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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的博客  
作者:骆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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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雪梅和我 -- 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 2019-08-15 17:42:50

雪梅和我
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

 

  引子

二〇一七年七月初,二十几位在北美的大学同学及家属相聚于洛基山下。我们在星空下、篝火旁,相互追问各自毕业后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几十年不见,老同学们热情洋溢。他们追问我和雪梅相识、相爱的过程,以及过往的生活经历。我也被感染,那天晚上说了很多话。后来几天余兴未尽,又和多位同学谈到更多细节,以及对爱情、婚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尘封的往事重新涌上我的心头。其中很多事,几十年来都没有机会再想到过。从洛基山回家的一路上,年轻时的画面继续在我头脑里翻转,挥之不去。离那段历史越远,就越觉得记忆的宝贵。如果不趁早写下来,恐怕以后会遗忘。于是我就开始下笔写这篇文章,以纪念雪梅和我的青春与爱情。

  美好的相识

一九九零年上海的春天,在我眼里显得特别美丽。六四事件对我的冲击,因为一个宽待在校学生的新政策,出人意料地开始减退。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家和社会经历了惊涛骇浪。我的生活和思想也随着大环境而跌宕起伏,人迅速成长和成熟。我看人生和社会的视野变得开阔很多,自信心大涨,觉得经过了锻炼,无论未来如何变幻,我都能够应付。我也有了新的人生信念,看淡了事业成功、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等世俗目标。

六四后“抓大学生”,造成民怨暗积,国际观感恶劣,国际制裁加剧。当权者担心自己的生存,对待学生的手段只好软化一些。当时宽待学生,属内部政策,从来没有公布过。但朋友之间的小道消息既快又准,所以我们都知道。新政策出台前,警察经常把我关在小黑屋里,审讯我、并逼迫我写交代材料。我一直担心随时被投入监狱。小黑屋之外,我的学籍也成了问题。早在1988年末,交大就正式公布过,我将在1989年秋季免试直读研究生。但是1989-1990学年过去了大半,学校却一直不允许我在研究生院注册。新政策出台后,我的境遇有了明显改善。警察不再找我麻烦了,交大也对我好些,让我变成了正式的研究生。我自觉很幸运。但是想到还有那么多没有学生身份的人身陷囹圄,我的好运让我有隐隐的负罪感。我前途茫茫。六四摧毁了原来的人生规划,但我并不觉得沮丧。相反,这场变故使我领悟到一些社会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外加不用坐牢了,所以我心情大好。

我又正常读书,锻炼身体,与同学、朋友们聚会了。一年多以来,我的神经高度紧张。现在突然放松,我如释重负,心情格外舒畅,觉得山也俊、水也秀、连空气都是甜的。在我眼里,马路上的女孩们尤其靓丽动人。失去过自由就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自由原来如此脆弱。重获自由,才切身体会到,自由是多么美好。我新添了急迫感,要赶紧去做那些想做、但还没有做的事情,不愧对宝贵的自由。以前我憧憬爱情,但总是自我设限,故意躲避。劫后余生,我丢掉了拘谨,胆子变大了。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毫无羞耻感地注视着校园里的漂亮女生们。而雪梅就是我眼里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一个。

我和雪梅的相遇,很大的成分是因为运气。相识之前,我们好几年同在交大的徐家汇校园。这个校园并不特别大,后来回想,觉得我们应该以前也见过面,但彼此都没有留给对方什么印象。那个春天,天公作美,不知什么原因,在短短几天内,我在校园里多次遇到她。所谓“遇到”,其实经常只是“远远看到”。当时的经验是,一个魅力出众的女孩,即使离我50或100米,即使只出现几秒钟,我也能注意到她、感受到她的吸引。这样几次“遇到” 雪梅后,我就开始心里向往她了。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有任何行动。

不久后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天气清爽宜人。我骑自行车路过校园中心的红太阳广场,就远远看到雪梅和一群女孩迎面走来。她比同行的那几位高一些,穿着丝质衬衣、长裙、高跟鞋,很宽的黑色皮带匝在纤细的腰间,裙摆和长发随着款款的步伐,在微风中轻轻飘荡。她欢快地说笑着,姿态婀娜、容貌娇好,全身散发着逼人的青春气息。雪梅的这个形象,后来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试验过很多次,如果让我只凭头脑里的印象为她画像,我总是画这个形象,因为它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鲜活、完整。多年以来,我会偶尔回想起相识的情景,就会想到她当时的样子,曾经的怦然心动就会重新袭来,让我觉得青春不枉,觉得自己不配这样的美,是上天特别眷顾了我。

当时在雪梅身边的女生中,我认识一两位,所以需要在擦肩而过时和她们打招呼。但是因为心里想着雪梅,我有些紧张,所以打招呼时显得羞赧、不自然,惹来她们一群人哄堂大笑。她们笑我,我就更窘迫了。经过她们后,我开始责怪自己没有用。“不就是喜欢个女孩吗?何必藏着掖着,直接去约她出来!”于是我就计划,骑车绕广场一圈,再次遇到她们,当面约请雪梅去晚上的校园舞会。两分钟后,我再次出现在她们的视野里。可是当我看到她们脸上的惊讶时,立刻又质疑自己刚拟定的计划,觉得这样唐突地邀请不认识的雪梅、而不约认识的那几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尴尬。万一造成不快的局面,本来的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这时我的自行车已经到了她们的身边,在那么多眼睛的注视下,内心的犹豫再一次让我语塞,于是她们又一次大笑。我离去后,心里的决心更大,一定要约雪梅出来!当天下午,我找到了早晨并肩而行的女生里的一位,也是我的好友,请她转告雪梅我的邀请。傍晚,好友传话回来,雪梅答应了。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爱情的成长

雪梅和我的交往,从相识的那天起就非常顺利。最初的时候,她对我的态度是愉快、温和、但又谨慎的。她从不主动,但总是体面地欢迎我的各种邀约。我因此受到鼓舞,很快就每天都约她。我们玩遍了交大附近所有适合谈恋爱的场所。起初我怕冷场,说得多。而她比较小心,说得少。所以大多数时间我讲她听。记得一次我讲到没有话讲,就说,“我没有话说了”。她说,“你讲得挺好的,我喜欢听”。意外被她鼓励,我又开始讲了。初识的坚冰,就这样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慢慢融化。我们都逐渐变得更自然和放松,交谈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广。

相识后不久,一次我去她宿舍,正巧她不在,我就坐下来等。她的一位室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雪梅最近心情特别好,夜里经常在睡梦中笑出声来”。其他室友马上嬉笑附和,说大家都听到过。其中一位趁势揶揄,“她肯定在做梦,梦见了自己在约会!”于是,满室欢笑。“原来不是只有我一头热!”我心里为之一振,特别高兴。那时,我已经对雪梅情有独钟。但越是如此,我就越惴惴不安,觉得猜不透她的心思。而室友们的几句玩笑话,一下子抹掉了我隐藏已久的忐忑。“她也喜欢和我在一起!”我的自信心大增。

我的几位好友得知我谈恋爱了,就撺掇我把雪梅带来与大家见面,于是我请雪梅一起参加他们的聚会。那时我俩之间还没有挑明关系,所以在介绍她时,我只能简单地说,“这是雪梅”。即刻,一丝失望,还有一点气恼,在她的笑容里一闪而过。在场的其他人大概不会察觉她这么细微的表情波动,但是我注意到了。那时仍然属于恋爱初期,她的想法在我看来还是扑朔迷离,所以我经常要揣摩她的心理,对她的一笑一颦都很敏感。大家寒暄完,她把我拉到一旁,以恋爱中的公主姿态,嬉戏里带着娇嗔地下达指示,“以后你可以对别人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立刻心领神会,她承认了我们的恋人关系!这次她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动,在二人中抢了先。她为爱情冒了小风险,让我们的关系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我当然领情,心里窃喜,赶紧连连称是。

一次约会中,在花前月下我们四目相交,我突然多了一份勇气,脱口而出,“我爱你”。早知道最终需要说出这句话,并且我应该比她先说,但是这种表白需要瞬时的激情冲破习以为常的怯懦。那天的即景生情全无预谋。话说出口,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心里惶惶。好在她听到后非常欢喜,笑靥如花。她的反应令我欣慰,我偷偷地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把她送回家以后,我依然兴奋不已,开始回味,却有了狐疑,“为什么她没有说她也爱我呢?”…我又努力了一两个月,她终于第一次对我说了“我爱你”。告白时她很郑重、也很激动,倾述着她接受我的心路历程、过去的恋爱失败留给她的心得与教训、以及誓将我们的爱情进行到底的决心。她满腔真诚,我备受感动。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在双方共同呵护下,我们的感情迅速成长。只短短数月,我和雪梅就从完全陌生的两个人变成了亲密的情侣。这让我喜出望外。当时交大男生严重过剩,女生严重稀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交大男生,在偌大的校园里挑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女生,结果她不但没有拒绝我,还真和我郑重其事地谈恋爱。想想看,那对我是多大的快事啊!几乎每一次约会,我们都流连忘返,直到深夜,才不得不准备说再见。然后我送她到她的宿舍楼下或家门外,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进房间,我就立即开始盼望和计划下一次见面。只要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兴奋、开心。我们开心,其实就是因为在一起。

比如有一次,我们相约一同去思南路上的孙中山与宋庆龄故居参观。当时那里的游人稀疏,远不像后来的拥挤。孙氏夫妇的家居完全是美国式的。房间里的设施精致、实用;屋外有小花园和网球场;宅院在闹市中取静,温馨舒适。我们徜徉其中,睹物思人,感受历史,觉得与伟人很贴近。参观结束了,我们余兴未尽,工作人员就建议我们去看看宋庆龄陵园,就是原来的万国公墓,离交大校园不远。于是我们奔到陵园,先在大厅里浏览关于宋氏家族和上海开埠的历史展览,然后我们走出房间,走进肃穆的陵园深处。四周松柏翠绿,静谧安详。我和雪梅手拉着手,在下午温暖的阳光下,流连于中外名人们的墓碑之间,阅读碑文,怀古伤今。后来谈起此事,我们都觉得好笑。在坟堆旁边约会,我们还觉得好不惬意。

最开始,我被雪梅的容貌吸引而追求她。但相识后,我很快就迷恋她的整个人。她诚实。生活中很多人为面子、或一时方便而撒小谎,但她完全没有这样的习惯。在这点上我们很投缘。她聪明,懂大义,讲道理。她爱笑,也爱哭。她温柔、细致,经常在点滴处为我着想,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有过一两次,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有误解,两个人都很心痛。但认真解释后,误会与隔阂也就烟消云散了。我们相见恨晚,都很珍视对方,所以从来不吵架,也没有一般恋人之间常见的、莫名其妙的小别扭。关于这一点,我本来并不自知、觉得理所当然,不承想因此闹出了笑话。

一次我和雪梅去外地玩,在当地找到老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他们住在单身宿舍里,正好有空床位,就好心地请我们同住。之后几天,我们四个人一起游玩,形影不离。我发现,他们有时突然变得互相不讲话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因为自己没有类似的经历,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在玩幼稚的恋爱游戏,就是假装生气,等对方哄自己。于是我借此开玩笑,拿他们寻开心。几天后我们告别时,那位女生看我的眼神里隐藏着一股恶毒。而我因为心里坦荡荡,当时也没在意。很多年以后同学聚会时谈及他们,我才想通。当时他们在闹别扭,恋情经受压力,心里不好过。而我在那个时候取笑他们,触及他们的痛处,所以他们有点怨恨我。因为我和雪梅不闹别扭,所以我全然不懂这种恋人之间的小摩擦、小矛盾。与这对朋友在一起的几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别人的恋爱,所以判断出错,把他们闹别扭当成了调情。希望他们原谅我的无心之过。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我只知道自己喜欢雪梅,就不顾深浅地追求她。我爱她的人,却不了解她的生活。我那时有很多不现实的观念,也缺乏言谈和处事的圆通,不会从她的角度想问题。这一半是因为我没有经验,另一半是因为我故意躲避世故人情。比如在相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的基本境况都知之甚少。我内心不想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工作前途等,怕那些东西干扰我们的爱情。我的不谙世事,曾经有很多机会在两个人之间引起尴尬或不快,但她包容了我,并且做得含而不露,保护了我初识时的热忱,使得我们的关系起步得平顺、愉快。如果她像我一样不成熟,我们不会相处得那么好。她很早就在心里接受了我,并且言行温柔、得当,鼓励着我在爱情之路上满怀激情地向前冲。

我们的恋爱,身边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的故事在当时的学校里产生了小小的轰动效应,只是因为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没有“缺陷”的上海女同学、和一位不太可能留在上海的外地男同学一本正经地谈恋爱。这个简单的故事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范围。他们不太相信我和雪梅的关系会长久。而我缺乏社会经验、盲目自信、外加对别人的心态向来迟钝,所以对身边人的怀疑眼光毫不体会、也毫不在意。

