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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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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民初宪政的反思 2018-11-11 07:05:30

作者:冯天乐

 

 

 

一、引

 

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猝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澄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成为革命军所。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做革命的都督。2

 

此次发难的仓促情形,和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略同,因瑞澄、张彪的庸懦无能,竟得成功。故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它留武昌之新军尚毫无成见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3

 

孙中山先生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4 各省独立都不是“中华国民军”奉“军政府”的命令攻战的结果(当时,既没有革命党人统率的“中华国民军”,也没有统筹全局的“军政府”)。 这场革命距今已经105年了,不同的党派和政治人物对它的意义都有不同的解读,但由于为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所左右,未能全面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检讨民初宪政的得失,故笔者希望重新检讨这场革命的贡献与局限,使有志推动中国民主建设之士有所借鉴。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不仅在中国开了民主的风气,使人民从此知道了民主共和及法制的知识,而且在动员人们起来参加选举公仆以及在争取自身的民主、自由、平等政治斗争活动中,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6 它直接带来两个后果。第一,确定民主宪政。即使后来袁世凯称帝(83日)和张勋复辟(12日),也不能长久,足见帝制违反世界潮流,国人共唾弃之。而辛亥革命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甚厶神奇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甚厶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厶?”辛亥革命不久便迎来五四运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7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帝逊位诏书》原件影印版

 

三、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方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造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于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8

 

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党政纲,既无大差别,又各党背后皆无民众为之基础。政党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与宪法徒为相聚而之题目与场合。9

 

革命党人在革命高潮阶段未能坚持和发展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略,反而一度误认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诸实现”。10 张玉法先生说:“辛亥革命,是经过谈判的过程而完成的。虽然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但遗留下来的问题,未能解决;不但未能解决,且愈演愈严重。”11 孙中山在民国初建立时曾感叹指出:“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12

 

从民主实践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同盟会本身存在致命的缺点。首先,同盟会始终形成不了一个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领导核心,由于同盟会会员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革命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野。有的人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思想仍然保持着原来小团体的宗派观念,对同盟会内部的革命团结,不断起着腐蚀和瓦解作用。同盟会内部的不统一,不仅削弱了同盟会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职能,而且从内部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给敌人可乘之机。13

 

其次,同盟会领导缺乏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能力。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由于对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没有及时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去领导全国革命运动,革命党人没有掌握湖北军政府的主要领导权。1218日,南北议和开始,革命党人便寄希望于袁世凯顾全大局,与民军一起行动,迅速推翻清政府。在上下和谈的气氛中,革命党人在“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心态下,放弃以武力谋天下的既定方针。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又大力裁军,辞去陆军总长、南京留守职务。由于政权没有一支强固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这就为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提供了条件。14

 

由于有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只要共和国成立,得到列强承认,革命就告成功,至于谁当总统、执掌大权,那是次要问题。他们主张向袁世凯妥协,连黄兴也主张“化敌为友”,建议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投靠袁世凯的汪精卫,竟当面攻击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15

 

因此,可见同盟会思想衰退不愿继续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独立,“民国”成立和清帝退位,都来得很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革命党人的头脑,他们真的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从此不再革命了。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认为,清帝退位专制已除,民族、民权二大纲领目的已达到,今后所急宜进行的即民生主义。革命领袖的思想状况尚且如此,一般会员群众的思想状况就不难想象了。16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固然不少,而民权主义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前途之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主义发达如何耳。”17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包括让位在内的“妥协”作出总结:“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18

 

学者横山英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众反抗斗争,决不是革命斗争,主要地是反对政府政策——新政——的大众斗争而已。这基本上是军阀与资产阶级的同盟所推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化的变革,与潜在地和前者处于对立关系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变革的结合所生,以此,它能而且只能停止在酿成革命情势的阶段,而客观地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政权的树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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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 2018-11-06 09:14:10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否定。「打倒孔家店」、「线装书丢进毛厕」、「        全盘西化」等激进口号曾风靡一时,到文化大革命更将一切传统文化批判得体无完肤。时至今日,有不少年轻人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对中华文化的感情甚为淡薄。他们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古老而过时的东西,他们甚至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还有价值吗?

