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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留日同学-六位为国捐躯者 2018-02-12 07:03:18

七、留日同学-六位为国捐躯者


    上篇在介绍贾植芳先生时,提到抗日战争时期留日同学黄浪萍先生在中条山战役时为国捐躯了。这批留日同学中还有李毅夫、邓仕贤、范德元、张润东、卫国尧等同学在抗战中献出了他们年青的生命,年仅二三十岁。

李毅夫、邓仕贤、范德元等同学是同为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二中队留日同学写的回忆录上提到的(见下注)。他们都在国军中服役,而为国捐躯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何时何地,在何部队和在何战斗中牺牲的。他们不像黄浪萍,有贾植芳这样的战地记者为他写有悼文。他们也许在国民政府132万阵亡将士名单上,也许根本都没有死亡记载。这些留日同学基本上是团级以上政工干部,不是第一线的士兵战斗员。他们的牺牲可以看到抗战的血雨腥风,也许一颗炮弹下来,人就成了一缕青烟,走完了他的一生。

          这里无法知道有多少在国军中的留日同学,在抗日战争的前线为祖国洒热血,抛头颅的,因为除了上述回忆录外,没有其他留日同学留下回忆录提到其他牺牲同学。这里提到的在国军中阵亡的留日同学,这些烈士没有人给他们写谱立传。但他们实现了黄埔精神“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

这里提供的是仅有的可以查考的资料,以纪念这些为祖国抛洒热血的抗战烈士们。他们的黄埔军人照片和非常短小的简历,使人肃然起敬。

留日同学张润东(原名张慕谦) 卫国尧是共产党人,因此他们都有现在他们地方组织编写的传记。1940年张润东牺牲时,是共产党隐藏在国军陆军一二八师的政治部代理主任。1944年卫国尧牺牲时,是共产党领导的广游二支队的大队长。


国军中牺牲的留日同学

李毅夫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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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夫-黄埔14期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二中队学员

李毅夫,23(1915-?),广东台山,日本大学社会科毕业, 广东台山新昌巨源转


邓仕贤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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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仕贤-黄埔14期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二中队学员

邓仕贤,放达,26(1912-?),广东乳源,东京铁道教习所机械科,广东韶关善后路万宝堂转交


范德元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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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元-黄埔14期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二中队学员

范德元,27(1911-?),南京,北平中法大学,日本东京铁道局教习所卒业,南京沙湾三九


黄浪萍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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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浪萍-黄埔14期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二中队学员

黄浪萍,浪平,29(1909-1941),广东中山,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日本美术学校毕业,广东中山县烟洲

 

 张润东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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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东-黄埔14期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一中队学员

张润东, 31(1907-1940), 湖北枣阳,襄阳鄂北中学,东京日本大学, 枣阳鹿镇农村


张慕谦,原名张宗让,化名润东。生于湖北枣北唐梓山脚下大张庄。幼年父母早逝,靠伯父抚养。8岁读私塾,之后在双河兴亚学校读书,两年后转入白水中学学习。1924年秋,考入襄阳鄂北中学,投入学生运动。1925年冬,加入共青团。1926年春,张回到枣北投入农民运动。组建了唐梓乡党小组,任党小组长。1927年初,枣阳县委派张到武汉参加农训班学习,结业后回县继续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八七"会议后,参加了鄂北秋收起义,任鄂北特委交通员。1928年夏,任中共枣阳县第三区区委书记。10月,枣阳党组织遭到破坏,张等转移到河南邓县,在中共南阳县委的安排下隐蔽下来。同年夏,张任邓县县委委员,分工城区革命活动。1930年1月,成立中共邓县区委,张任区委书记。 3月,调南阳中心县委任委员。1930年5月,张作为鄂北、豫南特委代表,赴上海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同年夏,张回到枣阳筹建苏维埃政权组织。枣阳苏维埃成立,张任主席。9月,鄂北、豫南两特委合并,建立鄂豫边特委,张任执行委员。1931年6月,成立鄂豫分特委,张任书记兼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常委。不久,调任红九军二十六师政委。1932年4月,国民党以数万之众围攻苏区,张不同意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死守苏区的意见,被扣上"改组派"帽子,撤销二十六师政委职务,调任鄂北山南游击队指挥部政委。6月,省委重命部队返回苏区,张竭力反对无效,愤然离队。 1935年冬,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日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与同学离日归国,在上海组织了"留日学生救亡协会",与党的外围组织一同集会、游行。1937年10月,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在从训练班毕业前,中共决定在训练班发展党员,建立临时支部,张被重新秘密吸收入党。1938年5月,从军事委员会战干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黄埔14期)在武汉毕业。不久,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派往华北某部,任少校政治指导员。1940年春,又派往驻沔阳的一二八师任政治部科长、代理主任。不久,随部队行至汉江边,遭日军飞机轰炸牺牲。 

 

共军中牺牲的留日同学

卫国尧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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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尧-黄埔14期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二中队学员

卫国尧,27(1913年8月6日―1944年7月26日),广东,日本大学。广州市同兴路八十号


卫国尧,广东番禺人。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到东京日本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后,卫国尧回国投身抗日事业。1937年10月,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1938年4月,在武汉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5月,从战干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毕业。1942年底返回家乡,秘密建立中共沥滘(jiao)乡支部和情报站。利用“地主少爷”、“留日学生”的公开身份活动,将游击队交通员安排在自己开办的碾米厂中,以便掩护。1944年,卫国尧被任命为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后改编任珠江纵队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在禺南打游击。1944年7月,所部遭日军一个联队包围,在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31岁。

