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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诚信度 2019-06-24 19:03:08

美国『科学』日前公布一篇《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的调查研究,讨论世界各地公民的诚信问题,结果在涉及到的4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垫底,这个结果引起中国网民激烈争议。

这个调查统计钱包“丢了”,“捡到”钱包的人根据钱包中的电邮地址是否通知失主。结果,中国人通知的数量最少。

有的中国人认为这不公正,因为很多中国人不使用电邮。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合理。如果是这样,也可以说中国人对他人的关心度很低。几年前有日本人在武汉丢了自行车,开始找不到,后来警察因为他是日本人就尽力帮忙找,找到了,媒体宣传中国警察高效率。中国人不满了,随便一个中国人丢了自行车,基本找不到。现在闹得纷纷扬扬的“操场埋尸案”,16年前受害者家属也曾怀疑人被埋在操场中,无奈政府和警方不合作,导致凶手逍遥法外,只是最近凶手涉黑,其他有关罪犯吐漏秘密,才让此案重新曝光。那么多坏人,以及包庇坏人的官僚机构,诚信何在?

我认为,广泛地说,中国人现在空前没有诚信,骗子遍世界。在美国经常收到电话,说是中国使馆有邮件,我听到就脑火,中国使馆(其实是领馆)是最官僚的政府机构,你有事得求他们,他们绝对不会主动联系你。还有什么FEDEX电话,银行电话,都是中文,全是骗人的。

骗子太多,有时被骗也在所难免。比如,十多年前有一次找人把重物从车上卸下来,完了给一百多美元,全是20的票子,点好给对方。我一转身,他说有一张是一元的。我下意识就另给一张20元的票子换了那一元的。人走了我意识到我上当了。还有一次是反过来,我帮别人翻译图纸,他给我几百美元,这次他夹了两张一元的冒充20的,有了前一次的经验,我当面点清,没有吃亏。还有一次到附近一家中国店买点东西,总共仅值20多美元。发生了这样店员盗窃我的事情,他们是两人,男的扫码,女的装袋,我也在装,女的隔着柜台把一个东西碰掉了,我捡起来。结账之后,我感到有点不对,翻翻袋子看看少东西没有,买的时候马虎,没想那么多,所以没发现少了东西。回到家才想起来真的少了两件东西。我真的恼火想回去找店主。嫌麻烦就算了。但是过了几个礼拜,那两个店员就不见了。我想他们够愚蠢的。大概是他们下班时可以买点东西便宜一些。但是你总不能截留偷窃顾客的东西省点小钱吧,现在什么店里不是到处有监控镜头。不管怎么样,现在也不大去那家店买东西了。其他故事还有,懒得一一说出。总之,现在在美国,雇佣中国人做点事情得很小心。

中国人缺乏诚信有很深的政治原因。共产党就是一个不讲公正原则的政党,党性高于人性。党性就是一党专制,下属和普通人民需要完全服从党的说教。所以尽管共产党总是要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实际没有效果。共产党官僚本身就是缺德多变不稳定的。试想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害死多少战友,说明共产党领袖就缺乏诚信,目无法纪,作恶多端。

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能期待国人具有世界一流的诚信?

6/2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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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香港之优劣 2019-06-13 19:40:21

这个问题由国防大学少将教授徐焰引出。他曾被评为该大学的杰出教授,在2018年11月在成都的“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第二届年会 暨 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发展论坛”发表了一个讲话。谈到香港,他说香港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最坏的,三分之一是香港原居民,受港英教育,对大陆人有些傲气但是没有怨恨,三分之一最坏的是1949-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从大陆跑过去的,对“你”刻骨仇恨,还有三分之一六十年代是挨饿偷渡跑过去的,好得了吗?他认为香港回归后的一个大失误,一切都不变。 不去殖民化怎么行?这是指除去英国殖民化的意思。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差不多跟习近平同龄。其父徐明任军委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副参谋长等职。共产党的集体世袭制再次得到体现,大官的儿子做大官,小官的儿子做小官。政治清洗或犯罪被打下来的通常就被淘汰成平民了。国防大学的类似教授也颇多,水平不行,但是却能胡说八道,写出(抄出)一本本劣作,因此这些人被称为战略忽悠局局长,像张召中金一南戴旭等等。他们名为“战略”家,但是都是沽名钓誉之辈,那点粗浅想法全世界都知道,像徐焰, 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防卫大学等讲学。他们有什么好的战略思想是仅仅保留给自己人知道吗?我敢肯定没有。什么都公开了,就不是战略了,除非你是超级强国,想打谁就打谁。没有那个水平,就得想想什么叫做战略模糊。

徐焰,在北京空军大院长大,一口胡同串子音腔,如同骆驼祥子里的虎妞那样。他自己还感到很牛,大有太监的颐指气使的怪腔调。让人听起来很刺耳。真不知道他在国防大学能教出什么学生。肯定也有谷俊山之流吧。

香港人,我所知还是屈指可数的。都是在法国时有过一点交集,感觉还是很好的。一位贝先生,跟我们一起学了三个月法语,他应该是“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从大陆跑过去的”后代,很有可能是江沪的贝氏家族一脉,人温和。另一位香港姑娘,是在教会认识的,但是语言障碍总是一种障碍,感觉没有台湾姑娘们那么透明天真一些。当然,我终究不信上帝,因此我不信教。我当时受的教育还没有达到“去共产党化”的程度,也没有“去传统化”。还想着毕业后回中国工作。所以去教会是短暂的,缘分是转瞬即逝的。介绍我去教会的,是留学朋友的妻子。似水流年之后,我的朋友早已成了佛教徒,他的妻子似乎也是。他数次说服我信佛,我不会。

