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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满城挖与全城封 2020-01-24 08:31:51

看到武汉病人在医院挂号都排到楼外了,更有病者挂号时突然倒地,想起几年前看到过满城挖的新闻,似乎是说武汉的。

这些有什么联系呢?当然有,这样一个大城市,缺乏医院缺乏病床是显然的。共产党各级官僚,为了搞GDP大跃进,为了面子,为了升官发财,浪费民财,罔顾民生,大搞铁公基建设,武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这个满城挖是说一个叫做阮成发的人,2011年始任武汉市委书记。他因为大搞基建,同时开挖很多工地,因此被称为满城挖。维基这样介绍满城挖:

阮成发上任后推行了多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武汉全市出现5500余个建设工地),于是被戏称“满城挖”。2013年10月,武汉民众曾聚集在市委大院前抗议并高喊“阮成发不要脸”。阮成发回应说:“我不怕别人叫我‘满城挖’,不建设对不起这座城市。” 然而大规模的建设加剧了2011年6月武汉因三场暴雨而出现的全城积水现象。仅6月18日武汉市88处渍水点中,就有46处是施工建设造成的。由于阮成发主导的各项建设,武汉市2009年年城建投资达500亿元,平均每日1.4亿元;2010年城建投资超过600亿;2011年计划投资超过700亿,平均每天2亿元。2011年武汉基础建设总投资计划达220亿美元,是该市税收收入的5倍。其中大部分弥补了上个世纪以来建设的欠账,如大规模投入公路、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市民生活环境。基础建设促进了城市发展,但也给城市财政带来了一些问题,武汉市过去五年通过土地出售获得了250亿人民币的现金流。

很多事例表明,中国共产党自吹的“举国体制”只是搞一些华而不实的大工程,把全国人当奴隶使用,不愿意真正给人民应得的权利和福利,比如不实行全国12年制义务教育,以农村户口剥夺农民自由寻求工作和移民城市的权利,在城市里,就像武汉这样,满城挖,应该是拉了一屁股债,竟然没有足够的医疗设施。

这个阮成发,跟习近平一代人,也有一个伪博士头衔。在2016年12月28日的沪昆高铁开通仪式上,云南代省长阮成发发表讲话,两次把“滇越铁路”念成“镇越铁路”,引起网友讨论,有人在微信朋友圈上作诗讽刺“忽闻滇越变镇越,滇人涕泪满衣襟”。另外,在2017年2月20日中国外交部和云南省政府于北京举行的一场名为“开放的中国:魅力云南·世界共享”的推介活动上,阮成发发表演讲时竟又将云南的著名湖泊“抚仙湖”误读作“抚优湖”。相关的影片被网民热传,再次惹来当地民众的不满。

共产党治国就是这样,耗尽人民财力和能力,大搞铁公基,实际上建的是共产党自己的家底,和人民关系不大。武汉从满城挖到全城封,是活生生的实例。


撇开这些不谈,我对湖北人印象很好。不论男女,都算热情真挚。虽然有什么湖北佬九头鸟的说法,你拿湖南人和湖北人比较一下,会发现,共产党大官里,湖南籍的显然真正是心狠手辣。毛泽东刘少奇都是典型。而林彪,更多是受害者,他直接害别人的例子不明显。顶多拿着“红宝书”拍拍毛泽东马屁,能显示他的一点九头智慧,可是祸当临头时,他也是坚持原则的,没有屈服于毛泽东,显示其性情敦厚的一面。痛哉!林大元帅。感觉林彪没有害自己的下属同僚,反倒对他们挺好的。由此,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传说纪登奎说周恩来听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时嚎啕大哭,周恩来没有保护好优秀的曾经的黄埔下属,应该心中有愧,心有遗憾。


1/2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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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贵族气质”与故宫大G女 2020-01-20 22:42:33

最近有网络文章说中央党校校刊载文盛赞习近平贵族气质。想起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疯狂的贵族”。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萨卢斯特(Sallust)是位粗暴无礼、贪婪爱财的却又爱听奉承的西班牙贵族老爷,他的仆人则贫穷善良。萨卢斯特因为和皇后的女仆发生关系而被罢免,萨卢斯特失去了恩宠特权,于是他心生报复之心。与此同时,他的仆人爱上了德裔王后,他便有机可乘。不甘心的他把自己的仆人包装后假冒为贵族混入宫廷取得了国王的信任。一心想得了王位的萨卢斯特开始了自己周密的计划。不料阴差阳错,一出喜剧迭宕上演。

