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读新闻的人大多不好读历史，但是好读历史的人大多也好读新闻。前者容易证实，因为普通人容易遇到好读新闻的人；后者就不容易证实了，因为普通人很少遇到好读历史的人。

好读新闻的人大多不好读历史，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地反复发问：为什么好读国际和国内新闻的人比好读国内新闻的人少得多？为什么好读外地和本地新闻的人比好读本地新闻的人少得多？可以看出，人们的阅读兴趣一般是自我中心的，从身边事向外，兴趣越来越小。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为什么好读非娱乐新闻的人比好读娱乐新闻的人少得多？从上两类现象可以看出，人们的阅读兴趣一般是功利性的，而且是期望投入尽可能小，获益尽可能快。

新闻是当下的历史，而历史是过往的新闻。与新闻相比，历史离自我中心的个人更远了，阅读更麻烦，获益更慢。对此还有胃口的历史爱好者，对离自己更切近和更本小利快的新闻阅读也会有兴趣。

例外也是有的。历史研究者中有些不好读新闻，这可能是因为读历史只是职业需要，而读新闻就不是职业需要了。这就像做其它工作的人，要读职业需要的东西，不一定好读新闻。还有些历史爱好者不好读新闻，可能是因为原来不好读新闻，却机缘凑巧，喜欢上历史，好古成癖吧。

另外，好读新闻是阅读历史的很好准备。

中国传统正史主要写帝王将相（还有其他著名文臣）的故事。这只是历史现象的一小部分。其他还有经济、民间组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很多重要现象。历史书还有包括现象报道之外的类型：提出历史规则或倾向性并通过分析历史现象来论证的、从新的历史规则或倾向性的视角重新叙述重要历史现象等。

新闻也是如此，帝王将相的重要言行只是值得报道的重要时事的一小部分，其他还有经济、民间组织、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方面的很多重要时事。新闻文本还包括时事报道之外的其他类型：提出时事规则或倾向性并通过分析时事来论证的、从新的规则或倾向性的视角叙述重要时事的等。

由上可知，好读帝王将相新闻是阅读帝王将相历史故事的不错准备，而好读各类新闻是阅读各类历史的很好准备。

读不读新闻，读多少新闻，进而读不读历史，读多少历史，这些都是各人随意，与别人无关的。有趣的是，这方面也能看到撒谎和装腔作势，不读新闻的装读的，读得不多的装读得多的，不读历史的装读的，读得不多的装读得多的。装暴富、装地位高、装爱国、装聪明、装网上有特殊成就，什么都要装，谁会在乎呢？自己骗自己，无聊不无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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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常乐| 信史/报导、野史/传闻报导、传说史/传闻和虚构作品

信史指根据较可靠资料如档案等编写的历史着作。信史并非完全可靠，还是会有错误，原因是资料错误或编写错误。资料错误或编写错误可能是无意失误，也可能是故意为之。野史指根据传闻编写的历史着作。野史中的错误当然更加多。传说史指民间传说（包括神话）。传说史中的错误当然比野史还要多。虚构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历史剧和历史故事片等，不必要求其历史真实性。

信史、野史和传说史都是关于其所记述时期的史料库。要从中考证出可靠的史料，就要看考证者的本事和耗费时间了。

虚构历史作品有些可以作为作者生活时期的史料库，例如《金瓶梅》说的是北宋故事，但可以作为作者生活的明代的史料库。

就读者（或听者、观众）数量来说，最多的是虚构历史作品（例如三国评书、三国戏和《三国演义》），其次是传说史（如神话故事、《圣经》），少得多的是野史，少得可怜的是信史（例如《三国志》）。这是因为趣味性递减，而读者（或听者、观众）大多需要的是娱乐。

虚构历史作品在阅读能力普及的时代之前除了娱乐功能，还有传播意识形态等功能。例如三国评书和三国戏传播的忠、义观念。由于虚构历史作品的风行，许多虚构历史故事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关公、诸葛亮、张飞等人的虚构故事。

在时事传播方面，信史的对应者是较可靠的报导，野史的对应者是传闻报导，传说史的对应者是传闻，虚构历史作品的对应者是虚构现实题材作品。

较可靠的新闻报道、传闻报导、传闻和虚构现实题材作品都是时事信息库。要从中审辨出可靠的信息，也要看审辨者的本事和耗费时间了。

就读者（或听者、观众）数量来说，最多的是虚构现实题材作品，其次是传闻，少得多的是传闻报导，少得可怜的是较可靠的新闻报导。这是因为趣味性递减，而读者（或听者、观众）大多需要的是娱乐。