还有另外一位香港朋友帮我修改我写的英语论文,在我那个学科最好的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所以我毕业后若回中国大学找工作应该很容易。在法国一家研究机构做了几个月研究,认识国内来进修的张先生。夏天我要回国休假,顺便找找工作,他的同学在汕头大学做系主任,就介绍我去了。但是我应是没有诚意,去了似乎也没有问工资。总之不了了之,当时应该是迷茫一些。

还有一位老资格的香港人,我跟她的先生实习了几个月。她有时跟我们讲起曾经的苦难,说是日本鬼子来了,她们一家从河北逃难到香港多么艰辛。那时她应该是儿童吧。她是在香港上的教会女校,人好。她先生是从东南亚来法国的,好像当初是从上海逃难过去的。我不喜欢打听人家隐私,所以他们说什么尽管我有疑问却没有问。

说到这些人,当然不涉及政治,我们都是因为谋生而在某一时刻走到一起,而后是永远的分别,好坏优劣也就毫无意义了。那徐焰说“香港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最坏的”,也是将身份教育背景的不同上升到敌对的高度,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多么拙劣的战略。反过来倒可以说徐焰习近平这一代八旗子弟当政是“中国的社会基础中最坏的”,他们思想僵化,知识贫乏,IQ和EQ兼缺,容易以阶级性党性等因素敌视本国国民,因此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倒激化矛盾和对立,如此治国,国家怎么会安定团结呢?

比如说,“1949-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从大陆跑过去的”香港人,他们真的对共产党或中国政府有着“刻骨仇恨”?原则上也许有,但是年代久远未必有。金庸的父亲被共产党搞土改给杀了,金庸如果真的对共产党刻骨仇恨那么就应该拒绝成为邓小平的座上宾。董建华,1949年随父来到香港,资本家的儿子,就读左派中华中学,仇恨过中国政府?相反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李嘉城算是穷人去傍亲,闯出一片天地,成为香港首富,虽然谈不上喜欢共产党,但是共产党让他发大财。共产党作恶多端,不想着如何改造自我以赎罪,却认为受害者有仇恨而防备他们,只会旧恶未去,新恶又来。

所以,理念的不同,通常不代表一定发展成仇恨。现在的问题是,徐焰习近平这样共产党专制主义者,害怕人民,不信任人民,敌视人民,不能倾听人民的呼声,长此以往,造成人民的反抗,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徐焰,写了一本又一本“抗日战争史”,“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懂得一点点世界通史吗?他知道当今年轻人的期待吗?年轻人,不论何时何地,是要为自己塑造未来。徐焰习近平,官宦子弟,却要以五六十年代的暴政思想统治中国,就是中国最坏的敌人。

6/1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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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香港问题 2019-06-11 19:18:59

一国两制,虽然说是邓小平的杰作,至少共产党喜欢这样标榜,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五六十年代,亚非殖民地纷纷独立,中国要等到1997年租借合同到期才能收回香港,要知道,这个合同是殖民时代不平等条约的结果。

并且,这个权宜之计自然要把很多问题留给后人解决。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弱点,得过且过,凑合一下,疏于设计一个长期更完美的方案。

一国两制,也是一种不平等。中国的政治性不平等太多,城乡不平等,大城小镇不平等,党员非党员不平等。

香港享受那么多特权,还是要追求更多特权。这也证明了特权收买不能带来长久稳定和繁荣。

香港立法会要制定《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造成大游行抗议。媒体上说他们反对逃犯“送中”。所以在共产党治下,人的价值观实在扭曲。香港就是中国一部分,怎么逃犯送到其他省份就成了“送中”?况且逃犯逃到其他国家被引渡送回中国不也是大有人在吗?

特区政府宣称原有逃犯移交条例不包括中国大陆及澳门亦是“法律缺陷及漏洞”。这个难道不对吗?这证明了我前面的说法,中国人“得过且过,凑合一下,疏于设计一个长期更完美的方案。”这么明显的漏洞,香港都收回二十多年了才想起修补。

香港人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对共产党绝望,所以变成跟政府唱反调。共产党喜欢笼络香港的工商界,他们在大陆投资得到种种优惠,赚了钱,没交多少税,跑了。李嘉诚就是典型的例子。跑了之后,共产党媒体不时声讨他一下。再加上资本家本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天然朋友,所以共产党傍富豪这种权宜之计最后也不灵。而普通香港人,住在狭小空间里,生活昂贵,看上去很容易绝望。

共产党总是要人民爱国爱党,甚至把党比作母亲。可是却从来不答应人民诉求,六四就是实例。人民最后不会绝望吗?如果你是父母,你会一概拒绝子女的任何合理诉求吗?你这样做,最后会导致两种结果:子女失去自信变得窝囊畏缩,子女反抗背叛。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共产党已经深陷塔西陀陷阱。“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之后被中国学者引申成为一种现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习近平2014年在兰考县委讲话甚至提到“塔西佗陷阱”。但是看上去只是他的笔杆子提醒他应该防止这种结局出现,他却大言不惭提醒下级党员干部。共产党这几年所作所为,无非是“自信”,想造成共产党及习皇帝永远伟大正确的形象,为此谎话和荒唐事更加层出不穷。

因此,虽然我并非是香港游行的支持者,却同样反对专制独裁。

6/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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