 

中华民族迄立五千余年,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是甚厶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发展?就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古代就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等神话故事。虽然神话故事不是历史事实,但却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品格。从孔子提倡「刚毅」、「强哉矫」到《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新之谓盛德」,都说明了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精神的可贵之处是甚厶?就是我们无论面对甚厶困难和考验都会毫不畏惧,奋战到底。中国在近百年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屈辱。然而,在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和屠刀面前,中国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被征服,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生存,前赴後继,英勇奋斗,百折不挠,才使国家从积弱走向强盛。

 

 孔子曾经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人的身体被征服,犹知反抗﹕,一个人的思想被征服,就只会沦为被征服者的工具。中国人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就是凭借中华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二零零八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大地震。然而,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尽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苦而斗志愈强。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使受灾民众临危不惧,奋起自救,互相扶持,全国上下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援助灾区人民共度难关。

 

正如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扬大会上的讲话》所言︰「这种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是我们的人民和民族在生与死,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的本色反映,是中华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内在力量,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事实上,香港有不少年轻人由于生活富裕,自幼受父母溺爱,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缺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逆境面前往往不能勇敢面对,他们或因考试成绩欠佳,或因恋爱失败,有的成为「隐蔽青年」,有的甚至自寻短见。因此,我们应当将中华文化自强不息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培养青年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从国家民族的层面上说,只有自强不息,不断求变,才能把握时代脉搏,驾驭国际风云,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个人的层面上说,只有自强不息才能在瞬息丌变,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求生存,求发展。

 

中华文化除了提倡自强不息外,还重视道德修养。实际上,中国哲学就是「入圣之学」。它的目的并不是增加人们的知识,而是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就明确指出︰「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谨谦抑为上」。换言之,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不是智能而是道德。中华文化有「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利之辨」始终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虽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义利观。但「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始终成为中华文化道德价值的主流。从《诗经》的「夙夜在公」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都焕发着一种「先公後私」,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当今之世,人欲横流,人们往往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修养。我们往往只强调「批判思维」,推崇「聪明仔」,对道德教育不够重视。结果,人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以致笑贫不笑娼,忘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钱是要赚的,但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利。

 

由于忽视道德教育,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歪风邪气,少女抢劫的士司机有之,进行缓交活动有之,校园滥药有之,学生打老师有之,老师侵犯学生有之,简直闹得一塌糊涂,不知廉耻为何物。《管子》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们要加强对青年人进行中华文化道德教育,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否则,只靠法律是不能做到「治隆于上,俗美于下」的。法律可以使人因畏惧而暂时不做坏事,但不会使人主动行善。比如说,法律可以禁止人放火,却不能强迫人去救火。只有道德才能使人主动去解救别人于水深火热之中。法律不可以制止人们不孝敬父母,不出卖朋友,不背信弃义,只有道德才能使人们自觉地为善去恶,做到「慎独」。因此我们在提倡法治之余,也要提倡德治。

 

事实上,中华文化的仁爱精神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良方妙药。孔子说仁者︰爱人」,甚厶是仁?仁就是爱心,就是同情心,它使我们考虑自己的利益之余,也考虑他人的利益。要做到「仁」,我们就要做到「恭」、「宽」、「信」、「敏」、「惠」。如果能够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利利他固然最好,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损人利己也不错,这种厚德载物的精神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同理心」。如果我们都能够努力去关心人,帮助人,为别人着想,我们的社会就和谐了,纷争就会自然减少了。

 

当然,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盲目复古,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传统经典积累了前人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僵化的教条,而应视为行动的指南。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要采取抽象继承的方法,比如说,古人要守孝三年,我们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对父母尽孝的精神是应当传承的。又比如《三字经》说人们要「上致君,下泽民」,要人们忠于君主,造福百姓。现在我们要建立民主社会,已经没有皇帝了,但我们只要将这句话改为「上利国,下泽民」,就一点也不过时了。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之所以还有价值,是因为它具有兼容并蓄的精神。它既具有自身的特色,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对其加以改造以充实自己的内涵。我们要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吸收外国文化的长处,不断进行创新改造。只有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与时俱进,永保价值,不为时代淘汰。

 

(冯天乐,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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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教育与国民素质之关系 2018-11-02 05:12:44

                                                                                                        

 

 

              


 

 

冯天乐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人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是怎样形成的?毫无疑问,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人类从不断实践中获得经验,继而从经验中吸收教训,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形成理论,从而指导更伟大的实践。历史是甚麽?历史就是人类实践的纪录,是人类行为的总和。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国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不二法门。

