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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世家家谱、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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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劉亞洲:活吃龍蝦与中國人的素質 2018-12-09 19:03:37

 【原编者按: 2001 年4月,时为北京军区空军××部主任的刘亚洲到驻山西×地的空××军检查工作。20日晚,空×军常委在招待所设宴招待刘亚洲及其工作组一行。席间上来一道冷菜:龙虾刺身。龙虾刚被活生生地剥去壳,肉被削成一片片的。它还活着。眼珠子滴溜溜转,放射出可怜的光。长须颤动。刘亚洲停箸于桌,脸露愠色。主人再三劝他,终不吃,却讲出下面一席话来。工作组一位成员悄悄用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话。文章标题是编者加的。】
 我不吃,不是不能吃龙虾,而是这种吃法与我理念不合。我见不得这种吃法。如果为了表示新鲜,你告我一声也就得了,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我绝没有指责你们的意思,因为全中国都是这种吃法,都是这副德性!江南人很柔弱吧,苏州是胭粉之地,温柔乡里一掷千金。那里也有一道名菜:“松鼠桂鱼”,很残酷。鱼儿被剐、被切,被油炸,端上桌还务必得活着,嘴巴翕动,否则不足以展示厨师的手艺。宾客点头,大快朵颐。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仅仅是为了新鲜吗?不是的。这其中折射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阴暗的、残忍的心理。
 中国文化有相当残忍的一面。它发明了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如骂女人生活作风不好,叫她“男厕所”。它发明了最毒辣的对动物的烹饪法和食用法。你们知道广东人什么都吃。天上有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下带腿的除了桌椅不吃,其余通吃。“三叫”知道吧?把刚出生的小老鼠囫囵吞吃。筷子夹起来蘸酱油是第一叫;放进嘴里用牙齿一咬,是第二叫;咽下肚是第三叫。河北有一道菜唤作“生离死别”。把活甲鱼塞进蒸笼里,只留下一个小孔,孔外放一碟香油之类的调料。甲鱼在蒸笼里受热不过,就伸出头来喝一口香油。甲鱼熟了,香油也浸进五脏六腑了。再把梨切成瓣放在周围,就是生梨(离)死鳖(别)。什么玩意!动物何辜,遭此荼毒?
 中国人还发明了世界上最令人发指的刑法。“凌迟”你们听说过吧,就是俗话说的“千刀万剐”。惨不忍睹啊。刚才那只龙虾就让我想起凌迟。我曾对我儿子讲过,龙虾刺身总让我联想起袁崇焕。袁督师就是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的。“谁知袁督身上痛?”
 凌迟要剐三千刀。一般要剐一天。刘瑾被剐了两天,晚上拉回监狱还喝了一碗稀饭。刽子手第一刀总是从头皮上开割,把头皮耷拉下来遮住眼睛。因为刽子手一般不敢正视死者的眼睛。如果家属贿赂了刽子手,这时他悄莫声儿地在你胸口上捅上一刀,后来他一边喝酒一边剐,都是表演了。如不送钱,那就有的苦受了。袁督师如此重罪,是断不敢马虎的。刽子手每割下一块肉来,就朝人群中一掷,北京市民争抢,然后吃掉。张献忠在四川剥人皮,人皮未剥完而被剥皮者断了气,就剥剥皮者的皮。发指!石达开在成都科甲巷被四川总督骆秉章凌迟。四位太平天国将领被环绑在一室,面面相觑。刽子手动刀时,一位姓曾的将领痛得惨叫。石达开凛然道:“叫什么?不就是须臾吗?”后来这四位将领至死无一人呻吟一声。雍正年间,一位姓俞的官员去武汉监考,泄露了考题,被判处腰斩。咔嚓一刀下去,身子分成两截,人还活着。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连写了“惨惨惨惨惨惨惨”七个大字。雍正帝闻报,也恻然不忍,才下令从此废除腰斩。而凌迟一直延续到晚清。
 动物是人类的伙伴。它们也是地球的主人。有些动物我们是绝对不能再吃了。有些动物我们当然要继续吃,但要改善吃法。再吃,或再残忍地吃,我们民族是要遭天谴的。动物也会报复我们。动物并不比人类傻。有时比我们还聪明。至少它通人性。我在欧洲的一个小火车站上见过一尊小狗的雕像。这里面有一段动人的故事:狗的主人是个小职员,单身,只有他与这条小狗相依为命。每天主人坐火车去上班,小狗都要把它送到车站,晚上再到车站来接主人回家。年复一年。有一天,主人上班时遭遇车祸,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忠实的小狗每到主人下班的时候,总是准时到车站去。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小狗瘦了,毛乱了,脏了。最后它死在车站上。市民很感动,特意做了一个雕塑纪念它。