为了纪念卫国尧烈士于1942月8月创立的原民智小学(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五约5号),后更名的沥滘小学,现更名为卫国尧纪念小学。卫国尧纪念小学设有卫国尧烈士纪念馆。

据说卫国尧烈士纪念馆最先没有收集到卫国尧烈士的照片,如有网友来自广州,能够把这张照片贡献给纪念馆,以缅怀我们的先烈。

 

 

注:上述回忆录的作者还提到徐师良和刘博欧两位留日同学,但这期同学录上没有查到,因此不能提供照片。他们可能从不同的留日学生训练班毕业。这里也向徐师良和刘博欧两位烈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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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留日同学贾植芳-胡风集团骨干分子 2018-01-23 05:51:20

六、留日同学贾植芳-胡风集团骨干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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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同学,黄埔14期,贾植芳

贾植芳(1915-2008 ),山西汾城县人。因“12.9”被捕,保释后,由亲戚送日本就读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1937年“8.13”松沪会战后, 从日本归国抗战。旋即参加教育部为留日同学举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 从易名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留日学生训练班”(黄埔14期)第二中队毕业。贾毕业后,授予上尉军衔,任职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日文干事,在中条山前线做宣传工作。以后,又在国民政府和国军担任过不同职务。他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教授。

1949年前,他三进监狱,两次是进国民党的,一次进日本人的。每次待的时间不长,因为是“共党嫌疑”,但“查无实据”,所以可以具保释放。1949年后,他入的是共产党监狱,监管期20几年。就如他的日志记载,在批判胡风运动的晚期,他写的批判胡风的文章,评为“避重就轻”,不予发表。由于“落井下石”不够及时,而且批判胡风不够严厉,贾植芳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他和阿垅在监禁11年后,在1966年又加判刑期12年。

贾植芳在留学日本期间,投稿胡风主编的刊物,由此结识胡风。那时,贾植芳只是20来岁的左倾文学青年,但是个无党派人士。因为文学关系,贾植芳从事文学创作,在胡风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到1955年,他们保持了几乎20年,犹如师生样的关系。可是,谁又能预料这种师生关系,却成了贾植芳人生道路上的巨大灾难。

留日学生训练班的留日同学关系密切,在抗战重庆期间,来往频繁,没有人知道对方是共产党。这可以从1980年后,贾植芳与许多非共产党人的留日同学交往中,得到证明。贾植芳尽管不是共产党,但在抗战期间,多次受同为秘密共产党的留日同学的帮助。这种接触后来都使其他人在胡风事件中成为审查对象,有人被审查了几十年。

  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而贾植芳又是骨干分子中的骨干。在文革开始时,他是加判徒刑的俩人之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其中一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居然发生在同样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只有650个同学的留日学生训练班的一个同学身上,这说明了这个留日学生训练班聚集了一批特殊人才。前面提到的在台湾“二、二八事件”里殉难的艾璐生,屠呦呦的中学老师应克孝,也是特殊的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以后还会看到。其实,这些都是偶然中的必然。

这批留日同学人才济济,能人辈出,才华横溢,就如现在说的所谓“精英”。可是,他们又是一批义无反顾,愿为祖国赴汤蹈火,舍身成仁的爱国志士。贾植芳在中条山战役战地报导时,写了一篇“悼黄浪萍君”的纪念文章。黄浪萍和贾植芳是留日训练班同一个中队的同学和战友,他就是为国捐躯的这个留日训练班的留日同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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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浪萍,浪平,29 (1907-1941),广东中山,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日本美术学校毕业,广东中山县烟洲

在这个批判胡风的疾风暴雨中,可以看到到处是落井下石的。贾植芳不愿意落井下石,他的遭遇是20几年的囚禁,还株连他的妻子。这场运动,给以后的“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树立了榜样,埋下了伏笔。

1955年,中共党内的“高饶事件”, “潘扬案件”,以及“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后来开展“肃反运动”的“暴风雨前夜”。前面提到的留日同学麦英杰就是“肃反运动”中,留日同学中的受害者之一。受到“肃反运动”“清算“的还有担任过陈诚秘书的另一位留日同学,而许多留日同学的情况可能永远是个谜了。因为这个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很多同学,在百度百科中的履历上,有的到1949年嘎然至止,有的到1952年,有的到1955年或1957年或1959年,等等,然后几十年空白,直到1978年。这里历史虚无主义到处可见。但愿这个系列,能够填补部分空白。

 

以下是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序

贾植芳  

感谢罗银胜先生接受远东出版社朋友的委托,花了很大的力气,为我编选了这本回忆录总集,其中除《人的证据》一书写于我的壮年时代以外,其他的各篇大小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狱里狱外》及我在人生的暮年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审视自我的文章,也包括在我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各个不同时期交游的朋友们的回忆。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作为这部文稿的原作者,为了感谢大家的辛劳和盛情,我仅抄录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自己在由鬼变成人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解冻时节》写的序文中的主要段落作为本书的献辞:

