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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四海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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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晕死,点个习近平,新郎就封了我号 2018-11-04 21:30:15

   前两天发了篇《习近平主席要让企业家吃定心丸,得真正面对解决七个根本问题》,在新浪微博与本网站同步发出。

   本是一篇并无政治敏感,而纯粹改良国事的建议,就因为公开点了“习近平”名字,对其讲话效果提出了异议,就封杀了我新浪微博,晕啊啊。

   那可是记录我这五年生活点滴的微博,就这么一瞬间全over了。

   这是老习本意,还是其官僚下属的个人行为?不得而知。

   本人今年“二进局”喝茶了,再来一次也无所谓。

   尽管如此,还是要为国祈福。

   民生多艰,更要砥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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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封杀文章)习近平主席要让企业家吃定心丸,得真正面 2018-11-03 09:47:49

阅读数:39 ​​​      

  翻看了好几遍《习近平: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家广阔舞台》的讲话。此次讲话还是有作用的,既是对老领导们的回应,也是公开表态给民营企业家们以信心,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东北视察讲话立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会促使政府部门动用可用的政策去进一步逼迫银行强行向民资放水,去放开基于国资立场而做的可进入市场保护条件,会限制已经积极准备试图借助经济下行环境而国有化抄底民资的部分单位,部分让步美国以争取较早结束贸易战来缓解外贸民资压力,会让民资老板们少少自我宽慰党可能暂时放松审查自己在一个水乳交融的官商国家里带有原罪性质的历史……       

  但这会是根本性的改革信号,抑或重托大国社稷重担的力量?      

  我个人完全不信。       

  根本性的矛盾还是欲言又止,也不让触碰讨论,自设雷池,也就缓解一时阵痛而非治病。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更多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即该不该进一步涉水探讨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政治与历史因素。       

  即:党与中国的关系,党与商业社会的关系,党与社会意识形态派别的关系,党与历史包袱的关系 (尤其是计划生育所制造的最大经济元凶-人口结构被破坏的关系),党与社会控制权的关系,党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党与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关系,等等。       

  以上的七点,既独立,又互相支撑,形成了当下之所以难以逐步解决的病灶所在。如不涉水深入讨论辨析,走出思想禁忌桎梏,就仍走不出当前日渐冰封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困境。          我在几个月前的文章里陆续讨论了这些问题关系,涉于篇幅与国内环境,就不再重复。本次先简略阐述前两个关系,指出其理论上的根本矛盾,以辨明真正应该解决问题的方向。剩余五点,后面逐步补齐。       

  一、党与中国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与民营企业家的谈话中,提到了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即所有制问题,并进而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做了解释,对当前的国企与民企不同地位现状做了辩护,即国家致力于保护双方地位平等,但承认现实的不平等地位仍严重存在。         

   其实,这点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党与中国的关系。       

   从所有权上讲,国企名义属于政府,但实际属于党。国企领导人最怕的是党、党的纪委,而非政府。党对国企实际控制权的所有,即作为其股东,从股权上就注定根本不可能为自己企业与竞争者-民营企业创立其对等的市场地位。       

   这是基于自由竞争理论的市场法则。       

   理论上的矛盾,也就根本性揭示了这几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实情。      

   在之前主管经济工作的刘鹤副总理的话里有这么一段:“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在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未来中国经济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提高,走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从传统固化的观念,转向用全新的现代化产业链理念来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     此话可以减缩为“国企管上游,民企分销下游,双方作为一条产业链共同发展”。        其实换个说法就是“在产业链上,国企要扼住民企的喉咙”。        

   市场理论与实践,本身在证明着核心企业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纵向延伸扩张是必然的事。中国的民企也不会轻易让处在上游的国企来“卡喉咙”。在无利益保护的行业,自然而然形成自己的完整产业链。在已有重点国企把控的行业上,因发展方向相异而注定的利益冲突必然激烈存在。恰恰是因为背后自己就是股东这原因,而动辄行政手段强制干涉,才使得当下形成了刘鹤副总理所说的“高度互补”的国民经济分化现象。         

   这是非市场化的。        

   非市场化的思路,又怎么可能保证国企与民企在市场地位的平等?这是根本矛盾的。        像中国烟草总公司这种既卖烟、又负责控烟的变脸川剧现象,也正是这种思路下的衍生品。

   明明很矛盾,却在对外宣传的辞藻里变成了和谐。        

   以国企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有其在正统意识形态与现实经济中的意义及难以放下的包袱,党有自己的难出与私心,这在以后有机会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把党看成是符号化的企业这实质点上,就可以理解它在中国市场的所作所为。        

   归根结底,问题是出在股权上,在自己限定的必须要掌握股权的制度与思路上,就综合成了在党与中国的关系上,该如何定位。       

   二、党与商业社会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的原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多次重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    

