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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戴妃】想過平民生活微服度假 保鑣:戴妃同巴伐洛堤調情 2017-07-22 04:06:55

【憶戴妃】想過平民生活微服度假 保鑣:戴妃同巴伐洛堤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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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時間 (HKT): 0722 13:39



戴妃與私人貼身保鑣沃爾夫(左)戴妃與男高音歌王巴伐洛堤(右)

英國已故威爾斯王妃戴安娜生前的私人保鑣沃爾夫(Ken Wharfe)出書大爆戴妃的生活點滴,這位廣受愛戴的「人民王妃」渴望過平民生活、愛微服低調度假,更曾與著名男高音歌王巴伐洛堤(Luciano Pavarotti)調情。


沃爾夫在1987年至1993年間為戴妃提供全天候貼身保護,當時她仍是查理斯妻子。沃爾夫憶述1989年春天,戴妃對他如是道:「我想去度假但不想任何特別待遇。沒麻煩。我想像一般人那樣,想做個正常人。」在戴妃堅持下沃爾夫不得不遵從,他直言戴妃可以是個很難服侍的女人,「當她狀態最好時,無人比她更好;相反,最好離她遠一點」。


來到出發當日,沃爾夫一早來到肯辛頓宮準備帶戴妃坐機場快線前往機場,準備坐廉價航空公司的經濟艙前往法國。戴妃不滿:「為何我們要這麼早離開?飛機3點才飛、我11點半還要去弄頭髮。」沃爾夫解釋:「我不知道你如何去弄頭髮還準備趕得上排隊寄行李及過保安檢查。假如我們坐公共交通工具,就會錯過飛機。」戴妃驚訝:「真的那麼花時間?」結果戴妃還是要放棄平民體驗,由司機送到機場。到步後櫃位前的人龍已經非常長,戴妃遭一群女子認出,旋即被20人包圍,戴妃向沃爾夫發出求救眼神,早有準備的沃爾夫隨即安排戴妃應有的特別待遇,送她到VIP區休息。


1990年8月,戴妃與媽媽以私人身份到訪意大利維羅納,一行人前往欣賞巴伐洛堤演出,戴妃大為歡喜。巴伐洛堤在人群中把戴妃認出,並邀請一行人到衣帽間。沃爾夫說:「他用破爛的英語,離譜地與早已嗒糖的戴妃調情。」表演結束時已經晚上10時,情緒高漲的戴妃突然宣佈她現在就要去威尼斯,決心不容動搖。


總結意大利之旅,戴妃道:「假如我每月有一次這種自由,就會令我的工作更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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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西魏墓葬 出土東羅馬與波斯貨幣 2017-07-11 04:29:37

陝西西魏墓葬 出土東羅馬與波斯貨幣

發稿時間:2017/07/11 11:38

最新更新:2017/07/11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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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陝西省西咸新區日前發現一座西魏時期鮮卑武將墓,其中除大量彩繪俑等陪葬品外,還出土2枚東羅馬金幣和1枚波斯銀幣。(圖取自華商報網站news.hsw.cn)中國大陸陝西省西咸新區日前發現一座西魏時期鮮卑武將墓,其中除大量彩繪俑等陪葬品外,還出土2枚東羅馬金幣和1枚波斯銀幣。(圖取自華商報網站news.hsw.cn)

(中央社台北11日電) 中國大陸陝西省西咸新區日前發現一座西魏時期鮮卑武將墓,其中除大量彩繪俑等陪葬品外,還出土2枚東羅馬金幣和1枚波斯銀幣。據考證,這2枚貨幣是中國境內發現迄今最早的西方貨幣。

華商報報導,古墓墓誌上載,墓主名醜,字醜奴,本屬鮮卑族步陸孤氏,西域36國期間歸順華夏並改姓為陸。墓主在北魏孝武年間,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元年加散騎常侍,後又遷平北將軍大中大夫,拜爵樂陵縣開國子,邑三百戶。

根據墓誌內容,墓主於大統四年(公元538年)病逝,葬於雍州城西北二十里平陵原。該墓除了胡人俑、駱駝俑、玻璃器外,還出土了2枚東羅馬金幣和1枚波斯銀幣。據考證,這兩枚金幣也是中國境內發現,迄今時間最早的西方國家貨幣。

這次考古挖掘領隊、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陽考古隊隊長許衛紅表示,其中1枚金幣因為正面有東羅馬帝國皇帝「阿納斯塔修斯」(Anastasius)字樣,因此也叫「阿納斯塔修斯一世」金幣。

