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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蒙克顿汽车旅馆的跛脚女招待 2019-07-15 21:32:16

冒着阵雨驱车近8小时,到达新布伦瑞克省的蒙克顿时,已是黄昏时分。当晚在“6号汽车旅馆”过夜,第二天将赶往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洛特城。

旅馆条件很好,像是刚装修过,各种东西用起来好像在家里一样方便。

清晨起来,洗漱完毕去吃早餐。也许是来得早,餐厅里只有两三个人在用餐。

在倒咖啡时,听到旁边有人说:“如果需要喝茶,这里有开水。”

我侧过身,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矮个女子在添加食物和一次性刀叉,想必是这里的女招待。看模样她应该是菲律宾人。

“谢谢!”我说。我想,她大概见我是亚洲人,以为我可能要喝茶。我早餐是不喝茶的,不过,她的细心还是让我感到很温暖。

当她转身离去时,我发现,这是一个跛脚的女子,而且跛的程度不轻,这使她走起来两边摇晃,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她动作的速度。

餐厅并不小,但是,只有她一个人在工作,有时坐在柜台后面操作电脑,有时给用餐的人添加一些食品。挂在墙上的电视机里播送着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短暂会见的新闻画面。

这是一家汽车旅馆,虽然不是什么高档酒店,但是也是服务行业,要每天和住店的客人打交道,为他们提供服务,但是,餐厅里的这个女招待却是一个跛脚的女子。

很明显,她的腿让她的动作明显比正常人慢,而且走起来晃得也厉害。

这样的动作方式,适合在跟旅游相关的旅馆里干吗?这个念头只存在了一秒钟便消失了,她不是正干得好好的吗?事实上,她已经在这家汽车旅馆里干了几年了。

如果这是一家开在中国的旅馆,这样一个腿脚有毛病的女子,会被雇佣来在餐厅做女招待吗?基本可以肯定,这样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想起回国去过的那些餐馆,那里面的女服务员大多很年轻,而且模样较好的居多,有些甚至看出点模特的身段。年轻,身材好,而且穿戴也极为合体,在夏季还要突出点性感。

可是这个蒙克顿汽车旅馆的女招待呢?年纪有三十好几,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的样子,模样极其一般,而且一条腿还有明显的毛病。

但是,她干得很自然,很得体。她走路虽然慢点,但是毫不着急,进来用早餐的客人客气地和她互道早安,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她那条有问题的腿。

很显然,一个腿部有毛病的人,在加拿大人眼中和我们很多人眼中是不一样的,至少在这样的人能不能干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有着各自的理解。

看着她摇晃着忙碌的身影,我想起了国内餐馆里颇有些姿色的年轻女孩,更想起国内航空公司那些明显较国外航空公司同行年轻、漂亮的空姐。

不止和加拿大比,和很多国家比,我们中国人都是更爱“美”的人。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这样的续水场景。

当驱车离开蒙克顿,穿过长长的跨海大桥,进入爱德华王子岛后,我看到了红色的土地,和大片起伏如绿色海面的农田和草地,有时,它们把如同明镜一般的大大小小的湖泊拥抱在怀里,构成绝美的田园风光。

那些散落的农民的房子,有的虽然孤零零的,但是房主丝毫没有懈怠,而是把房屋周围打理得井井有条,装饰得颇有趣味。

我在国内餐馆就餐时却常常看到,即便是装修得不错的餐馆,却在卫生间上明显掉了档次,很多简陋不说,而且卫生状况也差,让人楞要产生一个错觉:好像一个饭菜质量很是地道的餐馆,往往不拘小节,而卫生间就是他们打算头一个放水的所在。

什么是美呢?对于蒙克顿的汽车旅馆来说,一个走路跛脚的女招待显然并不属于不美。

其实,这里不光是美,更重要的,还有平等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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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医学院:每25个人有一个人毫无良知 2019-06-15 08:29:40

任教哈佛医学院的临床精神病学专家Martha Stout,在毕生研究结集《The Sociopath Next Door》(4%的人毫无良知,我该怎么办?)中指出,现世代每2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毫无良知(临床精神科称为Sociopath),他们非如我们想象般,行为异常、狰狞面目像《蝙蝠侠》里的小丑,而是外表正常,甚至是读书成绩优异、社会「精英」层人物。Stout警告,若那4%毫无良知的人攀上当权者之位,会把我们的人际关系、银行户口、成就、自尊和社会的太平日子完全摧毁。

