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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别拿什么都当回事 2018-11-04 21:52:40

一件事,想通了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狱。既然活着,就要活好。有些时候我们由于太小心眼,太在意身边的琐事而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有些事是否能引来麻烦和烦恼,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它。


别总拿什么都当回事,别去钻牛角尖,别太要面子,别小心眼。不在意,就是一种豁达、一种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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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 2018-10-17 18:23:43

以前常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其实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让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难”。这一点,中国也越来越明显。自开放二胎以来,2015年、2017年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适龄妇女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总数)仅有1.04和1.20,均远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期的1.8和2.1。这样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低生育意愿已经在全社会根深蒂固


我们的邻居韩国在这方面甚至更为惨淡:不久前公布的数字显示,韩国的生育率已低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线”。根据《韩国日报》的民调,76.7%的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这不是开玩笑的,2014年韩国国家立法机关就研究过,如无移民补充,即便韩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19,韩国人也将在2750年自然灭绝。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预言韩国将是全世界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这还不仅是中韩,事实上整个东亚差不多都是如此:去年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最低的六个席位中,东亚就包揽了五席,甚至韩国都还算差强人意(倒数第六),中国港澳台地区更低,而垫底的新加坡仅有0.83[1]。日本稍好,以1.41排倒数第十五,虽然各家研究机构预测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现在的趋势下去,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减少三分之一应该不成问题。事实上,东亚各国女性的超低生育率领先世界已有多年,可说是出了名的不想生孩子,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女性的复仇


随便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得到的答复十有八九可能都是“房价太高了”、“负担太重,自己都没钱,还养孩子?”这当然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但如果真以为这就是人们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就错了。理由很简单:就算人们有足够抚养孩子的钱,他们也还是不愿意生。我周围同事、朋友中不乏家有几套房、夫妻俩年薪百万的,但他们未必就想生二胎——甚至一胎都未必想要。甚至一位自己创业、身价上亿的,竟然也以同样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何不要二胎。


对此,一个盛行已久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腾讯大家上李华芳的一篇《就算鼓励生十胎,恐怕也没什么用》就旗帜鲜明地认为:“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来,这是规律使然。”这一点就单个国家的人口发展史来看,不无道理,但且不论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生育率反弹的现象,也不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别:2017年各国总和生育率,中国(1.60)和越南(1.81)比美国(1.87)和英国(1.89)还低,而韩国(1.26)更远低于人口总量差不多的法国(2.07)[2],显然,这几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不及美国,这至少意味着:就算各国出生率都在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在东亚要快得多。


生育孩子是牵涉到诸多方面的复杂决策,远不止是“生活好了,生的就少了”这么机械的经济学逻辑。表面上看,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成反比,但真正起作用的也不仅是经济因素,倒不如说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越来越多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并进入职场,女性权利意识提升,开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来夺回对生育的自主权。即便在世人心目中性别不平等已形成惯例的伊朗,这样的变化也势不可挡:女性开始利用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来反对以性别取人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生育方面越具有自主意识:在伊朗,15岁以上受过教育的母亲平均生育2.5个孩子,但不识字的母亲则平均生育6.4个孩子[3]。在中国也一样,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1925年出生的中国女性90%是文盲,平均18岁结婚,生育5.5个孩子;但之后的女性文盲率和生育率都逐渐下降,1950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降到40%,初婚年龄20岁,平均只生育2.7个孩子[4]。简言之,总体上“读书少生娃多”


早在一百年前,斯宾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到了“文明人的不育状态”,并带着先知般的语气说,这是因为现代的集体生存已“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现代婚姻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以宗族的延续为使命,而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结合,双方都想成为对方的“生活伴侣”或更高意义上的“灵魂伴侣”(soulmate),“这种选择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始的妇女,即农妇,是母亲。从孩提时代起,她所渴望的整个天职,都包括在‘母亲’这个词之中”,但现代的文明女性却不再渴望只是成为母亲,“她们都只属于她们自己,她们都是不生育的”[5]


