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我告诉母亲，有个同学在写网文。母亲说，你读了万卷书，行过万里路，更应当留下文字啊。我还不认字的时候，母亲就为我读过契诃夫屠格涅夫，50年过去，她依然期待我会写点什么。不能再让她失望，我开始写。写什么呢？写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近年，更想写时代转型引起的混沌和展望。在经历了从赤贫到富足，从闭塞到开放的巨变之后；存在的一切都被拷问：什么可以保留，什么必须扬弃？

什么样的文章能提出这个严肃又紧迫的问题，引发读者的思考呢？就在我找寻这个切口的时候，读到王克斌的《把兄弟》。真实的故事，朴实的语言，栩实的人物，浓郁的生活气息，老北京的民俗民风唤起了我对童年，对故土的回忆。王克斌本人是从“南贫” 的北京走出的大学教师，海外学者。他曾亲眼见过前清的长袍马褂和西洋皮鞋被穿于一身的老人，在一条街上看过反封建的《一贯害人道》和讴歌生命的《生的权利》两部截然不同的影片，这新旧交织，良莠并存不正是我要寻找的混杂而有趣的文化现象吗？父辈的习俗已成为过去，高大爷的“忠义”却依然感人，这不正是引人深思的人文景观吗？

王克斌说，这篇纪实力求真实，没有艺术加工；老弟有兴趣，不妨添枝加叶把它写得热闹点。有了尚方宝剑，我添加若干情节，把单摆浮搁的现象连接起来；为突出形象，安排了体现人物性格的身世和职业，布置了若干戏剧性的场景；为使结构严谨，前后呼应，让人物和道具尽限应用 ，多重复现。写完发现，散珠碎玉被“忠义”这根红线穿起，原先的纪实已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了 。

我曾下苦力写过小说，写出来后自己都觉得是散文。这次没遵循条条框框，竟写出个不再像散文的故事 —— 我感觉好像抓住了小说的尾巴。

希望这个小故事能让读者重温并思考我们的传统文化，品味作者对往昔依依难舍的情怀。

《把兄弟》

一
我珍藏着一只暗红色的纹饰华丽的酒杯，数枚金质铆钉巧妙穿插上两条呼之欲出的金龙的龙鳞之间；高举酒杯，还能看到外底印着三行六字青花大篆书款：“大清乾隆年製”。把玩这只酒杯，不由想起多年前的往事……

二
我家原先住在北京东郊的中赵葡村，我爹在村里杀牛宰羊，进城摆摊卖肉。买卖做起来了，举家搬进花市大街西头儿的南小市胡同。

北京街名有不少带个市字：像灯市口、珠市口、菜市口、羊市口、蒜市口；有的干脆去掉这口字，比如缸瓦市、栏杆市、骡马市、花市等等。花市最热闹的街是长不过五里的花市大街，东自冷冷清清的“铁辘轳把”起，西至“哈德门”。花市大街西头儿有个专卖针头线脑、烟袋茶碗的小杂货铺，门前悬挂着的系着红带儿的大烟袋锅；中段儿最热闹，路北有个火神庙，路南有个少年之家；附近有两个电影院，一个叫《崇光》，在那儿看过《生的权利》；另一个叫《大众》，在那里看过《一贯害人道》。每逢春节，花市大街上便响起奶声奶气的童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大街上挂满了彩旗，逛街的人们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活脱脱地一幅民国风情的民俗版画。

每天清早，我爹总穿着对襟小褂，双鼻梁的洒鞋，去哈德门城楼下练八卦掌。那一套单换、双换、顺式、背身、翻身、磨身、三穿和回身的八卦掌耍起来，迴旋腾跃身轻如燕，冲拳劈掌虎虎生风。练武的都讲义气，几个相互倾慕的年轻人，各用一沓儿红纸，写着自己的大名、生日、时辰，再添上祖宗三代姓名，就成了《金兰谱》。放在天地牌位前，按年龄大小，依次焚香叩拜，齐读誓词：虽非同生，但愿同死，结成把兄弟。就这样，我爹在哈德门结交了六个把兄弟。

最要好的是把兄弟中最小的七叔高贤芝，前清铁帽子王之后，民国初年家道中落，族中弟兄还在溜狗斗鸡的时候，他便开始制作绒花。卖绒花攒了钱，买下花市大街下宝庆胡同的一个四合院。把他的大哥，七个把兄弟中的老大，高贤贵大爷请进四合院同住。那会儿，大爷五十冒头，身高体壮，浓眉大眼，一头花白头发剪成短寸，看上去就那么朴厚忠良、精神利落。自打跟兄弟进入花市，他就成了外场老大；市场行销，开办分店，都是一手打理。他自个儿也有手儿绝活，裱糊字画，修补古玩玉器。甭管什么缺残破损的古董，到他手里，保准能整治得看不出一点痕迹。方圆几里的老少爷们儿，提起高家哥儿俩的手艺绝活，说到高家的兄友弟恭，没一个不翘大拇指的。

