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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治与乱 2019-11-02 08:48:46

中国共产党的什么19届4中全会很久以前就说要召开,拖到2019年10月底才开。可以想像,在定于一尊和紧密团结在党中央习核心周围的口号下,不可能有什么新人新事出现。这些吃着民脂民膏的家伙,隆重开会就处分了一两个坏蛋,增选了一两个中央委员,读了一篇全会公报,就结束了会议。感觉就像一个僵尸大会,四百来个僵尸齐唰唰举手表决通过,就完事了。现代政治,甚至是古老的罗马希腊政治的群枪舍剑辩论,在中国是看不见的。万马齐喑,是中国的腐朽传统。

这个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治理现代化这个说法,有海外亲共华人媒体称为第五个现代化。我早就希望中国实现思想现代化。如果思想还是封建的,把封建家天下的老一套改头换面形成党天下,那么贴上现代化标签就是现代化了吗?显然不是。什么是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些人偷偷摸摸,炮制了这样一个“决定”,开会了委员们举手表决通过了,这是现代化决策方式?怎样治理人民?有消息报道: 河北承德市一名15岁少年,因多次在网上浏览“反华”、“仇华”信息,遭公安机关和所在学校严肃批评教育。这样管制人民是现代化?还有消息:“关注内地维权人士的「南方傻瓜关注群」表示,内地知名女权工作者、独立记者黄雪琴疑于上周四(17日)被广州警方带走并刑事拘留。她过去除了积极报道国内性骚扰问题及推动「Me Too 运动」之外,亦曾经在今年 6 月亲身参与香港(专题)反送中游行并撰写报道。” 她报道香港的游行,读者可能赞成也可能不赞成香港的游行,她又何罪之有?难道一个“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就是用现代化手段控制人民,禁止人民读写共产党不喜欢的话题?这样严酷的禁言禁读跟明清时代的文字狱也没有多大区别。

就国家治理来说,中国历史就是治与乱的历史,大治其实是没有的,只是大乱太多并且生灵涂炭,所以能够和平一百年就是“治世”了。远的暂且不说,只说康乾之治就大为夸张。可能是写历史的人是士大夫阶层,并且乱世太多,便在和平时容易满足,所以只看到上层社会“繁华”的一面,却无视中下层社会的广泛疾苦。看乾隆时代的苏州书生沈三白写的“浮生六记”,可以发现他这样的上层家庭也是生活在凄风苦雨中,生病早逝的亲人很多,借出的钱要不回来,这点倒和今日中国(包括江南)一样,骗贷不还。还有兄弟相斗及其他家庭纷争,最后妻逝子散,让人感觉这个乾隆盛世就像地狱。也不单是沈三白一家如此凄苦。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任务失败归国期间,其副使斯当东记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著吃。”而马戛尔尼本人则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并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没有改善和前进,相比欧洲反而倒退了。在《停滞的帝国》一书有如此描述:“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马戛尔尼也指出乾隆晚期社会的混乱与不稳定,例如贫穷、饥荒、弃婴和民变、兵祸等,都加速了当时清朝社会的动荡不安。

马戛尔尼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 “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 “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马戛尔尼们还研究了满清的法律,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明白无误的见证”; “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地干涉个人行为” ,所以,它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为“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

马戛尔尼在回国后向英国议会写出报告:“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了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而在马戛尔尼的日记中却有以下记载:“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


马戛尔尼使节团于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晋见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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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本身就是治乱更替。新的朝代建立,之前的战乱已经害死无数青壮年男子,和平一段时间也不奇怪,新的贵族还不算多,政府往往也来点轻徭薄赋的好处,一两百年后皇家贵族就像蛆虫一样多,重赋压向人民,民不聊生只好造反,明朝就是典型。皇族(红色基因族)如此令人愤恨,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几乎杀光了朱姓皇族,在河南的福王朱常洵更是跟鹿一起下锅被活烹吃肉,叫做福禄宴。