 昨天我从你们军××师××团回来,(××团位于内蒙古×××──编者注)当汽车开在大草原上的时候,我不停地望着窗外。草原已不是草原。沙漠则更是沙漠。敕勒川仍在,天还似穹庐,风仍在吹,草却消失了。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年大旱,草原上的草全死光了。动物大饥。政府从千里之外运来草料。是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汽车营运的。草装在车上,盖着帆布,严严实实。可是真奇怪,当车队从草原上驰过时,那些饥饿的动物象马呀、羊呀、牛呀,真是有灵性。它们竟知道这车里装的是草料。这肯定是一种天生的求生本能和直觉。它们拼命地跟在汽车后面追呀追呀。真是奇景。每一辆汽车后面都有一大群动物。它们掀起的烟尘比汽车尘土还大。它们太饥饿了,又如何能跑得过汽车?一头又一头动物哀号着倒毙。横尸千里。
 说到汽车,我告诉你们,这次在××师下部队,我还偷偷做了一回试验,不过你们谁都不知道。我读过一篇文章,依稀记的是刊登在《文摘》杂志上,说的是内蒙古国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中穿行。每当开车走在这条公路上,打开车灯,夜色中就不停地看见有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有鹿,还有狐狸。但是非常奇特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宁可冒着危险穿过公路,暴露在你的灯光下,也要拼命跑到对面国家去。外蒙古人口三百万,而身后这个国家有十三亿人,天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把你吃掉,并且是残酷地吃掉。令人伤心哪!我对这篇文章是深信的,但我还想亲自感受一下那个气氛。一天夜里,我谁也不惊动,只带一个司机和一个警卫员,开车来到文章所说的那条公路上,验证此事。夜很深。我们大开车灯,奔驰了几十公里,竟连一个野生动物也没见到。我想可能是由于我们滥捕、滥杀、滥吃,大部份野生动物都绝迹了。连文章中讲的情形都成历史!走掉的永远走掉了,再也不复返。没走掉的都被吃掉了。突然,明亮的车灯下有个东西在蠕动,开过去一看,是一只刺猬。它有点拙笨,慢腾腾地,但居然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外蒙古。天日昭昭!原来有句话: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现在我说: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只刺猬。
 同志们,这说明什么?资源危机。中国的资源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化有两点特别具有劣根性的东西,一是多子多福,二是不尊重生命,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也不尊重自然的生命。动物是有生命的,江河湖海也是有生命的,树更是有生命的。中国人仿佛对树有仇,见树必砍。《资治通鉴》是讲××和战争的书,可你看看司马光在不经意间记载了多少砍树的史实。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不砍树。先杀人,再杀树。或先杀树,再杀人。史迹斑斑!砍树容易种树难呵!一个林场的伐木工人砍了一辈子树,后来后悔了,又反过来种树,一直种到死。记者问他:“一棵成材的大树要长多少年?”他说:“一百年。”记者又问:“伐一棵树呢?”他说:“一分钟。”西方文化中虽然有一种人定胜天的狂妄气概,但那里的人民一边与大自然做斗争,一边却保护大自然。欧洲的林子哪有原始的?都是后来种的。欧洲人自古有种树的传统,就象中国人自古有砍树的传统一样。中国人一方面极端敬畏大自然,旱了求雨,涝了求晴,一方面又对自己身边的这片大自然痛下杀手。
 你看看我们的山川,满目疮痍。树先死,草再死,动物死,最后是人死。这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我去甘肃,看见过这样的事:农民放羊,羊居然都穿着棉袄。为什么?因为土地干涸,无水,羊儿太渴,竟会趴在同伴身上去咬,咬破后吮吸鲜血,解渴。所以才给它们穿上棉袄。我大惊。羊儿都变成这副模样,它还是羊吗?是什么把羊儿变成了狼?变得残暴?是严峻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把大自然由美女变成丑妇?变得残破?是人。是我们。我无意指责现在。解放后还是种了很多树的。井冈山有一张当年黄洋界战斗时的照片,童山秃秃,哪见着一棵树?今天黄洋界树木葱笼,满眼青翠刺得人眼睛生痛。那都是我们×××人种的。人的眼睛看黄土太久乍一见绿色会被刺痛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承受上一代留下来的痛苦。问题是我们难道要把这苦难传给下一代吗?至于多子多孙,更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糟粕。有人说×××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就是在人口问题上犯的错误不可原谅。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牺牲品。没有×××,今天照样有十三亿人。换了谁都一样。资源和人口的矛盾在中国古来有之,绝不是个现代问题,只是现代更严重罢了。有一个作家曾亲眼看见一位老人用祖辈传统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小菜,连鱼鳞也不扔,做成鱼冻。吃剩和鱼刺鱼骨,用面裹上油炸,又是一道菜。你们看,一条小鱼被我们的祖先吃得惊心动魄!富起来各有各的富法,穷起来都穷得是一副同样的寒酸样。有人说这是节俭。
