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黄亚澜
回答 - 艺术歌曲 王德龙 - 回答（北岛诗作）  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回答》，即便不了解全诗，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定不陌生。这首诗李志曾在他的2017年跨年演唱会上大声朗诵，当时的氛围让人震撼，广场的曲调，配上管弦乐，加上他低沉的嗓音，全场都沉寂下来了。
北岛写下《回答》时，也不过才二十来岁。那时的他与大多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样，胸中沉淀着郁气，不吐不快。
细细回想，这首诗歌被镶嵌在70年代的中国，在1976年北岛创作了它，那时刚刚结束了文革，诗人们是悲愤的，是坚定豪迈的，是掷地有声的。
他们批判着种种荒诞与罪恶，斩钉截铁，表达着对过去社会的质疑。
他们身后有光，光慢慢照过来，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年轻的北岛的诗歌，振聋发聩，铿锵有力，那是一种“革命的腔调”，让人无处可逃。但显然，再往后的岁月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首《回答》并非是北岛最好的诗，那时候的他太过年轻，在翻云覆雨的时代里，像是一只被困住的野兽在竭尽全力地嘶吼与咆哮，是犀利的，也是直白的。但当你将这种犀利与直白的标签直接贴在北岛身上，甚至一直因为这种“革命的腔调”爱着他的时候，2009年北岛在某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他写道：“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在文章最后，北岛说：“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不少批评者都认为北岛如今变得功利了，不再愤怒了，开始向岁月投降了。北岛后来解释说：“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其实能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那时候有人问他，现在已经60岁的您，对于愤怒是怎么理解的。北岛说：“我依然愤怒，老愤青一个。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是的。说这个话时的北岛已经是60岁了，在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与多年的异国漂泊之后，对于情绪表达和文字控制的关系已然有了新的认识。 
北岛原名叫赵振开，生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是北京大院儿子弟。北岛曾经描述过他记忆里的童年，那时父亲的书架上，最上面那层永远摆的是马恩列思毛的经典著作，代表着时代的正统。父亲的领导还会时不时地来找还是小朋友的他们谈话，了解父亲平常的言行举止。在这样的成长氛围，北岛几乎是被浸泡在一个高度符号化的汉语池里，慢慢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但后来，随着一些远行，他的感受有了变化，渐渐从以往的桎梏中逐渐走了出来。北岛曾回忆在北京的日子里，那是1970年的春天，他和朋友史康成、曹一凡去颐和园划船，史康成站在船头朗诵郭路生（也就是“食指”）的《在你出发的时候》为“上山下乡”的伙伴送别：“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北岛在回忆时，将此情此景这样形容到：“如轻拨琴弦，一下子触动了某根神经”。从六十年代末开始，也就是食指出现以后，中国诗歌处于地下状态长达十年之久，已逐渐形成众多的流派，个人的风格也日趋成熟。1976年九月的一天晚上，芒克、黄锐和北岛像往常一样在黄锐家的小院喝酒聊天，北岛突然提议说：“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大家先是一愣，继而极度兴奋。后来他们又把周围的朋友聚到一起开会，商量细节，就这样在1978年，文学杂志《今天》被创立，并由北岛担任主编。“《今天》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那就是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这是北岛对于诗歌的豪情壮志。北岛几乎是一个理性的诗人，在他的诗歌里面，鲜有对风花雪月的描述，大多都是家国情怀的感悟，原本的北岛是一名极具代表的先锋诗人，但是当他经历了种种人间百态和客居他乡的流离之后，再加上他的好朋友遇罗克的死直接触动了北岛，导致北岛开始对那个时代产生怀疑，开始产生思考并且发问。自1989年以后，北岛离开祖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漂泊旅居，有四年时间，甚至流连于六个国家。从西柏林到莱顿，从巴黎到纽约，世界于他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而他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那些年所经历的，就像他的诗歌《青灯》里描述的那样：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