现在随便看看中国历史上几大治与乱的梗概。常言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文景之治

汉初文景时代,社会经济薄弱,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景帝杀了能臣晁错。

文景之后的武帝,虽然可以四处征战,大杀四方,但是把皇后卫子夫及皇太子也杀了。所以,这些皇帝都是杀人疯子。

因此他们皇家血脉变得脆弱,汉文帝死于公元前157,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王莽于公元9年篡权建立新朝。王莽和平篡权,但是之后的战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浩劫,根据“后汉书”记载,“海内人户,准之于前,十才二三”,就是说人口巨减70%-80%。东汉建立政权20多年后统计人口为2100万人,所以战乱导致大约5000万人死亡,战争直接导致死亡未必占很高比例,但是饥荒饿死,死人多了导致瘟疫流行,如此恶性循环,惨绝人寰,应该可信。所以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因此,治世平安就好,别吹得神乎其神。

中国的儒家正统思想深入骨髓,所以认为王莽和平篡权大逆不道,尽管王莽是个大儒家。如果他成功了,凭他那些尊老爱幼的事迹,他就会和儒家想像中的偶像舜尧一样被世世代代歌颂。可是他失败了,历史家们就认为他演戏骗人,以前我相信这样的历史评价,现在不会了。说到底,因为刘秀会打仗,所以胜了建立了东汉。刘秀做皇帝或者王莽做皇帝,对于两千年后的人来说有什么区别?应该说王莽的政治理念还很先进,所以胡适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胡适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

柏杨赞美他和平建国,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到:“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乱,野心家或英雄们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王莽打破这种惯例,他跟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式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没有流血。……王莽是儒家学派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文人夺权,没有大面积流血,和平过渡,和平演变,殊属不易。”

就王莽失败来说,儒家思想祸害中华两千多年。看看古罗马,共和理念,就是人民治国理念是它的精髓,根本没有家天下的概念,并且历史悠久,早于孔子时代。所以哪怕凯撒这样伟人被乱刀刺杀,人们还是原谅那些参与暗杀的元老院议员,只是凯撒余党后来追杀他们。但是就算后来的罗马帝国,皇帝被阴谋暗杀也屡见不鲜。到西罗马帝国结束时,四百多年的罗马帝国有80多位皇帝,至少有20%被暗杀。其实这就是一种罗马式平衡,本来罗马共和国执政官是一年一选,没有必要用刀结束一个不好的执政官,而皇帝可以不停地干下去。遇到暴君,那么家里人,议员,近卫军人都可能参与反抗暗杀。以屠刀早日结束暴君,总好于拖上一百年,暴政日益强暴导致全国大起义全民生灵涂炭。

贞观之治与安史之乱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只使用一个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镜矣。”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

因此可以说,贞观之治在文武民生方面都做得很好。由此可见,唯才是举在古代皇帝那里并不容易做到。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昏庸无能,喜欢重用阿谀逢迎之辈,常常是奸宦和外戚。因此,好的制度是首要的。明君能君若唐太宗大约一千年才出一个,更多的皇帝像唐明皇那样,任人唯亲唯奸乱杀无辜,贼兵反叛,江山四分五裂。

唐明皇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代皇帝(712年-756年在位日);统治唐朝长达44年,是唐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前30年开元之治是唐朝的极盛之世,在位后期,由于其怠政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导致了后来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逃往四川。

唐玄宗时节度使权力太大。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节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军事与行政的统合使得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成为唐室隐忧。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光是账面上的兵力即达18.39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越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反唐。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起兵叛乱。唐玄宗听信监军宦官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坚守潼关不出的封常清、高仙芝。朝廷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唐室本可利用险要地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但唐玄宗与杨国忠急于平乱,迫哥舒翰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

唐玄宗于是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途中士兵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兵请求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已经被士兵乱刀砍死,玄宗本欲赦免杨贵妃,但士兵继续喧哗,高力士苦劝之下,于是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及其宦官外戚,不会打仗却想速战速决,枉杀将官,有此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后叛军内讧,唐肃宗借回纥兵收复洛阳。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曾经征伐得来的疆土纷纷失去。