恋爱中有很多趣事,比如我第一次知道雪梅父亲的身份,过程就很好笑。那时我们已经热恋几个月了,天天在一起。一个早晨雪梅找到我,说要改变当天的计划,因为她父亲来找她,要去与系办的老师谈她的毕业分配问题。我就说,“你去陪父亲吧,他来一次不容易,你多陪他在校园里看看。”雪梅说,“不用,他是交大老师,办公室就在校园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未来的岳父是交大教授。当时我还短暂地被惊吓,以为他是我们系的教授。而我认识我们系所有的教授,他们对我也很熟悉。我当时想,我不小心找到了哪一家的女儿呀?难道这几个月以来她的父亲一直在暗中观察我!?后来雪梅解释,她父亲是其他系的,我才放了心。

那时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未来的丈母娘。一次去家里找雪梅,她家门紧锁。邻居说他们全家人在逛南京路。她家离南京路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又是全家人在一起,所以不可能走得很远。于是我奔到南京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他们。然后我和美丽时尚、花枝招展的雪梅手挽手走在前面,其他人走在后面。回到家后,雪梅妈让雪梅转告我,说要送我一条裤子,而且马上就要再出门去买。我问为什么?雪梅说,南京路上,他们全家人走在我们后面,都看到我外裤的屁股上有一个很大的破洞。那个时候,我衣服和裤子上的洞,都是因为破损了才产生的、货真价实的破洞,而不是为了时尚而人为造出来的。我就想,一个母亲看到自己青春漂亮的女儿找了这样一个男朋友,心里可能很难高兴起来啊。

还有第一次去雪梅家吃饭。那时我年轻、胃口好,学校里的伙食却很差,所以我总处在半饥饿状态。上海人家的饭锅和饭碗在我看来都很小,雪梅家没有男孩,就更是如此。在她家的餐桌上,我和往常一样,狼吞虎咽,飞速地吃完了第一碗,再去盛第二碗,又盛第三碗…,也不知观察身边的形势、没有想想别人是否要添饭,就很快清空了饭锅。不巧的是,雪梅父亲也要添饭,惊讶地发现锅是空的。他一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就在厨房里大声发问。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礼数失当,赶紧硬着头皮解释,暗地里责骂自己太不慎重…。当时真是一身狼狈、满心尴尬!后来家里人还会当笑话提起这件事。雪梅妈妈总会强调,那个被我清空的饭锅有多么干净,连一粒米都不剩,害得雪梅爸爸以为自己找错了锅。雪梅的妹妹则会说,在一旁看到我吃饭的速度,惊得她咽不下饭

那个时代的社会很缺少简单浪漫的爱情。即使在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在公共场所也很少能看到快乐轻松的情侣。所以我的一个突出的记忆就是,我们经常成为被围观、被瞩目的对象,无论是在校园里、马路上、还是公交车上。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和雪梅从交大校门外的一间小店里出来。我先跨上自行车,雪梅高高兴兴地从后面追上来,然后侧坐到车后架上,揽腰抱住我。按现在的标准,这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情侣画面,可是当时旁边突然有人用普通话大喊一声,“潇洒!”我们吓了一跳,注目看,喊话的人竟然是个警察,而且离我们只有几米远!我们数目相对,又都迅速把目光移开。我和雪梅是怕他追上来罚款。当时警察经常躲在校门附近,抓大学生“自行车带人”,然后罚款。那个警察可能因为自己情不自禁地喊出心声、又被我们听见,所以感到不好意思,也马上把脸转到别的方向,不再看我们。我带着雪梅快速蹬车离开,他也没有追我们。

雪梅毕业后在一个工程设计院工作,她的同事们不久后就都知道我的存在。有一段时间,他们单位在马尾新港区接了项目,雪梅担任工程监理,在那儿一呆就是几个月。马尾新港位于福州远郊,距离市区很远,当时刚开始建设,还是个大工地,周边十分荒凉。有一天,我实在想念她,就突然决定逃课,坐了一天一夜的海轮去看她。当时没有手机,打电话也很不方便,我又是临时决定,所以没有机会事先告诉她。到了马尾,靠四处打听,我找到了她所在的工地。“雪梅的男朋友从上海追到工地来了!”一下子成了小新闻。她的上级和同事们都用一种既有点惊讶、又有点赞赏的眼光看我。后来几天我们呆在巨大的新港区里,所到之处,总能在周围人的眼睛里看到类似的目光。

回上海时,雪梅送我到马尾的老客运港。那个码头简陋破败,等船的人都呆在露天。他们疏松地分散在码头前的广场上,或坐或倚在自己的行李旁边。整个环境凌乱不洁,人都懒洋洋。这些旅客也是形形色色,有的像贫苦的农民,有的貌似基层公职人员,但最多的是带着大包小袋、说本地方言的小生意人。我和雪梅驻足在广场当中,马上就要分别,心里不舍,就情不自禁地拥抱亲吻。其实很短暂和克制,但我一抬头,发现方圆百米内,稀稀落落的人们都在默默地、直勾勾地看着我们。他们大多数人脸上僵住,很难描述是什么表情,也许根本就没有表情。当时的场景突兀离奇,我又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所以一直记得。

在我即将硕士毕业、可能就要离开上海的那段时间里,关于雪梅是否应该甩了我,成了她的同事们聚餐和打麻将时的热门话题。几个年长的人认为我们肯定要分手,有时拿这个话题开玩笑,害得雪梅有口难辩。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坚决为我说好话,帮雪梅反击。她说我当年千里迢迢到马尾港去看望雪梅,证明我对雪梅真心好。我听说后,心里一直感激这个女同事。

遇到雪梅之前,我本是个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但恋爱的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在她的眼里越来越重要,我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陶醉在爱情里,淋漓尽致地挥洒着自我,并且开始盼望结婚,憧憬着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因为我,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改变,而且她充满期盼地、主动迎接这些变化。她评价我,远好过我眼里的自己。我的很多缺点,在她看来都不算缺点,而是我的与众不同。她接纳我,超过了我接纳自己。在朝夕相处中,我体会到她需要我、依恋我。这给我鼓舞,也让我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上面谈及的,我们还有很多有趣的恋爱故事。这里篇幅所限,不可能都写出来。对于我们自己,在每个这样的故事里,两个人内心的互动和交融,比引人入胜的情节更重要。有一件很小的往事,我却一直记得自己当时的心理感触,就选它作为这节最后的故事。

毕业前的一个傍晚,我骑车载着雪梅,从徐家汇回到校园。落日的余晖洒在绿色的大草坪和砖红色的屋舍上,校园显得宽广静美。我心血来潮,对坐在身后的雪梅说,“我试试双手都不扶车把,可以吗?”她说,“好。”于是我展开双臂,两只手都悬在空中,让自行车靠惯性保持方向。之后我马上意识到,她侧身坐在车架上,视线被我挡住,如果不慎摔倒,很容易受伤。于是我提高了警觉,但表面上还若无其事,继续说笑,双手也继续留在空中。我们的自行车沿着大草坪、从老图书馆滑行到体育馆,然后右转到校长办公厅,再左转到包兆龙图书馆。直到周围的行人多起来,我才重新握住车把。这一路上,雪梅的手臂一直揽着我的腰、人贴着我的后背。我清晰地感觉到,她自始至终都很放松、没有丝毫的慌乱紧张。那时我领会到,她已经习惯了无保留地信任我。从来没有其他人这样信任过我,我决心不辜负她!

那是一个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年代,远不及现在开明和包容。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原来没有遇到过、或没有注意过的社会里的方方面面。当时还有很多人和规则,莫名其妙地、偏执地敌视男女之爱。扭曲的社会状态,造成人们对性的压抑与无知,所以极端和变态的行为屡见不鲜,在公共场所也时有发生,有些甚至涉嫌犯罪。但社会缺乏恰当的应对机制或氛围。出了事,人们或假装没看见、或经常处置失当。除了愉快有趣的故事,我们也遇见过一些负面的人和事,这里就不详述了

  我们的背景

我和雪梅相识、相爱的最初两年非常美好和甜蜜,但随着我毕业时间的逼近,我们开始面对生活的挑战,爱情将经受一系列考验。为了讲清楚那段历史,这一节将离开故事的时间顺序,转而介绍我们的成长过程、做人的基本想法、和对爱情的理解。

1.   我

我生长在吉林,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国内的大学,本质是机关单位,气氛和官场差不多。在那样的环境里,混得好的人都是官本位人格。他们迎合权力,关注现实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定说实话和坚持原则都是傻,但绝不明说。他们没有多少心思专研学术,专业能力最多只是“面上光”。我父亲曾经因为出身问题受压制,但他在专业里奋发图强,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乐趣。我小时候视父亲为偶像,喜欢物理和数学。高中时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牛顿的三大定理可以完全解释物质宇宙,于是觉得自己看透了世界,每天想着各种抽象的数理理论,并试图用类似的逻辑方式去理解人和社会。那时,我看到邻居里那些书记和院长们每天谈论单位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谁和谁的历史仇恨和现在的矛盾等,就觉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郁闷乏味,远不如探究宇宙和社会的道理那样有趣和予人希望。

很早我就察觉到自己与周边环境隔膜、不适应社会。别人的理想是当官,崇拜位高权重的人,注重收入、住房等实在好处。而我对这些东西兴趣寥寥,更喜欢思考一些旁人眼里没有用、甚至危险的事情。从小城市来到上海,我本以为交大同学都是各地读书最好的,大概也沉溺于追寻世界的本质,看淡世俗利益,结果却出乎意料。绝大部分同学的目标就是将来进好单位、升迁等,和我家的邻居们类似。优秀的男生们训练自己成熟和圆通,或经意、或不经意地为成功而忽视原则。比如很多人热衷于“会说话”,就是在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但是这个“会说话”的目的几乎总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真实或良心。女生们则预计这样的男生将来混得好,青睐他们,看不起书呆子。我也欣赏成熟的同学,但逐渐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为看清事物背后的道理而欣喜,相对地不愿为成功放弃原则。这种处世态度也是我参加六四的原因之一。大学期间,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就说我是书呆子,我也逐渐认同了这个标签,不以为耻,反以为傲。但我也知道自己属于非主流,不容易找到知音,所以非常庆幸遇到了雪梅。

认识雪梅以前,我没有实在的恋爱经验,只有几次没有什么行动的单相思。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高中一年级。那时我十三、四岁,成绩最好,但是很顽皮,非常不成熟。我突然觉得一位女同学美若天仙,为她朝思暮想,却从来没有表白过,甚至没有和她交谈过。一年后她离开了学校,不知所踪。那是我第一次折服于女生的美,但也感到自卑,觉得自己不够好。回头看,这场暗恋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它很美好,但有一个缺憾,女生没有像我爱她那样爱上我。从此以后我憧憬的爱情就是,我还那样真心地爱慕对方,对方也以类似的方式爱我。在这样的爱情里,任何其他的顾虑或妥协都是不应该的。

有些中学同学结婚很早。小城市较为保守,人也相对简单。印象中,那些女生忠诚本分,要求男方的物质条件经常直截了当,比如家具和电器等,男方大都能承受。可是按我那时的幼稚观念,婚恋中要求感情之外的条件,就是庸俗。我当时幻想,交大同学都是最优秀的,追求爱情时应该不屑于世俗考虑。但进校后发现,我的预想又与现实相距甚远。校园里有很多聪明、漂亮的女生,在学业、校园活动、找工作、留学等事项上展现出强烈的进取心,精明能干,让我佩服。但谈恋爱时,她们远比高中女生更注重男方的物质条件,要求更高、更精细,虽然她们绝不公开承认。最让我私下里感到失望的是,大学女生好像只期待从婚恋中得到好处,比如出国、上海户口等,而鲜有人勇敢地追求爱情、甘愿为爱牺牲和付出。我当时觉得这样的恋爱简直算不上爱情。

总之,我这个小城市来的青年,愤世嫉俗,在很多方面与上海的环境格格不入。关于爱情,我看到太多的市侩,心里抵触、拒绝融入,所以执拗地坚持着自己原有的单纯观念。

2.   雪梅

对于爱情,雪梅远比我成熟。和当时的大多数女生相比,她也有很多过人之处。首先,当时的社会对待男女交往,还有文革时代残留下来的偏执和狭隘。浪漫的爱情经常遭到压制。世俗观念还认为,好孩子应该对男女之事无知。所以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大多数大学生,爱情的经验甚少,理解得也浅。但是雪梅较早就清晰地懂得婚恋很重要。她积极地准备自己,等待爱情的到来。对爱情她有完备的想法和原则,不把自己当小女孩,不把恋爱当游戏。

雪梅把爱情和婚姻看成最重要的事,她最深的思考也是关于婚恋的。一般女生面对的其他事情,包括功课、未来的工作、出国留学、社团活动等,在她眼里都是次要的。比如我们相识时,她正面临本科毕业分配。她的态度是稀松平常,不太当回事。那个年代的毕业分配,无疑是大学四年中最重要的事,经常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我看惯了校园里企图心强的女生,在毕业分配期间,为得到理想的工作,利用各种关系、使尽所有手段,所以看到雪梅的轻松平淡,我心里还有些诧异。