……1937年,当时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留学,同时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在出国前,我从三十年代初期,就作为一个文艺学徒,先后在家乡太原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各报上写文艺作品。只是1935年冬天因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当地的地方政权以“危害民国”罪投入监牢,罪名为“共产党嫌疑犯”。坐了两个多月,由我那个富裕的家庭辗转托了一位在官场上有权势的人物,以银洋一千元和五十两鸦片烟的高价保释出狱,但因为还留着一个“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即是说,我随时有“二进宫”的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1936年出狱后,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踏上了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亡命日本的老路子。当时在东京的内山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学习与工作》丛刊第一、二本,第一本书名《二三事》,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为书名,第二本题名为《原野》,是以艾青译的比利时现代派诗人凡尔哈伦的诗作为书名。我从这个丛刊的撰稿人员阵容和编辑风格上感受到这是继承鲁迅先生开创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的严肃的左翼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来东京以后写的一篇以我的第一次监狱生活的人生感受为题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了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刊物是什么人负责编辑的。过了两个月,即1937年初夏,我收到这个丛刊的第四本《黎明》,它刊出了我的小说并三十元的日元稿费和编辑胡风的热情来信。1937年秋天抗战爆发以后,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活动,并继续为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后来的《希望》投稿。我与胡风是在历史的风雨中结成友谊的,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青年时代由文学结缘与胡风的结识与交游,等于拿到了1955年长期坐牢和劳改的通行证,我们一块被投入地狱。

解放初,即1950年秋,我就插队落户到大学当教授,虽然我生平未参加过任何党派,我们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投入救亡和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命追求是在当时开放性的历史文化环境里,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融会的时代潮流下形成的。而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首先反对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体制,这也是“五四”运动的一面思想旗帜。因此,我在旧社会是一个反叛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为“政治犯”在监牢里进进出出,前后有三次之多。万万想不到,我们为之追求与奋斗并为之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来临以后,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中,竟成为被改造与再教育的对象。到了1955年,又大祸从天而降,作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与我的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任敏先后被捕,被扫地出门,收监关押。我在监狱里坐了十一年,“文革”前夕又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法庭宣布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是:“妄图篡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后来我在劳改中,我看到在“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的毛泽东对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在该书的第163页上看到毛泽东对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和定罪的批示:“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当时法庭宣判后,法警给我带上了手铐,送上警车,押回看守所。不旋踵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保卫科,被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并宣布了改造纪律:“不准乱说乱动,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到印刷厂报到以后,在“监督小组”(“文革”爆发后,“监督小组”改名为“专政小组”,我被称为“专政对象”)专人监视下,白天除干各种苦活、重活外,在革命群众的不断批斗中,在拳打脚踢中过日子。古人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我虽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只留下了胡风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我牢记鲁迅先生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在奴者,而是心的奴者。”一直到1980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其间十三年,在苦海中浮沉,前后共二十五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再说说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她被关押了一年多被释放后,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她到该院报到时,该学院一位人事干部对她进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们的指示办事并和贾植芳划清界限,回到人民队伍来。”她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并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她到了青海后,先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学教师,不到半年,又以为“胡风集团”翻案罪,被收监关押四年,直到1963年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释放。但指定她不准回上海,只准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此,虽然她是一个在城市长大成人的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但她还是选定了到我的家乡——山西襄汾县南候村落户、改造,作了十八年在歧视下自食其力的农民。直到七十年代末,胡风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开始离开劳改工地——校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做资料员时,她才回到了相别二十多年的上海。但因为过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难日子,所以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了我们1955年被政治风浪摧毁的家庭后,在1997年患了脑血栓病,卧床五年后,在2002年11月20日离开了这个世界。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她去世后所说的“如非往昔遭那种迫害,她晚年又何至于患此绝症,悠悠苍天,人间何世!”因为本书作为附录收录了她晚年写的回忆录,因此在这里她写出了她的命运与遭遇,作为我奉献在她的遗像前的祭礼,也就是说,这部回忆录也是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生活回忆录。为此,我再抄录我在原版《狱里狱外》书中的序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收尾:

  “老年人喜欢忆旧,喜欢回头看,因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随着体力与精力的日趋衰退,做事情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触面就越来越缩小了,和复杂纷纭的广大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而和自己的主体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在这种窄小的生活气氛里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沉湎在记忆中,从记忆里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即是‘我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之类。这倒不是要学时髦做深刻状,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实在太复杂了。近百年来,在这种历史的振荡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

  有了这份想头,这几年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关于我自己的回忆录。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就抄到这里,是为序。

 

五、留日同学刘真,张宝树-陈诚的秘书(1)

四、留日同学-镇反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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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留日同学刘真,张宝树-陈诚的秘书(1) 2018-01-09 15:37:05

五、留日同学刘真,张宝树-陈诚的秘书(1)

 

          1938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留日同学训练班(黄埔14期)同学毕业后,刘真和张宝树直接分配到军委会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陈诚官邸,当上了陈诚的侍从秘书。刘和张在1949年, 分别到达台湾。

陈诚侍从秘书-刘真及夫人石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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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14期毕业生, 留日同学-刘真和石裕清

 

          刘真(1913-2012),字白如,安徽凤台人。1935年,安徽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东渡日本,就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研究生。1937年5月, 刘真和大学同学石裕清(1911-?),安徽寿县人,安徽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教育心理科研究生,在东京结婚。