（201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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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历史学者高华青少年时代的大量阅读

高华（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者，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而知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揭示了中共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尤为学界所重。出版专著有：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14。一套两册。

生前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兼任华东师大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导，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1966年年中文革开始，高华12岁读完小学五年级，就此失学。1968年下半年小学和初中复课，他14岁读初二，在教学内容单薄混乱的初中读到毕业。1971年初16岁当工人。1978年年初23岁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初33岁担任该系讲师。

高华2005年在“行走在历史的河流”（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自序）中，回忆了青少年时代的大量阅读：

1966年年中12岁之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红旗飘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三家巷》、《林海雪原》等。

1966年年中开始，高尔基：《在人间》、《我的大学》、《中国分省地图集》、《读报手册》、《参考消息》、《旅行家》。

1966年深秋，鲁迅文集。

文革初、中期，越南华侨协会：中文周报《新越华报》、《朝鲜》画报。

1969年9月15岁，瞿秋白：《饿乡记程》、《赤都心史》。

1969年底，日本留苏学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1970年代初16岁，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约翰•克里斯多夫》、传记（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英、刘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等人的）。

1970年代初中期，《摘译》、《学习与批判》、《朝霞》。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晓夫回忆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员：《斯大林主义》、克拉夫钦科：《我选择了自由》、凯特林斯卡娅：《勇敢》、《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苏斯洛夫言论选》、金日成著作集。

1973年19岁之前，《毛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

1973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君书》、《韩非子》。

文革后期之前，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萧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

高华：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57.html

（201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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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阅读狂童成才者和少小读闲书少的反智主义者

知识生产者中有些是阅读狂童出身，有些颇具传奇性。

例子之一是王小波，14岁初一碰上文革，就此失学，但他的幸运是，老爹是中国人大的逻辑学教师，家中有两大书橱书，让他原本就爱好阅读，此后更是自己读了两年书。

16岁去云南农场做知青。19岁转到山东牟平插队，后作民办教师。20岁回北京做工人。25岁之前开始写小说。26岁考进中国人大贸易经济系贸易经济商品学专业（工科）读本科。30岁任中国人大一分校教师，开始写作中篇小说《黄金时代》。32岁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小说，其间得到台湾移民美国东网历史学者许倬云的指点。36岁任北大社会学系讲师，39岁任中国人大会计系讲师。

同年（1991年）《黄金时代》获台湾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由于中国文学奖的政治和关系因素太强，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具有汉语文学最高奖的地位。1995年 5月，其《未来世界》获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7月，《未来世界》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40岁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45岁心脏病突发逝世。此后，他的作品盛行于世。

相对于他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他的杂文。

第二个例子是冯唐，真名是张海鹏。冯唐的发小儿、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庄新宇曾言，他（冯唐）要非常理性地、非常有计划地系统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样的野心从八九岁就有了。

记者苏娅采访[1]之初，让冯唐用名词罗列对过去生活的印象，他脱口而出：“影印版的‘三言二拍’、中华书局出的《史记》、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闷热的北京夏天的下午、外文局引印的盗版英文小说、北大未名湖、东南3条5号协和医科大学解剖室、托福考试、去美国带着的30块钱炒锅、面试和案例。”沿着这些名词，划过去的37年光阴游动起来，明明暗暗。

汉语阅读最早始于初中时读王力的《古代汉语》，手边与之相应的工具书是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然后是“前四史”。英文阅读开始于当时流行的《新概念英语》，随后背了三遍梁实秋编的《远东新袖珍英汉词典》，又按美国现代图书馆开出的最佳英文小说书单，读海明威、萨克雷、狄更斯、劳伦斯、奥斯汀的原著。再折返汉语，读周作人、曹聚仁、梁实秋、鲁迅，透过他们的书评，按图索骥找文学书读。如此一长串经典文本，并没有湮灭北京胡同、大杂院里的鲜活世事打下的印迹，这些印迹以口语形式被冯唐植入小说。

在“一直想忘记写作，而没有忘记”的日子里，冯唐开始在草稿上写作。通常形式是日记，日记之外，还有一本无意识地写完的小说《欢喜》，写于17岁（1988年），35岁出版。