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维吾尔)、大食(阿拉伯)借兵,回纥自恃平乱有功,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朝声威至此沦落,天可汗制度无法维持。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结果导致陆上丝路逐渐断绝,而南方的海上丝路则逐渐取代。

司马光《资治通鉴》言:“(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据估算,安史之乱导致大约三千万人死亡。战乱后人口仅有约一千七百万。安史之乱给中原地区造成的破坏,《旧唐书·郭子仪传》是这样描述的:“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所以,唐朝的治与乱再次证明了,所谓治世只是节日焰火,乱世则是原子弹连环爆。那些手握国家大权的人不应该想到怎样搞面子工程,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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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的“君子与小人的斗争” 2019-10-29 18:26:47

张维为在《这就是中国》第38期又大放厥词,声称“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君子与小人的斗争”。

实际上可以说西方跟中国很久以来就是敌对势力。所以才会不断出现中国要这个人那家媒体这个公司那个公司向中国道歉的要求,中国完全没有和而不同吗。

张维为这样的文革废料根本不懂中国文化也不懂西方文化,却成为中国宣传部的大笔杆子,正说明中国现在处于文化沙漠中。

比如说,张的立论基础是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这句话家喻户晓。但是这并不等于张维为的理解就是可靠的。孔子的时代,还是奴隶社会,君子本身就代表了贵族的意思,很难想像孔子会把劳动人民看成君子。所以这句话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阶级偏见。如果就事论事,无论古代还是现在,很难说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比如,英国议会争辩面红耳赤,他们是和而不同?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实际上根本不应该用君子小人这样字眼形容他们,他们的职责就是争辩,不和不同没关系,最后投票表决,得票多的一方的提案得到通过,就是不同而和。再比如中国,不允许言论自由,一党专制,你与共产党不和就是敌人,所以共产党逼人相同,其作为甚于小人。共产党当然不止是小人,而且是恶人,逼人和,逼人同,就是逼人为奴的强盗。

张维为大言不惭地声称“我们今天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君子与小人的斗争。”。既然是斗争,最后是以取胜为目的。如果没有取胜,就可以像阿Q那样说“儿子打老子”吗?张维为的说法就是阿Q语言:你跟中国斗你就是小人斗君子。

张维为继续罗列了一些文化标签:“中国理念,首先是兼收并蓄。从历史传承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学习、兼收并蓄、博取众长的民族。我们有刚才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有“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历史文化传承,还有‘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样的红色文化传承。” 可是,世界上曾经强大的国家,没有不是兼收并蓄的。比如,古罗马人,学会拉丁语,学会邻近部落的兵器和战术还有文化,打了很多胜仗,才壮大起来,更不用说学希腊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法国的启蒙运动,学习了古罗马的共和国理念,也接受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都比当时的法国君主专制要好。普鲁士国王菲特列(Frederick the Great),把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邀请到宫中学习。俄罗斯的卡特琳娜女皇支助法国的哲学家百科全书编辑人狄德罗到俄罗斯来,也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这些国家在18-19世纪变得强大,有什么奇怪?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以及其他奠基人直接学习古罗马共和国的民主和政制,成为现代民主的典范,难道不能说美国从一开始就兼容并蓄吗?日本也学会了西方的启蒙思想,进行了明治维新,很快强大,并且跟西方关系更加友好,成为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患。相对而言,中国是大国中最不能兼收并蓄、博取众长的国家。它喜欢焚书坑儒,之后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至于从汉朝的董仲舒到北宋的朱熹直到清朝灭亡,只有他们两位大思想家,并且仅仅是解释儒家的思想家。因为夹杂着迷信和唯心论,他们把本来朴素的思想解释成更加腐朽难懂的害人学问,成为服务封建皇帝压制百姓的思想枷锁。中国不但现在都不敢接受三权分立这样现代政制基础,而且连古罗马共和国都不如,罗马共和国的正式名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也就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统治国家,绝非像毛泽东习近平那样可以独裁专制几十年。

所以,中国现在处于文化沙漠,阿Q们执掌笔杆子,拾起已经被证明失败了的封建残渣余孽当做武器,向他们认为的敌对势力进攻。我奉劝共产党及其笔杆子们,放弃这种无力抵抗,放弃闭关锁国,不要像大清那样,再次为一家一党之私而拉全国人民陪葬。

