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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文革经历:走出阴影(10) 2017-12-15 11:02:22

走出阴影 十)父爱的痛苦 

 

 

尽管父亲的嘴是快乐的,但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痛苦的原因是复杂的。父亲要养家糊口的心里负担是十二分沉重的。

 

刚来的时候,房东家的老大在学校里常欺负我,因为是同班,就有机会与我作对,大力宣传我是反革命的女儿,还给我起个绰号叫“王二小姐”,说我是城里来的娇小姐,啥活都不会干,到处去散布这个绰号,搞得几乎全屯子的人都知道我是下放户家的“王二小姐”。他天天看着他家的水缸,一是怕我妈用他们家的水,二是怕我乘他不备之际去“偷”舀一大水瓢,因为是他负责挑水加满他家的水缸。当然去他家的水缸舀水也是暂时的,刚刚来,用的东西还没买齐全。

 

开始的时候,我和姐姐两个人抬一桶水,要穿过三条街,需要半个小时才弄回一桶水,母亲用水如油。 那是一口屯子里公用的井,还是那种敞口的,没有井盖,周围脏泥烂草,水面上飘着干树叶、垃圾等。好脏呀,看着就恶心!冬天的时候,井边还有冰,井台很小,一不小心就会滑进井里。而且,打水也需要技巧,我们怎么甩桶也舀不上来水,只好等有人经过的时候请人家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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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我们屯子里的井和这个差不多

 

几个星期后,我发现住在一条街的西头邻居家里有个小轱辘井,这个发现另我激动!我就大胆的做了自我介绍,叫女主人大妈,当时我的小嘴那个甜呀,大妈长大妈短的就认识了。从此,家里就有了又近又干净的水了。后来才知道,老乡自己家的水井是不给外人用的,善良的大妈不但容许我用水,还请我进屋坐,给我用新磨的玉米面烙煎饼吃,至今还能回味出那金黄的脆脆的薄薄的煎饼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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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大妈家的小轱辘井与这个是一样的,很干净。

 

很快,我就学会了挑水,开始独立完成家里的供水了。最开始每桶只盛1/3的水,后来2/3的水,再后来就是满满的两桶水挑起来就走。我们屯子里没有小姑娘挑水的,各家各户都是家里的老、少爷们儿挑水,我是独一份。而且,我挑水的姿态很美,轻盈的小步,两手一前一后握住吊水桶的铁链,肩头扁担的两头随着脚步有节奏的一上一下忽悠忽悠的。每每在院子里遇到房东家大儿子的时候,我都会傲慢的从他眼前飘过。渐渐的,“王二小姐”挑水就成了我们这条街的一大优美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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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自网络)把右边的我换到左边的图里就是我挑水时的美姿了


 

1970年,我们下放的第二年,也是父亲被遣送回来的那年, 秋收的时节,父亲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看见我在地里刨茬子。刚刚割完的高粱地,刨出的茬子带着湿土,很难把土磕得干净,满满一筐还是挺重的。我必须背对着筐先蹲在地上,挎上花篓双肩背的绳带子,然后把双手臂努力伸向前方助力,同时高喊一声:“哈 . . . 嘿!”助阵,虽然费很大的劲但还是能站起来的。由于是顶着风,所以一步一步走的挺慢的。后来,父亲说我的脖子伸的很长,看着我弓着腰吃力的往家的方向走去,好令人心疼!那天,父亲收工后,直接走到房后,坐在一块石头上,老泪横流,左右手轮番扇自己的耳光,不停地叨咕着:“都是我的罪过,让孩子承受这份苦!”那个时候,我虽小,但很要强,也很能干。其实,拾柴就是孩子们的活儿,我放了学就背上大花篓去拾柴是很正常的,就跟城里的孩子下学在外跳皮筋打口袋踢毽子是一回事儿。每次母亲都告诉我不要装的太满,别累坏了,我都满不在乎而且很自豪的挥挥手说:“没问题,小意思!”

