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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打游戏到底能不能打出病? 2018-09-04 23:55:39

第一台计算机诞生7年后,就有了第一个电子游戏。在超过40年时间里,从超级玛丽到魔兽世界,全球20多亿人打过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2017年,全球电子游戏市场的产值超过1千亿美元。

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一部分人可能会因打游戏而生病。“游戏障碍”被其添加到《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预先预览版,位列“成瘾性疾患”章节。

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条新闻。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门诊部主任孔庆梅觉得“终于落地了,支持”。这位精神科医生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临床工作中,诊断标准就是ICD系统。”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玩家贾斯汀·克拉克在推特发表反对意见:“新闻干脆换成这个标题吧:我的孩子喜欢了一个我不了解的东西,这让我感到恐惧!”

英国《卫报》的游戏编辑科萨·麦克唐纳深思了一下:“我认为游戏产业不该假装他们没从游戏成瘾中获利。对一小部分人来说,游戏的确是个问题——只不过它通常是其他精神健康问题的衍生品。”

“《国际疾病分类》从草案到真正在一个国家落地,还不知道是几年之后呢。”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张学民表示。

在ICD-11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前,“游戏障碍”能否正式写进这本厚厚的册子、WHO各成员国能否接纳这个“新疾病”,还是未知数。

失控是最基本的特征

一个20多岁的中国小伙在网吧里待了7个昼夜,除了吃饭、排泄、偶尔睡一会儿,他都在打游戏。为了不被家人“打扰”,他出走外地7个月、借高利贷,跟怀孕的妻子也不联络。当家人找到他时,他说:“我就玩一下而已。”

郝伟对这个小伙子印象深刻。他不怎么玩游戏,能脱口而出的名字只有《王者荣耀》。作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他如今每次出门诊,都能碰上因“游戏障碍”来求助的人。

他的患者常常是赌博、吸毒成瘾者。当打游戏打到“失控”的人被送到他眼前时,郝伟发现,这些“瘾”有相似之处:“明知有害还欲罢不能,复发率高,严重的有暴力倾向,还有人对父母挥刀……”

因此,他坚决主张将游戏障碍作为一种疾病,写入ICD-11中。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成瘾相关工作委员会成员, “游戏障碍”章节正是他参与起草的。

2004~2005年间,他在WHO为网络成瘾的专家会议做准备。在最后审批阶段,这个项目被否决了。WHO表示,其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当时,家用电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尚未普及,“相当于有的国家还没吃上糖,就开始预防糖尿病了”。

“游戏障碍究竟是不是一种疾病?”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它与化学物质成瘾没有多少区别,郝伟解释说:“失控是最基本的特征。明知有害,还是控制不了使用的时长和频率,惩罚措施对他们来说收效甚微。”游戏障碍也有耐受性,打游戏时间越来越长,就像酒精成瘾的人酒会越喝越多。与此同时,游戏障碍也有“戒断症状”,还容易反复。不让游戏障碍者接触游戏,他们也会“烦得要死、跟你拼命”。失控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游戏是成瘾者的第一需要。

这是一段多次发生在郝伟门诊的对话。

郝伟:“爹妈重要还是网络重要?”

就诊者:“爹妈重要!”

郝伟:“那为什么爹妈让你戒你戒不掉呢?”

就诊者:“还是网络重要。”

“是时候让它被认定为一种疾病了。”郝伟说,“但这非常困难。”

视觉中国供图

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新版《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SM-5)中,将游戏障碍列在附录“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观察的精神障碍”中。DSM-5是全球精神病学科研活动参照的主要标准。

郝伟介绍,DSM-5的变更也遭遇了争议。几乎在同一时间,WHO开始了ICD的修订工作,精神障碍是其中的一个重点。起初,他们讨论的名称还不是游戏障碍,而是网瘾。

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张锦涛课题组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研究称,网络游戏成瘾者确实在大脑结构异常等方面与物质成瘾者具有相似性,只不过在认知功能方面受损程度较低。