对于一个现代女性而言,仅仅当一个母亲毫无吸引力——她想成为自己,而不是一堆孩子的母亲。我一位女性朋友看到美国肥皂剧里有位少妇谈到自己的四个孩子如何可爱,脱口而出:“四个孩子?简直恐怖。给我一千万都不干。”不久前美国学者Leta Hong Fincher赞许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以不婚不育来反抗社会,但更确切地说,中国年轻女性往往是缺乏那种“母职的快乐”(joy of motherhood,借用荷兰美素佳儿奶粉的广告词),很多人即便生二胎也不过是随丈夫或双方父母的心愿,而并不是发自内心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是说人们完全不想“成为母亲”,只是这个社会中要达成这个目标和其它目标(例如职场晋升、保持夫妻独处空间)相互冲突,一个女性很难兼顾。最终有些人索性选择自己过日子,也就是只致力于自我实现这一个目标——韩国已经出现所谓“三破世代”(Sampo generation):无亲密关系、不结婚、不生娃。


东亚女性为什么不想生孩子?简单地说,她们缺乏有力的内心激励,所谓“生不起”都只不过是为“不想生”找的借口。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尤为急骤,带来的冲击极为深远,造成两个看似矛盾的后果:一方面,传统价值观的瓦解赋予了女性更多生育自主权和受教育机会,鼓励她们走出家门进入职场,去成就自我;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其结果,她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在韩国的生育率降至1.08时,曾有新闻媒体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生育罢工”。韩国人口学者朴光骏解释说:“劳动市场中存在男女工资待遇上的差异及对女性保护(对生育和育儿的担忧)事业的不关心(甚至反感),在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程度的增加导致了女性生育的延期或放弃,这些是导致韩国生育率极低的原因所在。一句话,正是对女性的歧视才导致了生育率的低下。”[6]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东亚和南欧社会均带有浓厚的家族主义传统,因而也呈现出某些相似的社会特点,如:以“坚固的家庭”(strong family)作为社会秩序的原理、家长制和男权的社会构造、极低的生育率、啃老或父母照顾子女的现象突出[7]。这样的社会即便经历了现代化,但对女性而言整个社会环境仍然并不友好。今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燃烧》中有句心酸的台词:“女人化妆被说,不化妆也被说;穿得少被说,穿得多也被说。听说过一句话吗?没有适合女性生存的国度。”2007年,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虽然据说在家里很怕老婆,但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要求日本女性努力多生孩子时,却将妇女称作“生育机器”,招来如潮的抨击。这说到底是这些掌权者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在别人自主意识已经日渐觉醒的情况下,不设法去改善状况、做出让步,却还希望像以前一样,单方面要求“生孩子都是女人的事”,那遭到抵制是很自然的事。



政策杠杆有用吗?


这个问题在中国甚至更复杂: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比日本破坏更大,女性解放也更彻底。根据2005年夏日本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的调研,相比起日本女孩将家庭主妇列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中国女孩最理想的职业是公司首席执行官或高级管理层。对中国女性而言,“家庭主妇”仅是自己多个选项之一(所谓“上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当母亲也不错,但没必要多生,何况“超生游击队”对多子女家庭的污名化深入人心,让人感觉多生孩子不仅愚昧可笑,且是导致贫困和不幸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整个职场环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从应聘到晋升,生育都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尤其二胎放开之后,很多公司(哪怕是体制内企业)更不敢轻易要女员工——确实我也有女同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产假,生完刚复职不久又怀了二胎准备休产假。企业的逻辑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不愿意承担这样社会福利的成本,因而现在一些企业招聘时一听说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发誓将来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绝,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丁克,结果都是一进来就生孩子”。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除非不打算长期聘用,否则一个女员工的孕产假几乎就是一个不知何时会发作的定时炸弹,为了规避这一“风险”,甚至在招聘时就直接问:“你能保证在两年内不生孩子吗?可以的话就录取你。”


这样,一个中国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这还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国家想要人口红利,呼吁多生孩子,但尚未见到实质性的补助:虽然法律规定了孕产妇的合法权利,但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买单,而企业又忙不迭地推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人和丈夫也帮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单独承担。“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这是一种在中国社会盛行的逻辑,大体可称之为“有权者的单边主义”: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考虑你的难处。所以国家的潜台词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企业也类似:“是我在挑你,你不愿自有下一个”,等你入职了,最常听到的可能也是“我只要结果,不要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担子被层层转包,直到最弱势的那一方无可推卸挑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她们也撂挑子了。