 没有你才节俭的嘛。人口愈多,资源愈少。反之亦然。今天我们人口空前的多,资源又空前的少。更不幸的是,人的欲望又空前的高。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已经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悬殊这一漫长的道路。富的人以破坏资源起家。穷的人又再以破坏资源起步。一句话,富和穷都以破坏资源为代价。中国有多少资源还容我们如此糟蹋?杜甫说,国破山河在。谌容说,国在山河破。从内蒙古到大同,一路风尘,一路嗟恨。
 资源危机最先的受害者是农民。最终解决危机也要靠农民。农民决定着中国资源的走向。农民问题不解决好,农民教育工作不做好,中国的生态环境注定要被破坏殆尽。阻挡它走向崩溃也只是延迟时间,不能最终改变。中国农民又朴实,又可怜,还有点愚昧。解放后陕西农民不知道毛主席一天吃的什么饭,说,肯定是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辣子调得红红的。(后一句用关中方言说出)解放前,一个农民说:我要当了蒋委员长,全村的大粪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抢!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但他自己利用农民又牺牲农民。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利用农民夺权而不为农民谋利益。中国革命其实仍然是一场农民革命,但革命成功后又总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而进行再革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灾害期间,农民受到的打击最惨烈。当然它的报复也最惨烈。李先念主席有一次和四川省委书记张国华见面,问张国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一共饿死多少人?张国华做了一个“八”的手势。李先念问:“八万?”张国华摇摇头。李又问:“八十万?”张仍摇头。李问:“八百万?”张国华点点头。我党欠农民的太多。
 现在情况改善多了,但农民基本上仍是现实××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现实××的积极参予者。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似乎只有通过别人的怜悯和帮助才能改善。这种对农民的“恩赐”意识,从人们的一些常见用语中可窥一斑。比如“大力支援农业”、“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得到实惠”、“多给农民好处”等等。从这标语的语气上可以看出,农民获得利益的源头是控制在别人的手里,给你多少,你才能得到多少。不给你就没有。农民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资源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的问题不光农民身上有,别的阶层身上也有,那就是农民意识。有人说北洋水师是一支“黄水海军”,而日本联合舰队和英国舰队是“蓝水海军”。我说北洋水师连“黄水海军”也算不上,它是一支“农民海军”。战争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军队是农民的军队。国家是农民的国家。皇上是农民的皇上。农民意识的幽灵一直到今天也在我们头上徘徊不去。就是我们的高级干部,也不见得就好到哪里去了。有一个省委书记,政绩还是不错的,口碑也不错,但发生在他身上三件事,让我看到了他的农民味儿,拂了一身还满。第一件事,该省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他曾表示,自己要上台唱戏以示庆祝。通车典礼那天,他果然穿着龙袍粉墨登场。有人戳他脊梁骨:“他穿什么不行,偏穿龙袍!”第二件事,母亲祭日,他亲自去上坟,在坟前哭道:“娘,儿来看您老来了。儿现在当大官了。你老要问,多大的官啊?儿告诉您老,就是阎锡山那么大的官!”第三件事,他总向人打听北京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情况,最爱用的话是:“我们那个皇帝最近怎么样啊?”
 农民非常重要。将来在中国,谁赢得中产阶级,谁就赢得中国;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还不如某些西方人。美国人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做农民的工作了。做什么?美国政府掏钱,以各种民间机构的形式进入中国,在中国农村进行乡村选举。这项工作虽然声势搞得不大,但进行得扎扎实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做好农民工作并不仅仅是让他们富起来。农民有钱之后,心理仍然是贫穷的。拼命挥霍也是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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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邓丽君能长盛不衰 2018-12-09 18:52:44

