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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哲学吗?(下) 近现代之一 2019-10-28 20:11:33

                   中国有哲学吗?(下)


                       近现代之一

  有两首歌(香港、台湾)一时红遍大江南北。之所以能够红遍大江南北,是因为它唱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心声”,尽管谱曲相当平庸。历史证明,在中国,“走红”跟才能关系不大,而跟统治者的意志却有着直接关系:让你红你就红,让你黑你就黑。不仅如此,这两首歌还真是准确地刻画出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尽管今天看来颇具讽刺味道。“中国心”和“龙的传人”这种提法颇具“号召力”,可以给你“归属感”或说“认同感”,使你忘记自己的卑微与愚昧,产生能够摧毁一切的精神力量和优越感,比单纯的“壮阳歌”要亲切多了。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在新文化运动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留学西洋的儒家人物。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异曲同工,只是结尾不大好:“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这是对巨龙的亵渎,好像巨龙天生有眼病似的。
  这些歌曲好像要证明:任何狭隘的爱国情绪,时过境迁,都会成为笑料!这是因为艺术虽然诉诸感性,但是要想“永恒”,必须由理性来支撑。
  举一个“洋为中用”的例子,因为它是一个象征。
  游学欧洲八年的徐悲鸿回国以后又回归了水墨,颇似好容易学完了提琴的基础教程,又拉起了二胡。为人熟知的他的“奔马”据说象征着民族精神。徐悲鸿被誉为绘画界“洋为中用”的代表人物,他也曾试图用油彩开出一片天地,但还是戛然而止了,这大概是因为他终于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他留学法国应该正是开创绘画新时代的后期印象派逐渐被理解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他不多的油画作品中,除了传统的技法,看不到革新精神的任何影响(当然,这不妨碍他的作品现在可以卖出高价),就好像他没有去过法国一样。这大概是因为他终于没有搞明白绘画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就如塞尚的苹果或者梵高的葵花。
  在后期印象派之中,塞尚(1839-1906年)是第一个有意识地把“客观真实”转变为“主观真实”、把模仿转变为创造的画家。他影响了众多的画家,拓宽了艺术的道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
  高更(1848-1903年)是一个“浑身充满艺术细胞”的人。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高更的生活用品时所感到的震惊:他的椅子乃至脸盆无一不是他亲手制作的“艺术品”,这大概就是他躲避现代文明,让艺术回归原始和自然(本源)的观念的体现吧。高更的艺术生涯开始的也很晚,这些画家似乎都想要证明:绘画不是“再现”,而是“表现”;不是技巧,而是观念: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角度和方法!并且高更的一生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因而绘画也时断时续,再加上晚年病痛的折磨……他在使绘画脱离传统观念和技法的同时,摒弃绘画的文学性传统,使绘画更加独立,也更具备象征性和装饰性。这些大概就是他头脑中绘画的原始性质吧。也大概因此,他的作品曾创下了拍卖市场的最高价。
  有谁把绘画当做生命、当做信仰、当做神吗?还真有,那就是梵高(1853-1890年)。绘画在他那里,已经不是爱好,更不是生存的手段,你可以说他“走火入魔”了。在这一点上,他类似尼采。他们都有神职人员的血统,梵高甚至还当过传教士。如果把人的性格进行分类,他们都属于“信仰型人格”。这种性格表现在他们对待生活中一切事情的态度上。正如尼采始终追究和证明“哲学是什么?”一样,梵高也在不断地追问和证明“艺术是什么?”他起步非常晚,“艺术生命”只有十年左右,死于37岁。他的才能已经表现在他早期的素描和油画中,但是他的追求使他不由自主地越过传统走上了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他疯狂地作画,追求表现的极限,他的每一个笔触都满含着火一样的热情和渴望,这是灵魂在燃烧!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在“道路的尽头”,他们都“疯”了。与尼采不同的是,尽管尼采哲学被当时的学者视为偏离了哲学的轨道,但是尼采很乐观,他坚信100年以后人们一定会重估他的价值。但是梵高没有这份自信,他的自杀和拒绝救治说明他当时是清醒的。他等了太久,对崇尚艺术的巴黎彻底绝望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作品若干年后可以卖出天价,他还会自杀吗?他是想为自己的作品殉葬吗?他的自杀与其说是对自己的人生的绝望,不如说是对人世的绝望——信仰的彻底破灭!
  谈及绘画(“美”)是因为想要说明:类似哲学,艺术的精神和价值在于批判、在于提供前所未有的新的视角,而不是迎合所谓的“时代”。后期印象派的画家都用自己的作品反思和批判了绘画传统,甚至包括诞生了他们的印象派。他们创造了新的“绘画语言”,强调精神和主体,这种绘画语言让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看待世界不仅用透视、光、线、色的眼睛。油彩的这种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水墨画是否能够企及呢?徐悲鸿对此有什么感触,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他的作品,真可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既然这样,长袍马褂有什么不好呢?幸亏中国人对此并不深究,他们是根据炒家所定的价格来进行“审美判断”的。
  了解日本的油画、雕塑历史的人会发现他们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明治维新的“和魂洋才”从西洋学来了造船的技术,北洋水师的“中体西用”从西洋买来了坚船利炮。这就是中日之间本质上的区别!中国是大款儿,有的是搜刮来的白银,因而从起点、思维方式就不同凡响:造船不如买船……
  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
   最糟糕的是林琴南!他被誉为译介外国文学的先驱者!现在,除了个别希望了解他的人,谁还借助他的“翻译”去了解外国文学?他好像对外语一窍不通——这是他的短板,也是他的学术观乃至世界观所决定的。若非如此,我很难相信他有大量“翻译”外国小说的功夫,竟没有时间粗通一门外语!——但他毕竟间接地接触到了外国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方式。糟糕的是他竟没有想到改造语言去适应那些思想,而是旧瓶(文言文)装新酒,甚至随意删改自己不理解或“不满意”的地方,乃至令新酒变了味儿!之所以翻译,是因为值得翻译。翻译的精神首先是尊敬,对作者,也对作品,抛弃个人好恶,抱着谦虚的态度。有了尊敬才有“忠实”……林先生并不是个别现象,通过别人的翻译去研究、介绍、讲授外国文学、哲学、美学的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直到近年仍很普遍!
   我甚至怀疑这些人是不是想用这种方法阻止新思想的入侵!几十年以后,王了一(王力)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装进了古诗!我一直想搞清楚:他真的了解波德莱尔吗?他到底是想介绍波德莱尔呢,还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古诗文功底?……这些“翻译家”是否能搞清楚“爱”和“占有”之间的区别?……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似乎还应该感谢他们:在那个饥渴的年代,一碗粥也是一席盛宴,哪怕是馊了的粥!
  想来想去,得出的结论是:王力一定是中了辩证法“一分为二”的圈套,把诗分为“形式”和“内容”,因而才给洋人披上了马褂儿。而实际上: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两者一体,相比古诗是格律的游戏,难免绣花枕头,洋诗更关注的不仅是“说了什么”,还有“怎么说”。
  如果说“永远回归”就是“宿命”,那么在中国,这个“宿命”似乎应该叫做“怪圈”。就像循环往复的起义和革命一样,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们好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是终于还是走在老路上,就像阿Q,最终用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不圆的“圆圈”。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除了配合统治的尚古守旧的传统,还有就是,我国的“知识分子”不但遇到了新思想,还遇到了新问题:“翻译”。我国本没有正经的翻译理论,也必须仿造。只可惜仿造的“翻译理论”从起点上就背离了翻译的精神,因而造成了乱象丛生的局面。在各种翻译理论中,严复最具影响,且居然无人质疑。贴一篇笔者过去的网文,也省得再费笔墨。