最终,郝伟所在的工作组聚焦到网络成瘾中发生率最高、研究证据更加充足的游戏障碍上。

在这份重量级手册简短的预览版中,游戏障碍的定义是:“即一种游戏行为(‘数码游戏’或‘视频游戏’)模式,特点是对游戏失去控制力,日益沉溺于游戏,以致其它兴趣和日常活动都须让位于游戏,即使出现负面后果,游戏仍然继续下去或不断升级。”

“就游戏障碍的诊断而言,行为模式必须足够严重,导致在个人、家庭、社交、教育、职场或其他重要领域造成重大的损害,并通常明显持续了至少12个月。”

为这两段话,WHO研究了6年,在全球范围内举行了4次专家讨论会,就游戏障碍的早期识别、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进行探讨。郝伟回忆,越讨论,大家的看法就越一致。

最后,成瘾工作组容纳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40多位专家。他们走向共识:游戏障碍应该被当作一种疾病。他们将它列入精神与行为障碍章节下的“物质使用或成瘾行为障碍”分类,与赌博障碍并列。

郝伟说,专家组正是根据化学物质依赖的标准和思路来描述游戏障碍的。

这个结果孔庆梅等待了十多年。截至目前,有“玩游戏过度者”来就医,孔庆梅都将他们“归到情绪行为障碍或冲动控制障碍谱系”。她一直期待着“治疗能更有章可循”。

认定什么是“病”,需要很多研究

在郝伟所在的“成瘾工作组”,有三位专家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

刚开始,“最大的反对是说把社会问题医学化了”。郝伟举例:“精神分裂,过去只知道要打骂、捆起来,抑郁过去被认为是性格、思想问题。海洛因成瘾是意志薄弱、道德败坏。现在这些是病,这就是医学化。几乎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郝伟的同行还提出了这样一种疑问:游戏障碍很多是“继发性”的,源头在抑郁症、焦虑症等,将游戏障碍作为疾病有过度医疗之嫌。郝伟承认,“继发性”的确存在,但是“原发性的疾病要治疗,继发性的问题同样要干预。”

去年,“游戏障碍入病”进入筹备尾声, 24位外国学者联名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质疑世卫组织“相关研究基础质量太低劣”,定义过于依赖药物使用及赌博行为失调的有关标准,关于偏差游戏行为的症状及评估方法都缺乏共识。

公开信中写道:“我们应该考虑到,任何试图正式确定这种‘失调’的做法,哪怕只是作为提案提出,都应当深思其会在医疗、科学、公共卫生、社会以及人权各方面均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其中,围绕视频游戏危害性所产生的道德恐慌特别值得重视。”

这封公开信的译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游戏课的刘梦霏将之前出现过的“花式假新闻”发给记者。

“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刘梦霏表示,她厌倦了这种解释之后毫无进展的循环。不过,她还是在知乎上放出以前写过的几篇文章,反对对游戏污名化的行为。令她不快的是,那些对电子游戏抱有成见的人,往往是不玩的人。

玩家在网络中表达他们的不解:“我昨天玩了8个小时游戏,我有精神病”“赢了是电子竞技,输了是精神疾病”“多年前病入膏肓,还好自愈了,不然成精神病了” “为什么不把网络赌博、网络色情上瘾都列上呢”……

郝伟直言:“公众需要了解我们具体想做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反对游戏,我们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反对有害心身健康的游戏方式,我们对游戏障碍的诊断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没有将疾病扩大化。”在下发到各国医疗工作者手中的ICD标准里,针对游戏障碍,世卫组织将提供详实的诊断、治疗工具。并且,网络成瘾者中游戏障碍者最多,WHO选择聚焦于对未成年人影响巨大的游戏障碍。

有网友嘲讽道:“以后是不是还要有抖音上瘾、快手上瘾、微博上瘾?”对此,郝伟细数了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它们将来肯定比网络游戏更好玩,但根子还在成瘾上。问题是,变成一个病要做很多研究,没那么简单”。

