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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世家家谱、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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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姥爷 西方指责中国的是“国有制”还是“官有制”? 2019-01-04 03:43:23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指责中国的国家所有制企业,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伪命题,说他们实用主义是因为他们首先战不胜它,因为国家做后盾,实力太雄厚,只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已经打败了中国的私有企业,可以说基本无一幸免,据说,中国工业28个领域,已经有23个的核心技术被外资控制;其次,资本主义社会今天同样有公有制企业,欧洲有的国家今天其比例并不比中国今天的低,他们为什么不去指责?可见公有制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与必然;第三,在理论上,从社会整体经济学上看公有制企业有它的必然性,因为社会,或者政府要承担起其民生问题的责任,掌握必要的公有制企业才是可靠的,因为这里不能,甚至不许可追求利润最大化,个别情况还必须赔本赚吆喝,他私人企业能吗?官有制和国有制的区别,一个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一个是打着人民的旗号为自己,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中国民主宪政没有解决之前,公有制企业是四不像!用现成的框框都套不上。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美国总统里根时期出现的,因为这之前,老的市场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哈耶克)被凯恩斯的政府应该调控经济的理论代替,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比如垄断,大小经济危机,产生的经济停滞,但片面性的思维方法又打击了市场经济的个人积极性,而造成新的发展缓慢,市场经济理论重新抬头,可这时又矫枉过正,这时就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它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的显学,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政府通过立法而促使社会经济里的市场部分必须按规矩良性运行,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这个领域的法制相当成熟,而法制与法治与政府的作为紧密相关,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的法制社会的突出优点,不是那个人,那些人有什么‘新 ’想法就可以随便改变,故是理性的自由,有限定的自由,谈不上是自由主义。后期的虚拟经济大发展,由于缺乏政府必要的监管与相应的法制,在2008年出现了因为‘两房’过度房贷而引起的金融危机,发展成世界经济危机,又不得不请政府出来收拾烂摊子,市场自己救不了自己。

市场经济是解决人民可选择的消费品的主力生产方式,但它必须在法制与法治的条件下自由运行,我不认为这是自由主义一词能够正确表达的事情!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过去说是按劳分配,我赞成有人改为按值分配,这样表达更为科学、严谨,这就必然产生私人资本,故它是公平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必然产物或者是必然组成部分,故在社会主义时期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年轻时的错误观点,在他们晚年自己已经抛弃了,可惜有的人却死抱它不放,其实,从中国今天的事实看,这些人是伪君子,那些新官僚资产阶级还不是典型的证明?他们要消灭的是别人的私人资本,追求的是自己的私人资本。

    谈中国的私有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条件,是从整个社会经济完完全全官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因此它至少有两大任务,一是应该由市场解决的,就要还给市场,而且是交给私人经营,政府这时当然也有非常重要的相应的任务,比如建立必要的服务于良性市场的法制与法治;另外一个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应该认真改官有为真正的国有,去掉它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甚至还有个人主义毛病。这里面一部分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十分重大的领域,国家必须有控制权,原因不用说明,另外一部分是政府尽民生责任的领域,市场承担不了,甚至都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企业人民是真正的主人,而不要别人(比如官员)来代替。客观地说,前者容易,甚至容易过头,成为化公为私,人民的劳动血汗大量流失,这已经被证明;后者就相当困难,那是要有一整套利益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我说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是四不像。至于前苏联的教训当然要认真吸取,但那不是必然规律,是他们的错误造成,比如采取‘休眠疗法’,当然,其中首先是理论认识上的错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哪有正确的实践和美好的实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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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堤江畔祭亡灵 反右暴政永铭记 2019-01-01 03: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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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姥爷 奇文共欣赏——茅于轼谈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 2018-12-31 21:34:47