共产党领导人,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江泽民或者其他人,都是爱听奉承的疯狂贵族。说他们粗暴无礼也完全没有冤枉他们。记得江泽民接受香港记者访问说对方too simple, too naive?还有井水不犯河水的说法吗?是典型的粗暴无礼态度。一个全国领导人,不能正面解决问题,而是用井水不犯河水的伪道理推卸责任,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似的,靠“贵族”气势压人。而习近平时代,整个中国万马齐喑,什么七个不要讲,人民完全没有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力。

曾经任福建省长乐市委书记的林彬,是这样吹捧习近平的:“近平同志的贵族气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他讲话沉稳而有哲理,语言平实,却能深入人心;他走在大堂上,有一种气定神闲、不言自威的风采。无论是和英国女王乘坐皇家马车,还是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在一起会谈,他的气场都足以镇得住场、压得住阵。他这种贵族气质,又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傲,而是源于他的平民情怀,以他丰富的执政经历和强大的自信为前提,是长期积累和沉淀的自然外化。平民情怀和贵族气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和谐地统一在近平同志身上。”

封建社会就是贵族社会,体现在帝王的贵族权力的世袭制度。共产党自己要夺取国家权力时,就是要推翻封建贵族制度。自己掌权了,又要搞一党专制,实行软性世袭,所以共产党跟其他任何反动的东西一样,虚伪,最终堕落为邪恶。试想毛泽东为什么要残杀地主,消灭资本家,迫害知识份子?就是要保证“共产党的江山”不落入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精英手里。而这些精英,才是真正的贵族和国家的栋梁,他们更倾向于把国家和社会责任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共产党,只是把权力世袭放在第一位,跟封建反动贵族没有区别。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极端扭曲,对事情的看法缺乏辩证性。比如贵族气质,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比如英国王室,是贵族,可是气质好坏谁在乎呢?也许他们表面气质还好,骨子里却非常傲慢,可是他们只是象征性体现了英国的贵族传统,一般人也不在乎他们气质如何。

在现代社会里,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深入人心。所以社会精英,即广义上的贵族,也不愿意被人视为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中国因为拒绝接受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所以像地方党棍林彬这样,喜欢为特权阶级唱赞歌,美化主子具有“贵族气质”。而现代文化传播,像“疯狂的贵族”这样,贵族却是滑稽取笑的对象。

西方的传统贵族,也有不错的形象。古罗马公元前一百多年前的格拉古兄弟(Tiberius Gracchus和Gaius Gracchus),都曾被选为保民官(相当于人民大会议长),他们为了选民利益所做的激进改革,触动了大地主和元老院贵族利益,因而被杀害。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总体来说是有远见的,被后世称赞。他们身为贵族,不怕牺牲,为民请命的革命精神,是建国后蝇营狗苟的共产党无法比拟的。比如习近平搞了什么扶贫工程,还是烂尾的,什么厕所革命,也是烂尾的。现在中国,并不是像格拉古兄弟那样,要把土地分给平民一些,而是相反,想尽办法,剥夺农民土地,让政府赚钱,可以说,给人民一点小恩小惠掩盖不了共产党彻底剥夺普通农民和工人权利的事实。所以,古罗马的民主是伟大的,男性市民有投票权,很多官职需要选举产生,因此,那个时代可以产生格拉古兄弟这样卓越的政治家演说家。林彬也吹嘘习近平多么亲民,表现更亲民的永远是民主选举人,西方政客之所以表现笑嘻嘻,能跟选民亲切聊天,而不是像习近平那样摆拍几个“亲民”镜头,确实是选举的需要,并且自古有之。我认为,之所以犹太人同人见面就满面笑容打招呼聊聊天,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被罗马人抓到罗马做奴隶,最后他们成为自由人,但是也学会了罗马人这种亲民方式。

格拉古兄弟所受的贵族教育,更准确地说,其母亲Cornelia Africana对他们的贵族教育,被后世广为流传。Cornelia Africana的父亲便是在迦太基打败汉尼拔的罗马英雄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Cornelia穿着朴素,别的贵妇人问她怎么不穿戴珠宝,她说孩子就是她的珠宝。