今年1月,WHO表示会将游戏障碍加入ICD-11时,由任天堂、索尼电脑娱乐、育碧软件等游戏行业巨头组成的娱乐软件协会ESA就已经发表过反对声明。3月,ESA还在官网上写道,“36名国际知名和受人尊敬的心理健康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反对WHO此举,并将于医学期刊《行为成瘾杂志》发表反对文章”。

2018年1月4日,ESA在官网发表声明反对WHO将游戏障碍列入ICD-11

草案一发布,ESA与加拿大、欧洲、南非、澳洲、韩国、巴西等地的行业协会再次公开表示抗议,称WHO此举是基于“高度争议和不确定”的证据。

“是不是病,不是游戏公司说了算。”郝伟表示,专家组成员准备一起写一封公开信,“力争我们的正确性”。

限制不应是摆设

在中国,一份能清楚界定游戏障碍的医学手册被期待已久。

这是一个“太新”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药物能治”。孔庆梅介绍,临床上采取的方式也以“药物-心理-社会综合干预”为主,其中药物主要针对的还是与游戏障碍常常共同出现的抑郁或焦虑症状。

在世卫组织的专家给出临床使用指南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近百家网瘾戒断机构,还有各色戒网瘾训练班、夏令营。但是采取什么手段、收效如何、是否科学,都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

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也是一家网瘾戒断机构。在北京市大兴区接近南六环的几栋小楼里,40多人正接受网瘾戒断的治疗,最小的9岁,最大的38岁。几个月间,他们被限制在一道大铁门之内。四周有防止他们翻墙的螺旋状铁丝网,负责军训的教官会注意锁好每一道门,以防有的孩子为了打游戏而偷偷离开基地。这里也有心理咨询室。

家属也要在基地上课。多数外地家属直接住在宿舍后的一栋小楼里。他们看到教官时会很熟悉地笑着打招呼。只要基地主任陶然出现,就总有人走出大铁门,扎进他的办公室。

询问他们走进来的理由是什么,就能列出时下最火的游戏名录。游戏公司开发的反沉迷系统,在这些玩家看来就是一种摆设。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对陶然表示,限制不是问题,“不出5分钟就能搞定”。

游戏障碍入病的消息一出,前壹基金传播总监姚遥在媒体发表评论称:要警惕过去曾被新闻曝光、有侵害人权之嫌的那些网瘾戒断机构重新抬头。

2014年8月18日,两名少年在广东惠州某网瘾戒断学校绑铁丝网,防止学员爬墙逃离学校。视觉中国供图

郝伟提到此事时态度非常坚决:“打着研究治疗游戏障碍的旗号,为了商业目的,制造噱头,甚至使用所谓军事化管理,给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了危害。我们需要按照伦理与科学的原则,来规范治疗与干预,希望那些人不能乱来了。”孔庆梅说,这个病被界定清楚后,有专业人员通过研究和经验确定治疗方案,反而让游戏障碍者有机会到专业机构接受规范的治疗,“其实是对患者有益的”。

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游戏有错吗?

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都不希望否定游戏本身,但他们都对当前国内一些游戏厂商的做法表示了不满。游戏里吸引人沉浸的部分,在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游戏公司那里,被放大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未成年人成为用户的机会也变得更多。

比如时下最热门的大型多人在线游戏“绝地求生”,在美国的游戏分级体系下,13岁以下的孩子不能玩。但是在中国,相关的限制不够有效。

郝伟希望,应该更严格落实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法规和管理条例,限制游戏公司的产品,“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限制多少岁的小孩才能玩,不能超过多少时间,也要对内容进行审查”。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钟智锦怀着另一种担忧。“在我们国家,精神疾病是有点贬义的,网络上瘾主要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当他们要背负外来的很多压力时,对他们心理建设来说可能不太有利。”在她看来,这就要求专业医生的诊断“需要特别慎重”。如果判断不够科学、稳定,将会对当事人有较大影响。

“在社会上塑造游戏的积极形象和对游戏的正确认识,媒体和学界都可以有所作为。”钟智锦认为,对于这种话题,公众的了解非常有限,媒体应该作更加深入的报道,告知他们其实没必要恐慌。