 

 

若干年后,常有人盯着我的脖子赞美说:“发现你的脖子很美!”其实,我的脖子长的美就是当年背大花篓练就的:前腿弓,后腿蹬,伸着脖子往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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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上)这个花篓和我当年背的是一模一样滴! 

 练就美脖的健身器械:装满茬子的大花篓;基本要领:前腿弓,后腿蹬,伸着脖子往前冲!

 

 

父亲非常心疼女儿。实际上,我的个性很强,从来就不服输,父亲真的不用为女儿担心。那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里的那句:“担水拾柴全靠她”,那个“她”指的就是我!

 

可见,父亲对我的担心确实是多余的。在我的心里,最难过,最伤心的莫过于在放学的路上远远的望见父亲在大地里,面对黄土背朝天挥舞着镰刀,被社员们远远的甩在后面,拼了命的干也追赶不上;以及父亲拎着、扛着农具上工、下工回家的样子。这情景,在我的心灵留下了又一永远的阴影,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像电影一样,挥之不去。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带着安全帽与铁路的工程技术专家们在修建铁路的隧道现场解决技术难题,绝不是眼前看到的这一幕。

 

最让父亲难过的是这一年的秋收刚结束,母亲就像邻居家借了一辆手推车,我们全家集体行动去大地里拾柴,这是准备冬天取暖烧火和做饭用的。父亲和姐姐在前边刨高粱茬子,我和母亲跟在后面把土磕干净再装到车上。我们干了足足有一个下午,把满满的一车茬子用绳子拦好,父亲在前边拉车,我们在后边推。走了大约一半路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一车柴淋湿了,我们也都被淋透了,加上路滑,一不小心,车子一边的轮子馅到了泥泞的沟里。父亲拼命的拉,我们拼劲力气推,无论如何也弄不出来,最后我们只好卸下一少部分,总算把车子连推带拽的弄了出来。到家后,我和姐姐一人背了一大花篓立刻返回取剩下的茬子。父亲看着我们姐俩儿都淋成了落汤鸡,背着满满的湿湿的沉重的大花篓回到了家,真的是心疼至极。

 

我们一家人都受了凉,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喷嚏,父亲趁着母亲做饭的时候,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偷偷跑出后门,又一次伤心的老泪横流,又一次痛苦的捶胸顿足的责怪自己!

 

饭后,母亲又烧了热热的姜汤给我们喝。还好,第二天我们都正常的上工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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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经历:走出阴影(9) 2017-12-15 11:01:10

出阴影 (九)母亲生病住院   

 

父亲回来不到半年,母亲就生病了。 

母亲的肚子疼痛难忍,大队卫生所和公社医院的医疗条件和水平都不能确诊更无法治疗。老八路驾着大马车一路颠簸送我们去了一个三十多里以外的屯子,那里有一家省医科大学的“六二六”医疗队。母亲被查出肚子里有肿瘤,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需要尽快做手术,当即就住院了。我留下来照顾母亲,姐姐照顾家,给我们准备饭菜,父亲两头跑,送饭和一些生活必须品。那么远的路,没有直通的火车和汽车,又是寒冬腊月,父亲要走很多的路才能搭上一段车,再走很多的路才能到医院,每天如此足足有半个月。 

说是医院的住院处,其实和大车店有的一比。这是个不分男女的病房,十七、八个病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床与床之间的距离很小,勉强能走过一个人,是给医生查床用的。病人都是等着做手术的,再加上每个病人都有24小时的家人陪护:有父亲照顾孩子的;有老婆照顾丈夫的;有晚辈照顾老人的;还有五七干校的人来照顾工伤的同事的。照顾病人是个苦不堪言的差事,有几位中年男女喜欢讲笑话,逗的大家开心笑笑,调解一下大家的气氛,偶有刚开过刀的病人也会提“抗议”的,憋不住笑可是会导致刀口开裂的!有时他们不管不顾的唠“埋汰”嗑,每当这时,母亲立刻让我出去换换新鲜空气。病房里的故事也是很多的,看护们也都会相互帮助照顾病人,好像一个大家庭,不仅是“热热闹闹、乱乱轰轰”,而且是很和睦的。 