可人怕出名猪怕壮，作为这一带的首富，断不了飞短流长。听说，早年有个长相俊俏的年轻男子和七叔住在一起，俩人勾肩搭背，同出同进。大爷搬进南屋后，给那个男子一手巾兜碎银子，打发他走路。打那儿，七叔就打不起精神来。

三
七叔落单，郁郁寡欢，我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天，他跟我娘说，咱中赵葡村西头那个二姐，丈夫去年就死了，没留下油瓶，要不，你回去问问？

娘带我回村。那是个夏天晌午，人们都在家里歇晌，街上见不到个人影，只村西头的石槽边有个光身子的女人。我娘说，看见了吗？那就是你爹说的二姐，她在洗澡，你一个男孩子就别靠前了。那会儿我刚六岁，很听话，不让靠前就原地站着，远远地瞅见二姐白花花的肌肤和散落在肩上的黑漆漆的头发。我娘走过去跟她说话，她不慌不忙一件一件地穿起衣裳，又用一条阴丹士林蓝大布兜着湿淋淋的头发，和我娘一起缓缓走来。

二姐和七叔见面，彼此都中意。找了个吉祥日子，在四合院办喜事。结婚那天，从早到晚吹吹打打很是热闹。二姐穿着彩色旗袍，烫着头发，薄嘴唇抹得红红的，瓜子脸上还扑了胭脂粉，看上去更显得细皮嫩肉，白里透红。

那晚，七叔一定要我在他的新房里睡觉。我爬上堂屋窗根儿北炕西头，坐在为我铺的一套新缎子面的被褥上，七叔给了我一根半尺长、一寸粗的山药糖葫芦，我吃完糖葫芦就进入甜美的梦乡，那晚炕上有啥动静，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不过一年的光景，七婶，原先叫的二姐，生了个儿子，小胖。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些日子，七叔七婶天天高兴地大声说笑，四合院里洒满了阳光。

四
七叔有后，高家添丁，满月酒办了两桌。女眷都在南屋，吃喝斯文，没啥动静。西屋的爷们儿喝酒划拳那可就热闹啦。什么七个巧呀，八匹马呀，五魁首呀，满堂全福寿——都来了啊。我爹在家喝酒时，总要用筷子尖蘸酒，点在我的舌尖上。就这么着，七岁那会儿，我的酒量就大了，能斟上小半盅，跟老爹对饮。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我随男汉子，径直进了西屋。大爷搬出了乾隆皇上赐给他祖上的贡品酒杯给大伙斟酒，爹生怕有个闪失，不让我碰。大爷说，今儿个是大喜的日子，咱可不能亏待孩子，兄弟七个加上宝贝儿小哪咤，咱正好来个八仙过海。

喝酒的时候，大爷总逗我说话。我懂得啥是非好歹？冷不丁地说点啥就能把一桌子爷们儿笑翻。他还让我喝酒，我能喝多少？可他还一个劲儿地让，我急了，把金杯倒扣在桌上，说：“我不喝了。”没想到这一招可把大爷吓坏了，他急忙把酒杯正过来，说：“宝贝儿，酒杯不能倒扣，那不吉利。”

五
酒杯倒扣，果然惹了大祸。满月酒后没过几天，七叔上吊了。

后来听说，二姐是个招蜂惹蝶的女人，嫁给七叔后，中赵普村的后生还经常来找她。也有人说，七叔常看大夫，吃鹿茸虎鞭，明明阳刚不足，咋那么快就有了儿子？六叔用手比划着问我，知道为啥让你吃那根那么长那么粗坚挺的山药糖葫芦吗？我说我不知道，您知道给我说呀；他没言语，只挑了挑眉毛，撇了撇嘴。

出殡那天，下宝庆胡同里一辆马车拉着口黑漆棺材，扎着白腰带的亲友们走在两侧；七婶怀里抱着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小胖边走边哭；我爹穿着刚缝起来的蓝卡其布面的羊皮袄，低着脑袋，大手不时地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抹着。

七叔去世，高记绒花关张，没有财源，高家很快就垮了。眼瞅着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七婶儿吵着要分家，大爷把兄弟们请去商议。他说：七弟妹的前夫是不是气死的不好说，反正她跟老七经常拌嘴。那宿俩人吵得厉害，都说到小胖，转天老七就上吊了。二叔说，听大哥说，这个小胖未必是高家的骨血，他们母子也要分高家产业，咋着也讲不过去嘛。

