 “不平等的民主”； 49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50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51 其实，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学者的结论。丹麦学者汉森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中说：“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 著作等身的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1947-）2016年刚刚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民主：一部生命史》； 他对代议民主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对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52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53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的不轻，关于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54但不少人还是只愿承认这国或那国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病症”，却不愿承认代议民主本身已是沉疴难起。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这种幻觉致命一击。利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1995-2014年间获取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欧美各国，人们不仅对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们对作为一种政体的代议民主制也越来越疑虑重重，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越来越倾向否定代议民主制、接受与代议民主不一样的政体。 尤其是在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些趋势越加明显。项目主持人的判断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着全面危机。以前，不少政治学家一厢情愿地以为，代议民主制一经确立，便不再会垮台。对此，该项目主持人用两篇论文的标题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一篇题为“分崩离析的危险”，另一篇题为“分崩离析的迹象”。55 抽签浴火重生 正是在代议民主逐步陷入危机的过程中，更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实现民主还有哪些更有欲、更可行的方式？ 56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代议民主的补充方案或替代方案，如“人人拥有财产的民主” 、“参与民主”、57 “激进民主”、 58“商议民主”、 59 “直接民主”、 60“经济民主”、 61 “民主（数码民主）” 62“包容民主”63等。 正是在对代议民主一波又一波的反思热潮中，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64 抽签上一次有可能成为代议民主替代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图三）。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几年，曾出现过一批与抽签有关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政论小册子。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被发现（1879年、1890年）与出版（1891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5 在这些出版物中，有的直截了当地呼吁用抽签代替票选； 有的用抽签作为区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的一个指标； 还有的会指出抽签的长处、票选的短处。神奇的是，至少有三份出版物都用同一个词形容票选会选出什么样的人：幕后人、操纵者（wire-pullers）；而抽签不同，它选出的是听话的人（sycophant）。 不过，这些出版物似乎没能在政界掀起波澜。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没有人再谈及抽签在现代政治中可能的运用。66
图三：谷歌Ngram中“抽签”、“抽选”出现的频率 当代最早倡导抽签的人可能是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 L. R. 詹姆斯（1901—1989）。他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鼓吹直接民主的论文，标题是 “每一位厨娘都可以治理国家” ，副标题是 “古希腊民主研究与其对今天的意义” 。 67这里标题明显借用了列宁的说法， 副标题则明示论文的重点是古希腊的民主制。詹姆斯详细讨论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中的作用，他确信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当代，因为他完全赞同列宁的理念：经过学习，普通劳动人民也具备治国理政的潜质。不过，由于詹姆斯的激进身份，他的观点并没有在主流学界和政界引起广泛的注意。 此后十几年间，只有在1959年出版了两份研究政治中抽签的论文，一位作者是考古学家，另一位是社会学家，其文章都属纯学理性质，完全不涉及民主理念。68 1970年，当人们对政治精英的反感（图一）、对直接民主的兴趣（图二）达到一个峰值时，在西方政治学届、尤其是民主理论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伯特•达尔出手了。他那年出版的一本小书题为《革命之后？美好社会中的政治权威》。69该书指出，代议民主（达尔称之为“多头政体”Polyarchy）与理想民主的距离必须以光年（light years）计，它有三大问题：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大公司权力巨大、所谓民主政府权力巨大。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头政体的民主化，达尔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重启抽签这种机制。 更具体地说，达尔建议，为多头政体里每一位重要官员（市长、州长、众议员、参议员、总统）配备一个顾问委员会；这些官员每年必须定期与其顾委会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对重要议题的辩论，考虑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70每个顾委会由几百位抽签产生的成员组成，他们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如果成员是穷人或失业者，他们可以为参与顾委会活动获得津贴。达尔深知，在抽签与有关抽签的讨论消失近200年后，很多人会对他的提议感到震惊。因此，他书中涉及抽签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回应各种可能的疑问。71 尽管达尔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地位很高，在该书出版前不久，刚卸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但他的这项提议以及他这本书当时遭到冷遇。72不过，达尔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在其后几十年间，他至少在五个出版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用抽签机制改造代议民主，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1989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民主在历史上已经走过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向民主城邦，第二次转向共和主义、代表制与平等。73该书的最后一部分题为“迈向第三次转型”；在这里，达尔勾勒了一幅民主的未来图景，抽签是其中一个关键机制。他认为，克服代议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抽签的方式在立法机构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大众的“微型大众”（Minipopulus，简称“微众”）。74 其具体建议是，在全体公民中随机抽取大约1000人，组成“微众”，它的任务是就某一个政策议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商讨，并最终公布其政策建议。75这些人不必聚集在一处开会，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碰面”。还可以设想，由一个“微众”设置政策议程，另设多个“微众”，每个“微众”专就政策议程上的某个议题进行商讨。76各级政府都可以设置这种“微众”，也可以选派一些学者、专家、政府工作人员为这些“微众”提供咨询服务。“微众”还可以召开听证会、委托研究机构提供背景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与辩论。由于“微众”是随机产生的，在达尔看来，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全体公民；它们的判断就是全体公民的判断。77 不过，达尔并不主张用抽签取代选举，它只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补充。 （本文摘自《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曾单独发表在《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一辑，翻页请看书的详细介绍和尾注） 注 释/ 446 1 在本文集中，“抽签”是外延比较宽的概念，“抽选”是外延比较窄的概念，专指单纯用抽签的方式选取官员。本文的最后两节“抽签理论：从边缘到主流”和“抽签实践：遍地开花”，以《西方民主一个新动向：抽签的理论与实践》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70卷第4期2017年7月，此处发表的是全文，特此说明并致谢。 2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9. 3 例如，美国18岁男女的普选权直到1971年才实现；瑞士妇女的普选权直到1990年才实现。 4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Modern Democracy (Copenhagen: 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 2005), p. 23. 5 约瑟夫·熊彼特（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0-413页。 6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7 John H. Summers, “The Deciders,” New York Times, May 14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05/14/books/review/14summers.html?pagewanted=all&_r=0. 8 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pp.30-36. 