          1937年 “七七”事变后,弃学返国抗战。1937年10月,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1938年5月,从军委会战干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黄埔14期)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官邸,任陈诚的少校侍从秘书

          1940年,刘真在重庆担任中央训练团少将主任秘书,届时陈诚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1940年7月,统帅部成立第六战区,陈诚调任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驻湖北临时省会恩施。刘真跟随陈诚同往恩施。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计划重新在临时省会恩施恢复一度停办的湖北教育学院。当他看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陈诚表示希望到大学去当教授,以期实现自己从青年时期就已经选择好的终身职业。作为长者的陈诚非常看重刘真也非常理解年轻人的心,批准了刘真到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当教授,发挥他的专长。1944年在李四光等人的推荐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将湖北教育学院改组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属教育部管辖。

          刘真在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任教期间,时任三青团中央候补干事的刘真兼任学院的训导主任,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1947年)国民党三青团合并后,刘真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与他是三青团中央候补干事相当。这时他的地位已经与同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党团合并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一期生杜聿明和郑洞国中将,和老资格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经担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吴国桢等齐名了。刚刚34岁的刘真,不仅成了相当于现在大陆共产党的候补中央委员,次年他还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員,代表安徽省第一选区,成为759立法委员之一。

          刘真的快速升迁与他的学历,能力分不开的。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开始成为陈诚的侍从秘书,后来又有陈诚的关怀和提携,最后水到渠成。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以《总统令》明令发表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月5日,陈诚正式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在陈诚达到台湾后,作为陈诚心腹的刘真及一家也从大陆来到台湾。

          1949年3月下旬至4月5日清明,台湾台北发生了由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学生运动。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的陈诚下令,在4月6日逮捕闹事的学生领袖,后来称为“四六事件“。4月7日,陈诚任命刘真为新成立的『师范学院整顿学风委员会』主任委员,以整顿学风、停止学潮。在院长谢东闵(后来曾任台湾副总统)请辞后,由刘真接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长,时年仅36岁。他是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升格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后的首任校长。直到1957年,刘真升任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后,他才卸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长职务。

          卸任教育厅长后,刘真担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10年。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1989年,他荣获台湾行政院中华民国文化奖章」,1999 年,又获教育部「一等教育文化獎章」,用于奖励“致力师范教育,具有特殊贡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术地位的建立与刘真的工作努力密切相关的。

当民国政府迁台之后,台湾名人荟萃。刘真能够在这弹丸之地,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跻身于群雄之林,与陈诚的慧眼和栽培不无关系的。刘真的这些荣誉,和称他为教育家是实至名归。

刘真是1937年回国抗战的这批留日同学中的佼佼者,也是当年国民党“第三梯队”的幸存者。2012年,刘真在台湾逝世,享年100岁。

刘真夫人石裕清是广州黄花岗,为七十二烈士之一,石德宽(1886-1911)的遗腹子。她和刘真同时从黄埔14期毕业。1945年,石裕清任中央民众教育馆馆长。1949年1月,任命为台湾教育厅督学。她在台湾去世。

陈诚侍从秘书-张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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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14期毕业生, 留日同学-张宝树

张宝树(1911-1999),河北高杨人。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毕业,后就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回国抗战。1937年10月,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1938年5月在武昌南湖,从军事委员会战干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毕业。作为留日学生中的特优代表,他被任命为陈诚的少校随从秘书。

抗战期间,张宝树的任职情况不详。可以确定,1945年抗战胜利后,抗战期间停办的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复校,他返回母校曾任教授。1946年,张宝树担任过河北省渔会理事长。

张宝树担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副主任委员,三青团河北支部干事长,河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中国国民党六大(1945年5月),以及中国国民党第六届(1947年)党团合并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

1949年到台湾后,从1953年至1967年,张宝树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第5组主任、第1组主任。1963年11月起当选国民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9年12月至1981年3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6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秘书长。1969年4月至1979年12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主要助手,台湾那个时期的重要核心人物。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掌权后,张宝树逐渐失宠。他被免去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务,1980年3月他辞去立法委员一职,1981年被聘为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1996年5月续聘。

张宝树是这批1937年回国抗战的留日同学中,担任国民党政府职位最高的一位同学。他的日本东京帝大学历,与陈诚的关系,他的活动能力和才干,还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切造就了他和给他发挥的舞台。他和刘真一样,从“第三梯队”成功地转变成了各自业务上的领头人。

张宝树1999年在台湾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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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修理烘干机 2018-01-06 12:45:08

DIY-修理烘干机


DIY是在美国的一种生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近30年前,刚到美国不久,看到我们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一个高头大马的MIT的毕业生,身穿Carhartt 的上下联身脏兮兮工作服,在五金店买零件。当时我就崩出个“whoa“!从那时起,只要自己能够干的都亲自动手。当然那时,修理汽车是第一位的,原因还是手头紧,不能开源,但要节流。以后,家里的东西,什么都自己修,不知道的学着修。唯一请人修的是车库门的大弹簧断了,因为需要特殊工具,而且比较危险。100多刀不值得自己尝试。这类项目以后再谈。今天,谈一个更换烘干机门开关的简单DIY项目。