第二,当时上海人极端崇洋,女大学生们流行嫁到外国去。在国内,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外地好。所以绝大部分上海籍女生要求她们的婚恋对象要么能马上出国、要么至少有上海户口。雪梅不落俗套,不把出国和户口作为恋爱的先决条件,在当时的上海女孩里非常稀有。和我恋爱之前,她就交往过外地男同学。好像她也有过疑虑,但是后来想通了,美好的爱情和婚姻最重要,拘泥于那些世俗条件,可能使自己的机会大减,错过好的爱人。而我就是她想法转变的结果和受益人。我们恋爱后不久,她就很认真地对我说,她不在乎未来的丈夫是不是上海人,也不会盲从父母的意见。只要是真爱,她准备跟随爱人去任何地方。

第三,那个年代的社会既打压正常的男女交往、又在婚恋中特别强调物质条件,造成大多数恋爱年纪的女生没有机会深入了解男人,也不太懂爱情。当时在交大,很多女生对爱情的认识模糊,觉得事业更重要。即使在婚恋问题上用心最深、最精明的女生,经常也只是想利用婚姻达到出国、留在大城市、事业成功等目的,相对不重视、也看不懂男生的内心和个性。但是雪梅仿佛与身边的环境绝缘。她青春意气,内心不容流俗杂念。因为祈盼爱情,她看轻现实利益,再加上她有些恋爱经验,所以相对于同龄人,她更看得清不同追求者的情义和人品的差异、以及自己对每个追求者的感觉的不同。她依据这些很多女生看不太懂、或者觉得次要的区别,而不是对方物质条件的好坏,果断地筛选追求者。

雪梅很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爱人、并且决心要做爱人的忠贞伴侣,所以她不因为有多个男生追求而享受做万人迷,始终清高、持重地对待恋爱。认识她以后不久,我就看到她坚决而友好地拒绝其他追求者。我们恋爱期间,她身边还不时冒出新的倾慕者,她都处理得及时得体。她有很多选择,我不能为她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并且前途很不确定、有巨大风险,但是她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我,以做我的女友为骄傲,心无旁骛。我看在眼里,就更加珍惜和信任她。她看重人、轻视利,对于我们最终走到一起至关重要。

最后,雪梅外表上是一位现代时尚的女大学生,但内心非常传统。我们恋爱初期,她就严肃地对我说,她的理想是做全职太太。因为爱她,我答应了她,但是心里很惊讶,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想,也不知道那样的家庭生活将是什么样子。我向往爱情,但对婚姻想得很少。也许因为身边的女生都很能干,我心中模糊、但唯一的夫妻相处模式是“男女平等,每个人都有事业,比翼齐飞”。在我的家乡,城市妇女吵架时骂谁是“家庭妇女”,就是说她没有见识。除了雪梅,我没有听说过别的交大女生希望做家庭妇女。我们双方的家人和朋友里面都没有不工作的妇女。我对雪梅要作全职太太的疑惑,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她真的成了全职太太。

3.   我们的异与同

很多人认为,婚姻幸福需要夫妻有相似的成长环境、生活习惯、婚恋观念等。但我和雪梅在这些方面的差别明显。我从两千多公里外的东北来到上海求学,而她家离交大只有5公里。认识她前,我对上海话一窍不通。到现在,我也只能听懂一些日常对话,但不会说。害得她平时没有机会讲上海话,遇到家乡人时,经常要先适应几分钟才能开口。我们的饮食、作息、兴趣爱好、与人相处的方式等,都很不一样。关于婚恋的想法,我们的差别就更大了。对于恋爱,我只有年轻的热情和书呆子式的思考。对于婚姻,我模糊地觉得那应该是爱情的延伸,夫妻应该平等,但从来没有深想过。雪梅对未来的婚姻和家庭有全面的构想,并且坚定地要求男主外、女主内。

但是,我和雪梅有一个根本的相同点,我们都排斥当时盛行于世的、基于物质条件的婚恋,崇尚基于真心的爱情,并准备为此奋斗和付出。六四后,我看淡了功利,人生中第一次认真地寻找爱人。而那时的雪梅风华正茂、青春绽放,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睛。她也正热切地等待着一个真心爱她、并值得她爱的人。相遇前,我们都在寻找,而她寻找得比我更辛苦。相遇后,我们都希望用自己的真诚换取对方的真诚。比如在交往的初期,我刻意不想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就为向自己、也向雪梅证明,我的行为跟随我的内心,不受世俗利益驱动。她也不断向我保证,她愿意婚后跟我去任何地方,绝不像当时的很多女生那样,把上海户口看得比爱情更重要。我们对爱情相似的理解,使得彼此心有灵犀。

那个年代和现在没法比,社会还没有完全从几十年的封闭和僵化中走出来。户口、国家干部身份、毕业分配等事项,对人的一生还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我和雪梅不想放弃爱情、不想放弃自己对生活的原则,就不得不冲撞这些现实中的藩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我们面临巨大困难,结局很可能是悲剧。

  面对困难

1.   盼望结婚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时间顺序。

我读研究生二年级时,雪梅的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我们就开始谈论结婚问题了。现在回头看,我们当时对婚恋的想法很不一样。美好的婚姻是她的人生大目标。她觉得,只有结婚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恋爱只是过渡期,目的是结婚。我一直向往爱情,却从没有过自发的结婚冲动。我觉得恋爱就很好,结婚是模糊和遥远的事。经过了一番沟通,我才慢慢地理解她的心思。我爱她,也知道她爱我。懂得了她需要婚姻,我当然也接受。于是,我去系办公室询问如何办理结婚手续。

那个年代,每个人都需要首先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获得批准,然后拿着单位出具的介绍信,才可以去政府的婚姻登记处结婚。单位介绍信需要层层审批,系里是第一步。系办告诉我,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结婚要有“晚婚证明”,并且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所以想结婚的年轻人需要排队等待名额。我的岁数离晚婚标准很远,又是学生,所以根本排不上。他们也告诉我,在毕业分配中的某一步后,我结婚就不占单位名额了,到时系里可以考虑我。

我回来告诉雪梅。她发现我没有办出结婚介绍信,就非常伤心失望。我看到她这么在乎,有点惊讶,就觉得亏欠了她。从此以后,我们两个都盼望结婚。但我也有隐约的担心,怕她不理解我的处境,要结婚是头脑发热。我六四后被关警察局的小黑屋、在学校里被整等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相识之前,她没有与我共同经历。虽然我经常对她讲我的情况和未来可能的困难,但还是怕她不真懂。她从小到大都很顺利。我怕真的面对人生逆境时,她的想法会变。

2.   危机浮现

时间到了1992年的春天,我进入硕士毕业分配季节,各种曾经预想过的问题集中爆发。首先,我几乎不可能留在上海。早在六四后的大规模整肃期间,在同样被公安重点审查的朋友们之间,就流传着来自北京高层的消息。中央已经下达了内部指示,要求各大学在毕业分配时把六四活跃学生排除出国家重要部门、高校、和北京、上海等关键大城市。虽然无法知道这个指示的详情,但是在多个场合、通过各种渠道,我已经鲜明地感觉到,交大不想给我留沪指标。

其次,我梦想留学,但是觉得遥不可及。六四事件之后的大约一年里,“秋后算账”还在进行,事件中的活跃同学完全不可能出国。再以后,政府对这些人出国的政策一直是黑箱,一般老百姓无从知晓。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自己拿不到护照,因为在1986年也发生过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活跃的交大同学和青年老师,后来很多年都被禁止出国。另外,在1990和91年,政府收紧了留学政策,要求每个出国学生支付数万元的罚款。那个年代的内地,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资就算非常高了,一般家庭根本付不起那么重的罚款。总之在毕业时,留学显得太渺茫,我无从下手。

我崇尚自由民主思想,憎恶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残暴行为,所以鄙视所有体制内的职业道路。综合考虑多种内外因素后,我把眼光放在了刚刚兴起不久的、六四后显得前途不定的海南和深圳等沿海开放地区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当时的大致想法是,毕业后我把户口和人事关系随便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南下打拼。自己先立足,再接雪梅和我相聚。

我和雪梅以前就讨论过上述计划,她说能接受。但真的面临毕业时,我发现这个计划里有很多风险,要实现它很不容易。而且即使一切顺利,我们也要分离很长时间,她要长期、单独地面对多种困难。那时我了解到,交大的校园爱情,如果毕业时人分两地,断掉的基本上是百分之一百。那个年代不比现在。分配到不同地方的两个人,经常几十年也不能调动到一起。我可能落脚的东北、广东、或海南等地,都离上海很远。那时的通讯和交通很落后、也昂贵。相隔千里的两个人,每年只有春节期间才可能相聚几天。见面那么少,要保持爱情就很难,正常的家庭生活则完全谈不上了。我身边的朋友们出于好心,或明或暗地提醒我,如果我离开上海,我和雪梅就要断了。随着毕业日期的逼近,我也逐渐看清楚了局面的严峻。我们的关系面临巨大的威胁,分手已经成了实在的可能。

3.   求婚

我未来职业的局限、出国的障碍、我们的两地分居、她要独自承受的压力,等等问题,在我毕业分配期间都变得真切可触,雪梅算是眼见为实了。熟悉的人都看得懂,我在劫难逃、而她原有的处境很好。如果她选择分手,就不会跟着我倒霉。那时好像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我的问题造成我和雪梅的关系不靠谱。突然间我变成了带给她麻烦、拖她后腿的累赘。很显然,我们需要重新沟通,面对现实,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当年我主动选择参加了六四,早就知道要为之付出代价,所以根本不害怕眼前的困难。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就是拒绝服输,认定以后总会出现新的机会,办法一定会比困难多。对于自己的未来,我内心绝决,但是对于雪梅,我心怀歉意,觉得自己连累了她。我不想强求、或乞求她继续接受我,而希望她撇开所有外来影响,包括不被我的想法挤压,自己独立地做决定,然后亲口告诉我。于是,我整理好心情,认真地拟定了几条要点,准备在她面前把重要的问题都摊开来,认真地谈一次。

我本想说,如以前所料,困难很多,但是我们有应对的计划,就还有希望。我的想法没有变,不想分手,还希望结婚。但如果她想分手,就请直接说出来,不要碍于情面藏在心里,也不要怕别人的眼光或闲言。那样的话,我会理解,并平静地接受。我们就分得彻底,不要分手后继续折磨、耽误彼此。可是真的两个人面对面时,我眼睛看着她,开始说话了,心里却变得慌张。我怕她真说要分手,所以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听着我颠三倒四的叙述,逐渐听懂了话题的严肃,也感觉到我语气里的不自信。她本来轻松的神情变得庄重,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我终于讲完了,她抬起头直视我,泪水已经挂满双颊,面容反而显得镇定。我记得她说,“不嫁给你,我嫁给谁!?我们现在就去领结婚证!”

很多年以后在纽约的唐人街,有一次我独自在一间小饭馆里用餐,从远处的街市传来一段缥缈的歌声,“…爱真的需要勇气,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声音时隐时现,歌词循环往复。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不经意间听懂了它的意思,心境一下子被拉回到当年求婚时的情景,又回想起自己狂乱的心跳。在求婚前,我本已做了思想准备,以为可以应对她的任何决定。如果她拒绝我,我计划理智地接受,平心静气地离开。没有料到,在等待她回答时,我紧张得身体颤抖,不能自已。那一刻面对她,我的头脑变得清澈,仿佛看到了失去她以后自己将多么失望、生活将多么空虚。感谢雪梅答应了我,让我避免了余生绵绵无绝期的遗憾与伤心!感谢她的坚定和勇敢!感谢上天让我遇到她!