市场机构Newzoo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游戏用户已经超过5.6亿。郝伟估计,游戏障碍在青少年中的发生率约为5%~10%。“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程度还要重一些”。

郝伟透露,今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第五次有关游戏障碍的专家会议将在中国长沙举行,探讨有关筛查、预防、治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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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害式的中国人 2018-09-04 18:50:04

01

“我是个修冰箱的。前段时间一个小饭店的冰箱门关不上,我去给他们修好了。其实当时我就发现那个冰箱的制冷系统泄漏,制冷剂快要跑光了,但我没说,因为如果下次再去修的话,就能多拿三十块钱上门费。果然,没到一个月那台冰箱就不制冷了,他们又喊我去修,我不但多拿了三十块钱,还以五折的价钱从这家店买了些酱牛肉,赚了。”


“我是一家小饭店的小老板。现在的东西真靠不住,冰箱一个月坏了两次,大夏天的,里面的熟食都坏掉了,都是贵东西,我舍不得扔,让厨师重新煮了,用重料盖掉腐味,低价卖掉了。修冰箱的师傅买了一些,后来他打电话来说,全家吃了都拉肚子。我有点愧疚,当然也没有承认是我们的问题,吃都吃光了,他没凭没据的,到哪儿也说不清了。”


02

“我是个儿童玩具厂的小老板。不瞒您说,我们的玩具都是用回收的废塑料、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做的,我当然知道这些二料含铅含贡含甲醛,会对孩子健康有害,但是现在生意这么难做,都用真材实料能赚几块钱?”


“我是个建桥的工人,这次找了个不错的活,别的工地一天一百二,这里给一百五。上班第一天我就明白了他们工钱高的原因——这是个豆腐渣工程,拿沙子充水泥,拿水泥充钢筋。别的工人不敢干都走了,我咬咬牙留了下来。儿子上个月查出白血病,我那点家底砸锅卖铁也不够他治病的,再不多赚点钱,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恶化了。”


“我是个质监局的领导,上次查了一批玩具小作坊,一个小老板找到我老婆说情,又给我捎去两瓶五粮液,我就把他那批玩具放了。昨天他又被查到,我又帮了他个小忙。处理完事情后他请我吃饭,万没想到,饭后回家的路上,开车过新桥时,那桥居然说塌就XX塌了!我俩一起栽了下去,双双骨折,唉,点背。”


03

“我是个医生。去年一家医疗器械厂来推广他们生产的心脏支架,回扣很高,我看了看,质量好像没什么问题,就用了。没想到丫给的居然是伪劣产品,才用了一例就出医疗事故了。”


“我是个法官。一个老朋友的医院出了医疗事故,来找了我好几次,看在多年情分上,我睁一眼闭一眼,在判决时没让他们担什么责任。”


“我是个重点中学的校长。每次开学时来报名的家长都打破头,这学期好不容易都定好了,一个法官的女儿又来加塞,这很难办。也真巧,偏偏有个学生上课辱骂老师,我们从重处理,把他开除了,这才倒出一个名额来给她。”


“我是个农民,去年拿出所有积蓄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却被伪劣支架给坑了,医院没赔什么钱,家里就快弹尽粮绝了。之前满心指望孩子能有点出息,可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却让学校开除回来了。我已经没有劳动能力,就干脆让他弃学在家侍弄大棚。这几天出菜花,他去喷杀虫剂。没想到这倒霉孩子不认识农药,居然稀里糊涂拿错了,还超量喷了上去。结果好些人吃了以后农药中毒,听说有医生,有法官,有校长……”


04

“我是个上班族。昨天风好大,我在上班的路上打开车窗向外吐了口痰,居然被大风吹回到自己脸上,太倒霉了!”