10/29/2019


19届4中全会前的共产党洗脑图片。 和而不同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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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革命与复辟 2019-10-24 10:50:25

纵观历史,中国封建政治和西方政治有一个突出区别,西方的政治人物按照一定的法规行使自己的权力,而非简单是帝王的奴仆,如果帝王或独裁者太过分,很容易造成其他政治贵族的反叛和抗争,因此连凯撒这样文韬武略的绝世强者也会被议员乱刀刺死,更遑论其他无能却恶贯满盈的皇帝。另外一大区别是,西方政治制度风云变幻,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两百多年几乎一成不变。

虽然共产党掌握中国权力仿佛是一大制度变化,但是实质上复辟了封建制度,由家天下变为党天下而已,甚至远不及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当今世界,颜色革命此起彼伏,不过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后再次独夫民贼攫取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复辟了专制道路。所以探讨制度革命与复辟应该大有裨益。

古罗马经历了很悠久的文明,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它很幸运,制度虽然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是从头至尾都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我们在中国学历史,课本中不厌其烦地说一次次农民起义的伟大意义。可是现在随便学学罗马史,竟然没有什么农民起义,最著名的起义是奴隶起义,斯巴达克斯是角斗士,横竖与其等着被斗死,不如索性逃跑,发动了一场奴隶起义。最壮大时也仅仅几万人。很快被克拉苏镇压了。所以说,没有农民起义更有意义一些,说明政府包括元首/行政长官元老院和人民代表会议治理这个国家是非常有效的,社会问题没有累积到农民大起义的时候已经被解决了。与此相比,中国皇帝和家族残酷压迫人民,导致民不聊生而起义,他们相互残杀,就算起义成功,也只是新一轮罪恶开始,如此周而复始,完全没有意义,共产党把自己的成功看成农民起义的成功,所以歌颂这些起义,怎么能给中国带来制度新生呢?

古罗马很幸运,开国之初哪怕是王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53年到前509年这一时期,其君王也完全不像中国的君王那样大权独揽,罗马的统治阶层包括王、元老院、人民代表会议。王是由选举产生的,元老院相当于王的顾问团,开始是100人,成员都是贵族,由王指定。这听起来比现在的中国还开明,我们知道,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共产党总书记,所谓党代表选举,就是橡皮图章盖章通过。

和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不同, 罗马的君主制不完全是世袭的。 当一个王去世时,罗马就进入了空位时期,此时的罗马暂时由一名临时执政者统治,临时执政者将有权提名下一位王的人选。临时执政者由元老院提名,任期不确定。一旦临时执政者找到了一个王的候选人,他要将这个人选提交给区会议,一个人民的大会。如果这个人选被区会议通过, 元老院将批准这个投票。从理论上讲,人民选举出了他们国王,但实际上整个过程被元老院掌控着。两千多年前,人民选举国王, 真是天方夜谭,中国人两百多年前都没想到这个,大约是因为奴隶做惯了,已经感到做奴隶挺好,无需异想天开。

罗马的元老院,算是贵族政治,贯穿了罗马历史,也被中世纪之后的现代众多国家效仿。中国的贵族命运就很悲惨了,没有什么法定的政治地位,能不能成事得看君王脸色。韩非子出使秦国,秦国宰相李斯建议秦王嬴政把他杀了,可惜。秦国就是这样,虎狼之国,用得着你的时候你是宰相,嫌你碍事,命就没有了,纵然是李斯商鞅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中国那时的贵族,能起点作用的,就像孟尝君的门客的鸡鸣狗盗故事一样,意义不算大。中国特色的贵族故事,可能是晋国的六卿分晋的历史。齐国的崔杼之乱,鲁国的庆父之乱,也是大致如此,贵族没干好事,十恶不赦的坏事倒是干了不少。与古罗马的贵族元老院政治相比,中国古代就没有什么制度性的贵族政治,君王想用自家哪个贵族就用哪个,他们闹起乱来也就非常恶性。正因为当时的诸侯国政治混乱不堪,才有了孔子的一家之言,只是他的思想并不是要改变政制,而是希望人们成为各守其职其位的好人。我们今天可以说,古今中外,政治没有好人,政治人都是形形色色为自己为自己的阶层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而谋利益的人,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政治人也就难以秉持公正,个人难以公正,寻求一个比较公正的制度才是解决利益冲突之长远正道。