4.   患难显真情

申请结婚的过程,让我们体验了这个社会怎样欺压小民。我拿到了系里的批准信后,还需要交大研究生院出具的结婚介绍信。办理时,工作人员好像早已知道我的情况,对我的申请横加阻挠。比如,他们要求我和雪梅共同签字,保证结婚后我不会依此要求交大给我留在上海的分配指标。后来得知,按照当时的惯例或内部规定,配偶在上海的毕业生,在分配时享有留在上海的优先权。交大要特别把我排除出这项待遇,虽然他们本没有权力要求我们做这样的保证。按法律和常识,他人不能为结婚设置额外的条件。学校规章里当然没有这种要求,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先例。何况雪梅不属于交大,交大根本无权要求她的签字。但是国内的这些机关,本质上不在乎什么法规、道理、或常识。在他们眼里,如果你是政治上被打压的人,又没有什么背景或关系,他们就可以用各种手段卡你、不让你好受。交大把我归类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又认定我没有反击能力,弱势可欺,所以毫不心慈手软。最后,为了能结婚,我们只好签了字。在国内的制度下,没有权势的一般老百姓,即使在结婚这样纯粹的私人事务上也会被随意欺负,没有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机制或手段。

结婚那天是个平常的日子,雪梅上班,我上课和做科研。我们约好,午休时碰头,然后一起去领结婚证。婚姻登记处里有点混乱嘈杂,要结婚的人排着长队,轮到我们时比预想晚很多。记得为制作结婚证,经办人向我们索要合影照片。我们说没有准备,她很是惊讶。不知是她特别通融、还是政策本来就允许,她把我们的两张单人照并在一起,贴在了结婚证上。办完手续后,我和雪梅本想一起吃顿饭,但是发现午休时间早就过了。我们下午都有工作安排,于是匆匆挥别,连饭也没有吃。雪梅骑车先离开。我看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拥挤的车流里,心里感到温暖,觉得从此她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我们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享受新婚的喜悦,因为面临的困难真切而急迫。从个人前途的角度讲,结婚把我们拴在了一起,只增加了负担,却没有回报。她在上海的安定生活因此受到威胁;我也有了掣肘,人生选择变得狭窄。对于一无所有,必须奋斗才能生存的青年,这样的负担显得特别沉重,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多校园情侣毕业前分手,就是为了躲避这种负担。我们结婚,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告诉亲戚朋友,气氛有点凄凉。我们连“觉得自己在勇敢地捍卫爱情”的骄傲感都没有。而坚决要结婚,只因为两个人都不敢违背初心,舍不得眼前的彼此。

匆匆结婚以后,我顿觉自己担着两个人的责任,想法和以前不一样了。虽然心里清楚,单靠自己、不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我不太可能留在上海,但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努力了一番。在当年的体制下,学生找工作,主要取决于社会背景和关系,如原来的户口在什么地方、父母的单位、认识什么人、与学校的关系等,而学生的成绩和能力的作用很小,基本忽略不计。我的导师帮我联系留校,努力了数月而不成。他打听到的原因是,“不允许六四活跃同学留校,是中央的决定,交大不能改变”。我的几位上海同学也曾帮我联系他们自己的工作单位,但那些单位一听说我没有上海户口,就再没有下文了。离校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形势一天天明朗,我将被打回原籍。雪梅父母不知道我们已经领证。他们的态度由观望慢慢变成担心,再到焦虑,最后成为愤怒。愤怒我既然不能留在上海,为何还要和雪梅谈恋爱!?他们要求我们分手。其实我心里理解和同情他们。如果我的姐妹处在雪梅的情形,我父母的反应也会类似。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和雪梅总是共同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坏消息。但她的困难和压力远比我的更接近每日的生活,所以更烦心。父母的不理解最让雪梅苦恼。他们为雪梅担心,觉得模范女儿变成了无可救药的叛逆,心急上火,所以天天吵架。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变得水火不容,使得雪梅心无宁日。在单位里也是事事不顺心。她所在的设计院面临文革遗留下来的专业人员严重老化问题,急需青年技术骨干。领导们在年轻工程师里物色有潜力的人,委以重任,重点培养。论工作能力和学历背景,雪梅都是同侪中的佼佼者,本应该入选。但领导们了解到我要离开上海,就认为雪梅未来有可能跳槽。领导的疑虑让她错失了很多工作中的机会。另外,结婚后她自动参加单位里的排队分房。单位按各项指标给排队者打分数。因为我的户口不在上海,所以雪梅的分数就特别低,实际上等于没有了希望。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虽然她不太在乎单位里的荣辱,但是挫折感积少成多,也让人难受。

我们刚结婚就要分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相聚,这让雪梅的心情极度低迷。私下里,她经常在我面前流眼泪,再顺便抱怨一下家里和单位里的各种冲突和无奈。我自知是她所有困境和问题的根源。那时我对我们的长远计划倔强地抱有信心,但我的顽强不能平息她父母的愤怒与担心,也不能帮她解决眼前堆积起来的现实问题。她也懂,所以哭了,发泄一下内心的抑郁和压力,然后还得回到现实。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看见她在我面前彻底无助地流眼泪,再抹掉眼泪,把勇敢放在脸上,重新投入她灰暗、冰冷的小世界。这样的场景一遍一遍地重演,“燃烧”这个词就不断地跳进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在“燃烧”!爱情中的女人,旁人很容易看出来。那时的雪梅,眼神里充满对我的期许,举止中透露着内心的义无反顾。身处逆境,她整个人都换了样子。初识时的轻松愉快变成了倾心之后的弃世绝尘和成熟的柔情。她在爱情中燃烧着自己,在巨大的压力下坚持着对爱情的信念。

5.   “你们怎么想的?”

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关心我们。他们很聪明,看得清社会上的利益得失,也主动帮我们分析局势。在他们看来,我和雪梅做着明显的、不可理喻的傻事。比如,当时周围的很多人以为,我们匆忙结婚,就是为了在毕业分配时,我可以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留在上海。但我根本没有那样做。于是,就有朋友诘问我们,“你们到底怎么想的?”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求助于雪梅家。心里的高傲不允许我走这条“庸俗”的路。我甚至从来没有和雪梅父母谈过我毕业分配的问题。后来我真的离开了上海,雪梅父母不知道我们已经结婚,不断地劝说雪梅和我分手。当时他们说得最多的理由就是,他们认为我对雪梅不够认真,没有真想和雪梅长久。因为他们依据常理推论,如果我真计划和雪梅结婚,我肯定会主动寻求他们的帮助而留在上海。

特别熟的朋友问得更具体和深入。他们问我,“你为了内心的骄傲而拒绝向岳父母求助。这样的骄傲有什么意义呢?”他们问雪梅,“你这样家境和背景的上海女孩根本不愁嫁,何必一定要嫁一个外地人?”仔细地讲,当时有多个理由让我不想求助于岳父母。首先,我有少年人的“爱情洁癖”。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我爱雪梅是完全出自内心、不沾染任何利欲。如果我依靠她父母得到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以后可能长期质疑自己的初衷。再者,依靠她家的户口和关系留在上海,能得到的岗位,很可能在国营企事业单位。经过六四以后,我心里排斥那些工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希望保持初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一直厌恶传统体制下、国营企事业单位里的官场气氛,并一直探索自己不一样的人生。现在南方开放,给了我一个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即使风险很大,我也要全力去试一试。我当时觉得,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我才能继续尊重自己,才配得上雪梅给予我的真挚爱情。

雪梅的信念也在经受考验。爱情是她人格的核心。她觉得自己能为爱情做任何事,所以配得上最美好的爱情。这是她的自尊和自信的基础。因为我们相爱,所以她就嫁给我,即使我是外地人,即使她父母不同意,因为她觉得,为了纯洁美好的爱情,她能承受一般上海姑娘不敢承受的困难。现在困难如期而至,如果她不能坚守本心,就得向世俗投降,落入让她感到窒息的、被人安排的生活方式里。她的理想就会破灭,她的自尊和自信就会被摧毁,所以她坚决不放弃。

后来,一些人评论我们,“爱情中的女人智商低,雪梅大概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才看不清现实、接受了你们的超级裸婚”。其实,“爱情中的女人智商降低”这样的流行观念,本来就似是而非,更不适用于那个年代的交大女生。她们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普遍精明干练,包括对待婚恋。我从未见过哪个女生在结婚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而忘记现实。这样的人即使存在,数量也极少。倒是常有人“被现实得失冲昏了头脑”而忘记了爱情。在我们恋爱期间,我也曾担心过雪梅可能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结婚。但是在我们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自己近距离观察她的思考和做决定的过程后,我就懂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雪梅决定结婚,是她完成了一个女生对于自己终身大事应该有的、谨慎而全面的思考后,做出的人生抉择。她那时正值青春勃发的年华,聪明能干、不缺追求者、有成熟的婚恋观。她曾经因为各种原因拒绝过多位优秀的男生。如果她觉得我对她的爱情不够牢靠、或者现实原因使得我们不可能结合,她同样也会拒绝我。在我们相识的初期,她就全面考虑过有关感情和现实的最重要方面。确认我们可能有幸福的未来之后,她才决定全心投入。在大约两年的恋爱期间,我们多次深入谈及我的处境和毕业后怎么办。她对社会有独到的见地。我们商量后一起制定了未来的计划。所以在决定结婚时,她全面了解我的情况、以及以后我们可能面对的局面。她与我结婚,不是因为没有看清现实中的困难,而是坚信我们同心、奋斗后,就可以应对、直至战胜那些困难。冰雪聪明的她,绝不会盲目、冲动地结婚。

其实,在结婚前后的那段时间里,雪梅和我的头脑都非常清晰,可以说异常清晰。我们每个人都考虑到了眼下的形势、个人的与共同的多种未来可能、以及做人和对待爱情的原则。我们当时的思考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为了保护对方、捍卫爱情,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得特别多。有人说,“真爱时,人都是糊涂的”、或“如果头脑清楚,就不是真爱”。我觉得这样的人,要么没有经历过真实的爱情,要么没有诚实地说出自己当时的心态。事关自己与心上人的一辈子,怎么可能不认真对待? 

她坚决要结婚,因为她希望我们变成一家人,从此同舟共济。所有心怀爱情的人,都希望与爱人亲密无间、两个人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献出自己的忠诚,期盼对方明了自己的真心、并以同样的忠诚回报。雪梅的爱情纯粹而强烈,她要与我同进退、荣辱与共。她觉得,如果因为我未来有风险,她就等等看看,推迟结婚,那我们还怎么算是一家人?她希望自己永远有资格对我说:“面对任何困难,我都和你站在一起,从来没有动摇过!”这就是她心中的自尊所在,也是她在行动中一直贯彻的原则。总之,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困难,雪梅把命运赌在了爱情上,践行了她对人生与爱情的根本信念。我们身边熟悉的人见证了她钢铁般的坚定,并因此更加了解和尊重她。她忘我、无畏的爱情,是我灰暗生活中的光明,警示我不要因为连续的挫折而气馁、不要被眼前的逆境压低了视野,鞭策我朝着心中的理想砥砺前行。

我也非常严肃地计划我们的未来。我希望毕业前结婚,因为不然的话,我和雪梅就很可能永远断了。我们考虑结婚时,大约在浦东新区成立前的半年到一年。当时的上海还禁锢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远不像一两年后那样开放。比如买食物还需要粮票,只有本地人有资格定期领取粮票、以及生活必需的其他票证,外地人不可能得到。我没有户口,如果一个人呆在上海,生存都近乎不可能,更谈不上长远的事业发展了。另外,上海是我参与的民主运动被镇压、我和朋友们被关小黑屋、我政治上被整、学业上和毕业分配中被欺负的地方,所以在感情上我也不留恋这座城市。总之,如果不结婚,毕业后我将永久地远离上海。

作为原则,我和雪梅都坚持依据爱情、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决定是否结婚。我们也都很清楚,如果在一起时爱情都没有强大到让我们结婚,以后天各一方,爱情就更难增长到结婚的程度了。所以如果要结婚,我毕业前就是最好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如果任何一方选择不结婚,就是用实际行动承认,我们还没有相爱到要终生相守的程度。那么我们以后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为重聚而奋斗了,毕业时的离别就将是永远的分手。我们憧憬的共同未来、连同曾经的浪漫甜蜜、海誓山盟,都将灰飞烟灭,化成过眼云烟。我绝对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所以决定求婚。

另一方面,面对非常不确定的前途,我敢于结婚,把雪梅的一生与我的命运挂钩,是因为我们一起审视过最坏的情况。如果结婚,我肯定会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努力。就算时运不济,所有瞄准更高目标的尝试都失败,在没有大灾大病的条件下,最坏的情况也只是,我在深圳、海南等地为外资或私企打工,成为一个没有当地户口的小白领。也许工作会辛苦繁忙,生活中会有不方便和不如意,但是可以预见,我的工作能在几年内走上正轨。根据当时经济特区里的外资和私企给予硕士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和福利水平,我们计算,即使雪梅不工作,我的所得也足够为家庭提供正常所需。而且我们的总体生活水平,可能将远好过当时大多数上海市民的状况、以及我们双方父母年轻时的境遇。所以雪梅认定,即使这种不理想的情况出现,等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稳定了,她自己和她父母都不会觉得她的日子不堪忍受。考虑了自己和父母在悲观前景下的感受后,雪梅和我都觉得可以承受这个风险。于是,为了成全爱情,我们结婚了。

两个一无所有的青年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我们拥有类似的骄傲,追求着共同的信念,在扭曲和市侩的社会里,用行动互相鼓励,奋力地探寻着自己的道路。1990年春天的那个早晨,雪梅在我眼里是个魅力四射的漂亮女生。两年后我离开交大时,经过了共同的磨难,我们已经成为心心相印的爱人、和在人世间打拼的坚定伙伴。