                   “信、达、雅”是个假命题!

  据说“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最先是由严复老先生提出来的,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而后,这“信、达、雅”作为信条竟然在我国翻译界统治至今。
  我孤陋寡闻,不大了解严复何许人也,早年读过《天演论》,知道他是翻译家,积极介绍西方思想,并且知道他拥戴恢复帝制,仅此而已。
  且不管严复老先生是何方神圣(失礼,其实是我的老校长),我这里就事论事,就说说“信、达、雅”。
  我也有过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年代,一边儿翻译一边儿想着”信、达、雅”。后来到了国外才知道:“信、达、雅”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外国只用一个词儿(或说词组)来要求翻译,那就是“忠实原文”。
  “信、达、雅”的“信”其实应该就是忠实原文的意思,如此看来,“达”和“雅”就成了废话。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信达雅是个假命题!”
  根据严复老先生的意思,我猜想:他恐怕把“忠实原文”想得过于简单了,否则不会画蛇添足,或说脱了裤子放屁,在“信”的后面再加上“达”和“雅”。
  “忠实原文”指的不仅是在意思上忠实,还要在风格上忠实。这是一个更为高端的要求,它要求翻译者要十分了解作者,和作者有着一样的(起码是近似的)思想和感受。一个有翻译价值的文学家,或者哲学家、思想家,他的文风与他表述的内容是浑然一体的:他的朴实或者华丽、他的艰深或者流畅、他的幽默或者粗俗……都是他思想感情的表露,像血肉一样不可分割。你怎么可以用“达”和“雅”来统一要求呢?
  比方说伟大的美国作家萨林杰,他作品中的人物张嘴就是粗话,这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现状的态度,你把他们“雅”了,那你什么意思?
  有人还强词夺理,说该雅就雅,该俗就俗,雅俗都有美学意义,这就是“雅”。这也就是我说脱了裤子放屁的道理。“忠实原文”不就得了么!
  “达”更是废话。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部词不达意或者前言不搭后语的作品却值得翻译出版。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翻译者连忠实原文的表达都感到困难,那么他是否该考虑考虑从事其他更适合他的工作。