格拉古之母:孩子就是我的珠宝

Cornelia, Mother of the Gracchi (1785) by Angelica Kauffman

共产党时代的中国人喜欢炫耀,习近平喜欢炫耀习思想,党棍们喜欢炫耀他的“贵族气质”,有一点科技进步便炫耀弯道超车。有了传染病便装做根本不是问题,捂着不报,或者大事化小。可是非洲猪瘟不听党的话,因此传遍全国,猪肉价格翻倍。武汉的什么肺病也是这样,捂了十几天,终于承认没有控制住。

普通人的炫耀也是令人眼花撩乱。像现在纷纷扬扬的故宫大G女事件便是如此。如前所言,中国拒绝自由平等博爱这种基本价值观,因此很多人有了特权和财宝就特别喜欢炫耀。这位露小宝,也就是普通人,丈夫何刚是红三代,是红一代何长工的孙子。他们家显然有特权,其公爹当了国家旅游局局长。她开德国什么奔驰G63,利用特权在故宫闭馆日到故宫碾压地砖“撒欢儿”,就很能显示“贵族气质”和财富?若是,我们自然希望中国打倒特权,打倒共产党贵族。

何长工邓小平他们说是到法国半工半读,其实就是当便宜劳工的,何必说得那么好听。他们更不是贵族,但是确实掌权之后行贵族之实,后代权财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让共产党“贵族”糟蹋得瘟疫流行,民不聊生,那个二十多岁的贵州女孩,一生过着吃不饱的生活,长大了才仅仅43斤重,最近不幸去世。而“贵族”习近平却搞全世界大撒币的一带一路。故宫大G女的德国车价格有两百万元,她家在美国长滩富人区的豪宅值一千多万美元。中国应该打倒这些“贵族”,打倒共产党,让中国真正成为人民国家。

1/20/2020

维尼熊在中国有损习近平的“贵族气质”? 因此是被禁止的。

故宫大G女:整个容,攀上权贵子弟,便骄横无礼。共产党员不都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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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的言论不自由 2020-01-05 21:58:51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42期题为:谈谈言论自由。他跟台湾主持人黄智贤谈到言论自由,他大言不惭地声称:“西方经常用言论自由来攻击中国,而我特别喜欢和西方学者讨论、辩论言论自由。我经常问他们,你们讲的言论自由到底指什么?他们一般这样回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就对他们说,你这个言论自由肯定比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要少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社会,英文叫‘politically correct’,讲什么话都要考虑它是不是‘政治正确’。在一个‘政治正确’社会,怎么可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定有很多禁忌。”

张的这段说辞把言论自由庸俗化。我们日常因为人际关系的礼貌性而不讲别人不愿意听的话,在他看来就说明我们没有言论自由。事实上言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对言论自由的合理解释可以随便在维基上查到:“言论自由(英语:Freedom of speech),是一种基本人权,指公民可以按照个人意愿的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法定政治权利,这些意见表达不用受政府“事前”的审查及限制,也无需担心受到政府或他人报复。有时也被称为意涵更广泛的表达自由。它通常被理解为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当中包括以任何方式寻找、接收及发放传递资讯或者思想的行为。言论自由的权利在任何国家通常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发表诽谤中伤、猥亵、威胁伤人、煽动仇恨或者侵犯版权等言论或者资讯的一系列涉嫌侵犯他人人权的行为都被禁止,而表达意见时也需要注意时间、地点和礼仪。一些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国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程度甚至逾越了人权法案的红线。”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言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确认言论自由的基石重要性,也一方面突显其脆弱需受保障的面向。《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际人权法》中亦确认言论自由为一项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指“人人有权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见及主张”及“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主张和意见,此项权利包括寻找、接收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国界。”第19条亦指出,这些权利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行使时必须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确保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不受影响。”

所以说,“政治正确”不是言论自由的主流问题,如果你的言论涉及到种族歧视,你未必受到法律追究,因为你未必犯法,政府也保护你的言论自由,但是如果你是政治人物,你会受到媒体的讨伐。这种“政治正确”总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政治不正确可以畅行无阻,那么你有可能是纳粹主义的攻击对象,也有可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攻击对象,或者总有人不知不觉受到别人攻击。因此,不能简单说“政治正确”不好。中国是一个不讲究人权的国家,只有共产党可以自以为永远政治正确,但是人人都会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比如就业时可能受到年龄性别婚姻地域歧视。因此,追求政治正确没有什么不好,具体什么是正确的可以讨论。但政治正确不等于言论不自由,像张维为误导电视观众,实际是一种政治欺骗。