……


不知道你信不信因果循环,善恶有报。反正我信。


当然大多数时候,我都认为是别人在作恶,自己从来没有。我只是有时候做了顺水人情,有时候睁一眼闭一眼,有时候随便一抬手一放手——顶多只能说是没有摸着良心做好人。


但见了很多事情以后,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可能就是那么一随便,就有人倒霉了。而倒霉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整个社会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他倒了,就全倒了。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倒霉,肯定也跑不了我。


我的每一次“没做好人”,都像迎风吐痰,都是给世界设下的一个圈套,这个圈套也许大也许小,但最终很可能重新套回到我身上。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这里面生存的每一个人,都肩并肩手挽手地联络在一起,不分职业身份,无论贫富贵贱,大家共同织起一张网,也共同做这网里的鱼。


所以现在我知道,如果自己不想倒霉,那就尽量不要让别人倒霉,如果我希望身边都是好人,那自己首先要做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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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真源于鸦片吗? 2018-08-08 23:10:48

公元1840年,大清王朝年历道光二十年,英国人主动出击,凭借这自己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的沿海大门,这场战争通常是被命名为“鸦片战争”,其实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命名“通商战争”,后者是英国人的习惯叫法。

 

这场战争经过简言之是这样的,英国人对华贸易一直是巨大的逆差,导致英国人愤愤不平,但却苦于无力扭转这种长期逆差的困境,于是无耻地做起了走私鸦片的买卖,通过这种坑害中国人的卑鄙方式,扭转了长期以来的交易困境,从而从清朝攫取大量利润。大清道光皇帝发现这一问题之严重之后,任命民族英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去阻止鸦片之流入,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在广东虎门销毁了大批被查封的鸦片,史称“虎门销烟”。在完成这一壮举的同时也激怒了英国毒枭,于是他们以通商为借口策动了这场对华战争。最终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上军事落后,最终战败,被迫签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及周围形势_图

 

战争的经过大致如此,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以下几个问题?

1. 当时的英国应该说生意做到了全世界,没听说英国主要贸易是贩毒的,为什么偏偏在清朝英国人要靠鸦片改变贸易逆差?

2. 英国人在依靠贩毒改变贸易逆差之前,是否通过其他努力来改善贸易问题呢?都做了哪些努力,结果又如何呢?

3. 英国人凭什么因为销毁了他们些许鸦片,就敢策动这场战争?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英国人是贸然出征,侥幸获胜,还是早有准备,有的放矢?

 

让我们带着上述问题,了解一下这场战争的前因。

 

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正式任命,“骨灰级”外交家马戛尔尼为访华使团大使,这一任命让本已经打算退休赋闲的老马同志极为振奋,他终于有机会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东方神秘大帝国走一遭,并且有机会见到那位统治东方世界的大皇帝乾隆皇帝,就这些已经足以让老马无法按耐了。当然,老马不是来清朝旅游的,他是代表英国政府和英国女王与大清帝国建交的,老马认为以自己的外交水准,说服清朝皇帝开通几个通商口岸,然后两国人民互惠互利,从而尽量扭转英中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自然是不在话下。


乔治·马戛尔尼(1737年—1806年)_图

 

至于这次建交的过程,因篇幅限制不宜多说,反正结果与老马同志乐观的估计是截然相反。英国使团与大清政府虽然互相迁就了彼此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也勉强在觐见天朝皇帝的礼节上达成共识,英国使团费劲罢了地见到了大清皇帝,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得到与乾隆皇帝直接对话的机会。至于英国人此行的主要目的——通商,更是毫无例外地被大清皇帝断然否决,理由很简单,天朝上国物产丰裕,岂用与尔等小国往来贸易?其实,马戛尔尼都没有机会将请求通商的文书直接上呈乾隆皇帝本人的机会,他只是得到了和珅中堂的接见,当和珅接过文书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表示了不可能。

 

后人评价这段历史时,多半是批判的,因为乾隆皇帝及其政府的妄自尊大和目光短浅,让大清错失了这次与“世界接轨”的最佳机会。这样的评价虽然没错,但是这是“以现代人之眼光,看待古代问题”。


当时的大清王朝确实是周边国家的核心,而大清王朝对待外国的政策一直是“宗主”之尊,在英国人到访之前这些一直都是合情合理,凭什么为了一个远洋而来之国,改变国家惯行之方针?