我爹向来把七叔当作骨肉，亲手撮合这门亲事，如今七叔撒手人寰，眼见着七婶再次守寡，小胖自幼失怙，更加悲痛不已。他说，这个家少说也有老七的一半儿，如今老七的尸骨未寒，就这样说人家孤儿寡母，哪儿还有一点骨肉情份？

聚会后，我爹拉着我回家，六叔李希增跟来。他早年是国军的文书，写得一手好字，49年后，为隐瞒那段历史，装成文盲，在兴隆街煤渣胡同炸油饼。那天，我爹越说越气，把七叔也激火了，他啥也不顾，立刻写了状纸，告大爷妄想独霸家产，求清官大老爷明断。

这个官司不了了之，多年的把兄弟却从此分道扬镳。

说话半年过去，一天晌午，大爷来我家。他身上穿着黑色夏布短衫，变得出奇宽大，花白的短寸也变得雪白，没想到几个月光景，一条好汉竟成了这样。以前他来，我爹总会放下手里的活儿陪他说话，等大爷酒足饭饱抬脚走后，我爹才接着干活。可这天他来，我爹却带搭不理。我娘看不下去，说：“孩子他爹，今儿个大哥来家请，看在多年金兰的份上，你也该跟大哥走一趟。”

南屋里，把兄弟们早已围坐在桌边。大爷说，小胖是我的亲骨肉，往后大伙儿别再听信流言。其他几个兄弟都劝我爹：听见没？咱大哥认小胖了，七弟妹的票子也给足了。孩子让她带走，往后他回北京念书，一应费用咱大哥全包。我爹站着，低头含泪，一言不发。等大伙儿都说完了，他猛地一把扯开疙瘩袢，从怀里拽出“金兰谱”，高举过顶；另一手摸出两根白头火柴，在袖口上一划， “刺啦”一声闪出一道火光。他举着燃烧的火柴说：“既然兄弟们都向着大哥，咱老五只有英雄断义。”话音没落，便点着了“金兰谱”。呼呼啦啦，转眼间那沓儿红纸便烧成白灰。西屋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半晌六叔才说：“五哥，跟大哥一场，可不兴这样打脸啊。” 大爷摆了摆手，噙着眼泪，拿出二龙戏珠金杯，斟满了酒，一杯自己端着，一杯递给我爹说：“老五啊，没成想咱哥俩的路走到头儿了。来，干了这杯！咱好完好散。” 我爹接过酒杯，“噗” 地一声，满杯老酒泼在花砖地上：“老七，这是五哥敬你的！” 说完把酒杯翻过来，“啪” 地一声扣在桌上，好端端的酒杯裂成两半儿。

六
我爹气呼呼地拉着我回到家里就躺下了。溜溜在床上躺了几天，直到我娘抖着面口袋说：“空啦，当家的。” 他才爬起来，在院里宰了一只肥羊，推着独轮车上街卖肉。哪知偏偏那几天取消私营，再也不让个体户卖肉了，他窝一口闷气。接下来，公私合营，肉联厂里那些任啥不懂的进城干部吆五喝六，他心中更加不爽。气上加气，就此作下大病。大爷说过，酒杯不能倒扣，他不但倒扣，还拍成两半，能不得病吗？

一个雨天，南小市胡同停电，我点着小油灯趴在桌上写作业，听见我爹有气无力地呻吟，我看见摇曳的灯影里，他动了动身子，喘了好一会儿，问我：

“叫你去煤渣胡同找你六叔，去了吗？”
“他早不在煤渣胡同炸油饼了，在花市大街清真早点铺。”

“清真早点铺？”
“就是容真照相馆西边的那家。我跟他说，我爹病了。”

“他怎么说？”
“他说等忙过这两天来看您。还说，你爹是个好人，就是脾气太倔。”

“说这话，他不会来了。 唉，不该得罪的人都得罪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宝贝儿，人生有两件事儿不能做，一是赌气， 二是倒扣酒杯。”

转天，我爹便灯油耗尽一命呜呼。当家的挂了，我娘跟谁也没说，一口白茬薄棺材悄悄拉回老家埋了。

过了年，成立街道食堂，吃饭不要钱；我娘在街道工厂上班，每月还有24块工钱，一时也没觉得怎么艰难。可天冷食堂关门，日子就难了。多亏大爷接济，有时三块两块，有时几毛钱的小票儿也让人捎来。60年春节那天，大爷身穿印着福禄寿黑色团字的长袍马褂，脚踏锃亮的黑皮鞋；一手拎着纸包，一手提着纸盒来到我家。进门跟我姐姐说：“闺女，你七叔留下的绒花不多，我给你捎来两朵。”我姐打开纸包，里头有一对绒花。他又对我娘说 “五弟妹，这年头儿大家伙儿都饿得前心贴后心，我一咬牙把祖上留下的一套二龙戏珠的酒杯卖了。短了一只，没卖上价钱，只换了半袋子高价白面。喏，这是你嫂子给你装的。” 揭开纸盒，里面装着满满一盒白面。我们娘三个谁都没说话，齐刷刷地给大爷跪下……