二十年来,出现了许多邓丽君的模仿者,有的干脆就叫“小邓丽君”。但都达不到邓的成就。在百度知道上看到一篇匿名文章

邓丽君在演唱上之所以美妙绝伦、独一无二,那是因为她掌握了一个“度”字,而不是纯粹靠的音质,以下用邓丽君演唱歌曲里所留下的一些经典处理模式来浅析如何唱好歌的方法。
拖音、颤音。要颤音必须要很长的拖音来作为波形切割点,用了拖音就不得不用巧妙的颤音去点缀,否则冗长的拖音无异于画蛇添足。拖音考验你的演唱指标就是气息,一般保持平稳或由弱渐强,如果出现参差不齐也破坏了收尾的意境。以
邓丽君在演唱《千言万语》为例,“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这四句,每句的最后一个音她都使用了颤音这一基本技巧。颤音不是说把声音拿来抖两下子就算颤音,而是种气流绵绵不断地从口腔和鼻腔溢出,起到助推声音的作用,你应该轻微感到腹部慢慢地收缩,而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声音。可以这么说,不会善用颤音还没学会如何唱歌。此为第一个“度”!
拉全音、组合音。可能有人会认为拉音就是拖音,指的可能是一种行为,但切入点不同。拖音是立体式的,更多的是描述声音的一种力度、一种强弱,而拉音指的是种深度。你的声音有没有发到位,发到该发的位置?多一点或少一点都有影响,会造成硬扯嗓或没放开的感觉。声音是立体的,有它的宽度和深度,宽度更多是种生理上的限定,而深度是可以后天去努力开凿的。如何了解自己的声带结构,去开拓适合自己的演唱路线也在这个问题上一目了然。此可视为第二个“度”!何为婉转?就是歌者能把一组音的起伏排列成一个圈,没有终点,
邓丽君就是个很会组合音的优秀歌者,在多首作品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如何组合音符,把它们组合成最能勾起听觉好感的排列也是种窍门。
口腔音、翘舌音。用嘴巴唱歌是对,但声音却并不是用嘴巴发出来的,只是嘴巴是声音的最终出口,声音是从器官里发出来的,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喉部加工,最后到口腔。口腔只是用来当通道?也不是,口腔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协助,使歌声更多变更美妙。比如舌头、牙齿、嘴唇。一个漂亮适度的翘舌音不显造作,比如邓丽君演唱“ch”、“sh”打头的音时;牙缝出声也是种点缀,比如邓丽君在唱“S”、“Z”打头的汉字时。嘴型不断收放,时而呈圆状、时而紧贴牙面,这些都对演唱效果造成很大影响的。还是拿邓丽君的
《千言万语》作解释,就高潮部分吟唱“千言和万语”这五个字时,她的嘴型明显有大变动,“千言”是紧贴牙面,“和”上半唇应该微微上翘,“万”张嘴,“语”又呈圆状。此时的气息处理的急促也是很明显的但这决不能表现在脸部。此为第三个“度”!
咽音、气音。什么叫咽音?为何唱出来的音还要咽下去?这里说的只不过是种音色配合情感变幻的需要,把声音的宽度压扁,把声音的高度压低,而不是有意识把声音呈现出优雅感、艺术感。邓丽君演唱
《再见,我的爱人》《泪的小雨》到复歌部分时用到过这种法门,也就是说一个的大高潮过后猛然把声音的张力收减住,这就有了荡气回肠的快感。气音也就是气声,气息更多的会和假声联系起来,但气声是气声,微弱、短促,但效果极佳,起到了承接作用,并非上气不接下气;而假声更多是用来承受更高难度的音阶的。前者是种技巧,后者是种方法。气音在高低潮转换里必然会使用到,一般气音靠的是鼻腔发实音,也不是纯粹的气流运动。这些都需要适度,此为第四个“度”!