  说穿了,严复的留学经历不足以给他足够的外语能力和思想境界:他的“达”和“雅”最终成了随意删改原著的理由。
  回到哲学。先说最糟糕、也是“最中国”的例子:冯友兰。据说友兰也是中国著名“哲学家”……其实区分是否哲学家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看他是为了哲学而吃饭,还是为了吃饭而哲学,足矣。因为很少有人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而放弃眼下的利益,除非智商有太大问题。前者的例子:尼采。尼采为了获得独立自由的思考,在二十三四岁就借口身体不适而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我总是提到尼采,也总是担心是否有人会质问我:“你见过尼采吗?你了解尼采吗?你……”)而有人却为了守住教职或说饭碗而根据风向不断地改换自己的“思想”,仿佛这“思想”就是用来换饭吃的。这号儿人在中国很常见。你说他有自己的思想吗?更不用说 “精神”与“灵魂”!
  友兰的思想经历了数次“革命”。据说他的经历始于儒家经典,之后在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哲学的“洗礼”开始了中西比较,然后又蜕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儒家,最后终于成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家”。这样说很笼统,这是因为你实在找不出这些变化在哲学意义上的内部传承关系或逻辑关系。何况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死胡同儿,模仿马克思理论与哲学精神更是自相矛盾!如果能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提炼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那还可以另当别论,但是友兰正相反……哎……这么简单的逻辑都搞不懂……据说友兰还正是因为对“逻辑”产生了兴趣才走上了“哲学”的道路。黑色幽默!
  “学问”之初,友兰觉得:“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就这么简单粗暴!这是忽悠的起点。同志们也许还记得我曾说过:忽悠的典型手法就是混淆不同形式的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他还觉得:“哲学与科学,即在科学之目的在求真;而哲学之目的在求好。”这是他忽悠的依据。但凡有一点儿哲学修养的人就知道:科学与哲学同步,精神一致,目标都是“真”,而“好”隶属于(或等于)“善”,属于伦理学范畴。为了高抬儒家学说,唯一的手法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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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哲学吗?(中) 2019-10-14 04:25:19

                   中国有哲学吗?(中)


                           儒家


  指源自孔子的思想传统及其代表人物。

  之所以主要谈儒家是因为已经没什么其他值得一谈的“家”了。

  如果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追究儒家的出身,那麻烦可就大了。据有人说【说文解字】不但是中国最早的字典,也是世界最早的字典。究其原因,估计是因为汉语以字为最小单位,而外国一般以词。如果以词为单位,早在古希腊就有了“词典”的雏形。据说【说文】出自东汉许慎(公元30?-124年?待考)之手,但与他的其他著述一样下落不明了。今天能看到的【说文】经过历代“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校正、增改已经与时俱进、几乎面目全非了。我们很难断定其注解是否还是东汉时代许慎的原意,只能“猜”。根据所谓“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根据职业的起源,“术士”在远古的原型应该是从事丧葬仪式的专职人员,之后衍生出算命先生或说占卜师之类。我们至今还能找到这种保留完好的“活化石”。由此再演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读书人”,应该又经历了文字诞生和形成的漫长历史,以及“四书五经”成为“书”的主流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表明了儒道本是一家,或说儒生于道。不过这倒符合世界文明起源于神话的通说。“柔”应该是职业特征,或从事该职业的人员的必备素质。根据【说文】,“柔:木曲直也”,给想象留下了广阔的天地:可曲可直,左右逢源,但不能“宁折不弯”,又演变为“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传统观念。用作动词:使其柔软,调和、中庸、和稀泥……等等。两千多年来,所有的“儒生”都在著书立说试图抹杀或美化那个不怎么光彩的出身,使其尽可能冠冕堂皇一些……顺便提一句:好的词典可以用词典里的词汇解释任何一个词典里的词汇,它像一个循环着血液的生命体;但是【说文】不具备这种特征,你想追究下去,必将走进死胡同。不信你就试试……