张海鹏13岁就读于北京市第八十中学。19岁就读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7岁获临床医学博士，妇科肿瘤专业。因为觉得研究项目难以突破，进入美国艾默里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读硕士，29岁获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就职于商业咨询顾问业著名的美国麦肯锡公司，做到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41岁加入香港中资的华润集团，任华润医疗集团有限公司CEO。去年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中纪委抓捕后，43岁的张海鹏于7月向华润集团辞职。

冯唐在美国读MBA时，暑期实习，被困在新泽西，穷极无聊，于是重新想起写小说这件事，提笔完成了《万物生长》的雏形。33岁，出版处女作《万物生长》，《万物生长》与《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合着《北京，北京》，成为冯唐的“北京三部曲”。其后又写作出版了多部小说以及诗歌和随笔。

在纷繁的领域和诸般身份之间越界穿梭的生活，似乎让人匪夷所思，而在异常忙碌的生活中，写作时间总是需要从“每周超过80小时”的工作时间中挤出来。“如果晚上11点之前工作完了，还没筋疲力尽，就写一点，两周写一章。”通常，一个长篇的“故事线”得趁每年的春节长假写下来，再依据“故事线”每天写一点，如此日积月累，基本完成三分之一后，用四周时间，“屏蔽”所有事，关了手机，断了网线，集中地写最后三分之二，修改、润色。

冯唐的作品没读过，但他每天在职场工作十余小时，还能高产好评文学作品，实在让人惊讶。

第三个例子是刘仲敬[2]。12岁（1986年）和13岁之间，为消磨时间开始读《史记》，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这条线路引导他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18岁考入华西医科大学。22岁毕业后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法医10年。35岁进入四川大学世界史专业读硕士，38岁获硕士。大卫·休谟《英国史》和麦考莱《英国史》。39岁进入武大历史学院中国现代史专业读博士。读博两年，已出版专著5部：《民国纪事本末》（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从华夏到中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安·兰德传 : 生平与思想 》（商务印书馆，2015年）、《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守先待后 : 思想、格局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刘仲敬的文章网上很多，称得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网上历来有片言只语攻击著名知识生产者的风气，或因为政治原因，或因为红眼病，或因为自抬身价。这种反智主义者一看就是读书太少，不会思考，连段落都写不好。

附注

[1] 第一财经日报访冯唐| 青春完结，生活继续

http://www.fengtang.com/articles/media_reports/1245600606.shtml

[2]刘仲敬| 自叙读书经历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54817012/

（201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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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故事书和历史学

一般人不爱读历史书，爱读的人大多读历史故事书，这个现象在中国人里特别厉害。这跟华夏历史书的写法传统有关。

华夏最早的历史资料，是在龟甲或牛的肩胛骨上刻的占卜记录（卜辞），不成为历史书。

商代人特别相信鬼神，君主做很多事之前都要让占卜师（贞人）测测结果好坏。贞人在龟甲的内侧或牛骨上钻出小坑，拿火头烫小坑，直到出现裂纹。按照裂纹的方向，决定吉凶。然后在龟甲外侧或牛骨上刻下占卜记录，包含时间、贞人、君主、占卜之事和占卜结果等。

此后也有一些书面的传说和历史资料，如青铜器、石头、竹简上的记载和《尚书》等。

流传下来的最早编年体历史书，是《春秋》，记载了鲁国部分时期的政治。应该是鲁国多代史官写的，传说孔子编辑过一部分。

《春秋》很简略，左丘明（传说是春秋末期鲁国人）对它做了远超其篇幅的注解，也就是《左传》。内容主要是叙事。

可能在战国初期，出现了佚名作者和整理者的国别体通史《国语》，叙述周朝王室和一些诸侯国的历史。

战国时期出现了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但失传了。直到西晋才被盗墓者在战国魏王墓中发现竹简，但到五代又散佚了，现在只有清代到现代学者的辑佚本（收集其他古籍中保留的部分）。此书对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叙述晋国和其后继者之一魏国之事。

汉初刘向用国别体重编了佚名作者的《战国策》，叙述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的政治。比此前《左传》的叙事传统进一步，《战国策》描写了很多人物，特别是纵横家（在各国之间游说和施政搞合纵或连横的权谋人物）。此后散佚很多，宋代曾巩收集校补，编为“今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一部分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的史料和人物描写，对司马迁影响很大。他写了主要是纪传（多人传记）体的通史《史记》。