当然,现代民主国家无需贵族政治。像美国的参议院的议员们人少年高,算是古罗马贵族政治的一种继承,总比君王独裁好吧。相反,中国因为没有从封建政治中脱胎换骨,倒是更具有“贵族”色彩,中国现在喜欢说的“红色基因”那样,就是一种自封的“贵族”化统治模式。可是这些人没有受到什么严格的罗马式贵族教育,文武全面发展,如凯撒那样。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以及教育的残缺,他们不学无术,“贵族”习近平之辈实属祸国殃民之徒。比如说像红二代罗援那样,只会吹嘘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如何伟大,抗美援朝如何了不起,共产党如何能靠武力统一台湾。他们完全缺乏世界观和全球历史观。他们身陷封建制度的治国无能却不自知。

尽管罗马王国政治在当时难得如此开明,也仅仅持续两百多年。据罗马史,罗马王政时期最后一任国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 的儿子强暴了一位贵族妇女,并造成此妇女自杀,塔克文的侄子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因此起兵推翻国王。公元前511年卢修斯兵败下野并被流放,罗马王政时代自此结束,罗马共和国正式成立,国家由执政官、元老院及人民大会三权构成。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人民大会设给四个独立分开的人民会议—区会议、百人会议,部族会议,以及平民会议。 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族大会由平民和贵族构成,议会领袖称首席元老,七年为一期,一人至终身为止最多做三期,由平民大会选出。

罗马共和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如此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贵族和平民争取来的。平民因为无法取得高级宗教和民事官员的职位,又可能被贵族阶层的法律惩罚,所以在公元前494年发生了第一次平民运动( "secessio plebis"),打仗的时候平民大量离开罗马,让贵族自己保卫罗马。如果在中国,政府肯定镇压。可是罗马贵族因此认为自己离不开平民,元老院便给了平民参与制定宗教和民事法律的权力,可以参与选举和政治,平民为了更好代表自己的利益,选举保民官(plebeian tribune),有立法否决权,法官也不能任意拘捕他们。这是制衡元老院和法官的有力手段。这次平民运动的结果体现了卓越的罗马精神,当有利益纷争时不同阶层协商妥协,以便实现更好的整体利益,元老院派的协调人是前执政官 Agrippa Menenius Lanatus,有辩才。他对平民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身体的所有部分需要一起工作,因为每一部分都要依赖其他部分才能成功和幸存。

是的,古罗马,很成功,繁荣幸存一千多年。

平民离开罗马到圣山散步运动

The Secession of the People to the Mons Sacer, engraving by B. Barloccini, 1849.

罗马共和国,内部的纷争比较少,整个国家是团结的和有战斗力的,因此一路征伐,把殖民疆域扩大到地中海沿岸,到凯撒时扩大到不列颠和日耳曼。期间比较大的政治危机是格拉古兄弟搞土改与被刺杀事件。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在公元前133年被选举当作保民官。他致力于推行限制个人拥有土地量的法案。贵族处在会损失很多财富的立场上,怨恨地反对这项法案。提比略将法案提交给了平民议会但是被马可 屋大维否决了。提比略运用平民议会弹劾屋大维。一个人民的代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违背罗马的宪法的。如果按照逻辑来讲,这个理论会移除所有对民众意向的限制,将国家短时间把持在民众的绝对控制之下。他的法律实施了,但是提比略和300个同盟在他再选时谋杀了。