  庞大的“中国学问”是一个圈套,正如“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你了解它之前,你当然无法对它进行判断;但是当你终于全“搞懂”了,很有可能已经垂垂老矣、麻痹得失去了判断能力,就像吸了海洛因,特别是对还没搞懂何谓哲学的人而言。顺便说一句,如果作品真是生命、也有智商的话,【第二十二条军规】堪称高智商的杰作,但是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笔者并非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而是惋惜文学评奖委员会又错失了一次证明自己眼力的良机!那些“正统”的老学究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来判断,说他们不懂文学也许有些过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实在理解不了什么是“文学精神”!

   什么是“中国学问”?

 举个例子。前面已经提到古代汉语的缺陷,即其文字无法作为“科学语言”,因为只可意会(想象),不可言传(定义)。更糟糕的是:无法断句!而断句是理解的条件。你可以说古人愚蠢,在创造了文字的同时却没有想到创造标点符号;你也可以说古人聪明,让后人随便断句,以便总能找到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样的典范。短短十个字,至少有五种读法,像是玩儿游戏: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何断句?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决定解释,即屁股决定脑袋;而不是反之。这与科学的解读方法相反,却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所谓“唯我独尊”。不过,智商居于中等以上的人都能看到:断句不同,但本质一样。不管“民”与“之”被如何定义,孔子所言无非是一种驭民之术。如果承认整体赋予部分以意义,你根据孔子的“社会结构图”大致可以推查他的句号逗号,尽管这推查毕竟是推查,是否孔子的本意还是有待商榷。因为孔子没有给概念以定义的习惯,所以其所谓的“理论”只能停留在“忽悠”的水平。 

    日本(当然不单日本)有个现象,对应的词汇是“ゴミ屋敷”,翻译成中文:“垃圾住宅”。一条洁净的小街或是什么地方,有一轩住宅,房主完全是出于“天生的兴趣”——一种病态心理——专门保留一切毫无价值、也就是说纯粹意义上的垃圾,数十年如一日,以致于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睡在垃圾堆上。臭气四处飘散,周围苦不堪言。据说这也是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范围之内。幸好具有这种病态性格的人并不多见。你想干涉他么?他受法律保护,并且运走如此大量的垃圾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这一现象颇似“中国学问”,统治者当然不但不会出面,反而乐此不疲,不添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财大气粗”如胡适那样想到“整理国故”的中国人又实在绝无仅有。形象地说,“中国学问”就像一块粘鼠板,你一旦粘上,越是想要逃离,就被粘得越牢。所有的歪理邪说都不经反思和整理,反而冠以“思想”、甚至“哲学”的头衔保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五千年的文化垃圾堆放在那儿,占据着中国人思想和生存的空间……它不但不能使你聪明,反而只能使你愚蠢或者狡诈。


  汉—清。

  董仲舒(前179-104年,西汉)的“学说”就是这样的文化垃圾,他甚至给孔子的学说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或说为孔子的学说找来了“神学(源自“易”的阴阳五行说)”的根据,这是一步灾难性的倒退,从此率领中国人走上了迷信的歧路。他的“罢黜百家”、“大一统”、“天人感应”、“前德而后刑”……无不是为了彻底消灭哲学精神,居然有中国人称之为“哲学家”!以此类推,连算命先生也应该排在哲学家之列……

  据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力仅次于孔子的是朱熹(1130-1200年,南宋)。先抄录一段文字:“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您猜猜,这是谁说的?如果您尚且不知,那么一定会说:“这他妈的是哪个混账说的!满嘴喷粪!”还别生气,这就是朱熹说的!还不是随便儿说说,而是给皇上的奏折!明码儿地暗示皇上:我就是您的一条狗!短短的一段文字正是朱熹的精准素描,也是孔子代表的儒家的精髓!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还指望他能追求真理?如果他有“理”,也是歪理,他的理越是完善,社会就越是黑暗!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左右了元、明、清的科举和政治!就是这么一个人还被后人尊称为“朱子”!可想而知,中国人有多么愚昧,或者说,统治者多么能忽悠!