此后的官修正史大多是纪传体为主的断代史，即所谓二十四史，或者加上《清史稿》的二十五史（《史记》当然不是断代史）。很少有的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之类的编年体通史。

从《史记》开始，纪传体是正史的压倒性主流。人物传记是很讨好读者的。一般人读书，主要是为了娱乐，首选故事书。连古代占大多数人口的文盲“听书”和看表演，也主要是为了娱乐，要听讲故事的评话/评书，看演故事的戏曲和曲艺。

可是人物描写多大程度上属于历史学呢？历史学包含史料学和历史哲学。前者考证史料，后者从史料概括出制约历史现象的倾向性。写人物传记，当然要会考证史料，要概括出某些历史倾向性或接受思想市场上的某些历史倾向性，但是人物描写还需要文学创作。

在文学创作上，人物传记和小说是相似的，前者是“非虚构”故事，后者是虚构故事。电影的故事片也包含了传记片等“非虚构片”和虚构片。

（201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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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当代中国历史学者中的几位刺猬与狐狸

在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留下的残章中有这样一句：“狐狸知道很多东西，刺猬却有一个绝招。”英国哲学和历史学者以赛亚.伯林爵士说，学者和思想家也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两类：一类对世界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追求普适的理论和解决――刺猬；而另一类体察个体的多样，追求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目标――狐狸。比较著名的刺猬有：但丁、柏拉图、卢克来修、帕斯卡、黑格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而狐狸有：莎士比亚、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埃拉斯穆斯、莫里埃、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刺猬与狐狸》，收入《俄国思想家》）

在历史学中，偏重史料学的学者可以算是狐狸，中国历史学者大多如此。极端者如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钱钟书也是。偏重历史哲学的学者可以算是刺猬，中国历史学者中比较少。中国第一部通史的作者司马迁是刺猬，他的史学观是追求古今普遍的倾向性或规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王国维和陈寅恪是刺猬。

史料学者可以不做或略作倾向性或规则的概括（思辨、猜想），而历史哲学学者一般需要具备史料考证基础或史料审辨能力。与科学研究相比较，史料搜集和考证相当于科学实验或田野考察，历史哲学相当于科学研究者对数据概括出规则或倾向性。

当代中国历史学者中的刺猬的例子有高华、吴思和刘仲敬，而狐狸的例子有杨奎松和沈志华。

高华教授（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的名著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共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此书的一大特色是构拟出历史人物的意图，这在偏重史料的学者看来不够可靠，但对历史人物心理的构拟传统悠久，在中国，《史记》中就常见，只能比较不同构拟的合理性程度高低。此书的史料基础很厚实，引用文献200多种。

高华教授是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导，兼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和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吴思（1957年5月－）的名著是《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和《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

吴思曾在《农民日报》工作10年。他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说，干记者干久了很容易就发现，中国社会并不是按照明文的法律规定、文件规定运作的。《潜规则》所举的一个例子，关于化肥是怎么分配的，就直接来自我的记者经历。”“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运行有一套不明说的规则。……直到1990年代我细读明史，才有了进一步体会。"潜规则“首先是官和民的关系，但也包括官和官的关系，以及官和上级之间的关系。”

吴思所谓的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及二者关系是：“血酬定律说的是暴力的投入和产出，简单来说就是三条。第一，血酬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第二，血酬定律是指当暴力掠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就会发生。换句话说，暴力掠夺行为与收益正相关，与成本负相关。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第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于是就牵涉到暴力掠夺集团跟生产集团的关系问题。“元规则”是决定规则的规则，在历史事实上，这个元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当然，暴力最强者也不能一意孤行，他要考虑到生产集团会不会偷懒，民众会不会反抗、逃亡，然后寻找一个最佳的掠夺率，不管是税率还是对自由的限制。元规则的主导者是暴力集团，是暴力最强者；他们计算成本收益的算法，是用血酬定律来描述的。”

吴思是北京人，近期才辞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和副社长。

刘仲敬（1974年－）的著作有《民国纪事本末》、《从华夏到中国》和《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等，其最大特色是概括出国际体系对近现代中国的塑造。

刘仲敬是四川人，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和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杨奎松教授（1953年10月－）的名著有《革命——杨奎松著作集》(四卷本，一. “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二.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三.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四.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等。