七
二三十年过去，我大学毕业留校教书；改革开放后，带了几个研究生，其中一个是七婶的儿子，小胖。他没等毕业就要去德国留学，大爷非常开心，在牛肉宛请客。吃饭的时候，他劝我也考虑留学。小胖说，大爷，您不知道，大哥离不开大嫂。小胖在学校里叫我老师，出了学校门就叫我大哥，上一辈把兄弟之间的友情传到我们这辈儿。大爷对我说，要多想想老婆孩子的明天，别老惦记今天。今天，不是还有你大爷吗？

我办好美国签证，去大爷家辞行。他说，知道你忙，不留你，倒是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回家看吧。

我匆忙赶回家，打开纸包，里面是个旗人装古玩的紫檀礼盒，拉开上面的抽板，露出一只二龙戏珠酒杯，釉彩间巧妙地分布着细小的金锔子，把摔成两半的酒杯紧紧地锔在一起。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艺术家巧设的点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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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编辑的评论
《把兄弟》的难得之处在于小空间里藏着大格局，全文不足四千字，体量轻盈，但骨骼丰满，血肉充沛。

故事发生在老北京城，人物也一水儿的老北京。我爹有六个把兄弟，他排行老五。排行老大的是高大爷高贤贵，最讲义气，绝活是修补古玩玉器。他有个同胞兄弟高贤芝，在把兄弟里排行老七，制绒花的手艺在京城是一顶一的好。把兄弟七人相互照应，关系极为融洽。经我爸做媒，七叔娶了七婶，过门不足一年，高家添丁，名曰小胖。没多久，村里传言七婶作风有问题，四邻之地，飞短流长，不堪压力，七叔自尽。高大爷痛失胞弟，把兄弟由原来的七人变成了六人，我爹是七叔七婶的媒人，更是悲痛难挨。高家和七婶为家产闹上了公堂，把兄弟自此分道扬镳。没多久我爹撒手人寰，我家的日子眼看到了尽头。正在绝望中，高大爷当了祖上的一套酒盅，带着换来的一盒白面，给我们娘儿仨送来。

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京味文化，动人之处在于人物，故事里的人物从胡同深巷里款款走出，每一张面孔都是美好的、细腻的，有肉身有情绪，甚至包括七婶，作者也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在写她。兄弟间那种没有功利之心的情义弥足珍贵，在物质条件匮乏下人性散发的幽光，如灰烬里的光亮，给读者以感动。小说结尾，当年我爹打碎的那只酒盅被高大爷巧夺天工的技艺救赎了回来，被修复的酒盅象征着兄弟情义，裂痕被金锔子包裹，反而焕发出新的美感，历久弥新。高大爷将这只酒盅赠予我，父辈之间的金兰情谊随着那只酒盅又传递给了下一代，将一个沧桑的故事加进了寄托和希望，融于一炉，故事走向了高潮。

当然，作者并不满足于写忠义，还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有所关照，如七叔、高大爷等老手艺人的谋生，高记绒花随着七叔离世而从花市上消失等等。更对新旧更迭有所反思，如为了顺应新的局势，六叔从旧时国军的文书变成了炸油饼的“文盲”等等。作者以举重若轻的文字写出了韵味和情怀，创作格局远远超出了它的体量。在叙事上，作者的节奏如闲庭信步，气定神闲，这种叙事风格符合作品的气质，与这个饱经历史沧桑的故事遥相呼应，强化了作品的移情效应。游刃有余、举重若轻是这篇小说给我的直观感受。这种洞察世事的文字感觉可能也与作者的经历有关。

作者是两位老学者，王克斌老师72岁，费明老师70岁，都在享受着退休时光。二人经历相仿，都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现在又都居住在美国加州，可一南一北，相距1000公里，从来没见过面，也算是见字如见面，因文结缘。正如王老所说，作为非文学专业的学者，我写东西先立框架，再絮进血肉，有时还要借用物理词汇比喻形容。比起科班作家，我更像闲云野鹤，不受文体的约束。我比较注意实际内容，而不追求文采华丽，写作的目的即是把事情用最简单短促的字句说清。也许，这些做法反映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特征。

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