做任何DIY项目,第一,需要找到问题,确定哪里坏了;第二,把机器的型号记下来,然后到网上找到这个型号的机器图纸,找出坏的零件在图纸上的号码,以及零件号码。根据这个零件号码,再去网购。本人通常购买原设备制造商(OEM)的零件,当然贵一点;第三,要知道如何撤除和安装零件;第四,准备需要的工具;第五,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一、诊断

最近家里烘干机里面电灯不亮了。灯坏了,那就换灯泡咯。可是,灯泡卸下后,一看灯丝还是好的。这时发现烘干机门打开后,烘干机仍旧在旋转。最后,检查门开关,判断门开关坏了。当然,问题诊断是DIY的关键,也是最难的。要查对问题,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二、买零件

必须确定这个零件,不管是不是OEM零件,都必须它(们)是配合机器型号的。

三.需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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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螺丝刀(左1,2,大小都可以),工具(Husky 14-in-1 Painter's Tool),菲利普螺丝刀     

三、具体工作

1.       烘干机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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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把烘干机的总开关关掉,这里是扳到右边。

2.       把过滤网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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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出过滤网下面两个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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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烘干机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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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具插入上盖和机体的缝隙,把工具用力往里推,同时在工具握手端往下按,和用手把盖往上提。同样,在烘干机左面,也做同样工作。顶盖就可以抬起来了。

5.       顶盖打开后,用棒撑住盖头(见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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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出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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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右上角的安装开关的两个菲利普螺丝卸下。

7.       把旧开关撤下来,新的装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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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头螺丝刀插入接线器,使接线器两头分开。接线器一边是三角形,另一边是长方形。所以,新开关不会插错。

这样,重复前面步骤。安装好,门开关,放下顶盖,把过滤网下的两个螺丝安装好,把过滤网重新放回去。这样安装完毕。

8.       重新打开烘干机总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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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开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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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着,灯亮了。按住门开关,灯灭了。

四、  完工了。收拾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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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留日同学-镇反遇难者 2018-01-02 08:03:50

四、留日同学-镇反遇难者

           

    大家知道,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央政治学校是一个国民党干部或官员的培训学校。这个学校就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中共中央党校。

当年,这批留日归国同学报考中央政治学校,不同人有不同愿望的,有人直接了当地说他是为了当官的。1937年10月,中央政治学校在南京办理这个特别训练班称“救济被难留日学生,训练其战时需要之技能与体魄,期能养成为抗日优良战士”,显然这个“抗日优良战士”就是这个特训班打算培养的“官员”。这些留日归国同学都是知识分子,用他们弥补战时干部的短缺,也就理所当然了。

由于是战争时期,局势瞬时变化,今天还歌舞升平,明天就战火纷飞了。因此,这个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是个军事化组织。南京保卫战是1937年12月1日开战的。10月8日刚开学的特训班,在战前11月23日,乘火车转移到庐山海会寺庐山军官训练团所在地。转移时,每个学员发给步枪一枝、子弹二十发。这时,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转归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康泽接手负责,只不过是顺水推舟。后来在康泽坚持下,1937年底,政校特训班迁至军校特训班所在地湖北江陵。

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成立,蒋介石为团长,陈诚为副团长。1938年4月,陈诚命令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将中央政治学校特训班从江陵遣到武昌南湖。自此,中央政治学校特训班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

这一转变使得军事化的特训班成为政治干部培训班了,多数毕业同学到了军队政治部门工作。留日同学中的高材生被陈诚选中,成了他的随从秘书。后来,一些同学成了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一些同学当了县长。可以说,这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留日学生成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 “第三梯队”。

   1949年大陆转变颜色后,毫无疑问,带 “长” 字的 “第三梯队” 成员,首当其中成了革命的惩治对象。50年代初,这些留在大陆的“长“ 字号人物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第一批牺牲品。可以确定的4名留日归国同学郑代恩,寇永吉,李思恭(字心斋, 1902-1951?,河南西华人, 河南省立第二师范毕业,日本大学),潘文治(1917-1951?, 江苏无锡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部商科毕业,日本庆应大学经济部预科)被处死刑。民国期湖北咸宁县最后一任县长的余家骥(1909-?, 湖北咸寧人, 湖北法科大學畢業,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担任过湖北枝江县长的彭永源(1910-?, 字少泉,广东陆丰人,广东私立广东大学,东京法政大学法科),和江西省铅山县县长欧阳樊(1902-?,字念狂,江西萍乡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研究,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等人下落不明。

郑代恩 (1909-1953),字兆琏,贵州正安人。1931年考入上海东亚体专童训班,后入上海国医学院学习。1933年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政经系,同年加入“复兴社”。毕业后,东渡日本,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深造。“七七事变”后,回国抗战。1937年10月在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1938年5月,在武昌南湖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黄埔14期)第三中队毕业。同年8月,经由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干事会组织处副处长程思远介绍,郑加入三青团。郑代恩在重庆当选留日同学会总干事。一直在三青团服务。最早任三青团重庆支团主任。1941年4月,奉派为三青团贵州支团筹备处干事,7月筹建国民党贵州市党部,任书记长。由于介绍人程思远的关系,不能不是他冉冉升起的提携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调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五处副处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专员,三青团第一、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担任过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当选为参议员。1948年5月,谷正伦任贵州绥靖公署二级上将主任,1949年初,任命郑代恩为贵州绥靖公署少将政工处长,和“反共保民委员会”秘书长。这个任命也许是以后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9年初,郑代恩的儿子郑亚(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派遣下,从武汉返回贵阳从事贵阳城工活动。当贵阳岌岌可危时,郑代恩在儿子郑亚宇的策反下,拒绝了谷正伦要他逃亡台湾的飞机,只身前往黔北与绥靖区司令吴剑平中将晓以利害,促成吴剑平于12月1日从遵义起义。之后,郑代恩被中共遵义地委和专署委任为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秘书长,和地区财经组副组长,而这两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分别是地委书记和专署专员。这些任命说明,当时共产党需要懂得地方区域和有知识的人来相帮,而对他(们)的过去不太追究,是非常实用主义的。