当然,西方言论自由并不比中国要少很多很多,恰恰相反,西方公民和媒体言论非常自由。而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绝对没有言论自由。比如斯诺顿揭露美国棱镜计划的书可以在美国发行。在中国,女青年董琼瑶泼墨习近平画像后被关进精神病院,最近似乎被放出来,人彻底没精神了。美国媒体跟总统可以互相说对方说谎,不管谁说谎,反正他们都有言论自由,总统无法把媒体禁言或者把记者抓起来。中国可以,并且也经常这样做。习近平时代对言论自由的打压造成荒诞不经的现象。比如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铜锣湾书店原计划出版有关习近平情史与情人等私生活内幕的书。英国《卫报》指神秘书籍名为《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Xi and His Six Women),主要叙述习近平婚前和一名女电视主播之间的关系。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这本书应该没有什么价值,谁对习近平的六个女人感兴趣?估计有很多内容是胡编的。可是,愚蠢的邓小平搞了一国两制,结果中央政府并不能直接到香港抓罪犯,就算真的罪犯人在香港也不能直接抓。那么为了一本捕风捉影的书,国安部门兴师动众让香港的五个人失踪,可见共产党多么惧怕言论自由。

另有一个荒唐的事,中国到挪威训练的滑雪队员“发威” 命令挪威图书馆下架敏感书籍,图书馆经理麦尔肯告诉《特隆赫姆报》:“目前已有三个人要求我们将那本关于法轮功的书下架。 此外,也有其他人对我们架上的另外三本书提出类似的要求。他们表示,如果中国滑雪队成员被发现阅读这类书籍的话,他们可能被送进位于中国的劳动营或监狱。 ” 试想西方人到中国要求图书馆下架共产党书籍,滑稽不滑稽?

学者张雪忠的遭遇最好体现了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残酷压制。

2013年5月,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首先在网络公开一份中国官方的“七不讲”的内部材料的内容。其后得到其他学者和教授的证实。“七不讲”是中共中央在2013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令,确定七个领域为禁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随后“七不讲”成为网络禁词,张的新浪微博再次被删号。

2013年6月,张雪忠在网络发表题为《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后几天,张被学校领导约谈警告。相反,他告诫学校领导,自己被解聘会给学校形象带来长期的危害。同年8月份张被停止授课资格。2013年12月9日,张雪忠被校方正式免职。张雪忠被学校开除后,自称中国官方又施压张雪忠挂靠的律所,迫使他离开,又没有其他律所聘用张雪忠。2019年4月4日,上海市杨浦区司法局以张雪忠几年没有被律所聘用为由,注销他的律师执业证。

共产党藐视言论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就会藐视其他任何人权。今天一篇文章很好诠释了共产党独裁的威力。“冯仑被退休:退休金8千 广场舞大妈看不起”,在“2019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上,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表示自己已到60岁,一天有一个组织告诉他,“你必须来办手续,你退休了!”冯仑纳闷,“我一个民营企业,怎么被退休呢?”并且是:“他强迫你退休,非得退!” 冯仑说,自己一想,退了也行,也许有人给发工资,就好奇地问给多少钱呢?被告知一个月退休工资8千块钱。

所以马云之流故作姿态,仿佛是自愿退的,没有什么可信的。说起万通公司,我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我在法国博士毕业不久,在法国一家公司工作,住的楼里来了几个访问学者,有中科院广州化学所的。他说他的老师是什么广东外国专家局局长,如果我要在国内找工作,他可以帮忙介绍。真帮了,夏天我也回去了,在北京打电话,他说帮我找到万通公司,工资二十万一年,要我到广州再靠他。当时二十万一年算是富豪吧。电话也不很清晰,万通是什么公司?什么靠啊?我没认真,就没去。后来明白,他是说“CALL”,可是我在法国那么多年,对这种土话不敏感。横竖我错过了最佳回国时光。人可以自主选择的最佳时机并不是很多。俱往矣,我心淡然。

话说回来,共产党这样为了自己的极权,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力,跟亡国大清实在是难兄难弟。说到底,现代成功的国家,都是那些公民的个人能力自由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强迫一个民企总裁退休,跟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有几步之遥?毛若成功了邓何必要改革开放?中国一方面把民企捆绑起来,一方面在贸易战中败退而开放外资,这不是汉奸卖国贼吗?