9 G. William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10 N.J: Prentice-Hall, 1967). 11 Theodore J. Lowi, The End of Liber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12Hanspeter Kriesi, et al.,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UCL Press, 1995);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Michael P. Hanagan, et al., Challenging Authority: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Paradigm, 2004), Chapter 4 “Twentieth-Century Ex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p. 65-94. 13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eds.,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Terry Nichols Clark and Michael Rempel, eds., Citizen Politic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14Claus Offe,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Vol. 52, No. 4 (Winter 1985), pp. 826. 15Steve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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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ington, “The Democratic Distemper,” Public Interest,No. 41 (Fall 1975), pp. 36-38.[1]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Harvey Feigenbaum, Jeffrey Henig, Chris Hamnett, Shrink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Privat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2Joe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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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tner, Democracy in Declin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31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 32拉尼•吉尼尔，“超越选主：反思作为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见王绍光主编、欧树军译《选主评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第87-134页。 33 Pew Research Center, “U.S. voter turnout trails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August 2, 2016,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8/02/u-s-voter-turnout-trails-most-developed-countries/. 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为59.7%，见The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2016 November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Rates,” http://www.electproject.org/2016g. 34The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National General Election VEP Turnout Rates, 1789-Present,” http://www.electproject.org/national-1789-present. 35Mike Maciag “Voter Turnout Plummeting in Local Elections,” Governing the State and Locals, October 2014, http://www.governing.com/topics/politics/gov-voter-turnout-municipal-elections.html#graph; Daniel Denvir, “Voter Turnout in U.S. Mayoral Elections Is Pathetic, but It Wasn't Always This Way,” Atlantic Citylab, May 22, 2015,http://www.citylab.com/politics/2015/05/mayoral-election-voting-turnout/393737/. 36英国最近的例子见Daniel Wainwright, “Council Elections: Five Ways to Get More People to Vote,” BBC News, May 3, 2016,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36047612. 37Mark Gray and Miki Caul, “Declining Voter Turnou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1950 to 1997: The Effects of Declining Group Mobi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9 (November 2000), pp. 1091-1122; Mark N. Franklin, Voter Turnout and the Dynamics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since 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Governance and the Law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7), p. 228. 38 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12-256页。 39雅克•巴尔赞（林华译），《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790-791页。 40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42), p. 1. 41David Robertson, A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London: Wiley, 1976); Richard S. Katz, A Theory of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Seymour Martin Lipset, “What are parties fo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1(1996), pp. 169-175. 42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Press, “Trend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1939 – 2012,” June 1, 2012,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2/06/01/trend-in-party-identification-1939-2012/. 43Gallup, “Party Affiliation: Trend since 2004,” February 2, 2017, http://www.gallup.com/poll/15370/party-affiliation.aspx?version=print#top. 44见 “List of third party performances in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hird_party_performances_in_United_States_elections. 45Ingrid van Biezen, Peter Mair and Thomas Poguntke, “Going, going, . . . gone? 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1, No 1 (2012), pp. 24-56. 46The Economist, “What is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ch 1, 2014,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 47Peter Mair, Ruling the Void: The Hollowing of Western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13). 48Zoltan L. Hajnal, America’s Uneven Democracy: Race, Turnout, and Representation in City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9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8). 50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2, No. 3 (September 2014), p. 565 51Jeffrey A. Winters and Benjamin I. Page, “Oligarchy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4 (December 2009), pp. 731-751; Jeffrey A. Winters, Oligar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11-253. 52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Modern Democracy (Copenhagen: 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 2005), p. 23. Paul Cartledge, Democracy: A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53Paul Cartledge, “Ancient Greeks would not recognise our ‘democracy’ – they’d see an ‘oligarchy’,” The Conversation, June 3, 2016, http://theconversation.com/ancient-greeks-would-not-recognise-our-democracy-theyd-see-an-oligarchy-60277. 