当然,再多的技巧都得以真实的情感为驱动力,否则有形无实,观众的耳朵是听得出来的。说白了就是用心,懂用心唱歌,完全忘记技巧的使用的人才是到了至高境界。你头脑里有没有思绪,你眼神里有没有画面,观众都看得出来。邓丽君决不是什么甜歌皇后、靡靡之音,而无愧于一代歌后的美誉。

好的歌手演唱时都是真情投入的,但是像邓丽君这样清纯的歌手却是极为罕见的。使人想起《安妮日进》,一个小女孩藏在阁楼里,记下了她所看到的德国法西斯所做的事情,没有形容词、没有评说,只简单而真实地纪录了她所看到的事情,却以其单纯和真切震惊了世界;邓丽君也是这样,以一个单纯的小女孩的视觉观察人间悲欢离合,再用真切的感情唱出来,自然而真切动人。不但在她的原唱歌曲中如此,在翻唱别人的歌曲再也是如此。


周旋的许多歌曲都已经成为经典,翻唱起来难度很大。《夜上海》和《何日君再来》都是周旋的传世金曲;在周旋原唱的《夜上海》中我们听到了一个风尘女子的哀怨和无奈,在邓丽君翻唱的《夜上海》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小女孩在倾诉她看到的邻居家姐姐的哀怨与无奈;在周旋原唱的《何日君再来》中是倾诉女子与情郎的别离之情,是一种男女之情;邓丽君翻唱的《何日君再来》则是一个小女孩为邻居家哥哥送行的别离之情。

邓丽君的这种真挚而纯真的感情源自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永远用一种小女孩单纯而纯真的眼光观察人生和世界。

作为一个女明星自然会有许多绯闻,但是每一次都证明邓丽君只是以一种小女孩的心态和下小哥哥小弟弟的青梅竹马游戏;1978年她为《小城春秋》演唱主题曲,传出她和导演钟慎涛的绯闻,事后证明他们只是朋友之间相互欣赏而已;邓丽君在印度尼西亚因为护照问题遭受不白之冤,她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像一只受到极大惊吓的小鸟,需要躲避和安慰;她到美国去休养,与成龙在一起,成龙是聪明的,知道邓丽君只是需要一个大哥哥的呵护,所以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只是像大哥哥一样安慰她,听她倾诉,陪她散步;1989年在巴黎与比她小15岁的摄影师保罗一起玩,只是因为喜欢保罗的单纯,而且不知道邓丽君是大明星,所以两人可以尽情地无拘无束地玩,就好像和一个邻居家小弟弟在一起玩一样。

女明星们纷纷选择嫁给亿万富翁或者嫁入豪门,邓丽君却放弃嫁入豪门,为了能够自由地和小哥哥小弟弟一起玩

邓丽君其实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天真而单纯;在充满功利和媚俗的娱乐圈在,她是绝无仅有的。真诚加上单纯,使得邓丽君具有独特的魅力。

邓丽君在事业上是一个女强人,但是在生活再却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永远那么单纯天真;这是她最大的魅力所在。


单纯天真的女孩只能够是她自己,如果变成别人就不可能单纯天真;这就使得模仿邓丽君成为一种悖论:如果你出于世俗目的而模仿邓丽君,你就不可能单纯天真;如果你还是你自己,你就不是邓丽君;如果你模仿得像邓丽君,你就不再是自己,不是自己还能够是单纯天真的邓丽君吗?