    反复强调并不为过:在讨论与善相关的伦理、道德、法律的时候,前提是理解“平等”这一概念,因为平等是伦理、道德、法律的基础。这样说是根据真理必须具备普遍性这一哲学命题。可以说:平等是最高的道德;而不以平等为前提的道德和法律都是违背道德和法律精神的,或说不道德的、违法的、虚伪的,用汉语中的日常用语说:“忽悠”、“唬傻屄”或“傻屄唬傻屄”(因为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汇……请勿对号入座)。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缺少哲学教养,所以“忽悠”成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之一。有些人还把朱熹捧成“哲学家”,你们懂哲学么?朱熹连最起码的哲学素养都没有!先不说朱熹根据儒家的习惯或说成见,把社会和人分成三六九等,这大概便是他的“天理(宗教语言)”使然;就说他的“性即理也,当然之理,无有不善。” 没有概念的界说,没有逻辑的推理,就这么武断!据说他的“性善说”源自孟子,不久还被某人(待考)编成教科书【三字经】,开篇“人之初,性本善。”……首先,“善”是一个判断,或说一个后天的价值判断,这是朱熹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要弄懂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人需要几千年,甚至也许会更久!

  然而“欲”却是先天的。朱熹颠倒次序,就是要为国民彻底实施阉割手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他的理论纲领。朱熹的理论如果可以叫做“哲学”,那么他的“哲学”从第一步就走上了反哲学的歧路。“天理”这个词儿如果可以叫做“概念”,那么与其说它是哲学概念,不如说是神学概念、宗教概念。人是欲望的集合体,欲望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就如求知欲所掌握的知既可以是真理,也可以是谬论。朱熹的知识因为从第一步就走上了歧途,不管他如何求证,他的知识只能是伪知识,其结果是:他的做人也只能做到伪君子的程度。不过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升官发财的光辉榜样。

  顺便插几句。“理学”的先行者据说是周敦颐(1017-1073年,北宋),他把儒法道融为一体:用道家的思维方式为儒家寻求支撑,并辅之以法家的观念。没什么新花样儿,当然,更没什么正经的哲学语言。不过,必须提到:如果没有他,也许“哲学”这个中国词汇就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了。因为“哲学”一词来自日本幕府末年启蒙思想家西周,据说他在翻译希腊文的“爱智”时,参考了周敦颐【通书】中的“士希贤”一句,因而创造了“希贤学”,进而“希哲学”,最后定着为“哲学”。也正是这个周敦颐,授业二程,弟弟程颐又启蒙了朱熹,成就了“新儒学”的理学学派;哥哥程颢与心学学派的创始者陆九渊又有着几分类似,乃至引起200多年后明代王阳明的关注。陆九渊确是个神童,据说十三岁便对心学的精神有了“顿悟”,因而朝着哲学迈出了果敢的一步。个性如此鲜明,即使受到了谁的影响,这影响也不可能左右他固有的信念。之所以不能成为正统,这当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上述日本那种不土不洋,或说“东西结合”的现象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西周正是处于日本新旧交替时期的关键人物之一。西周出身于儒学,而后留学欧洲却成为儒学的批判者。明治维新以前,儒学、理学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具有“汉学”修养就像姑娘挎着LV的皮包一样荣耀。那时的日本有点儿中国的粉丝的味道,中国什么都好。日本的突然改变与列强施压和幕末的这批留学生有很大关系,他们大开眼界,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发现不但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治学,而且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治国,以代替被中国人吹得天花乱坠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宋明理学乃至儒家思想。“新国语”的出现也正是抵御汉字的结果。我甚至怀疑:这种“受了骗”的感觉,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是否也是日本进行报复、发动甲午海战的心理要素之一呢?可惜,似乎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文章可供参考。

  前面提到汉字的各种缺陷,这里再涉及一点,比方英语,你只要会读二十几个字母,因为读写相关,即使你是个英国“文盲”,只要会说话,也会八九不离十地看懂报纸。但是汉语却不行,汉字的读音和字形毫无关联,你必须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学习过程,一个一个地把汉字和它的读音联系起来,才能由浅入深地看懂文章。这是一个门槛儿,专为底层劳动人民设置,为了统治阶层更便于忽悠。当然,这也是中国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文盲过多的原因之一。说来惭愧,我这个所谓世界名牌儿的课程博士还时不时遇到读错了,甚至读不出来的汉字!