正常人皆有「良知」的内在机制:当做了不道德、伤害别人或很自私的决定时,机制会在内心惩罚我们。但Sociopath呢?此内在机制欠奉,做了坏事全无罪恶感或悔意,无视别人苦难,性格不认输又要话晒事。严重者,甚至自以为是上帝差遣的使者,挟「公义」而行不义之事。

Stout表示:他们根本不恐惧上帝!别人的痛苦,他们漠视,且还制造不少他人和社会的苦难。当Sociopath错得交关,大家都纷纷走出来说:「你错了」时,毫无良知的Sociopath,天生无反省能力,加上不服输,只会对指正自己的人死撑、斗气与硬碰,愈受外界指摘,愈自我强化「我无错!」或「我是为公义而战!」的谬语。

Sociopath撑无可撑时,就会由极度独裁的人格,忽然变成「受害者」人格,开始觉得委屈,觉得他人都在冤枉自己、攞自己出气。想起自己「忍辱负重」的百般冤屈,可能忽地掉下几滴眼—这不是受良心责备而忏悔之泪,而是极不甘心、极冤屈的眼泪—却又可以呢头喊完、嗰头继续指摘别人。Stout警告,休想期望Sociopath会有「良心」发现的一天,因这类人在精神科临床的界定下,是无「良心」的。她忠告大众,尽早识别并远离这类人!

掩卷细思:Sociopath若只现身吾等人际关系,远离便是。但若当上当权者呢?民众该怎办?当一个无良心和缺乏自我反省机制的当权者,因一己傲慢、跋扈、好功,而令管治之地赔上仅余的元气时,民众如何是好?Stout和我都无答案,我只知道,没有了口口声声说为公义而战的那位,这地方才真正有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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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要反对元首?”“毕竟,有人要开这个头” 2019-06-12 08:22:07

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小城福希滕贝格,有一座漂亮的房子,那是小镇的市政厅。熟悉当地历史的人会告诉游客,这里也是苏菲·绍尔的出生地,出生于1921年的她是当时的市长罗伯特·绍尔的女儿,这里曾是她的家。

如果苏菲像普通德国人那样去生活

苏菲·绍尔

,只要能捱过战争,她应该能有一个不错的未来。战争结束时,她应该是24岁。

可是,她没能看到黎明,1943年2月22日,她死在断头台上。

 “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苏菲的情况更糟糕,人民法庭判决她犯有叛国罪,因为她反对元首,当时德国的黎叔,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和她一起被送上断头台的,还有她的哥哥汉斯,以及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他们都是德国反抗组织“白玫瑰”的成员。

苏菲在家里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她的童年无忧无虑。

上中学后,苏菲和她的同学们一道,加入了当时德国唯一的女性青年组织“德国少女联盟”。她起初十分积极,但是很快态度就转向批判,她觉得她在组织中被灌输的东西值得质疑。

苏菲对神学和哲学发生兴趣,认为人的基本尊严应当受到尊重,这使得她的世界观开始转变,对纳粹的意识形态产生了自觉的抵触。

苏菲学习本来很好,但是,她的中学却险些没毕业,因为她对学校里那些几乎成为纳粹宣传教化的课程很反感,有些课上得十分勉强。

中学毕业后,因为喜欢孩子,她选择了做幼儿教师。她这样做是为了逃避参加国家劳役团,因为这是进入大学的必要条件。然而情况并非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1941年春,她不得已在布隆伯格参加了半年的战时辅助工作。

这段时间的半军事化管理和劳动使苏菲更加努力地思考政治形势,她觉得自己必须进行消极的抵抗。

1942年春,苏菲如愿进入慕尼黑大学,主修生物学和哲学。她的哥哥汉斯·绍尔也在慕尼黑大学,是医学院的学生。通过汉斯,苏菲结识了很多朋友。

这些人的政治观点相同,其实,最初他们并非是为了讨论政治,而是因为在文艺、哲学、神学上的共同爱好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活动丰富多彩,经常一起爬山、滑雪、听音乐会、观看戏剧表演,等等。

