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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两栖插队的69届的博客  
抒发一个在北美和中国各生活了半辈子69届知青, 他的土洋插队生活经历及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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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立波结案回看我5月10日对周立波案的预判 2018-06-05 21:51:17


我在510日博文对周立波持枪藏毒案预判里分析了周案的结局不外是两种,一是周“plea guilty” 二是控辩双方达成一致“stay of proceeding”,而最好的是“stay of proceeding” 然而周找了最大的律师并没有达成第二种结局,而周的律师又不愿意让周接受第一种结局。请注意:周的结案“plea guilty”是周所承认的不是关于枪支毒品的指控,而只是交通法规的指控。在这里控辩双方在开庭前达成了一致, 以周承认违犯交通法规接受处罚来换取控方撤销对周的其它指控。


事实上控辩双方各让一步,此案并未真正意义地开庭审理(那需要一天或几天的时间和控辩双方的证人都到场接受质证), 而是控辩双方在庭下就和解了。北美的刑民案件需要法庭真正开庭审理不足十分之一。这点有点像中国古代的衙门办民事案件, 开庭之前, 对原告先打几十刹威棒。为啥?就为了减少诉忪, 衙门认为, 双方争执应该以和为贵,很多时候, 其中一方认吃点亏, 就诉不起来。大部分的人在吃点亏和忍受刹威棒之间权衡之后, 一部分人就选择放弃了, 这就减少了诉忪。当然, 如果受的委屈太大自然就一定要坚持, 宁肯承受刹威棒也要官府主持公道。


而周案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 辩方律师把电话公司的通话记录拿来以证明周没有打电话, 既然如此, 而结案却是周立波承认违犯交通法规交了罚款。那又为什么呢?这就是控辩双方各让一步的结果。如果双方不能在真正的开庭审理前达成一致的话, 就要开庭审理而双方都不愿意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开庭审理, 双方都输不起, 就像中美贸易战一样。而这样一来, 控方没有输, 被告人以“plea guilty”交罚款做结, 而辩方也能接受以轻微交通违章完事, 双方皆大欢喜。


另外说一点, 周立波结案后说了两点, 一个是关于枪支毒品似是有故事(遭人陷害), 一是关于律师的问题。 我在想, 此案并不需要太大的律师, 杀猪焉用牛刀?既然在国外当了律师了, 总不会连我这个没有是律师牌照的人都不如吧。难不成我都可以分析判断的案子他们会有不同的判断?唯一的可能就是前两个律师为了多赚钱而吓唬周立波, 而周也不是一般人, 尽管不了解国外

法律但也不会轻易就被人忽悠的, 最终前两个律师钱没有赚到倒落了个坏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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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四”结局看改良与革命 2018-06-03 20:34:58

“六四”已经过去29年了, 回想自己在北京亲身经历过那场运动后,最初来到北美自由的世界里我当时一切都还反映不过来, 我只知道当我8月底到加拿大后, 正好赶上美国加拿大准备给所有身在北美的中国人以永久居民权, 当时由于本人是自费留学故毫无疑问的马上提出了申请,而有些公派留学的确实还很难马上做出决定。前几天看见万维有个叫黄河边的在<河边观潮>视频里讲海外华人有六种隐身人 我不知道他从何得出的结论居然把29年前因六四而得到永久居留权的人归为其中一种。我本人得到的就是这种所谓血卡但本人丝毫没有一点隐身的意思也从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我也不清楚是否像现在有的人说的当时在国外的留学的学生看着国外电视播放的国内520日戒严后北京民众抗争镜头居然着急地喊怎么还不开枪?难道他们就预料到一开枪美加就一定会发给中国留学生绿卡?


六四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爱国运动已经29年过去了, 尽管中共当局仍然没有平反“六四”的意向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在所有中国人民的心中它早已经平反或者说它从来就不需要平反。


但我们今天回看89年当时的国内政局:赵紫阳一派可能掌控政局面把老一派赶下去吗?如果不是赵紫阳下台那么中国会不会造成分裂割据甚至打内战的情况?如果那样的话老百姓还要遭殃。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到我不同意我的老同学袁红冰的激进革命的主张,我认为改良一定比革命好, 综观世界各国无一例外。我不记得那个哲人说的: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目前中国这中共统治下也是没有选择的。 而我认为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从人性上说他不像毛泽东那一代在党内残酷斗争中以暴孽胜出, 最终习近平独裁也好,还是他要集权以便学蒋经国也罢, 中国只要不发生暴乱动荡对老百姓总是好的。孔子说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不断提高上层建筑也会不断完善,我想这是一定的。南非的曼德拉和印度的甘地他们坚持原则所采取的行动未偿不是使社会震动最小的结果也是最好的方式。综观世界各国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经历过多少失败还是多少曲折坎坷最终各国无一例外还是会走向人类共同文明自由的社会这是无庸质疑的,而所有的人的努力抗争都是汇成整个大海的一滴水。我不是反对抗争, 我只是想说那种鼓吹革命,或是号招人们聚集起来的大规模的抗争运动通常只会造成破坏。无论是远的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 近的北伐战争国共内战还有文化革命, 那一场战争和运动不是以生灵涂炭经济调蔽为伴, 以成千上万的家庭流离失所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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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六四“追记 2018-05-30 18:03:27