1982年1月至1987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搜集了很多中共至今未开放的档案。

杨奎松教授生于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和博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术委员。

沈志华教授（1950年4月－）的名著有《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

1990年代，在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界比较混乱的时期，身为富商的沈志华斥资数百万从俄美购得大批前苏联解密档案并无偿向学者开放。 从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引起史学界的轰动。

沈志华教授是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和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多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20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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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了解刘仲敬

刘仲敬是有些人读到过或听说过的作者。他曾自称有一段时间每天三分之一时间阅读，三分之一时间写作，三分之一时间上网。写作的结果是几部历史学书籍（附注）、大量历史学论文、评论、演讲、政治等方面的评论，而上网的结果是大量网文。

刘仲敬的作品，按论述对象来区分，可以分为关于历史的和关于现状和未来的。

他关于历史的作品，可以分为学术（历史学）作品和通俗作品。他的历史学研究，核心领域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中国大陆历史学所用的“中国现代史”一般是指从中华民国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扩展到东亚大陆前现代政治史。他的历史通俗作品，扩展中国当代政治史和世界政治史。对于中国当代政治史，很难做学术研究，因为档案公开的较少。

他关于现状和未来的作品，主要是基于对于历史倾向性的研究的政治评论。

他的历史学著作获得同行的很高赞誉，似乎没有反对声音。他的学术水平，可以读读他与大陆一流晚清史学者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的对谈。马勇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表现得不如客串的刘仲敬。

他的历史通俗作品和政治评论，获得的大多是赞誉，但也受到少量历史学和政治外行的批评甚至人身攻击。例如：关于中共打败国民党基本上是由于苏联的支持的论述，受到亲中共者的批评攻击。关于东亚大陆政治史主要不是华夏主导的大一统历史和东亚大陆处于文明的边缘并且主要是外来文明的接受者的论述，受到大华夏主义者和中华帝国主义者的批评攻击。关于中共政权走向崩溃（大洪水）的论述，受到相信“中共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者的批评攻击。这种批评攻击当然大多是毫无阅读价值的，因为这种人对相关的历史学、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都不学无术，不读书不读严肃新闻，只喜欢大批判和人身攻击。几乎不写文章，难得写大批判和人身攻击文章，突然发作得像打了鸡血似的。

刘仲敬的多方面学养，来自从童年开始的自我博雅教育。因为闲得无聊，他从童年开始通读二十四史中的人物传记，此后阅读面很广。

刘仲敬在历史学中推崇历史哲学而贬低史料学。他在读医科大学时，读了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及其中国接受者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自称接受而形成了认知地图。斯宾格勒把世界上几个文化看作生命体，从产生的春季到形成文明而走向消亡的冬季，最终成为文明的灰烬。这个过程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这种历史哲学没有被后来的西方大多数历史学者接受，只有汤因比等个别学者接受并写出多卷本的世界史，但被批评为对史料审辨有较多问题。

历史哲学和史料学的关系，类似于新闻评论与报道的关系。报道者为什么报道某件事，当然因为对时局有一定的看法（“新闻哲学”），要报道在此看法中有较高新闻价值的事件，但是人们读新闻媒体，主要还是读新闻报道，其次才是读新闻评论（纯“新闻哲学”）。同样，人们读历史，主要还是读史料，其次才是读纯历史哲学。

除了斯宾格勒的文化的生命哲学，刘仲敬也受到与前者有所矛盾的休谟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很大影响。启蒙（更确切的称呼是“寻路”）学者，最有名的是伏尔泰等法国理性主义者，但苏格兰经验主义者是同样重要的。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理性主义把抽象物如文化、法律制度等看作先验的、彼岸的，人的理性（心智）可以逐渐接近它们，而经验主义把抽象物看作众人心智中约定的，因而需要调查分析传统的约定。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中的文化兴衰过程，似乎偏于先验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历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学等方面都形成对立。在政治哲学方面，理性主义较为激进，而经验主义较为保守。

刘仲敬关于民国政治主要是国际因素作用的结果的以及东亚大陆政治主要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的论述，就东亚史研究来说，有其先驱者，如陈寅恪关于鲜卑等内亚势力对隋唐五代的关键作用、王国维关于辽金元对东亚大陆的重要作用、欧美日本对蒙古对东亚大陆的关键作用、美国新清史学派关于清帝国最重要的是内亚部分。