   ……      

   我大致浓缩了下通稿,可以总结成这么几点:1、党是认同与保护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并在努力为相对弱势的民企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2、党知道在长期内,民企作为主要纳税来源、创汇主体、就业解决渠道、创新来源地等的作用不可改变,所以必须得扶持维护;3、党要打击的是那些违法违规的商人,而致力于保护合法商人;4、党对市场与商业社会的调控,有着自己既定的原则。      

   这些都没毛病,但真正的痛点却被掩盖了,即:      

   党要驾驭商业社会去改造它,还是要让商业社会来改造党的问题。     

   这又涉及到该走自由经济路线,还是计划经济路线。       

   对于这个问法,会令大部分人感到不安。但不安,本身就说明核心问题在哪里。         在党的指导思想里,明确了商业社会要发展的终极方向,正是有这自己认定的必然终极方向,才使得党试图去凭主观操作来驾驭商业社会,这其实是唯心论。      

   商业社会未来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不是一个姓资姓社这外衣问题决定的,而是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顺着商业社会自身的属性发展,而非强制干涉它,才是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但遗憾的是中外某些人总是自作聪明的认定他自己知道最终的归宿在哪里。     

   党从破除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先创造“商品经济”概念来实质走“市场经济”,到承认“市场经济”概念来实质走“计划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模式。     

   通过强大的政策偏向,金融的、行政法规的、行业门槛的、地域保护等等,我们一直在主动干预着市场应该朝某个方向滚进,即便是以牺牲市场效率也在所不惜。    

    这该彻底来反思了。      

   国企与民企市场地位不对等的问题,本质上还是这些意识形态思维在作祟。      

   前段时间海南岛是否该搞博彩业的争议,这本是正常的市场经济配套设施,且从社会与经济上的总收益要远大于不良弊端。但被省委书记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根本性否决了。           就是这种反商业社会意识的代表。       

   习近平主席要解决的根本困境在于要打破这种“计划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思维定势,打破党要试图驾驭商业社会的企图,而不应该惧怕商业社会来改造党的问题,这将又是一次思想解放。       

   至于商业社会是否要改造党的问题,这本就不是问题。       

   商业社会不仅在一直在改造中国的党,也在改造国外的党。   

   本是殊途同归的事,没必要在当下自设的框框里人为画地为牢,拒绝文明的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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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该偏向性保护那些举债陷入实体经营困难的企业家 2018-10-30 10:51:22

以前啊,有个小村需要造桥,可村社账户上没有多少钱去建,乡上也以财政困难推脱。村长犯愁,村民出行不便啊。一向爱冒险的老王就告诉村长,他有办法造桥,但需要建好桥后收过路费,且村长得对他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着村子可能有桥了,村民能出行了。村长心理乐呵呵的,不吭声默许了。于是老王就拿着村长默许的造桥项目,公开去村子里挨家挨户推销借钱,许诺每人月息2分。村民们一听又是造桥,又有高额利息收入,就纷纷拿出存款给老王用了。很快,老王就募集够资金,用到造桥上了。桥造好了,村民也同意付费过桥,于是老王就这么赚一点还一点,经营着生意。      但突然一天,乡上来人了,把老王抓人了,查封了他的资产--村里的桥,罪名是非法集资。接着,乡里把桥按市价拍卖给了自己的乡企,收回的现金仅够偿还老王借钱总额的10%,但乡上说桥就值这么多钱。尾声就是把这仅有的10%回笼资金平分给村民们。尽管村民怨气冲天,但事情还就是这么过去了。    结果,村里终归是从无到有有了桥,改善了交通出行,对社会意义具大,当然产权是在乡上。而最早的发起人老王则锒铛入狱,家产被洗劫一空,还背上了要偿还村民剩余90%集资款的债……    而这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仍处在社会融资困难夹缝中生存的民营企业家的普遍缩影。若没有这种违法的高杠杆融资方式,很难想像他们怎么会从一个赤贫的、不信任的、无担保品的社会里弄来启动资本去创业,并进而在需要逐级加码投资的扩大生产里做大做强企业。也就更不会有当下已做成的企业在遇到困难时被国有化的现象。    他们有自己的原罪,无可厚非。但也应理性看到正是我们国情从最早并无社会融资基础到现在社会融资基础仍严重不足这社会条件的限制才导致了原罪现象的产生。从个体上讲,他们是在为着私利做了冒险的事。但从国家整体利益上来看,他们只不过是国家这盘大旗上的兵卒,在顺着国家大局的意志而不自觉间做着冒险过河的事。     作为正在下这盘棋的人,理应区别对待同样是涉及民间集资,但集资主要用做实业投资与主要用来诈骗消费的人。    前者毕竟为社会曾作出过纳税、提供就业等贡献,更是在企业家个体经受惊惧折磨时却为国家留下来实实在在的企业资产。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民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乃至倒闭的逐月增多,社会上的劳资冲突趋于频繁,我们更应该沉住气来区别处理不同的纠纷。    该有偏向性保护企业家时,哪怕人品是个混蛋,就冲着上实体企业本身存在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也该酌情给予其个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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