54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 “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7, No. 3 (July 2016), pp. 5-17; 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 “The Signs of De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8, No. 1 (January 2017), pp. 5-15. 55王绍光主编、欧树军译《选主评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56J. E. Meade, Efficiency, E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4). 57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58Stanghton Lynd, “The New Radicals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Dissent, Vol. 12, No. 3 (July 1965), pp. 1-10; Macpherson, C.B.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59 Joseph M. Bessett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 in Robert A. Goldwin and William A. Schambra, eds., 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1980), pp. 102–116; Joshua Cohen (1989). “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Alan Harmlin and Philip Petit, eds., The Good Pol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60 Benjamin R.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1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这表明达尔的民主观点发生了变化，认识到多元民主无力解决经济不平等带来的政治不平等问题，亦见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3r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p. 169-172. 62 Christa Daryl Lowder Slaton, Televote: Expan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Quantum Ag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90, http://scholarspace.manoa.hawaii.edu/bitstream/10125/10119/2/uhm_phd_9030581_r.pdf; James H. Snider, “Democracy On-line: Tomorrow's Electronic Electorate,” The Futurist, Vol. 2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4), pp. 15–19; Barry N. Hague and Brian D. Loader,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Routledge, 1999). 63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 (London: Cassell, 1996). 64Aristotle (Translated by Frederic G. Kenyon), On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91). 65Anonymous, Election by Lot the Only Remedy for Political Corruption (Montréal: Dawson Brothers, 1884). 66Arthur M. Wolfson, “The Ballot and Other Forms of Voting in the Italian Commun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 No. 1 (Oct., 1899), pp. 1-21; A. H. J. Greenidge, A Handbook of Greek Constitutional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896), pp. 163-164. 67 G.F. Schomann, Atheni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s Represented in Grote's History of Greece (London: James Paeker and Co., 1878), p. 81; Anonymous, Election by Lot the Only Remedy for Political Corruption (Montréal:DawsonBrothers, 1884), pp. 7, 14, 20; James Wycliffe Headlam, 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1), p. 36. 68 C. L. R. James, "Every Cook Can Govern: A Study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Its Meaning forToday," Correspondence, Vol. 2,No. 12 (June 1956), pp. 1-32. 69 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几周，列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见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307页。 70 到2017年初，谷歌学术搜索显示，这篇论文共被引用12次。 71 Mabel Lang, “Allotment byTokens,”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Geschichte, Bd. 8, H. 1 (Jan., 1959), pp. 80-89; Vilhelm Aubert, “Chance inSocial Affairs,” Inquiry, Vol. 2, No.1-4 (1959), pp. 1-24. 72 Robert A. Dahl,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22-125. 73 谷歌学术搜索显示，该书在达尔所有著作中引用率几乎是最低的，且大多数引用发生在1990年以后。 74Robert A. Dahl, “On RemovingCertain Impediments to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2, No. 1 (Spring, 1977), p. 17; 75Robert A. Dahl, “Sketches for a Democratic Utopia,”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10, No. 3 (1987), pp. 204-206; 76Robert A. Dahl, “Political Equality in the Coming Century,” in Keith Dowding, James Hughes, and Helen Margetts, eds., Challengesto Democracy: Ideas, Involvement, and Institutions (London: Palgrave,2001), p. 15; Robert A. Dahl, “Democratic Polities in Advances Countries: Success and Challenge,” in Atilio A. Boron, ed., New Worldwide Hegemony: Alternatives for Change and Social Movements (Buenos Aires: CLACSO, 2004), pp. 63-65.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0; 77 20世纪90年代，本人在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曾与达尔教授讨论过抽签的利弊。他当时仍持这种看法。
本书是王绍光教授继《民主四讲》后历时十年的心血之作。此书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证明，在过去2600多年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主要方式是抽选而不是选举。全书各章分别叙述了从雅典到威尼斯的民主、共和政制中，抽签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运用抽签的原因，抽签过程如何操作，抽签对当时的政制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等等，全面探讨了抽签这种遴选方式在民主、共和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复原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运作，细致展现了抽签模式在其中的具体实践。 《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雅典民主与抽签 雅典并不是第一个民主/ 004 雅典民主的兴衰/ 007 雅典民主的支柱/ 012 雅典民主与抽签/ 022 雅典民主: 小结/ 048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与抽签 “共和” 概念的演化/ 061 罗马共和国的兴衰/ 065 罗马共和国的支柱/ 072 罗马共和制与抽签/ 081 罗马共和制: 小结/ 135 第三章 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抽签 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兴衰/ 145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支柱/ 159 佛罗伦萨共和制与抽签/ 171 佛罗伦萨: 小结/ 221 第四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抽签 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变迁轨迹/ 237 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柱/ 260 威尼斯共和制与抽签/ 276 威尼斯: 小结/ 350 第五章 抽签: 从式微到重生 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 369 抽签的式微/ 377 选举与民主的变异/ 390 抽签与民主的重生/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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