  日本也经历了这样的困惑。明治时代,随着西洋文化的发现,“国语”改良登上了议事日程。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用外语代替日语;另一种主张从日语中取缔汉字,因为假名本就是表音符号。其中,西周的文章题目就是【论用洋字代替国语】。在他之前,较为著名的说法属于文部大臣森有礼:不用欧洲的某种语言代替日语就不可能跟上先进国的步伐。日本最后似乎是采用了福泽谕吉较为折中的“汉字节减论”:去掉复杂的汉字,两三千汉字足够……这本书就只用了约两千汉字,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日本虽然在创造才能上难比欧美,但是在知错就改上却值得尊敬。这也是中日之间的一大差别,我国一般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

  插话有点儿长了,话说回来。据说诸子之中有一个叫“告子”的(查无实据),认为人性无善恶,就像水,可以向东,也可以向西。这还有点儿靠谱,有点儿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但所有这些都是用比喻或象征的手法来表达的,没有概念的界定和逻辑的推理留存下来让我们借鉴。根据朱熹的理论,我们是否可以说:猫之初,性本恶;狗之初,性本善;狼之初……牛……呢?你也许会说:猫不是人!但是“天理”为什么不降临在猫的身上呢?说到底,这个“天理”也是他朱熹的臆造。这可不是矫情,而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孔融让梨的故事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像孔融这样“天生”就“善”的孩子就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十分稀少。朱熹既然“格物致知”,那么他应该能从这个简单的故事中领悟点儿什么。但是很遗憾!西方的很多心理学家都是借助对儿童的观察而发现了心理学的一些原理,或试图从“个体发生”中寻求“种系发生”的一些规律,但是这些最基本的科学观念在朱熹那里却无迹可求。

  据说与“性善论”相对抗的“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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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哲学吗?(上) 2018-08-21 17:47:29

               中国有哲学吗?(上)


                        ——吾尝终日而学矣,不如须臾之所思也。



  您眼前的这篇文章或许只能算是一幅“素描”,因为不单很多引文尚且没有注明出处、一些观点还缺乏详尽的展示,而且语言风格也欠统一:除了炭笔,还有油彩,就是说:除了学术语言,还有日常语言……这是因为其目的是暂且为一个构想,或说一个视角,勾勒出简明的轮廓。当然,有些素描本身也是一件作品。




目次


前言

什么是哲学?

诸子百家:先说“易经”——再说老子——接下来说庄子——公孙龙子——关于商鞅——

          最后说说孔子

儒家:汉—清——近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儒法道

结语











                     前言


  作为一门科学,哲学之“难”在于它是用哲学概念,简单说:专门术语,来探讨问题的。这些概念有它们自身的逻辑和体系,即使出现在日常语言之中,也会多少失去它们抽象的内涵,就像肉体失去了血液。这是因为“部分”和“全体”,处于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不了解部分就不可能了解全体,而不了解全体也不可能对部分作出综合的判断。打个比方:这就像芯片和手机的关系。你甚至可以说作为“部分”的芯片就是作为“全体”的手机,因为手机的蓝图已经存在于芯片的设计之中。对于不了解这些哲学概念的人来说,入门之前就仿佛吃了闭门羹。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么些经过了界定的清晰的哲学概念,当然也包括这些概念所需的逻辑思维方法,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哲学概念”大多是随着近代的到来而逐渐仿造或说生造出来的,就像我们仿造名牌表和名牌包儿一样。其中大都没有经过,或说有待,严谨而细致的界定,有些甚至不伦不类,令人无所适从。这就是哲学的真髓离我们尚且遥远的原因。

  无需赘言,在讨论所谓“中国哲学”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哲学。而我国近现代的很多“专家、学者”大多把次序搞颠倒了,甚至在不了解“什么是哲学”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的研讨,因此制造出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他们把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无止无休的版本考证和解开古汉语之谜——注疏上,而对于那些“中国思想家”是否有什么可以称作哲学的概念或思想却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甚至毫不涉及。(事实表明,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追求真理,不如说是为了以此谋求一个职业。)而当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终于感到了彷徨、无助,为了寻找出路,才想到借助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某种方法。谈何容易!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追求,因而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和思维方式!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优秀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哲学家的批判精神之上,而这种精神正巧与这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中国思想研究者的初衷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制作出一些不土不洋的半成品,简言之:文化垃圾!