凤凰台在2014年3月21日‘世纪大讲堂’请茅于轼演讲,题目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他是‘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前介绍了他很多学术机构的头衔。在网上我多次听过他的演讲,特点如故,我作为自然科学的受教育者和毕生从事自然科学的教育者,听后的评价是,其核心思想是‘市场万能’,逻辑推理是以偏盖全,论述说理要求你迷信盲从,学风是无视事实,什么问题都没说清楚,什么道理也没说准确,没有多少说服力,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恐怕也解决不了任何认识问题。以这样的水平去主导经济,后果非常可怕。详细的可到凤凰卫视台点击,但愿是我的偏见。这里仅举他演讲开始那段里的一两个观点的论述为例,不是原话,但是原意,而且文字从简。

1,关于资源配置,他说,人干什么,物(举土地)干什么,钱用在哪里,,这些资源配置问题整个一起就会很复杂,不计划好就要乱套,所以就产生了需要计划的思想;于是就由中央到地方统一配置,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你干什么,他干什么,干多少,。市场就是分散的方法,由‘个人’自由决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他的土地想种地就种地,想用作别的就用做别的,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出去打工就出去打工,想到哪里去就,完全由市场决定,追求效益。地球上有1/3的人口采取计划办法,就是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市场办法。几十年下来,计划不成功,市场办法简单,却很神奇,,效果好。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很自由,经济发展就很快,别的国家很看重,

2,  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他认为在资源配置上你政府就退出,不管了就行了。政府的作用还有什么,收税,但要‘依法收税’,过去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这必须改。还有‘环境保护市场管不了,

确实,提出经济的计划性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乱套’以后,可见这不是谁‘无病呻吟’,但前苏联前期的‘计划经济’效果并不比当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差,使它的国力迅速强大,那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却在‘乱套’,美国的小罗斯福总统采取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凯恩斯理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抬不起头,有识之士提出借鉴社会主义做法,后有1965年在美国费城发表的‘资本家宣言’为证。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也不错,。可见把市场经济的能耐吹的过分,把计划经济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并不客观。70年代里根上台,美国的经济又出现问题 ,又回头搞自由市场经济,。当然,几十年下来,坚持计划经济否定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情况不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后几乎都‘崩溃’了,而资本主义却能‘修修补补’蹒跚前进。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对这样的发展事实,就应该说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出现‘乱套’?为什么会要求计划经济出来解决问题?市场经济为什么自己不能解决而必须要政府承担?如果有水平,再进一步说明‘计划’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对此市场确实无能为力?哪些问题又不需要计划解决,仍然必须留在市场?这就表明,各有分工,不能相互替代,而且都有规矩,谁都不可能凭‘权’或者‘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计划经济如此,市场经济依然如此。如果保持客观,应该评价今天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是完全的纯粹市场经济?是不是市场与计划两手都要,有的东西他们是不是只做不说?一篇文章、一个演讲,如果没有这些,只是主观提出一些现象,就得出结论,顽固于‘门第’实在太‘那个’点。

资源配置要分‘宏观’与‘微观’,宏观配置考虑整体平衡,只能由政府承担,配置到微观程度,比如规划出来一块住房用地,并且分为商品房、自住房、公租房,它们具体怎么应用就交给市场,由市场按公平公正高效配置给具体‘个人’,这时政府就不要‘插手’,政府只监督是不是按原来的要求完成建设。如果违背这样的原则,反过来政府‘缺位’和‘错位’就要出现‘乱套’,与配置‘错误’,一旦政府按专制主义、主观主义‘一竿子插到底’,就必然造成社会主义阵营那样的‘经济崩溃’。