報導表示,這枚金幣圖像清晰,錢紋完整,大小比現在的人民幣1角硬幣稍大,重約3.1公克。正面有右手持長矛的皇帝半身像,背面為站立的側身帶翼女神,當時的西方社會稱為「勝利女神」。

許衛紅說,中國境內出土的東羅馬金幣與波斯薩珊王朝銀幣數量較多,地點多集中於絲路沿線或中原地區中心城市,時代一般為北周乃至隋唐時期。

他表示,包括1978年河北省磁縣發掘的茹茹公主墓,墓主為東魏高歡第九子高湛之妻、柔然族鄰和公主閭氏,下葬時間為公元550年,同樣出土西方貨幣,但仍晚於陸醜墓十餘年。

據報導,這次的考古在古墓中還發現漆墓器、玻璃器、釉器等遺物,與上百枚綠豆大小的串珠,初步判斷為當時北方游牧民族服飾上的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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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平「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一個批判性的評估 2017-07-08 02:06:29

潘志平「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一個批判性的評估

2017年04月14日 ⁄ 蒙藏疆 ⁄ 共 19214字 ⁄ 字号   

摘要:1944年新疆伊犁發生暴動,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伊犁暴動,發生在一個特別的地域,即深受伊斯蘭教影響且與蘇聯相毗鄰的地區;發生在一個特別的時代,即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伊斯蘭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因此,這場暴動與蘇聯及本地的宗教勢力存在着複雜的互動,集中表現在蘇聯暗地支持下、具有宗教色彩的「革命」,但本質上,這場暴動屬於旨在分裂中國的民族主義邉庸牣牎!笘|突厥斯坦」思想源自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雙泛」),而作為「雙泛」之紐帶,「扎吉德」(jadīd)邉釉谄渲衅鹱胖陵P重要的作用。儘管直至1908年以前新疆還沒有「東突厥斯坦」的概念,但民族主義者開始積極從國外引入「東突厥斯坦」概念和思想,並通過想像構建自己的突厥“nation”,而將中國視之為與自己完全無關的「漢人」( )國家。民國以來,中華國民國家和國民意識一定程度的迷失,為這個「共和國」和「東突厥斯坦」邉拥淖躺峁┢鯔C。

關鍵詞: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三區革命 伊寧事變 「雙泛」 「扎吉德」邉

伊犁,中國西北重鎮,乾隆二十七年(1762)設「伊犁將軍」,為總統新疆天山南北事務的最高軍政長官。清廷自同治三年(1864)失去伊犁以西以北至巴爾喀什湖大片國土後,伊犁成了與俄國直接接壤的邊陲之地。1944年夏,新疆政局劇變,先是伊犁周邊出現反政府的游擊隊活動,一開始並未引起新疆軍政當局特別重視,但至秋末,伊犁局勢急轉直下,11月7日,得到蘇聯支持的反政府武裝份子直接攻擊伊犁首府伊寧市,經過數天激戰,伊寧市內國民政府軍警各據點相繼被攻佔。11月12日,武裝份子在伊寧市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史稱「伊寧事變」(台灣和西方學界),或「三區革命」(中國大陸和蘇俄學界)。

這一突發的歷史事件,有着複雜的國內外背景,值得討論的問題很多,有些問題原來爭議很大,如它與蘇聯的關係問題。英國學者福布斯(Andrew D.W. Forbes)就曾指出:「蘇聯儘管繼續,而且一直大聲矢口否認」,「但至少有一次似乎說漏了嘴,那是在1967年5月14日,蘇聯塔什干電台維吾爾廣播說,『⋯⋯在偉大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國家,向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民族軍提供武器和受過訓練的指揮員』」1。另一位英國學者泰勒(Christian Tyler)也提到:「起義軍人穿着印有斯拉夫大寫字母BTP的軍服,BTP表示“ВосточинаяТуркеская Респубника”〔東突厥斯坦共和國〕」2。要真正比較清楚地解答這一問題還需依據蘇聯的解密檔案,俄羅斯學者巴爾明(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指出:「儘管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提到了蘇聯在組織這場邉又兴鸬淖饔茫伸度狈Χ砹_斯方面的檔案資料,他們對這方面的論述始終含混不清」,他的結論是:「蘇聯領導人不僅在起義的組織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向起義者提供了物質和軍事技術援助,派遣了教官,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的活動」,「今天我們可以肯定地說,1944至1945年北疆三區起義邉拥某晒υ谠S多方面取決於蘇聯全方位的積極援助」3。

這類問題,不論站在甚麼立場,隨着相關歷史檔案的解密,事實會弄得愈來愈清楚。本文將由事件的性質入手,從中國大陸研究的困境、西方的視角、蘇聯的說教,以及「東突厥斯坦」邉拥脑戳鞯葞讉方面,探討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研究的相關問題,希望以此推動關於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

一 暴動、事變,還是匪亂、革命?