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本能,很难指望每个人在明知道要付出很大的情况下还能自觉自愿去做一件对自己未必有利的事。因此国外这些年来在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设计上,基本思路都是由国家出面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首先给企业补贴因女性员工孕产假、哺乳假等带来的损失,生育哺乳期的工资则由社保解决;其次,让父亲也享有陪产假和育儿假(在丹麦是2周+32周),这样做的目的旨在避免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因为男性也休产假,那么雇主就不会因此而不愿意聘用女性了;最后,给儿童(尤其是二胎以上)幼儿园、小学入学予以学费减免。总之这都是为了尽量让人觉得“生孩子并不需要我个人做出难以承受的牺牲”。


但这些政策管用吗?很遗憾,在大部分国家,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尽管你可以说,如果不这样,会下滑得更快。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福利开支,这只是能帮助那些想生的不至于“不敢生”,但对那些“不想生”“不想多生”的则毫无办法。因而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呼吁重视少子化问题时,坦率地承认:“很遗憾,我自己也没孩子,但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为那些想生的人营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环境。”


不过,这仍然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在日本,尽管政府近些年来再三推出鼓励举措,但年轻人别说生孩子,连谈恋爱的意愿都在下跌;而韩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绞尽脑汁,花了几百亿韩元,结果却是生育率跌破1.0,意味着每对夫妇只生不到一个孩子。至于中国各地这两年为鼓励二胎推出的一些举措,更被网上嘲讽为“玛莎拉蒂5元代金券仅限第二辆使用”。因为这些政策出发点本身,都是为了提高生育水平,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她们毕竟很少真的只是为了响应这些政策号召就去生孩子。正如复旦大学人口学教授任远所说的,“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样,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边界”,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支持家庭”,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是刻意强调“鼓励生育”,生孩子本应是一个幸福家庭的自主决定。


现代女性怎样才愿意生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束手无策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后,生育率就只能不断下滑而不可逆转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在现代化和生育率都不可逆转的前提下,那人类整体的命运也只能是自然灭绝了。


历史上并非没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育率的提升。在二战前后,美国出现了“婴儿潮一代”,一举逆转近两个世纪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局面。1930年代的美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4个孩子,但到1950年代却平均生3.2个孩子[8]。这并不是因为新移民带动(何况此前美国也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而只是因为当时在战争和繁荣所激发的情绪下,所有人都在生孩子。在当时美国社会的道德观下,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团结是成功的、健全的个人生活的标志;195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做父母是幸福之路,没有孩子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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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两国情报战,契丹人竟是个中好手 2018-09-26 18:31:34

情报战争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在奴隶社会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相传在夏朝时,夏后(夏朝的天子称后而非称王)少康就曾派遣一名叫女艾的间谍到浇进行情报活动,最终在其帮助下灭掉了过国和戈国,恢复了其统治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情报活动。



而儒家经典《周礼》更是明确记载了名为“士师”的掌管情报工作的官职,可见最迟到西周时,情报工作已经成为了中央政府职能的一部分。西周以后,情报工作不断加强,至北宋时期,更是出现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直属于皇帝的间谍机关——皇城司。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原王朝周边的势力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势力都是极端野蛮与落后的。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是有一股游牧民族势力,经过长期的发展,成功建立了封建王朝,尤其在情报工作上,也大有作为。这就是由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


(这可能是史上最有名的契丹人)


辽朝使用间谍进行情报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据说他就曾利用间谍获取室韦的虚实,从而大破室韦。辽朝获取燕云十六州后,更是将其谍报触角深入到了中原地区。根据五代笔记《玉堂闲话》记载,后晋时汴梁城有一“貌美而无腿足”的妇女,与其“父”一起在汴梁沿街乞讨,后来官府查明这名妇女是一个辽人间谍组织的头目,与其“父”沿街乞讨也是为了搜集情报,这与之后明代西厂太监汪直化妆乞丐、刺探情报的做法颇为类似。最后,官府处决了这名妇女。