可是,当共产党政权稳定下来以后,1950年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镇压反革命”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 “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可是当杀戒一开,有人就被就地枪决了,毫无法律程序。据中共文件指出,“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1951年全国人口5亿8千3百万,则死刑数量是人口总数的千分之1.55。杨奎松在《江南文史》“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一文中指出“贵州省国民党统治末期的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多半已得到处理,甚至安排工作,这时却要凑够处决人犯数字,而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杀掉了”。当时贵州省向中央上报要杀千分之3.

在这种形势下,过去国民党官位高于县团以上的,都是应该在这个该杀的千分之3之中了。1952年,郑代恩被重新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8月10日,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52)清反六号第156号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郑代恩死刑,并于次年执行枪决,最后遗体不知所踪。

1949年11月22日贵阳市军管会成立,11月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11月24日郑代恩之子郑亚宇到贵阳市公安接受部工作队任副队长,1950年6月调重庆西南公安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8月25日,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肃反运动” 的目标是肃清中共,政府,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由于郑代恩是以反革命罪处死的,其子郑亚宇就成了反革命家属。 “肃反运动” 不久,共产党员郑亚宇被重庆西南公安部解职,转入了文教系统任教。此后至“四人帮“粉碎的1976年之间,情况不清。1987年,郑亚宇从贵州师范大学离休。

在国共关系史上,从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家庭可能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郑代恩家庭就充满了这种关系。郑代恩的堂弟郑代巩就是共产党员。1937年,郑代巩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入狱,郑代恩利用留日同学关系将郑代巩营救出狱。1939-1940年在重庆期间,弟兄俩可以辩论,争论谁-共产党或国民党-可以领导这个国家,尽管谁也说服不了谁。曾经是全国学联主席(1938年)的郑代巩,因为身份暴露,由组织安排从重庆转移到延安。到延安后,1942年赶上了“抢救”运动。共产党员的郑代巩在康生的“无情打击”的摧残之下,也许他的堂哥郑代恩担保他出狱就是他的一条“国民党特务”而且有口辩不清的罪名,在那里又没有人可以替他说话,只能以死抗争,以示清白,暨年自杀仅27岁。50多年后才给予甄别。同样,郑代恩在1952年被判死刑,可是有谁可以在那个大环境下为其作辩呢?不落井下石已经够可以了。

郑代恩的案子在34年后,翻转过来了。结论是“原判反革命罪行判死刑不当,决定撤销原判,对郑代恩以投诚人员对待”。至少,郑代恩可以在地下安宁了。


寇永吉(1910-1951),宇子元,甘肃武都人。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留学日本東京法政大學。“七七事变”后,回国抗战。1937年10月在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1938年5月,在武昌南湖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黄埔14期)第一中队毕业。

寇永吉是甘肃省党部副主任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三青团甘肃分团干事长,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省财政厅长,造币厂长等职。1939年9月24日,陶峙岳酒泉起义。原逃往哈密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代省主席丁宜中,财政厅长寇永吉,民政厅长马继周、建设厅长骆力学、教育厅长宋恪等人由哈密返回酒泉,于10月2日携档案,财务,军械和资源,向酒泉军管会投诚(酒泉起义纪念馆档案)。

1951年6月8日,寇永被判处死刑。担任过兰州大学校长的留美博士建设厅长骆力学和教育厅长宋恪已先于寇永吉,在同年“五一节”被枪毙了。寇永吉等尽管投诚了,但终究没有逃脱“镇反”运动的天网。

没有记录寇永吉以后得到甄别,有关他的详细情况,只能由他在1947年结婚的儿子(如果还健在)或者他的孙子来回答了。或者在今天这种高度发展的互联网搜索器下,有人能够把这里的故事接着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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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留日学生应克孝-屠呦呦的老师

 二、留日同学麦英杰-无名小卒坎坷人生

一、 留日归国同学艾璐生-二二八遇难者
一群被遗忘的八十年前留日归国同学(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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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日同学应克孝-屠呦呦的老师 2017-12-29 10:25:46

留日同学应克孝 黄埔军校14期毕业照(1938年5月)


应克孝,字永怀  (1912-1953),浙江慈溪人。1933年,从宁波私立效实中学全年级高中六届毕业。东渡日本,就读东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科预科三年。“七七”事变后,从日本归国抗日。1937年10月,在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1938年5月,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干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三中队毕业(黄埔14期)。这是第三个留日同学毕业于战干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三中队,前面提到的两位是艾璐生和麦英杰。