邓丽君是不可能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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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巴维克早就驳倒了马克思 2018-12-09 18:43:32

早在十九世纪,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就直接针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深刻批判。似乎,庞巴维克早就驳倒了马克思?

 遗憾的是,在中文世界,庞巴维克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里不妨对庞巴维克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他针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所作的深刻批判,做一番简单的介绍。

庞巴维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生于1851年,1914年去世。庞巴维克是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经三次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在经济学界,庞巴维克被视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奥地利学派,由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创立于19世纪70年代,延续至今。庞巴维克是门格尔的私淑弟子,把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发扬光大。希特勒上台后,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大都离开了奥地利。

 奥地利学派的开山之作,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几乎是同时出版。奥地利学派是最早批判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经济学派。俄国共产党领导人布哈林承认,奥地利学派是马克思经济理论最强大的敌人。

 这就有必要简单地谈两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了。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共产革命一度席卷了半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很庞杂,哪些部分起的作用最大呢?那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说得再具体点,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或曰剥削理论。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在思想上有两大贡献,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一是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列宁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本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和劳工是自由的契约关系,在道义上无可非议。可是马克思却指出,资本家获得利润是剥削了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把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都送上了道德法庭的被告席。《资本论》这套大部头的庄严存在使人们相信,资本家剥削劳工剩余价值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是科学的真理。

 因此,资本家的不劳而获,激起了很多人在道德上的反感;在很多人看来,资本家不劳而获总是不对的吧,一个让一些人可以不劳而获的制度总是不合理的吧。

 那么,庞巴维克是怎样批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呢?

 1896年,庞巴维克出版了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系统批判之作《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不过,他批判马克经济理论,在此前发表的有关资本与利息的著述中就已经提出来了。1884年,庞巴维克出版了《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1889年,又出版了《正确的资本论》。在这两部著作里,庞巴维克对前人有关利息问题的种种论述进行了详尽无遗的分析与批评,提出了极富独创性的利息理论--时差利息论。从学术上讲,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一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就垮了。

 下面,不妨对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略加介绍。

 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最古老、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就是,借钱要付利息。今天我借了你一笔钱,明年到期我不但要把这一笔钱如数归还,而且还要付给你一定的报酬即利息;借的时间越长,付的利息越高。可是,钱并没有生育能力,钱不会自己增值,那凭什么在还钱的时候,除了还本金还要付利息呢?今天我借你100元,如果明年还,就要还给你103元,如果后年还,就要还给你107元。这岂不是等于说,今天的100元相当于明年的103元?这岂不是等于说,今年的100元比明年的100元更值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庞巴维克的答复是:对,就是这样。今天的100元就是比明年的100元更值钱,原因就在于时间,在于时间差,因为明年和今天在时间上相差了一年。

 庞巴维克把财货分为两类:现在财货和未来财货。现在就能消费的财货叫现在财货,现在不能马上消费,要到未来才能消费的财货叫未来财货。庞巴维克说:由于人们对于同一种类、同一数量的现在财货和未来财货的主观评价不一样,两者之差就是利息。换句话,人们就是认为,现在的财货通常比同一种类、同一数量的未来财货更有价值。现在在手的100元就是比明年才能到手的100元更值钱。这种价值上的差别就是利息的来源,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时间。

 庞巴维克说:现在的财货通常比同一种类、同一数量的未来的财货更有价值。这个命题是我提出的利息理论的要点和中心。我要用来阐述利息现象的全部说法,贯穿着现在和未来的差别这一事实;并且,我们全部的理论工作,在本质上和现实上都是围绕这一事实进行的。