首先要問的問題是,1944年新疆伊犁發生了甚麼,或者說事件的性質是甚麼?

國民政府和新疆當局最初的定性是「伊犁匪患」或「伊犁匪亂」,如吳忠信1944年11月9日在日記中寫道:「晨聽於參珠L報告伊寧匪患近訊。」11月21日,蔣介石身邊的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在日記中寫道:「伊犁匪患愈鬧愈烈⋯⋯伊犁匪亂,乃蘇聯預定之計劃。」4這些都是軍政長官內部說法,後來公開場合則使用中性的「伊寧事變」,並把事變發動方稱為「伊方」。至今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回憶錄中,還仍然沿用這些說法5。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蘇聯駐迪化(烏魯木齊)領事的斡旋下,1945年國民政府與伊方開啟和平談判,也就是說,政府怎會與土匪談判?其實,事變發生之時雖有搶劫、強姦、殺人,但發動方立即「建國」,組建「臨時政府」的各部,公布「國旗」,並通過〈政府宣言〉6。更重要的是,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很快從前線報告中獲悉,事變有蘇聯直接參與的背景7。因此,1944年伊寧發生的事變不是一般殺人越貨的土匪行徑,而是以分裂、獨立為政治目標的武裝行為。

伊方領導人阿合買提江.哈斯木(Ehmetjan Qasimi)8稱:「這場為真理而進行的偉大鬥爭,在伊犁取得勝利。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民族解放革命的浪潮湧向伊犁、塔城、阿山地區,開始波及全省。」9伊方的另外兩位領導人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IshakbekMununof)10和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Delilqan Sugurbaef)11曾分別撰文〈民族軍是十一月革命勝利的堅強保衞者〉、〈在阿山人民慶祝「11.12」民族解放革命四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2。可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民族解放革命」、「十一月革命」、「11月12日革命」是當時伊方的自稱,其中「革命」是關鍵詞。

「革命」譯自西語的“revolution”,是近代政治的產物。自古以來就有「造反」(rebellion)的說法。1789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詢問他的大臣:這是否是一次造反。大臣答道:「不,陛下,這是革命。」(Non, sire, c’est une révolution)這位大臣不經意地開啟了「革命」這一政治術語,並為它「成為現代政治的一個重要概念或神話做出了重要貢獻」13。自此以後,可說步入了激動人心的「革命」年代,就剛過去的二十世紀來說,有俄國的十月革命,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在中國則有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革命意味着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更意味着時代的變遷、思想的浪潮,其中有的有激情、有理想,有的卻是妄想或臆想。也就是說,聲稱革命的並非都能推動社會進步。毛澤東是世紀偉人,但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在看來,就稱不上有積極意義的革命。

1944年伊犁的「革命」〈宣言〉第一、二條就是:「在東突厥斯坦領土上永遠消滅漢人統治」,「建立真正解放的獨立共和國」14,「革命」的動機和行為,僅僅就是要將這塊土地從中國分裂出去,要把漢人從這塊土地消滅掉,這是極端的民族主義,這種「革命」不具有任何積極意義。

1945年10月15日,自稱「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代表阿合買提江等一行三人赴迪化,聲稱要與國民政府代表以同等地位交換「兩國」國書(談判代表證書),否則不進行談判。後來在蘇聯駐迪化領事斡旋下,伊方放棄交換「國書」的要求15,以「暴動區域人民代表」身份與國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最後形成《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之條款》,這說明,伊方和國民政府最終在「暴動」這一提法上取得諒解。

總之,伊犁暴動,既不是「匪亂」,也不是任何積極意義上的「革命」,較合適的中性提法是:由民族主義的「暴動」引發中國邊疆危機的「事變」。

二 中國大陸:「革命史」研究的困境

中國共產黨機關報《解放日報》關於伊犁暴動的早期報導,用的是「新疆少數民族自治邉印惯@一提法16。1949年初,毛澤東與秘密來訪的蘇聯領導人米高揚(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在談話中說道:「隸屬於烏魯木齊政府的新疆伊犁州發生獨立邉印!17其實,1950年以前,中共方面對這個「共和國」也沒有統一和適當的稱呼,或者說還不知道應怎樣稱呼它。1949年秋,中共派駐伊犁聯絡員鄧力群以及中共中央軍政領導人的電報中談及「三區革命」時,有時稱之為「伊犁自治區」或「伊犁當局」,但用得較多的是「伊塔阿三區」。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致函「三區政府」主要領導人阿合買提江,信函抬頭稱之為「新疆伊寧人民特區政府」代表。11月11日(「革命」五周年),毛澤東致電時任新疆保衞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代主席賽福鼎.艾則孜(Seypidin Ezizi),稱之為「伊犁革命」;至於中共何時正式稱呼為「三區革命」,仍有待查證,但應是1950年以後的事了18。