二十九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六四“运动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发起也是以天安门广场为标志结束的。毫不夸张地说,我本人也是一个从始至终近距离(从人大会堂)观察整个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下面分别叙述一下我记忆比较深刻的5月20日, 6月3日晚至6月4日上午和6月5日白天三个时间段我所知道的情况。


1986年我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简称法工委)经济法室一处工作,当时的处长是彭真的儿子傅洋(后来彭真从人大委员长位上退下由万里当委员长, 傅洋则去了康华公司法律部), 法工委的主任是王汉斌。我们处的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南楼三层,办公室有四十平米左右, 全处9个人还加上经济法室(局级)副主任也同我们在一个办公室一起办公。


1989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 二十二日海淀区几个大学发起游行学运开始, 继而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使学运骤然升级,由于赵紫阳不在国内, 而在中央上面在处理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故而导致学运越演越烈。从学生的游行开始到绝食占据广场,继而是李鹏与学生对话到最后还有曹思源征集人大常委签名罢免李鹏。学运此起彼伏至五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来北京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越演越烈, 广场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 外地的学生搭起了帐蓬安营扎寨呆在那里打上了持久战。


当时我们机关处室里的都是年青人,除了副主任他在1949年前是一个穷孩子, 解放后翻身当的干部故思想极左外, 我们所有人都是观点一致支持学生诉求。我们天天在办公室里议论朝政, 常常是变成九对一, 只有那个付主任观点极左很是孤立。我清楚记得当曹思源拿着那张征求签名信的初稿寻求我们人大机关干部给予支持时, 我们那个付主任为了表示自己也并不僵化顽固突然一反常态, 第一个表示支持并主动代头签下他的大名(六四过后他为此没少写检查)。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中午午休时间再不打扑克玩拱猪了, 而是天天走到广场里去看大字报去感受那里的氛围。任何人当你进入天安门广场在那个环境里都不由自主地会融入那里, 你的心灵也会净化。 这就是为甚么那时北京市治安出奇的好,连平时的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的也绝迹了的原因。


当时中央机关都有值班制度,我们法工委办公室的干部晚上都要轮流值夜班,通常也就是在办公室里守着红电话机看一晚上书。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五月十九日晚上是我值夜班(我事后知道决定戒严的会是十九日当天开的), 那一晚上我几次走上大会堂南楼的楼上平台, 从平台上观察广场情况。零点过后感到广场的气氛紧张起来,广场的喇叭先是告诉所有广场的人,今夜上面要动武请大家准备好保卫广场, 广播里告诉大家准备口罩毛巾预防瓦斯毒气,同时要求各个广场糾察队各自如何如何应对, 广场的几个区域如何如何等等。 然后广场开始广播了几个老将军不支持北京地区执行戒严的声明。整个广场气氛凝重,不时从大喇叭发出这样那样新的消息,我的心也时刻紧糾着。广场上很是渗人尽管我人不在广场内但我的心也是与广场里的人一样感同身受。 那一夜我也同样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里度过了那不同寻常的一夜。


一直到二十日早上, 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早上九点多, 当我再次从办公室走出来来到平台上看着那折腾了一夜的广场上疲惫的人们,似乎昨晚广场上刚经历了一场紧张的战斗,就在人们心中糾着的心都有些放松的时候, 突然, 刺耳的轰鸣声由远及近, 仅仅不到几秒的时间, 正在我惊诧声音从那发出的时候,只见五架直升机低空掠过我的头顶。飞机近到我可以清析地看到那驾驶员的面部表情。 如此近距离十分瘆人令人毛骨悚然。那几架飞机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毫无征兆从天而降? 事情过去多少年了,那个情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89年初法工委提处级干部没我, 我只被定为经济法室一处主任科员,好在居住在单位分的北三环安华西里法工委分的房子里。 那是紧挨着北三环内侧(路南边)四栋16层高斜楼中的一栋,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很显眼的, 因为它一不与马路平行, 二不与马路成直角90度, 而是呈45度斜角。六月三日晚上, 吃过晚饭后,我和住在楼里几个同事先到马甸桥上加入了很多市民自发聚集的拦堵军车的阵营。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返回家睡觉。 凌晨三四点钟, 就听到人声嘈杂并夹杂着几声清脆的枪声。我赶紧穿上衣服来到单元门外只见大家都聚在一起在楼道中, 我们住在12层, 楼道走廊朝外那边向北, 上面是玻璃但大家都把身子蹲下来偶尔露一点头往外看一下。 我们的楼是安华西里四栋侧对着北三环。我这时已经看不到什么了, 楼里邻居告诉我, 刚才过去了很多军车, 有人往军车扔东西, 军车上有人往上面打枪, 所以刚才大家还余悸未定。 折腾了半天回来又睡不着了。等到上午八点多我往单位值班室打电话。我家里在86年就安电话了, 当时在国内早早安了电话程控电话,当时我单位的经济法室的副主任还没有电话呢。接电话的是和我一起分到法工委的研究室的扈主任科员,她告诉我, 天安门广场已经被军人占领了, 学生已经被清场了。 我问她广场发生枪战了吗?现场是什么情况。她跟我详细地描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6月四日凌晨三四点的样子, 广场的所有的灯突然全打开了, 广场如同白昼,十秒后所有的灯突然熄灭,过不到三秒钟接着所有的灯又全都打开, 如此这般几个反复。随着广场所有喇叭响起了官方的声音,那是戒严指挥部要求所有在广场的学生市民及其它人员立即离开广场。当时广场还有几千人, 是撤还是坚守?学生们意见不一。 是广场上的刘晓波,侯得健四君子用在台上的扩音喊话,要求广场的学生用声音大小来判断是同意撤离还是同意坚守的人多。实际当时两方面的声音都差不多,是四君子利用在台上掌握着扩音器的便利宣布赞成撤退的人多,这样广场上的几千人才避免了无谓的牺牲, 和平撤离了广场。天安门广场北起长安街,西至大会堂,东至历史博物馆, 南至毛主席纪念堂这个范围里是没有朝学生开枪也没有流血。但是, 军人在驱赶学生时有的军人朝天开了枪, 我们三楼的办公室的玻璃就被打碎了几块。