提比略的兄弟盖乌斯(Gaius Gracchus)在公元前123年被选举为执政官。盖乌斯的最终目标是削弱元老院并加强民主力量。在过去,元老院会清除政治对手通过建设一个特殊的司法委员会或者是“元老院最终决定”。两种方法都使元老院能绕过一般公民的权利。盖乌斯宣布司法委员会不合法并且“元老院最终决定是违反宪法的。盖乌斯之后提议一个法律授予意大利盟友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个法律并不得民意,这导致了他失去了许多支持。他在公元前121年第三次选举中失利,并被3,000元老院的支持者杀害。尽管元老院取回了局面,但是格拉古兄弟已经让平民的影响变大。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Donald Trump Isn't Julius Caesar. He's Republic-Killer Tiberius Gracchus”。意思是川普跟提比略·格拉古一样造成宪政危机,给未来的独裁者统治创造了条件。可是,历史对格拉古兄弟评价应该是很高的。因为罗马不断侵略征伐,青壮年无法耕种土地,土地变得便宜,被贵族收买,结果垄断太多土地。作为保民官,格拉古这样改革动机也是好的。不管怎样,2100多年前古罗马就有违宪和弹劾这种事情,说明其法制化非常非常先进。也可以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没有什么农民武装起义,因为有人代表他们为他们的利益立法,若有危机,通常在政府这个层面上就解决了。尽管几百个人杀一个人不好,但是总比内战大规模互相杀戮要好。

尽管格拉古兄弟为变法而献出生命,但是变法实现了,说明代表人民的政治力量是强大的。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北宋王安石变法就是因为权贵和地主阶级反对而失败。看看王安石变法,大致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北宋国家贫苦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农民之所以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财富国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是积极开源而不是消极节流”,这跟格拉古时代的罗马差不多,只是北宋没有搞侵略战争还财政收入锐减,说明封建贵族垄断剥削凶残,事实证明Agrippa Menenius Lanatus的协调主义之正确:身体的所有部分需要一起工作,因为每一部分都要依赖其他部分才能成功和幸存。

罗马共和国,就其国内政治来说名符其实,是一个民治国家,但是就其侵略殖民史来说是帝国主义的。罗马人有太多幸运,当初他们是原始人的时候,周围部落都很文明,他们靠野蛮战胜了文明人,却也接受了文明。罗马王国时期的开明政治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前534年)创立的,他是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任君主,是伊达拉里亚人(Etruria,Etruscan),相当于今天佛罗伦萨一带的人吧。他统治时期曾对古罗马进行改革,运用依靠新的地域格局取代了传统血缘部落,通过财产的多少将公民划分为5个不同等级,创立森都利亚大会等新的措施使古罗马逐渐开始向国家过渡。另外他还是首位在亚苏丁山修建拉丁保护神狄安娜的庙宇的古罗马国王。公元前534年为其女儿、女婿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所谋害。如前所述,·塔克文被罗马贵族推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罗马人不接受外族人为他们的国王。

古罗马人如此野蛮,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流传至今。罗马王国成立后,罗马聚集了许多外来人,但是只有少数是女人,罗马奠基者罗慕路斯决定必须使罗马的女人的数目增加,他举办了一个巨大的宴会并邀请邻近的萨宾人作为宾客参加。许多萨宾人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女儿,罗马人在宴会中绑架了萨宾人的女儿,但是允许萨宾人男人逃离,约700名萨宾人妇女被俘和被带回罗马。后来萨宾人派兵来攻打罗马,就在罗马人和萨宾人作战时,被劫走的萨宾人女孩从罗马市内冲出来,奔向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兄弟,两军被这个景象惊呆了,他们为妇女们让位。萨宾妇女们恳求她们的罗马人丈夫和萨宾人父亲和兄弟接受对方,组成同一个民族,两军均被感动,这便造就了日后双方的融合。

罗马的历史表明,野蛮未开化民族更需要更好的制度。好的制度的终极目标无非是防止坏人当道,无限制无休止作恶。当今中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民主不适合中国,仿佛共产党统治不让人民得到应有的普及高中教育和自由思想,成了共产党独裁的理由。看看古罗马史,你会震惊他们在两千七百年前还是原始部落人,但是天缘际会,他们很快有了民主,就是选举权,他们有了法制,他们有了权力制衡,这些都是现代强国的的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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