其实，至少对于诗人们而言，漂泊未尝不是好事。里尔克曾经说过：“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在《乡音》中写到：“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在《路歌》中写：“在无端旅途的终点，夜转动所有的金钥匙，没有门开向你。”这一切都是北岛在异国居无定所时的孤单与彷徨，在异国的夜晚，在孤灯下，只有数不尽的满目苍凉。但所幸的是，在这些流离失所的时间里，他与艾伦·金斯堡、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样世界级的诗人成为朋友，他到过特朗斯特罗姆的蓝房子，并引他为诗歌世界里的“叔叔”。对于这些享誉世界的诗人文豪，在他笔下似乎都是生动活泼而趣味横生的普通人，他与他们相交甚好，也彼此惺惺相惜。当然，这段时期的经历与交友，也在影响着北岛后期的诗歌创作。 
在时隔15年后的2004年，北岛的散文集《失败之书》首次在大陆出版，这本散文主要是北岛在流浪的路上的一些采撷，北岛曾说：“散文和漂泊之间，按时髦的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在1989年到1993年的四年间，他曾住过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这其实就是一种散文语境。又或者说，在很大意义上，《失败之书》可以被视为一本纯粹却又意义深远的记录，它记录着一个诗人由内而外的生活，这或许是一些琐屑的情节，不乏敏感与牢骚，却又不失真挚。那个喊出“我不相信”的面容肃穆与凄厉的热血青年消失了踪影，这本书里我们所能读到的，是一个在异国的阴暗边缘处苦痛抽搐的心灵，在没法言说中文的日子里，书写作为一种替代，是无声的自言与自语......2009年，北岛六十岁，决定写作长诗《歧路行》，因为需要与“体积、大时代和个人经验对话”。“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然而，诗写到500行时，北岛中风了，长诗也在2012年春天搁置。此后，北岛开始试着画画，他自己也明白，写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将这首诗写完。在生病的时间里，北岛一直在寻找新的语言，来摆脱掉自身病疾的束缚。在家里女儿让他看电视对话，看画识字，他也曾坦承那段时间：“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幸运的是，从2015年开始，北岛开始有了一些起色。他又开始写诗，参加“文学之夜”，出席相关活动。似乎感到重获生命而时间紧迫，他开始着手去一个一个实现他之前的夙愿。比如，出版《给孩子的诗》，发起《醒来——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正如他在《宣言》里所写：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晚期的北岛诗歌几乎完全抛弃掉了早期作品的宣言口吻，透着物是人非的沉郁沧桑。即便偶尔还是会想起年轻时候的豪情与热血，但是：在《一幅肖像》里，他曾写到：“他侧身于犀牛与政治之间，像裂缝隔开时代。”、“哦同谋者，我此刻，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在《下一棵树》，他写到：“大雪散布着，某一气流的谎言，邮筒醒来，信已改变含义，道路通向历史以外。”在《背景》里，他写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重还故乡，时间撼动了某些字。起飞，又落下，没透露任何消息...”但即便是我们的心会比恨走得更远，北岛依旧在《借来方向》中高呼：“借来方向，候鸟挣脱了我的睡眠，闪电落入众人之体，言者无罪！”想起艾略特说过：“很深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可能是这样的吧，只是在梦中，在梦醒后，北岛会悄然写下，“铁锤闲着，而我，向以后的日子借光，瞥见一把白金尺，在铁砧上。”（《岁末》）。在北岛后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全然看到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岛，可能你会说这和那个书写着《回答》的热血少年有着不太一致的形象，可不得不承认的是，他还是那个宝刀未老的北岛。只是不同的是，由于多年的漂泊生涯，他诗歌中的政治性在逐渐减弱，而愈发地向艺术性靠近。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固执的老头，而是一个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历史和反思自己的诗人。“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2010年4月的时候，在香港城市文学节上，北岛与一众港台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备谈笑风生的口才，台下听众阵阵笑声。北岛穿着浅灰色西装，紧锁眉头端坐其中，他发言的主题是《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规劝香港年轻人通过诗歌，在高压的现世中寻找精神家园。近些年来，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所以你看，那些大喊着北岛变了的人，其实也都是源于对他，或者愤怒本身的不了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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