全社会经济第一个层次是它整体的科学平衡与协调,包括领域与领域,人群与人群,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人类与自然,今天与明天的‘通盘规划’,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核心,也是政府作用的核心;它是‘思想’与‘智慧’的产物,既是提高人民思想认识的‘教材’,同时表现出来的具体中心内容,就是有约束力的方针、政策、法规、指标等文字,不是,主要不是具体物品,它有引领一切的价值,是经济活动的灵魂,所以它是宏观经济范畴。如果它的着眼点是社会的和谐,用‘公平’二字就不如用‘和谐’二字科学全面,这在本质上就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如果它的着眼点核心是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不是为全社会服务,或者服从于资本的增值,那它就要被划到资本主义的范畴。不管哪一种,都要经过政府规划与贯彻执行,在中国,规划者还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政治协商机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构。至少政府在一定的意义上能在具体规划上起主导作用,因为能履行此职责的只能是有水平的政府,具体作为的是实际掌握政府的人,这样带战略与方向性的规划不可能由松散的企业家或者他们某个行业组织来完成。至于一任政府 ,一个官员,什么事情,什么时期是按‘社会主义’行事,还是按‘资本主义’行事,要实事求是评定,不能凭主观表白,更不能自我认定,也不能一概而论;不是不白就黑,或者全白全黑那样简单。而且,范畴确定后在办的时候,是按辩证唯物主义,还是按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思维办也不好说,就近代而言,实际社会的政府基本是‘混合型’,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当然,在一个具体的时期,会有一个主要倾向。比如中国的前30年,空想社会主义与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就是主要特征,最后导致文革的灾难后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的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主义’东西总是不同程度缺乏,市场的价值则不同程度被夸大,让它的自由度过大,因而反复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

各种各样具体‘产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活动’的市场化操作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它的中心内容是各种各样‘产品’在法制规范下的自主生产和自由交换,它相对就只能叫‘微观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其基本的着眼点是交换双方‘资本增(价)值最大化’,我认为用‘效益’二字比‘效率’更为贴切,因为‘效率’强调速度,‘效益’是综合指标;主管这个领域的当然是有关单位的‘主人’。‘资本增(价)值最大化’是市场操作的基本着眼点,为所有者服务与掌握,但如果所有者是全社会的人,也就是公有制企业,就可以在局部范围改为‘社会效益最大化’,此时的极端情况甚至可能在经济上不是赢利而要主动‘亏损’,再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予以‘补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农业也如此。

宏观与微观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和准则,并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转移,甚至也与是什么制度(公有、私有,民主与专制)无关,制度只与它对规律采取什么着眼点和抱什么态度有关;它们彼此之间既要互相尊重与配合,又要互相借鉴,不可能互相代替,也不应该互相损害。邓小平说它们是手段,不是社会性质属性,或许道理就在于此。

在理想的社会里,它们就这样结合成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机整体,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它们又是不可分割的,人为分割而且只承认一面是严重的片面性,必然要发生严重问题,如前苏联,中国前30年那样,资本主义是另外的典型。可见,要真正做到良好的结合,有关的人既要有高度的思想品德修养,又要有高度的科学技术素质修养,不是善于玩弄权术和手段,追求少数人利益的人,所以关键是两大范畴中实际掌权人的水平。非常可惜,今天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没达到理想的程度。出发点可以从两端即宏观或微观起步,但客观要求必须要走向结合,才能少出麻烦,特别是不出大麻烦,这是客观规律需要,并不以人的主观意识形态而转变。当然,一开始就是和谐的着眼点并从结合出发是最科学合理的,水平最高的,效果最好的,可惜人类还没有这样的幸事。我们用‘实践’来‘检验’各式各样国家乃至各个时期达到的水平,凡是经济发展快而且平稳,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的,贫富差距就小,问题出现就小而且少,生命力就强,反之贫富差距就大,问题多多。比较而言,可能瑞典做的比较好。造成差别的原因,当然是有关人的主观‘水平’不够,特别是社会的主流人物。差距造成了恶果,‘教训’了人民,精英包含在人民里,激发了人民的斗争,从而促进宏观或微观经济的改进。自我标榜‘先进’的不算数,恰恰是,越标榜反而越差,今天的美国又印证了这样的规律,所以执政者和精英还是抱谦虚谨慎、诚惶诚恐的态度为好,不要自以为是、自我标榜。

附带说一句,茅先生谈到粮食市场化时说,不要计划多少土地、多少人种,到市场上去买就可以了,哪里价低就到哪里买,美国粮食多,价格便宜就,我知道你是公开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人。我不想说这是废话、疯话,我也不必说中国的庞大钢铁业,被澳洲铁矿石逼得毫无利润的悲惨境地,愿意出高价买其股份都不可能的事实,我只提醒茅先生注意中央报告说,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那段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如果没听到,去查了再说。如果你依然是‘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仍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真‘没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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