刘仲敬的不少作品大量使用隐喻等修辞手段，这也是受到斯宾格勒的影响，而斯宾格勒继承了尼采等人诗性哲学的传统。隐喻等可能具体化和简化抽象复杂的概念，但也可能不能清晰地表述概念，反而损害可读性。

附注

刘仲敬的历史书籍：

《民国纪事本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从华夏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安•兰德传 : 生平与思想》。商务印书馆，2015年。

《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守先待后 : 思想、格局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近代史的堕落‧晚清北洋卷：刘仲敬点评近现代人物》。八旗文化，2016年。

《近代史的堕落‧国共卷：刘仲敬点评近现代人物》。八旗文化，2016年。

《远东的线索：西方秩序的输入与中国的演变》。八旗文化，2017年。

（20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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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宏大历史哲学的突破

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三类：史料学、历史哲学以及二者的结合。历史学者大多做史料学，少数做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的结合，极少数做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又可以分为小型历史哲学和宏大历史哲学，后者更是罕有人迹。

宏大历史哲学的先驱是英国学者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1934至1961年出版了12卷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包含7个文明的历史，但被批评为对非西方文明的史料审辨不足。此后30多年无人敢于问津宏大历史哲学，都觉得太难了。

由于几位奇才的大作，宏大历史哲学从1990年代末以来可以说是已经获得突破。

第一位奇才是美国的贾雷德·梅森·戴蒙德 （Jared Mason Diamond，1937年9月10日－），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1997年出版《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这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基本观点是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发展。

戴蒙德说，这种观点被历史学者们认为是错误的或过于简单的环境决定论，或者认为了解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差异和社会差异太难了，但是一些学科提供的新知识提供了对上述问题的新眼光。这些学科有：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人类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戴蒙德青少年时的志向和学养受到父母的影响。他母亲是教师兼语言学者，父亲是儿童遗传病医师。他中小学时志向是医师，7岁时还曾狂热地观察和研究野鸟。从小学到大学主要受到语言、历史和写作训练，然后读生理学研究生，1961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研究分属两个领域，一是分子生理学，二是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生物历史的科学。

第二位奇才是以色列的尤瓦尔·诺尔·赫拉里（Yuval Noah Harari，1976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2012年出版《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4）。这也是一部人类发展史，从如下多学科角度考察：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心理学等。

赫拉里2002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专攻中世纪史和军事史。

第三位奇才是中国的刘仲敬（1974年12月10日－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现代史方向博士生。读博士两年，已出版专著5部：

《民国纪事本末》（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

《从华夏到中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

《安·兰德传 : 生平与思想 》（商务印书馆，2015年）

《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

《守先待后 : 思想、格局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刘仲敬从中国现代宪政史扩展到华夏政治史，旁及世界政治史。刘仲敬的文章网上很多，称得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刘仲敬12岁（1986年）和13岁之间，为消磨时间开始读《史记》，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这条线路引导他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刘仲敬1992年17岁考入华西医科大学。1996年21岁毕业后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法医10年。

刘仲敬说影响他最大的是约2003年之前读的三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他认为，“……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附注）

刘仲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演化生物学的影响，比较像戴蒙德。

2009年34岁进入四川大学世界史专业读硕士，37岁获硕士。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和麦考莱《英国史》。2013年38岁进入武大历史学院读博士。

附注

晶报访刘仲敬：智力优越的“游士”和极端脆弱的少数派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11398862.html

（20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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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刘仲敬是中国人文学钟摆反向摆动的一个代表

人文学是学术之祖，分化出科学。科学中采集数据和对数据概括出倾向性或规则

是一般程序，但人文学因为剩下的对象太大太复杂，还是延续考据学（如搜集考证的史料学）和哲学（如思辨猜测历史倾向性或规则的历史哲学）的分裂，研究时尚的钟摆在两端之间摆动。

中国人文学的现状是考据学为主，但新一代学者的不满声音越来越大，钟摆正在从考据学那一端向哲学那一端摆动，刘仲敬是一个代表。

在此之前钟摆向考据学端摆动，始于文革后批判之前人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盘应用。

更早的向哲学端摆动，始于1950年代，如史学中的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的以（马克思主义）论带史。