毛澤東早年關於「伊犁」「獨立邉印沟恼f法,只是近年在蘇聯解密檔案中披露出來。此前,世人所知的只是1949年那幾份信函、電文。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的信函說:「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邉拥囊徊糠帧19」10月22日和11月22日,毛澤東為阿合買提江等五人因空難逝世分別題碑文和發唁電稱:阿合買提江五同志「永垂不朽」20。因為有了這些函件、電文,就足以給這場暴動以「革命」的光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陸學人就很難另作文章。由新疆社會科學院組織編纂並於1980年代出版的《新疆簡史》認為這場「革命」,「是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新疆各族人民中的先進份子領導下,在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洶湧澎湃的革命鬥爭勝利配合下,在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的政治、經濟、精神、物質等方面支持下,爆發的反對國民黨的鬥爭,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21。現在看來,這樣的提法多少有點讓人失笑。

事實上,「革命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對這樣的難題:論證具分裂性質的「東突厥斯坦革命」是如何「匯入中國革命的洪流」的22?厲聲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中論證了「三區革命」的「二次革命論」23,並撰寫了專題論文〈三區革命邉又械摹付胃锩辜捌浔尘啊担J為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總統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退出歷史舞台為標誌,「三區革命」經歷了「二次革命」,致使「三區革命」邉訌摹阜至讯玖觥沟蔫滂粝陆饷摮鰜24。其實,按照賽福鼎的說法,這個「二次革命」提法最初由「三區革命」領導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irim Abbasof)提出25。問題是,既然有「二次革命」,那麼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分裂政權的那次「暴動」,難道可視為第一次革命嗎?

1998年出版的《新疆三區革命史》的主要撰寫人之一、新疆師範大學教授杜瀚2009年再論新疆「三區革命」史,認為蘇聯組織、策動、支持、控制新疆「三區革命」,並促成三區和國民黨中央和談,只是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在革命過程中發生過分裂祖國、反漢排漢的嚴重錯誤,三區最終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26。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科研基金資助出版的《新疆三區革命史鑒》一書,對此的解釋如下27:

〔臨時政府宣言〕突出的一點便是聲明脫離中國,建立所謂「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這樣露骨的分裂主義宣言,完全越出了阿巴索夫當初籌建「解放組織」時「建立自由、解放、民主的省份」的宗旨⋯⋯臨時政府內部鬥爭是明顯的。一方要在117日的十月革命紀念日發動武裝起義,另一方卻要在1112日(此為1933年喀什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立日)在伊犁另外建立一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鬥爭初期,伊犁的領導權無可避免地掌握在後者手中。於是我們看到,一場為反抗剝削壓迫的正義鬥爭,怎樣在艾力汗.吐烈等人的引導下,走上了一條令各族人民擔憂的危險道路。

但問題是,將這場「反抗剝削壓迫」的暴動與「階級鬥爭論」連繫,確實有點牽強。筆者認為,此書所列舉的「收繳槍支」、「獻馬邉印28,多半是引發暴動的導火索,所謂的「階級鬥爭形勢」大體上是受制於撰寫「革命史」的要求而提出的。

中國大陸學界關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即便現已有很大進步,但還未能突破毛澤東當年的定性。筆者於2004年底在烏魯木齊參與「新疆穩定與發展高層論壇」,蘭州大學副校長楊恕在會上提出,1944年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已為境內外民族分裂份子的一面旗子,應開展並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但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的回應是,此問題太敏感,還是放一放。至此,中國大陸學界有關這場「革命」的研究,還是存在研究禁區,比如,與當年分裂活動相伴隨的民族仇殺活動,至今仍諱莫如深。

台灣學者吳啟訥關於新疆現代史研究的評述,總的說來是一篇十分優秀的論文,他批評中國大陸學者「受到政治因素的形塑」,有的地方說得不無道理,但他批評「中共官方框架下的新疆現代史研究」,結論竟是:「正是由於中共史學壟斷了現代中國境內所有民族歷史的詮釋權(例如「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反而迫使維吾爾人否定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或將這種關係簡化為單向的侵略與反侵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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