  探索前程

1.   分离、辗转、团圆

毕业后,我回到了吉林。离开上海之前的各种折腾和焦虑让我大病一场,长时间卧床不起,半年后才逐渐恢复。对于千里之外的雪梅的思念,在生病的时候显得尤其强烈,占据了我每天的大段时间。从事业的角度,我的人生被“归零”。我又回到了家乡,住在父母家里。学习了六年半的专业,刚出校门就没有用了。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工作,深知自己的前途不在其中。现实的不遂人愿属意料之中,我也不在乎。身处低谷,需要关注的是以后怎么办。我审视着自己的处境,试图确立切实可行的新目标,然后为之努力。在上海分别时雪梅曾对我说,“你决定了以后呆在什么地方,就在那儿替我找份工作”。说这句话时,她的眼神里透露着内心的坚定,更饱含对我的信赖与期待,让我不能忘怀,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时时提醒我不能松懈,要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勤奋努力。

在离家读书的那些年里,我与父母交流不多,所以他们对我的处境和想法都不十分清楚,只能算略知大概。我回到家后,与父母同吃同住。交流多起来了,他们更了解我的情况,就开始为我想办法。经历过那么多次政治运动,他们懂得六四的阴影将长期笼罩我,我在国内的前途暗淡,留学是最好的出路。于是他们借助关系,帮我申请到了护照。这对我是个意外的惊喜。后来听体制内的明白人分析,当时的政府最高层承受着多重政治压力,权力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所以非常心虚,处理六四后续问题的方式也就与以前很不一样。他们认为,六四活跃学生出国最好,既可以削弱国内暗流涌动的反对力量,也有助于减轻国际舆论在六四之后对中国政府持久而严厉的批评。拿到护照后,我知会雪梅,我们的计划大变,出国留学成了首选,南下打拼不再重要。当时的东北还大体保持着1970年代的苏联式体制,社会僵化、信息闭塞。我在吉林得不到留学必需的信息,于是决定离开家,去北京学外语。

当时选择北京、而非上海,有两个原因。一是雪梅还需要和父母沟通,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婚事。如果我这时回去,事情可能变得更复杂。二是我计划短期内不工作,没有收入。如果我回到上海,必然会在很多方面依赖雪梅。她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她增加新问题。我到北京后,得到了姐姐一家和父母的朋友的帮助,住在清华校园里,学习和生活流连于清华与北大两个校园之间。当时没有手机或网络,长途电话很昂贵、也不方便。雪梅和我主要靠书信联系。她的每封来信都渗透着浓浓的思念之情,同时也经常讲到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她告诉我一件事,现在说起来是个笑话,当时对她却如同灾难。

我们申请结婚时,雪梅瞒着家里,偷偷拿出户口本,所以她父母一直不知道我们结婚了。我离开上海前,她父母天天骂她执迷不悟。我离开后,吵架变成冷战。她父母也许寄望于我们分离久了,关系会自然变淡,年轻的女儿就会慢慢地回心转意,所以他们的心情放松了一些。后来有一天,管计划生育的街道干部突然上门,要求育龄妇女登记。她家人以为街道搞错了她妈妈的年岁。街道人员回去复查,确认信息来自婚姻登记单位,计生检查的对象不是雪梅妈,而是雪梅。于是家里就“雷电交加”了。她父母很错愕、伤心,而我又不在,所以他们所有的愤怒都冲向雪梅。那时我们偶尔打长途电话,通话中雪梅总是哭泣。这件事以后,她的每封信都讲到家里的战争。

不久以后,雪梅突然来到北京找我。重逢的喜悦过后,我们仔细谈起她在上海的各种困难和无奈,当然也包括家里的矛盾和父母的忧虑。她一边讲、一边哭,梨花带雨,让我心疼和自责。她一片赤诚,但柔弱无助,宛如扑火的飞蛾。人都有极限,她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还要坚持多久?面对困难时我们应该在一起,于是我们开始商量我回上海。她父母已经知道我们结婚了,所以不需要再瞒。雪梅的收入一直在增长,那时已经相对很高了,能支持我学外语和准备考试。于是我匆匆中断和收尾在北京的各项事务,然后奔赴上海。

到了上海,最开始我一个人借住在老同学的宿舍里。后来在同学、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我们租借到独立的单元楼房。我在出国培训学校里学外语,参加各种考试,然后申请美国博士班全额奖学金。第一次失败,再申请…。在联系学校的同时,我也开始工作、赚钱。六四事件后,美国带领西方阵营经济制裁中国。上海外资减少,经济萧条。1991年6月,老布什政府释出信号,美国开始逐步取消制裁。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上海是这轮开放的最前沿,外国投资逐渐涌入。我刚回来的时候,上海的经济形势不太好。我从国企临时工打字员做起,做过多种工作,也受过骗,经受社会历练。后来,上海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对高学历年轻人的需求变大,我的机会变好。经过几次跳槽,我成了外企的技术和销售人员,经常在全国各地满天飞,非常忙、但很充实。总之,我和雪梅又聚到一起了,很幸福。我们都有很好的工作,对未来充满希望。

2.   婆媳之缘

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都安顿下来后,我和雪梅准备趁春节假期回东北省亲。自从上大学,我就习惯了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不依赖父母。认识雪梅后,我一直没有告诉父母,直到硕士阶段的后期,已经考虑结婚了,我才简单地告诉他们,“我有了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没想到,母亲几天后通知我,她马上要来上海出差。我那时不懂拳拳的父母心,还真以为这是巧合。多年以后,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偶尔回忆当年,一下子悟到了母亲那时的心情,便去询问家人。原来她来上海,完全是为了见雪梅。她到后,我带着雪梅去拜见,但她们相处时间终究短,不可能深入了解。母亲还拿不准我和雪梅的感情程度。母亲历来觉得我最好、最优秀。但八九学潮以后,她就一直为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有了女朋友,她的担忧又多了一项内容。她担忧我在交大挨整、毕业分配差、以后工作不顺、怀才不遇、爱情也保不住。她担忧我即将遭遇这一连串打击,怀疑我能否扛得住如此沉重的人生挫折。离开上海时,她私下对我说,她身边有很多漂亮能干的姑娘。言外之意,让我放宽心、不要太在乎,如果和雪梅不成,她能为我另外物色到好媳妇。我听到后,一如既往地木讷和顽固,不体会她的良苦用心,所以她说了也是白说。

再后,我硕士毕业,回到吉林。那时,我和雪梅才领结婚证不久。按常理,我家应该为我们操办婚礼。但是我的“六四活跃学生”的名声,比我的人更早地回到了家乡。政治上,东北远比上海更左。各个单位还在“肃清六四余毒”。稍有职务和地位的人都对六四非常敏感。我父母的邻居和同事们都经历过文革,对政治问题都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如果请他们来参加一个“六四分子”的婚礼,他们即使不明说什么,言行也会多一份谨慎,心里也会有顾虑和负担。我父母自然不希望造成朋友和熟人为难。我和雪梅也理解这个大环境。我俩本来就不在乎什么仪式,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请客、摆酒席等,完全没有兴趣。所以,我家最后没有为我们举办婚礼,雪梅也就一直没有机会来吉林。这次春节省亲,是她第一次到我家。

在吉林,满眼的冰天雪地让雪梅欣喜不已。于是我带她去登山,远眺一望无际的雪原;再到松花江畔,体验梦幻般的雾凇世界。短暂的塞外假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为了御寒,东北房屋的密闭性都较好,再加上地广人稀,所以室内噪音很少。我们在家里住了几天以后,听觉就变得很敏感。有时挪动身体,衣物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也会显得很响。这让在拥挤和喧嚣中长大的雪梅觉得新奇。她一心一意地想做个好太太、好儿媳,性格又真实简单,让人一眼看到底,所以我的家人很快就喜欢上她。尤其是我母亲,对她态度大变,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个远方来的儿媳妇。探亲结束,在回上海的火车上,雪梅认真地对我说,她很喜欢我妈妈,也和我妈妈很合得来。为了强调,她还列举了具体的理由和事例。可惜,听到她的这一席话,我竟然无感。很久以后我才理解,雪梅非常重视与我家人的第一次相聚。她在吉林的待人、行事,都很用心和努力。但我当时视而不见,没有体会她的心境,也不懂得,自己的媳妇和自己的妈妈关系融洽是多么可贵。现在回想,觉得自己很傻,但很幸运。

3.   爱情在上海

九十年代初期,外资企业把西方高工资带入中国。我和雪梅的收入都增长得非常快,不久后就远高过一般的上海市民,于是我们准备花高价租房。在找房子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我的触动很大,影响了我对上海的看法。当时的住房制度还沿袭着毛泽东时代的状况,私人没有住房所有权。上海市区内的所有住宅楼房都属于政府或国企等公家单位。这些单位把房子直接分配给自己的职工,收取极低的租金。理论上,公有住房不允许转租,所以不存在合法的租赁市场,但有规模很小的黑市。少数大胆的公有住房持有者,在黑市上把公房高价转租给别人,换取现金,以补贴公家单位很低的工资。当时政府正在酝酿房地产的市场化,所以默许了黑市的存在。那个时代,上海的房子极端紧缺。我们不可能直接从公家得到住房,只能求助于黑市。朋友们告诉我,上海市唯一有点规模的租房黑市在长宁区政府门前的小广场旁边。于是我经常去那个地方逛,查找房源。时间久了,对市场的了解也多了。

黑市上的绝大部分买方是上海本地人,因为结婚或兄弟分家而要租房。我也遇到过一些特例,比如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生嫁给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无业残疾人。台湾人的父母愿意出钱为他们在上海租房。当时在一般上海市民的眼里,每个台湾人都是富翁。这个女孩说话声音总是很大,行为高调,脸上挂着成功者的骄傲。另一位上海本地女士,在外地当兵时嫁给了一位来自上海郊县的军官。两人复原,女方回到市区,男方被分配到原籍。当时的郊县远比不上市区,女方不愿去,男方就放弃原单位,来到上海自谋职业,于是他们需要租房。那位女士一直怨气很大,逢人就讲上海女人嫁给外地人的艰苦。和我们的情况最相似的是一对小夫妻,刚刚从北京的某个大学毕业。女孩是北京人,男孩是大连人。男孩不能留在北京,于是两人的父母托关系,为他们争取到同来上海的名额。在上海,他们不能同居于单位宿舍,所以要租房。

我本以为,在租房市场上会有很多像我和雪梅这样情况的人,就是外地男青年,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后,又在上海的外资企业里工作,和上海本地女生恋爱结婚。按当时的制度,绝大多数这样的夫妻和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男方没有上海户口,他们不能从公家单位得到住房,也要来这个黑市租房。但我在那个市场上寻找了几个月,竟然没有遇到一例!虽然我的观察只是一个角度、一个片段,但是这个极端的结果还是震撼了我。一个1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几十、甚至上百所高校,又有成千上万家外资企业,雇佣着大批优秀的外地男青年。当时外资企业雇员的工资经常十数倍于上海的平均值。而在我视野所及的范围里,竟然找不到一对外地男与上海女!在这个城市里,爱情太市侩和懦弱了,竟然跨不过这么小的世俗之坎!

一方面我爱上海,因为雪梅是上海人、我们在上海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年华、而且很多亲人朋友还在上海。另一方面,我厌恶当时上海的狭隘排外。我近距离观察这座城市多年,结果是爱厌交织。记得刚到交大时,我曾惊艳于江南女生的温柔婉约。呆久了却发现,校园里聚居着上万名优秀的青年男女,真挚勇敢的爱情却很少见。上海的青年和任何地方的青年一样,大多数人盼望得到真爱,就是希望对方喜欢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的物质条件。但是他们经常给自己的婚恋对象预备了严格的门坎。比如在交大校园里,大多数上海女生竟然公开和明确地拒绝与任何不能马上出国、也没有上海户口的男生交往。我理解能否出国、能否留上海,对人的一生影响巨大,但也无可否认,这些女生把物质条件放在了真情之上。人与人要将心比心,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样的女生,凭什么要求未来的男朋友或丈夫真心爱她、把她的人看得比她的年纪和家庭背景等条件更重要呢?不付出真心,就不配获得真心,在现实中也很难得到真心。

撇开道德,单讲人的自然感情,女孩专注利益,即使漂亮、读书好,也很难唤起正常男生真心爱她。比如当时交大的上海籍男女同学之间并没有户口障碍,却也极少有真挚的爱情例子,就是因为他们都很聪明,又互相了解,所以很容易看懂对方内心冰冷的算计,于是心还未热就先凉了,很难产生爱情。爱情中要爱情至上,不能利益至上;利益至上,就扼杀了爱情。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但适用于女生、也适用于男生,适用于上海籍同学、也适用于外地同学,但是在现实中很多人看不懂。

传统的爱情有一些基本特征,就是在平常接触中,男生被女生的美貌和人品打动,真实地喜爱她,并主动追求她。而女生早早准备好自己,留给追求者足够的机会。如果在了解后发现,男生真的爱自己、自己也喜爱对方,女生就献出自己的爱情。可惜在当时极端市侩的上海,由于人们太过于强调利益而漠视人,这样古今中外都通用、简单美好的爱情,在现实中少之又少,近乎绝迹。