 庞巴维克强调:“我以为概括全部真理的要素,就是‘时间’对于我们对财货估价的影响。”因此,人们把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称为时差利息论。

 不错,一直也有人反对利息。例如伊斯兰教就是禁止收取利息的。另外,亲戚朋友间接钱,也常常是不付利息的。但是这些都和庞巴维克的理论不矛盾。伊斯兰教主张借钱不收取利息是为了让人们多行善事,助人为乐,加强穆斯林之间的兄弟情谊。亲戚朋友间借钱不付利息也是因为有情义。别人借钱给我们而不要我们付利息,那是体现了别人的善意;我们借了别人的钱而不用付利息,我们就会感到欠了别人一份情。

 如果我们把借钱要付利息的公式写成:今天的100元=明年的100元+一份利息;那么,上述借钱不付利息的公式就是:今天的100元=明年的100元+一份情义。情义当然是有价值的。因此,这不是否定了、而是证明了庞巴维克的理论:今天的100元就是比明年的100元更有价值,现在的财货就是比同一种类、同一数量的未来财货更有价值。

 问题是,如果说在穆斯林兄弟之间,在亲戚朋友之间,我们可以指望别人的善意,我们可以不用金钱的方式回报别人的情义;那么,对外人,对陌生人,我们就不能指望别人的善意了;因此,使别人愿意借钱给我们并且做到两不亏欠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付给对方一定的利息。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某些错误了。马克思的错误之一就在于他忽视了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因素。

 资本家投资企业,花钱买了原料和设备,雇佣工人劳动并付给工人工资,只有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生产周期之后,生产出了产品,还必须把产品卖了出去,且不说这中间有风险(因为生产出来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能卖什么价,都是事先无法确定的,都是有风险的),就算一切顺利,企业也必须在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生产周期之后才能赚到钱。不说别的,单单是根据借钱应该付利息的道理,既然资本家投资在先,回收在后,两者之间有时差,因此,资本家有权在收回他最初投下的资金之外,再获得一份利息。这就是所谓利润。利润是利息的一种。如果我们承认借钱付利息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我们也就要承认,资本家获取润也是正当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如前所说,由于人们认为现在财货比未来财货更有价值,利息便是来自两者之差。那么,为什么人们对现在财货的主观评价要比对未来财货的评价更高呢?

按照庞巴维克,主要有以下4个原因:

 1,人们普遍存在着偏重现在、低估未来的倾向。

 庞巴维克认为,"人类经验中最重大的一个事实是,我们不太重视未来的欢乐与痛苦"。因为和现在的欢乐与痛苦相比,我们对未来的欢乐与痛苦缺少切身之感,因此显得遥远、模糊,起码是不够强烈。

 新出了一部好电影好书,我们都以先睹为快;新出了一种高科技的电子产品,我们都争先恐后地去购买,我们甘愿为此多付代价,宁肯排长队宁肯出高价。可见我们是多么的偏重现在。

 这就是人性。人生短暂,人生无常,未来充满不确定,因此,重要的是抓住现在,是活在当下。出于这种倾向,会对现在的财货评价较高,对未来的财货评价较低。

 2,一些人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抱有正面的期待,相信明天会更好。

 尤其是年轻人。穷孩子想上大学,交不起学费,宁可去贷款;因为他相信,如果不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就得不到更好的工作,得不到更高的收入;如果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日后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足够连本带息地偿还贷款还绰绰有余。因此他需要支付一笔投资,因此现在的财货尤其重要。

 3,由于风险存在,人们需要储备金。

 由于天灾人祸,人们陷入困境,这时,他就会急于在当下得到某些必须的财货以度过难关,他相信在度过眼下的难关后,未来的情况一定会好转。这样,他尤其会把现在的财货看得比未来的财货更重。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话就表明,对于深陷困境的人来说,眼下的一滴水等于未来的一泉水,眼下的一滴水远远比未来的一滴水更宝贵。生活中也有些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抱负面的预期,担心未来的日子会比现在差。那么,他就会把现在的财货保存起来以便满足未来的需要,因此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财货的价值大于未来财货的价值。