总之,张维为谈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混淆是非,我也不必逐条反驳。让我们看看言论自由的内涵与意义吧。有关内容摘自维基。


言论自由的保护包括对不同政见者

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如果没有人的自由,就没有科学、法律及政治上的进步。密尔在1859年发表《论自由》一书,该书成为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经典。密尔认为,真理驱逐谎言,因此无论自由表达对或错的意见,都不应该害怕;真理不是恒定或固定的,而会随时间转变。密尔还指出,很多我们曾经相信是正确的事已变成错误的事情,因此意见不应该因明显的错误而禁止。密尔亦认为,自由讨论是必需的,以防止被“既定意见的沈睡”(the deep slumber of a decided opinion)所制服;讨论能带动起真相,从思考错误的意见重新确认真实的观点。(密尔这些观点我有时也想说啊,没想到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由此可见辩论的意义,也是通才教育的意义,辩论促使人接触新知识。通才教育,可以说对政经史哲等等全面了解,容易接近真理)。

英国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在自己所著的伏尔泰传记中以“我虽然不赞同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来阐释伏尔泰的信念。这句话虽然不是伏尔泰本人所述,但经常被人引用来描述言论自由的原则。在20世纪,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如果你相信言论自由,那么你也应该相信那些你不喜欢的意见应享有自由。希特勒和戈培尔也支持言论自由,不过只限于那些他所喜欢的言论,斯大林也一样。你支持言论自由,就意味着你支持那些你所憎恶的言论享有自由。” (这一点,习近平跟希特勒斯大林完全一样,他喜欢张维为的言论自由)。

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言论自由的概念与政治争论和民主密切相关。在民主国家,政府对大部分文字和言论都不加控制。因此,民主国家往往出现对议题持不同甚至相反观点和意见的多种声音。民主制度依赖于有文化、有知识的公民,他们掌握信息,因此能最充份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批评不明智或专制的政府官员或政策。民主制度有赖于人们能够最广泛地接触到未经审查的观念、观点和信息。

通过举行集会向外界表明支持言论自由的立场

支持言论自由和民主之间联系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他认为,民主的概念就是人民的自治。对于民主制度的运作,选民的知情是必需的,而为了使选民有适当的知识和资讯,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流动必须没有任何限制。米克尔约翰指出,如果当权者能透过隐瞒信息和扼杀批评意见来操纵选民,民主的根本理想将不再真实。

世界银行集团的“全球治理指标”计划表明,言论自由和随之带来的问责制对一个国家的管治水平有显著的影响。

言论自由的限制

美国极端宗派威斯特布路浸信会的成员由于经常发表仇恨言论,已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及英国。

根据自由论坛组织,法律制度和社会大众也会认识到言论自由的局限,特别是当言论自由与其他价值或权利冲突时。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它不是绝对的,不能被用作发表暴力、诽谤、侮辱或淫秽言行的理由。成熟的民主国家只有在面临高度威胁的情况下,才有理由禁止可能会激起暴力、损害他人名誉、推翻合宪政府或鼓动淫荡行为的言论。民主国家一般也禁止煽动种族或民族仇恨的言论。可以按照“伤害原则”或“犯罪原则”来限制言论自由,例如禁止发放色情或煽动仇恨的言论及信息。限制言论自由可通过法律制裁或社会的反对,或两者兼有。而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是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公开表达意见也不会被完全压制。

在美国,法院借由累积许多言论自由的案例,发展出一套规则,称之为双阶理论(The Two Level Theory),以决定哪些言论受法律保护。这理论认为“淫荡、猥亵性言论、粗俗言论、诽谤性言论、侮辱或挑衅性言论,并未涉及任何思想及意见之表达,而无任何社会价值,即使可能为社会带来利益,其利益也明显小于限制这些言论所欲维持之社会秩序及道德规范”。此外,行政中立与发言人制度,也常被视为必要的限制言论自由。

1/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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