在我熟悉的其他环境里,绝大多数人也把婚恋与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比上海还严重。比如在东北的农村和城市中下层,谈婚论嫁有时很像是卖女儿;在有一官半职的人家之间,子女联姻经常是基于利益考虑的交易。但是社会里总有一些特别的人,有的出于年轻人火热的天性、有的甚至是因为对社会无知所以无畏,敢于抛开功利顾虑,追求爱情。虽然他们人数很少,结局也经常不好,但是人们还是在私下里热烈地谈论他们的事迹。为爱情而勇敢的故事,即使是悲剧,也为沉闷的社会带来些许光明,让芸芸众生感受到一丝生机与希望。

然而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我却没有遇到这样的、拒绝向世俗低头的少数人群体,即使在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云集的象牙塔里。这个城市里的人似乎都甘愿屈从于环境,懦弱地把自己的心灵锁在物质利益的条条框框里,看到天然的爱情被挤压成丑陋的畸形,却不知挣扎反抗。其中包括那些最有客观条件追求浪漫精神、最应该摒弃低级趣味、身居名牌大学、处于青春勃发年纪的天之骄子和骄女们,让人不禁觉得可惊可叹、也可惜可怜。大概因为被铁腕统治了几十年,本来既精明、又极端积极进取的上海人,已变得卑屈驯服,向上的精神被阉割,只剩下精明。他们专注小利,却无视大义,丢掉了“为爱情而勇敢”的人性之光。

我长期寓居校园,接触社会较晚,了解社会也晚。但是看懂后我强烈地排斥它,而不像很多同龄人那样选择改变自己去适应它。我不愿曲意迎合,社会当然就不欢迎我、不会为我留下多少生存空间。看清了自己与环境的方枘圆凿,我离开上海、出国留学的决心就变得更坚定,雪梅的人品在我心里也显得更可贵了

  家庭生活

1.   初到美国

在国内打拼了数年后,我获得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读博士。不久后,雪梅也顺利抵美、与我团聚。从中国到美国,我们切身感受到了两个社会的天壤之别。比如我们不用再忌惮那个从来没有见过、其影响却无处不在的六四黑名单了,也不再害怕被政治迫害,或被“内部监视、控制使用”了。身为老百姓,我们不再被政府或单位欺压,也不再被官员们蔑视、踩在脚下了。在生活中,我们不再担心户口、人事档案、或粮油关系了,也不需要操心单位介绍信、晚婚证明、准生证、独生子女证明、孩子上户口、上学的政策和手续等等问题了。我们不用再又花高价、又要偷偷摸摸、在黑市上“违法”租房了,也不用再揣摩单位领导的心思,乞求他发“善心”、分配给自己住房了…。类似的重要区别还有很多,数不胜数。

以前在上海准备留学时,朋友们私下交流为什么要出国。一位交大同学引用《诗经》中的一段话表达心志:“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大意:我供养你,你却不为我着想。我发誓离开你,去那美好的地方。那个美好的地方,才是我的安身之地。)这首诗讲出了没有被奴化的中华远古先民,在面对统治者的压迫时,内心怀有的威武不屈。我和雪梅在国内摸索多年,试图寻找未来的人生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看懂了自己在国家大局中的位置。我们前途道路上的那些重大障碍,其实都是统治者们故意设置的,并且坚决不想改变。他们要维持金字塔形的绝对集权制度,使得体制顶端的极少数人可以永远压迫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出于这个根本目的,他们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并且极端仇视“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民主思想。他们把中国人分成等级、一层压一层,所以就产生了严苛的户口制度、以及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在体制内、外差距悬殊等现象。在这个制度下,13亿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没有基本的公民权,永远被欺压。如果有谁想往上爬,就必须依附权力、欺压别人。即使老百姓知道国家怎样做才能变得更好,因为没有权力,也就没有办法改变现状。认清了这个形势后,我和雪梅不想同流合污,所以不惜背井离乡,来到美国。

在美国,身上的重重枷锁终于被解除,我们自由了!我平时没日没夜地工作。到了周末和假期,我和雪梅说走就走,开车去各地旅游,探索我们的新大陆。在缅因州,我们去看浩瀚、苍凉的大海。在佐治亚,我们探访《飘》的故乡。曾经深夜在西弗吉尼亚开车,几个小时看不到人烟,四周也没有其他车辆,好像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清晨在俄亥俄,我们无意中驶入一个大峡谷。左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右边是险峻的高山,直插云霄。高速公路就是悬崖和高山之间的一条线,画了一个巨大的、逆时针的弧形,从眼前延伸到远方,尽头消失在天边飘渺的山与山之间。霞光从左侧照进来,把天空、山峰、峡谷、以及之中的草地和树林都染成一片火红。我们的车飞驰,而这幅壮丽的峡谷风光画就缓缓地变换着角度,超长时间地占据我们的眼帘,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的车曾抛锚在弗吉尼亚的乡野。一位警察和几位不相识的普通人主动帮助我们。他们的热心和平等相待让我们感激。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我们在庄严、宏伟的议会大厅里,现场观看议员们议事。在华盛顿特区,我们驻足于林肯纪念堂里巨大的内墙碑文前,默读《葛底斯堡演说》,感怀“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在纽约州开夜车,我们在一个远离城市、无人看管的泊车区短暂休息,不经意间抬头,看到深邃、璀璨的银河从宏大的天穹的一边抹向另一边。亿万颗星星,好像各个清晰可见,都在无声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地、许久地回望着它们,心里激荡着感动和敬畏…。

那时我们年轻,精力旺盛,又没有负担。虽然举目无亲,但摆脱了在国内的各种烦恼,心情舒畅,满怀希望。后来因为孩子们加入家庭,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就结束了。但刚到美国那段时间里的多彩经历、以及对新家园的美好初印象,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2.   孩子们来了

最开始,我的专业偏工科,后来转为商科。在美国攻读博士,总是时间漫长。我的学业方向确定后,雪梅重回学校读硕士,之后开始工作。这期间,宝贝的大女儿出生。之后,我和雪梅都发现,我们喜欢孩子。于是,女儿一岁多时,我们又迎来了双胞胎儿子。短短的十几个月内,我们从两个无牵无挂的青年,陡然变成了一个忙碌、沉重的大家庭。总的来讲,初到美国的那些年里,为了应对学业、事业、和抚养孩子的责任,我们的压力和繁忙程度远比在中国时高,但是生活环境却变得平安祥和了很多。回想那段时期我们的家庭生活,记忆里既有幸福和好笑的故事,也有忙碌与奋斗的片段。

生活美好,时间就过得快。在那段如水流过的岁月里,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家里有婴儿降生。每次雪梅生孩子,我都在她身边。当看到新生儿从她身体里出来的一刻,我总是不禁感慨,这是件多么伟大的事!只有雪梅能做,而我不可能,所以我理应在其他方面补偿她。孩子们的到来,慢慢地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把我原本简陋的婚恋观,从云里雾里拉回到现实。首先,雪梅生了孩子还要养孩子,需要在家务上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就应该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我开始理解雪梅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再者,有了孩子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钱在生活里的必要性。我不那么鄙视钱了。第三,因为养育孩子需要很多物质条件,所以未来的妈妈要求丈夫能赚钱,就合情合理。我开始反省自己原来的愤世嫉俗,并且慢慢理解,在婚恋时女方考虑男方的物质条件,是有道理的,也是人之常情。只要掌握好优先等级,不把那些条件看得高过真情就好。

雪梅怀第二胎的时候,我们远没有第一胎时那么紧张。怀孕好几个月了,她才去做常规的胎检。检查室里,护士用超声波扫描仪察看雪梅腹中的胎儿。随着扫描探头的移动,显示屏上的胎儿形象也跟着变化。我坐在护士旁边,眼睛一直盯着屏幕。待产的父母都有隐藏的恐惧心理,特别害怕新生儿有缺陷。这时,屏幕上出现了两个大圆圈。我问这是什么?护士故意拉长声说,“这是两个脑袋”。在那一瞬间,我被吓得心突然往下沉,全身的冷汗一下子涌出来。我以为孩子是畸形,有两个脑袋!那个护士继续认真地看着屏幕,又过了漫长的几秒钟,她转过头来,高兴地对我说,“恭喜你!这是双胞胎,是两个儿子!”我这才慢慢缓过神来,由悲变喜。

因为是双胞胎,所以生产时的阵仗特别大。医生和护士们都很重视,服务无可挑剔。生孩子时,所有的妈妈都是孤单的英雄,竭尽全力与天地独斗。而爸爸最多是个有心无力的助手。雪梅这一次生两个孩子,挣扎与搏斗也是别人的两倍。生时,声嘶力竭;之后,筋疲力尽。我忙前忙后,但深感自己没有什么关键作用。全部忙完,已经是后半夜。两个宝宝被安置到育婴室。雪梅早已累得昏睡,被推到一间单人病房里休息。我则坐在她床头的小茶几旁,借着昏暗的灯光,在手提电脑上赶写论文。读博士期间,各种严格的项目截止日期一个接一个,我必须分秒必争。

凌晨时分,万籁俱寂。她朦胧地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看到我,便伸出一只手。我赶紧也伸手握住她的手。她回应了一个虚弱、但骄傲的微笑,然后挪动一下身子,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又睡着了,疲倦得什么也没有说。她的头发散乱,结成了绺。面庞浮肿未消,还可以看得出汗迹;那是在生产时被汗水浸湿,后来又晾干的结果。有人说,女人生孩子会变丑,影响夫妻感情。甚至有的太太因此不敢生孩子。其实那都是幼稚、偏驳的想法。孕育小生命总需要妈妈的巨大牺牲。每次生育都在雪梅身上留下痕迹,消磨掉一层她原本明艳的青春光芒,但那都抵不过孩子带给她的喜悦和由衷的满足。我也会默默地感动,觉得我们的生命因孩子而交融和延续、家庭有了新的希望、平日的辛劳也更有意义。在我心目中,生养孩子是雪梅无私的奉献。她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赠给了我们共同的下一代,为全家点亮了未来,厥功至伟,无人可及。我在床边端详着安静睡去的雪梅,敬佩与怜爱油然而生,久久不散。

3.   夫妻磨合

自从1990年春天的那个星期五的早晨,我就一直独爱雪梅。这对我并不困难,因为我从没觉得哪个女人比她更好。我的体会是,如果你认真地对待人生,你就会发现,那个与你最相爱的人就是最好的,女人的其他特点都远没有她是否爱你重要。结婚之后的这些年里,我看到雪梅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满头的乌丝里生出白发,如凝脂的皮肤有了皱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感受到,她全心全意地爱我和孩子们,因此我对她的爱情有增无减。

我不敢断言女人的青春与美貌对夫妻感情不重要,但是可以肯定地讲,在我心目中,雪梅容颜的改变远比不上她对家人的爱重要。这个结论并不来自任何深刻的分析,而是我每日直接、真切的体验。我爱她,就觉得她有皱纹也可爱、有白发也妩媚。她胖了,我觉得是风韵;她廋时,我就青睐苗条。这些几乎都不是我的决定,而是我的发现。我发现了,她温柔待我时,她怎么样我都觉得好。爱情有点像连锁核反应,我感到她爱我,我就自然更爱她;她领会到我爱情的增加,又变得更爱我。就这样,爱情激发爱情。在这个升华过程中,爱情之外的因素,包括容貌,都相对不重要。雪梅爱我们的家,真心和努力的程度近乎完满,所以别的女人就没有什么可能让我觉得比她好。

但是回顾婚后的感情历程,在生活压力最沉重的时候,我俩之间的信任也有过稍许动摇,我也曾短暂地怀疑我们的爱情是否还牢靠,我和雪梅因此经历过一场小型的感情危机。那是在大女儿约两岁、双胞胎儿子刚过半岁的时候。岳父母住在我们家,帮助照顾孩子。孩子们小时,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来过。他们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全家都很感激。雪梅产后重新上班。她的工作很好,当然压力也大。我博士研究进入深水期,看不清前途。我的办公室离家不远。每天早晨起床后,我都快速完成洗漱和早餐,然后赶去工作。中午和晚上也是回家吃几口饭,急忙再回办公室,直到午夜才回家,对家事很少过问。在夜间和周末,长辈们需要休息,雪梅和我就要接手照顾孩子。每天凌晨,总是一个儿子先哭,另一个儿子随后附和,然后大女儿也加入。于是三个婴儿的哭声此起彼伏。我们从睡梦中爬起来,安抚哭闹的孩子们、检查尿片、换尿片、热奶、喂奶、拍背、等孩子打嗝、再哄他们一一睡着…。这样的过程,每夜至少一次,经常两三次。从儿子们出生到一岁半,我和雪梅就没有睡过完整的一夜。

雪梅是三个婴儿的妈妈,又要应对繁忙的专业工作。在巨大的压力下,她开始焦虑,担心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很多年以后,她回忆起那段经历,觉得自己当年有点“产后抑郁(PPD)”,但那时我们连这个名词都不知道。有了孩子后,雪梅的心态自然有了很大变化。她时刻挂念三个小宝宝,我不再是她心里的重点。她开始经常对我抱怨、发脾气。虽然她口里讲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我做家务太少等,但那种语气和表情总让我觉得她对我整个人不满意。我不知所措,试图多做家务,但不得要领,效果不彰。