 

 笔者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深感香港政府应该加强国史教育,将中国历史列为必修课。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时下香港青年学生的普遍心态。在一个崇尚物质享受的商业社会里,人们往往会容易变得急功近利,对於人文精神的价值认识不足。

 

 《礼记•学记》说:「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人们之所以不喜欢读历史,是因为不明白历史的功能,自然不会意识到学习历史对他们有何好处,与他们的生活有何关系。有不少人认为,历史是一种既繁复又冗长的东西,除了记载诸多人名地名,朝代更替外,别无其他意义。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解,是大错特错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把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来前人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反映给我们看,使我们减少犯错误的机会,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记载了多少朝代兴亡,记载了多少光荣与屈辱?平均每二百年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致生灵涂炭,血流成河,改朝换代,这就是所谓「朝代回圈」。如刘邦之推翻暴秦,朱元璋之推翻元朝,孙中山之推翻满清。由於统治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故人民只能拿起武器,以战争为手段,推翻专制政权,争取自由和幸福。

 

 总结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只有建立共和政体,实行民主政治,我们的生命和财产才可以得到保障,过著幸福的生活。因为法治胜於人治,众治胜於独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鞭策政府,执政者才会时刻警惕而不敢懈怠。我喜欢读历史,就是因为它能够帮助我分析问题,思考问题,乃至学会解决问题。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历史的价值,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褒善贬恶;司马迁作《史记》, 是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是为了让皇帝以史为鉴,学会治国的道理。中国的史籍之多,诚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说「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修史的重视了。周作人说:「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见周作人《闭门读书论》〉。历史讲求透视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历史是连续发展的有机体,今日中国是昨日中国的延续,明日中国是今日中国的承接,是不可割裂的统一体。如果不了解历史,就无法为当前订立目标,更无法为未来寻找方向。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後,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敍述出来。」(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如果我们对中东历史一无所知,就不能清楚了解美国、以色列与中东诸国冲突的根源,不能把握住时事评论的来龙去脉,只能是游谈无根的泛泛之见。只有了解历史的公民,才能以理性和行动将社会引向光明的方向。为甚麽呢?因为他们懂得以史为鉴,不致重蹈覆彻。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往往未雨绸缪,防患於未然。他们能够洞悉先机,站稳脚跟,因应自己的才智,为建设社会尽其所能。

 

 衡量国民素质优劣的标准是甚麽?道德水准的高低是重要的标准之一。道德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道德败坏,寡廉鲜耻,这个民族还有甚麽希望呢?历史是人类判断是非和善恶的标准,读历史可以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後继,英勇奋斗。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孙中山都是伟大的民族英雄,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都是我们的好榜样。人类是具有高度模仿能力的动物,「吾书中主人翁为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此断然也。」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熟读历史,不但可以陶冶性情,修养心性,还可以尚友千载,神交古人,从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中吸取精神营养,实在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精神宝库。

 

 龚自珍有句名言:「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也说:「吾人读二十五史《史记》至《清史稿》,法其可法,戒其可戒,非语语尽可取也。••••••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後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他还说:「不读史,则无以爱其国家」﹙见王寅城《章太炎的「读史爱国」论》﹚。由於读历史能够加强人们的批判能力,从而建立独立的人格,形成自由的思想,不会盲从权威,人云亦云,养成追根溯源的习惯,增加寻求事实真相的动力,人的身体被征服,犹知反抗;人的精神被征服,便只会沦为征服者的工具。故港英殖民政府一直不鼓励和提倡学习中国历史。如果让殖民地人民自小了解中国历史事迹,从而懂得历史的道理,还有人甘心做顺民、蚁民、愚民吗?。「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没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这是一切殖民者统治被征服民族的策略,只有让被统治者丧失民族意识,才能使其甘作殖民者的顺民。香港回归後,特区政府不但没有将中国历史科列为必修课,而且修读中史科的学生越来越少,政府的教育部门为不懂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官僚所把持,结果教者不教,学者不学,国民教育沦为一句空话。脱离历史教育来推行国民教育,无疑是缘木求鱼。青年学生只有掌握足够的国史知识,才能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既然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教育界、出版界和史学界就应该设法使历史教学的内容化繁冗为简洁,化枯燥为生动,将历史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以吸引学生学习历史,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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