听了她的话以后我的心稍稍放松了一点。星期天不用上班, 吃过早饭后我就下了楼到了马路上,大街上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围着军人, 军人们一言不发正襟危坐在地上。我也靠到跟前, 听到几个老白姓情绪激动的对军人们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他们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用坦克碾压......”。我因刚从办公室得到的天安门的一手资料, 就更正他们说天安门没有开枪, 学生是和平撤离的。那知我的这番话刚出口立刻遭到在场的所有人的攻击, 甚至有的人抡起拳头要打我。看到这个架式, 我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只好急忙溜回家了。是啊,在那种情况,会有多少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性地接受事实呢?


六月五日星期一,我早上从北三环安华西里骑自行车前往单位, 进入二环路后顺着中山公园东边外墙骑到南池子与长安街交口处一看, 整个长安街上由停自行车的架子和一些自行还有些杂七杂八的木头铁架堆在大马路上,由路口一直往西到天安门整个长安街上空无一人,马路上有零星的砖头石块。城里的市民都聚集在由南池子与长安街交口的长安街以东马路上, 一些人嘴里喊着打倒法西斯,还有些人用石块往长安街西天安门方向扔砍石块以表达他们的愤怒。从这南池子路口向西到天安门有500 多米的距离是一块隔离带。 我想, 我是去上班, 也不属于暴徒,军人应该不会向我开枪。 再说我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过去应该那边的军人不会把我怎么的。于是, 我就右手推着自行车, 左手举着工作证顺着长安街路北边紧贴着建筑物往西走, 我刚走了十几米, 一个小伙子一把把我揪过来,他喊到你不要命啦?!今早上那边往这边开枪,打倒了好几个呢!“经他一说, 我一想, 也是, 我犯不着如此冒险。但我也不甘心, 还想赶到单位和同事交流一下各处的情况。我决定再看看从别的地方是不是能绕过去?于是 我就又骑上自行车往回走从天安门北面故宫的南面沿着东华门大街往西骑过西华门到了南小街往再往南拐到长安街, 这边和那边不一样, 这里没有人群聚集, 在南小街的路口只有两个军人背着枪把守着, 我骑到跟前把工作证掏出来拿给他们看了看, 他们就让我过去了。从南小街口到大会堂南楼, 沿途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到了办公室已比往常晚了一个小时, 但办公室只来了一半的人。大家彼此互相交流着各自的信息。至此才知, 大会堂有一个厨师昨晚上被枪打死。 单位领导再三强调,大家不要追问厨师怎么死的细节, 这样才能给该厨师做为工伤死亡处理(尽管该厨师严格意义上也属于暴徒, 但大家内心里倾向一致故而心照不宣了)。


接着的重磅信息是关于我单位的二把手人大常委委员法工委常务副主任宋汝芬的。  他住在苜蓿地22楼, 那里是经历了激烈战斗伤亡惨重的战场。 他本人绝对不可能跑到楼下去阻拦军车的, 他也就是从他住在10层楼上往下面的长安街看一看而已, 但是他的眼睛却被军人的子弹打伤了(但此事几天后在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的口中硬把它变成宋汝芬是被对面高楼歹徒打伤的,如此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其它的一切宣传都可想而知了)。


这天, 我们办公室的人心情都很沉重,再在大会堂的楼道里遇见那些戒严开始后从地下通道潜伏进入大会堂的军人难免怒目相向或出言不驯, 最后办公室的同事与军人竟然差点打起来。


我是因没被提拔为处级而在当年3月就提出自费出国进修申请, 6.4后很快得到批准并于8月下旬离开了中国来到了加拿大。 近三十年过去了, 每当我回想那一段时日仍然使我夜不能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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