有一天雪梅又发牢骚,对我说,“以前我什么事都相信你,现在我不那么相信你了”。也许是焦虑使她担心我能否支撑起这个家、也许每天没完没了的尿片和奶瓶让她厌倦了眼前的生活、也许还有其他我不了解的因素。不管什么原因,我听到她的话,心头瞬时掠过一阵凉意。感情永远需要双方共同维持。任何一方失去信心,爱情之火就会熄灭。以前我们每次遇到困难,雪梅都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她对我的坚定信任一直是我内心的巨大动力。现在她说出不再相信我,难道她被眼前的困难吓住,要放弃我们都在为之努力的未来?如果她真的撤回对我的信任和托付、不爱我了,那么我们多年以来共同的奋斗、连同这个一起创立的家,就会失去意义。

几天后,我们在月下散步。我随口说,“假如今天才相识,我们还会喜欢上对方吗?”这本是一句即兴的玩笑话,说完了才发现,它暴露了我隐藏的担忧。那一刻,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两个人都沉默了,仿佛那句话一直悬在空中。又过了一两天,她郑重地对我说,“我想通了,夫妻感情最重要。以后不再怀疑这儿、担心那儿了。着急也没用”。随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忙于学业与工作。家务方面我也努力,但不敢讲有很大进步。雪梅肩上的家庭重担实际上有增无减,但她再没有抱怨、怀疑过。每次回想起那段日子,我都佩服、感激她。

我们最严重的吵架也发生在那个时期。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吵架的次数不算多,总共三、五次。每次都是因为具体的小事。最长的,几个小时也就过去了。这个“史上最严重”发生在大女儿大约三岁、儿子们大约一岁半的时候。当时全家一起吃晚饭,但女儿哭闹着不吃。雪梅本来在给儿子们喂饭,就撇下小的,转身去照顾大的。我觉得女儿在胡闹,大人不应该理会她,不要娇惯她。于是我们就吵起来了,声音很大。过了个吧小时,我首先投降。雪梅矜持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这样的大声吵架后来还有过一两次,都是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但都没有那次激烈。表面上,我们因家庭琐事吵架,但是我们并不真在乎那些事。我们吵架,其实只是因为两个人都极端忙碌,有时心力憔悴,按捺不住烦躁的情绪。

4.   雪梅是主妇

雪梅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同期又完成了硕士学习,在竞争激烈的工作市场上找到了高科技专业工作,并在公司里成为技术能手。我博士毕业后到纽约工作,她继续留在原地,我只有周末回家。从周一到周五,她又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三个孩子,生活异常紧张,每天都像一场战斗,但她样样事情都做得很好。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的故事。在那个小城的中国人中,她的事迹成了被口口相传的佳话,她成了大家谈论的模范太太。周末,我们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在马路上、商场里、或聚会中,总有或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询问雪梅是怎么应付这样繁重的、很多人觉得不可能的生活安排。我们则礼貌地、有一说一地回答。他们听完后就会感叹雪梅能干、孩子们可爱,并祝福我们。

一次我们家办派对,来了很多人。我看到一对夫妻坐在角落里,就走过去,准备和他们打招呼。那位太太是雪梅的朋友,和我不太熟。她的丈夫和我只是点头之交。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这位太太看到了我,就毫无铺陈地、很大声地对我说,“我老公天天在家里把我和你家雪梅比较,说我笨,不像雪梅,又能生孩子、照顾家,又能上班赚钱!”说话时,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故意避开身边的老公。她的声音清脆,语气严肃,带着明显的抗议和怨气。房间里的人大概都听到了她的话,但都假装没听见。她老公先是一惊,然后面红耳赤,尴尬地笑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我,没心没肺地大笑不止。

另一次聚会中,一位太太特意找到我,不服气地对我说,她照顾一个孩子,比雪梅照顾三个孩子更辛苦。这位太太是我们的邻居,全职主妇,有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儿。她父母都住在她家里,帮助照顾孩子和家务。但她还是很忙,并且逢人就历数做新妈妈的各种辛苦。她和我继续理论,三个孩子可以一起玩,不需要妈妈时刻参与,所以妈妈可以抽空休息;而一个孩子只能和妈妈玩,所以永远需要妈妈,妈妈就得一直忙碌。她的这套与雪梅攀比的说辞,已经在多个场合对小区里的很多人讲过,我早有耳闻。于是我对她说,“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每天早晨把两个孩子送到你家,让你帮我照顾。这样雪梅就只照顾一个孩子,像你现在一样累;而你每天都有三个孩子一起玩,就会像雪梅现在一样轻松了”。她听到后,立刻心领神会,笑而不语。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听说她还拿自己与雪梅比较。

谈到家庭生活,很多人都关心、好奇与钱相关的问题。我和雪梅都来自1970、80年代清贫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按美国社会的标准,我们都算是非常节俭的。也许是继承父母的思维,我赚钱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奢华享受,而是希望生活里不再感到金钱压力、思想不被钱的问题困扰,这样我就可以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读博士期间,家里有新生儿,雪梅又自费读硕士,我的奖学金自然就显得太微薄了。那几年是我们最缺钱的时候。身边面对类似情形的其他留学生,有从中国来的、也有从其他国家来的,出于好意,私下告诉我们,他们享用了美国的社会救济,也建议我们申请。实际上,我们的经济负担比他们的都重,但我和雪梅都坚守心里的自尊,不愿意伸出乞求之手。那时雪梅操持家务、管钱,我配合她。我们用各种办法开源节流,又得到了一点父母的帮助,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个时期。我工作后,也许因为节省已经成为习惯,再加上美国的高工资,我们再也没有感到过钱不够用。雪梅继续主管家务和钱,我也乐得远离这些事。说来有趣,我的专业是商科,工作中天天和钱打交道,生活中却很排斥钱。

工作了几年后,我在公司里的级别和重要性提高了很多。一次我出差去见客户,由两位做销售的同事陪同,从纽约出发,经停多个大城市。路上为了寻开心,他们开始讲自己老婆的笑话。一位说,他太太不久前买了一辆豪华车,但莫名其妙地不喜欢,所以刚刚又买了一辆更贵的。另一位紧接着说,他请太太安排三个星期的家庭休假。结果他太太竟然自己做主,与几位闺蜜的家庭合伙,包租了地中海里靠近埃及的一个小岛,来回全程私人飞机。我在一旁听着,与他们一起嬉笑,心里却很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雪梅太节省了,从不主动要求奢华。我平时也想不到为她买昂贵的礼物,以后应该多关心她。

途经西雅图,白天忙完公事,晚上难得空闲。同事推荐了一家欧洲名牌店,于是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走了进去。被美女售货员认真地教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选了一个天价女式包。出差归来回到家里,把包献上。没有想到,雪梅觉得它没有用、又贵,坚决要我退掉。我再三请求她收下,也曾提议去换别的牌子或款式,她却心意已决,毫无商量余地。其实我懂得她的心态。她不是吝啬,而是不想乱花钱。她一直在努力按自己的标准做一个好太太,而她心里的那套标准包括了“不乱花钱”。

回到单位,那两位同事问起雪梅是否喜欢那个包。我说退了。他们再问,是不是雪梅觉得它还不够高档?我就讲了经过。他们听后大惊失色,连声感叹,“Saint!(圣人)”、“Angel!(天使)”。之后,这件事很快在公司里传开,变得人人皆知。年终公司聚会,这两位同事偕同他们的夫人,特地跑到我和雪梅面前,严肃地求证“天价包事件”的来龙去脉。听到雪梅亲口确认后,两位太太的神情变得严肃和若有所思。她们离开时,眼神里充满了敬意。

5.   我心目中的雪梅

我在纽约工作时,同事和朋友中有很多优秀的单身青年,有男有女,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名校毕业、聪明、健康、能干,但是经常感叹爱情难寻。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却有一个大家庭,在他们眼里有点特别。所以在一起吃午饭、或下班后聚会时,他们会与我谈到婚恋问题。有些女生就问,到底怎样做才能找到男朋友?我总回答说,这其实很容易,你要留长发,穿高跟鞋、束腰长裙,不要戴眼镜。在天气好的时候,比如春秋季有微风的日子里,你要经常在环境优美的地方走动,脸上要戴着笑容和自信。你这样,自然会有男生追求你。我说得一本正经,听者之中有人会认真追问,也有人会哈哈大笑。有人觉得是好主意,有人怀疑。现在回想,我的建议太过具体,有点滑稽。

那时,我和雪梅平日里分处两地,都非常忙。周末在一起,还要奔波于孩子们的各项活动之间。仿佛每时每刻都被具体的事务占据。无论面对面还是在电话里,我们的交谈总是关于眼前迫切的现实问题,语气永远急促。生活的压力下,我们不再有机会经常谈心,也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彼此。但是,也许她都不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在开车往返两地的途中,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比如答应我求婚时她激动、坚定的泪眼,在北京重逢时她的欢喜,生大女儿时她骄傲的笑容,等等。但是我回想最多的还是初识的情景。她灿烂地微笑,衣裙飘逸,风采照人。在我回忆的画面里,她周边的景象淡去,只剩下她走在蓝天与大地之间。天地成了她的舞台,她就是我的女主角。这样的思绪提醒我劳碌的意义和家庭的源头。我们每天忙于工作和孩子,但是我们在一起,不只是为了工作和孩子,而是因为我们相爱,因为她是我心中的最美。

这么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很多来自上海的朋友,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在上海长期生活过的外地人。初次见面时,总要互相介绍。当听说我不是上海人、我们也不是因为要出国才结婚的时候,他们经常感到惊讶。有些人就会礼貌地旁敲侧击,问雪梅家在上海的哪个区?读的是哪一所中学?父母做什么工作?等等。他们无非是好奇,雪梅是“正牌”的上海女孩吗?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困难,才不得不嫁给外地人?因为我经历过多次类似的场景,所以总在这样的对话刚开始就领会了他们的目的,但还得像背台词似的一一回答他们那些表面的问题“…静安区、育才、交大教授…”,然后看着他们的表情由惊讶变成更惊讶,我心里就会觉得滑稽,但还要控制住自己的表情,不让他们察觉我已经看穿了他们的心思,避免他们尴尬。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也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都这样,我就感慨,上海人婚恋中的地域观念这么重,雪梅选择嫁给了我,真是不简单!我庆幸遇到了一颗为爱而勇敢的灵魂。

随着小女儿出生,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雪梅顺势不再工作了,留在家里做全职太太,照顾四个孩子。那时距离她第一次告诉我,她梦想做家庭主妇,已经十几年了。我们终于实现了她少女时的愿望!在同一时期,我开始筹备创业。我所在的行业竞争极端激烈,我必须投入全部精力和时间才可能有机会。于是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平时每天工作到半夜,只有周末回家。而雪梅承担了全部家务,包括教育四个小孩子的责任。那时我才真正懂得,雪梅回归家庭,对于我们这个家和我的事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如果没有雪梅这个全职太太的关键而坚定的支持,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和我创业成功的可能性,都要低很多。

我和雪梅都努力用自己的全部真心爱对方。在这个最根本的意义上,我们是平等的。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共同面对外部世界时,她选择站在我身后,把我推成了“一家之主”。我年轻时觉得,夫妻应该携手面对事业和生活,不分主次。我们两个人的婚姻观念本来不一样,但因为爱她,我听从了她的安排。现在回头看,她的家庭规划远比我的更有道理,也更现实可行。如果她当初没有那样坚持,按我的粗浅想法,我们会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夫妻都工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太可能生养四个孩子,孩子们得到的关怀和照顾会减少,我的事业也会更多地被家事拖累。《圣经》上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上又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是妻子的头”。我曾以为这些话不符合夫妻平等的原则。有了长期的亲身经历后,我才有了更深的理解。《圣经》对夫妻相爱的要求之高,让人生畏,也常令我惭愧。如果丈夫和妻子都像《圣经》说的那样强烈地爱对方,他们就平等了,因为婚姻美满的原因、以及夫妻平等的基础,就是爱,而不是社会地位、赚钱能力、或其他功利因素。《圣经》要求丈夫领导家庭,妻子跟随丈夫。夫妻之间的领导和跟随,只是责任和分工的不同,不代表地位高低。比如我工作赚钱,雪梅照顾家庭,我们并没有因此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其实在生活中,除了要求“我爱雪梅,雪梅爱我”之外,我对家庭和夫妻关系没有什么强烈的观念。我很少在这方面费心思,因为雪梅思考得比我多、比我深。我们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的家庭模式,都是按照她的想法运作的。

  总结

这就是我和雪梅从相识、到最小的孩子出生,那十几年青春岁月的概况。刚下笔时,我只想记录在洛基山脚下谈到和想起的一些好笑的往事。之后把初稿拿给熟悉的朋友们看,引起他们热烈反响。他们感慨爱情与人生的沧海桑田,又提出了更多、更深的问题,涉及我和雪梅的经历的方方面面,让我觉得文章的意思太不完整,于是就增加了我们相识和相爱的过程、曾经面对的关键问题、以及当时的主要想法等。写多了,想到的就更多,但是发现篇幅已经很长了,于是匆匆收笔,就有了现在的版本。在我埋头写作时,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把这段历史写给心中那些亲切和熟悉的人们。

首先,我要写给我和雪梅的交大同学们。从相识、恋爱、在上海打拼、到最后出国,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我们都得到过同学的帮助。比如,我第一次邀约雪梅,就是请了一位共同的好朋友牵线搭桥。我们谈恋爱时,两边同学分别为我们分析形势、出主意、和打探消息,帮我们跨过交流的障碍。毕业时,同学们帮我联系上海的单位。毕业后不久,我辗转回到上海,开始时借住在留校同学的宿舍里。后来我们需要租房时,同学利用社会关系帮助找房源。出国前,同学帮我在黑市上换美元…。每当雪梅和我想起这些老同学,就觉得很温暖、很感激,觉得我们和他们密不可分。

客观地讲,当年同学们祝福我们,但也怀疑我们是否能长久,因为他们那时就预见到我们后来遇到的多种困难,并且他们看过、听说过太多的校园情侣,在类似的情况下选择分手。后来我和雪梅真的结婚生子、生活美满,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所以大家自然好奇我们的经历。毕业后几十年里的每次同学聚会,都有人问起我们恋爱、结婚、和奋斗的历史。这次洛基山聚会也不例外。我把回忆写出来,就是对亲爱的同学们的交待,并衷心感谢大家曾经给予我们的帮助和祝福!