  根据他们的理论,从中国古代开始,不单孔子,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甚至他们自己,都被扣上了哲学家的帽子,这种操作手法颇似声称:我们虽然没有自主研发的芯片,却有自主研发的手机,甚至宇宙飞船……随之,是哲学的庸俗化:任何分野或领域,甚至行业,都有了它们自己的“哲学”。确切地说,这些做法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哲学精神”。


  “哲学”这一概念的原文出自古希腊,经日本哲学家西周(1829-1897)译作“哲學”,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即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来没有“哲学”一词,或者单单因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否认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把什么想法都扣上哲学的帽子、把什么人都称作哲学家。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哲学的构成要件是什么,什么思想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不用说,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作为中国人,笔者最要避免的就是鲁迅嘲讽的那种“阿Q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或说“国民性”在学术界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比如,动不动先给别人扣上一顶所谓“西方中心论”的帽子,并因此逃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这就好像看到别人不戴中国手表、甚至认为中国手表不是手表而是“玩具”,因而责怪他们“瑞士中心论”一样。领域不同,“精神”一样。再比如,强调某某观点的提起先于西方某某哲学家若干年,而无视这个观点是否建立在一个相对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就好像说“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实际证明:这种预设立场不单是自悲且缺乏学术涵养的表现,更悲惨的是阻碍了反思,即反思所谓“中国哲学”是不是经得住批判。

























                  什么是哲学?


  “中国有哲学吗?”这个题目由来已久,没有答案是因为中国人基本上搞不清何谓哲学,还因为中国人的一般性格,这个性格的养成与惧怕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相关,因此问题最终不了了之。

  必须有一个“起点”,否则一切将无从开始。当然,这个起点也不能逃脱被怀疑的命运。

  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用他们的著述为哲学准备了一个他们认为恰当的定义,谁说了算呢?

  可以肯定,这种状况今后也不会改变。因为哲学是一个“生命体”,随着人类精神的成长而成长。但是,尽管哲学家们的出发点、视角和手段各不相同,我们还是可以从五花八门的定义中找到他们的理论在哲学中所处的位置。如果“瞎子摸象”这个成语不仅有贬义,同时也包含褒义的话,我们不妨用它来比喻哲学家们关于哲学的定义。这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失去了定义哲学的坐标,我们可以暂且选择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被后来的哲学家们公认为哲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影响深远并且风格截然不同的哲学家作为参考。例如考察认识能力的康德,还有找寻失去了的哲学精神的尼采:“尼采用解释价值判断代替认识的理想、真实的发现。”(参见笔者所译【解读尼采】都鲁兹,百花文艺出版社)

  如果说康德用他的三个批判来界定哲学,与此对照的是尼采,他不但不会给哲学下一个永恒的定义,甚至会反对这样做,他对“体系”毫无兴趣。因为根据“重估一切价值”,在尼采看来,哲学是一个推倒、重建、推倒、重建……的过程,这或许更接近尼采“永远回归”的本意。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哲学精神”是永存的。在尼采看来,哲学是精神的表现,精神随时随地都处在浴火重生的可能之中,就像“永远回归”这一灵感会突然降临一样。在这个推倒重建的过程之中——我甚至怀疑加缪的“西西佛斯的神话”是否受到了尼采的启发?尽管两者的视角不尽相同——只有哲学精神是永存的“本体”,是“权力意志”,它体现为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之中。

  康德和尼采的这种表面的对立,或说差异,当然不能否定康德哲学本身体现了哲学精神,也不否定尼采作为哲学家正是因为他所讨论的问题都处于康德为哲学界定的框架之中。

  广义地说,哲学以“真、善、美”为其领地;狭义地说,哲学以“真”为其目的,并且探索通向“真”的道路。

  这样的说法是根据一个前提:因为人有理性、感性,和与他人交往并共存的需求(这里暂且搁置精神分析学对精神的界定)。

  可以这样说:哲学是探讨理性的科学,美学是探讨感性的科学,而伦理学则是探讨人类共存的手段的学问。当然这三者并不孤立存在。

  说康德是划时代的哲学家,正是因为他为哲学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并写下了三大批判,试图解读哲学的这三个课题:真、善、美,或者说为真、善、美的判断寻找可靠的根据。如果可以使用诗的语言来描述,我们可以把康德哲学看做粗壮的树干,在他之前的哲学是盘根错节的树根,在他之后则是枝叶繁茂的树冠。那么尼采呢?尼采更关注的是这棵大树的生命。比喻或许简陋,为了容易把握。