1950年2月到1951年4月,应克孝当选为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界代表。应克孝是宁波私立效实中学英文教师,是201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奖者屠呦呦的老师。1951年,应克孝在病床上,写给屠呦呦和全班高中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屠呦呦把老师赠言一直珍贵地保留到2007年效实中学校友团聚。这件细小的事,充分凝聚着深长的师生情谊。


           1953年,应克孝先生因肺病晚期不幸英年早逝。让我们一同来纪念这位爱国留日归国同学应克孝先生。



二、留日同学麦英杰-无名小卒坎坷人生
一、 留日归国同学艾璐生-二二八遇难者

一群被遗忘的八十年前留日归国同学(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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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日同学麦英杰-无名小卒坎坷人生 2017-12-27 13:58:28


留日学生麦英杰黄埔军校14期毕业照(1938年5月)


麦英杰 (1905-?),广东顺德人,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三年修业,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毕业。1937年10月在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1938年5月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干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三中队毕业(黄埔14期),在武汉毕业。


在寻找650名留日同学下落时,看到以下一篇题名为“任中老教师麦英杰冤案始末”,特别让人震颤,有一种悲凉的感觉。这里不是说麦英杰受罪比其他留日同学多,或者他的刑期比其他同学长。这里是感慨这样一个爱国无党派人士,从日本归国抗战,参加了这个由陈立夫支持的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学习期间集体加入过复兴社,就冠以“军统特务”,加以判刑监禁。从他在抗战期间和抗战后的经历和职务看,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为生活奔波的普通教师。抗战胜利后,他脱离了军界。从那时起到1949年,他安于当一名教书匠,可是在1955年后却获得“军统特务”的“莫须有”罪名。他漫长的寻找正义的过程,更是令人嘘嘘。


麦英杰因获刑,终身未婚。1986年最终获得平反,获得1000元人民币赔偿。


下面“仁中老教师麦英杰冤案始末”引自《任中校友通讯》,任化中学校友会筹备小组主办,第七期,2006年9月。

网络:http://www.docin.com/p-103501478.html

 

仁中老教师麦英杰冤案始末   校史人物编写组

麦英杰老师,1905年生,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广东省顺德县人,1950年8月分配在仁化中学当教师。1955年8月31日,麦老师以军统特务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56年10月9日经仁化县人民法院更审判决,仍以特务罪改判麦英杰有期徒刑8年。1956年12月25日,仁化人民法院再次更审,以特务罪改判麦英杰有期徒刑3年。1957年12月14日,仁化人民法院第三次更审,以特务罪改判麦英杰有期徒刑8年。

仁化人民法院对麦老师的案件进行了三次更审,态度可谓极端慎重,严肃认真,始终认定麦老师是个国民党特务。麦老师始终不服,于1978年11月9日向仁化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查,被仁化人民法院驳回:认为“案经复查,原判主罪清楚”,“申诉无理,驳回申诉”。麦老师仍然不服,继续向仁化人民法院及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和地市、省、中央等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提出申诉,强烈要求再次复查。1985年8月25日仁化人民法院向仁化县政府报告请拨外调专款后,立即派员外调,经审查发现:原判据以定罪科刑的主罪事实失实,适用法律不当。仁化人民法院院长将麦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查明:

麦英杰1937年9月在日本明治大学文学系毕业后,由于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中国而排华。迫害留日学生。麦英杰于同年9月回国。同年10月至1938年5月到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归国学生特别训练班”受训。1938年6月至7月在湖北武汉参加“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后,由国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为第十预备师政治部少校日文秘书,至1945年7月止,先后任过总政治部少校日文秘书,长岳师管区第三补充团少校团指导员,长岳师管区司令部政治督导室少校干事,湖南耒阳军管区政治部第三科少校科员,广西桂林中央军校第六分校中校日语教官,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阵中日报》编辑,贵州龙里辎重兵学校政治部中校政治教官。其中,麦曾于1941年4月至1942年2月一度离开军队在广西的三江、柳庆等地教书;1944年4月至11月在广西的柳城县国民中学当教员。1945年8月至解放,麦英杰先后在贵州的贵阳高中、贵阳青年中学、兴义中学任教;1950年8月经黄丽芳介绍到仁化县委宣传部长、仁化中学校长李淑明处分配在仁化中学当教师。

仁化人民法院认为,原判以“麦英杰于1937年9月自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回国后,即参加了特务头子陈立夫主办的伪中央政治学校留日特训班受训,曾经过反动政治、军事、游击战术、爆破等特务训练”为主罪事实。在毫无调查证据的情况下,据此以军统特务给麦英杰定罪科刑,是完全错误的。经查实该特训班设立之目的不是军统特务训练,是在于“救济被难留日学生,训练其战时需要之技能与体魄,期能养成为抗日优良战士。”据此,法院确认原判据以定罪科刑的主罪事实失实,毫无证据,适用法律不当,实属冤案。法院宣告麦英杰无罪。

麦老师获释之后,获得了仁化人民法院1000元人民币赔偿,并由县政府重新分配到仁中退休,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麦老师不服,1986年他只身去了广州,从此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一、 留日归国同学艾璐生-二二八遇难者

一群被遗忘的八十年前留日归国同学(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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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留日同学艾璐生-二二八遇难者 2017-12-26 17:59:12

