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文学和人物五
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写写东西，愿意把一些心中的所思所想传递给他人，这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写作，因为他们做的就是码字的工作，这是应该的。其实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不是文字操控者，而是成为了文字的奴隶。他们必须从脑袋中拉出长长的钞票生产线，以支付随处可见的账单，这就是职业文人的现状。在职业文人中记者和作家是两波最大的群体，记者或许属于前文所述的情形，而作家则是一个矛盾融合的怪物。有人曾经很羡慕作家的生活，不用朝九晚五的上班，却可以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其实作家的困扰比旁人多的多，源于他们的思维很难从自己的作品中抽离，无时不刻的不再揣摩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当然现代的社会特性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很难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人的精神总在高度紧张。但是做为一个具有艺术标准的作家，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不仅要顾及到自己的想法，还得去迎合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就像一只迷路的白鼠在迷宫里穿梭。有些戏谑的是，写作和某种人生有高度的一致性，人生也在寻找迷宫的出口。这种找迷宫出口的过程是非常迷惘的，人们总想跳出框架当一个逍遥派，不去顾及台面上的是是非非，结果只能是自缚手脚枉费武功。写作同样是如此，书内的东西被书外的一切所影响，书内是另一个丑陋的社会和地狱。想理清这么多的障碍和异议，又得把一些思想完全的表达，想想就让人抓狂。这些现象在莫言的身上得到了验证，一个中国最著名的作家竟然叫莫言，如此的反讽让人无言以对。每次看到莫言的时候，总觉得他受尽了万般委屈，五官就像一瓶被摔碎了的旧染料泼洒在了拇指一般大的地方。尤其是他的那双眼睛，上眼皮和下眼皮几乎贴在了一起，变成了一条缝儿。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他在闭目养神呢，事后才发觉他的眼睛藏在了心脏的后面。莫言的眼睛其实很有神，就像一只天上飞翔的大雕，只不过他离你的距离太远。有人对于莫言莫衷一是，很多人认为莫言屈服于体制，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讲出符合他身份的立场。其实在莫言的采访中，他也曾表现出对于刘晓波的某种同情，还说刘晓波可以去搞自己的政治嘛。没想到在此之后，莫言后几次在接受采访时，都在有意的回避政治形态方面的问题。这并不令人奇怪，作为一个共和国培养的作家，当局自然不能让莫言讲这个国家的坏话。从内心的深处莫言可能也不愿和这个政府翻脸，毕竟他的成长也得益于此。他曾经在部队呆过，之后又进了师范大学的鲁迅文学班。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他五年级时就辍学了，干了十年的农村劳动。莫言的成长和学习都是在军队里，应该说军队对于莫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是军队让莫言成为了作家。很多媒体在莫言对刘晓波云云之后，不断在这个问题上对莫言进行发问，结果是莫言不得不尴尬的说了一句话。“别逼我说话，该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说。”这样的回答在全世界都是异类，更不用说是来自于一名诺奖得主，从中也可以窥见莫言的无奈。看着莫言那种手足无措的状态，不禁为他心酸，他颇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大白鹅。虽然莫言可以在书本上舞文弄墨，在生活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门外客，他的确不擅言谈。莫言很有自知之明，他的父亲同样是个明白人，毕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什么是祸从口出。用一种幽默的口吻来调侃莫言，他的烦恼从外貌上看的确是无以为加，不然也不会脑袋上的头发越来越少。
  作为一个作家，寻找迷宫的历程有多么困难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因为无论怎么走都无比困难。在这里想到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世界上有没有可以实行的中间道路是值得怀疑的，就连书本中有没有中间道路都值得怀疑。左派因为你不属于左派而批判你，右派因为你不属于右派而批判你。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就笔者看来有很多种，对应不同的文学类别。就如今的社会来说，小说占了主流，而小说的目的就是批判。生活中的美丽和美好虽然也值得歌颂，但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这是理所当然的，过多的赞扬反而会令人双脚离开地面。只有批判才能让人觉得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周遭的人物是真实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一本书的深度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更来自于他的思想程度，思想上的批判愈是彻底写出来的东西文学性就愈强。当然这并不意味在写成的文字中充斥着白话的口号，条理清晰的将那些丑闻揭穿，而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将它们用文学表现出来。文学表述上的旁观者并不等同于生活准则上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