手术的那天早上,护士通知家人烧手术室的壁炉。医院的条件很差,没有暖气,每个手术室都有那种墙外烧火,墙内暖的壁炉,由当天做手术的病人家属负责烧壁炉。但是护士却给错了手术室的房间号,父亲一大早就开始烧火,把手术室烧的暖暖的,而母亲却进了另一间手术室。手术开始了,是局麻,手术室里冰冷冰冷的,母亲差点就冻透了,做手术的医生们也冻的哆了哆嗦的。好在,执刀的医生经验丰富,水平很高,母亲的手术很成功,不到两个小时就做好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位美女医生的名字,漂亮的上海女人,姓蜜,名维翠。感谢她的高超技术,母亲肚子里的瘤子是良性的,感谢上帝!

出院后回家养病,大队的李医生(她是医专毕业的,县里下放的)常来给母亲打针送药。李医生建议给母亲补充营养,最好炖鸡或煲鸡汤。家里的鸡和猪都是姐姐帮母亲喂养大的,有着深厚的感情,一听说要杀鸡,姐姐就吓得溜到邻居家躲起来了,想让姐姐亲手杀鸡那是不可能的!父亲自告奋勇说:“我来!”父亲哆哆嗦嗦的像个初犯的偷鸡贼,好不容易捉到一只大母鸡,把俩鸡腿捆在一起,然后系在一根柱子上,再把鸡头系根绳子栓到另外一个柱子上,费了五牛二虎的劲儿总算是绑好了。接下来,父亲是要做“刺客”了,只见他双手握住刀,刚伸出去想用拉锯的方式拉鸡的脖子,那只鸡拼命的挣扎着扑瞪,每扑瞪一下,父亲的手就缩回一下,几个回合下来,父亲已经吓得不敢再出手了。 

这一切,被扒在门缝里的我看得是一清二楚,实在是忍不住了,蹦出来“建议”父亲还是用长据“拉大据扯大据”吧。 

“嗨,我真笨,怎就下不去手呢?”父亲不好意思的说。 

“让开,我来!” 我坚定的要求。十四岁的我接过刀,深深的运了几口气,瞄准鸡脖子,两眼一闭,大喊一声:“对不起啦!” 双手高高的举起了那“罪恶的屠刀”嗖的一瞬间猛然落下,可怜的鸡与头就一分为二了。罪过,罪过呀,本“公主”自打来到这个世界就拒绝吃飞禽走兽,小鸡仔都不敢抓!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此,放下屠刀,立地虽没成佛,不过再没杀过生。 

本来是想为母亲炖一锅鸡汤,结果水放的太少,揭开大锅盖一看,做成了一只“沟帮子熏鸡”。母亲说熏鸡味儿十足,非常香!平生第一次做,真好假好不知道,因为我是绝对不会亲自品尝的。我把大块的肉切下留给母亲慢慢吃,够吃好几天的,剩下的鸡骨架用来做了汤。 

母亲躺在炕上养病的这些天,思绪万千。身体上的病,还可以治愈,而沉重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母亲毕竟是读书多,性格开朗。经过这场病后,母亲既想清楚了也想开了:别人能活,我们也能;别人饿不死,我们也饿不死;天塌了,也要用双手撑起来,要坚强的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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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经历:走出阴影(8) 2017-12-15 10:58:35

走出阴影 (八)父亲被遣送下乡



1970年初夏的一天,灾难降临了,我家头顶上的那片天突然“塌”下来了!