其次,中国封建帝制两千年,对于平等建交一词几乎是闻所未闻,别说乾隆皇帝此时已经八十多岁,就算他是继位之初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他也不可能瞬间接受这一新事物。乾隆皇帝的见识与学识在全国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连他都不明白建交是怎么回事儿,就更别指望其他人对此有更高的觉悟了。客观的说,是由于两国之间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彼此之间的太不了解,导致了东西方两位巨人的失之交臂。


马戛尔尼晋见乾隆_图

 

这次英国使团的来访,对于清朝来说绝对是毫无收获,不但如此,清朝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对小国的眷顾,赏赐使团之宝物无数,简直无法以金钱来衡量,与英国人带来的“高科技”产品相比,我们的成本不知道要高出多少位数字。其实,赏赐老外些东西,对于天朝上国来说不算什么,但可悲的是连一个后知后觉的人都没有,之前英国人没来过,你两眼一抹黑是有情可原,人家都来了你还是无动于衷,这才是最可悲可气之处。反观英国人,他们虽然没有达到通商之目的,但是他们不但得到了很多赏赐,更主要的是他们真正了解了大清王朝,了解这片东方沃土的地理人文,这对于英国人来说,收获太大了。

 

  • 那么英国人来到大清都看到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呢?

 

要知道在英国人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当时欧洲对于中国主流之评价是这样的:东方的中国一个文化先进、政局稳定和经济空前繁荣的大帝国。


但当来到大清帝国之后,英国人对于清朝的评价又如何呢?用几个词语形容的话,应该是满目疮痍、腐化堕落和残暴不仁。只有踏上这片土地才真正了解,天朝上国的所谓盛世只是虚有的表面化,而那个传说中的礼仪之邦,就当下而言,可能仅存在于上流社会之间,那个所谓的政局空前稳定的社会制度,更是完全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之上。这里的普通民众,过着非人生活。这里等级制度极其森严,上级官员可以随意支配下属和普通民众做任何事情,稍有差池便处以严厉的刑法,而被处罚之人还要跪拜谢恩,这些对于人权至上的英国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接受。


西方人眼中的晚清专制社会_图


在英国人的眼里,大清帝国简直就是未被开化的半野蛮国度,其实此时此刻,使团中的很多人已经萌生了使用武力征服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想法。除此之外,他们对于大清王朝的军队设施以及海防布置都有了很深的了解,他们甚至在几乎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测定了清朝的海岸线,这对于以海军称霸全球的英国来说,这些情报和数据简直是价值连城。

 

在这些人返回英国之后,将自己在大清帝国的所见所闻连同个人之观点与评价整理成书籍出版发行,他们的书籍在欧洲极为畅销,欧洲人正是通过他们的书籍开始真正了解清朝。了解之后的结果就是推翻了之前的所有崇拜,取而代之的是批判与不啻,此时在欧洲以武力开化清朝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实战争的种子在此时已经被埋下,只要水土温度合适,这颗种子随时就会生根发芽。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海上战斗场景_图


就在英国人第一次与清朝建交失败后不到半个世纪,这颗战争的种子终于开始生根发芽。大清帝国进一步的衰落和英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实力差距不言而喻。再加之大清政府对于鸦片强硬严禁之态度,使得极度依赖清朝市场的英国人坐不住了。最终以英国女王为代表的主战派,以九票之优势,通过了议会审议,发动了这次对华战争。英国人有备而来,激战虎门不成,转而北上转战舟山,终于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而当年被乾隆皇帝逐一否决通商条款,在《南京条约》中却被一一兑现,确保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绝对利益,这真让后世读史的国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历史这个东西最大的乐趣在于推敲和假设,假设乾隆皇帝非常开明地接受了英国通商之请求,难道就会保证英国人不向清朝倾销鸦片不会策动对华战争吗?答案一定是不尽然。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早早开放国门,就算咱们打不过“日不落”的英国,怎么也不至于溃败于东洋倭寇之手,爱新觉罗子孙不至于背负因丧权辱国而被千夫所指的沉重历史包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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