当年暑假,苏菲在乌尔姆的一家冶金厂做战时服务工作。此时,她的父亲因为发表了对希特勒不满的观点而被投入监狱,因为他曾对一名下属雇员说过几句话,而这个情况被人告密了。 

此时,汉斯和他的几个朋友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组织“白玫瑰”,从事地下反抗运动,主要活动是写作和散发反纳粹、反战的秘密传单。

汉斯起初不想让苏菲参加,一直对她隐瞒。但是,苏菲最终还是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加入组织后,苏菲明显发挥了作用,因为身为年轻女性,她很少被党卫队检查。

不幸,1943年2月18日,当苏菲在慕尼黑大学校园散发“白玫瑰”的第六份传单时,遭到盖世太保逮捕。

2月22日,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数小时后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监狱的断头台上被斩首。

与大清的谭嗣同不同,苏菲不是自愿被捕,但是,她被捕后所说的话,和谭嗣同当年的话有着相同的含义。 

慕尼黑大学主楼中庭,1943年2月18日,苏菲和汉斯在此被捕

审判她的是纳粹的人民法庭,但是,苏菲这个人民中的一份子并没有多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法官罗兰·弗莱斯勒面前,她被记录下不多的陈词:

“毕竟,有人要开这个头,因为我们所写的和所说的,也被许多人所认同,但是他们不敢像我们这样表达出来。”

苏菲的这番话,说到了黎叔的心坎里,他知道,想像苏菲这样发出反对声音的人很多。但是,黎叔也知道,“他生气的后果”将会将这种声音窒息,只要各个窒息,至少表面上看,好像苏菲等人的行为只是个别人的大逆不道。

人民法庭的行动很迅速,在判决作出来几小时后,苏菲和她的哥哥汉斯、朋友克里斯托夫就在断头台上被砍掉了头颅。

德国的枪械是出了名的好,为什么不用枪决的方式,而用断头台这种形式?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样更能起到震慑的作用,另外,断头台更能突出和放大“罪行”:被处死者罪行严重,理当被处以极刑。

行刑时,22岁的苏菲显得十分镇定,在上断头台前,她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当没有人愿意为了正直的动机而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怎敢期望正义占据上风?在这样阳光灿烂的天气里,我要走了。如果千万人能记得我们的牺牲而觉醒并有所作为,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当刽子手约翰·里希哈特放下铡刀时,苏菲的生命定格在22岁,此时距离纳粹覆灭仅剩两年的时间。

苏菲试图散发的第六份传单并没有消失,在她死后,副本被通过斯堪的纳维亚秘密带到了英国,被盟军用来作为宣传,改名为“慕尼黑学生宣言”。

历史学者认为,“白玫瑰”遗产的意义在于,它宣示了人们在暴力压制之下的自觉的抵制和反抗。

美国剧作家莉莲·加勒特曾说:“这可能是我能想到的二十世纪最惊人的抵抗,五个年轻人,在虎狼威胁之下,要做到这些真的需要很大勇气,这点是我很感震惊的。我知道世界比他们在的时候更好,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德国,一个哲学、艺术和科学底蕴深厚的国家,杰出的人物在历史上闪耀着光彩。你觉得哪些人是德国的骄傲呢?巴赫,歌德,俾斯麦,还是勃兰特,爱因斯坦?

苏菲、汉斯和克里斯托夫的墓,位于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监狱旁边

2003年,ZDF广播电视台邀请德国人评选有史以来十个最重要的德国人,参加投票的人们给予了苏菲和她的哥哥汉斯以极高的评价,他们超过了上面这几位你所敬仰或崇拜的德国人杰。2005年2月,电影《苏菲·绍尔:最后的日子》上映,在欧洲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多项大奖。

诚如莉莲·加勒特所说,当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在1945年垮台的时候,人们庆贺的不仅仅是正义和盟军的胜利,也是苏菲和她的“白玫瑰”朋友们夙愿的实现。人们为什么敬仰苏菲?因为她是在人们被囚禁于封闭如铁桶的房间时,用生命在墙壁上凿一个小小的孔,让光亮照进黑暗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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