  归根结底,哲学是人的哲学,离开人一切都无从谈起。对真、善、美的向往出自人的生存本能:求知、行动、感知和情感(生存和繁衍的需求),也即所谓“知、情、意”(尽管顺序不同)。在三者之中,真之所以排在首位,是因为真甚至为善与美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或者这么说:没有真的支撑,善与美都是虚妄的。有人喜欢把伦理学称作“道德哲学”、把美学称作“艺术哲学”,也是源于这个原因。美学和伦理学独立于哲学是由于“细分化”的需要。实际上,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出发,三位是一体的。最好的例子是尼采,他的哲学也是行动的哲学、审美的哲学。

  从哲学角度看,哲学也可以称为“知识的知识”。现代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是一种把知识“平面化”的做法。实际上,自然科学也源自对真理的追求,是哲学精神在某一领域的体现。

  从科学角度看,科学诉诸理性,其内容虽包罗万象,因而手段各不相同,但却专注于事物的性质、法则或说规律。这就是广义的科学。在此意义上,哲学属于科学。后来又有了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

  也是根据如上界说,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的说法至今无人能够否定,甚至有哲学家认为古希腊哲学是其后来的哲学的胚胎,或者这样说,其后的哲学所讨论的所有根本问题都已经在古希腊哲学中显露过。好像过誉,但却有一定的根据。

  哲学令人眼花缭乱是因为哲学的命题繁多,流派纷呈,即因为哲学家关注的领域(认识、本体……),以及为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语言学、逻辑学……)各不相同。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还是可以将它们分门别类。顺便说一句:把哲学家分为“唯心”与“唯物”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不但妨碍认识哲学思想的价值,也违背了哲学的基本精神。哲学也经过了漫长的去伪存真、从摒弃神话语言、宗教语言向科学语言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概念和命题像生命一样经历着生死存亡,有些概念和命题逐渐隐退、消失,而有些却迎来了新生或获得了新鲜的血液。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什么是“伪哲学”。

  正如我们可以把宗教、政治、伦理、法律……归在“善”的名下,我们也可以把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归在“真”的名下。有了这个大致的“坐标”,或说有了如上的界说,我们再来讨论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一问题。

  几点说明:

  1 这里不可能、也没必要面面俱到,因为本文的目的不是记述思想史(实际上思想史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思想史”的代表人物的中心思想中找不到满足哲学所必备条件的论述,再多的讨论也无济于事。

  2 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这里省却对著作权及其年代的讨论,也就是说只关注著作的内容,不管它出于何人之手、何种年代,只希望能找到中国的“哲学”。

  3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如果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那么它必须满足作为科学的最基本条件:概念的界定和逻辑的合理,因为试图用概念和逻辑来解读真理是哲学的初衷。这也是哲学和中国传统的“忽悠”的本质区别。打个也许过于简单的比方:如果说哲学是一座大厦,那么砖瓦便是概念,而组建就是逻辑。砖瓦和组建是实现设计思想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在砖瓦的质量或是尺寸、组建的严谨合规方面出现了问题,这座“大厦”是否雄伟、美观,是否可以使用,甚至是否可以称作大厦就都因此而无需置疑了。进一步:砖瓦材质的改变会导致组建程序的改变,进而导致大厦这一观念或说概念的不同。试图用土坯即使建造二层小楼,在防震方面必然存在着隐患。

  最后,关于“原创性”。翻译、介绍、注释、编纂、借鉴乃至模仿和改造都不能说是原创,毋庸置疑。说德国有哲学是因为德国有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并且他们有着不同于前人和他人的哲学思想,也正是这些不同于前人和他人的地方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哲学思想。这是原创的本意。


















                  诸子百家


  先说“易经”。

  似乎应该根据先后次序把“易”、“周易”、“易传”和“易经”分开来说。

  只能是据说。据说文字出现之前,“易”首先是一幅标着符号的“图”,后来演变成八卦、六十四卦,又配以卦辞,是谓“周易”……进而,据说孔子为之做注,成为“易传”。又经后人奉为经典,便是“易经”(“易经”是否包括“易传”好像因人而异)。

  有些尚古的“学者”把“周易”看做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述,因为它试图通过一套独特的语言或说符号体系来解读自然的运行规律,属于“本体论”。然而事实上它只是出于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而希望预知未来的一本臆造的卦书。即使不否认它试图理解宇宙真理的善意,其迷信成分也远远大于科学,毫无实践意义和指导价值。因为它的“概念”属于“神话语言”,按照中国现代对西洋概念的误解,可以说它貌似“唯物”,实际上最为“唯心”。其“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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