更早的向考据学摆动，始于清初。学者痛感明代义理之学无济于世，然后又遭受统治者严密的文化控制。现代胡适等开创的新人文学，还是以考据学为主。

更早的向哲学端摆动，始于宋代理学。更早的向考据学摆动，始于汉学（汉代对先秦典籍的注疏之学为主的考据学）。更早的就是先秦诸子之学的哲学爆发了。

（201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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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刘仲敬说了什么

刘仲敬的“格局、结点、路径和命运”（附注）说了什么呢？

这个记录稿标题的顺序不恰当，应该是：结点、格局、命运和路径。

首先是结点。结点是重大事件，如同棋局中的关键几步。重大事件约束了棋局的后续变化，也就是格局。棋局的变化约束，约束了博弈者的后续招数，也就是博弈者的命运。受到约束的后续招数，也就是博弈者的路径。

重大事件可能是先前格局导致的，也可能是偶然的，所以并非必然论或决定论。

这是一种历史哲学，或者如刘所说，是不限于历史的普遍哲学。刘将之溯源到休谟，再溯源到苏格兰启蒙学者：

【提问人H：您的解释模型跟哈耶克的心智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他现在在中国一直很火，但是他的那本《感觉的秩序》，就是提出整个心智模型和道德哲学基础的这本书，却不太受重视，到现在都没有翻译。您有考虑过翻译他的东西吗？

刘仲敬：这个，我的学说其实跟他关系不太大，而跟休谟的关系倒比较大一些，但是两者之间是有（？），你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就是，模式、自发秩序，通过博弈来自发演变，这种演化论的模式跟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它可以抽离具体学科，也就是说，它不一定要用在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或者是历史的具体项目有关，实际上他可以跨学科用到很多不同的项目上。而如果说这种东西要有一个思想根源的话，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根源。哈耶克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都是从这个思想根源里面搞出来的，萌发出来的。就像是同一个民族，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裔。或者说是像你和你的表兄弟，长相都有点像你的祖爷爷，因为你们是[同根生的]，这叫做家族[遗传]【家族相似性，维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比喻，指一个类的部分成员A与部分成员B有共同属性X，B与部分成员C有共同属性Y——亚当】。至于那本书的话，我想应该是排在前几名的。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顺序中间，他怎么说也是前四名。

历史哲学和史料学是历史学的两大部分。史料学考据历史事实，如同新闻报道考据读者感兴趣的新事实。历史哲学思辨/猜测历史事实/现象背后的规则（例外很少）或倾向性（例外较多）。

历史学者中有单做史料学的，也有在做史料学基础上做历史哲学的。单做历史哲学的很少，如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的大部分没有自己的史料学基础。单做历史哲学，和做其他哲学的风险相同，猜错了就全错了，当然猜对了价值无量，因为覆盖面太大。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因为猜对了而享有崇高地位。

刘罢黜史料学而独尊历史哲学，批评沈志华和杨奎松过甚，有失偏颇。

附注

刘仲敬| 格局、结点、路径与命运

http://site./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4212535

（20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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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刘仲敬是用哲学图解历史吗？

看到有的网人批评刘仲敬是用哲学图解历史。这种批评错得可笑，因为批评者不做历史研究，不懂历史研究。我曾经说过：

【历史哲学和史料学是历史学的两大部分。史料学考证历史事实，如同新闻报道考证读者感兴趣的新事实。历史哲学思辨/猜测历史事实/现象背后的规则（例外很少）或倾向性（例外较多）。

历史学者中有单做史料学的，也有在做史料学基础上做历史哲学的。单做历史哲学的很少，如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的大部分没有自己的史料学基础。单做历史哲学，和做其他哲学的风险相同，猜错了就全错了，当然猜对了价值无量，因为覆盖面太大。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因为猜对了而享有崇高地位。】

做史料学，当然不能从哲学出发考证历史现象。这类批评刘仲敬的网人，以为历史研究就是史料学。

刘仲敬不做史料学，做的是历史哲学，对已有史料思辨/猜测其背后的倾向性。这种研究当然是从基本假设（哲学观点）开始的，但研究过程也是验证和发展基本假设，并非图解。这种研究是毫无争议的历史研究，评价只能是与同类研究比较高低。

从史家才（历史研究能力）、学（多方面学养）、识（对历史的见识）来看，刘仲敬在中国历史学者中都是少见的，成果也很好很不少，前程不可限量。

批评者只是历史爱好者，历史学入门常识都不具备，批评文章惨不忍睹。这种云泥之别也具有喜剧性。

（2015-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