 

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父亲扛着大大的行李,背包摞伞的由两个人押送着回到了我们农村的家。父亲被革委会定为“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及反动技术权威”而被开除了铁路的路籍,并遣送去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十里暴土扬长的旱路,背的挎的扛的,大行李包括棉被,厚厚的褥子,枕头还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用品书本等等,是怎么弄回来的?空手走十里路都累,何况带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不扔掉大行李,只带重要的少量的东西回来?路上总能遇上大马车的,为什么不搭车回来呢?那两个押送的就不能搭把手帮帮忙拿点小件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进了屋,那两个人说走累了,又渴又饿,让我母亲给做了两大碗面条涡鸡蛋,然后又押着我父亲去大队部报到了。他们出示了铁路革委会开除我父亲路籍的证明信,还有“判决定罪”的证明信,以及请求贫下中农监督管制改造的信等。 


父亲尽管一天没吃没喝,忍负重担艰难跋涉,为了安慰我们的不安心里,还是笑呵呵的对我们说:“我自由了,从此不用蹲牛棚了,我解放了,可以和你们天天在一起啦!” 当我们问起为什么不扔掉行李,父亲说好好的丢掉了可惜,再说,我是扛一会儿,拖拉一会儿,累了在歇一会儿。诚实的父亲撒了个大谎,直到有一天,屯子里一位车老把儿对我母亲说起那天在路上遇见我父亲并要父亲上车,可是两个押送者说:“这个人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不能让他污染贫下中农的马车!” 后来父亲承认,本来已经把大行李仍在了路旁的田边,但是那两个人又命令父亲取回来,说这是对反革命的惩罚,让父亲遭点应该受的罪! 


父亲突然被遣送回来,令我们惊慌失措,我们一下子都懵了!人人都说铁路的工作是铁饭碗,父亲学的是铁路水利桥梁设计,二十多岁就在伪满新京铁路任给排水段的段长。一辈子把知识贡献给中国铁路建设的父亲,如今铁饭碗没有了,一个知识分子从此能端起这泥饭碗吗? 父亲有能力用泥饭碗养家吗? 当年父亲考大学时,我的太爷(曾祖父),父亲的爷爷,听说有一肚子的墨水,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学究,曾在道德会讲学,还有我的爷爷,父亲的父亲,也是以教书为生,是师范院校的校长,二位长辈都劝父亲考文科,毕业后当老师,老师的职业是永远不会失业的。可是年轻且接受了新思想的父亲坚持考了工科,励志当铁道工程师。爷爷和太爷都说:铁路修完了,你也就失业了!此话灵也!中国铁路从晚清修建第一条线开始经过民国,包括满洲时期加上共产党十七年的建设。 如果把1865年,英国商人Durand自資修建的0.5公里長的一小段“展览铁路”也算上,那就差不多是百年铁路史!全国铁路网基本形成,工程师没用啦,“磨”都卸了还留着“驴” 嘎哈(干什么)用呀!

 

父亲的农民改造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在那个年代,人们把一介书生,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有文化的人群统称为“臭老九”。队里的社员们认为“反革命”是罪人,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而现行是知识分子。农民对“臭老九”却还是有几分敬意的,因为那是指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当地的老乡称之为有“文化水儿”,一般的“文化水儿”还不够级别称“臭老九”呢,越臭越说明“文化水儿”越多,所以队里的社员们都善意的叫我父亲“臭老九”。 


干农活,尤其是与队里的社员干一样的农活,对父亲来说是太难了。“五、七干校”的那段经历与真正农村的农活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朱队长尽可能的给父亲派最简单最轻松的活计,比如:踩格子,就是跟在点种子的人后面走,把土踩实;背个喷雾器喷洒农药;除草、割地的时候,别人拿六根垄,父亲拿两根垄。父亲非常努力的去学,认真的去做,不嫌脏也不怕累,可就是不如一个“小半拉子”劳力。我们那里的“大办拉子”给计2/3的工分,“小半拉子”只计一半的工分,父亲虽然没干“小半拉子”那么多的活儿,但还是按照“大半拉子”计工分。好在,大家都能理解“臭老九”是半路出家的“新农民”,所以没有人催父亲快点儿干活,也没有人和父亲比工分,就是有也会被队长给骂回去。当然,父亲也不肯接受多给的工分,但在队长坚持下,父亲就多做些其它的力所能及的事来补偿,记账,打扫队部的卫生等等。 