辽朝对中原地区的渗透自然不止在这对父女,宋朝建立以后,辽对宋的情报工作更是十分重视。根据辽朝卢龙节度使贾师训的墓志记载,辽朝在宋辽边境设有一个专门针对宋朝的谍报机关负责间谍与反间谍事务,“事无巨细,必先阅之而后行”,甚至操有生杀大权。考虑到宋朝是辽朝的主要对手,这个部门的权力堪比冷战时期美国的CIA与FBI的集合。



辽朝派遣到中原的间谍,主要是从宋辽边境上的汉民中招募的。他们为了方便在中原活动,以各种身份作为掩护,其中比较常用的身份,就是商人和僧人两种。有时,辽朝还通过派人以高丽或者回鹘出使宋朝的使团成员的身份,进入宋朝境内刺探情报。除此之外,正式的外交活动如出使宋朝,也是辽朝进行情报活动的幌子之一。出使宋朝的辽朝师团往往都带有“间谍任务”。007电影里的英国间谍有事就往英国大使馆跑也是符合事实的。


乔装成商人的辽朝间谍,往往以到设置在宋朝境内的榷场进行贸易为由,堂而皇之地在宋朝境内搜集情报。面对这种情况,宋朝政府还一度在咸平六年关闭了位于雄州的榷场。


乔装成僧人的辽朝间谍,往往以“出家人云游四海”的名义在宋朝境内活动,或者到五台山出家后潜伏下来搜集情报。最终,宋朝政府也出台法令,河北地区的寺庙不能收留来自辽朝的僧侣,要在五台山出家也必须有人担保才行。此外,辽朝间谍还重金购买宋朝官僚文人的诗赋政论,以获取情报。


为了防止这些遍地都是的辽朝间谍探清宋朝虚实,宋辽边境上的宋朝官员可以说是草木皆兵。1038年,雄州境内的水塘因为旱灾而干涸,知州葛怀敏为了防止辽朝间谍得知水塘深浅,马上调集大量人力将界河的水注入水塘。为了防止辽朝间谍通过购买诗赋政论了解宋朝政治情况,宋廷还屡次下令限制这些文字的传播。



虽然宋朝方面通过种种努力严防死守,尽量限制辽朝间谍的活动,但是从结果看,辽朝还是大量获取了宋朝的情报。仁宗年间,宋臣孔道辅在于辽朝使臣接触后发现,辽朝使臣对宋朝官吏制度相当了解。宋臣聂冠卿出使辽朝,辽帝连其著作《蕲春集》都知之甚详。而“三苏”之一的苏辙出使辽朝时,就发现自己写的文章已经流传到了辽朝,并感叹道:“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



而与辽朝的情报工作相比,宋朝的情报工作虽然不至于在重大情报上出现一无所知的情况,但仍稍显逊色。如宋仁宗时期,名臣包拯就曾对情报工作的成果十分不满,认为“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榷场及幽、涿间,传得民间常语或虚伪之事”,可见宋朝对辽朝的渗透工作并不深入,但考虑到辽朝内部的复杂环境,幽云、辽东、塞北三大地区差异极大,倒也情有可原。



辽朝情报工作的明显成果,除了在战争中可以了解宋军的动向以能在战争中获取优势以外(宋辽战争中,辽朝在大多数时候都占着上风),就是在与宋朝的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朝与宋朝爆发“关南地之争”。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使臣富弼携带三份国书(三个宋廷允诺的谈判条件)的情报为辽朝间谍所知,因此,在谈判中,辽朝一方直到富弼出示第三份国书时才同意宋方的谈判条件,也就是宋每年向辽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的岁币,这一事件史称“重熙增币”。可以说,在这次谈判中辽朝之所以掌握了主动,就归功于辽朝优秀的情报工作。



辽朝情报工作的又一大成果,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


当时,辽朝侦知到宋朝内部正在进行王安石变法,并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便开始从外部制造压力以干扰北宋的变法进程。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契丹军队在界河捕鱼,抢夺界河上的船只,射伤北宋士兵,甚至还派遣数千骑兵越过拒马河。同年六月,辽军在宋辽边境上大肆加固城池,校阅军队。这些反常的行为,都是在获知宋朝正在进行变法而作出的对策。


最终,在辽朝的反复干扰下,王安石被罢相,宋朝还在与辽朝的“河东地界之争”中落了下风,让辽朝得了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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