留日学生艾璐生黄埔军校14期毕业照(1938年5月)


艾璐生(1912-1947),河南許昌人,私立雜新學院畢業,日本東京齒科專門學校学习。1937年10月在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1938年5月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干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三中队毕业(黄埔14期)。


从1945年台湾光复后,纯粹民营的《民报》与《人民导报》相继成立。1946年上海《新闻报》派驻台湾记者谢爽秋(共产党员,于艾璐生同时从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三中队毕业),推荐艾璐生为发行人于1946年5月6日在台北创刊《大明报》。在批判政府的施政上,《大明报》与《民报》和《人民导报》站在同一阵线,越来越关心大陆内战。《大明报》主张「我们要和平!只要和平。我们才能建国,只有建国,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因为「战火漫火,径谈都时不绝如缕了。从都市到农村,从农村到都市,征兵催粮,万物腾贵工厂停止冒烟,耕牛断了呼吸」。1994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指出《大明报》被指控「利用报纸抨击政府施政,强调省政改革之必要,煽动人心不满现实」。


二二八事件后,《大明报》发行人艾璐生成为被台湾省主席陈仪上报蒋介石的十名首要人犯之一,于1947年3月12日左右逮捕,据说次日即被处死,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共产党人谢爽秋当时也曾被捕,后因以钱新之为董事长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上海《新闻报》干涉,台湾当局遂将谢爽秋释放,逃脱杀身之祸。


来自网络

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十名首要人犯全部都是报界人士。事件后,这些报刊全部查封充公,立即停刊。以后台湾就经历了40年的戒严,直到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解除戒严令,从此开创了真正的新闻自由。


艾璐生不是共产党员,中共历史档案也没有指正他是共产党员,也没有授予烈士称号。艾璐生只是一个新闻人,他的《大明报》的文章中庸。可是,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从而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他是所有到达台湾的留日归国同学中,唯一丧生台湾的留日同学。


一群被遗忘的八十年前留日归国同学(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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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被遗忘的八十年前留日归国同学(引子) 2017-12-25 16:16:56

以上是一九三八年五月,这群留日归国同学在武昌的黄埔军校毕业照

这里要介绍的是第三代留日归国同学, 特别指一群在一九三七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响应国民政府“撤离敌国,回国参战”的号令从日本回国,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南京参加教育部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的近650名热血青年。这个训练班由康泽接收,改由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负责。这个训练班随着抗战时局的发展,从南京一路转遣庐山海会寺,又寻遣湖北江陵中央军校特训班所在地,最后遣至武汉。


特训班在庐山驻扎后,1937年12月中旬有一天全体集合,说蒋委员长要到训练班训话。当学员们听到蒋介石第一句话就是“南京已经失陷”后,下面开始骚动,愤慨,继而流泪。由于抗战刚刚开始,国家需要一大批干部,所以这个训练班受到国民政府要人的关注。到训练班讲课,训话和指导的有陈立夫,孙科,汪精卫,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和王世杰等人。当特训班遣至武汉后,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第一大队转变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战干团)第一团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由陈诚负责主持。1938年4月间,由陈诚介绍,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到训练班讲话,让人感到国共合作的融洽气氛。


一九三八年五月这批留日归国学生从战干一团(现定为黄埔军校14期)毕业。毕业典礼上陈诚讲话,并向学员颁发中正剑和证书。上面的照片第二排中间一位是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康泽(注:万维可以上传的分辨率太低)。毕业后,少数同学分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等,大多数分配到了各战区师团政治处担任指导员或者日文翻译。从此,这群怀抱精忠报国拳拳之心的爱国青年,走上了抗日烽火的第一线。


这批同学中,有刚上前线或在行军路上,就被炮弹炸死,为国捐躯的;有在8年抗战中赴汤蹈火,舍身成仁的;有加入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像《潜伏》中的余则成的;有多个当陈诚秘书的,但命运截然不同的;有做张治中随从参谋,见证了国共和谈的;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蔣中正身旁当幕僚的;有参与和组织历史重大国际事件的;有胡风集团核心人物,被监管二十几年的;有台湾“二二八事件”中被枪毙的;有国民党三青团骨干被共产党镇压,后来也有平反的;有著名诗人,雕塑家,画家或作家的;有当国民党和共产党外交官的;有文革中自杀的;有在历次运动中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后来平反的;有无名小卒但坎坷一生的;有平淡如水但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的,等等等等。


        这批同学没有早期留日同学那样著名,如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人,或回国参与了共产党的建党和早期活动,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或国民党及民国政府许多党政要人、军事将领如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或者文人墨客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沈尹默等。


        然而这批同学在80年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义无反顾,回国抗日,投笔从戎。他们加入黄埔军校,准备为祖国献身。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有血性的普通人。他们中许多人可能有不同的信仰,可能加入了不同党派,也可能是无党派人士,但他们都充满了“爱国”的血液。自古以来,爱国从来没有党派之分的,因为国或祖国,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本文是对这群无名之辈开一个引子,用来纪念这些爱国先驱们。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但他们是不应该从我们记忆中消失的。这群同学在特训班里分为三个中队和一个近50名的女生队。650名留日归国同学中主要分布在两岸三地,少数在欧美。本系列将介绍 其中200多个同学和他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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