父亲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胆子也小,特别害怕大队的民兵,其中有几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也是民兵,他们经常找黑五类的麻烦,借点理由就会打人的。有一天晚上,父亲从队里开会回来,天已经黑了,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巡逻的二流子民兵,他们手里拎着大棒子,拦住了父亲问:


“站住!你是什么人?”

--- “我是一队社员” 父亲吓的声音都变了。 


“别逗了,俺这旮瘩哪有你这样文明口音儿的社员,老实说,你到底是谁?”他们边说边挥舞着手中的大棒子。

--- “我是下放户老王家的,刚开完会回来,你们想干什么?” 父亲的双腿已经被吓得发抖了,这一棒子抡下去就会要了命的呀!

 

“啊,你就说是下放户不就行了吗,还社员,你算个屁社员, 会种地吗?行啦,好好改造吧,赶紧回家吧!”

 

还好,他们对下放户还是比较客气的,因为他们明白,一是可能呆不长,二是不知来头有多大。多数下放的人原来都是当官的,所以,他们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那个年头,黑五类被打纯属于白打,活该,没地方告,没地方说理。这是真的,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所以父亲才这么胆小害怕。夏天的时候,父亲刚下放回来不久,我们大队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住在我家前面一条街的一个老光棍,是地主出身,黑五类子弟。1969年春,屯子里通了电,这个老光棍在家的后院种了几颗果树,为防止小孩子爬墙翻进院子里偷他家树上的果子,他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墙头上安装了电网。小孩子爬墙时被电了一下,但没什么大事,于是家长就汇报给了大队。大队的一位领导,记得是方会计,马上就来到了光棍家的后院,双手搭在墙头上,打算用双手支撑身体,猛劲一跃就可以看到墙内的情形,谁知,刚一用力,还没等跃起身,就被强烈的电流而击倒了。孩子们立刻喊大人把方会计抬到大队的卫生所,结果还是没抢救过来。当时听说是“双手触电,通过心脏”?反正我们都不懂医学,可能是很外行的说法吧。大队的卫生所不具备抢救的设施,也没有专业的医生,大专毕业的李医生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了。 


事情发生的当天,大队的几个民兵去了老光棍的家,就在他的家里把他吊在了房梁上,几个人轮流着抽打,当晚就打死了。 


方会计是个好人,正直善良,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的,很帅,在我们屯子里真的是出类拔萃的,非常优秀的人才,四十岁不到,英年早逝,实在可惜!但是老光棍触犯了法律是应该报警的,由公安部门来处理,而我们大队的民兵就这样给处理了。 


我们家还算庆幸,大队和小队的领导并没有认真的把父亲当成反革命对待而实行监督和强行劳动改造。只是偶尔大队有召集地富反坏右训话时,父亲还是要去的,无非是警告不要搞破坏,不要腐蚀拉拢革命干部与革命青年,尤其知青。所以,父亲从来都是避开人群,远离知青。其实,父亲也很寂寞,也非常想找人说说话,父亲很喜欢那些年轻知青,只是不敢,怕给他们惹麻烦。父亲对我们队里的那些老高三知青感到十二分的惋惜,说他们正是才华横溢的好年华,算起来现在应该刚好大学毕业,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他们可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栋梁,国家的宝哇,好可惜! 


父亲对他人生的巨大变化,在嘴上是完全接受的。父亲永远都是笑呵呵的进家门,进了门就开始自我表扬,又有了啥啥啥的进步,还说:双手老茧,大字不识的农民(1970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都能上大学,我当然也能反之当农民!父亲是在安慰我们,是呀,人们常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享不到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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