人们总把“困难”和“痛苦”联系在一起,觉得环境的艰难就会带来心里的痛苦。当年那些在毕业季分手的校园情侣们,就是害怕未来的困难会让自己痛苦,所以放弃。我和雪梅的经历却不是那样。如周围人所料,我们的婚恋确实遭遇了一连串困难,比如父母的反对、两地分居、没有户口等。困难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爱情带来甜蜜与希望。二者相抵,困难与压力就不算什么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幸福也远比痛苦多。

回想当年,我们被自己爱的人爱着,心怀希望地拼搏。我们运气比较好,经过努力,大致算是心想事成。但是任何人在爱情与奋斗中度过青年时代,即使后来失败了,也不算虚度光阴,也会青春无悔。艰难可能挟带痛苦,但也是让人生变得精彩的机会。在逆境中,我和雪梅从爱情里汲取勇气和动力,各司其责,努力打拼。共同的奋斗让我们更加了解、信任彼此。我们因此变得更亲密,成就感和自豪感也更多。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坚信爱情、勇敢地捍卫爱情。如果两个人都拿出真心,身处逆境时就会奋起拼搏,即使最后并非万事如意,也可以一路快乐。爱情可以被信赖,值得被追随!

第二,我要写给雪梅的家人、朋友、和过去的同学、同事们。雪梅在育才中学、交大和美国的硕士班里,都是学业好、乐于助人的学生,被老师和同学们喜欢。她在中国和美国都做过工程师,因为能力强,工作又好又快,备受老板和同事们尊重和欢迎。雪梅的父母和亲属们本来期望她在事业上有更大的成就,所以雪梅选择做了全职太太后,他们曾经有些惊讶和不理解。无论是照顾家庭还是出外工作,做得好的人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和鼓励。雪梅把家和孩子照顾得很好,我们很幸福。她的人生成就不逊色于任何上班的人,值得家人为她骄傲。她把一辈子的主要精力贡献给了家庭和我,如果我不说,谁又会知道她的人生呢?所以我有责任向大家报告雪梅的经历、奋斗和成就,以告慰关心她的亲友们。

第三,我要写给我们的四个孩子、以及家族里的其他晚辈。年轻时,我看到过很多人,为达到各种世俗目标,选择为利益谈恋爱和结婚,而不敢追求真心的爱情,或者对已经开始的爱情失去了信心、轻易放弃。近年来,我遇到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已是中年,事业有成,家庭完整,但心里还惦记着年轻时没有开始的、或没有进行到底的爱情。他们心中的遗憾溢于言表,显而易见。

爱情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之一,非常重要和美好。它不但独立于事业成功等世俗目标,也独立于婚姻与和家庭的圆满。爱情经常导致美满的婚姻和家庭,但那只是爱情的副产品,不是爱情的目的。爱情的目的就是爱情本身。很多人认为爱情是性欲的衍生品,那是不对的。爱情里有爱也有性,爱不是从性里生长出来的。爱超越性,远比性更珍贵。对于那些希望做贤妻良母的传统女生,爱情经常是生命中最伟大、最核心、和最美丽的事项,直接关系到她们全身心的努力和奋斗是否值得、以及一生过得是否有意义。总之,爱情值得一个人在年轻时奋力追求,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爱情并不高深复杂,年轻人无需羡慕前辈的经历,因为爱情也会从你的心里自然生长出来。我和雪梅的故事,始于我对她简单而真实的倾慕。我的热情感染了她。她审视后相信了我,然后选择全心投入。双方的真诚使得我们甘愿为彼此付出,于是爱情之火越烧越旺,给我们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一起走过了无悔的青春。我们的爱情模式相对传统,年轻一代的处境和想法可能和我们的有很大不同,因此他们的爱情表现形式也可能很不一样。其实每一对相爱的人的相处与处世方式,都是他们在应对真实的境况时,一点一滴地创造出来的。只要双方都真心,爱情就会美好,具体形式不重要。

最后,我要写给雪梅和我自己。在回忆和落笔的过程中,当年的种种或甜蜜、或艰苦的场景,又回到我的脑海里,自己也被感动。我们这样一对平凡夫妻的爱情和家庭,也是经历过那么多波折和奋斗才得来!现在我们生活平静,不再面对大的威胁或困难,每天想的和谈的经常是一些小事,爱情的誓言换成了关于柴米油盐的讨论。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促使我们缅怀当年对爱情的信心。那时,无论是在幸福的热恋中、还是在艰难的逆境里,我们都守护和坚信彼此。今后,我们还要继续互相勉励,不要在安逸中淡忘了当年的承诺,不要让琐事磨损了感情。青春时代的爱情是未来爱情的基础,但不应该被当作保证。我们还要努力探索怎样在每日的生活中珍惜对方,让我们共同的人生之路继续精彩、并充满意义。

今年是我们结婚二十五周年,这篇回忆也是我送给雪梅的银婚礼物。

  回应读者

文章发出几个星期以来,在各种场合、通过多种渠道,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读者感言。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发自肺腑,让我心暖,谢谢大家!原以为文章中有太多关于交大、上海、和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元素,大多数读者可能不熟悉,会有隔阂感。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真心的爱情故事有足够的力量穿透这些障碍,使不同时空中的人心产生共鸣。

我以前没有写过情感类的文章,而这篇其实是被朋友们刨根问底后的自然天成。落基山聚会时,同学们问我和雪梅恋爱和婚姻的经历,态度认真,问题触及了当年的关键细节、以及我们的思想过程。我最开始有点惊讶,但后来慢慢品味,逐渐明白,其实同龄人都在反思自己的人生和爱情,那些尖锐的问题就是来自这样的反思。思考的人经常希望与别人交流,了解别人的经验,作为审视自己和理解社会的参考。在那次聚会中,大家把我和雪梅看作了这样的“别人”。我知道很多人,年轻时憧憬美好的爱情,但经过了或平淡、或起伏的半生,看到过太多爱情输给利益考虑、或在尘世中慢慢消磨殆尽的例子,于是对爱情暗自灰心气馁,甚至怀疑真爱的存在。聚会时,朋友们推敲、甚至质疑我们的故事,是因为大家心里有一个更大、更根本的疑问,就是在我们年轻时的那个真实环境里,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能否战胜严苛的户口制度、毕业分配、父母反对、出国潮,等等强大的现实障碍,使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为双方带来一生的幸福?对于这些问题,我的回答都一样:“只要坚持就可能!”。我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放弃对爱情的信心!我的这个宗旨、外加同学们充满洞察力的好问题、和他们诚恳的态度,促使我严肃地回忆几十年前的经历和想法,然后认真组织语言,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并有针对性地回答每个提问的人。在与同学们这样真诚和深入地交流后,这篇文章就水到渠成了。希望它能抛砖引玉,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时的借鉴。

关于爱情和婚姻,好像总是失恋的人、离婚的人,更愿意倾述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思考,幸福的人则相对沉默。在流行的影视与文学作品里,绝大多数美好的爱情故事幼稚、虚假,比如琼瑶的很多作品。而爱情悲剧常常更贴近生活、更让人信服,比如1990年代流行于上海滩的《孽债》。这就造成了生活中的众多成年人,因为极少看到真实可信的幸福爱情,所以内心其实不太相信爱情,觉得“软”的爱情不如“硬”的物质条件可靠。于是他们堂而皇之地宣扬似是而非的婚恋观念,比如“门当户对”、城市人不要配农村人、大城市的人不要找外地人等等。这些论调可能害了不经事的青年。年轻时就对爱情没有信心的人,不太可能勇敢地追求爱情。少年人心里对真爱的天然渴望,如果被市侩的观念泯灭,即使爱情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也会无视、或者不珍惜。每每听到那些误导人的观点,我总是不以为然,但也没有能力或愿望去一一反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真实的经历告诉大家,让读者看到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怎样促使两个平凡的人冲破世俗藩篱,人生过得幸福和有意义。

在写作和修改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上海朋友的意见、建议、和鼓励。但因为文中批评了当年上海的社会风气,一些上海朋友和读者表示很难接受。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的不满相对持久,使我觉得有必要解释。几十年以来,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等,一边倒地负面描述那段历史时期的上海青年。大家熟知的相关艺术形象, 比如《渴望》里的王沪生、《芳华》中的林丁丁、《孽债》里为回城而抛妻弃子、或抛夫弃女的上海知青群体、以及众多的电视连续剧里的上海人形象,都是为利益而背叛爱情的刻薄角色。《芳华》的作者严歌苓,自己就是上海出生的女生。她笔下的、与她同龄的上海女孩,同样也是无情无义的物质女。我和朋友曾经逐一回忆广泛流传的、反映我们这代人青春年华的文艺作品,我们竟然都没有找到不惧困难、坚定捍卫爱情的上海人角色!我在上海学习、工作和生活多年,内心喜爱这座城市,自视是半个上海人。文中的故事是我们的亲身经历,表达的想法也经过认真思考,自信经得起推敲,我也很愿意和读者交流讨论。雪梅是一位标准的上海姑娘。这篇文章,追述真实的历史,推崇和褒扬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勇敢,实际上反驳了流行文艺里大量存在的、对上海人的习惯性偏见。

有读者反应,文章里议论太多、太抽象,让人不能痛快淋漓地欣赏爱情故事。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写作能力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故意为之。我不想把雪梅和我的故事写成一个琼瑶式的言情小说,而是希望实话实说,为思考人生和爱情的成熟读者提供一个完整、有用的案例。最初,我在聚会中的叙述、以及本文的早期版本,都是偏重情节,较少议论的。但之后与朋友们的交流中,议题迅速深入,很快就上升到人生哲学与世界观的高度。比如,提问的焦点曾经有,当年我和雪梅是否有隐藏的、更关键的物质目的?我们的一见钟情,属精神层次、或只是因为雪梅“有一副漂亮的物质皮囊”?女人不工作、不挣钱,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否就会降低?爱情的根本原因是人身体里的化学反应吗?等等。我理解提问者,因为我自己思考时,内心也遇到过这类问题。但讨论深入的速度之快、抽象程度之高,还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大概因为同学们都聪明和博学,对社会、人生、和爱情,已经想得很深,不屑流行文艺中的肤浅浪漫。

这些讨论暴露出,即使背景相似、关系亲密的同学之间,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也会有巨大的差别。而这些思想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人生与爱情经历的不同。但是在平时,就算是好朋友,也极少谈及这些重要的话题。现在大家因为我的文章而有了深入交流的机会,让我觉得很荣幸。记得在学校时,有的同学在读琼瑶或三毛等的浪漫作品时,被感动得激情满怀。但他们读过后,在面对现实中的恋爱状况时,想法和行为还是照旧。究其原因,那些作品为了商业利益,着重煽情,但思想浅薄,不足以帮助头脑成熟的人面对真实的爱情问题。我不希望自己的文字也那样,只感动人、却不为人带来实际的改善。我的读者已经提出了深刻的问题,我就应该回应他们,提供基于信仰与理性的刨析。所以我努力把当时面对的局势全景、自己的判断、思考、以及事后的反思都写出来,也许文字变得抽象和沉重一些,但是这样做更可能对读者真有用,所以值得。

【全文完】

初稿成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下旬,后来接受热心读者们的建议和批评,又有多处添加和修改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https://www.ly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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