 4,第4个原因最重要,即迂回生产。

 什么叫迂回生产?不是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生产用来生产消费品的生产手段、生产工具,就叫迂回生产。下河捞鱼,这是直接生产消费品;编织渔网,这就是迂回生产。中国有句古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思是说,要做好活,先做好做活的工具。

庞巴维克认为,资本主义生产首先通过制造生产手段、生产工具,然后再去制造我们需要的财货的迂回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虽然延长了整个的生产过程,但是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庞巴维克说:"作为获利手段或利息来源的资本的运用,大部分是以这一命题为根据的。"

 利息是不是万恶的?

 先前讲过,过去有很多人反对利息,理由就是,钱本身不能生育,钱不会自己增值。可是根据迂回生产的理论,钱可以生育,钱可以自己增值。如果你不是把钱用来自己直接消费,而是用来投资,也就是把钱变成生产手段生产工具,然后再用这些生产手段生产工具去生产,你就会事半功倍。你付出同样的劳动,却获得了比原先多得多的收益。毫无疑问,在这里,先前的投资是有功劳的。你必须把新增加的收益归功于投资,归功于资本。钱能生钱,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在毛时代,严格禁止所谓资本主义。不过就是在当时,老百姓往银行里定期存款,也是有利息的。当时,政府为了鼓励老百姓存款,提了个口号,叫“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意思是,民众往银行存款是支援国家建设,国家有了钱就可以开办更多的工厂,添置更多的机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可是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象国际歌里唱的“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怎么其中的一部分价值要分给存款的民众呢?存款的民众并没有劳动,凭什么要得利息,凭什么不劳而获呢?那不成剥削了吗?另外,按照马克思经济理论,只有劳动力才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资本不能;那么,当你说存款对国家建设有功,这岂不是承认剥削有功吗?这岂不是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资本在创造更多的价值上也是有作用的,资本也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吗?

 庞巴维克利息理论的基本概念非常简单、朴素、自然,几乎是不言自明。后世的经济学家对他的理论又进行了一些加工、补充和发挥。但要说对资本与利息问题的正确阐述,从而也就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毁灭性批判,庞巴维克应是第一人。

 食利者的弊端是社会问题,解决应该从社会角度解决。

庞巴维克阐明了利息的正当性。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利息可以使一些人不劳而获,而且还可以世代相传。这就会形成所谓食利者。所谓食利者,就是指那些依靠存款,特别是专靠持有有价证券以取得利息或股息收入为生的人。

 一谈到食利者,难免会引起不少人道德上的反感。俄国共产党党理论家布哈林就抓住了这一点。布哈林写过一本批判庞巴维克的小书,书名就叫《食利者政治经济学》。

 对于这种责难,庞巴维克早就做过说明。庞巴维克说:“利息的理论问题,必须要仔细地与社会和政治问题分清。利息的理论问题所要问的是为什么在资本上会有利息。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所要问的是资本应当不应当有利息--利息是否公平,美善,有用,有益--利息是否应当禁止,改善或废除。理论问题所研究的完全是利息发生的原因,而社会和政治问题所研究的主要是利息的效果。理论问题只是关于真理的探讨,而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注意实行与策略。”

 诚然,利息可能引出若干弊病。但天下之事,几乎没有什么是只有利而没有弊的。既然我们从庞巴维克的理论中知道了利息的自然性、自发性、正当性和正常性,我们就不应该禁止利息或废除利息,而只能对其弊害加以某种限制。货币即金钱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一个伟大发明。金钱带来的弊病还少了吗?古今中外有多少人诅咒金钱,甚至说金钱是万恶之源。但是有几个人敢于否认货币的作用,主张废除货币呢?

 不久前,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出版了一本书《21世纪的资本论》,热销一时,引起巨大争议。作者猛烈批评当今世界贫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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